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没有力气关箱子，跌坐到椅子上。狗将下巴支在沙发边上，从下面观察着我。我们死盯住对方看了好久。
我把打开的箱子在“客厅”里排成行。她有大小不同的六个。连着我的，共有十一个，还不包括柳条柜。我将旧报纸、衣服收集起来，但是，她的衣服要整理成序，更加困难。当我以为真正完成了任务时，发现一条新裙子、一瓶香水或者一堆头巾还没有装进去。狗坐在长沙发上，专注地盯着我走来走去。
天亮了，一丝隐约的记忆涌上心头。我在什么时候已经经历过类似的时刻？我回想起了十六区和十七区——摩尔上校街道、维拉雷德儒瓦厄日广场中心花园、巴尔富里埃将军大道——那些带家具出租的房子，那儿的墙上贴着与埃尔米塔日饭店的房间里一样的墙纸，那儿的椅子和床也引起同样忧伤的情绪。在德军到来之前，人们成群地从这些灰暗的地方、不稳定的落脚点撤走，在它们身上，不留下你的任何痕迹。
我开始整理行李。我关上房间里的所有灯，以免惊醒她，只亮着床头柜上那盏小支光电灯。我在壁柜里一步步地寻找着我和她的衣物。
她把我弄醒了。她张大嘴巴看着满得要爆裂的箱子。
我坐在窗台上瞧着她。有人在什么地方放焰火。
“你为什么这么干？”
她睡着了。头沿着床的横档滑动着。她的双颊微微鼓起，带着几乎察觉不出来的微笑，她显得比平时小了五岁。她就像每次我给她读《英国史》那样睡着了，只是这一次比听莫洛亚的历史时入睡得更快些。
她坐在最大的那只石榴红皮箱上。她显得精疲力竭，好像帮我整理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行李一样。她穿着海滨浴衣，胸口那儿半开着。
她打断了我两三次，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在美国干什么工作？”“我们怎么弄到签证？”“我们拿什么钱来生活？”我几乎弄不明白，我对我的话题那么专心，她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含糊。她半闭着眼睛，甚至全闭上，突然又圆睁双目，带着令人恐惧的表情看着我。不，我们不能待在法国，待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小国家，不能再置身于满脸充血的酒徒、自行车运动员，和那些精于区分几种梨的笨蛋美食者中间了。我气得透不过气来。我们不能在这个围猎的国家里再多待一分钟了，一切都结束了，不要多待，马上整理箱子！
于是，我重新低声地给她讲了一遍美国。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抑扬顿挫地吟诵着句子，所有的一切组成了一首配乐朗诵。
她皱着眉头，认真地听我说话。她躺在床上，穿着那套旧的带红点的丝质睡裙。我跟她解释着我的计划：大西洋轮船公司，阿尔贡金饭店和我表姐贝拉·达维……我们从这儿航行几天即可到达美国，我说着说着，那块“希望之乡”也好像离我越来越近了，几乎触手可及。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它的亮光了吗？在那儿，湖那边。
说了一通理由之后，我告诉她，莫洛亚，她欣赏的作家，在四十岁那年去了美国。莫洛亚。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顿晚餐留给我的记忆。
莫洛亚。
我们四个人碰杯，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因为曼特建议我们这样做。他的朋友淡淡一笑，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愉快亮光。依沃娜抓着我的手。服务员已经在收拾桌子了。
她点点头，朝我亲切地微笑着。她答应了。我们尽快出发。她不想挫伤我的积极性。但是我必须休息。她把一只手放到我头上。
“不是的。”我说。
我还有那么多的细节要考虑。比如，狗的签证。
“他坚持要去美国，”曼特说，“那么，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她微笑着听我说，没有表示异议。我讲了好几个小时，同样的字眼重复出现：阿尔贡金、布鲁克林、大西洋轮船公司、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贝拉·达维……她真有耐心。
这次，依沃娜忧虑地看着我。
“你该睡一会。”她不时地重复一句。
“准备行李去美国。”我断然回答。
我等待着。她干什么去了呢？她答应我，她会在去巴黎的火车到站之前半个小时来火车站的。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火车。但是，火车刚刚开走了。我站在那儿目送着有节奏地离去的车厢。我身后的一张凳子边上，我的皮箱和柳条柜围成了一个半圆，柳条柜竖着放在地上。不柔和的灯光在站台上投下一些阴影。我又体验到了那种空虚和麻木的感觉，它们随着火车的离去接踵而至。
“你们今晚干什么？”
其实，我料想到了。如果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那才叫不可思议呢。我重新瞥了一眼我的行李。总是拖着三四百公斤的东西在身边。为什么？想到这里，我发出一声干笑，身子跟着抖动了一下。
“这是市政府的乐队在演奏。它演出所有的声光节目。”曼特说，然后，他转向我们：
下一班车午夜十二点零六分到站。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走出火车站，把行李扔在站台上。行李中的东西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另外，移动起来也太重了。
曼特已经要了些白葡萄酒，我们是唯一还待在浮桥上的食客。远处的扬声器在播放一首音乐，我们只能听到一些片断。
我走进凡尔登饭店旁边的圆顶咖啡馆。它叫刻度盘咖啡馆，还是叫未来咖啡馆来着？一些下棋的人占据了里头的几张桌子。一扇棕色木质大门朝弹子游戏室开着。几盏变幻不定的红色霓虹灯照亮了咖啡馆。我听见间隔时间很长的弹子球的碰撞声和霓虹灯连续的噼啪声。没有其他声音，没有说话声，没有叹息声。我低声要了一杯椴花薄荷茶。
这种意见缓和了气氛。
突然，美国好像离我非常遥远。阿贝尔——依沃娜的父亲——他来这儿玩弹子吗？我真想知道。我感到一阵麻木，我在这间咖啡馆里重新找到了我曾经在梯耶尔公寓的房东布法兹夫人家经历过的那种宁静。由于交替现象或者循环精神病症状，一个梦想接替了另一个：我不再想象和依沃娜一起去美国，而是去一个外省小城，一个格外像巴约讷的城市。是的，我们住在梯耶尔大街上，夏天晚上，我们去剧院的连拱廊下，或者沿着布夫雷尔小径散步。依沃娜伸出手臂让我靠着，我们聆听网球的“嘣嘣”声。星期天下午，我们绕着城根散步，坐在公园里靠近莱昂·博纳半身塑像的那条凳子上。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不稳定的生活，巴约讷，是我们的休憩所和温柔乡。也许现在不算太晚。巴约讷……
“我也一样。”曼特的朋友粗暴地说，这种说话方式与他说话之前表现出来的羞涩和忧郁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到处找她。我企图在圣罗兹众多的就餐者和跳舞者中间发现她。这个夜晚在本季的庆典计划上是有记载的：“闪烁的夜晚”。我想，是的，闪烁的。节日彩纸像一阵急骤而短暂的大雨，淋到了人们的头发和肩膀上。
“我厌倦了，我，厌倦了法国。”我用一种无可辩驳的语气说。
在比赛那天晚上他们占据的那张桌子旁边，我认出了富索里雷、罗朗米歇尔夫妇、棕发妇女、高尔夫球俱乐部老板和两位晒黑了的金发妇女。总之，他们一个月来不曾离开过他们的位子。只有富索里雷的发型变了一下：抹过美发油的第一个波浪在额头周围形如王冠，背面凹陷下去。另外一个波浪非常宽阔，正好通过头顶上方，然后如瀑布般地倾泻到颈背上。我不是在做梦。他们起身，迈向舞池跳舞。乐队演奏着一首快速狐步舞。他们混在其他的跳舞者中间，正好处于彩纸雨的下方。在我记忆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旋、在转，形成漩涡，又散开。漫天尘埃。
我感到怒火中烧。
一只手搭到我肩膀上，是这儿的那个名叫布里的经理。
可是她笑了。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随便地对待我的计划。
“您在找人，克马拉先生？”
“但是，我和维克多已经出发去美国了。”依沃娜表示。
他在我耳边小声问。
“我要在那儿过三四天，我一回来就给你们打电话。”
“雅吉小姐……依沃娜·雅吉……”
他到底去干什么呢？他到古斯底凯在电话中指示的伯尔维或者阿哈萨楼去会见谁呢？有一天，他也许不能活着回来。日内瓦，一个表面上清洁神圣，实则荒淫无耻的城市，靠不住的城市，中转过境城市。
我不抱希望地说出这个姓名。他也许不知道这姓名代表的是谁。这么多的面孔……顾客一晚又一晚地接连而来。如果我给他看一张照片，他肯定认得出来。我们必须随身携带我们所爱的人的照片。
“不行，”曼特说，“我今晚必须去日内瓦。”
“雅吉小姐？她刚刚在丹尼尔·昂德利克斯先生的陪同下出去了……”
“我们等一下可以经过那里。”依沃娜微笑着建议道。
“您肯定吗？”
“不知道。”另一个回答，他的眼神比刚才更加失望。
我的表情肯定很奇怪，像一个要哭的小孩那样鼓着腮帮子。因为他抓住了我的胳膊。
他问他的朋友。
“当然肯定。在丹尼尔·昂德利克斯的陪同下。”
“我们应该待在城里观看的，”曼特说，“我喜欢声光表演。你呢？”
他不说“和昂德利克斯先生一起”，而说“在昂德利克斯的陪同下”，我知道，这在有教养的开罗社交界和亚历山大社交界是很普通的高雅谈吐，但是，法语对此是有严格规定的。
从我们的桌子这儿，可以望见远处城市的灯火，如果将目光稍微转一下，另一束从河正对面射过来的闪烁的亮光将吸引你的注意力：那是圣罗兹。那天晚上，卡西诺和斯波尔亭的正墙被聚光灯照得通亮，一束束光线一直照到湖边，给湖水染上了红红绿绿的颜色。我听见被扬声器过分放大的声音，但我们隔得太远，听不清楚内容。那边正在进行声光表演。我在当地的报刊上看到，值此机会，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位演员，我想也许是马尔夏，将朗诵阿尔封斯·德·拉马丁的《湖》。这也许是他的声音，我们感到声音在回荡。
“您愿意一起喝一杯吗？”
“别说话，吃饭吧。”曼特用慈爱的语气说。
“不，我得赶十二点零六分的车。”
“那些混账裁判……在自由造型这一项上，我应该得最高分……”
“那好，我送您去火车站，克马拉。”
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也是第一次注意到他淡紫蓝色的眼睛。直到今天，我还能回忆起他眼神里那种孩子气的伤心。曼特在他碟子里堆满了生食物。他的那位朋友总跟我和依沃娜说话，他觉得我们可以信赖。
他牵着我的袖子，显得很亲密，也很恭敬。我们穿过嘈杂的舞厅，那里还在演奏狐步舞曲。彩纸现在像雨线一样，遮住了我的视线。他们笑着，在我周围剧烈地摇动着。我撞了一下富索里雷。那位叫梅格·德维尔丝的晒黑了的金发妇女，扑上来搂住我：
“我运气不好，什么……”
“啊，您……您……您……”
勒内向我们解释说，他的朋友参加了今天下午举行的“法国最健美男子”竞赛。比赛是在卡西诺举行的。他只获得了“青年组”的第三名。曼特的朋友将一只手插进头发里，对我说：
她不愿松手，我把她拖了两三米远。我终于还是摆脱出来了。我和布里又走到了一起，到了楼梯口。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上沾满了彩纸屑。
他像在对一个小孩说话，但这小伙子年龄肯定比我大一点。他金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长着一张天使一样的脸庞，有一副摔跤运动员的肩膀。
“今天是闪烁之夜，克马拉。”
“你现在必须吃东西。”
他耸了耸肩。
那个小伙子动了一下脑袋，以此作答。
他的车停在圣罗兹前面的湖边小径边上。一辆森卡·尚博尔牌小汽车，他郑重其事地为我打开车门。
“哎，感觉好点了吗？”
“请进老爷车。”
他带着怀疑的神情对我微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句不切实际的话。他转身问他朋友：
他没有立即发动汽车。
“是的，”我说，“去美国。”
“我在开罗有一辆敞篷大车。”
“古怪的想法。”
他突然问：
很明显，他不理解。
“您的箱子呢，克马拉？”
“去美国？”
“在火车站。”
“你知道维克多向我建议什么吗？他想带我去美国。”
车子开了好几分钟，他又问我：
她又看了我一眼，大笑起来。然后说：
“您要到哪儿去？”
“从来如此，亲爱的。”
我没有回答。他减慢车速，时速不超过三十公里，他向我转过头来：
“从什么时候起？”依沃娜问。
“……旅行……”
“是的，如果愿意的话，”曼特说，“这家饭店大致可以作为约会地点……”
他沉默了。我也一样。
“这儿真舒服。”我这样说，作为开场白。
“必须定居在某个地方，”他终于说了一句，“哎……”
他穿着米色的山东绸西装，用手臂向我们做了个手势。他身边还坐着一位年轻小伙子，他向我们介绍了，但是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我们坐在他们对面。
我们沿着湖畔行驶。我最后看了一眼正对面维利埃的灯光，卡拉巴塞尔黑乎乎的一大片呈现在我们前方。我闭上眼睛，想感觉一下缆车通过，但是，没有。我们离缆车太远了。
这地方让人想起马恩河畔的小酒店。桌子摆在一个很大的浮船上，周围布置着葡萄架，以及种着绿色植物和灌木的盆栽。人们在烛光中吃晚饭。勒内选了一张离水最近的桌子。
“您会回来吗，克马拉？”
她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高跟鞋，亲吻我的面颊，叫我迟一点再跟她讲这个。过了九点了，曼特在维利埃杜拉克的雷塞尔饭馆等我们。
“不知道。”
“行。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很简单……我们去美国……”
“您运气好，可以走。哎，这些高山……”
“这不行吧？”她问我。
他跟我指了指远处在月色中依稀可见的阿拉维斯山口。
她过来坐在台阶上，挨着我，抱着我的胳膊。
“总觉得那些高山要塌下来压到你身上。我感到窒息，克马拉。”
“我们去美国好吗？”
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信赖令我感动。但是，我没有气力去安慰他。再怎么说，他比我年长得多。
我喊出了这句话，但很担心它待在我的喉咙眼里没出来，或者转变成了一阵腹鸣。于是，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更加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我们沿着勒克拉克元帅大道进了城。附近是依沃娜的故居。布里危险地将车行驶在左车道，像英国人一样，但是，很幸运，对面方向没有车来。
“我们去美国好吗？”
“我们提前到了，克马拉。”
我数到三，在一个大楼梯的一级阶梯上坐了下来。顺着斜坡，我看见了下面的接待处，看门人正同一个抽烟的秃了顶的人在说话。她转过身来，十分惊奇。她穿了一件蓝色平纹细布连衣裙，戴着一条同样颜色的头巾。
他把尚博尔车停在火车站广场上，凡尔登饭店的前面。
然后，我指望我表姐贝拉·达维把我们引进电影界，她已经在那儿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就这样，我的计划大体上就这样。
我们穿过冷清的大厅。布里甚至不需要买站台票。行李还在原来的地方。
出发去美国的计划，在告诉她之前，我思考了好几天。她可能不会认真对待。首先必须安排好物质细节，不要临时抱佛脚。我得筹集旅费。我在日内瓦珍本收藏家那儿骗取的八十万法郎，还剩下一半，但我指望着另一项收入：一只珍稀蝴蝶，别在一个小玻璃盒子底下，装在我箱子里好几个月了。一位专家曾断言，这只动物起码值四十万法郎。因此，它价值约为四十万法郎的两倍，如果我把它卖给了一位收藏家，我就可以从中抽出三分之一来。我要亲自去大西洋轮船公司买票。我们将下榻在纽约阿尔贡金饭店。
我们坐在长凳上。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人。宁静、微热的空气和照明，颇有热带地区气氛。
或者，我们就待在美国，在乡下找一所大房子。搁在曼特客厅里的一本书的标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怀俄明的绿草坪》。我从没有阅读过这本书，但是，我现在只要看一眼《怀俄明的绿草坪》，我的心里就感到一阵刺痛。归根结底，我想和依沃娜一起生活在这个并不存在的国度，生活在高高的草丛和透明的绿色当中。
“真奇怪，”布里说，“我还以为是在亚历山大市汉勒的小火车站……”
为了我们生活的第二个阶段，我将效法宝莲·高黛以及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
他递给我一支烟。我们神色严肃地抽着烟，什么也没说。我现在想，我当时满不在乎地吐了几个烟圈。
我准备很久以后再回欧洲。我们会隐居到山区——泰森或安卡帝纳，住在一个有花园环绕的宽敞山间小木屋里。架子上陈列着依沃娜的奥斯卡奖杯和耶鲁大学、墨西哥大学授予我的荣誉博士证书。我们会养上十来条德国狗，它们负责驱赶可能来到的参观者。我们永远不见任何人。我们像在埃尔米塔日饭店和“凄凉别墅”里面那样，整日在房间里度过。
“依沃娜·雅吉小姐真的和丹尼尔·昂德利克斯一起走了吗？”我用冷静的声音问他。
我是从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的例子中受到了启发吗？我很快想到了美国。在那儿，依沃娜从事电影事业，我搞文学创作。我们在布鲁克林的犹太教堂里完婚。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许我们最终会战胜它们，如果我们克服了困难，我们的梦也就圆了。阿瑟和玛丽莲、依沃娜和维克多。
“是的。为什么问这个？”
我什么也不会留下，因为我没有任何牵挂，依沃娜也斩断了牵挂。我们将拥有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捋着黑色小胡子。我猜想，他会对我讲些让我好受的事情以及关键性的东西来，但他没有。他的额头上起了皱纹，汗珠肯定会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他看了一下表。十二点零两分。于是，他费力地说：
但是，法国在我眼里一下子显得那么狭小，在这儿，我不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才干。在这个小小国家里，我能追求什么呢？做古董生意？当书籍中间商？成为喋喋不休而又畏缩不前的作家？这些职业，没有一样能激起我的热情。我必须跟依沃娜离开这儿。
“我是可以做您父亲的，克马拉……听着……您的生活就在您面前……必须勇敢……”
我的确严肃认真地思索过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的婚姻，一位来自美国中心地带的真正美国女性和一位犹太人之间的婚姻。我和依沃娜与他们几乎有着相似的命运。她，这位娇小的法国本土女郎几年之间将成为电影明星，我呢，最终会成为一个戴着大大的玳瑁架眼镜的犹太作家。
他左顾右盼，看看火车来了没有。
因为，虽然我们俩在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美妙而又消沉，但这并不妨碍我憧憬我们的未来，我看到了我们越来越清晰的五光十色的未来。
“我也一样，在我这个年龄……我避免朝过去看……我在努力地忘记埃及……”
无论她在哪里——我想象她离我天遥地远——她都会模模糊糊地记得我们在埃尔米塔日饭店里的房间里做狗食时所拟定的计划和要实现的梦想吗？她会想起美国吗？
火车进站了。他凝视着火车，入迷了。
我经常问自己，她在哪儿呢？她肯定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我呢，只能凝视着照片，把她在那一段时间里的容颜记在脑海里。几年来，我想方设法，想看一次《来自山里的情书》这部片子，却始终没有找到。我问到的人都说没有这部电影。甚至罗夫·马德加的名字，他们都不大清楚。我感到遗憾。看那部影片时，我也许可以重温我熟悉而且爱慕过的她的声音、动作和眼神。
他想帮我拿行李上车。他一件一件地将行李递给我，我把它们排列在车厢的过道上。一只，两只，三只。
我的演说有时逗得她笑了起来。当我跟她说，导演肯定会注意到她在《来自山里的情书》里的表演时，我甚至看见她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不可能，她不相信这一点。她没有激情。玛丽莲·梦露当初也没有。激情会来的。
我们很吃力地搬着柳条柜。他在抬柜子和将柜子推向我的时候，也许拉伤了肌肉，但他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当我陈述自己对她的职业的见解时，她从不打断我。她真正听我讲了吗？最初，她也许惊奇于我如此大的兴趣，对我如此热情地同她谈论美好的未来感到满足。也许，我不时地向她传播我的热情，她自己也开始往那方面想了。但是持续不了多久，我想。她比我年长。我重新思考得越多，越认为她那时正处于一切都摇摆不定、一切又显得有些晚了的青年时期。船还在码头，只需穿过步行桥，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您患了轻微的关节强硬症。
工作人员将车门“砰砰”地全关上了。我放下玻璃窗，俯身把头伸出车外。布里朝我微笑。
她躺在床上听着，一言不发。我跟她谈到玛丽莲·梦露艰难的起步，谈到她最初作日历画的照片、开头的一些小角色，以及艰难攀登的一级级台阶。她，依沃娜·雅吉，不应该半途而废。先是“流动时装模特”，然后在罗夫·马德加的《来自山里的情书》中初次登台，刚刚又赢得了乌丽冈杯比赛。每一步都有它的重要意义。必须想到下一步，要攀登得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不要忘记埃及，祝你好运，老好人……”
差不多是玛丽莲·梦露去世的那段时间，我在杂志上读到了大量有关她的东西，我把她当作例子讲给依沃娜听。依沃娜也一样，如果她愿意，也可以在电影方面获得非凡的成功。坦率地说，她与玛丽莲·梦露具有同样多的魅力，但她必须具有同样多的恒心和毅力。
“老好人”这几个字他是用英语说的，让我感到很震惊。他挥动手臂。火车开动了。他突然发现，我们把一只圆形皮箱忘记在凳子边了。他一把抓起箱子，开始奔跑。他尽力追赶着车厢。最后他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对我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他手里提着箱子，笔直地站在站台的灯光下，像一名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哨兵——一个铅制的玩具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