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他没能找到正确的通气孔。如果我们有塔拉斯卡在就好了！不过，你早晚会弄好的。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的。弄好一只炉子并不像弹钢琴，这需要技术。你放柴火进去过吗？”
“有的，是从烟洞出去的。但是依然冒烟。”
“我哪来柴火了？”
“他没能把输烟管固定在正确的地方，这必须连上一个烟洞才行。他没有让烟从窗户穿出去吗？”
“我去找那个教堂的门房帮你忙。他是个偷木头的专家。把栅栏拆成一片一片就变成柴火。但是你必须和他交易。不，最好还是去找那个杀臭虫的。”
“从来没有停过。”
他们走向衣帽间，穿上外衣，走出去。
“还冒烟？”
“为什么要去找杀臭虫的？我们家并没有臭虫。”
“并不很好。”
“和臭虫没有关系。我是在讲木头的事。这个杀臭虫的是个老婆子，她正在大做木头生意。她完全把它当作正经的生意去做——把整座房子买下来当燃料。天黑了，留心你的脚步。在旧时代，我可以蒙上眼睛带你去这个区域的任何地方。我认识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我是在这附近出生的。不过，自从他们开始拉倒栅栏，我就很难找出道路了，甚至白天都不行。这就像住在一个陌生的城镇中。另一方面，一些不寻常的地方也出现了。什么你从来不曾听过的‘小帝国’，里头有花园式的圆桌，和半烂的长椅。有一天我就经过一个那样的地方，在三条街的交叉口上，一个小小的荒废的庭院，一个老太婆拿根手杖在戳刺敲拨——她必然在百岁左右。——喂，老婆婆，我说，你是在找蚯蚓要去钓鱼吗？当然，我是在说笑话，但她却非常严肃。——不，不是找蚯蚓，她说，是找香菇。你知道，这是真的，这个城市就快变成森林了。这儿有一种腐烂的树叶的气味。”
“自然啦！他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啦？”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在谢列布良内胡同和莫尔昌诺夫胡同的交叉口上，是不是？我总是在那里碰上最奇怪的事——不是见到二十年未曾谋面的人，就是发现些什么东西。他们说那里很危险，也难怪，那里有许多巷子通向斯摩棱斯克街的老贼窟。没等你搞清楚身在何处之前，那些老贼们已把你剥光，溜得无影无踪了。”
“我十分感谢你介绍他和我认识。他是一个最最有趣的人。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讨论黑格尔和克罗齐。”
“看看那些路灯——根本就不亮。难怪他们把这些路灯称作被‘打伤的黑眼圈’。小心，不要绊倒了。”
解剖师走回去弄他的试管。“你怎么和火炉专家处得那么好？”他过了一会儿问道。
日瓦戈确实在那个地方碰到过不少这一类的事情。十月革命之前不久，一个寒冷漆黑的夜晚，他走过那里，一个男人无知无觉地躺在人行道上，两臂张开，头顶住街边石，腿挂在水沟里。偶尔发出一两声微弱的呻吟。当日瓦戈试着要拉他起身时，他喃喃地吐出几个字眼，说起关于一只钱袋的事。他曾遭遇攻击和洗劫。他的头部受了重伤，满是血迹，不过，检查下来头颅骨并没有受损。
“那是最真实的一种——直接从生命来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日瓦戈跑去阿尔伯路的药房，打电话叫医院的紧急救护车，把伤者送入急诊室。
“没有人知道他本人在哪里。他在全国各地到处徘徊。去年秋天他来看过他妻子两次，如今他在某一个村落里。他在建立新生活。他是那些‘士兵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你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在街道上走着，在火车上旅行着。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们转变？就拿塔拉斯卡来说吧，他那只手可以干任何事情。不管他干什么，他必定干得很好。在军中也是这个样子——他学会了战争，就像其他任何的行业。他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来复枪手。他的眼睛和手——第一流！他之所以得到奖章，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百发百中。唉，他干任何事情都有热情，所以，他决心要大干一场。他能看出一把来复枪对一个男人的意义——这给他权力，使他与众不同。他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有权势的人。一个武装的人绝不像一个普通的人。在旧时代里，这些人往往从士兵变为流寇。现在你试着从塔拉斯卡身上取下来复枪看看！哈，那时‘掉转枪口反抗你们的主人’的口号就来了，塔拉斯卡就是如此转变的。这就是整个的故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妙用。”
后来证明伤者是一位重要的政治领袖。日瓦戈治疗他，直到他复原，在此后好几年中，这个人一直做他的保护人，在蒙受重大嫌疑时，好几次救他脱离麻烦。
“我晓得。”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计划被采用了，整个家庭被安置在顶楼的三个房间里过冬。
“塔拉斯卡的。”
这是一个寒风刺骨、天空满布厚厚的雪云的星期天，日瓦戈正在休假。
“谁的妻子？”
火一大早就生了，同时炉子开始漏烟。纽莎和潮湿的木头搏斗着。对于炉子一无所知的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却不断给她荒谬而不妥的建议。日瓦戈知道有问题，试着去干预，但是他的太太却温和地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推出房间外面，说：“你不要管这件事。你只是火上加油。”
“他的妻子是这里的一名护士。”
“有油就不会这么狼狈了，冬妮奇卡，炉子马上会烈火熊熊！麻烦的是既没有油又没有火。”
“我大概还要再写个二十分钟。”
“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人有时候根本没心思听笑话。”
他走去另一扇窗户旁，忙着弄他的瓶子和标本。“你那样会伤害你的眼睛，”他过了一会儿又说，“天马上黑了，他们还不给电。我们回家吧。”
炉子的麻烦推翻了每一个人的计划。他们原来都希望在天黑之前把零碎的事情做完，好有个自由的夜晚。可是，现在晚饭必须延迟了，没有热水，其他各种计划也许不得不放弃了。
“你能做一点。我可以教你怎么做。”于是他便解释如何用亚麻仁油和白粉做腻子。“噢，我走了。我猜想你还要继续工作。”
烟冒得愈来愈多。强风把烟吹回房间里面，黑色煤烟凝聚的云朵盘踞室内，仿佛童话故事里黑森林中的妖怪。
“没有腻子。”
最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每一个人赶进另外的两个房间里，同时打开窗户顶上的气窗。
“可惜塔拉斯卡走了，”解剖师继续说，“他真有价值，重要得像黄金。补皮鞋，修钟表——他什么都干。只要是世界上有的东西，他都能够帮你弄来。现在我们不得不自己来腻窗缝了。”
他从火炉中抽出一半的木头，又在剩下的木头中掺进一些碎木和桦木的刨屑。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专心于他的工作，没有回答。
清新的空气从窗户涌进来。窗帘飘动飞扬。纸张飞出桌面。楼下客厅里的一扇门被风吹得砰砰作响，清风开始和残余的煤烟做着猫追老鼠的游戏。
“怎么回事？已经到时候了。”
木柴燃起来了，毕毕剥剥，炉火闪闪发光。火炉的铁身充满火红的斑点，就像肺病患者两颊的红潮。房间里的烟渐渐变淡，终于完全消失。
“还没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答道，同时继续写着。
房间里亮了一点。窗户发散着腻子温暖的油脂味。腻子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照解剖师教的方法最近做好黏上去的。炉子烤干的木材送出烧焦了的枞树皮的辣味和白杨清新的、化妆水似的清香。
“窗缝腻好了吗？”解剖师问道。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猛然冲进房里，如同一阵猛烈的风涌进打开的窗子。
日瓦戈抬头看看。掠过窗户的神秘小鸟事实上只是酒一般红的枫叶。它们飞离树身，在空中滑过，落下，盖满医院的草坪，看起来像是蜷曲的橘色星星。
“他们在街上打起来了！”他向大家报告，“这是支持临时政府的士官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卫戍部队之间的正规战斗。全城都有小冲突，我来的时候遭遇到两次危险——一次在德米特罗夫卡大教堂转角，一次是尼基塔门。现在不能直接通过那儿了，必须绕道过去，尤拉！快点。穿上大衣，我们一起去。你必须去看看，这是历史，一生只能见到一次。”
解剖师走进来，他本来是个结实的壮汉，因为体重减轻得太多，因此皮肤松下来挂着，像许多皮囊。“枫叶差不多要掉光了，”他说，“它们不怕风吹雨打，没想到就怕霜，现在一早晨的霜就把它们弄成这副模样。”
但是，他留下来谈了两三个小时，然后跟大家一起吃了晚餐。就在他准备回家并且要拖日瓦戈出去的当口，戈尔东冲了进来，也好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刚才的样子，带来非常相似的消息。
日瓦戈坐在他的桌子旁写东西，偶尔停笔沉思或用笔蘸水，几只沉静得不寻常的小鸟默默地掠过高大的窗户，将影子投在他移动着的手上，投在桌上、地板上以及墙壁上，然后又默默地消失在视线之外。
无论如何，事情总有点进展。有一些细节是新的。戈尔东说及火力的增强以及行人被流弹误杀。据他说，所有的交通都断绝了。他能够通过真是个奇迹，但是现在街道被切断了。
从圣母升天节起，就是早晨见霜、山雀喜鹊飞投亮叶疏林的季节了。在阳光照射下，墙壁漆得雪白的房间充满金色秋天的乳白色亮光。在这个季节里，天空显得难以相信的高，来自北方的深蓝色寒光，穿过天地间透明的空气柱，悠然移动。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变得更容易看见更容易听清。远处传来如同结冰的声音，清晰而分明。地平线豁然大开，好像有意显示未来整个的生活。如果它不是如此短命，仅仅在秋末的黄昏时候出现一会儿，这明净的光亮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医院的职员室现在就充满这样的光亮，初秋落日的光辉，厚实，光滑，饱含汁液，就像俄罗斯的某一种苹果一样。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相信，忙着冲出去，不过立刻又回来。他说，子弹“咻咻”飞过，击碎墙壁上的砖头，削去墙角的泥灰。外面一个人也没有。一切交通都停止了。
日瓦戈仍旧在职员室靠近窗口他那张旧桌子上工作，桌子上堆满各式各样的图表。他把那些图表都堆在一边。在写医务日记之外，偶尔还信笔写上几句他的随想录，题目是：“玩弄人民，一本悲惨的杂记或日志——包括诗、散文及随笔——有感于半数人民已经失去了自己，任人摆布而作。”
那个星期萨申卡着了凉。
除了他正常的职务以外，院长还让他掌理一般的统计。无终无止的问答调查程式和表格从他的手中通过。死亡率、疾病率、人员所得、人员的政治意识及其参与选举的程度，燃料、食物及医药的连续缺乏状况，一切都得查对并提出报告。
“我已经跟你讲过几百次了，不要让他在炉子附近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责备道，“让他过热比让他受凉坏得多。”
医院中的人员早已壁垒分明。在温和派看来，他是危险的，他们的鲁钝使日瓦戈气恼；对积极分子来说，他还红得不够。所以他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他走在前者的前面，却又落在后者的后面。
萨申卡开始喉咙痛，发热。他特别容易恶心呕吐。所以，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去检查他的喉咙时，他推开他的手，咬紧牙关，尖叫着，憋得几乎窒息，不论是劝说或威吓都不肯让检查。可是，他有疏忽的时候，日瓦戈赶快趁机将一枚汤匙塞进他的嘴里面，按住他的舌头，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查看他覆盆子色的喉头，和满是骇人白点的肿了的扁桃腺。
他恢复了医院中的旧职务，虽然圣十字会已经解散，医院依然叫圣十字医院。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医院的新名字。
过了一会儿，他以同样的方法从喉中弄出些白点来做标本，正好他家中有显微镜，可以检验。很幸运，不是白喉。
每当他在老车厂街转角上，靠近俄罗斯医学会药房的地方跨过阿尔伯路时，他几乎照例要看看天空，以及从街道中央走出来的行人。
不过在第三天晚上，萨申卡竟遭到严重的假性格鲁布喉炎的突袭，体温猛升，几乎不能呼吸。
他领悟到，在庞大的未来机器前，他只是一名侏儒。他渴望这个未来，爱它并暗地里引以为傲。他贪婪地注视树木、云彩，以及街上的行人，在灾难中挣扎的俄罗斯最大的城市，仿佛这是最后一次，好像是在告别——他准备为了生活下去的好处而自我牺牲，此外别无良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又不忍心看他受苦。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以为他就快完了。夫妇两人轮流抱着他在室内走，看起来似乎使他好受些。
如果他不让自己整天忙于日常生活的琐屑事务，他可能已经发狂。妻子，孩子，赚钱的必要，每日卑微地例行工作——这些都是他的救星。
他们需要为他弄牛奶、矿泉水或苏打水。不过巷战正达高潮。大炮和来复枪片刻不停地发射。就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冒死冲过战斗地区，也买不到那些东西。在时局还没有决定性的澄清前，城中的一切生活是暂时停顿了。
人们继续欺骗自己，周围的人继续不断空谈。由于习惯的力量，人们挣扎着生活，四肢无力，脚步蹒跚。不过，日瓦戈看见了生活的真相。他很清楚，这不是生活而是在受判决，他眼见自己以及周围的所有人的命运是注定了的。考验就来了，也许是死亡。他们的来日不多，正在眼前飞逝。
然而结果已经毫无疑问，各方都谣传说，工人已占上风。小队士官虽然继续战斗，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络已被对方切断，而且失去了同指挥部的联络。
城市中的居民孤独无助，正如面对陌生人的儿童——尽管那个陌生人是城市的子孙，是城市居民的创造者，可是，他扫除了一切既经建立的习惯，留下的只是清醒以后的悲凉。
希弗采夫区是由向城中心推进的士兵据守的。曾经和德军作战的士兵和年轻的工人坐在他们在街边挖的战壕中。士兵们早就认识附近的居民了，所以当他们走过或站在大门外时，士兵们就和他们开开玩笑。这个区域的交通恢复了。
这是储存食物和木柴准备度过严寒的冬天的季节。但是，在唯物论胜利的那些日子里，物质已变成脱离实体的观念，并且，营养与燃料供应问题代替了食物和木柴的地位。
被困在日瓦戈家三天的戈尔东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他们的监禁中被解放了。日瓦戈很高兴在萨申卡生病期间有他们做伴，他太太也不责怪他们增添混乱。但是，他们觉得有义务感谢主人的仁慈，一直陪他们不停地谈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被三天的闲聊弄得精疲力竭，所以很乐于看见他们离去。
八月过去了，现在九月也快过完了。不可避免的事正在逼近。冬天近了，并且在人类世界上，有一种鼓舞生气的悬在半空中的东西在天空中盘旋，同时，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它。
他们很快就得知他们的客人已经安全地回到家。不过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有好几条街仍然无法通过，日瓦戈还不能去医院。他急着回去工作，同时他的手稿还留在他办公室写字台的抽屉中。居民只在早晨出门，去不远的地方购买面包。当他们看到一个抱着牛奶瓶的人走过时，总要围上去问他是从哪里买到的。
“太晚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们去睡吧，世界上我所爱的人只剩下你和爸爸了。”
偶尔全城重又燃起战火，不久又平静下去。据说，两方面在谈判，谈判的经过是有利或不利于和平，可以从火力密集的程度推测出来。
街上满是离去的客人的声音，他们在街上继续辩论，热烈程度正如他们在房子里开始之时一般。他们的声音逐渐远去，终于寂然。
十月（旧历）下旬一个夜晚的十点左右，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兴之所至去访问一个同事，街道一片凄凉，他匆匆地走着。这是当年的第一次降雪，薄薄的雪花随风飘散。
雷声让满是烟尘的房间变得清新，生活的元素忽然变得可了解、可区别了，就如同电流一样，也如同空气和水、幸福的欲望、土地和天空一样。
他转过许许多多的街角，多得连数目都几乎数不清了，雪愈来愈厚，风也变成大风雪，风雪漫天，如果在旷野一定呼呼作响，立即把大地盖上一层厚毯，不过在城里只见雪花上下乱舞，好像迷失了路途一般。
一阵雷声，仿佛一只犁头慢慢地拖过天空。然后一阵岑寂。接着，砰然四声响雷，就像过大的马铃薯在秋天被人从稀松的土中挖起抛出一般。
在精神世界的骚动与现实人间的骚动之间，以及地上的骚动和天空的骚动之间，有些共同的地方。抵抗的孤岛传来此起彼落的最后一次开火声，余烬的火球喷出来，然后炸落在地平面上。
杳无人迹的街道依然很黑暗，枝头滴水淅沥可闻，偶尔传来淋湿了的麻雀断续的吱吱喳喳声。
雪花在空中盘旋打转，如烟如雾地笼罩着潮湿的街道。
在离去前，他们拉起帘子，打开窗户。潮湿的天空散布着斑杂的蓝青色云彩，黄淡的曙光已经在望。“看来在我们闲聊中，好像曾下过一场暴雨，”有个人说。“我在来这儿的途中就淋了雨。”舒拉证实了他的推想。
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名腋下挟着一厚叠刚刚印出来的报纸，一面飞奔，一面大嚷“最新消息”的报童追上了他。
来宾一起大笑，鼓掌，把他的话当作深思熟虑的风趣，而他正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逃避他所预见的灾难，以及前途落空的感觉，尽管他努力要做好，但是他对未来实在无能为力。来宾开始告辞了，他们的脸是拉长的、疲倦的，张开或没张开上下腭的哈欠使他们看起来像马。
“不用找了。”日瓦戈说。报童从那一厚叠报纸中抽出一份还没干透的报纸塞在他手中，旋即被吸进大风雪中。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珍视各位的盛情，不过我担当不起。很快就施爱于人，好像怕后来就得赐予更多一样，这是不对的。”
日瓦戈站在一盏路灯下读大标题。这是一页只印半张的号外，上面列出来自彼得堡的官方声明，宣告人民委员苏维埃已经组成，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已在俄罗斯建立。接着是最近从电报和电话得来的新政府所发布的第一批命令，以及各种简短消息。
他还说了些别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清醒了。像以前一样，他听不清楚别人说什么，并且不得要领地回答他们的话，他看得出，他们喜欢他，可是他没有办法摆脱压迫着他的忧愁。他说：
风雪横扫日瓦戈的两眼，报纸上布满了沙沙作响的灰色雪珠。但是阻止他往下读的并不是风雪。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使他深深激动，他一时无法平静。
“我还认为，俄罗斯命定要成为世界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当它来到时，我们会被吓昏好一阵子，醒来以后，将有一半的记忆永远失去。我们将忘记什么先来，什么后到，并且我们不必寻求原因。我们将生活在新秩序中，我们对新秩序的熟悉也如同对地面上的森林，或头顶上的云彩。再不会有其他的事情了。”
他想找个光线较好的隐蔽地方，好读完其余的新闻。他发现，他再一次站在谢列布良内胡同和莫尔昌诺夫胡同的路口，那个迷人的地点，面对一座装有玻璃门的五层大楼，里面走廊宽敞，灯光明亮。
“在革命期间，你们将会看到，就像我们在前线所看到的一样，生活是停止的，全无人味，除去杀戮和死亡，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活动。如果我们命长，能活到有机会读这个时期的编年史和回忆录，我们会领悟到，在这五年或十年中，我们所经历的比其他民族在一百年中所历验的还多。我不知道，人民是否会自己站起来，自动自发地前进，如同潮涌；或者，一切只是假人民之名行事。这种惊人的大事的存在，是不需要戏剧性证明的。不必任何证据，我就会信服。穷究巨大事件的起因是没有用的。它们没有起因。只有在家庭争吵中你能找到起因——在两人互抓头发、摔碟子之后，他们拼命回想是谁先动手的。真正伟大的事是没有开始的，就像宇宙的存在一样，它来得很突然，就像它早就存在，或从天而降。
他走进去，站在灯光下，倚着楼梯读报纸。
“在这三年战争期间，人们渐渐相信，前线与后方的区别早晚会泯灭的。血海的波涛将要升起，直到浸及我们每一个人，并且淹没所有未曾卷入战争的人，这一股洪流就是革命。
在他的头顶上传来脚步声。有人走下楼来，时时停步，好像犹豫不决。走到某一阶时，那人改变了主意，又往上走。门打开了，两个声音同时涌出，回音嘈杂，所以听不清是男人或女人在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愿……米沙！戈戈奇卡！冬妮亚，我怎么办？他们不听！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让我说一两句话。史无前例的非常重大的大事正在逼近，在它们还没有降临以前，让我来谈谈我所寄望于各位的：但愿上帝保佑，既不丧失我们的友谊，也不丧失我们的灵魂。戈戈奇卡，你等一会儿再乐，我还没说完。墙角上的，请静静，仔细听我说。
然后，门砰一声关上，那个人又走下来了，这次很坚决。
她喝了酒，显然已微醺了。可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也在发晕。他根本不曾注意，他怎么会站在房间的这一头，而舒拉站在那一头。他站在餐桌的一端，显然是完全出乎他自己意料地，在发表演说，他费了好大工夫才让大家安静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全神贯注在报纸上，不想抬头看来人。但是，那个陌生人突然在楼梯脚下站住了，以致他不能不抬头。
“尤罗奇卡，过两天我来带你出去。我要让你看看真正的人民，你必须，你一定得脚踏实地接触他们。你为什么那样瞪着我？我是一头老战马，你还不知道吗？一个老革命。我曾见过监牢内部是什么样子，我曾在兵营作过战——嗨，当然，你怎么想？呵，我们根本不了解人民。我刚从那儿来，我曾身在人民之中，我现在正替他们弄个图书馆。”
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大约十八岁的男孩，像在西伯利亚似的头戴鹿皮帽，反穿鹿皮大衣。他肤色黝黑，有一对狭长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的面孔有贵族的气质，闪避的目光和沉默的敏感给人一种疏远的印象，带有那种往往见于混血儿身上的神情。
舒拉的话不时被打断，人人叫喊。她坐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旁，抓住他的手，贴近他的脸，大声嚷着，就像一台扩音器。
这个男孩显然误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另外一个人，他看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迷惑而又羞怯，似乎认识他，但是无法决定是否该和他讲话。为了打消他的误会，日瓦戈用冷淡而令人沮丧的眼光打量他一番。
在宴会的那天晚上，舒拉·施莱辛格到得很迟，她是在一个聚会散后马上就赶来的，身上穿着工人装，头上戴一顶工人帽。她大步跨入室内，与众人一一握手，过后立刻大为抱怨和非难。“你好吗？冬妮亚。你好，亚历山大，你必须承认，这真讨厌。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他回来了，人人都在谈论，我是最晚知道的人。唉，我猜我不够好。那么，究竟他在哪里？让我看看他，你们像一道墙似的把他围住。嗨，你好？我已读过你那篇东西，我一个字都不懂，但你立刻可以说那是篇出色的东西。你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一会儿就转来，尤罗奇卡，我必须和你谈谈。你好，年轻人。你也在这里，戈戈奇卡，鹅——鹅——嘎嘎。（这是对格罗梅科的一个远亲说的，他是一个所有走红艺人的狂热倾慕者，他以“鹅——鹅”著名，一方面因为他白痴似的笑声，一方面因为他瘦得像条绦虫。）“原来你们在大吃大喝？我马上就赶上你们。嗨，朋友们，你们全没想到你们缺少了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从未见过世面。但愿你们知道外面正发生什么！你们出去看看真正的群众大会，真正的工人，真正的士兵，不要只看书。就试试给他们一线机会打到胜利为止吧！他们必定会为你们打出胜利的结局！我刚刚听一个水手讲话——尤罗奇卡，简直令人兴奋得发狂！多么热情啊！多么简单啊！”
男孩迷惘地掉转身，走向大楼的入口。在他还没有出门以前，他又回头看了看日瓦戈，然后走出去，砰然带上厚重的玻璃门。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上唇的短髭微翘，罩住下唇，翘在他颈子上的蝴蝶领结也是这样稍稍向前凸起。嘴唇和领结之间的这些共同之处，让他看上去十分动人，天真得值得信赖。
几分钟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离开了那儿。他满脑子的新闻，他忘记了那个男孩，以及他要拜访的同事，直接回家了。但是，在途中他又被另外一个意外所吸引，那本是日常生活的琐事，可是在那段日子里就含有不平常的重要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乐于听他岳父谈话。他非常喜欢他那熟悉的格罗梅科家细声的“р”，柔和悦耳，像古莫斯科的唱歌调子。
他在离开他家不远的地方，在黑暗中被靠近路边的一大堆木材绊了一跤。那条街上有个机关，政府可能在把从附近城区内一座被拆掉的房屋得来的木板供给它做燃料。木板没完全运进院子，剩下的就留在街边了。一个荷枪的哨兵在值勤，在木材堆旁边走来走去，偶尔也走到街上去看看。来不及再考虑第二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趁哨兵转身、大风卷起雪云的时刻，爬到暗处，小心地从木材堆底部拉出一块厚木板。起先扛在背上很困难，一会儿就不觉得它重了（自己的负荷并不是一个累赘），他紧贴墙壁的阴影，安然将木板扛回家中。
当他说话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就有些事情打岔，一打岔他就可以趁机叽叽咕咕，哼哼哈哈。当他找寻失去的东西时——比方说在阴暗的衣帽间里找寻雪靴——或是臂上挂着毛巾站在浴室门口，或传递沉重的分菜碟子，或斟酒进朋友的杯中，他的谈兴就来了。
木板到得正是时候，家里已经把柴火烧光了。他把木板劈成小块，然后堆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燃起炉子，默默地蹲在炉子前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他的靠背椅挪近，坐着取暖。
“问题不在这里，那不是我所讨论的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气愤地说，争辩得更激烈，“你的科捷尔和米洛什卡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他们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无论怎样，你的逻辑在哪里？你的结论和前提全不相干。不，等等，我要让你看点东西。”于是，他开始翻他书桌的抽屉，找寻一张刊载有关争论文字的报纸，抽屉开开关关，啪啦啪啦作响，刺激着他的谈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大衣的边袋中掏出报纸交给他：“看过没有？看一下吧。”
“你的理解非常正确，只是修补旧社会的结构是完全没有用的，你必须从根本上再来过，我不是说，整个建筑最终可以不垮。垮又怎样？那件事可怕，并不等于说那件事不会发生。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你怎能为它争辩呢？”
他一面依然蹲着拨火，一面自言自语：“多么了不起的手术！你抓起一把刀子，巧妙地一挥，所有的腐臭的溃疡都被你割掉了。十分简单，不必说什么，你把若干世纪以来所从属的、所保护的、所导致的不公正的老妖怪捉到手，并且宣判了它的死刑。
“我们还在争论什么呢？这太明显了，还要去证明，你不害臊？这是最基本的。若干世纪以来人民都过着非人的生活。随便拿本历史教科书看看，怎么说来着——封建主义与农奴，资本主义与产业工人，都是不自然不合理的。这些都是长久以来就知道的，因而世界就在酝酿一个为人民带来光明、让一切合理的大变动。
“这种无所畏惧的心情，这种讲究彻底的态度，是有我们所熟悉的民族色彩，这是普希金的不妥协的清爽，有托尔斯泰的对事实不渝的信念。”
“不错，随便叫什么都一样，不过，人家原叫科捷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耐心地强调。下面是两人后来的对话：
“你是说普希金？等等。让我先读完报。我没有办法一面读一面听。”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误认为他的女婿在对他说话。
“波克利或波普里，谁管它那么多。名字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这是真正的天才表现。假如你要某人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去开创一个新纪元，他会请求你先清理地基。在还没有动手建立新世界前，他必须等待旧世纪结束，他才开始写新的一节、新的一页。
“科捷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他，“科捷尔，西尔维亚。”
“但是，现在他们并不用为等待操心。这个新东西，这个历史的奇迹，这个启示，一下子就在日常生活的里层爆发出来了，完全不考虑生活的原有路向。这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中间开始，没有任何程序，就在星期一那天，当街上交通最繁忙的时候，它突然降临了，那真是天启。只有真正的伟大才能够这样不顾时机。”
“真是骇人听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就是你所投奔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责备他，“你的那个米洛什卡，简直是坑人！还有那西尔维亚·波克利。”
冬天来了，正是大家所预言的那种冬天。这虽然比不上接着到来的那两个冬天可怕，不过，这已经够可怕的了：黑暗、饥饿、寒冷，完全要人和往日所熟悉的一切生存基础决裂，重建更谈不上，只得做非人的努力去抓紧生活，好像它就要从你的掌中溜出去一般。
据说，他来时抛下一个新的年轻爱人、一部写了一半的著作，以及许多未完成的事在瑞士，而他此行只是为了在他故土掀起的惊涛骇浪中浸一浸，如果安然脱险的话，还是会尽快回到他阿尔卑斯的山居去。他是亲布尔什维克的，常常提及与他所见略同的两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一个是用米洛什卡·波莫尔做笔名写东西的报人，一个是编写宣传小册子的作家西尔维亚·科捷尔。
这样可怕的冬天，一个接着一个，共有三个，现在看来，并不是所有可怕的事情都真的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的冬天——有些也许是后来两年的事。在记忆中，这三个连绵不断的冬天已经混成一个，很难分清了。
他访问住在安静的莫斯科后街公寓中待客殷勤的女友，利用她们的落后和地方情感好言好语地哄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他向她们炫耀自己对于报章的熟悉，亦如同他从前向人家卖弄他熟读教会的禁书和俄耳甫斯派教徒的伪经文。
旧生活与新秩序尚未接触。它们还没有互相公开敌对，像下年内战爆发以后的情况。它们之间还没有联系，两者各站一边，势不两立地面向对方。
他觉得他是在莫斯科作客，并且举止行动一直像作客。他是否以彼得堡或其他的地方作他的故乡呢，依然不能确定。他乐于做他的社交明星和政治先知，他可能想象，莫斯科会有如同巴黎国民会议前夕的罗兰夫人式的政治沙龙出现。
到处在进行新的选举——房屋行政，各种组织，政府公职，公众事务等。各个机构都设赋有独裁权力的人民委员，这些穿黑色皮夹克的铁人，身佩手枪，人见人怕，很少刮脸，而且睡眠更少。
这是他们最近的第一次会晤，后来，日瓦戈曾在公众集会中见过他的面好几次，那个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竟完全不同，不可辨认。
他们深知怕事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廉价公债的持有者的性格，对他们说话毫无怜恤，满面狡猾的冷笑，好像对待行窃时当场被逮到的小偷一样。
他们的谈话充满赞叹，他们兴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叹服对方的敏锐，或者默默地站在窗口敲打玻璃，因为发现彼此是如何彻底地了解而深深感动。
按照计划重建一切的就是这些人，一个公司接着一个公司、一个企业跟着一个企业都布尔什维克化了。圣十字医院现在称为第二改良医院，里头有许多变动。一部分职员被解雇了，一部分自动辞职，因为他们的薪酬不够多。这些都是病人多、诊金高而且善于辞令的医生。他们辞职本出于自私，但是却一口咬定是运用公民权对低薪作抗议，并且鄙视那些留职的医生，甚至抵制他们。日瓦戈留下了。
在过去十年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直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自由与直接地和人促膝畅谈创作问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从来不曾听到这次会晤中所听到的见解——深入精辟、恰到好处，并富有灵感。
在夜里，日瓦戈夫妇俩经常有如下的对话：
这是两个艺术家的会晤，虽然他们两人是近亲。而往事一起一伏，过去又重新活在两人之间，彼此互道别后的遭遇，可是，当他们两人谈及真正关系创作心灵的问题时，两人间所有其他的联系都消失了，他们的亲戚关系，他们的年龄差别，统统忘记了，所剩下的只有自然力的面对面，活动力与原则的面对面。
“别忘记星期三去医生工会，他们为我们留了两袋冻马铃薯在地下室。我会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能脱身。我们必须一块去，并且要带雪橇去。”
不过，充实他们这次重逢几小时的，使他们彼此拥抱大笑大叫，并不时打断热烈谈话使他们暂时沉默的，却是另一些不同于政治的东西，相当不同的东西，出现在会面最后的几个小时之内。
“好的，尤罗奇卡，还早呢。为什么你现在还不睡觉，很晚了。我希望你早点休息，你不能每一样事情都来。”
他惊异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平静，谈论政治时轻淡、冷静的语调。他比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都能自我把持。这表明他是新来的人，并且看上去有点落伍、尴尬。
“现在正在闹传染病，过度的疲劳会减少抵抗力。你和爸爸看起来都不很好。我们必须想想办法。但愿我知道有什么办法。我们对自己照顾不够，听着，你没睡着吧？”
诚然，他是被这次革命的宏伟镇住了，和这些宏伟的事件相比，他显得渺小了。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来不曾想就这个尺度去衡量他。
“没。”
舅舅的头发已经花白，一身旧西服倒很合身。就他的年龄来说，他显得非常年轻、英俊。
“我不担心自己，我生来有九条命。但是，如果我真的病倒，要放聪明些，你可千万别留我待在家里，立刻送我去医院。”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这次碰面是惊人的、令人难忘的大事。他所见的是他童年的偶像，是支配他儿童时代思想的导师。
“别那么说。求上帝保佑你好好的。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从他那没有人打扫的房间的大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那些疯狂岁月中的大广场，荒凉、可怕，像噩梦中所见到的景象，如今真实地展现在旅馆的窗外。
“记住，再没有什么诚实的人了，也没有朋友了。专家更少，如果发生什么事，除去皮丘日金，不要信赖任何人。当然，这必须假定他还在这儿。你没睡吧？”
旅馆像是被管理人弃置了的疯人院——楼梯、走廊是空的，一切都呈混乱状态。
“还没。”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细雨蒙蒙如同潮湿的灰尘的夜晚，又阴沉，又灰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他住的旅馆看他。除非经本城当局介绍，旅馆早就不接受住客了，不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位名人，在莫斯科还保持着某些旧关系。
“薪水待遇不够好，所以不少人辞职了，现在变成他们有原则，有公民情操了。你在街上碰到他们，他们很少和你握手，只是扬起眉头说——你还在为‘他们’工作吗？——是的，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要说，我以我们的苦难为荣，并且尊敬那些使我们有机会受苦的人。”
“我告诉过你了，伊诺肯季。这不是我的错，而是你没有听。好，我再说一遍。我一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延续，或者说，他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的抒情诗人——是他的青年叛徒之一，《粗犷的青年》，或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多有气魄的作品！他说话的方式是一言为定，不妥协，直率！最重要的是他敢于讽刺现实社会，突破人间罗网！”但是，那晚最引人注意的自然是科里亚舅舅。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以为他不在城中是弄错了，在他外甥到家那天他就回来了。宴会前他们两人已经见过好几次，不再有初见时的惊叹，他们曾在一起开怀尽情谈笑。
有一段很长的时期，绝大多数人的日常食物只有薄粟米粥、鲱鱼头汤，而鲱鱼本身算是第二道菜。粥也是用没磨过的小麦或裸麦做的。
在人声喧闹中他没有听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回答，一会儿以后他又再次问他：“您读过《脊柱横笛》和《人》吗？”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一个朋友，一位女教授教她用一只临时做成的荷兰式的炉子烘面包。她打算卖出一部分面包，赚点钱好烧瓷砖火炉，像旧时代一样，而不再用那个铁炉子，因为它依然冒烟，而且几乎没有热气。
黄昏将尽时，舒拉·施莱辛格进来，增加了不少喧闹和兴奋。曾经是日瓦戈儿时好友的杜多罗夫，好几次问日瓦戈有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脊柱横笛》。说话时称“您”而不称“你”。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面包做得不坏，可是无补于她的商业计划。他们仍然必须使用差劲的铁炉子。夫妇俩因为缺钱而困窘得紧。
他和气地谈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声音沙哑，像是感冒一样，两眼如做梦般紧紧盯住远处的某一个固定的点，好像是在演讲。
一天早晨，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班后，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穿上褴褛的冬大衣——匆匆跑下楼梯，因为她浑身冷得打抖，甚至在较暖和的天气也是这个样子——出门去“行猎”。家里头只剩下两块柴火了。她在附近的巷子里晃了半小时。在那些小巷子里有时你能够碰到一两个来自莫斯科近郊卖蔬菜和马铃薯的农人。满载货物的农人在大街上很容易被逮捕。不久，她发现她所要找的东西了。一个健壮的穿着农民外衣的青年，拉着一只看上去轻得像玩具的雪橇跟着她，小心地跟她走进院子里去。
像戈尔东一样，他也变成了一个和他往昔相反的人。往日他总爱轻率多嘴、漫不经心，而现在他竟是个严肃的学者了。在中学时，他曾因帮助政治犯逃亡而被开除。他曾试过好几所艺术学校，不过，他终于做了文科学生。他是在战时毕业的，比他旧时同班晚了几年。现在他有两个讲座——一是俄国史，一是世界史。他甚至还是两本书的作者，一本是讲“恐怖的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一本是关于圣茹斯特的研究。
盖在麻布袋底下的是一堆薄薄的桦木柴火，薄得就像十九世纪照片中所看到的古式乡村屋宇的栏杆柱。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知道它们的价值——桦木只是个名分，木头是最差的一种，而且刚砍下不久，当燃料并不适宜。但是，她不得不买，挑剔是没有用的。年轻的农人抱了五六抱上楼到她的起居室中，换去了冬妮亚带镜子的小衣橱。他将衣橱取下，装在雪橇上载回去当礼物送给他的新娘子。谈到未来的马铃薯交易，他提出要用钢琴做交换。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家时，他对他妻子的交易提都没提。其实把衣橱劈掉当柴烧还划算些，但是，他们不忍亲自动手。
杜多罗夫走了进来。
“桌子上有一张给你的通知，你看到了没？”她说。
最近这些日子，他的行为有另外一种方式的古怪。当他某次——大家都这么传说——在伏尔加河上某一港口等汽船时，他认识了两姐妹，她们也是等那条船的。一大群士兵的出现以及他在军中运气不佳遭遇的记忆把他弄糊涂了，他竟爱上了那个妹妹，立即向她求婚。“有趣不？”戈尔东说。但是，当他听说故事里的英雄已到门口时，便不得不截断他的故事。
“医院来的？是的，我早接到口信了，要我出诊。我当然去，我先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路很远。我已有了地址，靠近凯旋门。”
杜多罗夫被征召参军原本就出于一种错误。参军以后，他的案子便在调查，在军中他老是因为心不在焉忘记在街上对长官敬礼被处罚。所以，在他脱离军队很久以后，每一次看见有军官走过，都不自觉地举手敬礼，他常常幻想肩章的存在。
“你见到他们提出的诊金吗？你最好看看，一瓶德国白兰地或一双丝袜！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物，你想想看？俗不可耐，他们似乎不可能不知道如今我们是怎样活的。我猜，都是些暴发户。”
故事的结局是，杜多罗夫结婚大约一年，然后就离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点是这样的：
“不错，那是个采办。”
当他们在等杜多罗夫时，他讲了杜多罗夫结婚的故事，他以为那个故事很滑稽，当时正在他的朋友圈中流传。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没有听说过。
采办、官商、特许代理是指那些代政府买卖物资的小商人，已经废止私营贸易的政府在经济困难时，偶尔会做点让步，允许他们买卖某些货物。
来宾也制造不愉快的反响。在他抑郁沉思、木讷寡言的时代，戈尔东这个人相当好。他是日瓦戈最要好的朋友，中学时代许多人喜欢他。不过，现在他已决定要做一个新人，但他努力的结果很不幸。他扮演乐天的角色，快活，有说有笑，常常大叫：“多有趣！”“多开心！”——这些本来都不是他的词汇，因为戈尔东从来不甘把人生当作享乐。
他们并不是旧时代老店子的老板或殷实商人——那些人并没有在受到打击后复原——他们是新类的商人，无根无底，是在战争与革命期间靠投机窜起来的。
这就证明，只有一种我们周围的人的别无二致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同时，一种不能和大家共享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当鸭子和伏特加看来是全城仅有的鸭子和伏特加时，它们甚至不是鸭子和伏特加了，这是最气人的事。
日瓦戈喝了杯掺牛奶和糖精的热水，然后出门去看病。
不过，最悲哀的事还是这个宴会像是一种背叛。你不能想象当时左邻右舍也如此大吃大喝。窗外躺着沉默、黑暗而饥饿的莫斯科。商店空空如也，至于野味和伏特加，他们早就忘记去想它们了。
街上盖着厚厚的积雪，积雪顶住两边的墙，有些地方一直积到底层的窗户那么高。只有沉默的、半死的影子一样的人拿着一些食物，或拉着雪橇在街上移动。此外，几乎看不到乘车的人。老店子的招牌依然挂着，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与小规模的新消费合作社及日用必需品的店子没有联系，它们都是空的或上了锁，窗户都上了闩，或钉上了木板。
酒精饮料（最受欢迎的黑市钱币）是由戈尔东用一只带玻璃塞的药瓶装来的。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从不轻易放开那酒瓶，不时倒出一部分酒精饮料，用水冲淡，用水多少全凭她的灵感。大家发现，喝浓淡不同的酒反而比一贯喝同等强烈的酒更容易醉，这也是恼人的事。
它们所以上锁或空着的原因，不只是货物缺乏，政府一时还顾不到店子不开门这些小事，整个生活的重建，包括恢复贸易在内，目前大体上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在那些早就开始闹饥荒的日子里，那只大鸭是骇人听闻的奢侈，不过，有鸭子而没有面包，它的奢华未免有些不得要领——这甚至令人怄气。
日瓦戈所要前往的房子在布列斯特街尽头，靠近特维尔门。
几天后，有伏特加和野鸭的盛会照计划举行了。他在宴会前已经会见了所有的来宾，所以这个晚餐事实上已算不得是他们重聚的宴会。
这是一座营房式的石头建筑，围墙内有一个大院子，房子的前面有三层木造楼梯走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现在所感到亲近的人只有他的妻子、岳父、他的两三个同事，以及几个并不整天满口挂着新名词的普通工人。
那天住客在开大会，并有一名区苏维埃委派的女代表参加，在开会时，军管会的人突然来检查武器执照，并没收没有执照的武器。于是住客们不得不返回各自的公寓，不过军管会的负责人要女代表别离开，向她保证搜索时间不会太长，不久，会议即可重开。
他的朋友们变得罕有的黯淡而没有光彩。已经没有一个人保留他自己的展望、自己的世界了。在他的记忆中，他们生动得多。过去他一定是高估他们了，在旧秩序下，当绝大多数的人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们养尊处优，有足够的条件让他们附庸风雅、标新立异，以致这群特权、少数的愚蠢和闲散，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他们真正的性格和有创造才能的表现。不过，当底层站起来，这些上层阶级的特权被废弃时，他们褪色得多么快啊，他们多么毫无遗憾地放弃了独立思想啊——显然，他们并没有一个人有过真正的独立思想！
当日瓦戈到达时，搜索已差不多完了，但是，他要去的那一层还没有搜。日瓦戈站在楼梯口一名荷着来复枪士兵的身旁，不过，负责人听见他们在争论，便下令暂停搜查，等医生看过病后再继续。
在往后的几天中，他领悟到自己是多么孤独。他不归咎于任何人，他只是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
房子的主人打开门，他是一个有礼貌的年轻人，气色不好，眼睛黑而忧郁，因为事情头绪纷繁而狼狈不堪——其中包括他太太的病、暂时停止的搜查、他对医学及医生的尊敬，等等。
但是，当他走出房门时，还是忡忡不乐，觉得是个凶兆。
为了节省日瓦戈的时间和麻烦，他说话力求简短快速，但是这样的性急反而使他的话头拉长了，并且前言不接后语。
“由他去吧，冬妮亚，”日瓦戈说，“别打扰他，同时你自己也不要烦心。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无聊的鬼名堂——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个坏兆头——那全是胡说。这只是自然现象，这个小孩从来就没有见过我，明天他看熟了我，我们就会好得分不开了。”
房子里的家具贵贱混杂，大概是赶着买进作为投资，以免货币贬值。在成套的家具之外，还有一些零碎配不成套的东西。
“不，不，”冬妮亚呵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萨申卡，爸爸会怎样想呢？他会以为沙夏是个坏孩子。吻爸爸，让他知道你会亲吻。别哭，小傻瓜，没事没事。”
年轻主人以为他妻子的病是源于精神受刺激。他旁敲侧击地解释说，他们最近买了一只古钟。这是一只破烂的音乐钟。他之所以买回来，仅仅只是因为它代表钟表技术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他同时引日瓦戈去另一个房间里看了一下）。他们夫妇甚至怀疑它能否修好。但是，有一天，这个多年没有上发条的古钟突然走动了，并放出音乐来，然后又自动停摆了。这个年轻人说，他太太吓坏了，她相信，那是她的丧钟，现在她精神错乱，不肯进食，并且连他都认不出了。
萨申卡无疑是吃惊而不高兴的，等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人弯腰贴近他时，他突然挺直身子，一只手抓紧妈妈的衣衫，愤怒地挥动另一只手，啪的一声打了他父亲一个耳光。他自己也被这大胆的举动吓呆了，随后急忙投入母亲的怀抱，猛然大哭起来。
“因此你以为这是精神受了刺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怀疑地说，“我现在可以看看她吗？”
“这是爸爸，这是你爸爸，摆摆手像个听话的孩子。”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她把婴儿床的一面栏杆放下，好让父亲便于吻他、抱他。
两人走进另一个房间，房里有一个瓷制的树枝形装饰灯架，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两只桃花心木床头几。一个有两只黑色大眼睛的小妇人躺在床边，被子一直盖到她的下巴。当她见到他们时，她从被单下伸出一只手来，挥手要把他们赶出去，宽大的睡袍袖子褪落到她的腋窝。她认不得她的丈夫，并且好像也不觉得屋里还有旁人，随之以低沉的声音哼起哀伤的调子来，她越唱越难受，以致呜呜咽咽像个儿童似的哭泣起来，喊着要“回家”。当日瓦戈走近她旁边时，她调转身背对着他，不让日瓦戈碰她。
他走进房间里，那儿原来是冬妮亚和他以前的课室。有栏杆的婴儿床上的孩子并不如照片中那么漂亮，不过，他特别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日瓦戈，比她的任何照片都更像她。
“我必须给她做下检查，”他说，“不过，病并不要紧。显然她患的是斑疹伤寒——很重的一种，可怜的妇人。她一定自觉非常不幸。我给你的忠告是送她去医院。我知道，你一定以为医院不像家里，她在家里需要什么有什么，不过，最要紧的是，在最初几个星期中，她必须有医生经常给她做检查。你能找到任何交通工具吗？——马车甚或大车？当然，她必须好好地包裹起来。我会给你一张入院许可证。”
在厨房里，纽莎蹲在炉子前面，在一张报纸上面拔鸭毛。当他提着篮子走过时，她羞怯地跳起身，动作优美，两颊绯红，然后抖抖裙子上的羽毛，恭敬地向他问好，并提议要帮他忙。他谢谢她，说他自己来就可以，继续前进。他的妻子隔着两三个房间叫他：“尤拉，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我要试试，不过，请等等，真是斑疹伤寒吗？多可怕？”
医生站着想了一阵，然后走下楼梯到厅中拿他的柳条篮。
“我怕是。”
这儿原是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储藏室，她一向用来放破桌椅和废字纸的。她家的家谱、文件也收藏在这里，夏天还用来放装冬衣的大木箱子。当她在世的时候，角落堆满破旧物品，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孩子是不许进来的。只有在圣诞节或复活节，一大群的孩子来参加聚会，整个顶楼都开放时，这个房间才不上锁，于是，他们在里头扮演强盗，躲在桌子底下化装，用烧焦的软木涂黑他们的脸。
“医生，你看，——我知道，如果我让她去医院我就要失去她——你不能来这里看她吗？尽你的可能多来——你要什么我都愿意付给你。”
他拿出刮胡子的用具，皎洁的满月正从窗户对面的教堂钟塔的圆柱间升起。当它照着手提箱顶层的衣服和书籍时，房间里的光线变了，他觉悟到他身在何处了。
“我很抱歉——我已告诉过你，她所需要的是医生的经常看顾，照我的话做——我劝你全是为了她好。现在你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弄一辆马车，我马上就写入院许可证，我最好去你们的房屋委员会写。许可证需要委员会盖章，还有一点别的手续。”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拿起他的手提箱，放在窗口的牌桌上，开始取出里面的东西。他很想知道这个房间过去是做什么用的，但他辨认不出了。冬妮亚一定换过家具或壁纸，或多多少少重新装饰过。
裹上披肩穿着皮大衣的住客，已经一个一个地回到没生火的地下室。那儿曾经是个批发蛋行，现在用作房屋委员会的办公处。
第二件事是他在前线时，冬妮亚寄给他的一些照片。照片上是个快活、漂亮、胖嘟嘟的小家伙，有着爱神弓形的嘴巴，两手握拳微张，两腿前屈站在毯子上，如同在跳一支愉快的舞。当时萨申卡一周岁，正在学步。现在他两岁了，正开始学说话。
房子的一端放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因为椅子不够，旧的空蛋箱翻过来放成一排，当作一条长椅用。在房子的另一端，空蛋箱高叠到天花板。一个角落上，有一堆与破蛋中漏出的冻结蛋黄黏成一团的刨屑。老鼠在刨花堆中吱吱乱窜，偶尔也冲到房子中央，然后又窜回刨花堆中。老鼠每窜扰一次，就有一个胖女人惊叫着，爬上一只空蛋箱，斯文地提起她的裙子，跺着时髦的高跟鞋，故意用粗暴的喝醉酒似的嗓子大嚷。
他没猜错，后来证实这正是萨申卡的声音，这是他所知道的第一件有关他儿子的事。
“奥莉卡，奥莉卡，你把老鼠都弄到这里来了。滚开，你这讨厌的畜生。唉！唉！唉！看，它还明白，它可把我气坏了。唉！唉！唉！它想爬上来，它要钻进我的裙子里，多吓人啊！看看那边，先生们。对不起，我忘记了，你们现在已是公民同志，不是先生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已决定，他的孩子将命名为亚历山大以纪念他的岳父。不知为了什么理由，他想象那个与众不同的声音就是他的孩子的。也许，因为这一特殊的哭喊自有其特性，似乎在预示一位特殊人物未来的人格与命运；它自有其音色，其中包含孩子的名字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保卫者）的特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这样想象的。
她的阿斯特拉罕羊毛披肩罩着她颤动成三层的双下巴，以及被丝绸紧紧裹住的丰满胸部和肚子。她一度是她那个小生意人和店员圈中的名花，但是，现在她那盖着肿眼皮的小小的猪眼，已经很难张开了。她的一个情敌曾经想用硫酸烧她的面孔，不过，没有泼中，只有一两滴溅在她的颊上和口角上，留下一些痕迹，现在轻淡到差不多完全看不见了。
“哇，哇。”婴儿们不时发出单音符的叫喊，几乎没有意识，没有感觉，如同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只有一个声音与众不同，也是“哇，哇”声，并且也不表示比别人更痛苦，但是它比较低沉，同时听起来似乎表示深藏的敌意的成分多过例行的责任。
“赫拉普金娜，不要大声嚷嚷，这样我们怎能工作？”已被选为会议主席的区苏维埃代表坐在办公桌的后面说。
他坐在休息室等候，在走道的尽头，产妇室那边的婴儿室中传来十多个婴儿的尖锐哭喊。好几个护士匆匆走过走廊，抱着婴儿送给他们的母亲，以免那些刚出生的婴儿着了凉。孩子在她们的臂弯中，一个个包得就像购物的包裹。
这座房子和许多住客是苏维埃委员会代表从小就熟悉的。在会前，她曾经和房子的女管理人法吉玛姑姑有过一次长谈。法吉玛有一度和她的丈夫及孩子就住在肮脏的地下室的一个角落上，不过，现在她只和她女儿住在一起，已经搬进底层两个光亮的房间了。
有一天，当时冬妮亚还没有出院，他去看她。他已穿上军服，就快离开莫斯科了。到那里正逢孩子吃奶的时间，他不能马上进去。
“法吉玛，这里的情形怎么样？”代表问。
对他而言，在莫斯科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小儿子。他几乎是萨申卡一出生就被征召入伍了，他对儿子可说是一无所知。
法吉玛埋怨地说，她一个人实在照管不了这么大一座房子和这么多住客，她简直没有人帮忙，虽然设想由各家轮流打扫院子和人行道，可是，一家也没有打扫过。
“好得很，我要请求戈尔东弄些酒来。他能从一些实验室或别的地方弄来酒。现在，你看，这就是我想留下来的房间，行吗？放下手提箱，去把你的篮子拿来。我们再请杜多罗夫和舒拉·施莱辛格来我们温暖的房子里，你介意吗？你没忘记浴室在哪里吧？在身上喷些杀菌药水。趁你洗澡的时候，我去看看萨申卡，叫纽莎去弄鸭子，等我们准备妥当，我会叫你。”
“法吉玛，别担心，我们会告诉他们怎么做。话说回来，这是个什么委员会？这班人简直毫无希望地保护犯罪分子，留住道德上值得怀疑的人不登记。我们将摆脱这班人，另外选个委员会。我将让你做房屋管理人，只是别大惊小怪。”
“我们当然能度过这个冬天，绝无问题。那是个好主意，你知道是什么好主意吗？我们会有一所温暖的房子，我们会煮鸭，我们将邀请科里亚舅舅来。”
女管理人求她开恩，放她一马，但是代表不理。
“让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们将在顶楼上划一个角落出来，只留两间或三间相通的房间，给我们自己、父亲、萨申卡和纽莎住，其余的都放弃。我们把它间隔开，同时有我们自己的门户，这就像一个单独的公寓了。我们将把一只铁炉子安置在房中央，煤气由窗户通出去，洗熨、做饭、娱乐都在这一间房中。就是这样，我们也还得用去不少燃料，谁知道呢？或许托上帝的福，我们能挨过这个冬天。”
环顾四周，看看出席人数够了，她叫大家肃静，宣布开会，并作简短的介绍性的演说。她责备委员会懒散，她要出席人推选新委员的候选人，同时又提出另一些建议。
“对的，我们要买一个。好主意。但是请想想科里亚舅舅！我简直没办法了解。”
结论时她说：
“他们说柴火、水、电都会缺乏。货币会被取消，不会再有供应品来了。现在我们又停下来了，走啊！听着，据说阿尔伯路有非常奇妙的铁炉子出售。小的那种，用一张报纸去烧，就能煮一顿饭。我已经弄到了地址。我们必须在别人还没有去之前买一个。”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坦白地说，这是一座大房子，这适合做一家招待所。看看那些各地来莫斯科开会的代表吧，我们真不知道去哪边安置他们。我们已接收定了这座房子，改为招待外宾的区苏维埃招待所，并命名为季韦尔辛招待所，以纪念季韦尔辛同志，就如各位所知道的，他被放逐以前是住这儿的。有没有人反对？至于日期，各位不必惊慌，你们还可以在这儿住一年。对于工人，政府自有安置，其他的人必须自己设法找房子，同时在一年内搬出。”
“我是这样想。唉，是又怎么样？我们总能处理，这总不会是世界末日。像别人一样，我们等等看再说吧。”
“我们都是工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全是工人。”会众一起高呼。同时有一个人呜咽着说，“这是盲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所有的民族现在都平等了！我知道你们在暗示什么。”
“不要这么没耐性。他和一些人住在乡下。他答应后天回来。他变了很多。你会失望的。回来时他在彼得堡停了一阵，他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父亲几乎是嘶哑着嗓子和他争论。我们为什么走一步停一阵呢？让我们走吧。噢，你也听说过苦日子就要来了——艰难、危险，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请不要一起嚷，我先答复谁呢？瓦尔德尔金公民，民族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看看赫拉普金娜，你不能想到她有国籍问题牵涉在她的案例内吧，并且，我们一定驱逐她。”
“冬妮亚！你不是开玩笑吧？你见过他吗？他在哪里？我们不能现在就立刻见到他吗？”
“是你，是你！只是你要驱逐我，我们走着瞧吧！你是一张烂沙发，你是一条皱床单！”赫拉普金娜尖声叫喊，用各种她一时在气头上能想到的脏字眼骂着代表。
“是真的。他本来住在瑞士。他是绕道从伦敦、芬兰回来的。”
“真是个坏心眼的女人！”女管理人愤慨了，“你一点都不害羞吗？”
“冬妮亚！不可能的！是真的吗？”
“法吉玛，与你无关，我自己能对付她，”代表说，“赫拉普金娜，住口。我知道你的底细。我告诉你，快闭嘴，不然我立刻把你送交当局，不用等他们查到你私酿伏特加酒，经营非法的酒吧间。”
“科里亚舅舅。”
当日瓦戈走进来时，室内的喧嚷正达顶点。他请求在门口碰到的第一个人，指明一个房屋委员会的委员。那个人把两手做成喇叭形放在唇间，高声叫道：
“哪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加——利——乌——林——娜！来这里，有事找你。”
“等等。我忘了告诉你。我有个消息告诉你——多好的消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回来了！”
日瓦戈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耳朵。一个微微佝偻的瘦老婆子，那女管理人走到他面前。他惊讶于她非常像她的儿子。可是，他并没有立刻加以认定，只是说：“你的一个住客患了斑疹伤寒。”（他把名字告诉了她。）“必须采取各种方法预防传染。再者，病人必须住院，我可以签发许可证，但必须房屋委员会证明。我们要怎么样，同时在什么地方弄好？”她以为他是问“病人如何才能进医院”，因此，她回答道：“这儿有一辆马车，是区苏维埃给区代表杰明娜同志用的。她人很好，我去跟杰明娜同志说说，她一定会让你的病人用她的车的。不要担心，医生同志，我们能好好地把她送到那儿。”
“不错，他们到处都这样说。刚刚，我在火车上望着窗外——我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安静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更有价值的呢？其他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办法控制。看来好像有许多人要挨一段苦日子。有些人想逃避，他们打算去南部，去高加索，或更远的地方。我本身不想这样做。一个成年男子应该与他的祖国共命运。对我而言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你却又不同，我不希望你也跟着挨到底。我宁愿把你送去某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许是芬兰。不过，如果我们每走一步就聊上半小时，我们会永远上不了楼。”
“那太好了。实际上，我只是问你，我能在什么地方给许可证盖个章。不过，如果这儿还有车……我能不能请问你，你是加利乌林中尉家的老太太吗？前线我们在同一个单位。”
“是的，当然。我要叫纽莎立刻下去把它烫了，弄干净。他们说今年冬天会发生各式各样可怕的事情，饥馑、寒冷。”
加利乌林娜猛然惊跳了一下，同时脸色变得苍白。她一把抓住日瓦戈的手。“出来，”她说，“我们到院子里去谈。”
“有人在火车上把它送给我当礼物。说来话长，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我怎么处理它？把它放在厨房里吗？”
两人一踏出门边，她就急促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小声点说。别害了我。尤苏普卡这孩子走错路了！请你做个评判——他是什么人？他以前是个学徒，一个工人，他该明白——现在单纯的人比以前好多啦，瞎子都看得出，没有人能否认。我不知你自己怎么想，你或许也觉得他没有错，但是，对他而言，那是个罪，上帝都不会宽恕他。尤苏普卡的爸爸是个大兵，他打仗被打死了，他们说，他的脸孔给炸飞了，他的手臂和腿也不见了。”
“你那包东西是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突出来，看来是鸟的嘴巴。是一只鸭！多可爱啊！一只野鸭！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年头它可值大把钱呢！”
她讲不下去了，她停了一下，直等到自己比较镇静了才继续说：“来，我给你弄车。我知道你是谁，他已经回家好几天了，他跟我说起过你。他说你认识拉拉·吉沙尔。我记得她，她是个好女孩，她常来看我们。她现在像什么样子了，我不知道——谁会把你们那类人的事告诉我？到头来，主人们黏在一块本是非常自然的，不过，对尤苏普卡来说，这是一种罪。来，让我们弄车吧。我有把握，杰明娜同志一定会把车借给你的病人。你知道杰明娜同志是谁？她是奥莉亚·杰明娜，过去是女裁缝，帮拉拉妈妈的，那就是她。而且，她也是从这房子出去的。”
“我非常高兴你已放弃了那些房间。我曾经工作的那所医院也是私人住宅。数不尽的套房，到处是柚木地板。四射的棕榈树枝叶在窗外摇晃，就像浮游在床顶上的幽灵——有些前线下来的伤兵常在梦中被吓醒，大声惊叫——当然他们的神经不十分正常，当然——是炮弹震的——我们就不得不移动那些树。我的意思是，以前有钱人过的生活实在有些不健康。一大堆多余的东西。太多的家具，太多的房间，太多的感情上的牵绊，太多的繁文缛节。我非常高兴我们只用几个房间。我们似乎还应该再多让出一点。”
夜降临了，他们的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杰明娜从口袋中掏出的小手电筒的小光圈在他们面前四五步的地方移动，从一个雪堆跳到另一个雪堆，这不是在照亮道路，反而把人弄迷糊了。黑暗包围了他们，他们已离开了那座大房子，那儿有许多人认识拉拉，那是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常来的地方，并且，据他们说，那里也是她丈夫安季波夫成长的地方。
“啊，当然，你不知道，我和爸爸考虑再三，我们还是决定放弃楼下的一部分，让给农业学院。何况房子太大了，冬天不暖和。甚至连顶楼都太大了。所以我们也把它让给他们。他们还没有完全接收，不过已经将他们的图书馆、植物标本室以及种子标本搬了进来。我只希望不要招来老鼠——那些东西毕竟是谷类。不过，现在他们倒是把房子收拾得蛮干净利落的。顺便告诉你，我们已不再管房间叫‘房间’了，现在叫‘生存空间’。这边走，你好像跟不上我！我们从后楼梯上去。明白吗？跟着我，我会告诉你怎么走。”
“医生同志，你真能不用手电筒找到路吗？”杰明娜俨然以恩人的态度打趣地问，“如果不行，我把手电筒借给你。你知道这是事实，当我们做小姑娘时，我真的很迷恋她。她家有一间服装店，我在那里做学徒。今年我见过她。她在莫斯科停留了一阵。我说：‘傻瓜，你去哪里？留在这儿吧！来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会给你找份工作。’但是，全没用，她不肯留下来。唉，这本来就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给帕沙是靠她的脑袋，不是靠她的心决定的，婚后，她一直都不安宁。她走了。”
“我不以为火车上有什么传染病。我这趟旅行很舒服——和战前一模一样。不过，最好我还是先简单洗一洗，以后再彻底地大洗一番。你走哪条路？我们不再从客厅经过了吗？”
“你以为她怎样？”
“我真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清醒？无论如何，我是受够了。我担心的是你还没有见到沙夏以前，他又入睡了。不是说火车上流行斑疹伤寒吗？……你没带什么寄生虫回来吧？”
“当心——这里很滑。我不知已经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不要把脏水倒在门外——也许正如同对墙壁说话。我以为她怎样？你说的‘以为’是什么意思？我该以为什么吗？我没有时间去以为。这就是我住的地方。有一件事我曾告诉过她——她的弟弟，他在军队中，我想，他们已经枪杀了他。至于她母亲，我以前的女主人——我要救她，我正注意这件事。好，我必须进去了，再见。”
“你不觉得那有点牵强吗？我认为他只是喝醉酒罢了，就是这样。”
他们分手了。杰明娜的手电筒的光圈照着狭隘的进口，继续前进，照亮斑驳的墙和肮脏的楼梯，而日瓦戈则在一片漆黑中离去。在他的右首是凯旋花园路，左首是篷车花园路。积雪覆盖的道路，在黑暗中走起来，简直已不是路，而是一节节被切断的石头建筑，就像穿行一段段不可通过的西伯利亚或乌拉尔的森林。
“我们终于摆脱他了！好的，好的，假如你喜欢，你可以听他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那一套都是假的。你对他说话，你以为他是傻瓜乡巴佬，连牛油都吃不来，其实，他一直在磨刀子——只是还没有决定要杀谁而已，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
家中是明亮而温暖的。
“做信号你还不走？好啦，马克尔，把东西放下，没有别的事了，谢谢你。如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需要什么东西，他会叫你。”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问，“在你出门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脾气不好，你听她说什么来着。总是这个样子。她说，马克尔，你们都是黑心肝的，她说，像烟囱那样黑。她说，如今每个小孩，也许甚至每一只哈巴狗或任何其他裙边狗都知道什么是什么。当然那是真的，尤罗奇卡，信不信由你，都一样，那些明白的人，都看过那埋在石头底下一百四十年的共济会会员的预言书。现在，听听我深思熟虑过的意见，尤罗奇卡，我们已经被卖下河了，一首歌就把我们卖了。但我能说什么？你自己看吧，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又在对我做信号了，她要我走。”
他还没能回答，她继续说：“真是十分料想不到的事。昨天爸爸弄坏了闹钟——我忘了告诉你——他非常不安，这是我们唯一的钟。他设法修理它，笨手笨脚地修来修去，全都没用。街角的钟表匠要了一个荒谬的价钱——三磅面包。我不知怎么办，爸爸也垂头丧气的。好，一个钟头以前——你能相信吗——突然铃声大作——刺耳欲聋，我们都吓呆了。原来是闹钟！你能想象到这样的事吗？它又走了，全是它自动自发的。”
他们走进门里。马克尔把日瓦戈的东西搬进去，在他后面关上大门，同时悄悄地说：
“我患斑疹伤寒的时候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一面大笑不已。于是，他给她讲了他的病人和音乐钟的故事。
“马克尔，我要把你的事都抖出来。他总是那个样子，尤罗奇卡。我真受不了这么装疯卖傻。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以为你会喜欢，但他最狡猾了。好啦，好啦，马克尔，不要同我辩，我知道你。你是聪明的，马克尔。放聪明些。总之，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得斑疹伤寒，那是很久以后的事。那时日瓦戈一家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他们一无所有，全家挨饿。日瓦戈跑去拜访他所救过的党要人，那个一桩抢劫的受害者。这个人尽可能去帮助他，可是，内战刚刚开始，他很少留在莫斯科。再者，他认为在那个时期人们必须忍饥挨饿，把这视为自然，并且他自己也在挨饿，虽然他隐瞒着不说。
“她们还要怎么样呢？感谢主，她们都在长大。新鲜事吗？你自己看得出来，当你在前线忙碌时，我们可也没有闲着。他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简直是疯人院，连魔鬼都理不清了！街道没有人打扫，房子没有人油漆，屋顶没有人修理，肚皮空空，就如同在吃斋茹素一样。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真正的和平——不割地、不赔款。”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设法和布列斯特街的采办商保持接触。但是，在前几个月中，那个年轻人失踪了，已经痊愈的太太也下落不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加利乌林娜，但她外出了，房子里的住客多是新人，杰明娜已搬过来住在前楼。
“你好吗？马克尔，我们来拥抱一下。把帽子戴上，你这个古怪的家伙。噢，有些什么新鲜事？你的老婆好吗？你那些女儿好吗？”
有一天他以官价分配到一批柴火。不过，必须自己从温达夫斯基车站运回家，沿着漫长的梅山斯卡亚大街往前走着——两眼紧盯着车上载着的意外财富——他注意到这条街已面目全非。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身子左右摇晃，腿已不听使唤。他知道，他的噩运来了，他染上了斑疹伤寒。当他倒下时，车夫把他抱起，抛在柴堆的顶上。日瓦戈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马克尔正从门口跑过来欢迎他的年轻主人，他的棉衬衫上罩着一件背心，手中拿着便帽，一面跑一面叫嚷：“老天啊！那不是尤罗奇卡吗？这是我们人中的小飞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们眼中的光，你到底没有忘记我们和我们的祷告，你终于回家了！你还等什么呢？”他好奇地问，“走吧。你瞪大眼睛瞧什么呀？”
他精神错乱时紧时松有两个星期，在幻觉中梦见冬妮亚将两条大街放在他的写字桌上，左边是凯旋花园路，右边是篷车花园路，并且点上台灯。温暖的橘色光辉照亮街道，而且，幻觉中的他变得能写东西了。于是他开始写作。
他们两人站在街道中央，身旁的藤条盖篮和手提箱挡住了行人的去路，当行人绕过他们时，都对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同时凝视着从路旁驶开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看看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事。
他在写他早就应该写，他一直想写，可是没有能够如愿写的东西。此时写来非常容易，他奋笔疾书，同时十分准确地写出了他要写的话。只是偶尔有一个小伙子来打岔，一个生了两只狭长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的青年，像乌拉尔或西伯利亚人一样反穿鹿皮大衣。
“没有人写信告诉过你吗？他从早到晚都在区议会里，他是主席。一点不错，你能相信吗？你付了车钱没有？马克尔！马克尔！”
他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他死亡的鬼魂，或者，说得明白一点，他就是自己的死神。但是，既然他还能帮自己写诗，他怎么可能是自己的死神呢？死神怎么还会给人好处呢？死神怎么可能是个帮手呢？诗的主题既不是埋葬也不是复活，而是这两者之间的时光，是“骚动”。
“爸爸在家吗？”
他一直想描写，在过去三天中，黑色的、狂暴的、满是蛆虫的沙尘暴如何进攻爱的不死化身，岩石与砖瓦齐飞如狂风暴雨——就像巨浪卷拍海岸，遮盖并淹没海岸——在过去三天中，狂怒的黑色沙尘暴来去如何猖狂。
“感谢主，他很好。他刚刚睡醒。如果你不是刚刚下火车脏脏的，我们可以立刻去看他。”
有两行文字一直在他脑中盘旋：
“萨申卡好吗？”
拥抱是欢悦的，
“叶戈罗芙娜去乡下弄面粉了。其余的仆人都遣散了。目前只留下一个女孩子，纽莎，你不认识她，她是照顾萨申卡的，再没有别的佣人了。大家都知道你就要回来了，都非常想见你——戈尔东，杜多罗夫，每一个人。”
醒来也是必须。
“你瘦了。可是看起来多年轻，多漂亮！等等，我得付车钱。”
他靠近、拥抱过地狱、瓦解、腐败、死亡，他也靠近、拥抱过春天、悔恨失足的女人和生命，现在是觉醒过来的时候了，是起身的时候、再生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了。
“是的，是的，不要担心。一切都好。我给你写了许多蠢话。这以后再谈。你为什么不打个电报？马克尔会把你的行李拿上去。我猜你一定在担心，怎么没看到叶戈罗芙娜给你开门！她去乡下了。
他开始好转了。起初他把一切视为当然，就像一个笨瓜。他什么都不记得，他看不出事情与事情之间的关联，他对什么事都不觉得惊异。他的妻子用白面包、牛油和加糖的茶喂他，她给他喝咖啡，他已经忘记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存在很久了，他享受着它们的味道，就像他享受诗或童话一样，他把这些当作是一个病人复原期中正当而适宜的享受。但是，不久，他开始思考并提出疑问了。
“最要紧的，大家都好吗？”
“你是如何弄到这些东西的？”他问他的妻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踏下马车，走向家门，揿按门铃时呼吸急促，胸口怦怦乱跳。没有回应。他再按，依然没有回应。他又焦急地连续按了几下。当他已经看见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打开大门，站在门口，用手抓住门扉让它敞开时，他还按个不停。这个意外使他们两人都吓呆了，以致都听不见对方的叫喊。直到冬妮亚手扶着敞开的门，张开双臂欢迎丈夫的拥抱，他们才摆脱了傻呆呆的状态，冲过去投入彼此的怀抱。隔了有一会儿，两人又同时讲起话来，互相打断对方的话头。
“你的格兰尼亚弄来的。”
他们穿过好几条交叉路，不久，日瓦戈的住宅出现在一个转角上。马车停了下来。
“什么格兰尼亚？”
马车转入连接广场的一条窄街。即将沉落的太阳照在车夫和日瓦戈的背上，暖洋洋的。在他们的前面，一匹马拉着一辆空的大车喀勒喀勒地挡住去路。大车过处，尘土飞升，仿佛一根根青铜柱耸立在落日的余晖当中。他们终于越过了大车，加快速度疾驶，街道中央和人行道上凌乱地散布着一堆堆从墙壁和木栅上撕下的旧报纸和招贴，风吹着它们，行人车马也践踏着它们。所有这些都令日瓦戈触目惊心。
“格兰尼亚·日瓦戈。”
人们在买卖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隔夜的配给黑面包、潮湿而肮脏的糖块以及连包切成半开的一盎司装的粗烟草。市场上，还有各式各样的零头碎尾出售，每转一次手就涨一次价。
“格兰尼亚·日瓦戈？”
他似乎记得，就在当时，他曾看见一些消瘦的、穿着端正的老人蜷缩在墙边，默默地出售没有人需要、没有人购买的东西——人造花、有玻璃盖和哨子的圆咖啡壶、黑色的抽纱晚礼服、已经撤销的政府机关的制服，像在对来往行人做无言的责备。
“不错，你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从鄂木斯克来的。你的同父异母兄弟。你生病时他每天来看你。”
几年以后，当日瓦戈回忆这一天时，他总以为——他不知道这是他原始的印象，或是由后来的经验加以改变的——当时人群之所以逗留在市场上只是因着习惯，他们是没有理由留在那儿的，因为那些空无一物的摊子虽然没有加上挂锁，但总是关着的，这个不再有人打扫的凌乱不堪的市场已经没有东西可供买卖了。
“他穿一件鹿皮大衣？”
可是，当他的马车终于穿过斯摩棱斯克广场稠密的人群时，太阳早就西斜了。
“正是。如此说来你见到了他。你几乎一直不省人事。他说，他曾在某个房子或其他建筑的楼梯口碰见你。他认识你——他想和你说话，但是，显然你吓得他要死！他崇拜你，他谈你写的每一个字。这些东西都是他给我们弄来的！米、葡萄干、糖！他现在已回去了。他要我们也去他那儿。他是个奇怪的小伙子，有点神秘。我想，他必然和外面那个政府有些联系。他说我们必须去别的地方住一两年，离开大城市，他说，‘回乡下去’住一阵子。我想到克吕格尔住的地方，他说，去那儿是个很好的主意。我们可以自己种蔬菜，并且那儿四周都是森林。在那里不会像一只羔羊，束手待毙。”
在火车上，对日瓦戈来说，只有火车在移动，时间是静止的，还没有过中午。
四月间，日瓦戈和他全家人动身前往远在乌拉尔省、靠近尤里亚金城的瓦雷金诺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