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然去过济州岛试验泥土房的地方。
朴兄总是很忙，哪有时间去这种地方。
啊，那是已经取消的项目。赚不到钱的事，结果都是这样。
我没有回答。金前辈用呼噜呼噜的微弱声音说道：
我们没再说话，只是怔怔地望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周围的人们都知道他命不久矣，所以尽量少说话。他坐着轮椅回医院去了，围拢的人们纷纷散去，仿佛等待已久。
你没去现场看过吧？
李永彬问要不要喝杯酒，我借口有事离开了。回到家，我独自喝了几杯威士忌，突然想起什么，连忙给车顺雅打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像缺了些什么。醉酒归来的第二天、胃疼醒来的时候、独自吃饭的时候、用洗衣机洗内裤袜子的时候、往晾衣架上挂衣服的时候、重感冒的时候，还有就是像现在这样凄凉如饥饿般汹涌而至的时候。刚刚拨完电话号码，手机里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确认后再拨”。
我这样说是发自真心。单单是从过去几十年城市多彩变化的角度来看，他做的事简直不值一提，也就是我和同事们经常在背后嘲讽的“天真无邪”，然而放到外地中小城市和穷乡僻壤，他做的事情几乎都是打造小小的公共空间。这是他的特色所在。从照片上看也像玩具似的小巧玲珑。李永彬教授问我：
金基荣前辈在回顾展后一直卧床不起，最后在八月中旬某个酷热的夏日离开了人世。现在已经变成一捧灰，放在骨灰堂了。人们以此为借口聚会，喝得酩酊大醉，耍酒疯，传递迟到的消息，然后分开。
没想到您做了那么多事。
从江华岛春游回来那天和车顺雅通话之后，我就把这件事忘了，直到金前辈回顾展那天夜里才突然想起，于是打了电话，不料没能联系上她。和她的短暂联络犹如一场梦，不知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很虚妄。不知不觉间，我住的联排住宅墙边的银杏树叶开始变黄。
谢谢你帮忙。
手机屏幕上提示我收到新邮件。我眼睛花，看不清楚，于是打开笔记本电脑。那是个陌生的邮件地址，开头却写着“致朴敏宇老师”，看得出是写给我的邮件。
金基荣在画廊办公室里面休息。看过展厅的朋友们陆续围拢过来，有坐有立。我坐在金前辈身旁。
这段时间出了些变故，电话打不通了。
他负责的山沟小镇项目在视频中播放。他在乡村的廊台上握着老太太的手。想要建什么？面事务所。别建这种东西。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希望建什么？给我建个澡堂吧。从早到晚在田里干活儿，浑身是汗，女人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老人浑身酸疼，也没个地方泡泡澡休息休息。好，我们一定建澡堂。你的话可信吗？当然了，一定会的。紧紧相握的两只手形成鲜明的对比，充满了屏幕。每天握笔的建筑师，手指细长；老太太的手皱巴巴的，像枯树枝。
联系上朴老师后，曾经有段时间我的心里很混乱。早已遗忘的从前突然浮现在眼前，清晰如昨。不，怎么会忘记呢，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岁月。失去丈夫之后，我带着儿子走到今天，只要有空就记录往事。算日记，还是手记？写下这些小小的文字，对我来说既是安慰，又是批评，也是激励。无论如何总算熬过来了，一路过得很好。
殖民地时期，我们的建筑是对日本复制欧洲的不伦不类的近代作品进行复制。中央政府和首尔火车站都是如此。战争结束后，凄惨破碎的废墟上出现了用并不充足的建筑材料和资金修建的临时建筑，不到十年就要重新修建。房地产商修建的百姓住宅和贫民区制造了很多道路和胡同。生活条件稍微变好，逐渐出现了对传统进行重新诠释的混凝土加丹青模式。这个时期之前是属于前辈们的工作，下一代主要是拆迁重建和打造盒子式样的小区和水泥地丛林。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把众多同胞驱赶到扭曲的欲望空间。所谓建筑，不是粉碎记忆，而是以记忆为背景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细致的重组。在实现这个共同的梦想的路上，我们已经失败了很多次。
几个月前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当我陷入绝望的时候，朴老师突然再次走进我的生活。真奇怪。当我无意中得到消息，知道你在不远的地方演讲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直接跑过去呢？我觉得遗憾，不过也很庆幸。从照片上看，你老了很多。在这点上我就很聪明。朴老师没看到我最近的样子，所以记忆中还是二十岁时那个美丽文静的车顺雅。
在展厅入口，我遇到了李永彬教授和建筑师张某、姜某。观众大多是学生、建筑界和文化界人士。有人认识金前辈，也有人根本不知他是谁。展品包括他的各种写生、素描、建筑设计草稿等，以及单独展示建筑模型的房间和图片视频资料室。他在视频中说：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给朴老师写这样一封信。也许是想向老朋友倾诉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吧，像讲从前的故事。想到几十年的岁月就这样飞快地流逝，我无力埋怨什么，可是我想对了解我的人倾诉，希望你理解我的心情。希望我的记录不会给朴老师添麻烦，不会让你感觉到压力。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借书，一起讨论名著，这一切都记忆犹新。和朴老师相处的日子是我宝贵的回忆，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某个人的回忆，这算贪心吗？如果你不想看附件，可以直接删除。
说明会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年轻人率先站了起来。用书面形式发给我吧。他简短说完，就离开了。后来崔胜权好不容易把他叫回来，他小声说自己是从“大宅”来的这里。崔胜权约我吃午饭，我说还有别的聚会，也走了。我是准备参加金基荣前辈的回顾展开幕式。沿着来时路往回走，感觉自己好像逃出了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一切都是梦。难道不是吗？尚未实现的欲望之梦在延续，呈现出现实般的实体，继而这个实体也变成梦流逝。原野上稀稀落落的钢筋水泥建筑物不再像从前那样，仿佛游戏机里的假想世界。
我打开附件。想象着她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字写下自己的故事，我无可奈何地笑了。正如她说的那样，每次想起她的时候，我想到的都不是现在的车顺雅，而是二十岁的车顺雅。年过六旬的车顺雅，我实在无法想象。她说自己胖了，不好意思到演讲现场，我想她应该和大多数女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福了吧。人们常说和初恋见面会后悔，不过彼此都老了，变得不成样子，即使见面，想到自己做过的事，也没有资格失望。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达谷，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成为记忆中的标本。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
年轻人窃窃私语地提醒崔胜权。他立刻打开投影仪，朝着屏幕举起指示棒。屏幕上出现了我们办公室制作的总体规划和鸟瞰图。他谈了会儿韩流，韩国流行音乐、电视剧和电影等大众艺术席卷亚洲乃至全世界，因此有必要建立能够成为文化资讯生产基地的中心。这话已经听了好多年，不过大家还是强忍着听了下去。仅凭生产基地，很难长期维持创意性的工作，所以需要大型购物中心、酒店、餐厅等附属设施来提高场地的利用价值。首先，电影和电视剧摄影棚可以展示实际拍摄现场，音乐、美术、影像等各行各业的文化艺术人士的工作室也应该公开。作为大规模娱乐室的水疗和奥特莱斯卖场可以安排在地上和地下，这些都以图片形式进行展示。随后还展示了穹顶式演出大厅和剧场。他说目前仁川机场每年有数百万人次的换乘乘客，因此提出了针对这部分客户的短期观光计划。我们还提到了首尔西部地区，从密集的服装到电子产品，退货产品和库存产品的仓库数量，有理有据地提出了综合奥特莱斯的可能性。图纸就是把这些意图加以综合和细分的产物。
我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十五岁。父亲独自去釜山避难的时候是三十五岁，母亲刚刚二十岁。父亲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难民，其实是被抓去做义军，后来成了俘虏，关进巨济岛的收容所。不知道是站对了队，还是站错了队，他被划为反共俘虏，获得释放。有一天，他穿着破烂的军装，出现在外公和外婆居住的影岛压面厂，询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工作。影岛压面厂本来属于日本人，老板离开时转让给了外公。
是的，我在别处还有个聚会需要参加。
母亲和我一样，也是面馆人家的女儿。她本来有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哥哥，被拉去参军，没有回来。我只在照片上见过舅舅。儿子下落不明，家里正缺人手的时候，我的父亲及时出现，外公内心是欢喜的。外公没有摘掉写有汉字“守山压面厂”的小招牌，一直保留。我在旧照片里也能看到那个招牌。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难民木板房，即使外公的面条工厂连夜工作，还是生产不出足够的面条。母亲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帮忙，除了父亲，家里还来了另外两个年轻人。三十五岁的父亲怎么和二十岁的母亲结为夫妻了呢？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是个有能力的人，说不定上辈子拯救过地球。无论什么事，父亲接手后绝对不会左顾右盼，只是默默去做。他就是这样死心眼的人，深得外公信任。父亲的性格和外公截然不同。外公把工厂的事情全部交给父亲，自己去外面游荡。父亲和母亲自然而然地走近了。外婆几乎是推着母亲促成了这件事。外公的工厂生意兴隆，还买下了隔壁和后院，生意越做越大。外公开始喝酒，出入有女人的酒吧，后来和外婆分居。生下和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后，外公就不再回家了。工厂和房子都卖掉，父亲带着外婆和母亲来到首尔。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来到南边后学会的技术只有压面条，而这门技术发挥了作用。外婆用手中的钱，再加上借债，买了一台面条机。他们没有能力去像样的小区或大市场开店，于是找到了郊外的贫民区，也就是达谷。
在座的各位都很忙，我们快点儿开始吧。
直到读了高中，我都是社区里唯一的女学生。我喜欢读书，性格还好。除了我，还有个男生，我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搬到我们社区了。
等候的职员带我去了挂着“亚洲世界”筹备委员会牌子的办公室。林会长热情地迎接了我，崔胜权在准备说明会。道政府派出的负责人、文化部来的局长、金融公司的人、银行领导、不认识的年轻人，坐在会长身旁。会长说：
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拿着书来到晾面条的阁楼，把自己关在那里。那是我摆脱现实，进入自我世界的空间。来到首尔几年之后，外婆去世了，家里的生意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父亲赚的钱刚好够我们一家三口吃饱喝足。
我乘坐公司的车去了首尔郊外。原野里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个住宅区，边缘是新建的现代化大厦。有的地方只是支起了架子，有的正急匆匆地用金属和玻璃装饰混凝土外壁。
说起来有些难为情，我知道我们社区的男孩子们喜欢我。四五个男孩假装到公用水龙头接水，聚集在我们家围墙底下嬉笑玩耍。主要是宰明哥的兄弟和擦鞋的孩子们。除此之外，我记得还有个叫大块的孩子，也是对我穷追不舍。朴敏宇却不在他们的行列。朴敏宇跟他们不一样。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小混混，我为自己和他们住一个社区而感到羞耻。
不露心迹渐渐地变成了我的天性，我常常笑而不语。总之，我也不容置疑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这个社区的情况很糟糕，没有几户人家有玻璃窗。大部分都是木板钉的窗户，令人沉闷。即使是白天，不开窗户的话，屋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看不见外面。我的房间第一次安装玻璃窗那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直到现在还难以忘记。上中学的某个春日，父亲给我们家安装了玻璃窗。睡觉之前，躺下就可以看见满天繁星，白天耀眼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来，感觉像是祝福。下雨或下雪的日子，我常常呆呆地贴在窗前，凝视窗外。
林会长提出了“亚洲世界”的策划案，到了后半部分，崔胜权做了更详细的说明。我有在贤山建筑公司供职和自己创办事务所的履历，大概也能看出这种事是什么性质。执行力的强弱取决于当权者的关注点。何况是在首尔郊外，京畿道知事是谁、是否属于执政党，这是很重要的出发点。这个策划案由崔胜权带来。他已经搭好了桥，工作开始后，这座桥会变得更为坚固。这种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不断拓宽社交范围，四处搭桥。站在向阳地是很简单的。观察掌握权力的人说什么，然后不是说同样的话，而是想出相似的词语，证明自己本来就有同样的立场。有时这种方式行得通，有时也会遭遇挫折。即使遭遇挫折，也不会被推出很远，因为他们已经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本意单纯而善良，并不会对主流社会造成伤害。尽管无聊而庸俗，不过中产阶层坚信这是完美的见识。
那天，我也是站在窗前往外看，正好看到不远处鱼饼店家的儿子朴敏宇提着什么东西，朝我们家走来。走着走着，他停下了脚步，似乎有些犹豫。我生怕被他看见，急忙后退了几步。心跳莫名地加速，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他的声音：有人吗？那天他带来一捆鱼饼。直到现在，我也没吃过比那更美味的鱼饼。
那也算是某种上流社会的社交俱乐部。我们只是单纯的信仰共同体。
那之后他偶尔也来我们家，有时买面条，有时送鱼饼。我们常常在公交车站或公交车上相遇。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社区外见面的情景。那天下雨了。他没带雨伞，和我共用一把伞，走了三站地。我撑着伞，他抓着我的手，我急忙抽出手来，他撑着我的雨伞。为了不让我淋到雨，他把雨伞尽量朝我这边倾斜，自己只遮住了头。虽然撑着伞，衣服却湿透了。
他说教会的规模不大，聚集而来的都是熟人。教会小而安静，还是自己请的牧师。他提到了另外几个有政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教会。
我从北部图书馆借的是赫尔曼·黑塞的《克诺尔普》，他借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约好还书的日子再见。我盼着那天快点儿到来。从图书馆回社区的路上有家面食店，我们在那里吃了豆沙包和红豆粥，边吃边讨论我们读过的书。突然间，他谈起了暗淡而茫然的未来。高考临近的高三考生和女生约会，他的心里似乎有些不安和焦虑。我的成绩不错，而且距离高考还有一年多，还算从容。他反复说了几次，说他想走出达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只有学习这条路可走。
因为这个人，我们夫妻俩开始参加凌晨礼拜了。
冬季的贫民区，用手推车送煤炭就成了大事。卖煤的觉得危险，压根儿不想配送。遇到下雪天，地面结冰，那就需要全家人一起搬运，每次用绳子穿起三四块蜂窝煤。父亲死于煤气中毒。每到冬天，附近都有人死于煤气中毒。小学的时候，我也有过一次轻微的煤气中毒，这让我想起母亲让我喝泡菜汤，我就装死让她给我买瓦斯活命水。那时怎么就觉得可乐、雪碧、芬达等碳酸饮料那么好喝啊！瓦斯活命水也有那种很刺激的味道，我动不动就装病说肚子疼，想喝瓦斯活命水。有一天我被尿憋醒，天色微亮，我看到放在窗台上的宝佳适饮料，拿起来咕嘟咕嘟就喝。滑溜溜的东西沿着喉咙下去，感觉想吐，我强忍着继续睡觉。第二天，外婆嘟嘟哝哝地说她擦头发的山茶油没了，一滴没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被外婆的嘟哝声吵醒，对着尿盆吐了起来。
提起教会，林会长的话多了起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随着年龄增长，每次想起那个社区，我都感觉舒适而温暖。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很多，不论白天黑夜，胡同里都充满了孩子们喧闹的笑声。隔着围墙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喊、打骂和咆哮声，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可是到了早晨，红肿着脸的女人还是像往常似的起来为出门干活儿的丈夫准备便当，送丈夫出门。有时我会深深地怀念人们聚在水龙头旁洗衣服、接水的情景。下雨的日子，人们都待在狭窄的房子里，静悄悄的，雨水沿着油毡纸房顶流到屋檐下，伴着雨声入眠，睡得格外香甜。
啊，我们都去同一家教会。
我想起他第一次拉我手的那天。那天我们决定到离社区远些的地方看看，就去光化门看了《爱情故事》。奥利弗和珍妮打雪仗的场面，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珍妮患白血病而死的时候，我放声大哭。好像是在那个时候，他拉起了我的手。我就那样被他拉着手，用另一只手擦脸上的泪水。
听我这样问，林说：
他报考一流大学后，一直很焦虑。他考上之后，不仅达谷市场的商人，整个社区都因为有喜事而沸腾，我又怎能忘记呢？那年冬天，全世界仿佛都属于朴敏宇。那是假期，我和他隔三岔五就会相约出门。
您果然朋友遍天下。这个人您是怎么认识的？
不久后，我也上了高三。朴敏宇考上了韩国最好的大学，渐渐地，在社区里很难见到他了。许久没有联系，后来我去市场买鱼饼的时候会厚着脸皮问：敏宇哥什么时候回来啊？他几个月回家一次，也只是在店里待一会儿，急匆匆吃完午饭就走了。听说他住在富人家里做家庭教师，自己赚学费。我也很努力地学习，希望自己不比他差。我咬紧牙关，只要再坚持一年，我也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好像是去年吧，大东建设的林会长联系到我。我去吃晚饭的时候，崔胜权已经等在那里了。几年不见，他的语调一如从前，还是文化决定世间万事的语气。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车顺雅想跟我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长篇大论地说自己的事？这个故事的最后是什么？疑问接踵而至，段段往事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正如她回忆的那样，我上大学不久之后，再回达谷就像旅游了。后来我又参军，自然就和那个地方越来越远。退伍复学，我准备就业，毕业后在贤山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一年也就回去一两次。我留学的时候，我们家结束租房生涯，搬了家。搬进新家不久，父亲去世。随后十几年里，贫民区成为城市拆迁区，邻居们四散而去。
他把文化和经营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结合起来，出书、演讲，吸引了很多人。他负责好像名为“诗·句”的文化财团，看起来像是闲散人士的社交俱乐部。近几年我接到他的邀请，参加过两三次。一起吃自助餐，交换名片，召集知名人士听演讲，根据当天的气氛，跟随拥有别墅的会员继续联欢。他们充满善意的话语和斯文的态度令人厌倦，难以忍受，不过我还是成功地忍住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多少也能理解他们的孤独和不安，他们只能不停地追逐向阳地。人生好不容易实现了小小的岌岌可危的成功，必须变得更牢固，更庞大。我走过的路和崔胜权的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对世界更冷漠而已。
我幸运地考入名牌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很多东西在贫民区的时候我不知道，然而当我逃离那里，就会看见许多不同的事物。首先，那里的大部分邻居都是全罗道人，庆尚道人有我们家和车顺雅家，仿佛不小心误入黄豆芽屉并且扎了根的黑豆。身在底层似乎没什么不同，可是当我脱离那个狭窄的世界，出身岭南的事实就成了和他们截然不同的条件。庆尚道出身的将军和政界人士执掌政权，庆尚道的商人也多了起来。进入机关或公司，只要听见方言就会觉得安心。我甚至想，如果我不跟随父母来首尔，而是经过灵山邑到附近城市大邱读高中，也许对我更有利。要是这样的话，我的人际关系会更稳固，困难也会大大减少。眼前的人可能是同学的同学，论起族谱或许是亲戚，同乡的人们具备很多相同的要素。
留学归来，我回到贤山建筑公司做了室长。有一年，他的弟弟崔胜权给我打电话。出于业务需要，他打听到了我。当时他像万事通似的对建筑、设计都有很多见解。他供职于大企业下属的广告公司，后来到外国企业担任广告代理，然后自己开了广告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赚够了养家糊口的钱”，就终止了所有的生意。他的大部分财产好像都是不动产。
刚上大学，维新独裁就开始了，时局混乱，几乎每天都有示威游行，当局甚至下达了停课令。走进学校，经常有同学突然被逮捕，没有出现在教室。我决定再也不回达谷了。我像蒙着眼睛的骡子，默默地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看都不看别的地方。如果有时间，我就去做考试辅导家教，忙碌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倒头大睡。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
他的哥哥崔胜日是美术系的学生。我考入建筑系，对绘画产生兴趣的时候，有位同届校友向我介绍了胜日常去的画室。胜日在大学前辈创办的面向高考生的画室里打工，做助手。他是首尔土著，出生在比较开放的中产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著名设计师。我去过他家几次，他们兄弟俩毫无顾忌地和父亲一起喝酒，一起抽烟，这让我多少有些惊讶。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家的书房，宽敞如客厅，排列的书架直抵天花板。多亏胜日，我才能熟练地素描和写生。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他遭遇车祸去世。平时只要喝一杯酒就会倒头大睡的他，那天不知为什么喝得酩酊大醉，跑上车道去打车，被一辆急转弯准备进站的公交车撞倒。后来听胜权说，那天是胜日失恋的日子。当时我在贤山建筑公司做小时制实习生，忙得不可开交，别说参加葬礼，连他去世的消息都不知道。
我和某个来自外地的家伙合租了自炊房。与人同住很不方便，还要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那就更难了。这家伙还是不伦不类的运动派，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不去工厂和农村寻找民众，而是偷偷藏起印刷品或问题书籍，拉来几个人在我们房间里学习。因为这小子，我放弃了自己租房做饭，开始做住家教师。不过，这是个幸运的选择。我得到机会，可以接触崭新的世界。这是凭借曾做过邑事务所书记的父亲的身份很难接近的世界。
崔胜权的电话打到了办公室，说是有个“亚洲世界”会议，还要和林会长共进午餐。我漫不经心地接完电话，却不能拒绝。因为距离汉江数字中心开业还有几个月时间。林会长和大东建设的资金困难以及涉嫌腐败问题已经多次见诸报端。不过，最近整个建筑行业都面临着不景气。“亚洲世界”项目是在两次更换策划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过程中留下的课题。我刚刚负责汉江数字中心设计的初期，林会长还没有兴趣，或者对此不了解。也许是崔胜权推进的这个项目。他是我大学同学的弟弟。
年轻的时候，我不会那样冷静地看世界。我理解那些反抗错误的人，也知道自己应该忍耐。因为有了这样的自制力，我才得以宽恕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成了习惯性的绝望，我开始习惯于表面上不露声色，冷眼看自己和周围。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人都摆脱了令人窒息的贫困，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挫折和绝望变成日常，小小的伤口长出了茧子。如果脚趾上的鸡眼不舒服，无论如何都要拔出来，可是现在，它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偶尔会觉得袜子里有种异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