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用一天就走了100俄里，同第十四高加索师会师，打退了敌人，便转移了。我们在马鞍上睡觉。在休息地，我们这些困得要命的人，便一头栽倒在地，战马便拉扯着缰绳，在收割过的田野里拖着我们这些睡着的人。入秋了，加利奇的细雨无声地飘洒。我们都成了闷声不语、头发蓬乱的躯体，兜着圈子，绕来绕去，时而钻进波兰人的口袋，时而又从里头爬将出来。我们丧失了时间感。我直到准备在托尔辛教堂过夜都没想到，我们离布加济奇只有十俄里。苏罗夫采夫提醒了我，我们彼此使了个眼色。
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在麻纱短睡衣外面加了件羊皮短大衣，到街上送我们。看不见的骑兵连在黑暗中狂奔。我在田野的拐弯处回首望去——托米琳娜正俯身把羊皮短大衣给站在她前面的男孩披上，窗台上那盏灯明灭不定的光芒，洒在她那温柔而瘦削的后脑上……
“主要是马累垮了，”他快活地说，“要不然我们早到了……”
“告诉我，您还回来。”他抖动着脑袋，不停地说。
“不行，”我回答说，“夜里抓瞎……”
我连帽子都没戴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塞文件。骑士们从各家院子里牵出马，在黑暗中喊叫、狂奔。我们从站在那儿系斗篷的旅长那里得知，波兰人突破了卢布林城下的防线，我们奉命打一场迂回战。两个团一小时后出发。被吵醒的老头从柠檬树叶后不安地注视着我。
于是，我们出发了。我们的马鞍上挂满了小礼品：一大块糖、一件女式红翻毛斗篷和一头才出生两周的活山羊羔。道路穿过摇摇摆摆的、湿漉漉的树林，一颗银灰色的星星在橡树的树冠上迷路。我们没用一小时，便到达了中心地段被烧毁了的小镇子，它已经让货运大车、拉炮马车和断裂的单辕杆所搅起的白如面粉的灰尘吞没了。我连马都没下就敲响了那扇熟悉的窗户，一朵白云在屋中飘起。托米琳娜还穿着那件垂着花边的麻纱短睡衣冲到台阶上。她那滚烫的手抓住了我的手，把我领进了屋。在大屋那一片狼藉的柠檬树上晾着男人的内衣，陌生的人们睡在一张张单人床上，床间没有空隙，像在野战医院里一样。他们伸着肮脏不堪的脚丫子，歪咧着嘴，梦中声音嘶哑地喊叫，还贪婪地、呼呼有声地喘气。房子已经被我军战利品委员会占了，托米琳娜一家给赶到另一间屋子。
“我们马上出发，”他对着电话说，“命令传达给旅长……”
“您什么时候带我们离开这儿？”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握紧了我的手，问道。
“不，”她凝视着我说，“不，我亲爱的。”她用裸露的纤纤长臂拥住我的脸，并热烈地、不间断地、无声地吻我。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使我们彼此分开。旅部副官来的电话。
老头醒了，不停地抖动脑袋。小米沙搂着山羊羔，露出幸福、无声的微笑。苏罗夫采夫撅着嘴站在旁边，不停地抖动着那在哥萨克灯笼裤裤兜里塞得满满当当的硬币和一支串在黄色多股线绳上的哨子。在这间被战利品委员会所占据的屋子里，没地方避人，我便和托米琳娜去了冬天储存土豆和蜂箱的板房。在这里，在这间储藏室里，我看到了一条无法回避的、招致毁灭的路，那就是从贡西奥洛夫斯基公爵兄弟的城堡便已经开始的亲吻之路……
家庭会议上这样决定，打败波兰人后，托米琳娜举家搬迁莫斯科：我们找位名教授给老人治病，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到讲习班深造，而小米什卡，我们就把他送到他母亲曾经学习过的大牧首水塘学校去。我们以为，未来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私有财产，战争是获得幸福疾风暴雨般的准备，幸福本身则是我们性格特点。只有细节还没有敲定，在讨论中，黑夜，浓重的黑夜一个接一个滑过，当蜡烛头的火光，映照在家酿酒不透明的瓶子上时。神采焕发的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是我们无声的听众。我还从未见过比她更冲动、自我和怯懦的人。每天晚上，有心眼儿的苏罗夫采夫都用还在库班时征来的栅栏式轻便马车，把我俩送到小山上，贡西奥洛夫斯基公爵兄弟的遗宅在晚霞流火中闪光。几匹虽精悍但颀长而健壮的马儿，套着红色缰绳，步调一致地奔跑着；一只无忧无虑的耳环在苏罗夫采夫的耳朵上摇晃着，一座座圆塔，从铺盖了黄花的壕沟里隆起。一道道被毁坏的围墙，在天空中画了一道弯曲的、被红宝石般的鲜血胀满的线条，一丛野蔷薇掩盖了颗颗野浆果，而湛蓝色的台阶，那时一段数位波兰皇帝登临过的、残留的扶梯，在灌木丛中闪着光。有一回，我坐在上面，搂过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头，亲吻了她。她慢慢地挣脱开，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围墙，朝它低下了头。她一动不动地站着，一道火红的、尘埃飞舞的光线在她那迷人的脑袋旁沸腾，而后，她浑身一颤，仿佛在倾听，托米琳娜抬起了头，她的手指从墙壁收回，脚步慌乱而又迅速——她朝山下跑去。我喊了她一声，但她没答应我。山下，脸蛋通红的苏罗夫采夫，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栅栏轻便马车里睡觉。夜里，我等别人都睡着后，悄悄来到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房间。她正读书，那书放得离自己很远：那垂在桌子上的手像是假的。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听到敲门声，转过头，从桌旁站了起来。
快天亮的时候，苏罗夫采夫来敲我们的门。
两天以后我们便成了朋友。教师一家，这家人善良又软弱，生活在深深的恐惧和茫然之中。波兰官吏给他们洗脑，说俄罗斯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在硝烟和野蛮中完结了。我给他们讲列宁、席卷着未来风暴的莫斯科以及艺术剧院的时候，孩童般的胆怯的喜悦攫住了他们。每天晚上都有几个22岁的布尔什维克将军到我们家，他们都蓄着蓬如乱草的淡红色胡子。我们抽着莫斯科的烟卷，吃着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军粮做的晚餐，唱着大学生歌曲。瘫痪老头从安乐椅里转过身来，贪婪地听着歌，基罗尔式的帽子随着我们歌声的节拍晃动着。老头度过了这些急风暴雨般的、始料未及的和朦胧理想的日子，生怕幸福被蒙上阴影，尽量忽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残忍的夸耀，以及我们当时按此解决所有世界问题。
“您何时带我们走？”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眼睛看着一旁说。
她呆呆地立在那儿，垂着手，身上披着的旧式斗篷，如浇铸在她苗条的身体上。她睁大了一双泪光闪烁的碧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沉默片刻，想进屋和老人道别。
“我有句话对您说，”在走廊里碰上托米琳娜后，我说，“我有句话对您说，我毕业于法律系，我就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的人……”
“关键是没工夫了，”苏罗夫采夫拦住我的路，“上马吧，我们走……”
蓦地，房中响了断断续续的低语声、沙沙的摩擦声和沉重而谨慎的小跑步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我们这顿战争大餐吃完，拄着拐杖的老头们和裹着头巾的老太婆们便进了屋。小米沙的床被挪到了餐厅，挪到了柠檬树丛里，外祖父的安乐椅旁边。老弱病残的客人是来保护维护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荚娜贞操的，他们就像一群遇上了坏天气的母绵羊，扎成一堆儿，堵住门口，整晚都在无声地玩扑克，轻声细语地说出谁得分不够，一有声响就静止不动。我在门后辗转难眠，好不容易挨到黎明。
他把我推到街上并牵来了马。托米琳娜向我伸出了冰凉的手。她像往常一样昂着头。歇了一夜的马放开了大步。火红的太阳升起在橡树林黝黑的枝杈里。清晨的欢愉充满了我的心灵。
“她应了，”他坐下后说，“只是没说出口……”
林中出现了空地，我放了马，转身冲苏罗夫采夫喊道：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锅端进屋来放到桌上。
“本来还可以再待会儿呢……都是你叫得太早……”
“你在哪儿睡？”苏罗夫采夫临别时问她，“你靠我们近点儿睡，我们可都是大活人哪……”
“不早啦”，他回答说，用手抚平、拉开那些枝丫上湿漉漉的、撒落下来的花朵，“要不是那个老头，我叫得还早呢……那老头唠唠叨叨的，挺激动，咯咯叫了几声就倒那儿了……我跑到他跟前一看，他已经死了，咽气儿了……”
“我来张罗。”他说着冲进厨房，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乱响。教师的女儿给他帮忙。苏罗夫采夫做饭的时候，谈起了我的勇敢表现，讲述了我在战斗中如何把两名波兰军官拽下马，苏维埃政权如何尊敬我。托米琳娜拘谨地、小声地回应他。
我们走过了树林，又踏上了无路的翻耕过的田野。苏罗夫采夫一面欠身张望，一面吹口哨，他四处嗅着正确方向，并将它带空气都吸进肚子里去，然后俯下身，策马而奔。
8月初，军部派我们到布加济奇去整编。该镇战争之初就被波兰人占领，但它很快就让我们夺回。黎明时分，骑兵旅缓缓开进小镇，我天亮时到达。好住房都给占了，我分到一户小学教师家。在一间低矮的房子里，在一些栽在木桶里的果实累累的柠檬树之间，一个瘫痪老头坐在安乐椅里。他戴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基罗尔式帽子，灰色的胡子垂到落满了灰尘的胸前。他一边眨巴着眼，一边嘟囔着求我。我洗了把脸，便到旅部去了，夜里才回来。传令兵，从奥伦堡来的哥萨克米什卡·苏罗夫采夫向我报告情况：这家除了瘫痪老头，还有他的女儿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托米琳娜及五岁的儿子米沙，也姓苏罗夫采夫；女儿自从当军官的丈夫在对德国战争中阵亡后，便一直守寡，表现尚好，但据苏罗夫采夫的情报，她若碰到好人也会以身相许。
我们准时到达。骑兵连的人都被叫起来。太阳这么晒，说是个热天儿。当天早晨，我们穿越了波兰王国的旧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