“我要给你找个合法丈夫，你这个下流的祸水！你再顶嘴，我就宰了你，不要引诱我。”
“原来瓦夏也是你合法的丈夫？”
“喂，喂，别动武。你要我怎么样？”
“你这个贱货，你这个邋遢的小娼妇，”佳古诺娃尖声叫骂，“我不论走到哪里，都看到你扭来扭去，乱抛媚眼。我那个老蠢货还不够吗？你还向抱在怀里的婴儿挤眉弄眼，去引诱未成年的童子鸡？”
“我要看你死，你这个淫荡的跳蚤，你这个骚猫，你这个无耻的母狗！”
她们两人似乎都很激动，并且好像精力已经不济。从她们忽而尖声高叫，忽而低声细语的情况判断，不是她们的腿拒绝带动她们，就是她们不住被东西绊倒而跌在雪堆中。似乎是佳古诺娃在追赶奥格雷兹科娃，或许当她抓住她时，还用拳痛击。她挑脏字眼痛骂她的情敌，而她那文雅、富于旋律的嗓子，使这些侮辱听来远比男子的粗声咒骂更猥亵。
“我就是这等货色，是吗？和你这样的淑女一比，我自然是一只猫，是一头母狗啊。在阴沟里出生，在阳沟中结婚，你肚子里的老鼠，小畜生眼中的刺猬！……救命啊！救命啊！她要杀我！救救一个可怜的孤儿吧，救救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吧！”
在途中他们听到两个妇女在愤怒争吵的声音。他们立刻辨别出那是奥格雷兹科娃和佳古诺娃，她们也像医生和他太太一样，由车头往车尾走，不过，她们靠近车站这一边，日瓦戈夫妇靠近树林那边。不见端头的列车把这两对人遮隔开了。那两个女人似乎很难和日瓦戈夫妇并行，不是领先就是落后。
“快走，”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催促她的丈夫，“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太令人厌恶了。她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据说火车即将开行，尽管时间已晚，黑夜逼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再度走出去欣赏清扫过的路线。路轨上别无他人。日瓦戈和他的太太伫立片刻，凝望远方，交换了几句话，然后走回他们的车厢。
突然，一切都变了——气候和景色。平原已尽，轨道绕小山盘旋而上，穿过山区。多少天来一直在刮的北风停了，一股好像来自锅炉的暖气自南方袭来。
极目远望，沿线分段站着一组组持铲的人。这是大家首次见到他们自己的全部阵容，不免讶异于人数的众多。
这里的树林长在由山坡伸出的悬崖上，当轨道穿过树林时，列车就得爬上一个陡坡，直到树林中央，然后冲下去。
当最后几堆路轨之间的雪堆铲平时，整条路线出现在眼前，像一支箭似的飞向远方。路线两旁铲除的雪堆成的白山迤逶，两翼黑森森的树林宛似两道黑色的墙。
火车一路哐啷哐啷，气喘喘地坚持挺进树林，寸步维艰，如同一个上了年纪的森林守卫领着一队旅人穿过森林，乘客们不时两边张望，看看能见到什么。
尼丁斯克区医务助理员
但是，还是什么都见不到。树林冬眠正酣，平静如旧。只是偶尔有一些树枝瑟瑟作声，抖落身上的残雪，像是要奋力摆脱某种令人窒息的东西。
伤病乘客请暂勿要求救治或包扎。基于明显的理由，今将此门封闭，特此通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味贪睡。这些天他一直躺在他的高铺上，睡睡，醒醒，想想，听听。
在建筑的后部，在通向候车室废墟、已钉死的门上，二月革命初期或以前不久贴上的通告依然健在，通告上写着：
不过，还是什么都听不到。
那块地方的墙已塌进房间去了，不过面对窗户的那个贴有咖啡色墙纸的角落，还是完好如初，带通风孔的瓦炉子上面盖着有链铜盖，办公室的家具登记簿挂在墙上，四围焦黑。每当日落以前，夕阳总扫过瓦炉子，晒得墙纸发热，桦树的影子落在墙上，就像女人的披肩。
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大睡时，春天正带来温暖并融化着整个俄罗斯的积雪，从他们在莫斯科动身那天起，沿铁路线向东——他们在尼丁斯克路轨上费三天工夫去清除的雪，以及所有遍布于开阔地区的深厚积雪，都在消融了。
他们就像太阳一样，每晚必定回到车站，夕阳此时正在电报员窗口外一株老桦树后面逐渐沉落不去，仍然对过去无比忠贞。
起初是静悄悄而神秘地从内部融起。不过，当这巨大的工程做完一半时，便再也隐藏不住，于是奇迹就出现在眼前了。水从雪底涌出，轰轰有声。不可进入的森林深处骚动了，林中的一切都苏醒了。
他们开始喜爱遭过战火的车站了，就像一个人在攀登被雪封了的高山途中，恋恋于临时的藏身处所一样。车站的形象、大小和损失上的细节，都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记忆中。
有好多空间供水游玩。它蜿蜒流下岩石，注满每一个沉沼，然后向四边溢出。它在森林中低吼，喷烟，吐气。它从树林穿出，浸沉在企图阻挡它前进的雪中。它在平地上淙淙流过，或奔泻而下，溅起美丽的水花。大地湿润了。生在万仞高处的千年古松，几乎从云中餐雨饮露，它们的根部有许多泡沫，并且已干成淡褐色小点，就像胡须上沾了许多啤酒泡。因春意而醉、为春天的芬芳而眼花缭乱的天空布满云霭，挂在山边像毛毯似的低云，掠过树林，雨点从云中跃出，泥土气中的温暖杂着芬芳，从大地上洗去残余的黑色冰块。
不过，这露天下的三日也有让他顺眼开心的事。这自然有其原因！晚间，参与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一块新鲜的热面包，不知是哪里来的，也不知是谁下令派发的。这种面包有香喷喷的脆皮，顶上发光，四边开裂，底上有些烤焦的炭层。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来了，伸个懒腰，用肘撑起半边身子，看一下，然后开始静听。
那屋子惹起他的好奇心，不过，他照旧保持惆怅的缄默。这些日子遭遇的问题毫无秩序，并且没有人去回答。雪上的太阳反光异常，刺得两眼几乎张不开。他的铲子插入积雪光滑的表面，多干净利落、多干爽、多光泽的雪啊，就像钻石一样！这使他想起童年的往事，那时在家中的院子里，他头戴镶边风帽，身穿用钩子扣紧的黑羊皮衣，蓄着蜷曲的遮住双眼的头发，他把耀眼的白雪切成方块、金字塔、乳酪酥饼、城堡以及穴居者的城市。在那些远去的日子中，生活多有趣啊！每一件事都顺眼，都开心！
当列车接近矿区时，村落愈来愈多，车站也多了，走不多远就要停，小车站上上下下的乘客也多了。那些短程的乘客并不找地方睡觉，只是随便找个空位——在门旁或车厢中央，然后，便坐下低声议论只有他们才明白的当地事情。
日瓦戈很想知道，山顶的屋子有人住吗？还是空在那里，正在倒塌成废墟，已由土地委员会接管？曾经住在里面的人现在怎样了？他们逃到外国去了吗？还是被农民杀死了？或者他们的人缘好，被许可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在这区域住下来？如果他们留下来了，是斯特列利尼科夫放逐了他们，还是遭到和富农同样的命运呢？
根据过去三天这些短途乘客所留下的只言片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推断，在北方，白军正渐占上风，并且已经夺取或就快占领尤里亚金了。再则，除非他听错姓名，或者有一个人和他的老朋友同名，白军是由和他在梅留泽耶沃分手的加利乌林指挥的。
积雪使一切轮廓看上去光滑圆溜。一条弯曲的河床尚未完全隐没，如果是在春季，必是流水湍急，直奔路基下的桥梁，可是现在却被儿童床上婴儿的鸭绒被似的雪堆壅塞了。
为了不想使家人忧愁，他没对他们提及这些还没证实的谣言。
在一个小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屋，四面受风。夏季时，它的花园中一定是绚烂的，不过此时在冰雪鞭笞下，它的四周什么都没剩下。
子夜过后不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着模糊的快乐的感觉醒来，那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他终于被唤醒。列车正停在站上。车站沐浴在明亮夜色的微暗中。在这种发光的黑暗中，有些不可思议而强有力的东西使人联想起田野的广阔。车站显然坐落在一个高处。
日瓦戈的这一段路轨景色很好。田野向东倾斜，沉入山谷，然后是一片缓缓升起的丘陵地。
沿月台走过车厢的行人轻声细语，默然踩过犹如幽灵。日瓦戈感动了，以为这是像战前一样在照顾睡眠中的旅客。
大家整日在露天下工作，只有在睡觉时才回车上。天色清明而苦寒，隔不久就换一班，因为铲子不够。这倒是真正的快乐。
日瓦戈弄错了。这里也有高声叫嚷和皮靴踩月台的喧扰，如同别的车站一样。但是，附近有个瀑布。它以清新和自由的气息扩大了明亮夜色的范围和强度；在他睡眠中给他注满快乐的就是那股气息。瀑布不间断的喧闹压倒了其他的一切声音，使人有一种宁静的错觉。
清道工作同时分段分组进行。雪垣将各组的人隔开，自始至终互不接触。
尽管他在它怀抱中并因它宁静，但他并不察觉它的存在，日瓦戈很快又睡着了。
工作的人群分好几组，强迫劳工和平民分开。每组都有武装士兵监视。
两个男人在他的高铺下聊天。
这个地方有种内在的、难以言传的气氛。这使人想到普希金所写的起义的故事，以及阿沙可夫所描写的一些地方。废墟增强了神秘的气氛。余下的村民小心翼翼，怕见问长问短的人，远避乘客，甚至在他们彼此间也保持着沉默。
“喂，他们那些家伙被扭住尾巴了没有？他们现在不出声了吧？”
清道工作费了三天时间，日瓦戈一家，甚至连纽莎在内，都参加了工作。这是旅途中最美好的三天。
“你是说那开店子的？”
“当然能办到。他们说，只要兵多你就能攻下城池，而这里只是一小段路轨，不用发愁。”
“不错，是说那些谷物商人。”
“天啊！好大的工程，你以为我们能办到？”
“把吃的东西拿出来！几个带头的一整，其余的全闭嘴了。本区被强制罚款。”
“这就太多了。我们一弄齐铲子就动手。我们已有的不够，必须去附近村子上多借一点。我们安排得了。”
“罚多少？”
“我们不能用水兵和红军。不过，车上有一大队强迫劳工——再加上其他乘客，合计约七百人。”
“四万。”
“我也这么想。”
“你扯谎！”
“见鬼，真头痛！我来动员全体乘客帮忙。”
“我为什么要扯谎？”
“并不太坏。有深有浅。最坏的是在中段——大约三俄里长，车到那里一定出事。再往前去，森林把雪给挡住了。同时这一边是开阔地，风把雪吹走了不少。”
“四万——连买小鸡吃的都不够！”
“雪有多深？”
“当然不是四万卢布，是四万蒲式耳。”
“好歹我们总能把轨道清出来。”
“罚得好！”
“糟糕。那怎么办？”
“四万蒲式耳最好的面粉。”
“我绝不是开玩笑。这里已落了足足一星期的大雪——沿线都是雪堆，没有人清扫。村子里有一半的人都逃走了。我可以将其余的人动员起来，但是，这是不够的。”
“说来说去，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这儿全是沃土。正在玉米地带的腹地。从这里起，沿着雷尼瓦河一直到尤里亚金，村落连村落，批发粮商到处都是。”
“你在开玩笑！我送人去前线接防。这个是紧急任务。”
“别嚷，你会吵醒别人的。”
“再则，这是个老故事。并且我所得到的消息也不很好。你们得在这里停几天。”
“好，好。”他哼了哼。
“真要不得。我们完全同情，可是我们仍然管不着。”
“去睡觉好吧？好像列车在移动。”
“当然。”
不过这列车仍停在站上。但是，另一列车的哐啷声从后面传来，轰然如雷，当它逼近时连瀑布声都被盖下去了，一列旧式的快车以全速在另一条平行的轨道上疾驶而过，怒吼，汽笛长鸣，车尾的灯闪闪烁烁，终于消失在前面的远方。
“从装甲车上发炮？”
谈话恢复了。
“自然啊。”
“唉，我们倒霉。又得在这多待一会儿了。”
“是的，我明白，我十分明白。于是他们被炮轰了。”
“是的，不过车马上就会开。”
“包括好几桩死罪：第一项，解散他们的贫雇农委员会；第二项，拒绝供应红军马匹（别忘了，他们都是鞑靼，马上英雄）；第三项，抗拒动员令。嗯，这下你明白了吧？”
“刚才过的是一列装甲快车，一定是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专车。”
“他们犯了什么罪？”
“一定是他。”
“我们什么都没干，是我们的邻人惹的事，我们跟着被搞得好惨。你看见那边的村子吗？下开尔密斯村在乌斯特涅姆金斯克县境内——这都是因为他们干的好事。”
“他对付反革命分子就像是一头野兽。”
“为什么？你们干了什么吗？”
“他在追加列耶夫。”
“我正是说他。”
“谁是加列耶夫？”
“难道你是说招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海特曼·加列耶夫。他们说，他与一支捷克人部队在尤里亚金外围。他已夺得港湾，这个祸害，一直不肯放手。海特曼·加列耶夫。”
“还是不懂好。”
“从没听说过他。”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或者这可能是加列耶夫亲王，我记不大清名字。”
“日安，欢迎光临。一点不错，我们遭了一场大火，不过，还有比大火更糟的事。”
“哪有这样一个亲王。必是阿里·库尔班。你把他们弄混了。”
不过，这个地方事实上并不像外表那样死寂，依然还有少数几个居民。站长从废墟中钻出来，列车长跳下车，对他安慰一番。“整个的地方都烧光啦？”
“也许是库尔班。”
车站过去不远处有一个大雪覆盖的无人村庄，那也是经火烧过的。末尾的房屋烧焦了，邻近的那间塌了一个角。残破的雪橇、栅栏、红褐色的铜铁碎片以及打烂的家具散落满街。炭层染污了白雪，结冰的污水坑面上突出半焦的木柴，底下是一块块黑土——种种遗迹都证明这里受过战火并曾经人努力扑灭。
“这还比较像一点。”
第二天，满布大风卷起的雪粉的列车，因为怕出轨而以蜗牛的速度开到一个杳无人迹的被烧光了的废墟旁停下来。这是下开尔密斯站所剩下的唯一遗迹，正面建筑上烧焦的站名，依然隐约可见。
天亮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二次醒来，他做了个愉快的梦。无上的喜悦和自由的感觉依然在他心头。列车停着不动，或许还在原站，也可能是在另一个车站上。他再次听到瀑布声，或许是同一个瀑布，或许是另一个瀑布，不过是原来那个的可能性大些。
群众逐渐散去了，巨人走向仍然激动的司机说：“司机同志，气也闹够了。走出雪中吧，我们继续前行。”
他几乎立刻又睡着了，当他打了一阵盹醒来时，他蒙胧听到奔跑和一些骚乱的声音。科斯托耶德在和押运队长吵嘴，彼此大喊大叫。空气甚至比以前更令人愉快。这里有些新的气息，早先没有——它是神秘的、春意盎然的、稀薄而不可捉摸的，就像五月的阵雪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当融化中的潮湿雪片落在地面时，它看上去是黑多于白的。此外，空气中还像是有一种黑中透白的、气息香甜的东西的味道。“是稠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梦中作了判断。
“对不起，大家这么吵吵嚷嚷的干吗？公民们，当心你们在这冷天着凉。风很大。为什么不回车厢坐下暖暖？”
第二天早晨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尤拉，你真是不平常，你是一堆矛盾的集合。有时，一只苍蝇就吵醒你，非到天亮你不能够再入睡，而这次你竟然能在这一切的吵嚷中沉睡，我简直唤不醒你。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逃掉了，想想看！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也跟着溜了！你能想象到这样的事！等等，这还没完。沃罗纽克也跑了。这是真的，我告诉你，他开小差了。听着，他们是如何安排的，是一齐还是分开的，是怎么个次序跑的——这全是谜。沃罗纽克，当然，我明白——他一旦发现那些人跑了，他就得设法保住他的生命。可是其余的人呢？他们真是全部自愿溜走，或者有人弄掉他们呢？比如说，假若我们以为两个女人可疑，是佳古诺娃杀了奥格雷兹科娃呢，还是发生了什么类似的事？没有人知道。押运队长在车上跑来跑去，像个疯子。‘你不许开车，我依法命令你，在我没抓回囚犯以前你不得开车。’而带兵的司令官嚷着顶回来：‘我带接防的士兵去前线，我才不等你那些下贱的奴工。什么鬼主意！’然后两人都跑去科斯托耶德那里。‘你这个工会组织主义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怎么能坐视一个头脑简单的大兵，一个无知儿童似的老粗，如此放肆！噢，你这个平民党员！阿穆尔斯基不客气地回敬过去。‘那倒有趣，’他说。‘囚犯还得照顾他的守卫，是吗？哈，真有这么一天，岂不是要牝鸡司晨。’我拼命摇你。‘尤拉，’我叫你，‘快起来，有人溜走啦！’不过你都没动一下。即使枪弹穿进你的耳朵，你大概也听不见……不过，详情以后再说……看！爸爸，尤拉，看，景色多壮丽！”
从雪中爬出的第一个水兵是个红发巨人，头颅特大，以致他的脸看上去像是扁的。他转身面向乘客，然后用低沉、平静、不慌不忙的语调，夹杂着像沃罗纽克似的乌克兰口音讲起了话，他的镇静完全与当时的景象不相称。
透过窗户上的空隙，极目所视，他们能见到春水泛滥的乡村。有些地方，河流溢出了堤岸，河水上涨高过路轨。从高铺上有限的视野望出去，列车看似在水面滑过。
乘客中响起一片混乱的声音。“老家伙，别咋呼……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人会让他们……他们可真没这个意思……”另一群人给他打气：“加夫利卡，对的，你挺住！别让他们吓倒你！”
四野是一片平滑，只偶尔有些地方给一条条冷酷的蓝光所破坏，灼热的朝阳正在为大地抹上一道道透明的金光，光滑油润，好像厨子用一根羽毛在热馅饼皮上抹溶化的牛油。
“同志们，谢谢你们，你们这些神气的暴风雨中的海燕，”司机大声叫道，“多有趣的景象，水兵持枪追赶一名工人同志，只因为我说必须停车。乘客同志们，你们是我的证人，你们能看出这是个什么鬼地方。任何人都可能晃过来卸去路轨上的螺丝钉。你们以为我担忧自己的生命，你们这批上帝放不过的流氓！见你们的鬼，我这样做是为你们，不让你们出事，而这就是我辛辛苦苦所得到的报应！来吧，来吧，你们为什么不开枪？我在这里。乘客同志们，你们是我的证人。我并不是逃跑。”
一朵朵白色的云影，沉在这无边无岸的大水中，田野、山谷以及灌木一齐被淹没在水中。
在缓冲器过去，看得到路轨的地方，他们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景象。司机站在雪中，雪深及腰。追他的人呈半圆形包围着他，就像猎人围捕他们的猎物，像司机一样，他们都埋在雪中，没及腰部。
在这一片汪洋中还有一条狭长的陆地，长着一列双行树木，孤悬于天地之间。
有几个乘客，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奇怪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便跑过去看。
“看，一群野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叫道。
第一个影子，大概是司机，跑到机车尽头，跳过缓冲器，然后消失了，好像被大地吞咽了一样。追赶他的水兵完全照样行动：他们也只在空中一现，马上倏然消失了。
“哪里？”
夜色漆黑。火车没有明显的理由要停在两个车站之间的田野中，两旁是一排排的枞树。早已走出来站在雪地上的乘客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没有出什么事，但是司机不肯前进，说这一段路危险，必须先用手车勘查一番。乘客代表走去和他交涉，必要时给他点钱。据说水兵也参与其事，因而无疑会行得通。火车头上的雪间歇地给烟囱或机炉中冒出的火光照亮，闪闪如磷火。借着这点微光，能看见有几条黑影正向机车跑去。
“靠近那个岛，再往右一点。糟糕，它们飞走了。我们惊吓了它们。”
有一次车在半夜停下来，不过没有人登车也没有人被打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想知道，是否出了什么事，便走出去看看。
“不错，我现在看见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必须同你谈谈。改天吧……至于我们的强迫劳工和那两个女人，祝他们好运。我十分确信，没有任何谋杀的事。他们只是像水一样地挣脱了束缚而已。”
火车常常在半途停下来，让保安巡逻队上来检查乘客的文件和行李。
明亮的北方夜晚正在消失。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山峰，灌木峡谷——不过看起来似乎有些不真实，好像是人造的。
当他们离开中俄罗斯继续东行时，古怪的事开始发生了。列车正穿过武装匪徒横行的不安全地区，行经叛变最近刚被平息的村庄。
树林正抽出新叶，其中有几棵盛开的稠李。这座林子长在一堵突出的悬崖之下，但在另一堵绝壁的狭长的岩架之上。
佩拉吉娅·佳古诺娃坐着，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抚摩着瓦夏的红头发。她不时俯身看他，对他微笑，仿佛是在告诉他：“别犯傻，这个话不能在众人面前对沃罗纽克说。不要烦恼，忍耐点，没事。”
瀑布虽然不远，但只能从灌木林的边缘看到。由于走近去看它，去体验壮观的欢愉和恐怖，瓦夏疲倦了。
“干什么？叔叔、叔叔，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姑姑。你要我怎么样？我疯啦？如果我让你走我的末日就到啦，阿门，他们不摔死我才怪呢。”
这个瀑布在附近无与伦比，其他的瀑布没有一个能和它相提并论。它的独特赋予它一种令人敬畏的品质，它像是一只活生生的有知觉的动物，一条在乡间征集供奉并猎取小动物为食的龙或有翼的蛇。
“我就是说——布斯基——布斯基村。当然我知道它，在那儿你离开大路向右拐，再向右拐。然后就到我们的村子韦列坚尼基了。你的路必须向左，离开那条河，是不是，你知道佩尔加河吗？哈，当然！那是我们的河。你沿着河边向上走，走啊走啊，走上飞悬在同一条佩尔加河右边的绝壁，就是我们的村子，韦列坚尼基！那是个平地拔起的悬崖，可险峻啦！站在崖边往下看令人发晕，天理良心，绝不吹牛。岩底下有个采石场。我妈和两个小妹妹就住在韦列坚尼基村上，阿廖卡和阿里什卡……佩拉吉娅姑姑，我妈有点像你，她年轻，漂亮。沃罗纽克叔叔！求你，沃罗纽克叔叔，为了基督的爱，看在上帝的面上……沃罗纽克叔叔！”
瀑布在半腰被一块尖石截断，并分成两股。顶端几乎是静止的，可是，比较低的两股却微微分向左右摆动，宛若流水不停地滑倒又自行扶正，动摇着，不过总能恢复镇定。
“你在苏霍伊渡口下车？”他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的车站！当然！然后你去布斯基村，对不对？”“一点不错，你走布斯基这条路。”
瓦夏躺在铺于灌木林边缘的羊皮上。天色稍亮时，一只巨大羽翼的鸟从山上飞下来，在树林上空盘旋一匝，然后落在靠近他身边的一株松树上。他仰起头来快活地看着它深蓝的喉颈和灰蓝的胸脯，并低声用乌拉尔的名字呼唤它——“野鸽子”。然后，他站起身，捡起他的羊皮，披在肩上，走过一块空地去找他的伙伴说话。
普里图利耶夫、佳古诺娃、瓦夏和沃罗纽克聚在一起聊天。由于列车正逐渐接近他的故乡，普里图利耶夫便回忆起通往他村庄的交通，火车站，骑马或步行的道路。当他提及瓦夏熟悉的村名时，瓦夏就跟着重复地念着，两眼闪闪发光，如同那是有趣的童话故事。
“佩拉吉娅姑姑，起来。天哪，你怎么那么冷！我能听见你在磨牙。噢，你在瞪什么眼，你干吗这么害怕？我告诉你，我们非走不可，我们必须赶到一个村子里。他们会藏起我们，他们不会害自己人。如果我们这样走下去，我们会饿死。我们已两天没东西吃了。沃罗纽克叔叔在我们走后必定大叫大嚷，他们必定全体动员来找我们。我们必须跑。我真不知如何对你才好，姑姑，你已整整两天不说一句话了。你忧愁过度了，说真的，你忧虑太多。你干吗这么不快乐？你并不是有意把奥格雷兹科娃推落车厢的，你只是在旁边推了她一下，我亲眼看见的。她立刻从草地上坐起来——我亲眼看见的——然后她站起身，跑开了。她和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很快就会赶上我们的，不久我们就又在一起了。最要紧的是别发愁，然后你会再找到你的舌头。”
他做了个绝望的姿势，移开身子，将辩论的事让给他岳父，然后把头倚在高铺的边沿上，俯视下面所发生的事。
佳古诺娃站起身，抓住瓦夏的手，然后柔声地说：“好啦，我们走吧，小羊。”
“对的，一点不假，我不想了解。为什么我该了解世上的一切可恶的事并为它们忧心成病呢？历史并未和我商量过。我不得不容忍目前发生的事，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该糊涂些呢？你告诉我，我的观念不符现实。不过，今日的俄罗斯还有现实吗！就我所看到的，太恐怖了，不能入目。我需要相信农民生活好些，并且正欣欣向荣。如果这是幻觉，我怎么办呢？我靠什么活下去？我相信谁？我得活下去，我有个家。”
列车在爬陡坡，车身咯咯作响。在河岸下边有一丛灌木，树顶还不能与轨道平齐。再往下去仍是田野。大水刚刚退去，草上散满泥沙和碎木片。那些木板一定是从高山上冲下来的，它们所以堆在那儿，本来是预备让它们沿河流下的。
“当革命唤醒他们时，他们以为多年的梦想将变为现实了——他们梦想住在自己的土地上，靠自己的手工作，完全独立，不对任何人有义务。事实上，他们发现只是换了压迫者，新的代替了旧的，革命政府的枷锁远比旧政府厉害。你想知道为什么乡村扰攘不安吗？你还能说他们富有！不，我亲爱的朋友，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并且就我所知，你并不想了解他们。”
在路基下的幼林依然几乎是光秃秃的，如同冬季一般。只有在那些遍布全身，宛若烛泪似的新芽上，才见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些使它们多余的、不安的或肮脏或燃烧的东西，而这种不安、多余和肮脏正是生命的符号，它们早已使绝大多数的树木燃起绿色的火焰。
“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好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你从何处得来这些观念？去铁路两旁一百俄里外任何一个地方走走吧，你会发现，到处是农民起义。你要问，反对谁？那么，我告诉你，他们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谁当权反对谁。你也许会说，啊哈，那是因为农民是一切权威的敌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什么。请原谅我不能同意。农民十分清楚他们要什么，比你或我都知道得清楚，不过，他们所要的东西和我们大不相同。
偶尔有几株桦木挺立在中间，枝叶四射，正如身被箭刺的殉道者，你只要一看见它就能嗅到它分泌的那种用来做漆的闪光的树脂的气味。
“啊，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看看这些车站吧。树木未见砍伐，栅栏一点没动。还有这些市场！这些妇女！想想多美妙！有些地方生活依旧如常，有些人依然快乐，不是每个人都倒霉。这说明了一切。”
不久轨道就爬上了原来可能是存放木材的地方。在一个轨道拐弯的地方，可以见到有一片树林被砍掉了，满地是碎片和屑层，空地中央还有一堆木材。引擎刹住了，列车一阵抖动，然后停在一个上下坡度不大的小山顶上。
晚上日瓦戈一家请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吃晚餐，他坐在他们那个角落上吃一只兔子腿，啧啧有声。他非常怕从窗户隙缝钻进来的寒风和冷气，多次更动位置，想找个隐蔽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一个他不再感觉有冷风的地方。“这样好些。”他说。最后他啃完骨头，吮干净手指，又用手帕擦擦，谢过主人们，然后说道：“你们这窗缝漏风，得找水泥堵上。不过，话说回来，医生你错了。烤野兔固然是了不得的好东西，但是就此断言农民富有，也未免鲁莽些。我说话不太客气，希望你能原谅。”
跟着有几声短短的汽笛声从机车那传来，不过，乘客并不需要听到这些信号后，才知道司机已把车停下来取燃料了。
当这个诡计被发现时，毫不觉察别人阴谋的瓦夏失声大哭。他跪在沃罗纽克脚下，求他释放他，不过没有用。卫兵之所以无动于衷，并不是因为他无情，而是战乱时期的军纪非常严厉。卫兵以他的生命负起他的囚徒数目的责任，这个数目点名时会查对。这就是瓦夏进入劳工队的经过。至于革命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他很感激沙皇政府以及现政府监守对他的尊敬，并且他和他们总是处得很好，再三为瓦夏的事向押运队长说情。队长承认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过，在他们未到目的地前，检查这个案件有许多手续上的困难，他答应到时他尽力设法。瓦夏是个身材适中的美少年，看上去像皇室的少年侍从和图画中的上帝使者。他异常纯洁无瑕。他最喜欢的事是坐于长者脚下的地板上，仰头看着他们，两手抱住膝头，听他们发议论说故事。你只要看看他时而强忍着不哭时而因大笑喘不过气来的表情，你就差不多能猜出谈话的内容了。
货车的门拉开了，一群有一个寻常小镇人口那么多的人涌了出来。只有水兵仍留在前几节车厢中，他们是免除一切杂役的。
许多人被抓的消息传开了，家属都跑来车站送行。这其中有瓦夏和他的婶婶。他的叔叔求卫兵（现在在第十四节车厢上的沃罗纽克）让他出去一会儿，看看他妻子。卫兵拒绝了，理由是没有人保证他会回来。他婶婶和叔叔提出让瓦夏做人质。沃罗纽克同意了。瓦夏上了车，他叔叔被放出去。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叔叔和婶婶。
空地上没有足够的小柴火填满燃料车，有些大木块必须劈成适当的尺寸。机车间有的是锯子，随即分发给志愿效劳的人，两人一把，日瓦戈和他的岳父也参与工作。
叔叔在阿普拉克欣广场有一个小铺子。去年冬天某日，地方苏维埃传他去问些问题。他摸错了门，走进了劳工征调局的办公室。房子里全是抓来的劳工，一会儿士兵来了，把他们包围住，送去谢苗诺夫军营过夜，第二天一早便把他们押上开往沃罗格达的火车。
咧嘴而笑的水兵将头伸出门外。他们是一个古怪的混合群，其中有只接受过短期紧急训练的中年工人，也有刚跨出海军学校的青年，这些新兵看上去好像是摸错了门，跑到一群稳重的家长当中，他们和年长的水兵开玩笑，并愚弄乘客和劳工，使他们不能思考问题。下车劳作的人们意识到，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瓦夏的故事又不同。他爸爸在战争中被杀，他母亲就送他去彼得格勒跟他叔叔做学徒。
跟在工作队伍后面的是水兵们的嘲弄和纵声大笑。
这个丑男子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女人呢？这很难明白，不过她们可真黏着他。在更前面的一节车厢上，他还有个女朋友奥格雷兹科娃，一个白睫毛的瘦姑娘，她也是为他来的，佳古诺娃叫她“傲慢的暴发户”、“喷嘴”以及其他许多侮辱性的名字。这两个情敌已是剑拔弩张，并且尽力避免碰头。奥格雷兹科娃从不来这一节车里。她如何能会见她的情郎呢，这是个谜。也许，她只要趁全体乘客帮忙给机车加燃料的那一刻，在远处看看他就满足了。
“嗨！爷爷！我不是偷懒，我太年轻，还没到工作的年龄，我的妈妈不许我工作。”“嗨，玛芙拉，别把你的裙子锯掉，那样你会伤风的！”“嗨，年轻的姑娘，不要走去树林中，来做我的老婆吧！”
她是个丰满的女人，气派堂堂，有一双美丽的手，一条浓密的辫子搭在肩上，她不时深深地叹气，把辫子甩来甩去。她现在在车上，是自愿陪伴普里图利耶夫的。
空地中有几个支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向其中的一个，开始锯起来。这是春天的季节，从雪中浮现出来的地面，看上去非常像六个月前白雪没有盖上的样子。树林中有一股潮湿味，地下积满一堆堆陈年的树叶，就像多年没有打扫过的，遍地是碎信件、传单和收据的房间。
在彼得格勒，普里图利耶夫和一个名叫佩拉吉娅·尼洛芙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他被捕时，是刚刚和她说过再见，准备朝另一方向走去赴约。当他回头眺望李太尼街时，依然能见到她的背影消失在人丛中。
“别拉得这么快，这会把你弄得很累，”日瓦戈说，一面放慢动作，力量用得更均匀些，“歇会儿怎么样？”
去年秋季的某一天，他在涅瓦大街路上走动、进入铸工街转角处的民兵搜捕圈时，被喝令呈验身份文件，被发现他持有的配给证是第四级，那是发给非工人身份居民的，拿那张证从来买不到东西。于是他就被捕了，并且和许多以同样原因被捕的人一起被押进军营。像早先一批人一样，他们这批也被送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挖战壕，可是在半途改变了行程，经莫斯科送往东方。普里图利耶夫的妻子在路加，那是他战前工作的地方。她辗转听到他的不幸，急忙赶去沃罗格达（去阿齐安哥的换车站）找他，想救他出来。不过他们这批人并没有去那儿，她白跑了，并且失去了他的行踪。
树林送出其他锯子拉动的咕吱咕吱的回声。远处，一只夜莺小试啼声，另有一只山鸟隔一阵儿叫一声，好像在吹去笛子中的灰尘。甚至机车锅炉的蒸汽冒上天时也嗤嗤作声，宛如婴儿室中酒精炉上煮沸的牛奶在响。
普里图利耶夫来自马尔梅日。他剪个平头，一脸麻子，矮矮胖胖。一件腋下发黑、汗迹斑斑的灰色运动衫，紧紧绷在身上，就像肉感女人的上装。他可以一坐好几个小时，像一座雕塑似的不言不语，默默沉思，一面紧搔他生着斑点的手上的肉瘤，直到起泡化脓。
“你想对我说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你还记得吗？列车驶过那个孤岛，野鸭飞走时，你说过你要和我谈谈。”
这批征召的人本来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后来彼此慢慢认识了，原来出纳和学徒瓦夏是同乡，都是维亚特省人，并且列车将经过他们的故乡。
“嗯，是的……嗯，我不知道如何长话短说。我在想我们愈走愈远了。这整个区域在动乱。我们不知道，我们到达那儿时会找到些什么。或许我们应该把话说开，以备万一……我不是说我们的信念——要在春天的树林中用五分钟来说明它们是荒谬的。另外，我们彼此相知甚深。你，我和冬妮亚以及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段日子中一直给自己制造个世界；我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我们在这一点上的觉醒程度。但是，那不是我要谈的。我的意思是，或许我们必须事先达成协议，在某些环境中各人将如何自处，如此我们到时不会因为别人而脸红，或使彼此感觉羞愧。”
在第十四节车厢中有几个被强征的劳工。二等兵沃罗纽克负责看守他们。其中有三个另外站在一起。这三个人是：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前彼得格勒一家公营酒店的出纳——在车上他们仍称他为出纳；十六岁的男孩瓦夏·布雷金，一个铁器商的学徒；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一个灰发的革命合作主义者，他曾进过旧政权所有的强迫劳工营，如今又出现于新政权的强迫劳工行列中。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喜欢你的表达方式。现在这是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还记得，在一个大风雪的晚上，你曾带给我一份刊有第一道政府命令的报纸吗？你还记得，它们是不妥协到如何不可相信的地步吗？使我们远走高飞的是那个单纯的想法。不过，这类东西只在孕育它们的思想家脑中保持原始的纯洁，然后，只有在初次公布的那一天。到第二天，政治的诡辩就把它翻过来了。我能对你说什么呢？我对他们的哲学是门外汉，他们的政权对我们敌视，并没有人问我是否同意这一切变动。不过，我是受信任的，而我自己的行动，纵然也许不是出于自由选择，却使我有一定的义务。
“追他！他全身是皮带和子弹袋。他还要追你嘿！”
“冬妮亚一直问我，我们到那儿是否还赶得上种蔬菜。我不知道，我不熟悉乌拉尔的土壤或气候。夏天是这么短，我不能想象有什么东西会及时成熟。
“那可不行。为什么他们不追他？”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千里迢迢而来并不是为的种菜。不，我们最好诚实地面对事实，我们的目标是十分不同的。我们是去设法以现在的方式，参与老克吕格尔的财产、工厂及机械的浪费。我们不是去重建他的产业，而是像别人一样，以同样不可置信的混乱方式耗去他的产业，并为了苟全毫不值钱的性命而插手于千千万万的集体浪费中。纵然你拿黄金向我倾注，我也不会以旧方式取回我的庄园。那将是愚蠢的事，蠢得像赤身裸奔，或想要逼自己忘记字母。不，私有财产的年代在俄罗斯已成过去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姓格罗梅科的早在前一代已失去贪得无厌的兴趣了。”
“那边有个人买牛奶和馅饼吃下肚，不给钱就走开了，所以那个老婆子在嚷。”
在车厢里睡觉是既太热又太闷。日瓦戈的枕头都汗湿了。他十分小心地从他的高铺上滑下来，推开车厢的门，唯恐惊醒别人。
“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脸被汗湿得黏糊糊的，如同走进地下室时扑了一脸的蜘蛛网。“浓雾，”他猜，“明天会酷热得厉害。难怪现在如此不透气，感觉如此沉闷。”
“正是，正是。哦，我被抢劫了。”
这是个大站，可能是个换车站。在雾和闷之外，还有一种空虚的、被忽视的感觉，好像这列车已经迷失，已被遗忘。列车必然停在车站远远的尽头，在列车和车站建筑间，轨道斜直交错，规模宏阔，如果那边的地裂开将车站咽下，列车中的人没有一个会注意到。
“是那个肘上有补丁的？”
能听到远处有两种微弱的声音。
“不错，不错，抓住他，畜生！”
在他的后方，从他们的来处那儿传来一种有节拍的水花飞溅声，像洗刷衣服，又像潮湿的旗子被风吹动，在不断拍打旗杆。
“是那个袖口上有洞的吗？”
前方传来均匀的隆隆声，这使得曾到过前线的日瓦戈竖起了耳朵。在仔细听过低长而又稳定的回声后，他确定那是“长射程炮”。
“那个胡髭刮得干干净净，露齿狞笑的。”
“没有错，我们正在前线。”他摇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下来。他向前走了几步。前面只剩下两节车厢，其余的车厢已经截断，与机车一起开走了。
“哪一个？”
“原来如此，难怪昨天水兵们那么紧张，”日瓦戈想，“他们已经决定，一旦抵达他们就得投入作战。”
这时群众中起了一阵骚动。一个老婆子尖声喊道：“嗨，你！你往哪里走？我的钱呢？你几时付钱给我，你骗人？看他，贪吃的猪猡，你叫他，他连头也不回。站住！站住，我告诉你，同志先生！我被抢劫了！站住，贼！他跑哪去了，就是他，抓住他！”
他绕过第一节车厢，想跨过铁道去找车站的主要部分，可是，一名手持来复枪的卫兵挡住了他的去路。
她们交换了物品。彼此都相信得到了最好的代价。当那个农妇在交易成功后，欢天喜地地招呼一个已卖完东西的朋友一同迈步走向雪地，走向村中她们的家时，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大感惭愧，好像自己骗了她似的。
“你去哪里？有没有通行证？”
那个农妇是指半只烤野兔，一只兔子一切两半。她把野兔提起来，“我是说，我拿半只兔子换你的毛巾，你瞪什么呀？这并不是狗肉。我丈夫是个猎人。这是野兔，准没错。”
“这是什么站？”
“你说什么？好大娘。”
“不用管。你是谁？”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没听见最后一句。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名医生，我和我一家人是这列火车上的乘客。这是我的证件。”
在行列的末端站着一个包黑底印深红图案头巾的农妇。当她看见这条毛巾时，她的两只大眼一亮。她小心地向四周扫了一眼，悄悄地跟上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揭开她的盒子，急忙细声说：“看这个。保证你很久没见过了。诱人吧！是不是？不要犹豫不定，不然就是别人的了。用一半换你的毛巾怎样？”
“什么鬼证件。我还不至于傻到在黑暗中看你的文件。现在雾这么浓——你没看见吗？我不需要看证件、知道你是什么鸟医生。不知有多少你们这类医生正在对我们开十二寸的大炮。我随时可以干掉你，不过，现在还嫌太快。赶快滚回去，趁你还成块的时候。”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沿着行列边走边看，她的毛巾在肩头晃动，好像她要走去车站背后用雪洗个脸一样。好几个妇人一齐高喊：“嗨，你的毛巾要换什么？”不过，她在丈夫的伴同下继续前进。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日瓦戈想。辩白显然是无用的，还是听他的话好，免得后悔不及。他转过身，从另一条路往回走。
农妇的疑惧不久即烟消云散了。当列车停妥普通乘客也参加进来时，生意立即忙碌起来。
炮火如今在他身后了。他背后是东方。太阳已在雾流中升起，模糊地从流动的雾影中钻出来，正如一个裸体的人从浴室的蒸汽中走出来。
在那个角落上，来自附近村庄的农家妇女，兴奋得就像站在算命人的面前，一个挨一个地沿墙边站成一列，出售胡瓜、用酸牛奶做的软干酪、大盘炖牛肉，以及用厚布包着的热乎乎香喷喷的燕麦烤饼。被下端塞在羊皮袄中的头巾裹得紧紧的村妇，一面会因水兵的笑话臊得两颊火红，不过，一面也很怕他们，因为组成突击队禁止投机和自由买卖的通常是水兵。
日瓦戈沿列车往回走，走过了最后一节车厢。他的脚踩在细沙上愈陷愈深。
他们的钟底形裤子和黑色制服，以及无檐帽上飘动的丝带，使他们的奔跑看上去有横冲直撞的气势，以致别人纷纷让路，就像闪避比赛滑雪溜冰者的冲刺。
均匀的飞溅声比以前更近了。地面的坡度大了。他停下来，想弄明白他前面看不清楚的景象，浓雾使它们看上去大得出奇。他往前走了一步，岸边的船体从黑暗中出现了。他面前是一条宽阔的河，微波缓缓地泼溅，没精打采地拍打着单桅船和岸边的码头。
日瓦戈也在差不多的时候醒了，赶快先从卧铺上跳下来，帮他妻子落下地来。警卫室、路灯杆在门前滑过去了，接着是被大雪压低了头的树木，树枝倾向列车像是表示欢迎。车还没停妥，水兵们就跳落在无人踏过的雪地上，争先恐后地奔向车站的一个角落，那儿通常可以找到做黑市食物买卖的农妇。
一个人影从河边站起来。
她揉揉眼睛，理理头发，然后在一只包裹中东翻西翻一阵儿，找出一条上面印有小公鸡、弓形牛轭和车轮的花边浴巾来。
“谁允许你四处窥探的？”另一个持来复枪的哨兵问。
这样的机会来了，车速的减缓把她从瞌睡中惊醒。左一道右一道的一串扳岔道声暗示这是个大站，他们将有长时间的停留。
“这是什么河？”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声叫道，虽然他已下定决心不再提出任何问题。
每当车停下时，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都会小心地坐起来，以免她的头碰到车厢顶棚，由稍稍打开的窗子俯视出去，看看这个地方是否值得去走走。这得看站的大小，停车时刻的长短，以及有无可望获利的以物易物买卖好做。
根据他的回应，哨兵立刻把警笛放入口中，不过，他不必再麻烦了，他所要召唤的第一个哨兵，显然是一声不响地紧紧跟在日瓦戈身后，现在已和他的同志会合了。他们在商议。“毫无疑问，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什么鸟了。‘这什么站？’‘这是什么河？’你的眼给灰尘蒙住了！你的意思怎样？我们直接送他去防波堤还是先去火车上？”
专为装强迫劳工的车厢容不了他们，多余的都放在平民旅客车厢中，第十四节车厢上也有。
“我说去火车上。看看头儿怎么说——你的证件，”他吼道。一面打开他手中的文件，一面回头对另一个人说：“看住他。”说罢他便和第一个哨兵朝车站走去。
其他的人，有的穿着皮靴和敞开的土耳其长袍；有的光脚，穿着束腰的长衬衫；有些有胡子，有些没有。他们站在空气不流通的车厢中半掩的门前，抓住车皮或钉在车门上的木板，忧郁地凝视着路边的乡村和农民，默默无语。这些人没有有影响力的朋友。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好指望。
直到现在日瓦戈才看清楚，第三个人是个渔夫。他本来一直躺在河滩上，不过，现在他哼了哼，动弹一下，然后向日瓦戈说明他的处境。
律师和股票经纪围着烧红的火炉，坐在用衬衫袖子包上的短而厚的木块上讲无终无止的故事，开玩笑，大笑。他们并不忧愁，他们那有好关系、有影响力的亲戚正在家乡为他们奔走，大不了花几个钱早晚把自己赎出去。
“他们带你去见头子是你幸运。那也许能救了你的命。不过，你不必埋怨他们。他们只是尽责任，如今是人民爬到顶上去了。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成绩可言，或许，往长远处看，这是最好的办法。你明白，他们是弄错了。他们一直在搜索，在搜索某一个人。他们以为你就是那个人。他们以为你就是他，他是工人政府的敌人，我们必须捉住他。一个误会，如此而已。如果发生什么事，你坚持去见头子。你可别让这两个家伙借口把你弄到别处。他们的政治意识很强，这是个不幸，愿上帝帮助我们。他们只是想不到以什么理由干掉你。所以，如果他们说‘跟我们来’，你可别去。你说，你必须见头子。”
这真是值得注意的景象——来自彼得格勒的富有而神气的律师、股票经纪和马车夫、清洁工人、浴室跑堂、捡破烂的鞑靼、逃亡的怪人、店员和修士挤在一起，一股脑儿被列入了剥削阶级。
从渔夫那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得知，这条河是闻名的水道雷尼瓦河，而河边的车站是拉兹维利耶，尤里亚金城近郊的一个工业区。他又得知，在上游约三俄里的尤里亚金似乎现在已被红军收复了。拉兹维利耶也曾有过暴动，看来也被敉平了，周围所以这么寂静，因为车站地区警卫森严，早已没有一个平民了。最后他得知，停在站上那些被用来做军事办公室的特别列车中，有一个列车是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专车。两个哨兵就是去向他报告。第三个哨兵现在从前两人去的方向走过来，他和前两人最大的不同，是他有时把来复枪放在身后拖着，枪托在地上拖过，有时把枪放在他前面用手扶着，就像一个需要他扶持的喝醉酒的朋友。这个卫兵押日瓦戈去见委员。
水兵在最前面，平民旅客在中间，强征来的劳工在最后八节车中。强迫劳工约有五百人，包括各种年龄、情况和职业。
笑声和走动声从几节特别车厢中的一节传来，交换过口令，卫兵押着日瓦戈向特别列车走过去，当他们两人走进车厢时，走动声停住了。
这一列车共有二十三节车厢（日瓦戈家在第十四节车厢中）。当它停在乡村车站时，只有前头或中间或尾巴上的几节车厢靠近短短的月台。
卫兵领日瓦戈穿过一条狭窄的走道，去中央一个宽敞的车厢。这是一个干净、舒适的房间，是打扮整齐、穿着考究的人悄然工作的地方。对于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背景，日瓦戈有个非常不同的想法，他是著名的党外军事专家，他是这个区域的天之骄子和恐怖之源。
在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看来，这列车无异是装上轮子的猪舍，并且她以为这车只要一震动就会脱节翻倒。尽管三天来，每当列车改换速度或方向时，它总是前俯后仰东倒西歪一阵儿，而车轮则在下面哐啷哐啷作响，宛如机械玩具的鼓槌打鼓，可是，并没有发生意外。她的恐惧是无稽的。
无疑他的真正活动中心是在别的地方，与总办公室和作战地区更接近。这里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套房，他的私人办公室兼卧室。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以前从来没搭过货车旅行。初次上车时，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她和纽莎举起，并推开沉重的拉门把她们推上车去的，不过，后来她就学会自行爬进爬出了。
这里的沉静，使人觉得更像是待在装上橡木地板的、沐浴者都穿软拖鞋的蒸汽浴室中。
日瓦戈一家总算够幸运，他们在一个角落上占到几个上层的卧铺，高到与紧贴车顶的模糊的长窗户平齐。
办公室在从前的餐厅中，铺着地毯，里面有几张写字台。
列车虽走了三天，但离莫斯科还没多远。仍然有一番冬天景象。铁路、田野、森林和村舍屋顶—— 一切都盖着一层雪。
“等一下。”写字台靠近门口的一位青年军官说，打发走了卫兵。他走开了，枪托沿钉在走道上的铜条拖去，嗒嗒有声。然后，人们好像很自然地忘掉了日瓦戈，并且不再去注意他。从他在入口处所站的地方，他能看见，他的证件放在远处房间尽头的一张写字台上。台上坐着一位年纪最大的军官，看起来像个老派上校。他是红军的某种统计官。他一面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一面查参考书，看野战地图，核核，对对，比较，剪下来，然后贴些东西上去。在环顾室中所有的窗户后，他大声宣布：“天要热了。”好像他的结论是检查过窗户后逼出来的。一个军事电气技师正在地上爬来爬去地修理出了故障的电话线。当他爬到靠近门边的写字台时，那个青年军官站起来给他让路。在旁边的写字台上，一个身着军用皮夹克的女打字员正在和她的打字机奋斗，承字筒脱落，卡住不动了。青年军官站在她身后，从上头帮她检查出毛病的原因，同时电气技师爬到她台子底下，从底下检查。老派上校也走过来，参加工作，于是，这四个人和打字机忙作一团。
“这批蠢蛋实在不必羡慕别人好运，”通天晓说，“那些人是征调来的，从彼得格勒征来作强迫劳工的。他们本应被送去沃罗格达，不过，现在却把他们解往东部前线。他们不是自愿的，有人押解，要去挖战壕。”
眼前的一切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放心了一些。这些人对他的命运必然比他自己知道得更清楚，看来不像有什么大问题，他们不会在一个他们认为死神临头的人面前如此专心致志地忙着这种琐事。
“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把我们锁在这里，有些人并不排队，绕道进了站。打开，你们这批混账东西，不然我们可要把门打烂了。来呀，大家用力挤！”
“然则，谁知道呢？”他沉思着，“为什么他们对我如此漠不关心？炮弹正在乱飞，人民正在死亡，而他们却平静地预测热度——不是战场的热而是气候的热。话说回来，或许，他们已看得太多，所以他们麻木不仁了。”由于无事可做，他的眼光穿出办公室，透过对面的窗户向外界凝视。
“打开闸门，你们这些无赖。”长龙中有些人叫骂着。群众骚动了并且合力撞门，在后面的人推着在前面的人。
他能看见轨道的边缘，再往高处去，是山头、车站以及拉兹维利耶的郊区。
偶尔有孤独或成群的人沿着轨道荡向远处。起先他们被认为是值勤的铁路员工，可是现在是一大堆的人，匆匆奔过去，并且在他们跑去的方向出现了一朵小小的烟云。
三段没有油漆的木梯子由月台通向车站的建筑物。
有时，人们隔着巨大的厚玻璃窗好奇地看着月台内顶棚下一条条好几百米长的铁轨。只有在顶棚的尽头才能见到落雪；由于它远在几百米外，以致看起来几乎是静止的，雪片下坠奇慢，慢得就像喂鱼的面包屑在水中下沉。
在轨道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的废弃机车的堆放场。没有煤水车、烟囱像长筒靴口或大口玻璃杯的火车头，一个挨着一个地站在破铜烂铁堆中。
如果不是群众把注意转向别个地方，真难说因日瓦戈的案例而引起的同情的议论会延续多久。
堆放场在下面，而人的坟场就在上面，轨道上变皱的铁，郊区生锈的屋顶和商店招牌，在清晨燥热所蒸灼的白色天空下，构成了一幅被忽视的颓败的图画。
“你解释得够多了。”众人的嗓子压倒了他，“当你告诉他，他的文件已盖过允许他坐特别车厢的印章时，你已说了不少话。在你未解释前你应先看看他的长相。这样面孔的人如何有资格坐特别车厢？特别车厢尽是水兵。水兵有两只训练有素的眼睛并配有一支枪，看看他吧，你看见什么？一个资产阶级，而更坏的是：一名医生，旧成分。水兵抄起家伙，就能像拍苍蝇一样给他一下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莫斯科早已忘记的许多商店招牌依旧可以在别的城市中看到，在好多门面上都有这些招牌。他现在所看到的招牌有些非常大，他能从站立的地方认得一清二楚，它们挂得很低，低到盖过低矮的一楼建筑物的歪斜窗户，以致那些矮矮的小窗被它们遮住了，就像村童的面孔藏在他们爸爸的帽子中。
“别听他们乱说，”另一个人说，“我可以解释，十分简单。如今只有一种混合列车，同时挂着军车、囚犯车、牛车和客车。既拉牲口又拉人。”他掉头对众人说，“说话不花费什么，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你得说清楚，让人好理解。”
雾已经从西边消散了，如今，留在东边的雾正缓缓松动、摇荡、分开，就像舞台上的帷幕。
“见鬼，乘客车厢！在这个年头，如果你能在缓冲器上弄个位子坐坐，就该谢天谢地了。”
在拉兹维利耶三俄里外更高的小山上，有一座如同省会大小的城镇盘踞在那儿。太阳使它的色调温暖，距离使它的线条简单，在小山的峰巅之上，房子接着房子，街道接着街道，紧贴着排成一层一层。在城中央的山顶有一座大教堂，就像复印的廉价彩色图画中的被弃置的修道院，或阿丰山。“尤里亚金，”日瓦戈兴奋地想，“我常常从安娜·伊万诺芙娜及护士安季波娃口中听到的城市。我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它，多奇怪啊！”
整个长龙都参与议论了。
这时，办公室里其他人的注意力已从打字机移到他们从另一个窗户中见到的景象上，日瓦戈也同时转身回顾着。
“这个章印子，”他解释道，“表示你们有权利可以在分级的车厢——那是说客车车厢——中弄到座位，如果这列车挂有客车的话。”
一群俘虏被押上车站的石阶。当中有一名穿学生装的少年，他头部受了伤。他的创伤已经过初步救治，不过，鲜血的细流仍透过绷带涔涔下滴，他不停地用手去抹，弄得他汗水淋漓的黧黑面孔上全是血迹。他走在行列末端两名红军士兵中间，他所以吸引日瓦戈的注意，不只是由于他果断的神情，英俊的面貌，如此年轻就参与叛军，令人怜悯，而是由于他以及他两个陪伴十分古怪的举止。他们的举止恰和他们应有的举止相反。
在她前面的男子更爱说话。他是那种拘泥细节一丝不苟的人，看上去像是熟悉并毫无疑问地接受世界上任何规则的人。
他依然戴着学生帽，它不断沿绑在头上的绷带滑下来，但他并不摘下拿在手中，相反地，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它戴正，不惜触及绷带和伤口，同时每次两个士兵都及时帮忙。
“那是乘特别车厢用的。”她身后的一名男子伸长脖子看着文件说。
从这个十分违反常理的荒谬行为，日瓦戈发现一个很难了解的象征。他觉得有些话已涌到他的喉头，他渴望冲出去对那个青年倾吐。他渴望对他以及车厢中的人高喊，得救不在忠于形式，而在摆脱形式。
“让我看看他们在上面盖了个什么图章。”当他回来时，她说。他隔着栏杆递过一叠文件。
他掉转身。斯特列利尼科夫以强劲有力的大步走进来，站在房子的中央。
长龙挤向月台门，不过，乘客事实上必须跑到离站大半俄里的地方去上车。清扫的人手不够，车站龌龊不堪，由于污秽和结冰，月台前面的轨道已不能用了，列车只能停在老远的地方。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向她丈夫挥手，当他走得近到能够听见她的声音时，她高声通知他去什么地方呈验旅行证件。
这怎么可能呢，作为一名医生，识人多得算不清，怎么以往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这个人这样性格鲜明的人物呢？他们从来没有碰在一起，他们从来不曾在路上遇见过，这是怎么回事？因着一些无法说明的理由，日瓦戈立即清楚地觉得，这是一个有着完全自主意识的人。完全到他要自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的一切——他匀称的、英俊的头部，他的快速有力的大步，他的长腿，他的可能踩过泥水、但是看起来还发亮的长筒靴，以及他的可能已经有皱纹的、但是看来好像是用最好料子做的、并且是刚刚熨过的灰哔叽紧身短上衣，看上去全像是不可替代的、正确的、完美的。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她的爸爸伫立着，挤在两排木栏杆间一条不见尾巴的长龙中。纽莎和萨申卡则在外面溜达，不时掉头去看，是否到了和大人会合的时候。孩子们身上发出强烈的煤油气味，那是他们厚厚地涂在颈项、手腕和足踝上预防老鼠的。
这些印象都是他的才气、他的沉着洒脱，以及四海为家的意识所造成的不可抗拒的影响的结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他必然禀赋独特，不过，他并不必然是创造性的天才。从他一举一动中看来，他很可能只具模仿才能。在那些日子中每个人都在模仿别人——他们模仿历史上的英雄，或那些因为在前线或街头作战成名而打动他的想象力的人，或者模仿在人民中有威信的人，或出色的这个或那个同志，再不然就彼此模仿。
除去他们一家，路上别无行人，不过，他们一会儿就被一辆马车赶上，马儿全身雪白，车夫看上去好似在面粉堆中滚过。车夫为了一笔低得出奇的几戈比的钱，答应送他们和行李去车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动要求走路。
斯特列利尼科夫有礼貌地隐藏了因生人出现而可能感到的惊讶或烦恼。他对他属下说话的口气，如同手足。
当他们走出家门口的街到达阿尔伯路时，天色亮了些。街上雪花轻坠，就像一幅和街道一样宽窄的白色舞台幕布正缓缓下降，底缘包住行人的腿，以致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原地踏步似的。
他说：“可喜可贺。我们已把他们赶回去了。这一切不像是办正经事，而是拿战争当儿戏，因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俄罗斯人，只是满脑子的落后思想——既然他们执迷不悟，我们就得把他们的这些思想打出来。他们的司令是我的朋友。他的出身比我还贫苦。我们在一座房子里长大。他对我的生平影响很大，我深深感谢他。现在我真快活，我们已把他们赶过河甚至还更远些。古里扬，快把线接上，我们需要电话，我们不能只靠邮差和电报联络。你们注意到天气多热吗？我设法睡了一小时，结果还是一样。呵，是了！”他转向日瓦戈，想起了他是被叫醒来处理和这个人有关的一些无聊的事情。
天色依然很黑。风小了，不过雪落得比前晚更厚。大而轻柔的雪球懒懒地坠下来，在地面上徘徊，好似无心就此落脚。
“这个人？”斯特列利尼科夫想，仔细地打量他一番。“胡闹！他根本不像他。笨蛋！”他笑了，然后对日瓦戈说：
送行的人一齐涌到后门口（前门封上了），像要拍集体照似的，站成一个半圆形。他们冻得哇哇直叫，浑身打颤，拼命拉紧随手披上的破旧大衣，一面跺着在匆忙中套在光脚上的毡靴。甚至在这不容易见到酒的日子，马克尔也早已被他弄到的烈酒灌得醺醺大醉。他像死尸一样伏在后门口的旧栏杆上，大有摇摇欲倒之势。他坚持要拿行李去车站，当他的好意被婉拒时，他显得很不愉快。日瓦戈一家终于摆脱了他。
“同志，对不起。他们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哨兵弄错了。你现在可以走了。这位同志的证件在哪儿？啊！这是你的证件。我可以看一眼吗？……日瓦戈……日瓦戈……日瓦戈医生……莫斯科……请到我的房间坐一会儿好吗？这是秘书处，我的办事处在第二节车厢。这边走，我不多耽搁你。”
他们在黎明动身去车站，别的住客通常这时都还在梦中，不料当中有一位姓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特别喜爱热闹，好社交，叫醒了众人：“注意！注意！同志们！快点！格罗梅科家人走啦，快来跟他们说再见！”
事实上斯特列利尼科夫是谁呢？
尽管如此，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还是没有在陌生人眼前失态。她不停地和受托照顾一切的老妇人说话，称赞二老对她的恩情。急于让自己看起来不会忘恩负义，她一直在表示谢意，并去另一个房间取来给女人的礼物——好些衣衫、印花棉布料。印上白方块或白圆点图案的黑色料子，就像临去前夕，从没有窗帘的窗子望见的街道一般。此时的大街黑漆漆的，中间也嵌了不少白色的方块和圆点。
他能爬到并保持这个位置真是非同小可，因为他并不是党员。他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虽然他出生于莫斯科，可是他一离开大学，就去外省做教师，后来在战争中被俘虏了，军方报告他失踪，相信他已被杀，只是最近才从德国俘虏营中放回来。
椅子和桌子已经推向墙边，窗帘取下了，墙角上还堆了不少大小包裹。从取下冬季防寒设施的光秃的窗户看出去，大风雪勾起了他们每个人对过去的哀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他的童年时代以及他母亲的死，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她的爸爸想起安娜·伊万诺芙娜的死和葬礼。他们感觉到这是他们留在这个房子里的最后一晚，他们将永不会再见到它了。关于这点，他们是错了。他们虽各怀心事，可是谁也不愿吐露以免影响他人的情绪，所以，只得忍住夺眶欲出的泪水，回想当年发生于这个房子中的往事。
他是季韦尔辛推荐并担保的。季韦尔辛是一名在政治见解上进步的铁路工人，他小时候住在季韦尔辛的家中。那些操任免大权的要员对他的印象甚佳：在那些过度讲究词藻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日子里，他的革命热情完全出于挚诚，这是值得注意的。他也相当放荡不羁。他的狂热不是一种模仿，而是他自己的，是他以前一切生活的自然结果。
马克尔不可信任。在他被选来作为他的政治俱乐部的民兵队上，他虽然没有明白说，他以前的主人吸他的血，不过，他指责他们使他无知许多年，并且有意不让他知道人是从猴子演进而来的。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带着这对年老夫妇在屋中做最后一番检查，试试锁匙，看看五斗柜和茶柜，并对他们做最后的叮嘱。
斯特列利尼科夫没有辜负权要对他的信任。
所有行李都打点好了。房子和留下的物件交由一对年老的夫妇看管，他们是叶戈罗芙娜的亲戚，丈夫以前是商店管事，去年冬天曾帮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用旧衣服和家具换过马铃薯和木头。
在过去几个月中他战功显赫，在下开尔密斯和乌斯特涅姆金斯克的突击中，他镇压了古巴索夫农民武装反抗征粮的暴动，平息了十四步兵师士兵抢劫运粮车的叛乱。他还清剿过拉辛派的士兵，他们先在土尔卡图拉起事，然后投向白军。他还处理了奇尔金河口码头的叛变，在那次叛变中，一名忠于党的司令官遇害。
在他们动身的前一天，莫斯科有一场大风雪。飞转的雪花搅成灰色的云，像白色旋风似的卷上天又卷落下来，扫入大街的深处，给它盖上一层白色的寿衣。
每一个事件中，他都以出其不意的行动击败敌人，以迅速、严厉、果决的手法从事调查、审问、判决，并执行他的判决。
“一段段的女人衣料，”她沉思着，“不要带，行李在路上是要检查的，所以除非把它们缝起来看上去像衣服，不然那是危险的。如果不太破烂的，料子、纺织品、衣服，比大衣好。不用大木箱或大篮子（不会有任何红帽子来检查勒索），除非包扎得小到可以由女人或小孩携带，千万别带任何东西。他们发现盐和烟草很有用处，不过有点冒险。带克伦斯基票。文件是最不容易平安带走的东西。”另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的注意事项。
他遏止这整个区域中逃亡的风气，并且成功地重新组织了征补士兵的机构。结果，征兵成绩超前，以致红军的新兵接收中心必须延长工作时间。
说到如何取舍物件，是有个原则的，这是由那些早先搬走并和留下的朋友通信报告切身经历的人发展出来的整套理论。这一原则中简明而无可争辩的条文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脑中。她在室外麻雀的吱吱喳喳声中，以及嬉戏的孩子叫喊声中，有一些声音在重复着那些规则。
最后，当来自北方的白军压力增加时，莫斯科承认情势严重，当局便将军事的、战略的以及作战的新责任加在斯特列利尼科夫肩上。他的行动也立即产生了效果。
春日的和风从部分打开的窗户吹进来，微微能闻到其中有新切的白面包味。雄鸡在啼鸣，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叫嚷。房子里的空气愈流通，来自冬衣木箱中樟脑丸的气味愈强烈。
斯特列利尼科夫风闻，谣传已给他加上“拉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绰号——“刽子手”（“枪决专家”）。但他淡然处之，丝毫不受干扰。
她在如今已正式分配给日瓦戈家的三间屋中跑来跑去，甚至连最小的物件也拿在手中考虑上个二十次，以决定是否带走，只有一小部分行李是他们自己要用的，其余的都准备在途中以及到目的地的最初几个星期中作为货币。
他是莫斯科人，父亲是工人，因为参加一九○五年的革命曾被送进监狱。他未曾参加那些年代的革命运动，第一因为他太年轻，并且在大学里，出身贫苦的学生往往比富有的学生更重视读书。革命运动虽在学生中酝酿，但他并没被卷入。他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在获得人文科学的学位以后，他继续钻研自然科学和数学。
当两个男人整天出入政府机构弄旅行文件，登记住处以便回莫斯科时仍可搬入时，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则在家中整理家庭财物。
因为免服兵役，他便志愿参军，旋即奉命开赴前线，然后被俘，听说俄罗斯发生了革命，他便在一九一七年逃出俘虏营，回到俄国。他有两大特色，两种热情：不寻常的清楚而有逻辑的推理能力，伟大的道德和纯洁的正义感；他热诚而又正直。
在他俩走出拱门时大为陶醉，这不只因为想到食物，而且为他们自觉是世界上有用的人，不是白活着，并且值得接受冬妮亚在家中给他们的感谢和赞美。
不过，他并无意使自己成为开辟新天地的科学家，他的才智缺乏大胆探索不可知境地的能力，以及超越枯燥之逻辑推理的直观闪现。
管理员的慷慨使两人受宠若惊，为了急于不多耽搁他的时间，两人匆匆忙忙地把大大小小的枕套塞进大麻袋中，然后甩上肩头。
同时如果他真正有心去做好他所需要的，很容易在他的原则中增加一种能力，去违抗诸如此类的东西——只对于个别事物的认识能力，而不是对于一般的事件，并且能在微观的层次上达到对事物把握的完美程度。
顾客并不多。“装东西的。”那个管理员扫了一下配给单说。教授和日瓦戈拿出了几只大大小小的枕头套，然后，用眼睛看着它们一个个地装满，其中有面粉、五谷、通心面、糖、干脂、肥皂、火柴和一些用纸包好的东西，后来发现是高加索干酪。
从儿童时代起，他心中就充满崇高的志向，在他看来，世界是个广大的赛场，各人在严守规则的前提下竞求完美。当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他并没有想到，他对世界秩序的概念可能太过于简单。他反而培育他怨愤的根源以及野心，去评判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歪曲生活的黑暗力量，并且去做生活的维护者、复仇者。
这配给中心本是西蒙诺夫修道院旁的一家陆军仓库。医生和他的岳父走过修道院以及军营的院子，笔直穿过一道矮石门，进入拱顶的地下室。由入口处往里走，地下室越来越低，也越来越开阔，尽头有一条横贯两面墙壁的长柜台，后面站着一名管理员，称称，量量，慢条斯理地递出物品，并用粗铅笔杠在配给单上划去已配项目，时而从库房拿些货品出来补充架上存货。
失望激怒了他，他便以革命来武装自己。
就在这个当口，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有好几次被请作高级经济委员会顾问，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去医治一个患重病的政府要员。两者都得到当时最好的硬通货——从新开张的第一个配给中心弄到物品的配给单。
“日瓦戈，”当他们在他的房间中坐定时，斯特列利尼科夫重复地念着，“日瓦戈……商行，我想。或是上流阶级……噢，当然，一名莫斯科的医生……去瓦雷金诺。奇怪，你为什么要离开莫斯科，去外省这样的一个小地方？”
“你必须弄个出差证明，”一个着白围裙的红帽子对医生说，“然后你得天天跑来问有没有车。如今列车稀少，看看谁够幸运。当然，”他用拇指一搓中指食指，“一些面粉或别的……你知道，没有机油车轮滚不动，另外，”他轻轻拍他的喉结“没有一点伏特加你就走不远。”
“那只是为了一个观念。想求安静、闲居、隐遁。”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在最近患过斑疹伤寒，并且在危险期一过即被逐出过度拥挤的医院。作为一名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这是必需的，不过，他从未想到，不幸的人竟有如此之多，以及他们被迫以火车站作藏身之所。
“好，好，多罗曼蒂克！瓦雷金诺？这附近绝大多数的地方我都知道。那儿以往是克吕格尔的庄园，你和他没有什么关系吧，有可能吗？你不会是他的继承人吧？”
无止无终的长龙沿着木扶手向隆起的入口处移动，在石头地板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装大衣的人，他们咳嗽、吐痰、挪动、大声说话，弧形的天棚下响起震耳的不和谐的回音。
“干吗这样冷嘲热讽？是他的‘继承人’又怎样，这有什么关系。虽然，一点儿不假，我妻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到雅罗斯拉夫车站去打听情况。
“啊哈，如此说就明白了！但是，如果你怀念白军，我就要令你失望了。你来迟了一步。我们已把这个区域的白军肃清了。”
“然则，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你们已打定了主意，并且我已同意了。现在我们必须准确地找出来，在这个时候旅行有些什么事必须办。这并不表示我们搁置原有的计划。”
“你依然在和我开玩笑？”
“你们依赖从前的经理米库利钦照顾我们，不过，谁能告诉我们，他依然还在那儿吗？或者，他还活着吗？说来说去，除了他的名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并且我们之所以记得他的名字，只是因为祖父要发它的音是如此困难。
“不是的，医生。我是一名军人，而且我们还在战争中。了解你的情况，那绝对是我分内的事。你是一名逃兵。绿色分子也去森林中避难。你有为自己申辩的理由吗？”
“你们知道，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曾做了一次假卖，把森林和工厂或其他的东西卖了，所有产业都转换到了别人名下，是一家银行还是一个私人，我不知道。事实上，我们对瓦雷金诺一无所知。现在这个庄园属于谁呢？我不是说现在它是谁的财产，我并不在乎我们家丧失它的产权，我关心的是，谁管理它？谁经营它？木材在砍伐吗？工厂开工吗？而最要紧的是谁在那块地方上当权？或者不如说，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将是谁在当权？
“我两次受伤，被当作伤兵遣散。”
“那么，好了，你们赢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担心的是我们蒙住眼走路，对我们所要去的地方一无所知。住在瓦雷金诺的共有三位老人，母亲和祖母去世了，祖父克吕格尔多半已经被劫持当作人质——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下次你就得向我出示人民教育或卫生委员会的证明，证明你是苏维埃公民，一名‘同情者’，‘完全忠贞’。这是启示录的时代，我亲爱的先生，这是‘最后审判’。这是带着冒火宝剑的上帝使者和创世纪前大混乱中飞翼野兽的时代，不是同情者和忠贞医生的时代。无论如何，我说过，你自由了，我不食言。不过，记住，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有个感觉，我们会再见，那时我们的谈话可就完全不同了。当心。”
“指望这类事显然是糊涂。”她爸爸支持她。
无论是威胁或挑衅都不曾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安。他说，“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从你的观点看，你是对的。不过，你希望我同你讨论的问题，正是我生平一直和假想的责难者所争论的问题，如果到现在我还没得到结论，那就奇怪了。我只是不能用三言两语把它说完。所以，如果我真的自由了，就请让我离开，不必要我回答你的责难。如果不能还我自由，那么，你就得决定如何处置我。我不给你制造任何的借口。”
“你说，在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前，我们应该尽力为未来的三两年打算，”他的妻子说，“随后我们或许能在莫斯科近郊弄一块菜园，不过我们如何才能忍受到那个时候呢？那是问题的关键，你还没告诉我们呢。”
电话打断了他们的谈论。电话线修复了。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
他在由他本人、妻子及岳父组成的家庭会议中重申他的疑虑。“你们认为我错了吗？”他在表明反对后问他们，“你们仍然坚持要走吗？”
“谢谢，古里扬。现在做个好人，派一个人来送日瓦戈同志回他的火车，我不要再出什么事故。同时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肃反委员会运输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曾反对迁徙。直到目前为止，他还认为搬不出什么结果来，也还没有干预太太的准备工作，不过，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并且，现在就快完成。认真讨论问题的时候到了。
日瓦戈走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电话给火车站。
日瓦戈一家匆匆做着离去的准备。为了隐藏忙乱，他们对住客——现在比街上的麻雀都多了——说，家中正忙于春季大扫除，好过复活节。
“你们那边有人送来一名学生，他不断将帽子拉到耳朵上，他头上是裹着绷带的，这真丢脸——是的——好好治疗他，如果他需要—— 一定——好，就像你的掌珠一样，你必须对我个人负责——还有，如果需要，必须给他食物。就这么办。现在，让我们谈公事。……我还在说话，别截断，该死，还有别人通话。古里扬！古里扬！他们把我的电话截断了。”
三月底迎来一年的初暖，几天后照例有一段料峭的春寒。
他暂时放弃了继续完成通话的打算。“他可能是我以前的学生，”他想，“和我们作战，现在他大了。”他计算他停止教学的年代，看看这个少年是不是他以前的学生。然后，他向窗外看去，面对地平线上的景色，搜寻他们在那里住过的、尤里亚金的某一部分。设若他的太太和孩子还住在那儿呢，他能不去找她们吗？为什么不现在去，就这一分钟？但是他怎么能够呢？她们属于另外一种生活。首先他得等这段新生活过去，然后，才能回到那个被打断的生活。他总有一天要回去的。总有一天，可是那是何年何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