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利用潜伏特务，地下党内部的投机分子、叛徒，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艰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闲着。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党务调查科，之前又进行了扩充。它的头目虽然也只是个简任官，权势却远远超过那些简任厅长、局长。他们内部自称‘特工总部’，除了编制内的特务，还向其他机关派出人员，在那些单位内部夺权，令那些机关为特务所用。根据中央所获的情报，特工总部现在很可能已经拥有数量庞大的特务，明目张胆地大搞特务统治。
“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领导人，其他人员、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有些转入地方，坚持地下斗争，有些也要跟随转移。为了顺利实施，地下党组织在各地召集了多个行动小组，我们这个临时小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八七会议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要地说，就是安全地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
“原先，随着赣南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曾使用极大的人力物力，打通从上海到南方的四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苏维埃的红色血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它们进出苏区，所以，一直以来敌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渗透破坏。老的交通线长期使用，难免暴露。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也为了在今后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让红色血脉保持畅通无阻，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
可现在没有时间再迟疑，他对陈千里说：
“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三千多公里，少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少山同志说，交通线上的一个站点，比得上苏区一个县，一定要把交通线搞好。
林石望着陈千里，有些看不清坐在他床边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冷静，条理清晰，甚至连亲弟弟身处险境也不动声色。他不知道上级派来的是怎样的一位战友。处理这样的危局，必须要有大智慧。只是聪明过人的人，会不会容易不自觉地就把别人当成行动步骤中的一环。在这样的时刻，不仅需要头脑，也需要一颗热忱的心。
“按理说上海小组已经暴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很难确保新建交通线的安全。只是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目前十分困难，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新召集精干人员。”
陈千里轻声说：“我弟弟。”
“上级向你布置任务，有没有提到浩瀚同志？”
“千元是—”
“浩瀚同志？”林石不解。
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陈千里把老方去普恩济世路与浩瀚同志接头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
“怪不得老方没来开会。”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
陈千元把哥哥送进林石的病房，回到客堂间时，田非正在与卫达夫争论。卫达夫认为，组织上早就说过地下工作要用公开身份作掩护，要求在公开的社会职业上，每一位同志都务必干得十分出色，既能更好地掩护，也能借此发动群众。所以，林石就算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算身负枪伤，他也有理由因为银行业务而打一个电话。田非不想跟他多讲道理，他只是固执地重复说，他认为林石肯定有问题。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陈千元坐回桌边，告诉大家林石躺下了。秦传安起身往厨房走去：“让他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对面仍然端着酒杯的崔文泰接了一句：“现在就去病房，我也过去看看。让他一个人躺着，可不大让人放心。”
“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林石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易君年正和凌汶悄声说话，转头就拦住他：“你这会儿去做什么，让他好好休息。”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是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
崔文泰不知为什么，心里对易君年总有些害怕，尤其当他盯着你看时，眼神一点都看不出深浅。
“听说了。”林石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秦传安到厨房转了一圈，出来时捧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个半球形的钢精锅盖。陈千元来了兴致：“又是什么好吃的？”
“你也要马上转移，”陈千里说，“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
秦传安笑着没说话，把盘子放到桌上，搓搓手，掀开盖子，原来是一客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饯瓜子仁。董慧文叫了起来：“啊呀是八宝饭。”话音未落，卫达夫的筷子早已戳了进去，挖出一大块豆沙。
“银行保管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林石马上提醒道。
崔文泰对甜食不感兴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上级的那位特派员，怎么今天也不来？他是不是听说特务知道这个地方，心里有点慌了？”
“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易君年在边上冷冷地说：“怎么突然想起他来了，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来呀？”
“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
“我就是心重，什么事情都担心。”崔文泰的笑声有点干，连忙喝了口酒。
“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被严重渗透。他说，传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
梁士超也不喜欢吃甜的，转头对易君年说：“你在广东过年，有没有吃过炸粿肉萝卜糕？”
“少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
凌汶听到了，对着易君年问道：“你在广东待过？我怎么没听你说起。”
“你见到少山同志了？”林石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易君年笑笑：“调离以后，就不该向人说起从前的工作了。”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说。”
“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那不是在看守所里打发时间嘛！”
“你打开窗朝外面看。”
“老易在广东工作好多年了，”梁士超告诉凌汶，“省港大罢工时他就在那里。我们在看守所时说起一些牺牲的同志，有好几个当年都是老易的战友。”
“《千里江山图》。”
凌汶拿筷子挑了一粒葡萄干，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
“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
正说话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林石在陈千里的搀扶下回到客堂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气氛忽然有点严肃。董慧文上前搀扶林石，田非喝了酒微微有点上脸，他把身后的椅子让了出来，林石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不用动。他一边挨着田非坐下，一边对大家说：“别都站着，我可得赶紧坐下。”易君年见状也笑着招呼大家都坐下。崔文泰连忙去厨房找了干净的杯子，秦传安将酒杯斟满递给陈千里。
“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
“陈千里同志，你跟大家讲几句吧。”林石望着陈千里。
“那可不好找。”
“来，千元，我们兄弟俩一起给同志们拜个年！”陈千里让弟弟起身站到自己身边。
“我想找一幅宋画。”
“我早就猜到了。”卫达夫笑着仰脖喝了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起身互相敬酒拜年。
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待大家都放下酒杯，林石介绍道：“陈千里同志，上级派他来领导我们这个小组。”
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
陈千里端详着每一位同志，缓缓说道：“上级原先把我调来，是配合老方同志工作，老易得到消息，老方牺牲了。”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间或还有几只高升蹿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
他看了看易君年继续说道：“林石同志是中央特派员，代号‘老开’，他代表中央向我们上海小组传达任务。按计划，他传达任务后要立刻离开上海，可是他受伤了，暂时无法长途跋涉。在能够安全离开之前，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明天上午，由林石、凌汶、崔文泰三位同志去银行。”
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汶，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凌汶和崔文泰有点疑惑地望了一眼易君年，易君年把脸转向林石。
但林石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龙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龙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林石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
“银行保管箱里有组织上用于这次行动的一笔经费，五根金条。”林石在一旁补充道，“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把金条取出来。”
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汶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汶以为她的丈夫龙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据他了解，龙冬很可能还活着。凌汶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了苏联领事馆。当时，龙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敌人很可能正在监视我们。”陈千里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我和林石同志判断，敌人把被捕的同志从看守所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抓错了人，就算真的抓错人了，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释放。我们认为，敌人把大家放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地下党组织即将有重要行动，他们无法通过审讯了解内情，所以假意释放大家，想让我们麻痹大意，在行动中暴露。我和林石同志都怀疑，就在此刻，在这个房子外面，就有特务在盯着。”
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
秦传安点点头。
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这倒是事实），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察。
“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确保安全的，一个是保管箱里的金条，另一个就是林石同志。但我们又必须取出金条，金条也必须由林石同志亲自去取。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刚刚我和林石同志商量，想了一个人和金条分开走的计划。明天上午十点三十分，由崔文泰同志开车，把林石和凌汶同志送到银行。银行大门在街角上，他们下车后，”陈千里转向崔文泰，“你把汽车停在街角对面的马路上等着。林石和凌汶同志出来后，把装金条的皮箱放到车上，人不要上车，由崔文泰同志把金条送到老闸桥接头地点，下一程从船上转移。林石和凌汶同志不要马上离开，到银行对面阜成里弄口的那家咖啡馆坐一会儿，五分钟后撤离。”
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得伤很重，装得意志软弱，装得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
陈千里转向易君年：“易君年同志，你要在十点半之前到达那家咖啡馆，准备好交通工具，负责接应他们安全撤退。”
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
易君年点点头：“好！”
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
“那其他人呢？”梁士超急切地问。
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使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五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
“其他同志回自己的住所待命。”
林石躺在床上。刚才在客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传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得那么严重，但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
说完这些，陈千里心里头一次隐隐有些不安，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明天特务们发现林石和保管箱里的金条都消失了，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搜捕。他这样安排到底有几分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