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少男少女们待在咱们村的这些时日，我们会一直暗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为之而感到新奇和亢奋。凑在一块儿时谈论的争执的也全都是有关他们的事。
直到弄清他们住的是哪家旅馆、进的是哪个房间才肯罢休。
因为长在伊豆的山村，我自幼便对城市以及城里的男孩女孩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这种心理也许是城里孩子完全无法想象的。而这种自卑感，多年以来仍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我这个人。我自幼不在父母身边，但要说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恋母情结之类的心理，在我自己看来，在我身上这一点倒表现得并不明显。
每年一到夏天，就会有城里的少男少女们三三两两地跟着父母到咱们乡下来。我们总会躲在某处，看他们从马车上下来。然后又偷偷地尾随着他们，一路跟他们到温泉旅馆。
再有就是，因为生长在一个气候温暖、平凡无奇的地方，所谓的大自然带给我的冲击，恐惧也好憧憬也好陶醉也罢，似乎都并不那么强烈。既不常见辽阔无垠的大海，也没有什么气势磅礴的名山大川；既未经历过暴风雪的侵袭，也从未品尝过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的滋味。
去大仁尚且如此，到了三岛町，我就更不自在了。三岛町的亲戚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少年。我在这位孩子面前那可真是彻头彻尾地抬不起头来。他嘴里说的每个字都带着城里人的味儿，听上去那么洋气，光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自己矮了三分。在我们眼中，城里孩子全都高我们一等，与我们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城里孩子都穿着精致的和服，脚上不是木屐就是厚底鞋。可我们乡下孩子，清一色都穿的都是素色条纹的和服，脚上趿拉着一双草鞋。
我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长大，身边也没有严厉的监护人，整个童年都是在一天天的尽情玩耍中稀里糊涂地度过的。桑葚、樱桃、杜鹃花、尖头蓼、虎杖、茅花……只要是田间树林里能找到的，只要是吃了不会被毒死的，我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肚子。一年四季，除了去学校，其余的时间我不是在漫山遍野肆意地奔跑，就是在河边跳水嬉戏，几乎每天都要玩到天黑才算尽兴，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孩子。
小时候，我很少有机会能坐马车。但一年中总还是有个两三回能坐上大马车去大仁村。大仁村通了火车，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令我对这个小小山村肃然起敬。每当马车驶进大仁村，我就不由得紧张起来。这个村的小孩儿个个活泼伶俐，在路上碰见他们，我总有几分气短，连走路都不敢抬头。
我就这样在伊豆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伊豆是我的原籍，也是我真正的故乡。可以说，我作为一个人的根基就是在这里形成的。直到今天我仍喜爱农村，时不时就会忍不住想去乡下静静地待上几天。不过，也正是因为我在乡下长大，对于农村生活的繁琐，对于乡下人的倔脾气和小心眼，我也是再了解不过的。
我的小学时代就是在家乡伊豆的大山中度过的。现在，家乡的村村落落作为伊豆的温泉乡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可在我年少时，那里还不过是大山深处的穷乡僻壤。从村里出来，要在马车上颠簸两个多小时，先到轻便铁路线的终点站大仁村，再换乘轻便列车，又坐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东海道[16]线上的三岛町。
中学时代，我先后在静冈县的两个城市生活过。只在第一年，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念的是浜松中学。从二年级开始，因为全家搬去了台湾，我便离开家人，转去了位于故乡伊豆半岛核心区域的沼津的中学。在那里上学期间，我有时借宿在寺院，有时住宿舍。
当然，这其中或许也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现在想来，沼津的生活，因为同样没有正经八百的监护人，我仍然过得随心所欲、无拘无束。那四年，我几乎从没把学习当回事，每一天都是和朋友们玩过去的。
这些诗歌中所提到的伊豆海，有东西两条海岸线，古来称为东浦和西浦，与其说是因为捕鱼业毋宁说是作为海盗的根据地而逐渐繁荣起来的。半岛中部是出了名的流放罪人、处决死囚的地方。位于天城山北麓的我们那个村，据说祖先就是一群被流放的犯人和逃亡者。所以，伊豆虽然自然环境优越，那里的人却天生一张苦瓜脸，与别处的人都不一样。
与老家的山村不同，这里大小是个城市，离海又近。于是，和朋友一起去海滨的松林转悠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
唯有说到风景，自古以来“伊豆”这个名字就曾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诗词文章中。最早可追溯到《万叶集》中的“伊豆海上白浪翻，相继不绝勿使乱”[14]，之后便更是多不胜数了。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实朝[15]的“翻越箱根路，行至伊豆海。遥遥水中岛，波涛滚滚来”。
一到夏天，就会有很多人从东京来这里避暑，小小的城市便会挤满来自大都会的人们。这下，我们又会对大都会来的学生产生一种莫名的自卑感，总会不断和他们发生摩擦，甚至争吵、斗殴。现在想来，我们真像是一帮黑社会的小混混。我们之所以没有变成真正的小混混，恐怕仅仅是因为我和我的哥们儿都胆小怕事，骨子里还带着几分文学青年的清高孤傲吧。
在沼津的日子里，我彻底把学业抛诸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每日尽情的玩乐中，是彻底放松、彻底自由的。无论好与坏，这便是我在那段时间最大的收获。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我都从未承受过哪怕一丁点儿痛苦。也不用依照当地习俗，在数九寒天或是炎炎夏日锻炼身体。每日去千本浜朝大海里扔石子儿、大声唱歌，心情不好时就可以不去上学。也不知道该叫懒散还是自由，总之，这段少年时光就这样无拘无束地过去了。
从五岁到十三岁，我的少年时代大半是在故乡伊豆的小山村里度过的。我的家乡，是天城山北麓的汤之岛。一听说我的家乡在伊豆，别人大都会羡慕不已。那里多温泉，气候温暖，离东京不太远，却又恰到好处地保留着原有的田园风光，旖旎迷人。不过，除了这些之外，那片土地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在那里，既没有上演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又不曾发现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名胜古迹。
学校放假时，我便邀上三五好友，去老家或是西海岸的某个亲戚家叨扰几天。修学旅行之类的集体活动我一次也没参加过，校运动会我也从不参加，作为一名学生简直自由散漫到了极点。
冬天刚刚过去，空气依旧寒冷。可是，樱花、李花却已悄悄吐出花蕾。十字街头冒出一个个卖皮毛的小摊，和煦的阳光洒在大街小巷，街上的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清新的空气里裹袭着淡淡清香，一个大腹便便的年轻母亲带着她的女佣匆匆走来。这幅画面，既有几分像北欧某个安静的小城，又与沙漠中美丽的小镇，比如撒马尔罕[11]那样的地方，有几分相似。这便是我想象中的，我出生的城市。
初中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去了一趟台北，当时我的家人都住在那里，这也算是我那段少年时光里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了。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神户这样的大都会，也是我第一次乘大轮船横渡大洋。在台湾，我和家人一起生活了两三个星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升学问题。虽然在那之前也曾懵懂地觉得自己总归是要念高中的，但那却是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眼前必须要努力跨越的屏障。
自出生以来，我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出生地旭川这片土地，已经是战后了。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关于旭川这座位于北海道上川盆地的中央的城池，我兀自在心中描绘着一幅似乎与真实的北海道毫无关系的独特的画面。真正的北海道之春，若不曾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肌肤切身感受过，自然是无从知晓的。然而，我却在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心中肆意想象着那里的五月。
然而最终，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有为准备升学考试复习过哪怕一天功课。初中毕业后，我又去了台北的家，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混了一年，这才老老实实地坐到书桌前开始学习。
不管怎么说，我出生在旭川，但也仅仅只是出生在那里而已。那片土地，不曾给儿时的我留下任何零星的记忆。但是，北海道的五月，这个我从妈妈肚子里来到人间的时节，这个经过了漫长冬季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我却时常听人提起。所以，自幼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出生地旭川就是一个晴朗宜人的地方。在积雪冰封的漫长寒冬，我住进了妈妈的肚子里。待到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之时，我就从妈妈的肚子里蹦了出来。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一步。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心满意足。
后来，父亲从台北调回金泽，我也随家人一起去了金泽，并考上了那里的高中。家和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过了差不多一年，父亲又被调去了弘前，我只得再一次住进宿舍。
但是出生地又有所不同，要求准确填写自己出生的地方，这种情况我就填“北海道旭川”。而有的调查表又在出生地后面郑重其事地打了括号，补充说明指的是籍贯，这种时候我就还是填“静冈县”。
在四高的这段生活，令我初次体验了北国阴霾的天气、漫长的雪季，也初次体验了在这样的天气下沉思的感觉。高中时代，我加入了柔道部，过了几年刻苦训练、青春热血的社团生活。长久以来自由散漫的我也终于开始用某种外力来约束自己。这段在金泽度过的岁月使我学会了沉思，也使我体验了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的生活。在伊豆山村和沼津过了这么多年懒散的生活，我终于有了自我约束的能力。
报刊等的调查表上的籍贯一栏，我通常会填“静冈县”。
现在回想起来，伊豆的山村固然是我的故乡，沼津也同样是我的故乡，甚至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的金泽，也可以说是我的故乡。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在我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北陆的城下町[17]度过的那段多愁善感的青春岁月，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在我的人生中都是一段无可替代的经历。
然而，从少年时代直到今天，入学、入职，或是服兵役，每每遇到这种需要填写各种相关表格的情况，我都得在履历表第一栏的“出生地”这一栏上填上一长串字：北海道石狩国上川郡旭川町第二区大条大道十六番地二号。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名我已经写过好多遍，上次去国外旅行办手续时又不得不整整写了两遍。
若我一直没有离开出生地旭川就这样长大，又或者我并非出生在旭川而是生在北国长在北国，那么现在的我一定会是另一个人，或许骨子里就透着北国特有的阴冷气息。
旭川是我新官上任的父亲的第一个任地。我出生在五月，第二年春天就被母亲带回了位于伊豆半岛的老家的山村。因此，旭川虽然是我的出生地，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前段时间去北海道旅行时，新闻记者要求我说几句地道的“道产子方言”，竟令我一时不知所措，虽然我的确是个如假包换的“道产子”。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半在气候温暖的伊豆山村和沼津度过，青年时期却有整整三年生活在气候环境迥然不同的北国。
我于明治四十五年 （1912 年） 出生于北海道的旭川。
我的体格、我的相貌都不是北国的气候环境所造就。但一颗敏感而鲜活的青春的心，尽管时间短暂，却在北陆特有的空气中捕捉和吸收了许许多多东西。我的性格与北国人既有相似又有不同，而感知事物的方式，总体来说还是更接近北方人。
融入大自然，自由而奔放的生活
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
这位少年的侠义之举，想必一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我到现在仍历历在目。甚至可以说，那天的一幕几乎成了我整个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精神支柱。我听说这位少年后来从工业学校毕了业，现在在东北还是北海道的矿区做了一名技师。我真想再见见这位儿时曾令我无颜以对的昔日好友。
我的整个高中时代，都在金泽阴郁的天气中过着禁欲式的生活。因为加入了柔道部，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像别的学生那样尽情享乐、挥霍青春。当时的金泽高中 （四高） 柔道部素以训练严苛著称，与冈山高中 （六高） 齐名。当时的高中校际联赛，第一场到第七场通常是四高获胜，而第八场到第十三场获胜者便换成了六高。我们念书那会儿，除了四高和六高，还有一个松山高中的实力也突然增强。这三所学校一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个个对总冠军志在必得。
大石块落到了那帮大我们几岁的小混混们的脚边，被砸中的人立刻尖叫着逃走了，就连在一旁观战的人也大惊失色。这样的行为要说鲁莽也的确太鲁莽，但在我眼中，那位少年的身影却是如此高大挺秀。我为自己的怯懦和柔弱而倍感羞愧，简直觉得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勇敢呢？
我们执着地以为，所谓的柔道，就是训练强度决定一切。我们坚信，哪怕多训练一小时，也就一定能多一分把握打到对手。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和体专的专业学生比起来毫无身体优势的普通高中生，要想在比赛中获胜，这是唯一可以想到的办法。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我们都必须相信。
我在老家的小学上到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在校园里遭到了高年级学生的欺负，当时我害怕得缩成了一团。这时，和我同样遭到欺负的一个同年级学生，突然举起一块比他的头还要大的石块，奋力朝那帮高年级的家伙扔了过去。
此外，比起立技，我们更重视寝技。因为若用立技，成败就全凭体能说话，且天分也占了很大比重。我们这些进了高中才第一次穿上柔道服的家伙，要想战胜那些体格强健又有天分的专业选手，就只能避开立技，将训练的重心放在凭训练强度说话的寝技上。对日本柔道的寝技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并非是什么专家，而是我们这些高中生。
但是，若一定还要再写一个人的话，那倒更应该讲讲下面这位少年——一个我在小学时代结识的，敢于同校园暴力正面较量的人。
我考入四高的那年夏天，在武德殿[18]举行的高中校际联赛上，我靠一招立技放倒了松江高中三位选手，之后便被学长严令禁止使用立技了。
从中学时代一直到今天，曾有过这么几个人，在不同时期为我在文学世界打开了一扇扇新的窗口。但关于这几个人，我就不打算在这里多说了。一是在去年的 《群像》 [10]杂志上我曾发表过一篇专写这几个人的文章，实在没必要重复。再者，虽然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给过我很大的刺激，但若要说到在我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那又另当别论了。
——你不过是运气好，恰巧碰到了比你还要瘦弱无力的对手，所以才能把他们摔出去。若是碰上比你强壮的，那么，被摔出去的就该是你了！这种危险的比赛技巧趁早放弃，以后绝不能再用了。记住！每次都要压低重心，专攻对方下盘，靠寝技克敌制胜。寝技这种技巧，训练强度决定一切！
对我思考问题、看待问题的方式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的人，大致就是这些了。我所欣赏、喜爱和崇敬的人固然还有很多，但令我因之而发生改变的却没几个。
我那时对这番话也深以为然，此后便严格按照他说的来做。我们的训练时间比京都武专还要长，精心制定的时刻表比他们的还要严格。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无论清晨还是深夜，道馆都能见到我们刻苦训练的身影。就连暑假，也只有我的自我形成史·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几天假期可以回家一趟，剩下的时间便全用来训练。那时候，我们甚至常常互相激励：别想着我们是来学知识的，我们是来练柔道的。
到目前为止，我写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又写了抚养过自己的外祖母，以及大伯、岳父等几个对我的人生造成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人。然后，我又写了这个虽未曾谋面，但却给童年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曾外祖父。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高中柔道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高中一毕业便会放弃柔道。似乎学习柔道的唯一目的就仅仅是为了在高中校际联赛上取胜。
这件事，使少年时代的我学会了自由选择自己的好恶和立场。虽然我上了高中之后曾有一段时间执着于禁欲式的生活，用各种清规戒律来强行约束自己。但总体来讲，从少年时代直到今天，我从未因为被道德的十字架所捆绑而感到痛苦。我年轻时，虽不曾像我身边的朋友那样过着纵情恣意、放荡不羁的生活，但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愿意放纵自己，对旁人的这种行为我却是丝毫也不反感的。岂止是不反感，简直可以说是特别爱交这样的朋友。整个中学时代，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带点不良少年的习气。很明显，在择友这件事情上，家族中的佼佼者——我引以为傲的曾外祖父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就这样，一年、两年，我们当真是夜以继日、不分昼夜地在练习柔道。到了第三年，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我认为，自家的家谱中若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那便只能是这位曾外祖父了。挥霍无度也好，罔顾伦常也罢，在我看来都和他身上其他的长处和闪光点一样，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和赞许。
不再有新生愿意加入柔道部了。我们甚至不得不暂停训练，全体出动去招新，却仍然没能招来新人。显然，新生们都不是来练柔道的，而是来学习的。
当然，我只有在童年时期是由曾外祖父的小老婆抚养的。只不过，儿时她在我心中投下的曾外祖父洁的影子，在我上了中学之后，作为整个家谱中的种子选手又重新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为了能为柔道部招来新成员，我们认为有必要缩短训练时间，并适当修改部里的规章制度。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改革。不过是考试前减少训练时间，或者缩短春假时的集训时间之类的修改方案。谁知，此事却惹怒了部里的前辈们，他们认为这破坏了四高柔道部的优良传统。事情一闹大，作为主谋的我首当其冲被退了部。到最后，甚至发展到所有三年级的柔道部成员都得跟着我一起退部的地步。而逼我们退部的，则是当时已经毕业进入社会的柔道部的前辈们。
在他的小老婆的言传身教下，无论是曾外祖父好的一面还是他不好的一面，我都认为自己应该全盘接受并顶礼膜拜。在他的情人的循循善诱下，与其说我是从她的立场考虑才不得不认可了曾外祖父洁的一切行为，倒不如说我是怀着一种赞叹之意发自肺腑地对其予以肯定和认同。
我和这些前辈们至今仍常有来往，每每聊起这些往事，还会彼此感叹一番。可是当时，我和他们却彼此横眉竖眼，好似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件事是四高柔道部的一件大事，最后还是以我们这帮人背着恶名，被迫退部而告终。
可是，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以至于晚年中风倒地后不久便难以维持生计的人是他；让大小老婆住在同一村，且堂而皇之地和小老婆一起开诊所建病房的人也是他。如此任性妄为的生活态度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难想象的。总之，作为一个医生，曾外祖父的确是兢兢业业、妙手仁心。但作为一个男人，他却玩世不恭、行事荒唐，既是家族和谐的破坏者，也是挥霍无度的败家子。
不过，也多亏了这件事，高中生活的最后半年，我终于不用再穿那套散发着浓浓汗臭味的柔道服了。仿佛被开除了军籍的士兵，我们整日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退了部的一帮人每日凑在一块儿，在镇上、郊外闲逛。
现在想来，曾外祖父洁这个人一定有很多面。那个从年轻时起一直到晚年都坚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抄读医书的拼命三郎是真实的他，那个刚一挂牌行医便很快名震四方且与松本顺私交甚密的杰出人才也是真实的他。直到今天，乡下老家仍保留着松本顺的亲笔题字，亲手雕刻的书几、笔架等等，还有大量二人的来往信函。
我们从没有坐在书桌前学习的习惯，不去道馆训练的时候，就只能四处走走。我们仿佛在遥远的孤岛上得知战败消息的士兵，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痴痴傻傻、呆若木鸡，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和体力。因为除了沉思之外无事可做，所以只能选择沉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放弃柔道的我爱上了作诗。毕业前的每一天，我都会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看起来像诗的文字。
作为曾外祖父的情人，外祖母对他总是无条件地肯定，极尽所能地赞美。甚至对曾外祖父的老师松本顺，她也爱屋及乌地予以无条件地尊崇，并把他视为日本最伟大的人。当时我年纪尚小，却无端端地喜爱和佩服这样的外祖母。外祖母的态度，不仅令我更加尊敬曾外祖父和他的恩师松本顺，也让更加喜欢外祖母这个人。外祖母为曾外祖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一辈子为他遮风挡雨，对他嘘寒问暖。这样的人生，要是放在现在我一定会颇有微词，但那个时候我却认为无可指摘。不管别人怎么说，比起亲生的曾外祖母，我还是更喜欢这个抚育过我的做过小老婆的外祖母，认为她是一个值得褒扬的了不起的女性。
那几年四高柔道部的生活，或好或坏，都对我这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我烟酒不沾，只因抽烟喝酒都对训练无益。长久以来我极度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每日高强度的柔道训练早已把我累得半死，哪里还有力气想别的？
我将曾外祖父洁与他的爱人——我的外祖母的故事写进了《古道尔先生的手套》这部作品里。
除了宿舍的大妈，我们不认识任何异性。看着别的学生和异性朋友肩并肩走在街头，我们也并不觉得有多羡慕，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自己只是冷眼看着。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在道馆刻苦训练——这便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我的这位曾外祖父是如何才华出众、奋发图强，如何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又是如何深得其师松本顺的信任和重用……这一切，都是一个我称作外祖母的女人不断灌输给我的。关于我和这个老太婆共同生活的那段不寻常的日子，我之前已经写过了。而这段日子留给我的最重要的回忆之一便是，我一直活在她对当时早已故去的曾外祖父洁的尊敬与痴爱之中。
能让二十一二岁的年轻小伙子产生这样的想法，柔道部的生活还真是不简单。我在训练中曾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又因内出血损伤了耳膜，最后是被人用门板当担架抬回家的。
在这个平平无奇的乡村医生的家谱中，我的曾外祖父，一个叫做洁的人，是唯一一个可以勉强支撑起我的自尊心的人物。曾外祖父投在第一代军医总监兰畴松本顺的门下学医，历任静冈藩挂川医院院长、静冈县韮山医药局局长等职，后半生告老还乡，又在老家挂牌行医。半岛主要的三个岛屿乃至半岛最前端的下田，都留下了他出诊的脚印。在当时的乡里也算是个颇负盛名的人物。
可是对于这种事，我却不以为意。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消耗在了与别的学生截然不同的事情上。若要论及校园体育社团的存在形式、体育活动的开展方式之类的问题，那么我在四高柔道部的经历，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有诸多方面值得批判。但在我看来，也不可全盘否定。我们练习柔道，并不是为了在技术上有多精进，也不是为了成为顶尖的选手。那完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一种度过青春的特殊方式，也是高度自律的一个时期。后来所经历的部队生活当然更为残酷，但却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完全是迫于强权，而前者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进的柔道部就好比是一座修道院。
那之后的几代人都各自经历了几次小小的沉浮。据说，第三代还算殷实，也曾有过两座粮仓。可是到了第四代却突遭横祸，所有家底被一场大火给烧得精光，穷困潦倒了一辈子。
四高毕业之后，我考进九大的法学部做了两年学生，不过这两年我几乎都待在东京。我借住在驹込一家盆栽植物店的二楼，平日里去驹込中学打打网球，随便读几本喜欢的书，或是写写诗，悠悠闲闲地过了两年。我和高中时代相比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又重新过上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个年代，就算大学毕业也多半找不到工作，所以根本不用考虑就业问题。在大学里完全无需为自己的前程忧心，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吗就干吗，这样的人远不止我一个，而是当时大学生的普遍想法。那真是一个精神上无比奢侈的年代。我甚至打算毕业的前一年再回福冈写论文。对于我如此放纵的生活，父母却从未指责过一句。对他们，我只能心怀感激。
即便是乡村医生，在少年时代的我看来也算是一份体面的家业。可是家族中的老人们却说，最早从四国漂泊而来的那个先人，不是为了女人就是为了钱财，总之定然是逃难来的。这种话是我最不愿听到的。还说什么“盛名清操”？原来我的祖先竟然只跟“好色”“落魄”“狼狈出逃”之类的词扯得上关系。
后来，我又进了京大。原本我的志愿就是京都大学哲学系，只是因为高中读的是理科，除非招生人数不足并无入学资格，所以我才勉为其难选择了九大的法学部。可是，大学念到第三年，我突然获知当年的京都大学哲学系报考人数不足，就算是学理科出身的学生只需写一份申请书也同样能报考，于是便萌生了转学去京大的念头。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大学生活又延长了三年。
字的先人，似乎是叫“玄春”“玄达”“玄俊”什么的，都还算有点医术。从江户末期一直到明治，他们在老家的小山村里当了一辈子医生。
在京都的生活，仍然与高中时代截然不同。我极少去学校，成日只和三五好友尽情玩乐，足足虚耗了三年甚至四年。虽读了大量的书籍，却种类庞杂、毫无章法，除此之外便只剩一个“懒”字。在此期间，我娶了妻，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毕业之后，我进了每日新闻报社，直到昭和二十三年 （1948年） 底都一直生活在大阪。
此外，根据墓碑上刻的碑文可知，几位名字里带“玄”
幼年时，我在家乡伊豆生活了七八年，后来又在沼津念了四年初中，金泽念了三年高中，再后来又先后在东京和京都度过六年大学生活，最后去大阪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这其中，伊豆、沼津和金泽这三个地方于我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意义，是别的地方所无法比拟的。若是把这三个之中的任意一个换成别的什么地方，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豆、沼津和金泽，都是我的故乡。
对于生我养我的伊豆那个小小的杏林之家，对于我那个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平凡家族，我向来不愿多谈，关于家族史我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上溯到五六代之前的某位先人从四国一路漂泊来到伊豆，在天城山脚下的某户农家脱了草鞋，从此便在这个村里定居下来，干起了行医治病的营生。祖先来自四国也不过是传言，并不能完全当真。只知道这位先人当时不过二十来岁，同行的只有他的母亲。
我在京都、大阪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但对这两个地方却始终熟悉不起来，也没有因为在那里生活过而发生什么改变。京都腔、大阪腔，我都一点也没染上，所谓的关西方言我一句也不会说。其实也并不是我故意不学，可不知为何，在关西待了这么些年，竟从未从我嘴里听到过一句关西话。
再说说家持的这首和歌，齐藤茂吉[8]从中读出了大伴家鼎盛时期的豪气干云，而土屋文明[9]则看到了一丝繁华落尽之后家势衰颓的征兆。孰是孰非我无法判断，还是个初中生的我对其中深意也并不关心。我只是单纯地为“盛名清操”这样豪情万丈的文字而感到热血沸腾。
沉默中孕育的热情
我中学时代读过大伴家持[6]的和歌：“益砺尔剑，益砺尔刀，传来悠古，盛名清操”[7]，曾深受感动。家持是在激励自己的子孙：大伴家乃武将世家、满门忠烈，可谓功勋卓著、万古流芳。尔等更要磨砺宝剑、励精图治，不负家族威名。在我看来，唱出这首和歌的家持，以及被这首歌所激励和鼓舞的他的子孙们，是何等幸运。我出身伊豆的小山村，家里世代行医，不过是寒门小户，我自幼从未听说祖上有过什么光耀门楣的人和事。因此，当我读到这首和歌时，便不由得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先人中也能出那么一两个名扬四海的人物。同时，像每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几乎都经历过的那样，我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对自家的族谱和家族史特别上心。
我在学生时代也曾设想过自己将来会选择的职业，什么都好，唯独新闻记者我自认为是难以胜任的。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在报社工作的，对于报社是个怎样的地方，新闻记者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实在一无所知。在我的印象里，所谓新闻记者，不过是哪里发生了大事件就往哪里跑，然后不阴不阳地写篇报道就行了。这样的工作，我生来就注定不适合。
在这里写一位我从未谋面的先人，也许有些突兀。但这个人在我的人生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还是决定要把他的事写下来。
事实上，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新闻记者的生活。在报社干了近十五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干过一件像样的工作。我终日待在学术文艺部的一角，只知道本本分分、按部就班地完成别人交给我的任务。
他人所造就的自己
我既没想过发什么独家报道，也没打算干出什么引人瞩目的业绩。战争期间我也没报名去当随军记者，报社方面其实也没打算送我去大陆。当然，关于随军的事，上头还是象征性地找我谈过一次话。想到自己难以胜任，我便果断拒绝了。就这样，我参加了好多次同事的壮行会，嘴上说着羡慕他们的话。其实心里哪里有半点羡慕之意？甚至还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们呢。
同岳父和荒井画师一样，太田队长的名字也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上。
尽管如此，做新闻记者的经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首先，我原本性格内向，若不是特别亲近的人，我绝对无法与对方说说笑笑。这个性格进了职场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个毛病现在偶尔还会犯一犯，在进报社之前更是严重到几近病态的程度。结婚之后，我有时会去妻子的娘家，和自己不太熟的人一起吃个饭，那简直是一场悲剧。
我与这位太田队长并无一面之缘，却被这短短的两句话深深打动。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留给自己妻儿的最宝贵的遗言。我读了这本书，知道我们的队伍里有这样一位不起眼的战士，在战争阴影下艰难求生的自己，也多少感到了一丝慰藉和安心。
我既不会说漂亮话，附和、应答也极不自然。因为我自幼便离开家人，一直过着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生活，应酬交际压根与我无缘。
同样是在战争年代，岩波书店出了一本题为《太田队长的军中手记》 [5]的书，我记得书名就是这个没错。此书以一个在内陆战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小队长的口吻写成，放在今天也算是本畅销书了。这本书我也看过，记得里面有一段留给儿子的遗言，表达了一个父亲的叮咛和期望。具体怎么写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两行，大致的意思是：要让孩子有一颗敬畏知识、热爱艺术的心。
这样的我，在当了新闻记者之后，无可避免地，每日要和许多陌生人打交道，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也肯定会有工作上的往来。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不太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每当有求于人时，往往在开口之前我就已经预测到了自己的失败。
一个人应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中去，人生的价值也许仅在于此。对于所谓的终生事业，现在的我正是这样理解的。这么说或许多少带点虚无主义的色彩，这与我认识前面二位人物时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许不无关系。
直到二战结束，这样的性格才终于有所改变。我能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从容交谈了，也能把报社完完全全地视为自己的工作范围，在社内心安理得地走动了。也就是说，我是个自卑怯懦到几乎病态的人，要改变这一点，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报社这样的单位，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还不少。我说这样的人不少，意思是这种人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自己性格的他们能够苟延残喘，而这样的空间，报社或许会比其他的单位稍微更多一点。像报社这种单位，通常有两种人共生共存：一种是野心勃勃的实力派，一种是毫无上进心，用麻将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不跟了”的，混日子的人。从我进报社的那天起，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已经注定“不跟了”。
前面所写的这两个人物，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感动。然而认识了这两个人，却并没有使我的人生轨迹和思维方式产生多大改变。认识他们时我已经三十好几了，这么大岁数要想产生什么改变已经不容易了。然而，就算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和影响，而今一提到学者或是艺术家的工作，我还是不由得就会立刻想起这两个人来。我并不是学者，不敢妄言岳父的研究工作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同样的，荒井画师的付出和努力是否得到了公允的评价和应有的回报，我也不得而知。所谓的回报，也要看各人的运气。这个世上，贡献卓越却寂寂无名的人肯定不少。可是一个人如何度过这一生，与他的付出能不能有所回报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次，新闻记者工作还让我有了另一项收获，那便是养成了写文章时喜欢查资料的习惯。我一直在学术文艺部任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会接手一点严格按照时间表办事的社会部的工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地查阅资料，撰写新闻报道。一开始我负责宗教栏目，后来又负责美术版，再后来，但凡是和学术文艺相关的，无论哪个领域的报道都难不倒我了。我每日在资料库进进出出，借阅的书籍之类也不少。
正如画师所说，有形之物终究是毁灭了。
我进社时，学艺部的部长正是井上吉次郎[19]先生。现在想来，这于我是多么的幸运。先生博学多识，我等大学刚毕业的新人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副部长则是创元社出版的《茶道全集》的编撰者，在茶道和古典美学上都造诣颇深的高原庆三[20]先生。另外还有一位副部长，是前两年自杀的渡边均先生。关于渡边均先生这个人，我在《楼门》这部小说里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和我相识一年半之后，荒井画师在一次从栃木县盐谷郡的自己家去法隆寺的途中，突发脑溢血倒在了火车上。他精心描摹的金堂壁画，后来也和金堂一起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有这样一群人做自己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随随便便写几篇报道来糊弄。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此外，保举我进每日新闻报社的正是当时的京都分局局长岩井武俊先生。他同时也是《京郊居民家谱》的作者，与其说是记者更像是一名学者。有这么几个人在身边，我在工作中总感到无形的压力，甚至背上了思想包袱。
学者和美术家本有不同，但是，在那些暗无天日、败局已定的战争岁月里，岳父和画师同样都是坚守信念，认真对待每一天的了不起的人。
进报社不过一年，部长井上吉次郎先生就让我负责宗教栏目，命我写一些介绍和讲解宗教经典的文章。此话一出，于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的我，对井上吉次郎先生简直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事实上，原本对宗教漠不关心、一无所知的我，能有机会翻阅和品读宗教方面的书籍，这都要感谢先生的安排。那时，我每周都要读一篇经文，再对照着读一篇与之相关的解说类文章，再把它们写进宗教版。从《般若心经》 到 《华严经》，再到 《碧岩录》[21] 《瑞岩录》、“净土三经[22]”，甚至还囫囵吞枣地读了些 《叹异抄》[23]《教行信证》[24]之类。宗教经典有的像草台戏，有的像传说怪谈，有的又像散文随笔，这一点我也是那时才知道的。
对于我的问题，大师全都不置可否。确实，在那样一个年代，任谁都给不出答案。然而，就算是看不到未来，也仍然要画下去。就算有一天原画和摹本都会灰飞烟灭，若从不曾有人为临摹壁画而努力过，金堂壁画是会哭泣的——这番话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我最后一次见到荒井宽方画师的那一天，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感动，那种心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周只出一次的宗教版，虽然只是在完成学术版、文艺版等其他栏目之余的附加工作，为了写好它，我却已殚精竭虑。宗教版写了一年左右，我又兼任了美术记者，这同样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的意思。
“谁知道呢？”
“写写美术评论吧。既然是评论，最好还是署个名吧。”
“全都临摹下来了就能长久地保存下去吧？”
先生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在我听来同样有如晴天霹雳。我大学所学专业虽是美学，却一直觉得美术评论这玩意儿纯属胡说八道。
“谁知道呢？”
我真的开始写美术评论，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石川欣一[25]先生，就是去年去世的那位石川先生，已经接替井上吉次郎先生做了新一任的部长。在那之前，为了避免自己动笔写美术评论，我尝试了各种办法，要么请画家自己来介绍一下他的作品，要么将几位评论家的不同观点同时刊登出来。
“能全都临摹下来吗？”
后来，我特意托石川欣一和下田将美两位先生帮忙，给了我一个进京大大学院继续深造的机会。这段读研的日子，我不过只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纯粹只是浪费生活费。但在植田寿藏博士的建议下，我竟产生了翻译德沃夏克[26]（Dobor⁃shack）、李格尔[27] （Riegl） 等人的著作的想法。只有在这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在孜孜不倦地翻查着词典。一边又在写着美术评论，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在报纸上。俨然真的要当一名美术评论家了。
荒井宽方画师那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原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意思却不会错。
最终，宗教也好美术也罢，我都只学了个半吊子，便没有再继续接手这两项工作了。但是，如果当初井上吉次郎先生没有当部长，那么无论对宗教还是对美术，恐怕直到现在我仍是一窍不通。就像我从未接触过音乐所以现在对音乐永远一问三不知一样，若没有半点宗教或美术的相关知识，我也不能够在这些方面提取创作小说的素材。
“有形之物终将毁灭。要么就是毁于战火，就算躲过了战火也到底敌不过岁月的侵蚀。”
古典美学方面，给我启蒙的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春秋两季的周日，我曾多次和先生结伴去奈良。在奈良的山野间寻找和品鉴石佛的时候，我一度真的非常怨恨先生。
有一次，我在荒井画师的临时宿舍阿弥陀院里见到了他。那是一座很小的寺院，又正是空袭频繁的时期。大师不顾年迈的身体，一边自己烧火做饭，过着极不方便的生活，一边还要每日去冷得如冰窖一般的金堂正殿，在专为临摹工作搭建的脚手架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忘我地投入到那份吃力又不讨好的，几乎没有报酬的临摹工作中去。
——您当真觉得它们美吗？
当时，荒井画师接手了法隆寺[4]金堂壁画的临摹工作，共同参与的还有另外几位画家。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时常去法隆寺做采访，有幸能得到机会与大师亲切交谈。
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心里话。
同样是在那个时期，除了岳父之外我还认识一个人，在那样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年代，他所选择的活法也同样令人钦佩不已。此人便是画师荒井宽方[3]。当然，日本了不起的人物绝不仅仅只有荒井画师和我的岳父，但现实中我所认识和了解的就只有他二人。
——谁说它们美了？只是没准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毁掉，所以赶紧来看上几眼。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岳父，都被他的精神所深深震撼，原来这才是一个学者该有的样子。
先生这样回答。奇怪的是，他的这番话我竟然现在还记得。后来，也多亏先生和岩井武俊先生引荐，我又有得到了河井宽次郎[28]先生的垂青。在河井宽次郎先生的启发下，我打破了对所谓杰作、名作的固有观念，在先生的引导下领悟了什么才是真正有格调的作品。
战争期间，岳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分编成册，陆续寄给了多所国外的大学和图书馆。不过，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这些书到底能不能寄到，谁也说不好。即便是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一个人耗尽了毕生心血才浇铸而成的成果，最后竟以这样不靠谱的方式来收尾，也实在有些不值得。然而，岳父的研究工作却没有因此而中断。家里人多次劝他疏散去后253我的自我形成史·启迪人生的人和事方，他都坚决不肯。理由就是这样一来就得花好几天打点行李，肯定会耽误手头的工作。在岳父心里，除了工作，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自己的安危也好，国家的命运也罢，他都全然没工夫顾及。这一点也挺叫人佩服的。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感谢井上吉次郎先生。他曾着了魔一般无数次带我去法隆寺，终于令我也由衷地爱上了它。我们去法隆寺，也只去五重塔和金堂。其他的建筑都是后来重建的，只有这两个建筑，当时仍保留了原来的风貌。法隆寺的全部魅力，它的古色古香、美轮美奂，都体现在这两个建筑上。要问我为什么对法隆寺如此着迷，其实我也说不清。
后来，我和她的女儿结了婚，也把他称为父亲。我这位岳父从我俩第一次见面那时起一直到他八十一岁去世，都一直全身心地埋首于将他的毕生心血 《日本人静脉系统研究》一书译成德文这项工作之中。他仿佛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生怕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未完成就大限将至似的，简直是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地在工作。那种工作状态，除了“着魔”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
它的魅力，去过多次的人必然无法抗拒。啊，又来到法隆寺了——那一刻那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怀，而今在我心灵深处，又一次被对往事的回忆所唤醒。
可是，有一个人我却不能不提到他，那便是我妻子的父亲，解剖学学者足立文太郎。此人本是我母亲那边的亲戚，因为某些原因早年便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由我的曾外祖父一手带大并成为了一名学者。所以，我儿时便曾听到过一些有关母亲和她这位表兄的风言风语。不过真正见到此人，却是在上了高中之后。
感谢井上吉次郎先生，让我有机会涉足宗教和美术方面的工作，无论我喜欢与否。但这却并不属于新闻记者的本职工作。在埋首于本职之外的工作的同时，我在报社也彻底被边缘化了。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去工作，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太过特立独行。每天，不到下午我是不会出现在报社的，即便是下午到社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两点、三点，有时候甚至是四点。当然，压根不上班的时候也不少，却从未有人因此责备过我。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几乎没有人给我造成过太大的影响。细想起来，倒是有几位亦师亦友的人物，留给我的印象252也不能说不深。但遇见他们，也并没有使我这个人产生多大改变。
对于报社的薪酬，我从未有过半点不满。若按我的工作时间来算，这报酬已经算是相当可观了，没什么理由抱怨。
尽管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地说，大伯带给我的影响绝不比外祖母小。父亲家和母亲家都有十多位伯伯伯母，可是在我看来，他们之中再没有谁比这位不苟言笑的大伯更像真正的伯伯了，即使到现在我仍这样认为。大伯也正是按照他那一辈人的方式在一丝不苟地恪守着伯伯与侄儿之间的盟约，丝毫也不肯有所违背。
所幸，随着战事吃紧，渐渐地，除我之外的其他社员也不能按时出勤了，我自然就显得没那么特别了。可是战争一结束，我又成了那唯一的一个异类。
除此之外就什么话也没有了。
战后，我开始回顾和审视自己——这个长久以来一直沉湎于“不跟了”的状态的新闻记者。我突然意识到，是时候做出抉择了：要继续做新闻记者，那就正正经经地好好做；如若不然，就该另谋出路。
“工作可别马虎啊！”
我突然产生了很强的自我表现欲。像我这样长期躲在报社的角落里生存的人，迟早会有这么一次头脑发热似的改变。这也许是在新闻机构中长期压抑着不表达自己的小角色们对自我的一种反抗吧。战后，我开始写起了诗和小说，尽管我既不想做诗人也不想当作家，这不过是我的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而已。
我的这位大伯活到了战争结束。即便在我长大成人之后，他对我的态度也和我小时候没两样。总是一脸严肃地告诫我：
用心凝视自己
说话时，他两眼狠狠地瞪着我，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不过，他从不跟旁的学生说话，单单只来盘问我，可见是我的亲伯父没错了。而且，对父母不在身边而独自生活的小外甥，时不时地关心一下他的学习，这也是只有亲伯父才会干的事。
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大家，某些人、某些地方对于我这个人的人格的形成起到过多么巨大的作用。如果不涉及前面我所写过的那几个人，如果不考虑我所居住过的那几个地方，要想讲清楚我是怎样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我前面用专门的篇幅写过的几个人以外，还有几个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朋友曾为我打开了文学世界的大门。若没有这几个朋友，我也许不会对文学产生兴趣，更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这位大伯对当年尚年幼的我恰到好处地行使着自己身为伯父的权利，既不过分，也不客气。大伯严厉、寡言、不苟言笑，他的学生都对这位校长又敬又怕。对我，他自然也不251我的自我形成史·启迪人生的人和事会讲半点情面。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遇到他心情不错，竟会在学校里主动跟我说话，永远只有这么一句：“学得怎么样了？”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几个朋友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更准确地说，在我这个人的人格的形成上起到了更本质的作用的，与其说是这几个朋友，不如说是通过他们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几本书。当然，我不能忽略这些朋友的作用，因为正是他们带我走进了书中的世界。但是，真正在我这个人的内在引起某种变化的，真正在我的精神上留下某种永不磨灭的印记的，却是这些朋友所介绍的，我在青春年少时所邂逅的这几本书。
我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的那段日子，相邻的村落住着父亲家的大伯。此人继承了父亲老家的家业，后来我上了小学，他又正好是那间小学的校长。现在我也差不多到了这位大伯当年的岁数，竟常常会无限怀念地想起他。因为这位大伯曾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一粒小小的种子。
现在我身在罗马，手上既没有这几本书，也没有相关的参考文献。所以关于这些书，我在此并不能做多么详尽的介绍。那么，我就仅凭自己的记忆大致说说其中的几本吧。
总之，外祖母对我的爱，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利益关系之上的。但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我对外祖母的爱也从未减少分毫。
我所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并带给我极大震撼的小说，是查理斯·路易斯·菲利普的 《蒙帕纳斯的布布》。还记得那是初中四年级的暑假，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西海岸的朋友的亲戚家玩，其中一人就带着这本小说。
至于友情，在我看来也是一样。仅凭一夜的欢饮达旦就想和我成为百年之交，这样的朋友我是拒绝的。同样，我也决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所谓友情，应该始终建立在彼此对对方的尊敬和欣赏之上，而要永远维持这种尊敬和欣赏，则必须默契地达成互不干扰互不侵犯的盟约。当然，为了不破坏这份盟约，也需要彼此不断的努力。
读了这本小说，我第一次想要探究自己正在经历的青春的意义，第一次想要追问何为人生。海面不断吹来潮湿的风，我趴在地板上，一边吃着西瓜或是啃着玉米棒子，一边读着这本小说。常常读着读着便放下书，随手把它倒扣着搁在地板上，就去屋前不远处的入海口游泳了。
在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师徒关系。老师，因为教给人某些东西而被称为“师”；学生，因为学到了某些东西而被称为“徒”。老师在学生眼中永远是高大威严的；学生在老师看来必须是毕恭毕敬的。这或许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彼此有利可图，师徒间的联盟才可以长久地维系下去。所以，所谓的“师徒情”是我最厌恶的词之一，每每听到这个词我都觉得恶心。老老实实地承认是利益关系有何不可？没有利益又何谈师徒？
读了这本小说，我才开始思考年轻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洒遍周身的灿烂阳光、眼前碧波万顷的无垠大海，都被我视作了青春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人生充满了鲜活的力量，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也许，它蕴藏了无尽的欢谑和享乐；也许，它是由无穷个戏剧性的片段所组成。
如今已活了大半辈子的我，早已不太相信这个世上还有所谓的不求回报的爱。夫妇之间的爱、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每当看到那种温情感人的场面，我总是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眼前的一幕替换成更真实更纯粹的东西。这种想法，也许就是在儿时与外祖母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在我心里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的。
那时候，我们那帮人俨然个个是文学青年的好苗子。什么仓田百三的 《出家与弟子》，什么托尔斯泰，什么武者小路实笃，都读了个遍。在那个“人道主义”一词特别流行的时代，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究竟是如何理解这些作品的呢？这一点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大家似乎都各有各的感动，各有各的激奋。唯有《蒙帕纳斯的布布》这本小说，与方才说的这些作品都不一样。它出乎意料地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异常真实而生动的人生画卷。
说起来，我和外祖母的同盟关系的确相当坚固，面对村里人和那些亲戚，我们从来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与外祖母的联盟，直到她去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心里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如果换成是血肉至亲之间所谓的无私且无偿的爱，那么我想，这场联盟一定会有本质的不同。
然而，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打开过这部小说。那是一部怎样的作品，现在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就算现在再看，恐怕也不会再有当年的感触了，说不定压根找不到可以打动我的地方。但是，它对我来说，仍然是一部意义非凡的作品。多年后读司汤达或福楼拜，也曾给过我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但这两种感动是完全不同的。《红与黑》或《包法利夫人》之类的作品，告诉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生存，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但我自身却没有因此发生多大改变。同时，我的文学鉴赏能力，对人性和人生的感悟力也得到了拓展，但我自己的人生态度同样也没有因此而发生丝毫变化。
恐怕外祖母给予我的最大的财富便是——当时的我肯定是意识不到的——如何与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共同生活并自然而我的自我形成史·启迪人生的人和事然地滋生出感情，同时当置身于这份外祖母与小外孙、老女人与小男孩之间的特殊的感情之中时，又如何用一颗真心去尽可能地淡化彼此利用、彼此索取的痕迹。外祖母把我留在身边，多少可以使自己原本不确定的身份和地位稍微稳固一点。同样，我也因为与外祖母结成了同盟，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她倾注在我身上的无尽的宠爱。
菲利普的小说却不一样，是它告诉我，一个少年，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感受到他想要的人生。而我，就成为了那样的少年。
我有时会想，我从这位外祖母身上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高中时，我读了室生犀星[29]的作品，懂得了什么是诗。
村子里，母亲家和父亲家的亲戚各有好几家，而我对这些亲戚都充满了敌意。我就这样和孤立无援的外祖母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外祖母对我自是疼爱有加，而我呢，作为她唯一的同盟军，也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努力做到尽忠职守。
到了大学时代，我又对萩原朔太郎的诗无比痴迷。诗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令我耳目一新。后来，我也想模仿朔太郎的风格试着自己作几首，于是买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稿纸。
然而，村里的大部分人都没说过她一句好话。在咱家亲戚们眼中，她更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闯入者，一个破坏了家族安宁的罪人，自然不会给她什么好脸色。这一点，就连年幼的我都能隐约感觉得到。
不知为何，高村光太郎[30]的诗我始终无法产生共鸣，却对朔太郎的诗爱不释手。在我看来，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什么是“诗的魅力”。《乡土望景诗》《冰岛》《虚妄的正义》……这些诗集和散文集曾令我如痴如醉许多年。然而，奇怪的是，现在我要举出一篇特别喜欢的，或是要我说出哪篇作品最好、好在哪里，我却答不上来，尽管我曾那样痴狂地喜爱过它们。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从上小学的前两年，也就是我虚岁六岁的时候，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我都远离住在大城市里的父母，一直在伊豆山村的小小土仓里和外祖母两人相依为命。在那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小山村，外祖母年轻时不过只是一个医生的小妾，身份尴尬而又低贱。后来竟能如愿以偿地入了户籍，想必也是个有个性有头脑的女人。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两张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她一脸矜持和坚毅，而且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
朔太郎的诗究竟给过我怎样的影响？似乎我也并没有从中学到什么。只是每次读到它们，总有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剧烈地撼动着我的心。比如“断绝思维”，又比如“既非仇敌，亦非讨债鬼/看啊，我是你的妻/至死也不分离”……这些文字是何等的出神入化、铿锵有力？它们所激起的心弦的强烈共振，至今仍时时回响在我耳边。
没承想，说好的只照看几天，我却在外祖母身边一待就待了好多年。也许是因为外祖母已将一腔痴情都转移到了我身上，自然越来越离不开我。又或许，我也越来越依恋外祖母，早已不愿回到父母的身边。
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我的精神世界却从未像朔太郎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经历过巨大的动荡。不过，诗的魅力也许就在于此。朔太郎的诗作为青春的诗章，就是这样吸引和俘获了当时的年轻人的心。若要剖开朔太郎的精神世界，探究他的绝望的本质，其实无非是感伤之类观念性思维的外化。但在其深处，的确有青黑色的生命力在流淌。
至于我为什么会被交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外祖母来抚养，个中缘由我并不是太清楚。左不过是父母当时还年轻，又刚生了妹妹忙不过来，便找个由头把我交给外祖母照看几天。
也许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朔太郎的诗还是以某种形式给我造成了影响。在朔太郎之前或之后，我还爱读佐藤春夫[31]、室生犀星等人的作品，但也仅仅是爱读，与对朔太郎的喜欢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是一种带着理性分析和辩证思维的喜欢，换言之就是更加高级的喜欢。后来读伊藤静雄[32]的诗，也曾让我找到了几分当年读朔太郎时的感觉。但接触到伊藤静雄的作品时，我已经人到中年，就算再怎么痴迷，也不可能像当年那般神魂颠倒了。
我在上一章写我的父母时就提到过，我儿时其实是由外祖母抚养长大的。我虽然叫她外祖母，其实和她并无半点血缘关系。这个女人不过是我的曾外祖父的一个小妾。曾外祖父使了些手段，让她入了我们井上家的户籍，又认了曾外祖父的孙女，也就是我的母亲做养女，并自立了门户。
这段痴迷于朔太郎诗作的经历，对我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至今无从判断。但是，他所赠予我的“潘多拉宝盒”，至今仍系着美丽的丝带，完好地保存在我的心灵深处。
每个人的一生中，除了自己的父母以外，总有那么几个人给过自己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遇见他们，自己的人生或好或坏都会与现在有所不同。这样的人，在你我的生命里都有过几个吧？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影响，逐步决定了一个人应对人生的态度和方式。
那里面装满了反抗、猜忌、嫉妒等等无数的宝石的碎片。
启迪人生的人和事
大学时代，我读了冈仓天心[33]的 《茶之书》，这对我来说也绝对不是一本可以一笔带过的书。其中对茶道的讲解和剖析可谓全面而精准，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向初学茶道的人推荐这本书。不过，若要进一步品味个中深意，则另有玄妙之处。
心里嘀咕，说不准往后还会被人说我哪里像他呢。
不仅如此，通过这本书，我还了解了茶道、禅宗、绘画等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相关知识和品鉴技巧，学到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当然，这部《茶之书》带有很强的天心的个人色彩，不无观点独断、逻辑跳跃之处，但书中却蕴藏着欣赏和理解日本文化艺术所必不可缺的东西。
前几天有个亲戚说，当有撒欢儿的狗向我扑来时，我伸手阻挡的姿势像极了我的父亲。听了这话，我不由得一惊。
虽不是书籍，却也和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一样，对我的“日本理解”（多么怪异的一个词） 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法隆寺的金堂和里面的壁画。
我的脸的上半部长得像父亲，下半部长得像母亲。若是整张脸都像父亲，也许我的面相要更为温和、敦厚。但若是全都继承了母亲的容貌，则会长得更加纯真、明朗。我就长着这么一张一半像父亲一半像母亲的奇特的脸。此外，我走路的姿势像父亲，说话的语气像母亲。所以我对自己走路、说话的样子都极其不满意。最近这几年倒好些了，二三十岁的时候简直厌恶透顶。
而今，两者都已毁于战火，金堂虽然得以复原和重建，但原本那种古色古香的美，那些精妙绝伦的壁画却再也不复当年，三十多岁时的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也已经荡然无存。那时我还是个新闻记者，因为工作关系，一年要去好几次法隆寺。但就算不是为了工作，我也经常会去。走进法隆寺，踩在寺内洁白如雪的土地上，总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自肺腑地感慨：啊，又来到法隆寺了……
不过无论如何，父亲是走了。随着去年父亲的离世，我和他之间这出演了几十年的大戏也该落幕了。我究竟从父亲身上得到了什么？父亲究竟给了我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自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答。我从父亲和母亲身上所得到的一切，那些决定我人生的关键因素，也许现在的我尚未有清醒的认识。
这次来欧洲旅行，我去了罗马、佛罗伦萨、雅典，看了无数的古建筑、古代绘画和雕塑。但若要说日本有什么与之截然不同，却绝不比之逊色，甚至可以说美过千倍万倍的作品，我现在可以更加肯定地说，那便只能是法隆寺了。在阿西尼、在佛罗伦萨，我见识了许多世界闻名的教堂和壁画，却每每想到的是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总忍不住感慨金堂壁画的美是多么的不可动摇。
我最近时常想，为了反抗父母，我一直勉强自己过着与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然而，说不定对父母的生活方式最能感同身受、最能给予理解的，正是我自己。在我悟出这一点的一瞬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和怅惘。
总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把我塑造成真正的日本人，并让我对其有清醒的自觉，同时赋予我自信和力量的，正是法隆寺金堂及其壁画的美。
对于父母“避世无为”的人生态度，我向来是充满敌意的，并一直在与之抗争。但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反复提到自己的父母，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1]西行：（1118—1190），俗名佐藤义清，生于官宦之家，自己也很早就进入官场，1140年 22岁时辞去鸟羽天皇的守卫长之职，出家修行，和藤原定家是当时并称的两大歌人。其后，他多次游历在外，尤其以本州北国之旅而对后人产生影响，如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1644—1694）的《奥州细道》即是受他的启发。著有私家集《山家集》。
对于父母的这一点，我的反抗情绪尤为强烈。为了否定父母的这种生活态度，我选择了不断将自己的大名变成铅字的谋生手段。然而却常常有人指出，我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会提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2]鸟羽院：（1103—1156），日本第 74 代天皇在位（1107—1123）。讳宗仁。出生后不久母亲藤原苡子逝世，由祖父白河法皇养育。出生7个月后就被立为太子。父堀河天皇死后，5 岁的鸟羽天皇即位，政务全部由白河法皇管理。保安四年（1123 年），禅位给长子崇德天皇，实权仍由白河法皇掌握。白河法皇死后，大治四年（1129 年）开设院政。鸟羽院掌控崇德、近卫、后白河三代天皇的实权共计28年。
母亲也一样，素来与父亲步调一致，四十多岁就随父亲告老还乡，后来便一直待在乡下。也从未有过为了能过上更优渥的生活而抛头露面进入社会的念头。
[3]荒井宽方：（1878—1945），日本近代画家。曾师从水野年方学习历史画，先后活跃于“文展”“院展”，长年致力于印度阿旃陀壁画、法隆寺金堂壁画的修复和临摹工作。
我的父亲五十岁时便早早地从陆军退役，随后便幽居在伊豆老家的山中。直到去年离世，整整三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家。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俸禄不多，但也能勉强维持生活。本人对功名利禄更是清心寡欲。既不向往多么奢侈的生活，也没打算混个一官半职，甚至还有点不善交际。虽说是个医生，回乡之后，也不曾见他替谁诊过脉。
[4]法隆寺：又称为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据传始建于 607年，但是已无从考证。寺内保存有自飞鸟时代以来的各种建筑及文物珍宝。法隆寺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保存了金堂、五重塔；东院建有梦殿等，西院伽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法隆寺建筑物群和法起寺共同在1993年以“法隆寺地区佛教建造物”之名义被列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想，在这一章中我最应该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的，或许只有这一件事。然而，要将这件事写清楚又是何其艰难。
[5]《太田队长的军中手记》：太田算之助著。记录了1938年2月25日至9月 29日间在北京、南京、瑞金等地的行军扫荡和日常生活，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记录，附带简笔绘画。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我竟不知从何写起。似乎无论怎么写都写不到点子上，真令人心焦。
[6]大伴家持：（718—785），奈良时代政治家、诗人。大纳言大伴旅人之子，三十六歌仙之一。因仕途不遇，其诗作哀婉动人，流露出孤独心情。被认为是日本最早和歌集《万叶集》的主要编者，也是该歌集收录作品最多的诗人。死时因涉嫌参与暗杀桓武天皇的心腹藤原种继，其尸骨竟被处流刑。直至二十一年后，冤案才获昭雪。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直到现在仍改不掉，这一点就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此外，凡事都想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也在父母二人身上都找不到相似的基因。我做事不爱钻牛角尖，而且生性乐观，就算遇到再大的挫折也从不放在心上，这一点也和父母完全不同。
[7]《万叶集》第20卷第4467首和歌。译文取自钱稻孙译本。
在失去了父亲的今天，我才痛感自己除了是父母共同打造的生命之外什么也不是。但同时，我又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另一个与父母似像非像的自己。
[8]齐藤茂吉：（1882—1953），日本短歌诗人。著有歌集《璞玉》《白桃》《赤光》等。其创作被认为是近代短歌的高峰，有人称他为“歌圣”。
所以，更准确地说，我作为一个人，既继承了父亲的懦弱和圆滑，又继承了母亲的自私和敏感。同时，就应对人生的态度和方式而言，我又将自己塑造得与父母双方都背道而驰。
[9]土屋文明：（1890—1990），大正、昭和时期歌人，日本国文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心理学专业。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加入短歌杂志《紫杉》同人，与齐藤茂吉等一同参与编辑。同时奋斗在教育岗位上。出版有歌集《冬草》《山谷集》《韮菁集》《山下水》《青南集》《续青南集》《续续青南集》等，歌论有《短歌入门》《万叶私注》等。
比如，父亲的懦弱和圆滑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了我，而我的自私自利和多愁善感则显然来自我的母亲。特别是后者。我向来对母亲的性格极为反感，没承想，母亲性格中最典型的自私和敏感这两大要素却都被我完美继承了。
[10]《群像》：1946 年创刊的文艺杂志。讲谈社发刊。坚持不偏向任何一党任何一派的编辑方针，以创作栏为中心启用了众多执笔者，因其纯文艺杂志的中坚作用而备受瞩目。刊登了以吉行淳之介、安冈章太郎等为代表的“第三新人”的大量作品，长篇连载小说佳作尤多。
我家在伊豆的山村中世代行医，父母自然希望我也能进大学的医学部。然而我却早已下定了决心，这辈子做什么也不做医生。结果，我进了父亲最瞧不上的大学哲学系 （美学）。当然，我也并不打算将我走过的漫漫人生路，全都解释为对父亲的反叛。
[11]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为古代帖木儿帝国的首都。
麻将、围棋、象棋、台球……但凡能分出胜负的事，父亲总是游刃有余。我却对父亲这一点嗤之以鼻。于是乎，我现在对麻将、围棋、象棋、台球之类全都一窍不通。父亲是一名军医，自然对所谓文学漠不关心。我之所以会醉心于文学，多半也是因为父亲对文学丝毫不感冒的缘故。若是父亲时常流连于文山书海，说不定我反倒会对他不屑一顾，转而去追求更为实用更为功利的东西吧。
[12]韮山：日本静冈县东部，伊豆的国市北部的古城。15 世纪末，北条早云平定伊豆国之后，曾在此建韮山城作为军事据点。
我一直在努力塑造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的自己。不过，我又不同于旁人，自幼就离开父母由外祖母一手带大，长大后又上了中学、高中和大学，其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比起那些一直养在父母身边的人，我的自我形成的过程，或许多了几分清醒的认识和自觉。换言之，比起旁人，我似乎更加有意识地将这样的目标加诸于自己身上，似乎也更清楚该怎样做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13]江川太郎左卫门：（1801—1855），江户时代末期幕臣，军事家。奉命负责伊豆沿岸海防之后，师从高岛秋帆学习炮术，成功锻造各种大小枪支。建造了品川炮台、韮山反射炉等，被称为一流的炮兵学家。在外交、战略战术方面也建树颇多。
我写的这些话，恐怕会令某些读者皱起眉头，更有人会说：世上哪有如此冷漠无情的亲子关系？然而我却认为，所谓的父母与儿女，从本质上讲无一例外皆是如此。或许程度的强弱会有差别，但归根结底都逃不过这场宿命的操控。
[14]《万叶集》第14卷第3360首和歌。
父亲虽然不在了，我还有七十六岁的老母亲。等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天，父亲的死所带来的情感的转变，也许又会在我和母亲之间重演。
[15]实朝：源实朝（1192—1219），日本镰仓幕府第三大征夷大将军。初代将军源赖朝和北条政子所生的次子。其妻为西八条禅尼。
父亲死后八个月，我才开始为他的死而感到悲伤，也许正是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永远失去了批判和苛求的对象，也永远失去了这个世上能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相同的感受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时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孤独。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忍不住想，要是父亲还活着该多好，只有他能够懂得我的心情。渐渐地，我发觉自己毕生反抗的父亲，如今竟成了这个地球上唯一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16]东海道：日本江户时代的行政划分——五畿七道之一，位于本州近太平洋一侧的中部，是联接江户（东京）和京都的重要道路。
现在想来，我作为一个人，既继承了父亲和母亲二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与此同时，又努力地想要塑造出与父母二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截然不同的另一个自己。为人子者，原来一直都在做着如此徒劳而可悲的努力。我的孩子也许也会像我对父亲一样对我做出同样的事情吧。
[17]城下町：日本以城郭为中心，所成立的都市。中世时代，领主居所的周边所成立的聚落、町场（市集），称为堀之内、根小屋、山下。近世之后，则普遍称之为城下。十六世纪，战国大名配合其领国的统一，伴随着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领主下面的直属武士团与商工业者被强制集中于城下，乃形成城下町，并逐渐发展成领国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
不过，尽管在这一点上略有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孩子对母亲同样也是要求绝对完美的。
[18]武德殿：武德殿本是隋唐太极宫宫殿名，日本人举办演武大会的场所也冠以此名。日本人为了宣扬武士道精神，并维持日本固有武技，因此在本国各地都建立了这样的武道馆。
对于母亲，其实也和对父亲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母亲是母亲，所以更容易得到孩子的宽容。同样也有“骨子里的叛逆”，但相比于对父亲，孩子对母亲的批判多少少了些恶意。
[19]井上吉次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哲学家。少年时代就学于汉学塾，后精通汉学。试图用西洋哲学的方法论解释以儒学为中心的东洋哲学。在思想界、教育界有较大影响。
这么说也许有些奇怪，不过，我从父亲身上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并不是父亲遗传给我的一切，反而是通过对父亲的叛逆和抵触而逐渐塑造出自我的过程，这个自我当然与父亲有所不同。过了四十岁，我对父亲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转变，恐怕正是因为自己在继承了父亲的一切的同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也开始具备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自己的特质。
[20]高原庆三：茶道师、俳人。
我从青春期开始，每每和父亲产生相同的感受和想法时，都会感到不满和不服。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四十岁左右。直到四十岁以后，我才慢慢可以真诚而坦然地拥抱父亲了，尽管偶尔还是会有小小的抵触。
[21]《碧岩录》：《碧岩录》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亦称《碧岩集》，是宋代著名禅僧圆悟克勤大师所著，共十卷。向来被认为是禅文学的典范之作。
孩子之所以会对父亲产生这种情感，正是因为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一切都是由父亲决定的。有个说法叫做“骨子里的叛逆心”，这也恰恰是因为知道自己继承了父亲的一切，知道自己一辈子都无法从父亲赋予的一切之中解脱出来。
[22]净土三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是有关阿弥陀佛及其极乐净土的三部佛经，为汉传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从少年时代到四十岁左右，我永远用批判的眼光看自己的父亲。无论是针对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我都是一个义正辞严的批判者。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总是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冷眼相看，就连对父亲的本性也多有不满。在我看来，父亲必须是完美的。可是仔细一想，这个世上除了神以外，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人。道理心里都明白，可是我仍然要求我的父亲必须是完美的。
[23]《叹异抄》：日本镰仓时代法语集。作者一般认为是亲鸾的弟子唯圆。亲鸾逝后成书。
世间为人子者或多或少都一样。对于我的父亲，我也是一个严苛至极的批判者。一直以来，我对父亲的要求近乎完美。不仅是我，对所有孩子来说，父亲都必须是绝对完美的，这也许正是无数父与子的悲剧的根源。
[24]《教行信证》：亲鸾所著，由“教”“行”“信”“证”“真佛土”“化真土”共 6卷组成。全称《显净土真实教行信证文类》。成书年代不详。
如若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朋友或者熟人去世，在得知死讯的同时，悲伤便会袭上心头，这悲伤又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由浓转淡。但是，若换做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多半当时并不觉得怎样，但随着往事渐行渐远，心里的悲伤却会越来越深。最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给人重重一击，仿佛肆虐的狂风在满目的荒野茂林间划过一道长长的伤痕一般，令做儿子的心生生碎成两半。
[25]石川欣一：（1895—1959），日本新闻工作者、散文家、翻译家。
不过我想，不光是我，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26]德沃夏克：（1874—1921），奥地利艺术史学者。著有《哥特式雕刻与绘画中的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史》等等。
——这是西行[1]的歌，是他在悼念与自己关系匪浅的鸟羽院[2]的死时所吟唱的和歌。用来形容父与子的关系也许不太合适，但奇怪的是每每想起父亲我却总会联想到这首和歌。总之，本该在父亲离世的当晚所产生的情感和领悟，我当时竟毫无察觉，直到八个月之后才幡然醒悟。
[27]李格尔：（1858—1905），奥地利艺术史学家。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致力于艺术科学的理论探索，著有《风格问题》《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荷兰团体肖像画》。
此身与君盟。
[28]河井宽次郎：（1890—1966），日本明治到昭和时代最重要的陶瓷民间艺术家之一。
誓言深似海，
[29]室生犀星：（1889—1962），日本诗人、小说家。本名室生照道，别号“鱼眠洞”。
恍然方自知。
[30]高村光太郎：（1883—1956），日本诗人、雕刻家，日本近代美术开拓者之一。
今宵细思量，
[31]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小说家、诗人。
然而，在父亲故去八个月后的今天，我反而开始强烈地思念起父亲，频繁地回想起他临终时的种种。偶尔还会感慨，要是父亲还活着该多好。同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我的一切都与父亲这个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因缘。
[32]伊藤静雄：（1906—1953），日本诗人。
昭和三十四年 （1959 年） 的五月，我永远失去了我的父亲。父亲八十一岁高龄才离世，也算是寿终正寝。在东京的家中收到父亲离世的讣告的那个凌晨，甚至通宵守灵的当天夜里，我都没有感到特别的震惊和悲痛。父亲卧床已近半年，我明白这一天迟早会来，所以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33]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思想家。是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冷眼看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