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四年夏天，文部省新成立了一个叫法隆寺壁画保存临时调查会的部门。由伊东忠太氏任委员长，其他以天沼俊一、羽田亨、和辻哲郎、龙精一为首的几位委员也都是各界权威，最后由文部省保存课课长青户精一担任调查会的干事。
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保存金堂内壁的壁画。光是建筑物的维修尚不是大问题，关键就在于壁画的保存。即使不作任何处理，任其保持原样，也并非万无一失，日子一长，总会有脱落的可能，更何况在施工的情况下，也难保壁画的完好无损。所以，首要考虑的必须是壁画的维护。
自那以后，在东京和法隆寺两地频繁召开了关于壁画保存的磋商会。为了撰写新闻稿，我总会列席在法隆寺召开的会议。龙精一博士提出过用墙面喷药的方法来保存壁画，于是，其他人纷纷针对这个建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把这些统统写进了新闻稿里，像是“注射的方法会不会比喷射更好”“用玻璃罩罩上也不错”之类的。
曾几何时，金堂的修葺被当作大新闻见了报，还引发了世人的关注。我进报社工作的昭和十一二年，正好是金堂的修缮进入具体策划的时期。
这样的磋商会不知召开了几回，终于有人提出了壁画摹写的方法。事先就将壁画摹写下来，这个妙法似乎让人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于是，这一计划迅速被提上日程，文部省于昭和十四年末公布了参与壁画摹写的画家，分别是荒井宽方、桥本明治、入江波光、中村岳陵四位大师。
金堂的外观一如从前，只是将建筑内部所需的木材换成新的了。可金堂之所以成为金堂的壁画却烟消云散，只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白墙。虽说被烧掉了也是无可奈何，可事到如今我还是无法释怀。
昭和十五年九月，四位大师带领十六位画家分成四组，正式开启了壁画摹写工程。连从东京也有记者赶来了，他们争相大事报道，那时的法隆寺每天都有大新闻见报。
接下来是金堂，且不说它外观上的变化，光是踏入堂内就觉得比起从前多了几分异样之感，可究竟多了些什么呢，是对遗失之物的感伤还是怀念呢？抑或许远不止这些吧。
八月，就在正式启动这一计划的前一个月，和田英作大师也专门为了此次的摹写大业西下。恰巧此时的金堂画壁上正投下第一束荧光灯，各大报纸还对此大书特书一番，简直比正式启动还要隆重夸张。摹写开始后，为了追踪报道摹写近况，我更是频繁到访法隆寺。但这个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一年过去了，不过才完成百分之二十的进度。直到此时，负责摹写的画家以及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方才清醒地意识到，壁画的摹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工作。
我能从眼前的一切感受到当初修塔之人的用心，那定是非同寻常的赤子之心。这座塔经过拆卸修缮，就如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那样，它更久远地留存下来了。所以，即便看起来多了几分生硬之感，我也不该对此抱有任何微辞吧。
头一年才完成不过两成，那之后的进展就可想而知了。如临深渊的战争一步步逼近，摹写团队往后的牺牲与付出只会一年胜过一年吧。
尽管如此，它还是法隆寺的塔，不是属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塔。
我与摹写队伍中的荒井宽方大师渐渐变得亲厚起来。每次去法隆寺，我总会去他的宿舍坐坐。那是阿弥陀堂里一间不朝阳的屋子，有些昏暗。如果在那里寻不到他，我就会去金堂。金堂里支起的脚手架纵横交错，我总能在那儿找到他的身影。他那有些臃肿的身躯一定正微微前倾，矮矮地半蹲在十号大壁前。
从参拜接待所走进回廊，一抬头就先看到了塔。眼前这塔与从前相比竟有种说不出的生硬之感，仿佛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
我与其他画家几乎亲近不起来。除了荒井大师以外，不知何故，其他人对壁画或是摹写之事均是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穿过南大门，沿着白色的砂石路不一会儿就走到了中门。以中门为中心，回廊向左右两边延展开来，将里面的塔和金堂包围起来。
可是，只要我去拜访荒井先生，他什么都说与我听，几乎无话不谈。我问什么，他也总是云淡风轻地答过去。记不清是何时了，在那间阿弥陀堂的小屋里，他曾说过一句话“有形之物终将消亡”。当时正在一旁做笔录的我不由得停下手中的笔，诧异于从他口中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
昭和二十八年，我第一次出访烧毁后的法隆寺。那时的金堂围着苇帘，里面的重建工程如火如荼。当昭和三十年的春天我再去的时候，帘子已经撤下，新的金堂竣工了。
回想当年，他付出良多，每年春秋两季驻守在法隆寺埋头做着金堂里的工作，即使这项工作以他的年纪在旁人看来也是很吃力的。寺里的日子伙食也不好，还有那间挡不住彻骨寒意的小屋也让他够呛吧。
踏入法隆寺之前，我大抵都会在这里点一碗乌冬面，权当是对门前这间茶屋的敬意吧。这茶屋一点儿没变，变的是法隆寺，连寺里的塔都变了。虽然为它灌注新鲜血液是为了让这座古老的塔能够长久流传下去，我本不该为此纠结些什么，可令人唏嘘的是，金堂与壁画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但只要说起壁画的好来，荒井先生就变得严肃起来，让人不由得正襟危坐。那铿锵的话语中透着一股坚定，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笑着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出租车很快就钻进了法隆寺门前那排绵延的松林之间，我们在南大门门口的茶屋前下了车，这一带的白色砂石不论在秋阳还是在春光之下永远都那么美，就连这间茶屋也承载了我满满的回忆。一旦有大新闻引来记者云集，我们M社就在这里建起采访的大本营，利用附近的电话与大阪总社联系。当各社记者蜂拥而至，这里简直混乱不堪，可有时又会被某家报社所独占。我曾在茶屋中一边吃着乌冬面一边赶着稿子，那是我与法隆寺之间无法割舍的回忆。茶屋还是老样子，老旧的桌子，又陡又窄的楼梯，一如从前的模样。
时至今日，我还是无法参透“有形之物终将消亡”这句话里蕴藏的深意。虽然那时的我也不明白，但也许是觉得刨根究底终是不好，便没再多问。
可最近，当我远眺法隆寺的塔，却总会陷入一阵迷茫。说不上是哪里，总觉得这座经过修葺而焕然一新的塔与我从前认识的那座塔有些不同了。事实上，修葺后的塔确实变矮了些，可这区区一尺到一尺五寸的差距，远远望去未必能察觉到吧。但在我眼里，它就是不同了。塔比从前矮了，我是不是被这样的先入之见影响了呢。
有形之物终有一日会烟消云散，壁画自然也有消亡之时，所以要趁现在将所有心血都倾注到摹写的事业中去，这或许就是荒井先生当时说出那句话时的心境吧。
曾几何时，当法隆寺的塔远远跃入眼底时，一想到即将踏上法隆寺的那片白土，我心中总会泛起几分微醺的醉意。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兴奋。
昭和二十年春天，战事正酣。荒井大师离开栃木县盐谷郡的家前往法隆寺，途中在列车上突发脑溢血逝去了。为了躲避猛烈的空袭，他不得不反向绕信越线前往京都，之后在郡山换乘后没过多久便倒在了列车上。那一天正是郡山站附近的工厂遭遇大规模空袭的第二天。
以前频繁往来于法隆寺的时候，这两座塔之间还有一座法轮寺的塔，可惜已在昭和十九年毁于雷火。
除了荒井宽方先生，我还与入江波光大师在金堂内搭过讪。他总是穿着白色的和服和蓝色的袴裙，不论我问什么都缄口不语。可我并未觉得不快，他苍白的面容与一丝不苟的姿态透出一股安静的激情，那种莫名的美让我印象深刻。如今他也成了故人。
出租车离法隆寺越来越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对面山脚下的两座塔，近一些的是法起寺的三重塔，远一些的就是法隆寺的塔。
在法隆寺的日子还有一人让我难以忘怀，那就是大宗师佐伯定胤住持。他坚守着宗教家的信仰，自始至终反对人们去触碰法隆寺里的建筑和壁画，哪怕一点点都不行。这样的想法或许会招致各种批判的声音，可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宗教家。这位佐伯定胤住持如今也已故去了。
如今，金堂已修葺完毕，新的金堂庄严矗立，而五重塔经过拆卸修缮已然焕然一新。之前因为担心塔内的壁画失火，还要考虑如何保存或如何摹写云云，而这些问题现在都已迎刃而解。总之，法隆寺长期以来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暂告一段落，再也不是新闻记者挖掘话题的源泉了。各种“发现”失去了重要的基础，也失去了发现“发现”的可能。
时至今日，金堂与金堂壁画在我脑中的记忆已逐渐模糊，可有许多人曾一起为之奋斗，就为了它们的生命得到哪怕短暂的延续。可到最后，金堂与壁画却双双在大火中毁去。一如荒井宽说的那样，有形之物终不能永存。我们只能去相信死亡就是在等待死亡那一天的来临。
那天，我坐上出租车，带着几许感慨重温了曾经为了报社的工作而走过多次的那条路。我想，已经不会有记者会为了新闻再来法隆寺了吧。
回廊无论何时都很美，现在也只有这回廊大致还保持着最初的模样，它就像一道外框环抱着法隆寺最气派的伽蓝配置，不论岁月如何变迁，只有这道外框永远保持着我们想要的模样。
冷空气还有些刺骨，平原各处农家密布。平原上不沾染一丝尘埃的绿与农家墙上的一抹白就像要揉进我的眼睛里，说是揉进眼里，倒不如说是闯进了我的心里。
我从大讲堂一路膜拜天平诸佛直到宝藏博物馆。看着宝藏博物馆里的梦违观音、九面观音、百济观音还有其他古佛，除了不可思议之外我再也找不出任何措辞来形容了。今天仍是让人平静的一天。
战后也去过法隆寺数次，但印象最深的是昭和三十年（1955年）春天去的那一次。除了那次大抵都是在秋天去的，偏那次是在春天。可能正是因为春天才让我对那次的法隆寺之行变得念念不忘吧。大和平原真是美啊！夹在笠置山脉与生驹山脉之间的广袤平原已长出两三寸高的麦子。仔细一瞧，一块一块的田圃里还冒出两三株油菜花来。万叶集里原有一句咏春的歌“明媚春光里的百灵鸟”，可真去了才发现与歌里唱的悠然恬静颇有些出入。
离开博物馆来到梦殿，这里的观音菩萨也是声名在外的，我不禁从正面、侧面以及各种角度去欣赏那秀丽的容貌。
我也不知何时就成了法隆寺的忠实粉丝。我曾为了新闻素材数次拜访法隆寺，或许就是在那时，我被大和平原清朗恬静的美所倾倒。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建筑就伫立在这平原的一角，威风凛凛，令人敬畏，或许也是在那时，我被它绰然的风姿深深打动了。
离开法隆寺后，我踩着白色的砂石慢慢朝中宫寺走去。华丽的寺院之间有一条路，上面铺满了白色砂石，看起来奢侈至极。柔和安静的阳光倾落在上面，我追着那束光向前走去。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这里的阳光都是那么的宁静。
所以，若真发生了什么大事自不必说，即便没有，我也会从大阪坐长途列车去奈良，再从奈良坐出租车或巴士去法隆寺。有时候我会坐火车直达法隆寺站，大抵再从火车站走到法隆寺。
（《日本的寺》淡交社，1969年）
恰巧那时，法隆寺正值多事之秋，正面临金堂修葺、壁画摹写、佛塔拆卸修缮、堂塔维护等诸多问题，每年由此引发出的各种新闻，还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个时候，即便没有这样那样的大事儿，只要去趟法隆寺就能写出点新闻来。比如去拜访拜访修理事务所，或者去寺务所露个脸，总之这座一千好几百年的古刹里总能“发现”点什么，就连寺内发现了涂鸦，或是发现了当年的一片古瓦都能变成新闻。
[1]法隆寺，是圣德太子于七世纪创建的佛教寺庙，又称为斑鸠寺，为圣德宗本山，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法隆寺分为东西两院，其中西院伽蓝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1993年以『法隆寺地区佛教建造物』之名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此之前，我已多次到访过法隆寺。战后是去过几次的，战前就不好说了。因为那时，我还在大阪新闻社工作，身为美术版的负责人，就是去了也是为了工作，实非出自本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