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易君年看了看她，严厉地说，“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你有怀疑对象吗？”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凌汶。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卫达夫。那天逃跑后卫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卫达夫似乎找过老方。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
“你不相信卫达夫说的话？”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易君年说，“很危险。”
“或许吧，或许—”易君年沉吟着说，“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她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形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骰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随便乱涂的。”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易君年望着她。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凌汶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如果你不相信卫达夫的话—”凌汶忽然想到，“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这是什么？”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汶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汶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她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找到机会问他—
因为易君年，她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龙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她这里，交给她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她有人面临危险，要求她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她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做秘密工作，事前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凌汶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她就做不到。她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她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凌汶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她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她最后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她就开始后悔。她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她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凌汶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易君年拿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老方也牺牲了。”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她。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他们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汶知道此刻她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只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对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洋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马立斯小宝”。
每当这种时候，她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龙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龙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她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她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龙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
“那也不能涨价。”
傍晚时她拿着照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龙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她拍了几张照片，龙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呢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龙冬告诉她，那种琴叫ba-la lai-ka，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她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tum-ba-la-lai-ka，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意第绪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她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啦咚巴啦啦”。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她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凌汶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她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渡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凌汶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龙冬想到一起。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骰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
“那是因为你不涨租金。”
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龙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骰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骰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骰子的人。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老开’？”
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龙冬牺牲了。凌汶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她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她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她，让她恢复工作后，她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用场。其实她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龙冬。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她把自己和龙冬的名字赋予了他们）。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汶告诉冬，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凌汶脱口而出。
“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这样看来敌人知道得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游天啸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
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了摇头，对凌汶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
有人读了凌汶写的那部小说《冬》，会以为她和龙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凌汶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凌汶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她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她放了。等她出狱后，龙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都消失。
“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存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凌汶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凌汶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她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她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龙冬。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易君年问她。凌汶是二房东，前些年，龙冬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择吉接了她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龙冬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四一二”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龙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
“你以前说过，龙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龙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他径直上了二楼，敲敲门，凌汶打开房门。
“是因为出了叛徒？”
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瓶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
马立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
夜深了，凌汶望着茶几上龙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