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忠德，这个名字我记得，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他。”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忠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龙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二百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那很有可能。”莫少球说，“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了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仆街的公安局长朱晖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蜢蜢，被赶出来了。”
“实在太感谢龙冬同志了，他说，龙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我觉得他说得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为龙冬同志担心，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
“什么时候的报纸？”凌汶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
“龙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
“我记不清了，民国十八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
“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靓，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龙冬同志。
“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凌汶接着问道。
“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第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又不认识这个人。
“浆栏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平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平民宫你知不知？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平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尽？军阀，就是摆摆样子。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老细，有客”。
“我做了几个月交通，后来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第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十来天。他对莫少球说：“在青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
“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若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
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林石传达，没想到林石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林石，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
“龙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十七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
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林石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
“你个八婆。”莫少球笑着骂她。
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她坐到莫老板身旁，对凌汶说，“不过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是不是？”她又转头问莫老板。
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林石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作出决定。
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她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她。
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汶，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
“龙冬？我知道他，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他问他们。
况且，林石告诉她，龙冬并没有牺牲。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七点上船，半夜十二点开船。”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
凌汶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龙冬牺牲的事情，她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她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她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龙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龙冬），总是说龙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凌汶知道，她身边那些龙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她偶尔说出的片言只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
广州交通站的情形，林石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球。平时药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林石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林石，他说：“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林石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人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
“在广州工作了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易君年回答道，“凌汶同志没有来过广州，不过她的丈夫龙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伤在哪里？”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以前来过广州吗？”莫少球问他们。
“腿上，”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画了一下，“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药号，莫少球早已作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凌汶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球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老易同志，凌汶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林石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蚀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这就是吊钟花。”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
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易君年告诉老肖。
莫老板说：“这几年，浆栏街上也有花市了。”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
凌汶向来喜欢莳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
“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易君年说。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凌汶说，“双门花市走幢幢，满插箩筐大树秾。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两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
“啊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浆栏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
易君年说：“倒也不是那么着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
“豪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林石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各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
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译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莫少球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者她回上海转告林石；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细。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广州，由谁负责？”老肖问。
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深巷，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店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货。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里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
“我。”凌汶回答道。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起来，易君年更像二人小组的负责人。说实话，出发前陈千里这么安排，凌汶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谁都知道易君年原本就是她所在的地下小组的领导。但陈千里就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作这样的决定：两个人的行动一切听从凌汶安排，易君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掩护。陈千里同志真是个出人意料的人，无论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凌汶并没有多少经验。
浆栏街上全是药铺，西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
“那好，你跟我到后面说几句话。”老肖对凌汶说。
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十七甫巷子再往前，到了杨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添男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
竹筒楼像竹筒，门脸窄，里面却很深，像一根竹子，有很多竹节，一节就是一间屋子，头房、二厅、三厅、尾房，尾房后面还有厨房，一节连着一节。二层楼上面的瓦房顶，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但第三重和第四重瓦顶却没有连在一起，山墙之间挡着两段木板，只有从二楼屋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截露台。凌汶和老肖就站在这里说话。
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凌汶才过去，一出十七甫巷子，便是浆栏街。
“你知道‘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吗？”
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八，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镬碰撞，真是人声鼎沸，间或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
“林石同志没有说起过。”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浆栏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
“是少山同志。我这次来广州，是受少山同志的直接委派，让我找到林石，向他口头传达一项秘密指令。”
林石告诉她龙冬还活着，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她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她反而又有点怀疑。
“可是林石同志并没有来广州—”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凌汶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她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龙冬，她甚至不记得龙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她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她，她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她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龙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她。她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她，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
“交给我的任务是当面向林石说出口信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第三者泄露。”
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凌汶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都忘记了那一幕。”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呢？凌汶心里想，但她没说话。
“跟上海一样，这里先施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凌汶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
“也许应该回瑞金请示。”老肖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多年来处理过无数难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犹豫，“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易君年同志说得对，我们真的应该在无线电台上花大力气。”
过了铁桥便是长堤，沿珠江戏院酒家林立，易君年叫车夫放慢脚步，两车并驱，好让他给凌汶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
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些情绪，对凌汶说：“明天十二点前，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如果能买到船票，我和你们一起回上海。如果安排行程不顺利，就只能靠你把这条口信安全地带给林石。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绝密口信，如果不得不由你来完成，你必须亲口告诉林石。”
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并没有大小箱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粤，风气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上了东铁桥，只见东濠涌岸边艇船上堆满木柴，岸上的柴堆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又回到广州了，他想。
凌汶有些茫然，她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交给她一件绝密任务。
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定旅馆时，易君年告诉凌汶，南华楼新亚旅社，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在南华楼四层开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少山同志。
“凌汶同志，这件事情如果不得不交由你来完成，你必须用生命去保护这个秘密消息，誓死完成这个任务。”
凌汶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儿，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
他看到凌汶的神情，又加了一句。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