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的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不，只因为她还半睡半醒才会有这种没有意义的想象。加利乌林不在这儿，他此刻应该去远了。不是她亲手和日瓦戈把他藏匿起来，把他打扮成一个平民样子，告诉他这个城区中每一条路和每一个村落，在那场可怕的车站枪杀事件后帮他逃脱的吗？当变兵杀了人民委员金茨之后，便沿着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的大路追着射击他，然后在镇上到处搜索他！
啊，感谢主，敲门声停止了，大概是他们意识到不会有人应门，所以不再敲了。为什么有人在这种天气里还外出……或者，那会是乌斯季妮娅吗？不会的，她有钥匙。啊，上帝，真可怕，他们又开始敲门了，管他是谁，都是些猪猡！你不要指望日瓦戈会听见任何声音，他明天就走了，他的心早已在莫斯科或旅途上了。但是加利乌林呢？他如何能够在这种嘈杂里睡得如此酣沉，如此平静地躺着做梦，然后期望她这个衰弱的、没有防卫力量的老女人，在这个恐怖的国家、在这个恐怖的黑夜里去为一个上帝才晓得的什么人去开门呢？
假如不是有那些机动车，这个城镇不会有一颗石头留下来。幸好有一个装甲师打这里经过，遏止了那群魔鬼。
不错，这房子曾经是一个富有的贵族的，但是医院呢？——难道它不是属于人民、是人民所有的吗？他们期望谁来照料它呢？她还想知道，比如说，卫生员哪里去了呢，所有的人都脚底抹油了——不再有秩序，不再有护士，没有医生，也没有人掌权。但是，房子里还有伤患，旧时是接待室的手术室中还有两名没有腿的人，楼下洗衣间旁边的储藏室里塞满了患赤痢的病人。而且该死的乌斯季妮娅又出门去访问去了。她明明知道有暴风雨要来袭，但挡得住她吗？现在她有一个绝佳的借口留在外面过夜了。
暴风雨正逐渐削弱，慢慢转向。雷声也稀疏了，远了，没有先前那么响亮。雨也偶尔停一阵，檐前和树下的滴水淅沥可闻。远处的闪电无声地照亮弗列里小姐的卧房，留恋不去，仿佛在寻找某种东西。
可能吗？整个医院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起床去开门？可怜的老女人，难道仅只因为她生性可靠、有责任感，就得事必躬亲吗？
停止了很久的敲门声，突然又恢复了。显然有人急需帮助，才会如此不顾死活地再三再四地敲门。风又起了，雨又落下来了。
弗列里小姐在睡梦中被前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她慌忙起身，凝神静听。敲门声继续不断。
“来啦！”弗列里小姐对门外的什么人叫道。她被自己的声音吓住了。
连珠雷络绎而来，隆隆不绝。闷雷连击，闪电灼灼，街市或明或灭，倾斜了的树木似乎要乘风而去。
会是谁呢？她忽然想到了什么，随即套上拖鞋，把衣服披在肩上，急忙去叫醒日瓦戈。如果他陪她下去，她就不会那么害怕。不过，他已听到敲门声，同时早就拿着一根蜡烛走下来了。他们有着一个相同的念头。
不久以后，日瓦戈也要动身回家了。在他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狂风吼叫，暴雨倾盆。雨趁风势，风助雨威。有时猛袭屋顶，有时横击街市。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在敲前门，我不敢一个人下去，”她用法语嚷着，跟着又用俄语说，“你等着看，不是拉拉就是加利乌林中尉。”
他们以后再也没有过这类的谈话。一个星期以后，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走了。
被敲门声吵醒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感觉到，那一定是他认识的人——或是加利乌林，他不再逃跑了，回来找庇护，或者是护士安季波娃，为了某些理由，无法继续她的行程。
她重重地把上衣从它的位置横扯下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继续说，“做个聪明的人，下楼去弗列里那儿待一下，喝杯水再回来，就像我一向所知道的你，也是我所希望的你那样。你听见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你做得到的。去喝杯水，我求你。”
在过道中，日瓦戈把蜡烛交给弗列里小姐，打开门闩，转动钥匙。一股风把门推开，蜡烛被吹熄了，冷雨淋了他们一身。
安季波娃绕着放在桌子和另一窗口之间的熨衣板打转，然后在他背后几步远的房子中央停下来。“那正是我一直在担心的，”她温和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我不该……不要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你不必这样。啊，看看你把我弄成什么样子！”她叫着。她走回熨衣板，一缕辣烟从熨斗下冒出来，一件上衣烧焦了。
“谁呀？谁呀？有人吗？”
日瓦戈医生的声音再一次地泄露了他的情感。他放弃了奋斗，满怀绝望的难堪心情，站起身走向窗口，把身子伏在窗台上，两手托着面颊，心不在焉地凝视着漆黑的花园，试着使自己镇定。
弗列里小姐和日瓦戈轮流着向暗处发问，但是没有人答声。突然，敲门又在另一个地方开始了——这次是敲后门，或是敲开向花园的法国式窗户？他们这样想。
“这些日子以来，我渴求老老实实地生活，希望有所贡献。我多么盼望是这个总觉醒的一部分。于是，我竟在万众欢腾之中，把握到你那神秘而哀伤的眼神，我相信上帝也不知道那有多迢遥。我多么希望它不是那么迢遥！我多么希望你的面容告诉我，你是安于自己的命运而不有求于任何他人。但愿你有一个真正的亲人，你的朋友或你的丈夫——最好他是个军人——他可以抓住我的手，告诉我不用为你的命运担忧，不要以我的关注去使你厌烦。但是我将挣脱我的手，大肆挥舞……啊，我太忘形了。请你原谅。”
“一定是风，”日瓦戈说，“不过，必须确定一下，也许你必得去后门看看，我留在这里，说不定真有人。”
他的声音突然一阵颤抖，显示他愈来愈激愤。安季波娃停止烫熨，庄重而又讶异地看了他一眼。这使他迷乱，因而忘记了他刚刚在讲什么。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又抢着说下去，把他所想到的一下子倾泻出来。
当日瓦戈走出大门站在潜廊下时，弗列里小姐转身走向后门。日瓦戈的两眼已经习惯于黑暗了，所以他能看出天快破晓了。
“这部分是由于战争，其余都是革命搞出来的。战争是人为的生活中断——好像生活能够暂时摆在一旁一样——真是胡闹！不论你喜不喜欢，革命爆发了，就像一口被压抑得太久的气，不得不吐。每一个人都复活了，新生了，变动了，改样了。你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两次革命——他自己个人的革命，人人共有的革命。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就是汪洋大海，所有这些支流，所有这些私有的个人革命，都汇入社会主义的大海——生命的海，自然发生的大海。我说生活，但我所指的生活正如你在一幅伟大的、经由天才改造过的、创造性而丰富的图画中所看到的一样。只是人们现在已决心由自己亲身体验，而不从书本图画中去领略，不再认为生活是抽象的，而要由实证中去体验它。”
城镇的上空，云朵低沉，飞驰而过，仿佛是在互相追逐。碎了的云彩几乎就挂在树梢，群树全都偏向同一方向，看起来如同正在打扫天空的扫把。房子的木墙被雨刷洗得由灰转黑。
“我知道你所说的星星和树木也在开会是什么意思。我了解。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弗列里小姐回来了。“怎么样？”日瓦戈问她。
“昨天晚上我冷眼看着广场的大会。真是不寻常的景观！祖国俄罗斯开始动起来了，她没有办法站稳，她不沉着，她找不到安顿下来的方法，她说话，无从住口。好像不仅仅是人在说话。星星和树木也在交谈，花朵在夜里谈哲学，石屋也在举行会议。这使你想到《福音书》，不是吗？想到使徒的时代。记得圣保罗吗？你将用舌头说话，同时你将作预言。为了解的天赋才能而祈祷吧。”
“你说对了，没有人。”她已走遍整座房子。一根树枝扫打着餐具室的窗户，打破了窗上的一块玻璃，地板上全是污水，以前拉拉的房间也是一样——一片汪洋。
“继续熨下去，我跟你说。你不用说话。你不厌烦吧。让我来帮你换熨斗。
“看，在这一边，是一扇破了的百叶窗敲打窗格子。你看见了没？那就是敲门声。”
“每一个人是多么伟大啊，同时也完全迷失在汪洋大海里！你注意到没有？好像突然发现自己的伟大，承受不住自己的重量而倒下了一样。
他们聊了一会儿，锁上门，各自走回卧室。他们都遗憾着，白白地挂念了一场。
“光想想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吧！而你我竟然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这样的事在无穷的时间中只有这一次！想想看吧，整个俄罗斯都给连根拔起了，你、我以及其他的每一个人都暴露在地面上了！没有人在监视我们了。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空口说白话。自由，天上掉下来的自由，出乎意料的自由，通过一个误会，因为偶发事件而得来的自由。
本来他们相信，门一打开，安季波娃就会进来，全身湿透冷入骨髓。当她放下东西时，他们会问她许多问题，然后，她会上楼更衣，再下来坐在尚未熄灭的炉旁烤火，并且告诉他们她的冒险，一边用手往后理她的头发，一边笑着。
“请你继续熨下去，把衣服熨得又好又光滑，不用理我，我要继续说下去。我想跟你多说一会儿话。
因为他们是如此地确信，以致在锁上前门后，依然想象她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外，她的影像继续盘旋在他们的眼前脑后。
“不要再为那些瓶瓶罐罐和地毯什么的东西操心了。去它们的吧。在这样一个时期为这些东西操心不是个大笑话吗！噢，我真希望昨天曾见到你。昨天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可以告诉你有关的一切，解释整个天体的与机械有关的知识，回答任何讨厌的问题！这是真的。你知道，我不是在讲笑话，我真希望对你吐露我的心怀。我想告诉你，关于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以及我本身的一切……为什么一个成年男人与成年女人倾心相谈，就不免立刻被怀疑有隐秘的动机呢？真是见鬼。动机——隐秘的也好，其他的也好，都该死。
据说，对于车站的惨祸，比留奇的电信技师科利亚·弗罗连科应该负间接责任。
“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你在夸大其词。无论如何我早晚就要走了。不过，我不能在弹指之间就动身。我必须将这些零碎的东西查对清楚。我不想匆匆走掉，好像我卷逃了什么东西似的。谁来接我的工作呢？那也是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了那个倒霉的物品清单费了我多少心，而我所得到的只是中伤。我把扎布林斯卡娅的东西列为医院财产，那是根据命令做的。现在他们却说我是故意为伯爵夫人保护财产！多么龌龊的说法！”
科利亚是梅留泽耶沃一个著名钟表匠的儿子，从儿童时代起便是全梅留泽耶沃所熟悉的角色。当他还很小的时候，曾经和一些仆人住在拉索诺伊，是伯爵夫人几个千金的玩伴。就在那时他学会了法语。弗列里小姐极为了解他。
“我能猜出是欢迎谁。新的人民委员已经来了，他被派到我们这个战区的前线。他们想解决那些变兵，包围他们然后解除武装。新委员是个没有经验的蠢蛋，乳臭未干的娃娃。地方当局要调动哥萨克骑兵，但他不赞成——他计划跟他们谈话，打动他们的良心。他说，人民是像小孩一样诸如此类的话，他以为这是一种游戏。加利乌林试着要和他争论，他要新委员不要管那丛林，不要去激怒那些无法无天的野兽。‘让我们来对付他们。’他说。不过，像新委员那样的人，一旦打定主意，你就无能为力。但愿你是在听我说话。继续熨你的衣服吧。这儿就快有想象不到的乱子了，我们是无力挽救的。我真希望你在乱子发生之前离开。”
不论在什么天气或季节，梅留泽耶沃的人总能看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不穿外衣不戴帽子，穿一双夏季帆布鞋的样子。他经常两手交叉抱胸，在路上自由自在地踩着车子，一边抬头看电线杆和电线，查看沿途的电路网。梅留泽耶沃有些人家的电话是用一根支线和车站的总机连接起来的。电话由科利亚在车站的总机负责转接。他忙得竖起耳朵，因为他不只经管电话和电报，同时，当站长波瓦利欣不在时，他还要管行车信号，指挥机关也在同一个控制室里。
“我回来时，又看到一大批从拉所诺伊送来的家具。我再三再四地要求他们不要动这些旧家具。好像我们已经有的还不够多一样。今天早晨，司令部派了一名勤务员来，一定要借银茶具和水晶玻璃器皿，说非要不可，生死攸关，只借一晚，他们就会送回来。其中大半会再也看不到。总是说借——我晓得他们的借法。他们要开一个舞会——欢迎某要人或庆祝什么事。”
由于他必须同时兼顾好几种机器，科利亚发展出一套特殊的说话方式，模糊、短促，令人迷惑难懂。这使得他养成了不爱回答问题、不爱跟他人交谈的习惯。据说，他曾在出事那天玩忽职守。由于拒绝配合工作，他使加利乌林的好心落空，尽管是出于无心，他竟扭转了整个局势。
“乌斯季尼娅昨天晚上还在广场上为他辩护。”
加利乌林曾经从镇上打电话给身在车站或附近的人民委员金茨，为了告诉他，他正赶来和他碰头，在他还没有抵达以前，请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而科利亚借口忙于指挥即将进站的火车，拒绝去叫委员听电话。同时，他又尽力延阻载运哥萨克骑兵去比留奇的列车。
“你对酒鬼的看法错误，我根本不能同意。议会吗？议会的麻烦可多着呢。命令全不适用，没有人按命令行事。所有的农人关心的，此刻只是土地问题……我曾在拉所诺伊停留。那真是个可爱的地方，你应该去看看。……那里去年春天被烧掉一部分，被抢劫过一次，谷仓被烧毁了，果园烧成炭焦，有些房子上还留有烟火的痕迹。我没有去济布申诺，不知它像什么样子。不过，他们都说，那个既聋又哑的人的确存在着。他们描述过他的情况，他们说他很年轻，受过教育。”
当部队到达时，他也并不掩饰他的不满。
“荒唐！酒鬼？你了解得真不少！那只是因为没有人留在那儿，都到军中去啦。新议会怎样？”
火车头缓缓驶进黑色屋顶下的月台，停在控制室的大窗口前面。科利亚拉开绣有铁路公司标记、镶着黄边的绿色窗帘，提起放在窗台上木盘中的大水壶，倒些水在一只大而厚的圆柱形玻璃杯中，喝了几大口，望向窗外。
“说来话长。熨斗冷得多快啊！请把另外一只拿给我好吗？看，就在那边，就在汽锅的焰管里。你能将这只摆回去吗？谢谢。每一个村子的情况不一样，全看居民而定。有些村子里的人勤劳，认真工作，所以状况小可。但是，某些村子的人好像都是酒鬼。那就荒凉不堪，一幅恐怖景象。”
司机在机车间里看到他，向他友善地点点头。
“那是不可能的。你的旅行愉快吗？乡下像个什么样子？”
“讨厌的臭东西，贱货！”科利亚愤恨地想。他伸出舌头，晃晃拳头。司机不仅了解他的心意，并且在火车的方向用耸肩和点头向他表示：“我怎么办？我倒想知道如果你处在我的立场，你怎么做。人家是老板。”——“总而言之你是个卑鄙的畜生。”科利亚用神情回答他。
“不，大多数是我自己的。你看，你一直在笑我老是黏着梅留泽耶沃。好，这次我下定决心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正在收拾我的东西，打包装箱。一收拾妥当我就走。我将去乌拉尔，你将去莫斯科。然后有一天也许会有人问你，——你知道一个叫梅留泽耶沃的小镇吗？于是，你说，——我似乎想不起来了。——那么，安季波娃呢？——从来没听说过。”
马匹从货车厢中牵出来了。先是一阵马蹄触及踏板的笃笃声，跟着是马蹄铁碰在石头月台上的铿锵声。它们被牵着，不时挣扎着想用后腿站起来，横过轨道。
“看来好像是你在管整个医院的洗熨。”
在轨道的尽头有两列被弃置的木车厢。雨水洗净了它们的油漆，蛀虫和潮湿从内部腐蚀它们，现在它们已恢复到它们原来和森林里的木头一样的血统关系，那森林就在那些原木过去的地方，那儿有青苔，有桦树，以及飘浮在森林之上的云彩。
“喂，昨天晚上你怎么不敲门？弗列里告诉了我。不过，还好你没有敲门。我早已上床了。我不会让你进来的。喂，你还好吧？当心炭火，不要烧坏你的衣服。”
一声令下，哥萨克骑兵跨上马背，飞驰向森林里的空地。
窗子是开着的。房间里充满古老花园的气味，盛开中的柞树的芬芳，混合着枯干树枝的气味，以及熨斗的木炭烟气。安季波娃轮流使用两只熨斗，递换着放在炭火炉上以便保持热度。
二一二团被包围了。在森林中，骑兵看起来总比在开阔的原野高大而可怕。叛军被震住了，虽然在他们泥制的临时营房里也有步枪。哥萨克骑兵拔出了马刀。
餐具室在顶楼尽头，可以俯瞰花园。那是烹茶、分菜、洗碟子的地方，也是查对和贮存瓷器、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地方。有时人们还当它作聚会处，在里头消磨闲暇的时刻。
在骑兵所形成的包围圈中，有一座木材堆。金茨爬上去，开始对被包围的变兵讲话。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安季波娃。他在餐具室里找到她。她手持喷水壶，身旁是一堆衣服，正忙于熨烫。
像往常一样，他谈到士兵的责任、祖国以及其他许多高贵的名堂。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在听众中激起同情。这类冠冕堂皇的高调他们听得太多了。在战争中他们所忍受的痛苦太多，他们已骨瘦如柴、筋疲力尽了。他们早已听够了金茨所讲的那类话。左右两派四个月来的拉拢已经宠坏了这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汉子，此外，演说者的外国姓氏和波罗的海口音更令他们和他有了间隔。
“你搞错了，那是洛特的故事。那是洛特的老婆。”人们大嚷着。全场大笑。主席要大家保持秩序。日瓦戈起身回去睡觉。
金茨觉得他的演说太长，连自己都惹恼了，不过，他以为必须让他们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不仅没有表示感谢，反而报之以冷淡和敌意的厌烦。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决定不客气地教训他们，并且使出他始终保留着没有用的威胁。不顾变兵中逐渐高声的叽叽咕咕，他提醒变兵革命军事法庭业已成立，他呼吁他们放下武器，交出倡议的领袖，以免将来被处死。他说，如果他们拒绝，那就证明，全体是卖国贼，一群毫无责任感的混蛋暴徒。变兵对他的语气是愈听愈不顺耳了。
“好吧，好吧，我告诉你，你这讨债鬼。他后来变成了一根盐柱。”
几百个声音突然大声喧哗起来，有些嗓音低沉，几乎毫无火气。“好的，好的。放下武器。别废话了。”不过，充满愤恨的、歇斯底里的尖叫渐渐占据了上风！
“这样不好，你要告诉我们。”那个人坚持着要问到底。
“大胆的狂徒！正像旧时代一样！这些鸟官还是看我们如粪土。我们这样就算卖国贼吗？我们是吗？那么你自己呢？大人！还跟他称兄道弟吗？他显然是个德国人，一个间谍。拿出你的身份证明让我们看看，贵人。你们目瞪口呆干什么？平乱的英雄们！”他们又转向哥萨克骑兵：“你们是来重建秩序的，执行任务吧，把我们五花大绑吧，看你们多得意。”
“够了！”乌斯季尼娅猛然打断他，“如果你问得太多，你会未老先衰。”
但是，哥萨克骑兵也愈来愈不喜欢金茨那不适宜的演讲了。“他看他们是猪猡，”他们咕哝着，“自以为是贵族，是主子！”起初是一个人，跟着愈来愈多，他们开始收刀入鞘。一个接着一个跨下马背。当绝大多数的人都下了马以后，他们便像一群毫无秩序的群众似的涌向空地的中央，和二一二步兵团的士兵混合在一起，彼此亲如兄弟。
“结局如何？”有人好奇地问。
“你必须悄悄地走开，”忧心忡忡的哥萨克军官对金茨说，“你的车在站上，我们派人叫它来接你。快点走吧。”
“委员同志，你刚才在说济布申诺，”她开口了，“并且谈到睁开眼睛——你要我们睁开眼睛，不要让人欺蒙——不过，实际上，就我亲耳听到的，你，你自己所作所为的，也只是在玩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一类的字眼，你所说的不过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什么不要自相残杀，彼此相爱如兄如弟，那是主的教训，和孟什维克不相干。什么所有的工厂都归穷人所有，也和布尔什维克无关，那只是人类的合理制度。关于那个既聋又哑的人的故事，我们生来就听人这么说了。每一个人都在谈那个既聋又哑的人的故事。你凭什么反对他？难道他一直不开口，然后突然出声说话，而不曾请求你的批准吗？好像那是很不可思议似的！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都发生过。母驴说话就是个例子。‘巴兰，巴兰。’它说，‘听我说，我求你别走那条路，要不然你会后悔的。’自然地，他不听，继续前进，就像你所说的。‘它又聋又哑，’他想，‘只是一头母驴，一头哑巴畜生，怎能听它的话。’他骂它，可是，看看他日后多惨。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金茨走了，但是他觉得偷偷溜走有失尊严，所以他大摇大摆地走向车站。他非常激愤，不过，自尊心使他努力保持着镇静，不慌不忙地走着。
一个女人穿过群众走向临时充作讲台的木箱。她并不想爬上木箱，只是站在它旁边。群众认得这女人。会场的注意力都被她抓住了，寂然无声。这个女人是乌斯季尼娅。
他已接近车站了。在森林边沿，铁路轨道已经在望了，他回了第一次头。许多持着步枪的士兵紧跟在他背后。“他们想怎么样？”他奇怪着，同时加快脚步。
抗议的怒吼和肃静的要求相互轮替。叫嚣的扰乱愈来愈频繁，声音也愈来愈高。和金茨一起来的人，现任的大会主席，大声地要求群众保持秩序，不可以在人丛中胡乱发言。有些人坚持应该让想发言的公民到台上去讲。
追他的士兵也加快了脚步。他们之间的距离仍然没有改变。他看见那两列被弃置的车厢，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然后拔腿飞奔。载运哥萨克骑兵来的列车已移去叉道上了。铁道上全无障碍。他跑过铁道，跳上高高的月台。就在这个时刻，士兵也从废弃了的车厢后面跑出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大声叫嚷并对他摇手示意，要他跑入车站建筑，他们可以救他。
月色美得出奇，像是慈悲的爱，又像未来的礼物。突然，远处一阵有节奏、有规律的音响划破了明亮的、神奇的寂静，那是个熟稔的、最近还听到过的声音。那是个悦耳而热情的声音，听来充满信心。日瓦戈静静听着，立即分辨出是谁的声音。人民委员金茨正在广场上的大会中演说。显然市政当局希望获得他的权威的支持。他激动地责备梅留泽耶沃人民的散漫而无组织，不该受布尔什维克党人分化的影响。他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济布申诺混乱的真正制造者。语气的精神就像在司令部说话时一样，他提醒群众国家正面对着强大而无情的敌人，告诉他们此时正是国家的灾难时刻。然后群众开始激烈地质问。
可是，荣誉感再一次地作祟了，那是城市培养出来的荣誉感，那种世代相传地迫使他自我牺牲而又用错了地方的荣誉感，阻止他走向安全。他的心跳得厉害，他用一种超人的力量来控制自己。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告诉他们：‘喂，理智点，你们知道，我不是间谍。’一两句肺腑之言将会使他们恢复理性。”
从广场延伸出去的狭窄死胡同就像乡下小径一样，深深的泥泞几可没胫，两旁尽是一些歪歪倒倒的小屋。柳条编就的篱笆插在泥泞中，好像水池里的鱼栅或龙虾栏。你能看见敞开的窗户中微弱的闪光。在小小的前园中，一身露水的红须玉米蹿得似乎要穿入屋里，一株株苍白细长的蜀葵伸出篱外，仿佛被热浪赶出闷气的闺房、穿着睡衣的妇女倚栏呼吸空气。
在过去几个月的生活中，他想作大胆或诚恳演说的感觉，已在不知不觉中和舞台、演说台或仅仅是他跳上去对群众作紧急呼吁和热忱喊话的椅子联系在一起了。
会议正在广场的另一边举行。竖起耳朵，谁都能听见每一个字。但是日瓦戈被景色的美迷住了，他坐在消防队外面的长椅上静观，不去听演讲了。
在车站的那个门前，车站铜钟下面，放着一只救火用的大水桶。水桶是紧紧盖住的，金茨跳上桶盖，以不连贯但却坚定的语气对着逼进的士兵讲话。只要两步就可以躲入站长室，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这种疯狂的大胆和不自然的语音把追兵吓住了，他们一个个停在铁路的轨道上，放下了来复枪。
此刻，月亮高挂天空。月光普照万物，仿佛一切都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油。环绕着广场、呈半圆形的希腊式政府建筑投下巨大的黑影，铺在地上，就像黑色的地毯。
可是，站在水桶盖上面的金茨突然踩翻了桶盖，整个人掉了下去，一条腿滑入水中，另一条挂在桶边。
所有的事物都因生命神奇的酵母菌而发酵、生长、兴盛。生活的欢悦如同一阵温和的风，无分轩轾地吹过田野和城镇，吹过围墙和篱笆，吹过树林和血肉之躯。为了不被这股潮流所淹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向广场去听演讲。
眼看他跨坐在水桶边上的笨拙样子，士兵们爆发出一阵哄笑，前排的一个兵一枪射中他的颈子。其他的兵冲上来，用刺刀刺着他的身体。金茨于焉死亡。
“噢，乖乖。别调皮，不要用角顶人。”它的女主人轻声细语地讨好它，可是，乳牛气呼呼地直摇头，颈子上下乱动，放声哀鸣。梅留泽耶沃黑色谷仓背后的星星闪烁着，对它表示同情，好像是说，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多的是牛的避难所，在那里它是得到怜悯的。
弗列里小姐打电话给科利亚，请他帮日瓦戈医生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找个好位子。她威胁他，如不照办就检举他的过失。
就在窗户底下，飘来像香片茶似的新割下来的干草香，混合了莨菪的芬芳。有一头乳牛被拴在下面，它是从很远的乡村赶来的，已经走了一整天，它累了，正想念着它村中的伙伴，还不肯接受新的女主人给他的草料。
科利亚照例一边接电话，一边叫电话，一边透过第三种仪器以密码发出电报，话语中不时夹杂着一些数字出来。
巨大的深红色的月亮已从伯爵夫人花园中乌鸦巢的后面升起。起先，它的颜色像济布申诺的新砖厂，然后，变得像比留奇水塔那样的黄。
“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能听见我的话吗？什么变兵？什么帮忙？弗列里小姐，你在说些什么？请挂电话。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三六点○一五。啊，见鬼，他们挂了电话。喂，喂，我听不清楚。又是你，小姐？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办法。请找波瓦利欣。都是胡说八道，传奇小说。三十六……噢，见鬼……挂了吧，小姐。”
忽然花香四溢，好像大地整天都在沉睡，现在正因为花木的芬芳而清醒。含苞待放的老柞树，从伯爵夫人枝叶繁茂的花园中放出浓郁的异香，就像一股在房子一般高度飘浮着的巨浪。右边藩篱外传来街市的嘈杂——一阵阵歌声，醉酒大兵的胡闹声，还有关门声。
弗列里小姐说：
黑夜充满安静、神秘的声音。就在他身旁，水正从过道里的洗手盆中缓慢而规律地滴下来。窗外某处有人在耳语。菜园中有人在浇胡瓜。当他们把水从井中提出，从一只桶倒入另一只桶时，井上的链条便会叮叮作响。
“别想骗我，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这骗子，我可以把你看穿，明天你必须把医生好好地弄上车，我可不再听任何凶手的鬼话。小犹大。”
日瓦戈站在楼梯的尽头。他忽然想到，她刚刚旅行回来，还很疲倦，敲她的门是失礼而令人困窘的。还是留到明天再谈比较好些。怀着一般人改变主意时常有的惆怅，他走到过道的另一端，伏在俯瞰邻近庭院的窗口上，同时探身出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动身的那天，天气湿热。一场像两天前降临的暴风雨同样的大雨正在酝酿。车站附近，城镇近郊，满地是葵花籽壳。在阴暗的天空威胁下，房屋看起来越发苍白，仿佛惊恐的鹅群。
暮色渐浓。室外的房舍和藩篱在黄昏中挤成一堆。在窗口透出的灯光照射下，花园深处的一些树木显得很突出。人热得发黏，轻微劳作便大汗淋漓。煤油灯的光线横贯庭院，照射在树木上，形成一股肮脏的水蒸气涌滚流动。
车站前面以及左右两旁空地的青草皮上，挤满无数已经候车好几个星期的旅客，青草都被他们踩得死光了。
她回来了。弗列里小姐告诉他这个消息，附带说她很疲倦，草草地吃过饭便上楼回到她自己房间里去，并且叮嘱不要让人打扰她。“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上楼去敲她的门，”弗列里小姐建议说，“我相信她现在还没有上床。”——“哪个房间是她的？”日瓦戈问道。这一问使得弗列里小姐有说不出的讶异。安季波娃住在顶楼过道的尽头，就在储藏伯爵夫人家具的那几间房后面。日瓦戈从未去过那里。
穿着灰色粗羊毛衣的老人在炎阳下的人丛中挤来挤去，打听消息和谣言。阴郁的十四岁左右的男孩用两肘撑着上身伏在地上，百无聊赖地扭动剥了皮的树枝，仿佛他们在放牧牛羊。他们的腿直伸在他们的母亲前面。他们的弟弟妹妹穿着宽大衬衫、光着屁股在一旁追逐嬉戏，母亲们坐在地上，抱着她们用毫无光彩的棕色农家外衣紧紧包着的婴儿。
日瓦戈医生记起他要和安季波娃谈话。虽然谈话的结局一定不愉快，可是，他高兴于自己有非见她不可的感觉，尽管必须付出这样那样的代价。她似乎还没有回来。但他终于尽早趁他人不注意时溜出了司令办公室。
“枪声一响，他们立刻仓皇散开，就像一群羊。他们不喜欢开火。”当他们并肩穿过躺在车站前面地上的人群，走向站房时，站长毫不同情地告诉日瓦戈。“只要一眨眼的工夫，草皮上连一个鬼影子都不见了。你又可以再看见草地了，我们已经四个月没看见它了，上面尽是这些吉普赛式的帐篷，我们已忘记它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他躺下的地方。这真是一件怪事，我曾经亲眼看见战争中各式各样的恐怖，你不难想象，我早就习惯了。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总觉有些遗憾。这件事完全是胡闹。他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不过，当时他们已失去人性。他们说，他是父母的宝贝儿子。现在，向右转就是我的办公室了，请里面坐一会儿好吗？恐怕这列火车是没有机会了，能把人挤死。我将把你安排在区间车上。我们正在设法加开一次区间车。不过，在一切没有弄妥之前，千万说不得，不然，车子还没有准备好，就会被他们分尸了。你今天晚上在苏希尼奇换车。”
啊，有时一个人是多么渴望逃避无意义的人类辞令的枯燥，逃避那些冠冕堂皇的语句，而返回全无做作的自然啊！不得已求其次，能逃入冗长而刻苦的研究中、酣睡中或真正的音乐中也好，不然就沉湎在含情脉脉的无限了解中！
当这次“秘密”列车从铁路车库倒入车站时，等车的人群立即涌向轨道。人潮像弹珠一样从山头滚下来，爬上路基，互相推挤着跳上舷梯，有的从窗户爬进车厢，有的爬上车顶。当火车还在移动时，车子已填满了人，等到它停靠在月台旁，不仅车厢中塞得水泄不通，整个列车从上到下都挂满了人。奇迹似的，日瓦戈竟挤进了月台，更不可思议的，他竟从月台挤进车厢的通道中。他就留在那儿，坐在他的行李上，一直挨到苏希尼奇。酝酿中的暴风雨消散了。在炎热的阳光普照的田野中，蟋蟀放声大叫，掩盖了列车行驶的哐啷哐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试着要站起来走掉。委员的幼稚使他难受，而司令和他的副官——两个自傲而又虚假的投机分子——的鬼鬼祟祟也好不到哪里去。前者的愚昧和后者的奸诈正是旗鼓相当。而这一切全表现在滔滔不绝的大段言词中，多余、虚假、阴暗，几乎与生命完全不相干。
站在窗口的旅客们把阳光全遮住了。他们的影子三三两两地投射在地板和长椅上。这些影子甚至投过车厢，穿过另一侧车窗，嵌进移动中火车的影子投射在大地上。
加利乌林尽力劝说委员放弃这个疯狂的念头。他深知二一二步兵团士兵的鲁莽，在前线时他们曾隶属于他这一师。但是委员拒绝听从。
周围的乘客大声嘘叫、高声唱歌、争吵，也有的玩牌。当火车停下时，车外包围着火车的群众的嘈杂更增加了车内的喧嚣。人声吼叫，震耳欲聋，就像大海中的风暴，并且，如同在大海中一样，也会有突如其来的沉寂。在无法解释的寂静中，你可以听到月台上匆匆来去的脚步声、货车外的慌张与争执、人们的一言半语、远远的告别话音、母鸡安闲的咯咯声，以及车站花园中枝叶的摇曳。
“不，那太冒险了。”司令冷淡地反对着，一面和他的副官交换快速、意味深长的眼色。
然后，就像火车上发出的电报，或像来自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祝福一样，从窗口飘进一股他熟悉的花香。这阵芬芳来自附近的原野，无论是家花或野花都比不上它的香，它安闲地确知它的卓越是凌驾其余一切之上的。
“我将对他们说：‘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是独生子，我父母唯一的希望，可是，我献身于革命。我曾放弃一切——我的姓氏、家庭和地位。我是为了你们的自由而战，而这种自由是俄罗斯以外其他各国人民所不曾享有的。先不说那些光荣的前辈老战士，他们曾经为了革命而被送去西伯利亚做苦工，或被关进雪卢斯堡大牢，连我这样的人都献身于革命，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也都献身于革命。我们这样做是为自己吗？我们非干不可吗？而你们，你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小兵，而是世界上第一支革命军的战士，请诚实地问问你们自己：你们的行为配得上你们自己的荣誉身份吗？当我们的国家正在流血殆尽奄奄一息，以一种超人的努力企图挣脱缠绕在我们身上的仇敌时，你们竟变成一群乌合之众，完全没有政治意识，胡作非为，永远不知道满足。你们就像寓言里面所说的贪得无厌的猪，才被允许进入餐厅，立刻就想上桌。呵，我一下子就要打动他们，使他们无地自容。”
视线被窗口的人群遮住了，日瓦戈看不见外面的树。不过，他想象它们就长在很近的某个地方，平静地伸出它们沉重的枝干遮住车顶，在盖满烟尘黑厚如夜的叶簇中，遍布一团团上过蜡似的、闪闪发光的繁花。在整个旅程中，这种香气一而再地出现。每一个车站都挤满怒吼的群众。每一个地方柞树花都盛开怒放着。这种到处存在的香气似乎一直在引导火车北上，它正如某些无处不到，甚至及于最小的地方车站的谣言，它老是在前面等着乘客的到达，让他们亲耳听见，同时亲身验证。
“我怀疑。不过我希望你是对的。”
晚上车抵苏希尼奇，一名没有丢开战前责任的红帽子领着日瓦戈越过漆黑的轨道，去一列刚刚到达的加班车，把他安置在一个二等车厢中。
“我会去，我要和他们做心心相印的谈话。你们瞧吧，他们将回到他们所放弃的岗位。你们不相信我吗？要打赌吗？”
他费了好大力气才用乘务员的钥匙打开车厢的门，并把日瓦戈的行李安置好，列车长来了，要把行李甩出去。最后他终于被日瓦戈劝平息了，没有再追问理由，便走开了，不见了。这列神秘的火车是一次“特别”快车，在各站都只停留很短的时间，并且有武装卫兵。车厢几乎是空的。
“这就好办得多了。我要去那儿，我要去看看这个威胁，这个强盗们的窝巢。先生们，他们或许是叛徒，或许是逃兵，但是，请记住，他们是人民。而人民就像小孩，你必须去了解他们，你必须去了解他们的心理。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你必须找出正确的途径，你必须能打动他们的心弦，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心弦。
日瓦戈车厢里的小茶几上点了一根蜡烛，半开的窗子吹进一阵阵的风，吹得烛火摇曳不定。这根蜡烛是这个包房中另外唯一的一位乘客的，这个乘客很年轻，有一头美好的头发。就他四肢的长短来看，他一定很高大。他的四肢好像没有长牢一般。他一直冷淡地摊开四肢躺在靠窗的一个角落座位上。不过，当日瓦戈进来的时候，他相当得体地、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再坐下去。
“我猜是有。无论如何总是有个营地，还筑了防御工事。”
他的座位底下似乎放着拖把一类的东西。它的一角在抖动，接着一只耳朵摇摇摆摆的猎犬爬了出来。它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全身上下猛嗅一番，然后在包间里跑来跑去，腿爪摆的位置都像它那身材高大但不匀称的主人叠着腿的姿势。一会儿，在主人的命令下，它又爬回座位底下，像拖把似的匍匐在那儿。
“我们和高层司令官有个协议：不干预作战行动。我并不撤销调用哥萨克骑兵的命令。让他们去干吧。不过，就我这部分而言，我将采取常识告诉我的步骤。我相信他们有个露天的营地是不是？”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注意到枪袋中的双管猎枪、皮子弹带，以及装满猎获物的猎人袋。
“我们还没有动手。这只是个计划，是个建议。”
这个年轻人是打猎回来的。
“哥萨克骑兵？不必考虑！”委员光火了，“现在不是一九○五年。我们不再用大革命前的老方法。你不必在这一点上跟我针锋相对。你们的将军太高估自己了。”
他极端地多话，带着和蔼的微笑，立刻和日瓦戈聊上了，在说话的时候，他死死地盯着日瓦戈的嘴。
“铁路下行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哥萨克团，”司令告诉他，“这个团是红军，效忠临时政府的。调动他们，包围那些叛徒，他们就完蛋啦。上级指挥官很焦虑，那些叛徒必须马上解除武装。”
他的嗓音令人不快，偶尔尖锐得像金属刮擦声一般。他说话还有一个古怪的地方，明明是个俄国人，却把元音“y”读得非常有异国风味，像法语的“u”。即使读出这个不准的“u”，他还得费很大的力气，他把它读得特别大声，每次都带着一种刺耳的尖音。有时，他显然想纠正这个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总是依然如故。
他穿着一件称身的外衣。也许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年轻，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老些，他故意微耸双肩，略弓上身，两手插入口袋中做睥睨状，这使得他看起来显得很威武，从宽阔的双肩直到他的两脚，恰好构成一个长长的倒三角形。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暗中称奇，“我一定在书本上读到过这种毛病，作为一个医生，我必须弄明白，但是我想不出这是什么病。这必定是神经系统的某种毛病，使他说话有缺陷。”刺耳的尖音使他觉得非常可笑，以致他很难再保持适当的脸色。“还是睡觉比较好。”他对自己说。
这委员正如别人向日瓦戈所描述的，身材修长，举止优雅，由于愤怒而毫无遮掩，高尚的理想使他热情如火。据说他出身一个良好的家庭（有些人认为他的父亲是参议员），是二月革命时首先冲入议会的先锋之一。他的姓是金茨或金采——日瓦戈不十分抓得准。谈吐不俗，正确的圣彼得堡腔调中略带波罗的海沿岸的口音。
他爬上当作卧铺用的木架床。年轻人提议吹熄蜡烛，以免他不能入睡。日瓦戈接受了，谢了谢他，于是包房陷入黑暗里。
“这是我们这里的另一位要人。”司令向他介绍日瓦戈。不过全神贯注于自我的新委员看也不看他一眼。司令转身签署了日瓦戈摆在他面前的文件，然后客气地以手示意，请他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矮凳上。整个房间里头只有日瓦戈一人规规矩矩地坐着。其余的人都是懒懒散散、东倒西歪地坐着，带着一种夸张的、故作轻松的模样。司令几乎将整个上身都伏在写字台上，他握拳支颊，做拜伦沉思状。他的副官，一名矮矮胖胖的结实壮汉，高踞在沙发扶手上，两腿下垂，并放在沙发座上，就像妇女侧坐在马鞍上一样。加利乌林跨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椅背，两臂伏在椅背上，头又伏在两臂上。而新委员把上半身撑在窗台上，一会儿又跳下来，以小快步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忙得像旋转中的陀螺，没有一刻静止或沉默。他继续不断地说话，谈话的主题是“比留奇变兵的问题”。
“要关上窗户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你怕不怕贼？”
这个舞台的中心人物是当时的英雄，全镇所注目的新委员，不用通报，他正在对这批既缺乏兵员，又不作战的纸上王国的统治者发表演说。
没有回答。他提高声音又问了一次，但是依然没有回答。
由于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司令，日瓦戈走进内间。他发现室内就像艺术家的居室一样混乱。
他划着了一根火柴，看看他的同伴是否已趁刚才短暂的空闲走开了。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就入睡似乎更不可能。
加利乌林从内间走出来，看到日瓦戈，向他急切地做着手势。
但是他仍在原处张大两眼坐着，正对着从木架床上俯身看他的日瓦戈微笑。
不过这天不是接受申请的日子。书记们坐在平静的办公室里默默地书写，抱怨他们的工作日见繁杂，交换着牢骚的眼色。快活的声音从司令办公室中传出来，听来似乎那里面的人已经解开外衣的纽扣，正在小酌一番。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划了另一根，趁着亮光，第三次重复他的问题。
在离境之前，日瓦戈医生必须得到地区司令的签字。通常他的司令部总是挤满了群众，甚至门外的大街上都是等待的人。后来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挤到写字台前，人声嘈杂，没有人能听见别人在说些什么。
“随你的便，”年轻人立即回答，“我已经没有小偷要光顾的东西了。也许是让它开着好。很闷。”
当局正在计划新的反攻，并非常努力地希望改善军队的士气。各地设立了革命军事法庭，刚刚废除不久的死刑又恢复了。
“多么不寻常的角色！”日瓦戈想，“无疑地，是个怪人。不在黑暗中说话。此刻他发音多么清楚，一个字也不含糊。这我办不到。”
那个时候，有一个地方部门的新委员要赶赴前线军中，正过境停留在梅留泽耶沃。大家都说他全无经验，只是个孩子。
由于过去几个星期的事故引来的疲乏，以及旅行的准备、一大早就出发，日瓦戈本以为只要舒舒服服地直直躺下就能入睡，但是他弄错了。过度的疲倦反而使他失眠。一直到天亮时他才入睡。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正准备离开，他经常去人们的家中和办公室拜访朋友，顺便申请必要的文件。
他的思潮在黑暗中起伏回旋。不过，如同往常一样，它们很清楚地分为明显的两类，形成纠缠不清的主流。
弗列里小姐暗地里以这位厨娘的精神与利舌为荣。这两个女人互相喜欢，虽然她们永远争吵不休。
一股是以冬妮亚、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正常而安定的生活为中心，思潮深入到最微末的细节。那时的生活有诗的气息，到处浸润着深情和温暖。日瓦戈很重视这种生活，他希望它能安全、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在飞驰的夜间快车里，他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已经离开两年的家中。
透过打开的窗子，在医院中能听到广场上的嗡嗡声，在岑寂的夜晚，甚至能听到片断的讲词。当乌斯季尼娅发言时，弗列里小姐常常闯进人们小坐的任何房间，要大家静听，用她那破嗓音全无恶意地模仿着：“无秩序……无秩序……保皇党，土匪……济布申……既聋又哑……卖国贼！卖国贼！”
在这同一股思潮里，有他对革命的忠贞和仰慕。这是在中产阶级意义上所接受的革命，是一九○五年布洛克的信徒和学生们所能了解的革命。
发言拥护最多的是乌斯季尼娅。起初她还有点女性的迟疑，渐渐地愈来愈大胆，因为那些哓哓不休的对手的观点在梅留泽耶沃是不被接受的。最后她竟发展成一位善于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演说家。
这些长久秉持的熟悉的观念中，也包括对一个新秩序的预期和允诺。这新秩序在战争前，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四年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浮现在俄罗斯的思想、俄罗斯的艺术和俄罗斯的生活中，它对于整个俄罗斯和她的未来都有重大意义。
乌斯季尼娅比较平稳坚强。她笨重臃肿的身材使她看起来像是坐月子的老母鸡。她枯燥无味，理智得几乎到了不怀好意的地步，不过，当涉及迷信的事物时，她就不再清醒，听任无拘无束的想象胡来。她生于济布申诺，据说是当地一位巫师的女儿。她记得无数的咒语，她绝对不出门，除非先照例对着炉灶、钥匙孔念一番咒语，求它们保护家宅，免于火烛之灾和其他妖魔鬼怪的侵扰。她能够成天保持沉默，可是，一旦她谈兴大发，就什么也挡她不住。她热心于维护真理。济布申诺共和国解体以后，梅留泽耶沃的行政委员会发动了一个反无政府状态的运动。每天晚上在广场上举行只有少数人参加的太平大会，出席的都是些往日无所事事、整天在消防队门外散播谣言的家伙。梅留泽耶沃的文教干事鼓励他们，并且邀请本地以及外来的演说者指导他们讨论。外来的人都相信，那个既聋又哑的助手的故事十足没有意义，纯粹是现编的。可是，有少数的手艺人、士兵的妻子以及梅留泽耶沃往日的佣仆绝不认为那故事荒谬，而且坚持那确是事实。
战争一旦结束，它将恢复旧日的高潮，将重见它继续发展，真好，正如重返家园一样。
她相信她完全了解安季波娃护士，而且以为她和医生必定会互相吸引。在她根深蒂固的拉丁心肠、做媒的热情驱使下，她一见到他们在一起就非常快活，不免对他们挤眉弄眼。这使得安季波娃莫名其妙，日瓦戈怒火中烧。不过，像所有自得其乐的人一样，她沉湎于幻觉之中，不论要付出任何代价，总是不肯自拔。
在他的另一股思潮中也有新的东西。不过，多么不一样，多么不像第一股思潮呵！这些新东西不是他所熟悉的，不是由旧东西所引起的，它们是没有经过选择的，是由不可避免的现实决定的，突如其来一如地震。
弗列里小姐灰发蓬松、双颊粉红，整天披着一件破烂的便服，套着睡房用的拖鞋，来回走动，在医院中穿廊入室，就如同她仍在扎布林斯卡娅的家中一样。她用五音不全的俄语啰嗦着说个没完，每句话的结尾都带着法语的风格。她说话时喜欢装模作样，比手画脚，快要结束时先粗声狂笑，再以一串咳嗽告终。
在这些新东西中，最主要的是战争带来的流血、恐怖、流离失所、残暴不仁、痛苦的经验以及战争所教会的实用智慧。还有，战争把你卷进卷出的寂寞的小镇，以及你在那儿所碰到的人。除了这些新东西，此外还有革命。
旧日的仆从都已星散，只有两个女人还留在那里，一个是女厨师乌斯季尼娅，一个是伯爵夫人现在已出嫁的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弗列里小姐。
护士安季波娃也在这些新思潮里面。只有上帝才知道战争会把她推向什么地方，他对于她的过去一无所知，她从来不曾责怪任何人，不过，她的沉默本身似乎就是一种抱怨，她神秘地隐忍着一些东西，隐忍得如此吃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正因为如此而诚实地努力着不去爱上她，全心全意地努力，就如同他生平竭力去爱每一个人一样，他不仅要爱他的家庭、他的朋友，还要爱其他一切的人。
现在这幢房子是一家医院，主人已在圣彼得堡做了阶下囚。
火车正以全速奔驰着。顶头风穿过开着的窗户，吹乱并吹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发。虽然是夜晚，但和白天一样，每一个站上都听见人声喧嚣，和柞树飒飒作响。
伯爵夫人在拉索诺伊地区另有一座大庄园，这里只是她本人偶尔到镇上来办事时的临时住所，以及夏天前往拉索诺伊避暑的来自远近的宾客的歇脚处。
偶尔有一辆四轮大车或两轮跑车从黑暗中驰出，辚辚地驶向车站，于是人声、车轮滚动声和树木摇曳声便混成一片。
房子的位置很适合于眺望，不只可以俯瞰大街和广场，附近的一家农场（那是一家贫穷的乡村家庭所有，主人的生活几乎无异于佃农）和伯爵夫人住宅后面的花园都历历在目。
就在这样的时刻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他了解了，使这些夜晚的影子飒飒作响，并使它们把头靠在一起的是什么，当那些低头沉睡的叶子懒懒地颤动、宛若转动不灵活的舌头时，它们所耳语的是什么。这正是他在木架床上辗转反侧、苦思疾索的东西——在俄罗斯境内日渐扩大的不安与兴奋的潮流，革命的潮流，决定俄罗斯命运和艰难时光的潮流，或许也是奠定俄罗斯永恒的伟大的潮流。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坐落在全镇最好的地点之一，正是大街和广场的转角处。广场是旧时练兵的操场，现在是举行大会的会场。
一直到十一点以后，日瓦戈才醒过来。“王子，王子。”他的邻人正柔声地招呼他那只咆哮吼叫的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相当惊奇，车厢中仍然只有他们两个人，再也没有其他的乘客上来。
日瓦戈曾在其中养病、服务，而现在准备离去的医院的所在处，本是伯爵夫人扎布林斯卡娅从前的住宅。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她自愿让给红十字会使用。
从儿童时代起，他就熟悉沿途的车站站名。他们已驶过卡卢加省，就快进入莫斯科省境了。他像战前一样地梳洗一番，然后及时赶回包房进早餐，那是他那陌生的同伴邀请他的。现在，他有机会好好地打量他了。
共和国只维持了两个星期。七月间，效忠临时政府的一支部队开进城。变兵退回比留奇。铁路两边的森林一度被砍光好几俄里，于是，他们就在这块老树根中长满草莓，并分布着快被偷光的木材堆和季节性伐木工人之泥屋的空地上扎下大营。
最使日瓦戈注意的是他极端的饶舌与不安。他喜欢说话，对他重要的似乎不是沟通或交换观念，而是说话本身的功能，念字、发音。他说话时，不住地抖动着身体，就好像他是在弹簧床上一样。他毫无理由地纵声大笑，十分自得地轻快地搓着手，而当这一切看来似乎还不够表示他的高兴时，他就用力拍打他的两膝，笑到眼泪直流。
现在又有令人惊愕的故事在流传着。人们传说布拉热依柯的主要助手既聋又哑，只有在灵感降临的一刻才能说话，然后便又哑然如故。
他的谈话依然有着昨天晚上的古怪。前后不连贯得出奇，一会儿热衷于自我表白，虽然并没有人问他什么，一会儿又置自己此前最天真的问题于不顾，谈起别的。他讲述了许多有关自己的难以置信和互不相关的事情。或许，他撒了点小谎，他显然有意以他的极端主义和不同流俗去加深别人对他的印象。
济布申诺一向是荒诞不经、夸大其辞的传说的发源地。从“混乱时代”起，文献就有记载。稍后，四周的森林中充满强盗。商人的富有和土壤的肥沃更是家喻户晓。起源于济布申诺的民间信仰、习俗和古怪语言，使这接近前线的西区自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天地。
这一切都促使日瓦戈想起他长久以来所熟悉的某些东西。类似的激进观点曾为上一个世纪的虚无主义者所提倡，稍后则由某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雄所阐扬，最近则为他们的后裔与各省的知识阶级风从，他们往往比大城市的人激进，因为他们仍然有追根究底的习惯。而在大城市里，这样的一种做派已被认为落伍而不流行了。
他曾和托尔斯泰通过信。他宣称济布申诺是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劳动的乐土，他称地方行政当局作“使徒会”。
这个年轻人告诉他，他是某一位大名鼎鼎的革命家的侄儿，不过，他的双亲是根深蒂固的反动派，是他所说的不折不扣的渡渡鸟。在前线附近，他家有座很大的庄园，他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他的双亲一辈子和他的叔叔作对，但是，他的叔叔从来不对他们抱有恶意，现在还用他的影响力解救了他们很多的危难。
这个共和国拒绝承认临时政府，同时从俄罗斯分裂出来。布拉热依柯在宗教上就是个分离派。
这个多嘴的年轻人对日瓦戈说，他自己的观点像他叔叔，在一切的事情上，不管是生活、政治或艺术，他都是个极端派。这又使医生想起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不像他那么急进，但琐屑浅薄则差不多。“按着他一定要告诉我他是个未来派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着。果然，他们谈及现代艺术。“现在就要轮到运动了——跑马、溜冰或法国式摔跤。”于是，谈话转向射击。这个年轻人曾经在他本乡射猎。他自夸是个神枪手，如果不是体格缺陷无法入伍，他一定是军中出色的射手。发现日瓦戈含有疑问的眼光后，他叫起来：“怎么回事？难道你什么事情都没有注意到吗？我想，你一定猜我有点古怪。”
六月间，济布申诺变成了一个独立共和国。建立的人是当地的一个磨坊工人布拉热依柯，在二月革命期间从前线撤退出来经过比留奇到济布申诺的二一二步兵团的变兵支持他。
他从口袋里取出两张卡片，同时递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张是他的名片。上面印的是个复姓，他叫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席赫，或者就是波果里夫西克，他要日瓦戈这样叫他，这名字是纪念他叔叔的。
从梅留泽耶沃往东往西各有一条大路。一条是穿过树林通向济布申诺的泥泞的车道；济布申诺是一个小小的谷物中心，在行政上属梅留泽耶沃管辖，但其他一切方面都比梅留泽耶沃更好。另一条是横贯田野的碎石路，冬季多泽洼，夏季却干燥，这条路通往最近的铁路换车站比留奇。
另一张卡片上印的是许多四方形构成的表，每一个四方形中有两手交叉的圆形，交叉的形状各不相同，手指的位置也图图有异。这是既聋又哑的人所用的字母。突然，所有的事情都清楚了。波果里夫西克原来是加尔特曼或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校的优秀的天才学生，一个靠观察他的教师喉头肌肉活动学会说话和了解话语的既聋又哑的人。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有兴趣知道，虽然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直到今天我还不晓得哪一间是安季波娃的房间。我从来不曾故意去猜想。
等到他讲完一部分他故乡的事和打猎的事以后，日瓦戈说：
使我惊讶的是你信中提到的另一些事。假如真是我给了你写出这种信的原因，那我的行为必定有暧昧之处，我不仅对你有错，而且在我所误导的另一个女人之前我也有错。她一回来我就向她道歉。她到乡下去了。原先在省里和县里才有的地方议会，现在乡村中也有了。她去协助一个朋友建立村议会。她的朋友的工作是担任那些自治机构的指导员。
“请原谅我，如果这事不够慎重的话，你不必告诉我。你曾经参与过建立济布申诺共和国吗？”
你一定是疯啦，冬妮亚！你怎么能想象出这样的事情呢？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知道得还不够，如果不是为了你，为了我对你和家庭有坚定的信心，我根本就挨不过这两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不过，为什么我还要写这封信呢？——我们马上就要团圆了，我们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所有的事情都会得到澄清。
“你是怎么猜到的……你认识布拉热依柯？我参与过建立济布申诺共和国吗？当然，我参与过！”波果里夫西克忽然变得大为快活，笑得东倒西歪，同时兴奋地拍打他的膝头。于是，他再度展开另一番冗长而荒诞的谈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即回信：
他说，布拉热依柯提供一个机会和济布申诺这个地方，让他应用他自己的理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现很难听懂他的理论。波果里夫西克的哲学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和猎人夸大的故事的混合物。
“不必担心沙夏的未来，”她写道，“永远不必为他而感到内疚。我保证，一定以你童年时所看到的我们家中的规矩来把他教养长大。”
就像神谕一般的泰然自若，他预言不久将会有毁灭性的骚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也同意，这并非不可能，不过这个年轻人作预言时平静而带权威的腔调使他气恼。
不过，在他动身之前，他收到了妻子的回信。满纸泪痕和墨水散开的痕迹，有些句子显然是被啜泣打断了。她请求他不要回莫斯科，而和那位了不得的护士直接去乌拉尔，安季波娃一生的传奇性，远不是她冬妮亚平庸的生活所可比拟的。
“等一等，”他迟疑地说，“不错，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发生。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一切如今都在进行——大混乱，分崩离析，敌人的压力——这并不是开始做危险的实验的时机。在还没有陷入另一次大动乱之前，国家必须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必须等待，等到和平与秩序粗告恢复以后。”
所以，虽然我会试着打电报给你，但我可能突然在任何一天到家。
“那是天真的想法，”波果里夫西克说，“你所谓的无秩序正像你所渴望的秩序一样正常，同样是一种事情的状态。所有这些毁灭——这是一个大创造计划的自然的、准备的阶段。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不够。它必须完完全全地支离破碎，然后，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将会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
当然，我们不能永远这样下去，我们这批已经辞职或已被遣散的人员，包括安季波娃、加利乌林和我，都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下星期一定要走。我们将分开走，这样机会将比较多些。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不安。他走出去，走到通道上。
我做了几次返乡的尝试，但是事情并不简单。并不是我们的工作离不开——那是很容易交代的——麻烦的是交通。不是没有车，就是车子挤得透不过气，没有办法找到座位。
愈开愈快的列车正向莫斯科逼近。它穿过避暑别墅星罗棋布的桦木林，飞驰过一座座挤满度假人群的近郊无屋顶的小车站，车站被留在火车掀起的尘土中，看来像是转动着的旋转木马。机车引擎呼呼地响个不停，响声填满四周的树林，并从远处带来悠长而低沉的回音。
你还记得在你的母亲逝世那天夜里枪击检察官的那个女学生吗？我相信她后来曾受审。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和米沙曾在你父亲带我们去的一家肮脏的旅店中见过她一次，当时她还是个中学生。我不记得我们为什么去那家旅店了，只记得那天晚上非常寒冷。我想那是在布列斯特暴动期间。那个女孩就是安季波娃。
瞬间，在最近几天中第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十分清楚地了解到他身在何处，他在做什么，同时，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有什么在等待他。
再者，我要告诉你，也许我早就提过了，我必须说我有许多工作是和一位安季波娃在一起做的，她是出生于乌拉尔、来自莫斯科的护士。
三年的变化，奔波，不定，骚动；战争，革命；毁灭，死亡的景象，炮击，炸断的桥梁，火灾，废墟——所有的这一切突然构成一个庞大、空虚、毫无意义的空间。在这长久的中断之后，他首次感到的真实事件，是他乘着快速移动的火车旅行，是他正逼近他那完好的，依然存在的、一木一石对他都有意义的家的事实。这是真正的生活，有意义的经验，一切学问的实际目标，这是艺术标的之所在——回家，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自我，回到真正的存在。树林已落在后面，火车穿过枝叶构成的隧道进入开阔的原野。大地上慢慢隆起一片宽广的丘陵。丘陵上横列着一垄垄马铃薯深绿色的苗床，越过苗床，在丘陵的顶端，是玻璃温室。头顶上，在列车抛出的弧形尾巴后面，半边天空全是深紫色的彩云。阳光透过云彩，像车轮的辐条似的照射下来，照在温室的玻璃上，光亮炫目。
军队的解体与混乱继续着。上级正设法改善风纪提高士气，我曾遍访驻扎在附近的各个单位。
突然，一阵温暖的大雨，在阳光中闪耀着，从乌云里洒落下来。雨势很急，雨阵哗哗作响，速度不在列车的“哐啷哐啷”之下，好像唯恐落后，要和火车一争快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写信给他太太：
当基督救世主的教堂出现在山边时，日瓦戈医生立刻就注意到了。一分钟以后，城市中的圆顶、烟囱、平台和房屋都历历在目了。
这个城镇很小。几乎每条街都可以一眼望尽，远处阴霾的天空下，大草原黯淡无光，一派战争、革命中的凄凉景象。
“莫斯科，”他说，一面走回包间，“该收拾行李了。”
雨水使黑色的尘土都变成咖啡色的泥泞，流布街道，这里的大部分的街道没有铺上砖石。
波果里夫西克跳起来，在他的猎物袋中捡出一只肥鸭来。“拿着，”他说，“当作纪念品，我难得有这样好的同伴消磨一整天。”
由于工作的关系，日瓦戈和安季波娃经常在一起。
日瓦戈提出的异议没有用。最后他说：“好的，我收下，作为你给我内人的礼物。”
他们一会儿是镇上目前的行政官，一会儿又是军队和卫生处的不重要的委员，他们把这种任务的递换当作一种户外运动，一种消遣，一种瞎子摸象的游戏。不过，他们愈来愈觉得，这是他们退伍回家恢复平民生活的时候了。
“了不起，了不起，尊夫人。”波果里夫西克快活地重复着，好像他生平第一次听到“内人”这个字眼一样，叽叽咕咕笑个不停，引得“王子”也跳出来和他同乐。
每天新产生的事务，就像蕈菇似的冒出来。他们被选出来处理每一样事情——日瓦戈、加利乌林中尉、安季波娃护士，以及另外一些和他们一样来自大城市的、有经验、有知识的人。
火车驶入车站。车厢沉浸在黑暗中。那个既聋又哑的人拿着野鸭，在外面包了一张烂招贴纸，然后将野鸭递给日瓦戈。
这个城镇叫做梅留泽耶沃，位于有肥沃黑土的乡间。黑色的尘土厚厚地积在镇上的屋顶。那是因为军队和车马的来往频繁而扬起的，就像蝗虫聚集的云。他们朝着两个方向移动，有些开往前线，有些从前线撤回来，因此，没有人能说战争是继续在进行，或已经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