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空空荡荡，仿佛有一英里见方，屋里摆着的松木书架没有上油漆，上面放着几排书。屋里还有一张有裂纹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条破地毯，一只光秃秃的马鬃沙发和两三把椅子。不过，墙上倒是有一幅画，是一幅彩色蜡笔画的三色堇。我向四周打量了一番，看看有没有安德鲁·杰克逊(8)的画像和松果篮子，可惜没有看到。
阿扎里亚·阿戴尔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门，五十岁左右，满头银发，身体像她居住的房屋一般脆弱单薄。她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有着像皇后一般质朴的气质。
阿扎里亚·阿戴尔和我进行了长谈，其中一部分可以转述给你们听。她是古老的南方的产物，在精心的呵护下成长起来，备受疼爱。她的学识并不广博，但却有深邃和独到之处。她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她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从推论和灵感中获得的——正是这样的条件造就了一批为数不多、难能可贵的随笔作家。我和她谈话时，下意识地拂拭手指，仿佛不自觉地想抹去兰姆、乔叟、赫兹利特、马库斯、奥雷里乌斯、蒙田和胡德(9)等人著作的小牛皮书脊上的灰尘。其实并没有灰尘。她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找到她是个可贵的发现。今天，几乎每一个人对于现实生活都有太多的理解——哦，实在是太多了。
正如我刚才所说，这幢房屋只剩个空壳了。它准有二十年没有碰到过油漆刷子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一阵大风把这座像纸牌搭成的房子掀翻。等我又仔细看了看紧紧围绕在它周围的树木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些经历过纳什维尔战役的树木，依然伸展着枝丫保护着这所房子，使它免受暴风雨、敌人和寒冷的袭击。
我清楚地发现，阿扎里亚·阿戴尔生活非常窘迫。我猜，她除了这幢房子和一套衣服外，就一无所有了。我一方面要对杂志社负责，另一方面又要对得起那些在坎伯兰河谷与托马斯(10)一起战斗的诗人与随笔作家。我倾听她那钢琴声音似的话语，不好意思提起合同的事了。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蕾斯女神面前，你很难把话题转到每字两分钱的稿费上。恐怕要恢复我商人的习惯，得等到第二次谈话了。但我还是说明了我所肩负的使命，和她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再见面，讨论稿酬方面的问题。
关于这个非洲强徒的描写，暂时到此为止。我满足了他的要求之后，解开绳套，打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大门。
“你们的城市，”我准备起身告辞时说（这时候正好可以说些轻松的一般性话题），“看起来是个安宁静谧的地方。是个适合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地方，不会闹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
我给了他两张一元的钞票。我递过去时，发现其中一张已经饱经沧桑了。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被撕开过，而后又被粘了起来。有人用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了破损的地方，维持了它的可流通性。
这个城市向西部和南部销售大批的火炉与器皿，其面粉厂的产量为日产二千桶。
我第一次见到他露出笑容。他知道，他心里明白，他早就料到了。
阿扎里亚·阿戴尔似乎若有所思。
“你这个该死的老流氓，”我一面说，一面把手伸进口袋，“真该把你交给警察。”
“我倒从没这样想过。”她带着一种特有的诚挚而专注的神情说道，“难道在安宁静谧的地方就不会闹出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吗？我揣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可以探身到窗处，听到他堆砌永恒的山丘时泥刀溅起泥块的声音。世界上最喧闹的工程——我指的是建造通天塔——又落了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只有《北美评论》上一页半篇幅的世界语罢了。”
他那张五官浓重的大脸上显露出安详与自信。他的运气比他想象得要好，他非但没有遇到一个不了解车费标准的傻瓜，反倒碰上了一位施主。
“当然，”我平淡地说，“人类的本性在无论何处都是一样的。但是某些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富于色彩——呃——更富于戏剧性和变化，以及——呃——浪漫史。”
“老板，”他说，“本来是该收五毛，但是我必须要两块钱，先生。我非得有两块钱不可。我知道你是哪里人之后，先生，我也就不想再强要了。不过，我只是告诉你，今晚生意很冷淡，我必须得有两块钱。”
“貌似如此，”阿扎里亚·阿戴尔说，“我曾多次乘着双翼轻盈的金色飞船周游了世界——书籍和想象就是双翼。在一次想象中的旅行中，我看到土耳其苏丹亲手绞死了他的一个妻子，就因为她在公众场合没有用面纱蒙住她的脸。我还在纳什维尔看到一个男人撕毁了戏票，因为他的妻子梳妆打扮时扑了粉，蒙住了脸。在旧金山的中国城，我看到一个叫欣宜的侍女被人按着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浸在滚烫的杏仁油里，逼她发誓永远不再和她的美国情人见面。当滚开的油淹没她膝上三英寸的地方时，她屈服了。另一个晚上，在东纳什维尔的一次纸牌会上，我看到基蒂·摩根的七个同学兼好友假装不认识她，因为她和一个油漆匠结了婚。她的心像是在滚烫的油里煎，但是你能看到她动人的微笑，她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边，脸上始终微笑着。哦，是啊，这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城市。几英里范围内的地方上只有红砖房、泥泞、商店和木料场。”
他又恢复了原先那种贪婪而充满敌意的神情，但只持续了十秒就消失了。
屋后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发出了回响。阿扎里亚·阿戴尔轻声道了歉，出去看是谁在敲。三分钟后，她回来了，眼中闪闪发亮，脸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仿佛年轻了十岁。
“现在，车费就只要五毛钱了吧？”我毫不妥协地说。
“你一定得在这儿喝杯茶、吃些点心再走。”她说。
塞蒂瓦约皇帝阴沉的脸色柔和了下来。“你是南方人吗，先生？我想大概是你那双鞋子使我误会了。南方人穿的鞋子前面没有这么尖。”
她拿起一个小铁铃，摇了几下。一个十二岁左右的黑人小姑娘走了进来，她光着脚，衣着不整，大拇指含在嘴里，眼睛大睁着，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这地方还在城里，你怎么也不能说它出了城呀。”我争辩道，“你可别以为碰到了个好欺负的北方佬。你看见那边的小山了吗？”我一边指着东面，一边说（细雨还下个不停，其实我自己也看不见那些小山），“嗯，我是在山那边土生土长的。你这个又老又笨的黑家伙，你长了眼睛，连人都分不清吗？”
阿扎里亚·阿戴尔打开一个破旧的小钱袋，取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那张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被撕开过，而后又粘了起来。有人用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了破损的地方——正是我给那个海盗般的黑人的那张，肯定错不了。
“两块钱，先生。”他固执地重复说，“从旅馆到这儿有好长一段路呢。”
她把钞票交给那个姑娘，说：“到街角贝克先生的铺子里去一趟，买四分之一磅茶叶，就是他一直送来的那种——和一毛钱的糖糕。赶快去吧。家里的茶叶正好用光了。”她又向我解释道。
“怎么会是两块？”我问道，“我明明听到你在旅馆门口喊的是‘送到全城任何地方，都只要五毛钱。’”
小女孩从后门走了出去。她赤脚“啪哒啪哒”的走路声还没有在后面门廊里消失，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响起一声尖叫——我肯定那是小女孩的声音。接着，传来一个男人愤怒嘶哑的声音和小女孩连续不断的尖叫声，其间夹杂着分辨不清的话语。
“两块钱，先生。”他说。
阿扎里亚·阿戴尔既没有感到奇怪，也一点儿都不激动，她站起身走了出去。我听到那男人粗野的吵闹声又持续了两分钟，接着仿佛有人在咒骂并有轻微的扭打。然后阿扎里亚·阿戴尔若无其事地回来，坐了下来。
马车“咔嗒”一声停止了，疲惫的牲口也收住了腿。我把五毛钱给了车夫，并且自以为很大方地加了两毛五分钱的小费，他却不接受。
“这幢房子很宽敞，”她说，“我把一部分出租给了房客。很抱歉，今天不能请您喝茶了。店里买不到我平时用的那种茶叶。也许明天贝克先生就能给我送过来了。”
杰萨明大街八百六十一号是一幢破败的老房子。它离街道三十码，被一丛苍翠的树木和未经修剪的灌木所环抱。一排枝叶茂盛的黄杨树几乎遮没了围篱。大门关着，用一条绳子打着活结把门柱系在第一根篱笆的桩子上。你一走进门就会发现，八百六十一号只是一个空壳，一个影子，是昔日荣耀显赫的幽灵。但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我还没有走进那幢房子。
但我确定，那个小女孩根本没有离开过这幢房子。我打听了如何乘坐电车回去，就告辞了。走出了很远，我才想起我还没有问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姓氏。明天再问也不算晚。
这座城市的面积有十平方英里，街道总长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一百三十七英里经过铺设。全城水管管道系统造价两百万美元，干线总长七十七英里。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这座安宁静谧的城市强加在我头上的邪恶行为也拉开了序幕。我在这里仅仅待了两天，可就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已经通过电报可耻地向杂志社撒了谎，并且成了一件谋杀案中“事后”的同谋——如果“事后”一词是正确的法律术语。
至少走了一英里半，马车才到达目的地。除了那辆古老的马车在坑坑洼洼的砖地上颠簸时发出的可怕的“咔嗒”声外，我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除了夹杂着煤烟、沥青和夹竹桃花气味的毛毛雨的味道外，我什么气味也闻不见。透过淌着雨水的车窗，我只见到两排雾气蒙蒙的房屋。
一踏进我所住的旅馆附近的街角，那个身穿着五颜六色、举世无双的大衣的非洲黑人马车夫就拦住了我。他打开他那活动棺材的牢门，晃着鸡毛掸子，又开始说老一套话：“请上车，老板。马车很干净——刚刚出殡回来。你出五毛钱就能把你……”
“没什么，先生，没什么。只不过那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到那里去。请上车吧，座位很干净——刚刚出殡回来，老板。”
他很快认出了我，咧开嘴笑了，“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晨坐过我车的那位先生。多谢你啦，先生。”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恼火，不客气地反问。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要去八百六十一号，”我说，“如果你还在这里，我可以坐你的车子。你原来就认识阿戴尔小姐吗？”我想起了我那张一元的钞票，最后问道。
“我要到杰萨明大街八百六十一号去。”我说着就想跨进马车。但那黑人伸出又粗又长、猩猩一般的胳臂拦住了我。他那张阴沉的大脸上突然掠过猜疑和敌意。接着，他很快又放下心来，讨好似的问：“你去那里做什么啊，老板？”
“我以前是她父亲阿戴尔法官的家仆，先生。”他回答道。
我推测，参加这种隆重的仪式，马车大概要特别做一番清洁工作。我向街上望了望，发现人行道旁排列的出租马车大抵如此，没什么选择的余地。我掏出记事本，找到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地址。
“据我判断，她生活很困难，”我说，“家里没什么钱，是吗？”
那个黑人站在一辆非常旧的马车旁边，如果含当年离开诺亚方舟之后，去做出租马车的生意，那么他用时可能就是这辆。(7)他见我走近，忙打开车门，取出一把鸡毛掸子虚晃几下，用深沉粗重的声音说：“请上车，先生。车上一粒灰尘也没有——刚刚出殡回来，先生。”
我在一瞬间又看到了塞蒂瓦约皇帝的凶相，接着他又变成了那个漫天要价的老黑人马车夫。
可以确定这件大衣原本是一位军官的。大衣的披肩已经不见了，原先缀在胸前的漂亮的盘花横条和流苏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普通麻线巧妙地捻成的新盘花横条，它们被细心地缝了上去（我猜这恐怕是哪位年长的“黑妈妈”的功劳）。这些麻线也磨损得乱蓬蓬的。它们沿着早就消失了的盘花横条的痕迹往上缝，一定是为了不失往日的气派，尽管不甚漂亮，但足见其煞费苦心。此外，使这件大衣的滑稽色彩与悲哀情思达到顶点的是，它的纽扣只剩下一颗，除了从上边数的第二颗，其他全掉了。大衣的其他地方是用麻绳系起来的，麻绳的一端穿过原来的扣眼，另一端穿过在对襟上粗粗戳通的洞孔。像这样装饰得稀奇古怪，又这么色彩斑斓的奇特衣服确实少见。它仅有的那颗纽扣有半元银币那么大，是牛角制的，也用粗麻线缝在衣服上。
“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说，“有人给她钱，先生，有人给她钱。”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吃完烤鸡肝之后（你要能找得到这家旅馆，不妨来尝尝），走到外面一片无休无止的茫茫细雨中。在第一个拐角处，我就碰到了凯撒大叔。他是个身体健硕的黑人，看上去比金字塔的年纪还要大，头发灰白卷曲，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布鲁特斯，转念之间又觉得像是已故的塞蒂瓦约皇帝。他穿的大衣非常奇特，我之前从未见过，以后也再不会见到。它一直拖到脚踝，原本是南部邦联军的大衣。但是因年深日久，日晒雨淋，颜色已经斑驳不堪。与它相比，约瑟夫的大衣也会像单色画一样黯然失色。关于这件大衣，我还要啰唆两句，因为它和这个故事有关——这故事发展得很慢，因为在纳什维尔这个地方，你是不能指望发生什么新鲜事的。
“下一趟我只付给你五毛钱。”我说。
阿戴尔（除了笔迹之外，对此人的其他情况我一无所知）曾寄来过几篇随笔（那真是难得的佳作！）和几首诗，让编辑们在一点钟吃午饭时都赞不绝口。因此，他们委托我来这里找到这位阿戴尔，抢在其他出版商提出每字一毛或两毛的稿酬之前，同他或她以每字两分钱的稿酬签订一个合同，买下他或她的作品。
“就是那个价钱，先生。”他顺从地回答，“今天早晨我非有那两块钱不可，老板。”
我得告诉你，我怎么会来到纳什维尔。这些题外话肯定会使你感到厌烦，正如我自己也觉得厌烦一样。我本来是因为一些私事在别的地方出差，受北方一家杂志社委托，在这里逗留一下，替杂志社和一名叫阿扎里亚·阿戴尔的撰稿人建立联系。
我回到旅馆，发电报撒了个谎。我告诉杂志社说：“阿扎里亚·阿戴尔坚持每个字八分钱。”
纳什维尔是全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是全美第五大皮革皮鞭市场，是南方最大的糖果和饼干生产城市，其纺织品、仪器和药品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可观。
对方回电：“赶快答应，笨蛋。”
“真是个安静的地方。”我暗自思索着，脱下一只鞋，把它扔在楼下的天花板上，“这里的生活没有东部和西部城市那样丰富多彩。只能算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业城市，沉闷而且乏味。”
晚饭前，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见到我，像是多日不见的老朋友那样冲过来和我打招呼。这种我一见到就觉得讨厌，却又如此难以摆脱的人还真是少见。他向我冲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吧台旁边站着，因此我不能对他说我不喝酒。我宁愿自己付全部的酒账，也不想和他喝酒。但他是那种卑鄙的、喜欢吵闹并且爱大声叫唤的酒鬼，恨不得每次荒唐地花掉一分钱都要铜管乐队奏乐，放鞭炮庆祝。
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我向窗外望去。不过才晚上十点多钟，然而我看到的城市已经一片寂静。细雨仍在下个不停，到处闪烁着暗淡的街灯。街灯稀稀落落，像是妇女义卖市场出售的蛋糕里的葡萄干。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块钱的钞票，把其中一张扔在吧台上，那神情就像是在炫耀万贯家财。我一看，又是那张缺了右上角、中间被撕开过、而后又粘了起来、用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了破损地方的钞票。肯定错不了。
“嗯，先生，”服务员说，“下星期四有场表演。那是——我等会儿查一下，然后把海报和冰水一起送到您的房间。晚安。”
我回到楼上我的房间。这个沉闷宁静的南方城市的细雨和单调使我感到乏味，弄得我无精打采。我记得上床前，我迷迷糊糊地想起了那张一块钱的钞票——以它为线索，可以写一篇绝好的旧金山侦探小说。我对自己说：“难道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出租马车托拉斯的股东，股息也付得快？可我不明白……”这样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哎，是啊，”我思索了一下说，“我也没有申诉的理由。不过我愿意正式声明，我不希望和他有什么交往。你们这个城市，”我接着说，“看起来很安静。就是不知道你们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供新来的人消遣的，有什么新奇玩意，或者比较刺激的？”
第二天，塞蒂瓦约皇帝果然在老地方等我，把我的骨头在石子路上颠到了八百六十一号。他在那里等我办完事之后再把我送了回来。
我在旅馆服务台取房间钥匙时，服务员很客气地对我说：“如果卡斯韦尔那家伙让您心烦，您尽管直说，我们可以把他撵出去。他是个讨厌的人，是个闲汉，他没有正当职业，但身上总有花不完的钱。我们似乎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把他轰出去。”
阿扎里亚·阿戴尔看上去比昨天脸色更苍白，衣着更整洁，但也显得更脆弱。
进店时是他要的酒，这时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想用没完没了的废话把我忽悠晕，然后糊里糊涂地替他付账。可是，等酒端上来时，他把一枚银币“啪”的一声放在了吧台上。这样一来，当然还要喝上一轮。我付了第二轮的酒钱，就拔腿离开了他，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了。我脱身之前，他还在喋喋不休地和别人高声谈着他妻子如何挣到了一笔钱，还拿出一把银币给人看。
签完了每个字八分钱的合同之后，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了，竟从椅子上溜了下去。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她抬上了那张古老的马鬃沙发上，然后跑到外面的大街上，叫那个黑人海盗去请一位医生来。我对他的智慧本来就没有怀疑，他果然聪明，知道争取时间的重要性，扔下马车，徒步跑去。十分钟之内，他就领来了一位头发灰白、严肃干练的医生。我用简单的几句话（远不值八分钱一个字）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这幢神秘空旷的房子里。他鞠了一躬，表示理解，然后转向那个老黑人。
卡斯韦尔少校用拳头捶了一下吧台，响起了萨姆特要塞第一枪的回音。当他打完了阿波马托克斯的最后一枪时，我开始满怀希望，以为他该收场了(6)。谁知他却开始扯起他的家谱来，说亚当只不过是卡斯韦尔家族一支旁系的远房表亲。数完了家谱，叫我讨厌的是他又谈起了他的家庭私事。他说起他的妻子，说她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夏娃，还破口大骂有人造谣说她可能同该隐沾亲带故。
“凯撒大叔，”他镇静地说，“到我家去，叫露西小姐装上满满一罐新鲜牛奶和半杯葡萄酒。赶快回来。不要赶车去啦——跑着去。跑一趟总用不了一个星期吧。”
我想在这里要插上一句，我是南方人。我之所以是南方人，并不是由于职业或行业的关系。我不喜欢用窄领带，也不爱戴垂边帽，不穿双排扣大礼服，不喜欢嚼烟草，也避而不谈谢尔曼将军毁掉了我多少包棉花。乐队演奏《迪克西》的时候，我也并不喝彩。我在皮面椅子上坐得低了一些，又要了一杯啤酒，希望朗斯特里特(5)曾经……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梅里曼医生也不太信任这个陆地海盗的腿，怕他跑得不够快。凯撒大叔笨拙但迅速地向街上跑去之后，医生非常客气而又极其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终于认定我是个可以相信的人。
卡斯韦尔少校向一个痰盂开火时，我站的地方正巧离痰盂不到五步远。我相当机警，看到进攻者使用的不是打松鼠的来复枪，而是加特林机枪，就连忙闪到一旁。少校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向我这位非战斗人员道歉。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不出四分钟，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还把我拉到了酒吧间。
“只不过是营养不良。”他说，“换句话说，是贫穷、自尊和饥饿造成的。卡斯韦尔太太有许多热心的朋友，都乐于帮助她，但是除了那个以前是他们家仆人的老黑人凯撒大叔之外，任何人的帮助她都不接受。”
这个人在旅馆的休息室里来回乱转，活像一条忘了自己把骨头埋在什么地方的饿狗。他那张脸大得出奇，又红润又臃肿，带着菩萨般的迷糊而定心的神情。他只有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胡子刮得非常光。人身上的兽性特征是可以消除的，除非他没刮干净胡子便到处乱跑。现在想起来，那天如果他没有刮过胡子，跑来同我搭讪，我肯定不会理睬的，那么，世界犯罪记录上也许会少掉一件谋杀案。
“卡斯韦尔太太！”我不禁大吃一惊。接着，我看看合同，发现她在合同上的签名是：“阿扎里亚·阿戴尔·卡斯韦尔”。
我们可以把“不列颠”这个地名，随意换成什么地方。但老鼠终归是老鼠。
“我还以为她姓阿戴尔呢。”我说。
诅咒不列颠的祸害——老鼠。
“她嫁给了一个嗜酒成性、游手好闲的懒鬼，先生。”医师说道，“据说连那老黑佣送来接济她的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钱，也都被他抢走了。”
先知啊，诅咒喋喋不休的嘴吧，
牛奶和葡萄酒取回来了，医师很快就使阿扎里亚·阿戴尔苏醒了过来。她坐起身，赞叹着色彩浓艳的秋叶的美——此时，正值深秋赏叶的最佳时节。她轻描淡写地把她昏倒的原因说成是心悸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躺在沙发上，小女孩替她打扇子。医师还要去别的地方看病，我把他送到门口。我对他说，我有权并且愿意替杂志社预付给她一笔稿酬，他听了好像很高兴。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这个头衔用在这里着实不太恰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是哪种人——老鼠到处都有。我的老朋友A．丁尼森先生讲的话一向精辟，他曾说：
“顺便提一句，”他说，“你也许还不知道，那个马车夫有皇族血统呢。凯撒大叔的祖父是刚果的一个国王。可能你早就注意到了，凯撒本人也有皇家的气派。”
生活在南部嚼烟草地区的人们，在和平时期表现出的精湛的射击技术，我不仅久有耳闻，衷心钦佩，并且亲眼目睹过。但是，在我居住的旅馆里，我还是遇到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宽敞的休息室里摆着十二只崭新锃亮的硕大的铜痰盂，高得可以称做瓮，口子又那么大，连女子垒球队的最佳投手在五步之外都能把球投进去。但是，尽管经历了可怕的战役，并且战斗仍在进行，它们仍是毫发未损。它们仍旧摆在那里，崭新锃亮，气派非常。但是，倒霉的杰斐逊·布里克(4)啊！那瓷砖地——那美丽的瓷砖地啊！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纳什维尔战役，并且依照我愚蠢的习惯，想从中得到有关遗传的射击技术的推论。
医师离去时，我听到凯撒大叔在屋里说话的声音，“他把你那两块钱都抢走了吗？阿扎里亚小姐？”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南部邦联的胡德将军向纳什维尔进军，围困了托马斯将军率领的一支北部联邦同盟部队。托马斯将军率部奋战，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击溃了南部邦联军。
“是的，凯撒。”我听到阿扎里亚·阿戴尔有气无力的回答声。然后，我回到屋里，同我们的撰稿人结束了业务上的商洽。我自作主张，提前预支了五十元稿费给她，说这是约稿的规定。然后由凯撒大叔赶着马车把我送回旅馆。
我沿着长长的，一直通向上山方向的街道走着——真不知道这些街走到头怎么下来，也许根本下不来了，除非把它们统统铲平。在少数几条“大街”上，我不时还能看到店铺里有灯光；看到电车载着可敬的市民开来开去；看到交谈着的人走过；还听到一家卖苏打水和冰淇淋的铺子里传出近乎活泼的笑声。在那些称不上“大”的街道上，两侧的房子里无不洋溢着平安与祥和。许多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口里透出了灯光，偶尔有几座房子里还传出钢琴声，乐声整齐优雅，无可挑剔。确实没有什么“消遣”。我琢磨着要是能在太阳落山之前来到就好了。于是，我只得回到了旅馆。
作为目击者，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其余的只是单纯的事实叙述。
我刚走出旅馆，就碰上了种族暴乱。一群自由了的黑人，或是阿拉伯人，或是祖鲁人，向我扑了过来，他们都拿着家伙——还好，我定睛一看，不是来复枪，而是马鞭，这才松了一口气。我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一大溜黑压压、笨乎乎的车辆，还听到了能让我安心的叫喊：“老板，送到全城任何地方，都只要五毛钱。”这时我才知道，我不是受害者，而只是一个“乘客”。
大约下午六点钟，我出去散步。凯撒大叔还在街角的老地方等着。他打开马车门，晃着鸡毛掸子，又说起了那套沉闷的老话，“请上车，先生。送到全城任何地方，都只要五毛钱——马车非常干净，先生——刚刚出殡回来——”
这个城市坐落在起伏不平的土地上，街道有电灯照明——为此每年要花费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元。
这时，他才认出了我。我猜他大概也是老眼昏花了。他的大衣又新添上了几块退色的地方，麻线更加蓬乱破烂，那个仅存的纽扣，就是那颗黄的牛角纽扣也不见了。凯撒大叔还是皇族的后裔呢！
太阳已经落山了，实际上它早就沉没在毛毛细雨之中了。我已经无缘观赏这个景致。但我还是冒着细雨沿着街向前走，看看可能有些什么东西。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我看到一群人乱哄哄地挤在药房门前；在一个平静得像沙漠的地方，这可是难得的新鲜事。我挤了进去。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的躯体躺在一张用空箱子和椅子凑合搭起来的床上。医师正在检查他还有没有幸存的可能。他的诊断是，少校早就命丧黄泉了。
晚饭时，我向一个黑人侍者打听城里有什么消遣。他郑重其事地沉思了片刻，然后回答说：“哎，老板，我实在想不出太阳落山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供消遣了。”
这位昔日的少校被人发现死在一条黑暗的街上，后来又被几个好奇又无聊的市民们抬到了药房。他死前经历过一场恶斗——从种种细节上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他是个无赖恶棍，打架倒也顽强。但是他打败了。他的双手还死死地攥着，掰都掰不开。站在周围和他相识的善良市民尽可能搜肠刮肚，想为死者说一两句他能够承当的好话。一个面貌和善的人想了好久之后说：“卡斯韦尔十四岁的时候，在学校里语法学得还不错呢。”
旅馆是那种美其名曰“翻新”过的建筑之一。那意思就是花了两万块钱，在大厅里添置了新的大理石柱，铺上了瓷砖，装上了电灯，休息室里摆了铜痰盂，楼上的大房间里都贴上一张路易斯安那—纳什维尔铁路的新时刻表和一张观山图的石印画。旅馆的管理无可挑剔，招待也带着南方人细致的殷勤，只不过服务员都像蜗牛爬行一样慢，像瑞普·凡·温克尔(3)一样乐观。这儿的饭菜真是值得人们千里迢迢赶来品尝，世上任何别的旅馆都找不到这样好的烤鸡肝。
我站在死者身边时，他垂在白松板箱旁边的右手松开了，一样东西掉在我脚边。我悄悄用脚踩住，过了一会儿才把它捡起来，揣进口袋。照我的揣测，一定是他临死前无意中抓到了哪个东西，就再也没有松手。
我又累又困，一到旅馆，就赶紧把赶车人要的五毛钱给了他（你放心，当然给了相当数目的小费）。我了解他们的脾气，不愿意听他们唠唠叨叨地谈起他们以前的“东家”或是“战前”发生的什么事情。
当天晚上，旅馆里的人们除了谈谈政治和禁酒之外，主要的话题是卡斯韦尔少校的去世。我听到一个人对大家说：“依我看，诸位，卡斯韦尔准是被哪个谋财害命的混蛋黑鬼杀的。今天下午，他身上有五十块钱，还拿给旅馆里好几个人看过。人们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这笔钱却不见了。”
我乘了一辆老式马车来到旅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克制住自己，没有爬到马车顶上模仿西德尼·卡顿(2)的样子。拉车的畜生老得走不动，赶车的是个刚被解放了的黑奴。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当火车驶过坎伯兰河上的桥梁时，我从口袋里掏出半元银币大小的一个黄色的角质纽扣，上面还连着蓬散的粗麻线。我把它扔到窗外，让它落进缓缓流动的浑浊的河水中。
这种混合物让你觉得近乎于纳什维尔的毛毛细雨。它没有樟脑丸的浓烈气味，也没有豌豆汤那么浓厚，我说得已经足够了——你一定知道那感觉。
布法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取伦敦的雾气三十份，疟疾十份，泄漏出管道的煤气二十份，黎明时在砖地上结成的露珠二十五份，金银花的香气十五份，加以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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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钟，我下了火车。由于翻遍了辞典也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我不得不列出个配方表来做比喻了。
(1) 兰德—麦克纳利：成立于19世纪的一家出版地图册、地图和旅行指南的美国出版商。
纳什维尔，城市名，田纳西州的首府，一个转运港，坐落在坎伯兰河畔，有芝加哥—圣路易斯铁路和北卡罗来纳—路易斯维尔铁路从此经过，被认为是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2) 西德尼·卡顿：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人物，前文提到的“老式马车”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用来押送死刑犯上断头台时用的马车。
天气是他们的一大话题，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半个小时，而与此同时，你还在考虑煤炭的开支过大，考虑穿上厚厚的衣服。一旦他们把你的缄默误认为是信服时，他们就忘乎所以，竟把金门城说成了新大陆的巴格达。这只是意见分歧的问题，没有必要争论。但是，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如果有谁用手指指着地图说：“在这个城市里，不可能有传奇——这里能发生什么事呢？”那他就未免太轻率了。是啊，用一句话来否定历史、传奇以及兰德—麦克纳利(1)，这未免太大胆、太轻率了。
(3) 瑞普·凡·温克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作品中的人物，他性格温和，一睡二十年。
按照加利福尼亚人的说法，东部就是东部，而西部却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人不仅仅是一个州的居民，而且还自成一个种族。他们是西部的南方人。相比之下，芝加哥人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毫不逊色，但是你要问起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时，他们可就张口结舌了，又是说喜欢湖里的鱼，又是说喜欢新盖的共济会大楼。而加利福尼亚人则不同，他们说起来总是有条有理。
(4) 杰斐逊·布里克：狄更斯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中脸色苍白、体弱多病的战地记者，“布里克”英文“Brick”，也有“砖头”的意思。
——弗克兰·诺里斯
(5) 朗斯特里特：美国南北战争时，南部联邦的将军。
可惜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芝加哥，或者布法罗，或者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美国，只有三个大城市可以称得上“故事之城”——纽约当然在内，还有新奥尔良，最重要的是旧金山。
(6) 美国南北战争以南部联邦军攻陷萨姆特要塞开始，以南部联邦军司令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告终。
——拉·吉卜林
(7) 据说《旧约》中的诺亚之子Ham（含）的后代在非洲繁衍。
那个以临海为荣光。
(8)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
这个因倚山而骄傲，
(9) 本处所列出的人名都是西方鼎鼎有名的大散文家。
彼此挑战着对方。
(10) 托马斯：（1816—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忠于南部联邦的将领。
所有城市都得意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