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儿，在布琼尼的正规骑兵部队里，双马四轮机枪车并不怎么是绝对主导。但是我们所有的机枪队，都只乘四轮马车。按哥萨克人的想象，敞篷四轮马车分两种；一种是移民坐的，一类是陪审员坐的。当然这也不是想象，而是区别，确有其事。
布琼尼这方面的表现不输于马赫诺。这支军队难以消灭，活捉它想也别想。机枪，架在草垛底下，双马四轮机枪车，赶进农民谷仓，——它们已不再是独立战斗单位。这些保留下来的火力点，只可推测，但不可捉摸，整体上构成不久才建起来的乌克兰村庄——凶残、暴虐、贪婪。马赫诺可让这样一支每个角落里都藏有装备的军队，一小时内进入战斗状态，将其恢复正常则需更短时间。
坐在陪审员马车上，坐在并非心灵手巧打造的摇摇晃晃大车上的，是职位卑贱的红鼻子陪审员，一群赶着去验尸和破案的人，睡眼惺忪的陪审员颠簸在库班麦田的平原，而那些移民四轮马车，来自萨马拉及乌拉尔的伏尔加河流域，来自土壤肥沃的德国移民区。
双马四轮机枪车军队具有史无前例的机动性。
在移民马车橡木制成的宽宽的椅背上，绘着一幅家庭画——一串繁茂的德国红花。坚实的底板用铁条箍着。车轮上装上了让人难忘的板簧。这些板簧上多少代人留下的热量，我都感觉得到，它们正撞击着坑坑洼洼沃伦之路。
马赫诺就是这样的人，他像变化多端的大自然。装满干草的大车摆出战斗队形，正在占领一座又一座城市。婚礼队伍行至乡执行委员会门口，便集中火力开火，一位病弱的教士在头顶抖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让诸政权交出资产阶级分子、交出无产者、酒和音乐。
我体验到初次拥有的兴奋。我们每天午饭后便去套马。格里休克把马从马厩里牵出来。它们渐渐上了膘。我带着自豪的喜悦，在它们刷净的马肋上发现了幽暗的光泽。我们给战马按摩微肿的腿，给它们剪鬃，给它们套上哥萨克式的马具——一张由数根细皮带编成的杂乱而干硬的网，便一溜烟儿地驰出院子。格里休克侧身坐在驭座上，我坐的地方铺满了彩色的粗麻布和干草，它们散发着芬芳和安详的气味。高大的车轮在白色细沙地上吱嘎作响。一片片盛开的罂粟花装点大地，被摧毁的天主教堂在小山坡闪闪发亮。
教士和陪审员用的普通轻便四轮马车，由于国内局势激变也派上了用场，它成了具有威慑力和机动能力的战斗工具，它创造崭新的战略和战术，改变了司空见惯的战争面貌，培养了双马四轮机枪车的英雄和天才。马赫诺就是这样的人，他以自己那神秘和狡猾的战略为轴，打造成双马四轮机枪车，这种战略取消了步兵、炮兵甚至骑兵，将300挺机关枪固定在敞篷双马四轮上，取代了笨重不堪的庞然大物。
路旁的高岗上，在被炮弹炸毁的神龛里，矗立着裸露出浑圆手臂的圣乌尔苏拉(1)咖啡色塑像。细长的旧体字母歪歪扭扭地嵌在三角楣那发黑的金框里……“荣耀属于耶稣和其母……”
我有了双马四轮机枪车和车夫。双马四轮机枪车啊！这个词成为我们习惯建立其上的三角关系基础：砍杀——双马敞篷机枪车——鲜血……
一片死气的犹太小镇紧靠贵族的庄园。在砖制教堂的围墙上，闪现出先知先觉的孔雀，它是一碧万顷之中的一个冷漠的幻象。一座犹太教教堂被鳞次栉比的房舍遮挡，被压在贫瘠的大地上，无窗，凸凹，滚圆，活像哈西德教派的帽子。窄肩膀的犹太人愁眉苦脸地戳在十字路口。记忆中闪现南方犹太人的形象，爱生活，大肚汉，像廉价葡萄酒似的冒着泡。这一形象与眼下这些骨骼颀长、粗大的脊背，一把把焦黄的、悲剧式大胡须的痛苦而傲慢神态不可同日而语。在被痛苦地裁剪出来的激情线条里，没有脂肪和热血的涌动。加利西亚和沃伦的犹太人运动难以遏制，是暴风骤雨般和随心所欲的屈辱性的，但是其侮辱的力量暗中极为强大，对地主老爷暗中的蔑视无穷无尽。我注视着他们，理解了这个地区所爆发的事件，理解了包收酒税的《塔木德》经师的故事，放高利贷的拉比的故事，以及被波兰士兵强奸的少女们和因为她们波兰大地主们被枪杀的故事。
他当了五年德国人的俘虏，几个月前，他逃跑了，他穿过立陶宛，俄国的西北部，来到了沃伦，他在别廖夫市，被世界上最愚蠢的动员委员会擒获，强制服兵役。那里距格里休克老家克列明涅茨县还有50俄里。他的妻儿们都在克列明涅茨县。他已经有五年零两个月没回过家了。动员委员会让他给我当赶车的，我在那伙哥萨克里已不再被瞧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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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谋部给我派了个车夫，或用我们的话说，是派了个赶车的。他姓格里休克，39岁。
(1) 圣乌尔苏拉（？～383）基督教圣徒，殉道者，中世纪西欧国家极为流行的圣徒传说主人公，相传她与一万一千名修女跨越欧洲去罗马朝圣，归途中被匈奴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