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斯托夫同志在自己短暂、鲜红的一生中，时刻担心发生叛变，而叛变就在小窗外朝我们挤眼儿，它正嘲笑蠢头蠢脑的无产者，但是，同志们，无产者本身也知道自己蠢，所以，我们为此而痛苦，灵魂在燃烧，并用烈火撕扯肉体的囚牢……
“这些助理护士可真不仁慈……她们不止一次为了弄到衣服，给我们下安眠药，所以，我们就轮流休息，睁着一只眼睡觉，就连上茅房撒尿的时候都穿着军装，挎着那干式左轮手枪。就这样折腾了一个礼拜零一天，我们开始说胡话，出现幻觉，终于在成为被告的那天早上，8月4日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换了衣服，像苦役犯似的穿着打着号的大褂躺在那儿，武器不翼而飞，由我们母亲，库班衰弱的老太婆们织的衣服也不见了……我们看见，太阳灿烂，战壕步兵正在对我们做着下流事，三位红色红骑兵饱受凌辱，和步兵在一起的，就是那些昨夜给我们下了安眠药面的助理护土们，她们抖动着年轻的奶子，用碟子给我们端来可可，还往可可里浇牛奶呢！步兵们因为这场旋转木马游戏玩得好开心，把拐杖敲得震天响，还把我们当成宠坏的小妞儿，在腰上又掐又拧，说他们的仗打完了，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但是，不，卷毛同志们，你们吃得肚大如鼓，半夜响屁如机枪：仗还没打完呢，我们三个人只是装作有事请了个假，走到院子里，又从院子里走了出去，暑热难当，带着全身发青的伤口去找革命委员会主席鲍伊捷尔曼公民，要是没有他，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这场开枪的误会，这件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就不会出现了，就是说，要是没有这个委员会主席，我们也不至于让他搞得张皇失措啦。虽然我们拿不出关于鲍伊捷尔曼公民确凿的证据，可我们刚一走进革命委员会，我们就注意到一个上了岁数的公民，穿着件皮袄，是个犹太人，坐在桌子后头，他的桌子上摊满了文件，乱七八糟……鲍伊捷尔曼公民的眼睛瞅瞅这儿，瞧瞧那儿，看得出来，他根本搞不懂那些文件，他让文件搞得苦不堪言，更何况，又来了一伙不认识的有功之臣，气势汹汹地上门找鲍伊捷尔曼公民解决粮食问题，再加上这个时候，当地的工作人员又来汇报附近村里的纠纷，还有一些中心普通的工作人员希望在革命委员会快速办理结婚手续……于是，我们扯开嗓门儿讲医院里发生的叛变事件，可是，鲍伊捷尔曼公民只冲我们瞪了瞪眼睛，又东瞅西瞧起来，然后拍着我们的肩膀说，这事轮不到政府管，他怎么也不肯做出指示，只是说，战士同志们，要是你们还爱惜苏维埃政权的话，就请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答应，就是说不同意离开那个地方，我们要求开个身份证，还没拿到手，我们就失去了理智。我们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来到了野战医院对面的广场上，我们在那儿缴了一位单枪匹马的骑警的枪，含泪打碎了上面提到的、那间小储藏室的三块不怎么样的玻璃。雅维因大夫对这件不能容忍的事实，又是装腔作势又是讽刺嘲笑，这件事就发生在库斯托夫四天后即将因病而死的时候！
“我告诉您，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叛变正在小窗外嘲笑我们，叛变正在我们这座房子里走来走去，叛变把鞋子搭在背上，省得把偷光的房子的地板踩得吱吱乱响……”
“‘步兵同志们，还早着呢，’我冲伤员们说，‘离你们打完仗还早着呢，当敌人还用软软的爪子在离小镇子十五俄里的地方转悠，当你还能从《红色骑兵报》上读到我们的国际局势依旧险恶，地平线上乌云满布。’但是我的话像绵羊粪蛋儿从团的战鼓上弹出去似的，从英雄步兵身上弹了回来，而代替这场谈话的是，护士们把我们领到病床旁，又开始磨着要我们交枪，好像我们是一群残兵败将。这样一来，她们搞得库斯托夫非常不安，简直没法儿说，他撕开那留在左肩，留在战土和无产者血淋淋的心脏上面的伤口。看到这个场景，助理护士们静了一下，可她们只静了一小会儿，便接着玩开了她们那套非党群众的侮辱人的把戏，并派心甘情愿的人扯下我们这些困得迷迷糊糊的人和衣服，或者强迫我们参加娱乐活动，穿上女人的连衣裙扮演戏里头的角色，简直不成体统。
————————————————————
“‘打完啦。’伤员们回答道，移动着用面包做的棋子。
(1) 彭加勒（1869～1934），1920年出任法国总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他曾是对苏俄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
“‘小伙子们，仗打完啦？’我提高嗓门儿对伤员们说。
(2) 艾伯特-诺斯凯（1871～1925），1918年任德国总理时签订军队镇压柏林革命的秘密协定。1919年出任德国总统。
“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回答您的问题，我持有二四零零号党证，是克拉斯诺达尔党委会发给我尼基塔·巴尔马绍夫的。我的生活履历到1914年之前，可以说就是在家，在父母身边种庄稼，后从种庄稼转入转到了帝国主义者的行列，保卫公民彭加勒(1)和镇压德国革命的刽子手艾伯特-诺斯凯(2)，要知道，这些人睡觉做梦都梦见该如何帮助生我养我的小镇子——圣库班州的伊万镇。小绳头儿就这样吊着，直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拨正了我凶残的刺刀，并给它指明大肠和新肠膜之类的东西。从那时起，我便带着刻在我那把有洞察力的刺刀尖上的号码二四零零了，它感到相当害臊，我也觉得极为可笑，当我现在从您，侦查员布尔坚科同志嘴里，听到不道德的关于某一个闻所未闻的野战医院的捏造之后。我没向这家医院开枪，没有攻击它，这绝对不可能。我们一共有三个伤员，他们是：战士戈洛维岑，战士库斯托夫和我，我们从骨头里面发烧，可并没有发动攻击，只是穿着医院的病号服，站在广场上犹太居民中间哭泣。至于说我们用军官用的那干式左轮手枪打碎的那三块玻璃，说句心里话，这些玻璃安装得并不是地方——毫无必要地安在小储藏室。亚泽因大夫看着我们痛苦不堪地射击，只是站在自己医院的小窗口旁，做出各种各样的笑脸讥讽我们，上边所说的科金地区的犹太百姓可以证明这一点。关于亚泽因大夫，侦察员同志，我还要提供一个材料，我们三个伤员，那就是：战士戈洛维岑、战士库斯托夫和我，刚开始来治疗的时候，他就讽刺我们，他对我们说的开场白就很粗俗：战士们，你们每个人都要洗个盆塘，你们的武器和衣服要立刻扔下，我怕它们会引起接触传染，扔下的东西定要送往我军需仓库去……于是，当战士库斯托夫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个畜生，而不是人的时候，他便把那条断腿往前挪了一步，质问道，库班锋利的军刀上，除了我们对敌人的革命之外，能有什么传染病，而且他很想知道军需仓库的情况，那里是否确实有党员战士，或者，正相反，有位非党群众。这时，亚泽因大夫显然发现，我们对叛变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把我们打发回病房，并又做出各种笑脸，我们走着，跛着断腿，晃着断臂，互相搀扶，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圣伊凡镇的同乡，我们是，戈洛维岑同志，库斯托夫同志和我，我们是同病相怜的老乡，断腿的，就抓着同伴的手，没胳膊的，就靠在同伴的肩膀上。我们遵命走向病房，满心希望见到是文化娱乐活跃及对事业忠诚的病房。但我们走进病房时看到的情形，您有兴趣知道吗？我们看见几位红军战士，全是步兵，坐在铺好的床上玩跳棋，他们中间还有几个高个子护士，打扮得很顺溜，正站在小窗边调情呢。我们一看到这些，就像让雷打了一样挪不动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