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立刻明白了。
“提审后的第二天。我被提审前，陶小姐就被狱卒叫出去了，审讯过程中听到窗外有女人的笑声，我觉得那是陶小姐的声音。她坐上了汽车，出去了。那天晚上，她一进牢房就告诉我们她很快就能出去了。
“我没机会看信，不过凌大姐说，骰子和人名，她都写在信中。”
“我觉得凌大姐从这时就开始动脑筋了，她非常果断。从这以后，她就一直跟陶小姐说话，我看她在设法跟陶小姐拉近关系，就帮着她一起。陶小姐虽然不像个正经人，倒是很讲义气，她答应出去之后帮我们递信。只要寄到一个信箱里就好，凌大姐对她说。那样就更容易了，陶小姐是这样说的。”
“凌大姐决定马上着手写信。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凌大姐懂这些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可以用来密写的米浆水。狱卒在门外催，我就假装帮着陶小姐整理衣物，尽量拖延时间。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她？”
“信是凌大姐写的。时间特别紧，陶小姐马上就要被释放，狱卒就在门外，让她赶紧整理东西，她的东西可真不少。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她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她一开始不肯说下去，凌大姐就激她，最后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她，她跟他好了，但是她后来想嫁给他，她只是想做小呀，她说，可他坚决不肯。
“你是说，你们写给老方的密信中也提到了浩瀚？”
“她后来就要挟对方，说她怀孕了，说她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她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她就是这样说的。很快她就被放出去了。”
“对呀，那个姓游的突然发脾气，问我知不知道浩瀚在哪里。我当然清楚浩瀚是谁。敌人在追捕浩瀚同志，这个消息必须报告给组织。”
董慧文看了看桌边墙上贴的年历：“我想起她当时开心地说，星期六放她出去，肯定是算好的，因为那个银行老板通常都是星期天到她那里。所以—就是腊月十九那天。”
“浩瀚？”
腊月十八那天傍晚，上级派人假扮成访客，在青岛船上找到他，让他转道上海接受新任务，来客告诉他，有消息说被捕的同志即将释放。
“—凌大姐说，必须向上级汇报。”
那封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想，他们很可能在邮局自取信箱周围布置了人手，想抓捕来取信的同志，却没能得手。他们把密信内容改了，说明他们不想让老方知道信上提到了浩瀚。
“—我们向组织上传递过消息，在看守所。”是董慧文在说话，弟弟的女朋友。千元真是跟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年龄、同样年龄的女朋友、同样在严寒中变得越发热忱。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老方会跟其他同志说骰子的事情，是因为那是接头暗号，只要会议开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会认识“老开”。但特务为什么会向这些同志追问有关浩瀚同志的消息呢？去四马路菜场与到普恩济世路抓捕浩瀚的是不是同一批特务？他们认出了在普恩济世路开枪向浩瀚示警的人是老方？有关浩瀚同志的情况十分重要，他必须尽快见到“老开”。
问题出在内部，陈千元又一次重复，像是自言自语，似乎仍处于这个判断带给他的震撼之中。陈千里望着弟弟，老方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告诉他时，他就有点意外。他对弟弟的记忆中断在那个夏天，还未曾想到他也会长大，更不会想到千元像他一样，不得不在残酷斗争的高压下迅速成熟。直到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他才意识到自己离开上海那年，差不多就是千元此刻的年龄。千元就像那时候的他一样，看到了危险，面对着危险，却无法真正理解危险。那时他的想法是多么简单。
那家剃头铺的地址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崔文泰知道吗？他是交通员，老方很信任他，他们常常见面，秘密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可如果他出了问题，老方也许早就被捕了。
陈千里摇了摇头。有情报说，那天坠楼的人是个租界华捕。根据各种消息，老方判断那是自己人。被敌人追捕前，老方曾向上级报告过这个情况，询问这个人是谁，是哪个系统的同志，但他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回音。也许他接受命令长期潜伏，了解他的人极少。也许他在长期潜伏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小组的同志牺牲了，工作线路断了。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
“你们是哪天从看守所出来的？”
“他们想知道谁和谁认识，那个游天啸，好像知道这些同志都是临时召集起来的。后来他们问我，老易是不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我想，坏了，内部肯定出了问题。好在会议还没开始特务就进来了。幸亏有人跳楼报信。你知不知道那位牺牲的同志是谁？”
“上星期三。”陈千元回答道。
董慧文把绣花布袋放到桌上，从里面拿出纱布、药棉和药膏，给陈千元重新清洗伤口，敷药，然后用纱布包扎，静静地听他们俩说话。
“不对，释放的那天是礼拜二，腊月二十二。”董慧文认真地回忆道，“我和凌大姐早上就出来了，你是下午，后来崔文泰还开车给你送来了伤药，梁士超告诉他，你受了刑，伤很重。”
陈千里朝她微笑。陈千元告诉她，哥哥就是上级派来与易君年接头的同志。他们握了手。她的脸要比叶桃更圆一些，个子也没有那么高。她在一所小学里教书，陈千里想起老方介绍过的情况。
老方牺牲后，敌人释放了他们。陈千里头脑中有一条时间线，他想着发生的事情，在所有表面现象之下，隐含着敌人的想法。他把这些情况放进那条时间线中，揣摩着对手的意图。
“这是慧文。”
“这几天你们经常联系？”
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是董慧文。她没见过这位客人，客人也从未见过她。但是她认出了他是谁，他是千元的哥哥。她能记住见过的面孔，她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他。
“我们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没有找到上级前，我们自己先组织起来。”陈千元告诉哥哥。
陈千里刚想说话—
“这是谁的建议？”
“那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
“田非说他早就和崔文泰商量好了，”陈千元说，“释放那天他们一说，我们都很赞成。”
“秘密召集的临时行动小组，通常人员比较复杂。”陈千里望着弟弟。
“临时党支部里都有谁？”
“党组织内部一定有敌人的奸细。”陈千元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我、慧文、凌汶凌大姐、老易、田非，”陈千元数着手指头，“崔文泰、秦医生，还有林石和梁士超。”
“接头时老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情况。”陈千里也没有告诉弟弟，他当时就在现场。
“还有两个呢？”
陈千元正想把桌上的书放回书架。书失手掉了下来，打翻了茶杯，陈千里伸手接住书，把它放回到书架上。
“谁？”
“老方牺牲了。”陈千里平静地说，“他儿子也被特务抓去了。”
“那天去菜场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参加临时党支部？”
“老方呢？你见到老方了吗？是他让你来找我的？”
“一位同志联系不上，另一位同志，老易说他有些动摇，抽空要找他聊聊。”陈千元想起来，“昨天晚上凌大姐通知我们，今天要开临时党支部会议。现在上级把你派来了，你要不要去一次，跟大家说说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可这会儿陈千里并不想说这件事，他不想回忆，也许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时候。
“什么时候？”
“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会死？那时你告诉我说，是因为她父亲。你说你总有一天会找他算账。”
“晚上，七点钟。”
“当然存在过。”陈千里微笑着说。
陈千里想起卫达夫说的情况：“听说同志们有些着急，诊所出了点事情？”
“你走后的第二天，巡捕房就来人了。他们说你在南京杀了人，是共党要犯，把你的东西全抄走了。我想把那本诗集要回来，你记得吗？那里面夹着叶桃姐的画像。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那个画画的人说他只用一根线就可以把人画出来，还能画得很像，果然很像。画被他们拿走了。跟她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样一个人。”
“他们把林石控制起来了。”陈千元转头对董慧文说，“你来说，凌大姐通知慧文开会，顺便把诊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她。老易说，这会是一定要开了。”
“我去了苏联。”他说。
“在哪里开会？”
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了弟弟，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出远门，有人会来抓他，弟弟最好把家也搬了，到别处租一个房间。
“就在诊所，那里很安全。”董慧文说，“凌大姐说，过街楼上面是门诊间，一整排窗户，视野特别好，马路上有什么动静都能看见。前楼后楼很隐蔽，都有后门，房顶上有天台，撤退线路多。”
因为陈千里知道他们会说是他杀了叶桃，会让巡捕房来抓他，他们知道他和弟弟在上海住在哪里。叶桃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让他立即去找到党组织，是党组织让他回到上海找一个人，并带一句话给他。那个人对陈千里说，组织上决定，你立刻动身去苏联。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了，那是少山同志。
“你们去过吗？”
“那天你从南京回来，告诉我叶桃姐牺牲了。你说你是回来看看我，跟我说几句话，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会来抓你。”
“我陪千元去过，秦医生给他看了伤，开了药方。”
陈千里有点恍惚，心中柔软，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他克制着，慢慢地考虑着别的事情。他望向四周，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他记忆中的千元—他记得千元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可现在衣服在衣架上挂得整整齐齐，还有一条红色围巾，是他的吗？
陈千里追问道：“凌大姐有没有说，把林石抓起来审问的都有谁？”
一到冬天，每天的训练科目完成后，他就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度过漫漫长夜。坐在火炉旁，朗读、背诵，或者默想，直到头脑中充满声音，直到叶桃和弟弟的身影从记忆中浮现。
“凌大姐说图书馆的田非最冲动。凌大姐那天上午正好去诊所—”
训练学校原是一处旧日贵族的庄园，站在庄园边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就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陈千里在那里住了三年。
“她去诊所干什么？”
“你去哪儿了？”是千元在说话。
“不知道，她没说，可能想看望受伤的同志吧。她看到秦医生愁眉苦脸，她就是这么说的，愁眉苦脸。听说了那个情况，凌大姐就说，让她来。凌大姐就是那样的人，什么事情都是让她来。她过去制止他们，不能那样做，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姓田的—”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枝桃花。
“田非。”陈千里提醒她。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接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里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澄衷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
“对，田非。凌大姐说他最冲动，坚决不同意把林石放开—”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放开？”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他们把林石绑在椅子上。”
“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焦虑和怀疑是一回事，涉及银行保管箱又是另一回事。陈千里意识到，在头脑中那条时间线上，敌人跑得比他快。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办法。他猜想敌人早已监视了诊所，说不定诊所周围埋伏着大量特务。
“嗯，这多少是个掩护。”
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身后也有人盯梢。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
“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
董慧文下楼煮汤圆，陈千里拿起桌上的一沓手稿。
“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
“我在练习翻译。”陈千元说。
陈千元眼眶湿润：“他们都还好。你离开以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
手稿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标题：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爸爸妈妈都好吗？”
“《远方来信》？”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
这是陈千里最早阅读的俄文作品。俄文补习班。一本纸页发黄的油印期刊。他把它带给了他的老师叶启年。
“亭子间。”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那时侯，他每天都要跑到新闸路，叶启年住在那里。一幢弄堂房子，楼下是杂志社，晚上世界语学习小组的活动也在这里。
“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她。
那时候，叶老师仍是个学者，信奉无政府主义。那时候，他崇拜叶老师，叶老师是明星般的人物，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他的家里永远高朋满座，而他，一直很喜欢陈千里。那时候，叶桃偶尔会下楼来，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
他把《远方来信》带到叶老师那里，兴奋地让他看，没想到却成了他和老师分歧的开端。不要看那些俄文书，毫无用处，未来的世界只有一种语言。这样的分歧逐渐变得越来越多。
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地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
后来，甚至连他去楼上叶桃的厢房也成了问题。叶老师先是板着面孔，悄悄地对他说，你们俩都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你不要老往她那儿跑。后来是责怪叶桃，再到后来就向他宣布，永远不许他再进新闸路这幢房子的门。可是没过几天，叶桃就来看他了。
他进了一家估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呢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它上面。”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
他和叶老师渐行渐远。那时候他总是分不清，他总以为叶老师的变化是出于某种偏执的情感，是一个父亲在拒绝他接近自己的女儿。
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澄衷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闲人，不时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茂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转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