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如果我真的丢掉了工作，也就意味着现在根本没有别的工作给我做，这会让父母担心得发疯的。但至少，我有了相关的战争经验，或许将来有一天，这甚至可以帮我找到一份战地记者的工作。
我做好了准备。来《女性挚友》不到一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
或许我可以加入空军妇女辅助队，这个主意很不错。经过训练后，我可以打包降落伞，然后加入我哥哥杰克的空军中队，确保自己能搞定他的降落伞。或者去加入航空运输协会，这样我就能够成为一名女飞行员，在各地搞运输，即使有规定我不能朝任何人射击。
“莱克小姐，你刚刚说什么？”伯德太太问，样子有点像要发怒但又保持着冷漠。她穿着一件又旧又大的裘皮外套，看上去就像是一头大熊刚刚失手弄掉了一条味美多汁的鱼。“我竟然不知道，作为一个兼职文员，你有权说这么多事情。”
在伯德太太训斥我期间，我又有了更多的想法。或许我可以继续待在消防站，参加摩托车课程，成为一名骑摩托车的通信员。我碰到过几个做这份工作的姑娘，她们棒极了——聪明又勤奋，而且总是迅速投入最重要的任务中去。要是杰克知道我学习骑摩托车，他肯定会笑掉大牙，但那也意味着我可以留在伦敦，这也是我非常想要的。邦蒂、消防站的姑娘们、威廉和他的哥们儿可以跟我一起去看电影、跳舞等等，所以，没什么不同。我们还可以邀上凯瑟琳一起。
我希望自己至少可以将朋友从危难关头中解救出来。
或许离开《女性挚友》是件好事，虽然说还没上几周班就被解雇会给我留下很糟糕的记录。我会说，这是一个错误，我只是非常渴望去为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离开伯德太太拒绝的读者让我于心不忍，但反正我也帮不上她们任何忙。
“那个，我是说我们在讨论，”我解释道，尽力想要恢复最优员工的姿态，“其实基本上都是我在说，真的，凯瑟琳只是被迫在这里做个听众而已。”
“而且我也不认为《女性挚友》的读者会让这类事情毁掉自己一个下午的心情，你说是吧？”
“我知道了。”伯德太太说，看上去她并不了解状况。
伯德太太的长篇大论终于到了尾声。这个结尾可真是一鸣惊人。
我看到凯瑟琳脸色煞白，突然记起来，讨论来信是严重违反规定的，但为时已晚。
“不，”我坚定地说，“不，她们不想。”
“啊，对，天哪，当然了，”我说着，显然是一副完了的样子，“凯瑟琳和我正在讨论一封读者来信。”
我稳住自己，想要逃脱现场，但事实证明，伯德太太只是喝杯茶暂时休战而已，接着她又决绝地回到了临门射击的关键点。
“莱克小姐，我相信，”在潜在的堕落状况面前，依旧平静的伯德太太说，“这是一种假设吧？”
“莱克小姐，你真是一无所知，”她暴怒着，听起来这就是一个犯罪现场，“你会慢慢知道，并非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在，伯德太太。”我说着，磨磨蹭蹭地抬起了头。凯瑟琳站得笔直。她的脸色就像是在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看到克里平医生[1]的蜡像受到惊吓后出逃的女士一样。
伯德太太双手背在身后，好像检阅部队似的。“尤其像这些人。”她说，朝我桌上乱成一摊的信件点了点头。
“莱克小姐？”
“婚外情……失去了理智……孩子……真让人看不下去，”她咆哮着，停下来等我们完全理解，“还有，甚至是，莱克小姐……竟有这个胆。”
在挂钟当当响着报时时，我依旧在桌下低着头，不知道是否可能撑到十一声钟鸣。
那副表情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犯了叛国重罪。
凯瑟琳办公桌后的挂钟开始报时，提醒我们伯德太太会在十一点回到办公室，她之前去外面的街上解决一个被撞倒的酒鬼的事了。
“当这些女人的丈夫正在前线为自由世界的未来抛洒热血时，她们却在享受着自己的快活时光。我根本不觉得她们值得帮助，你认为呢？”
“这会发生吗？莱克小姐。”
从我读到的来信内容来看，我不觉得她说得对，但鉴于伯德太太现在正在气头上，所以也没什么争论的必要了。而且，说实话，我为什么要在乎读者问答版面呢？
我听到凯瑟琳的椅子蹭地板的声音。接着，传来了一个陌生的、非常冷漠的声音。
但当伯德太太开始了她第二阶段的教育，解释着人性有多险恶时，我意识到，我真的在乎，我真的，实实在在地能感到她们的痛苦。
“如果我怀了孩子，”我对着漆黑的木地板说，“我希望有人能帮忙。”
我在乎那些往这个过时的、毫无价值的周刊写信的女性。伯德太太基本没什么信件，所以她完全有时间回复每一封信。然而，她却雇了像我这样一个低级职位的助手帮她把信一封封剪掉，这样她就可以满伦敦跑忙着自己的慈善事业。自己的家被炸掉，你肯定也不好过吧，我这样想着，缄口不语，不顾伯德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高谈阔论，也不顾她一遍遍地重复着要挺直脊梁骨。
我弯腰去捡一个掉在桌子下面的信封。
她或许不在乎这些读者，可我在乎。
“艾米，瞧，”她平静地说，“我知道这种情况很糟。有时，我也觉得非常难受。但你无能为力。如果伯德太太说，让我们无视那个，呃，你知道的，那个……怀孕的人，我们只能听命从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头发也随之晃动，“即便我们不喜欢这么干。”
来《女性挚友》工作是一个错误，但放弃这份工作会更糟。或许跟伯德太太反抗没什么希望，可如果我丢掉了工作，下一任打字员根本就不想努力又怎么办？如果没人支持那些写信来、绝望透顶的女性又该如何是好呢？
凯瑟琳叹了口气。
我曾经一直认为，报纸上关于战时的报道都是准确无误的。战争、敌军伤亡还有政治家和领袖们发表的重要通告。但现在，我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想错了。政府总说在后方每个人的付出对于战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支持前线战士的同时需要保持正常的生活，就好像一切如初，只有这样，阿道夫才不会认为自己的阴谋得逞了。在男人休假时，我们需要精神抖擞，坚韧不屈，心情愉快地涂上口红，展露自己最美丽的一面，而当他们再次奔赴前线时，我们也不会哭泣或是感到沮丧。当然，我当然同意这一点。
我知道自己选错了对象。我应该去说服伯德太太的。
但如果陷入困境或出现了差错呢？报纸上没有提及那些写信给伯德太太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因为战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思念自己的丈夫，她们感到孤独以至于爱上了错误的男人，还有那些天真的年轻女孩，在艰难的时候努力想要理清思路。这些问题人们都会有，可现在局势如此混乱，她们只能靠自己坚持下去。
“说实话，凯瑟琳，”我说，“如果我们谁的忙都不帮，那《女性挚友》读者问答版面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谁又来做她们的后盾呢？
我停了下来。我不是个爱哭鬼，但我发现自己的嗓子哽住了。我给伯德太太看过这封信。她只是说，这个女人咎由自取。
我仍然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一名像我之前读到过的战地女记者，她随身只带两件皮毛大衣，就意志坚决地奔赴西班牙内战的前线探索真相追踪报道。我也想参与到那种行动中去，感受那种激情。
“亲爱的伯德太太，当初，他们疏散在伦敦的孩子时，我不忍心与自己的小儿子分离。两个月前，我们被炸得很惨，我的小儿子会终生瘫痪。”
不过成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梦想得推迟一下了。伯德太太还沉浸在另外一个年代。三十年前，或许她的观点还能被人接受，但现在已经过时了。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战争。这是每个人的抗战，是我们大家的抗战。
“这类人？”我说，想到了基蒂和她的小儿子，“天哪，凯瑟琳，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在你我身上的。这并非只是一类人的问题。你再看这封。”
我想要干好这份工作。我想要留在《女性挚友》帮助那些读者。虽然我还不清楚该如何下手，但人们需要帮忙。
“艾米琳，别念了，”凯瑟琳不耐烦地说，“你知道，伯德太太不会搭理这类人的。”
是时候放下身段了。
“亲爱的伯德太太，我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在战争开始前便失去了丈夫。我朋友不多，当一个非常善良的士兵被安置到我家后，我们变得亲密起来。然而现在，让我恐惧的是，我发现自己怀了他的孩子。我给他写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很绝望——求求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伯德太太，”我振奋精神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恐怕我还不了解整体状况，”笨头笨脑似乎是最好的理由，“现在我清楚多了。我真的很抱歉，自己接受的速度太慢了。您不必再强调了。现在我能给您看一封署名‘对法国失望’太太的来信吗？”
“为什么伯德太太不能帮帮她呢？”我问，“如果他真的不爱她，这个女孩会很痛苦的。我们只要告诉她，天涯何处无芳草不就可以了吗？还有，还有，这一封。”我打开抽屉，掏出来另一封绝望悲伤的来信，一封我之前没舍得扔掉的信。
我递出一封信，伯德太太接过去了，脸色仍然凶煞。过了好久之后，她微微点了点头。
我凶巴巴地瞪着她，但她根本就不是我生气的对象，这真的很不公平。
“莱克小姐，你的道德水准非常低，低得不能再低了。”
“我要跟他结婚，期待他能回心转意吗？”
她说得好像我是被一群特别可怕的妓女养大的，或是沾染了一身欺负弱小的恶习似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尽力表现出后悔莫及的样子。
我并没有停下来。
“我不想再看到那样的信，”她指着我的桌子发出最后声明，“我不会看的，更不会回信。她们都不是好人。”
“艾米琳，”凯瑟琳的脸色煞白，轻声说，“别念了。”
她一边说一边将我之前给凯瑟琳读的来信全部扔到了垃圾桶。
“亲爱的伯德太太，我真的很爱我的未婚夫，但他突然对我变得非常冷淡。他说他是喜欢我，但谈不上痴迷。”
接着，就像在一艘恶劣天气下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巨大帆船，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气势磅礴地出了门。
“我们应该帮助像这样的女士。”我说着，开始读一封署名“困惑者”的来信。
凯瑟琳和我静静地坐着，直到听见伯德太太办公室的门被砰地狠狠甩上。
不能因为自己很疲惫就胡乱发脾气，这是不对的。前一晚的空袭很猛烈，虽然我在消防站加了个漫长的夜班，但半个伦敦应该也彻夜未眠。我们同病相怜。可我还是觉得，对读者的来信视而不见是错误的。
“哎呀。”我说，得意得忘乎所以。
“我的上帝啊，凯瑟琳，她不在。”我说。
“唷，”凯瑟琳悄悄地说，眼睛瞪得有汤盘那么大，“你刚才很勇敢。”
凯瑟琳紧张地盯着门口。
“你觉得我俩算是打了个平手吗？”我说着突然咯咯笑了起来。
“不会多的，”我说，“你看看其他的周刊，里面全是关于坏丈夫、生不生孩子，或是当你的男朋友已经驻外参军一年，你对于能否重逢的疑虑所给出的建议。”我想起了埃德蒙，大多数时候我压根都不知道他身在何处。“那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话题啊，而不是什么这个六月会不会有蚁患。谁担心那个啊!”
“我认为差不多是那样，”凯瑟琳说，“你能帮我澄清，真是太感谢了。”
“总会有些坚持不懈的人。”凯瑟琳说。她今天穿了一件式样复杂的双面针织开襟羊毛衫，看上去有些不安。
“嗯，那个也不是这样，”我说，“你早就让我闭嘴的。把你牵扯进来，我很抱歉。我再也不会提那些愚蠢的信件了。”
“说实话，凯瑟琳，”一天早上，当我在拼命想要凑齐交给伯德太太的来信时说，“如果我们总是拒绝回复，总有一天会没人再写信来的。”
“没关系，”凯瑟琳说，“说实话，我还挺享受的。现在我得去一下收发室。”争吵结束后，她看上去放松了不少，急匆匆地朝楼梯口走去。
但我的确也有一些意外的成功。一个特立独行的读者来信询问比顿夫人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很早去世了(“当然存在了，莱克小姐，二十九岁走的。”)；还有一个觉得加拿大的生活十分孤单的海外读者(“情绪低落改变不了任何问题，莱克小姐，我们必须告诉这些人要振作起来。”)。这几封信的反馈都不错，但从“令人不快”的标准提升至可以接受范围的来信还是屈指可数。
当凯瑟琳离开后，我往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能问问你吗？莱克小姐，列表上有没有写‘愉快’二字？”
“我不想再看到那样的信。我不会看的，我更不会回信。”
两天后，我又因一个担心自己新婚之夜的少妇陷了困境。“我朋友说她的新婚之夜没什么好写的，但我还是对即将到来的一夜充满了忧虑”再次引发了另一个坚决的回应。
看上去清晰明了。我会全力以赴。我会严格遵照伯德太太的指示，绝不让她看到一封不符合列表规定的来信。
“莱克小姐，”她厉声说，“出轨。你疯了吗？”
如果伯德太太不愿意回信，那我就自己给读者们回信。
但伯德太太根本不在乎。
当然，这是冒险，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我之前用伯德太太的名义给“一片混乱”回了信，也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我咬着嘴唇思考着。对，我能行。如果我小心再小心，我相信自己能做到的。
周一，由于递交了一份咨询出轨丈夫的太太的来信，我被伯德太太狠狠训斥了一顿。我真心为她感到难过。“我的心碎了，”她写道，“当我发现，深爱了二十年的丈夫竟然跟自己的一个同事私奔了……”
我从文件柜里取出来一大沓柯林斯先生的文稿放在办公桌的前面，这样即使凯瑟琳走进来也看不到我在看什么。随后，我偷偷摸摸地从垃圾桶里把之前伯德太太丢掉的信件捡了回来，重新看了一遍。
我还是无法忍受剪掉其中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来信。于是，我偷偷地将它们藏在抽屉里，虽然并不知道该做何处理。
我对其中的一些人完全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个人经历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我瘫坐在椅子里，咬着指甲，想起了柯林斯先生告诫我的话：只管尽力去做，做到尽善尽美。
我已经很努力地筛选掉那些令伯德太太不快的来信了，但由于来信数量稀少以及对不道德的定义门槛极低，很难凑够数量。每次打开一封信，我都满怀希望，温和的开头使我备受鼓舞，但只读到第二行中间，就出现了“已经不爱我了”或“我现在怀孕了”的字眼，希望一次次地被打碎。尽管伯德太太坚信，只要态度热忱，再加上一次轻快的散步，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大多数《女性挚友》读者的烦恼太棘手，以至于整整一辆车的新鲜空气也无法解决。
我必须刻苦学习了。对于一个合格的问答专栏作家所具备的资质，我需要做一番研究，以免让读者陷入更加糟糕的状况。我瞬间就开心起来了。这就是记者一直所做的工作——挖掘一个大新闻。战地记者懂得如何秘密行事。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帮助读者的。
然而，接下来的一周，事情又变得棘手起来。
即使我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还是有很多其他有名的杂志提供了答案。我不会照搬它们的说法，但我可以借鉴学习。我对跟同龄的女孩们对话充满了自信，所以即便帮不了别人，我也可以从帮助她们开始。
在办公室，我用那台古老的打字机快速地打好伯德太太版面上的问题和柯林斯先生的两篇浪漫故事后，主动请缨帮凯瑟琳和其他人，协助完成他们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做的每项工作。慢慢地，当马奥尼太太称赞我是“珍宝”时，我很开心，在《女性挚友》的生活终于有了起色。
等到凯瑟琳和因迟到而慌张不已的茶点女服务员布塞尔太太一起出现时，我感到很兴奋。我的垃圾桶里塞满了被剪碎的读者来信信封，而我已经将三封信藏在手提包暗处，准备带回家。我要买回来所有能买到的女性周刊，向邦蒂和消防站的姑娘们借来她们手上所有的藏品。我可以写完回信后通过大厦外面街上的邮筒寄出去，即便有人回信感谢伯德太太“她”所给出的建议，反正看信的第一人都会是我，我也会确保伯德太太不会看到这些信。
在本周剩余的几天里，我发了疯地工作，想要成为那种所谓的好员工。虽然我搞砸了一切，最后落得个在《女性挚友》工作的职位让我失望不已，但我仍保留着消防站的工作，所以算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看所有报纸的习惯依旧没变，吸收着有见地的政治观点，渴望着有天能得到去《纪事晚报》工作的机会，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的希望也不放弃。我每天给埃德蒙写信，尽量写得轻松愉快。
她永远都不需要知道其中的细节。
我决定对此事只字不提。
这是最高级别的间谍行动，如果布塞尔太太没有像往常一样警告我早茶的危害，我肯定会感到一阵恶心。
我在想邦蒂会作何评价。我觉得她会说我的脑子坏了，而且一旦有人发现，我就会被解雇。她这样也没错。我希望自己能够帮上“一片混乱”的忙，但假装是伯德太太给出的建议？邦蒂真的会以为我疯了。至于埃德蒙，我想都不敢想。
“等着瞧吧，等你四十岁，”她宣称，“你现在正在改变的半路上，一切变化都会在你臀部显现出来。”
我再也不能这么干了。这错得太离谱了。即便我坚信伯德太太永远都不会发现，但这么做还是太疯狂了。
听到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我做出了恰当的回应，转而开始兴致勃勃地挑选饼干。由于种类有限，没过多久，我就带着一杯茶和一块碎了一点点边的姜汁饼干回到了打字机前面。
等踏上外面由于下雪结冰的道路时，我迫不及待地将证据丢进了邮筒，然后跳上了一辆错误的公交车，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
我对自己的计划感到十分兴奋。而凯瑟琳也因为找回了伯德太太一个丢失的包裹而开心不已，话也多了起来。
离开大厦的过程十分漫长。电梯每到一层都会停，我站在里面大汗淋漓，接着，我用半走半小跑的笨拙方式跨过了门厅，全程都在担心有人在我肩头上重重地一拍，当场活捉我。
“我很高兴自己找回了它，”在布塞尔太太转移到下一个部门给他们提供增肥的食物后，她说，“里面全是新式样和样品。如果我们丢了这个的话，伯德太太肯定会大发雷霆的。鉴于今早发生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低调一点。”
接着，我抓起帽子和大衣急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她根本就没看到我由于愧疚而涨红的脸。
我突然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这不像是我的行为。
“噢，天哪，这么晚了我必须回家了，明天见!”我大声喊道，一口气说完。
“我想说!”我咆哮着，嘴里塞满了食物。
于是离开办公室时，我小心翼翼地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根本不敢正眼瞧凯瑟琳一眼。
凯瑟琳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的声音。
所以，说实话，这跟我给朋友写信一点儿也不一样。
我回到了柯林斯先生的作品上。
用的是《女性挚友》抬头的信纸。占用了《女性挚友》的工作时间写信。
《想入非非》。本刊最新浪漫连载小说的更新章节。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伪造了她的签名。
“傻乎乎的小克拉拉，”我照着他的手稿打着字，“在这个镀金又幸运的生活中有无数的精彩篇章等着她。真希望她能够睁大眼睛，看看年轻的上校有多爱她……”
当凯瑟琳一边喋喋不休地嘟囔着自己差点把防毒面具落在了地铁上，一边走进来时，我已经将信塞进了自己的包里，漫不经心地打印起一篇专栏文章，装作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一样。如果不是我在“一片混乱”的信末尾签上了亨丽埃塔·伯德太太的名字，那感觉就像是给自己朋友写信一样。
都是些令人心碎、风花雪月的内容。我不停地打着字，故事也变得越来越戏剧化。我只是一个兼职的初级打字员，兢兢业业地完成分内的工作。
Dear Mrs.Bird
[1] 霍利·哈维·克里平(1862—1910)：通常被称为克里平医生，臭名昭著的谋杀犯，由于谋杀妻子在伦敦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