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间的门清晰地显现出一个长方形光块。依沃娜在化妆。我把臂肘支在阳台上，观察着所有的人（大部分人都穿着晚礼服），侍应生来往穿梭着，我能看清楚乐手的每一个手势。同样，乐队指挥弓着身子站着，下巴几乎贴到了胸口上。一曲终了，他突然将头抬了起来，嘴巴张开，像一个窒息的人。小提琴手有一张微胖而和善的面孔，他闭着眼睛，轻轻地摇动头部，均匀地呼吸着。
下面，乐队开始演奏，吃晚饭的人也来了。在两首曲子的间歇中，我们听见低声的交谈。一种声音在这“嗡嗡嗡”的声音中显得特别突出——女人的声音——或者一声大笑。音乐又响起来了。我打开落地窗，好让嘈杂声和音乐传到我们这儿来。它们保护着我们，而且它们每天在同一时间响起，这意味着世界还在不停地转动。一直到什么时候停止呢？
依沃娜准备好了。我开亮一盏灯。她朝我微笑，目光神秘。原来，为了逗乐，她戴上了一双一直套到手臂中间的黑色长手套。她站在乱七八糟的房子中间，床没铺，浴衣和裙子丢得到处都是。我们踮着脚尖绕过我们的狗、烟灰缸、电唱机和空酒杯，走出房门。
被撕坏了的杂志铺满了地面。防晒龙涎香的瓶子滚得到处都是。狗横躺在扶手椅上。我们在那台老旧的泰帕兹牌唱机上放唱片。我们忘记了关灯。
夜深了，曼特将我们送回旅馆后，我们就听音乐。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几次埋怨我们发出的“喧哗”。那是里昂的一位工业家——我从看门人那儿得知的——和他的妻子，我曾经在乌丽冈杯比赛之后看到他们和富索里雷握手。我后来叫人给他们送过一束牡丹花，还附上一张条子：“克马拉伯爵给你们送上这束花，深表歉意。”
下午是空闲的，时间过得很慢。依沃娜经常穿一条黑底红点的丝质睡裙，上面有好几处窟窿眼儿。我忘了摘下我的“殖民者”旧毡帽。
我们一回来，狗就发出抱怨而又有规律的吠叫，一直持续到一点钟，没法使它安静。于是，我们宁愿放音乐，以盖住它的叫声。依沃娜脱衣洗澡的那会儿，我给她读了几页莫洛亚的书。我们没有关唱机，它继续放着一首疯狂的歌曲。我隐隐约约听到那位工业家用拳头敲击我们的房门发出的声音以及电话铃声。他一定通知了守夜的门房。也许，他们最终会把我们从饭店里赶走。那样更好。依沃娜已经穿好了她的海滨浴衣，我们为狗做吃的（我们有一堆食品罐头，甚至还有一个电炉，用来做狗食）。我们希望狗吃完后，能停止吠叫。那位工业家的太太觉得我们把唱机的声音放得太大，又在那儿吼叫：“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亨利，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给警察局打电话……”他们的阳台连着我们的，我们开着落地窗，工业家敲墙壁敲累了，跑到阳台上辱骂我们。于是依沃娜脱掉浴衣，走到阳台上，除了戴着黑手套外，一丝不挂。那边的那位看着她，热血沸腾，他太太拉着他的胳膊大叫：“啊，坏蛋……臭婊子……”
我下楼到大厅去找杂志。因为有外国房客，人们可以在那儿找到大部分的欧洲出版物。我全部买了下来：《奥吉》、《生活》、《电影世界》、《明星》、《名人私生活》……我瞥了一眼日报上的大标题。在阿尔及利亚、法国本土乃至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我宁愿不知道。我的喉咙打结了。我希望人们不要在插图报纸上谈论太多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要，不要。避免重大主题。恐慌又一次袭上心头。我在酒吧喝了一杯亚历山大酒来稳定情绪，然后带着一叠杂志上了楼。我们看杂志，在床上、地上、敞开的落地窗前、在被落日的余晖映照的金色斑点中间，到处打滚。拉娜·特纳的女儿一刀捅死了她妈妈的情夫。埃罗·弗南死于心脏病发作，一个年轻朋友问他，她该把香烟的烟灰放哪儿，他还来得及给她指了指用稻草填塞的豹子张开的嘴巴。亨利·卡拉像流浪汉一般死去。阿利·康王子，在聚雷斯内附近发生交通事故。我回想不起来有什么好的事情。我们剪下了几张照片，挂到房间的墙上，饭店经理也不见得不高兴。
我们太年轻。
她游泳，在阳光下伸展四肢。我像我的东方祖先一样，偏爱黑暗。下午开始时，我们回到埃尔米塔日饭店，在房间里一直待到晚上七八点。房间有一个很宽敞的阳台，依沃娜躺在中间。我坐在她身边，戴着一顶白色的“殖民者”毡帽——这是我保留的我父亲为数不多的纪念品之一，他买了帽子之后，我更加依恋他了。帽子是在圣日耳曼林荫大道和圣多米尼克大街交汇处的“体育和气候”商店买的。我那时八岁，我父亲准备动身去刚果的布拉柴维尔。他去那儿干什么？他从来没对我说过。
而且富有。她床头柜的抽屉里塞满了钞票。她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我没敢问她这个。一天，她为了关上抽屉，把一捆捆钞票整来整去，她跟我解释说，这是拍电影的报酬。她要求人家用面值为五千法郎的现金支付。她又补充说，她已经领取了乌丽冈杯比赛的支票。她给我看了一个用报纸包着的盒子：八百张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她喜欢纸币。
快十一点钟，当人们开始拥向斯波尔亭时，我们逃到一个小湖湾。人们从餐厅的露天座，经过一个风化的、建于高尔东格拉姆时代的楼梯，可以到达那里。下面，是布满卵石和岩石的湖滩；还有一个极小的小木屋，只有一间，开了几个窗户，窗上有护窗板。两个缩写字母刻在摇晃的木门上，是用哥特字体刻的：GG——高尔东格拉姆，还有日期：1903。这个极小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亲手搭建的，他来此沉思默想。高尔东格拉姆很敏感，也很有远见。太阳很晒时，我们就去里面待一阵。阴暗。门口有一块亮光。一股淡淡的霉气飘荡着，我们最终也习惯了。激浪拍岸的声音像网球声一样单调，令人安心。我们关上门。
她亲切地提出要借钱给我，但我谢绝了她的援助。我的箱子底下还压着八九十万法郎。那是我向日内瓦的一名书商出售两个“珍本”时赚来的，而这两本书我在巴黎的一个旧货商那儿只花了一点点钱就买到手了。我在旅馆接待处，把五万法郎面值的纸币换成了五百法郎面值的，把它们装进一个沙滩袋里。我将所有的钱全倒在床上，她把她的钱也集中到一起了。钞票堆成了非常可观的一大堆。我们为这么多的钞票惊叹不已，以至于后来急不可待地要把它们花出去。而我也从她身上发现了自己对现金的喜好，我想说的是那种很容易挣到的钱，成捆地塞进腰包的钱，不经意就会从指间迅速流走。
我们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我们起得很早。早上，经常有雾——或者说蓝色水汽，它使我们摆脱了重力的吸引。我们感到如此轻盈，如此轻盈……行走在卡拉巴塞尔林荫道上，我们几乎脚不着地。九点钟，太阳马上就要驱散稀薄的雾气了。斯波尔亭湖滩还是没有游客。只有我们两个，外加一个浴场伙计，他穿着白衣服，正在排列折叠式帆布躺椅和太阳伞。依沃娜穿着一套乳白色游泳衣，我借了她的浴衣。她洗湖水浴，我看着她游泳。狗的视线也随着她转。她向我打了一个手势，笑着，喊我游过去和她会合。我对她说，这一切太美了，明天会有一场灾难降临的。我在想，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我的一位同伴，穿着一件红绿相间的条纹浴衣，看着他的未婚妻在爱当洛克游泳池游泳。他像我一样，害怕地听着收音机。即使在这儿，安的堡海角，他都无法逃避战争……他的脑中塞满了避难所的名字，然而，他来不及逃跑。几秒钟之内，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怖占据了我的心胸，她从水里钻了出来，过来躺在我身边，晒日光浴。
自从那篇文章发表后，我时常问她一些跟她在这个城市度过的童年相关的问题，她避而不答，因为，她也许喜欢保持多一点的神秘感，同时，在“克马拉伯爵”的怀抱里，她对自己“卑微”的出身有些羞愧。我的真实面目也许让她失望了，于是我给她讲述我的亲人的奇遇。因为革命的缘故，我父亲很年轻时，就和他妈妈及姐妹们离开了俄国。在巴黎定居之前，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柏林和布鲁塞尔待了一些时间。和许多美丽高贵的白俄女子一样，我的姑姑们曾经在契尔巴赫利商店当时装模特，以此谋生。我父亲二十五岁那年坐帆船去了美国，并在那儿和伍尔沃斯商店的继承人结了婚。然后，他离了婚，得到了一大笔生活费。回到法国后，他遇到了我妈妈，她是爱尔兰音乐厅的艺术家。我出生了。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开普费哈附近，他们坐在游览飞机上双双遇难。我住在巴黎洛尔比荣街的一幢房子底层，由祖母一手带大。就这些。
然而，开始的时候，依沃娜还是很珍惜它的。她把它摆在客厅写字台上显眼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之初。然后，胜利女神像奖和奥斯卡金像奖也许会接踵而至。再后来，她也许会动情地在记者面前谈论它，在我看来，依沃娜无疑会成为电影明星。目前，我们暂且将《自由回声报》上的那篇长文章挂在洗澡间。
她相信我吗？半信半疑。她在入睡前，需要我给她讲一些有关有爵位的人和电影艺术家的“神奇”故事。我给她描述过多少遍我父亲和电影明星露普·维莉在贝弗利山庄的西班牙式别墅里发生的爱情故事？但轮到我要她讲讲她的家庭时，她总是说：“哦……没意思……”然而，与在外省的城市里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有关的故事，正是我幸福生活中唯一缺乏的东西。在我这个无国籍者的眼里，好莱坞、俄国王子以及法鲁克时代的埃及，同这个颇具异国风情的、几乎高不可攀的法国小女孩比起来，显得多么乏味、暗淡，我怎么跟她解释这些呢？
那只奖杯，现在在哪儿呢？在哪个柜子底下？在哪个杂物堆放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把它拿来当烟灰缸用。因为，托着舞蹈者的底座备有一个圆形边，我们在那儿揿灭香烟。我也许将它忘在旅馆的房间里了。我很惊奇，怎么没有把它带走？我其实是很喜欢小物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