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屑于回答，那双描得发紫的大眼睛乜斜着，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把它抛在我的面前就走掉了。
我愤愤地问：“你知道什么叫‘柏拉图’吗？”
当那根沉沉的弦被拨动时／我仍然没有摆脱焦灼之苦／一只苍老的手继续弹拨／另一边的人却在倒计时／九、八、七、六、五……／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临／怦怦跳动的是千年心音……
我在老红军身旁徘徊的时间太长了。我知道迟迟不愿离去到底是为什么。我终于明白了当时的凯平，他就是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击中了。也可能是在疲倦的奔波之后又陷入一种焦灼和激动交织的情状之中，我又开始连续失眠。令我讨厌和不解的是，隔壁的莫芳继续用她轰响的音乐叩击我的耳膜。我好几次想吐露抱怨，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她那种挑衅的眼神越来越明显，我不知道她在悲伤的老人面前还怎么能够如此孤傲和心安理得？更可气的是，她不知什么时候从公爹的屋子里偷走了一本歌集，大概在她来说是少有地沉住心性，从头至尾研究了一遍。她拍打着上面仅有的几首“情歌”，对我说：“那是柏拉图式的。这不过显示了作者自己的无能。”
莫芳抱着那只肥猫频频出入那个房间。她的脚步无论在白天还是深夜，都特别搅人。可我发现，她的公爹对这一切好像早就习惯了，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安。老人长时间伏在自己屋里那张写字台上，我不敢去打搅他，只是注视着他的背影、他那团雪白的毛发。他在写着什么，我想他在飞快地追记一些往事。这大半与那个战友刚刚逝去有关。很显然，留给那一代人的时光已经不多了。我不想再打扰他。我想很快就要从这儿走开了……我相信此地给予的什么将长久地留在心底……我不由自主地整理起背囊，莫芳看到了，一直走进我的房间，说：
3
“我想来看看从野地里来的傻瓜。”
雨猛然增大，发出了哗哗的声音。这时候人群摇动起来。他们呜呜哭，有人双手蒙脸。很长时间里，花儿都抱住了母亲，大概是怕老人在雨水里倒下吧。
我没有理她。她坐下，抚摸洁白的大猫，笑吟吟地看着我。我没有转脸，可我完全感觉得到她那种富丽堂皇的样子。我闭上眼睛，想那一天哗哗的雨声和一阵阵的恸哭。我好几次想转过脸去，想转述那个满头白发的可爱老人讲的一番动人的话。但我忍住了。脑海里偶尔出现浓烈开放的美人蕉花，花下边傲慢抖动的一对粗长的、弹性十足的腿。我闻到了淡淡的芬芳的气息。这种气息告诉我，旁边的人正企盼和等待什么，她已经厌恶了这里的生活，她的话题一会儿就要扯到外国，她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移居的问题。
老红军的话最后说完了。
我记得在我们老家旁的那个小村里，有一个屠宰手，同时还捎带给人阉猪阉羊。有一次他阉死了邻居的一头羊，那家里的汉子说他是故意的，威胁要给他一个报复。他有点害怕，就逃到了在外地承包工程的建筑队去。后来这个建筑队又到国外施工，于是他就出国了，并设法在那个国家滞留下来……这时候我很想告诉莫芳，移居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沿海那个村子阉羊的人。但我终于没有说出。我回忆着去世那个老人，他的两个白白胖胖的城里孩子……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某种人生的悲哀：狂妄连着狂妄，狂妄到最后，总是发现自己还是远逊于父辈。这样的比较包括哪些方面呢？一切方面——在一切方面，我们都在退化……
他说得很慢，我一句句听下来，琢磨他话的意思。整个人群里没有一点声音。雨点落在地上的沙沙声，是他这番演讲的惟一伴奏了。我抬头看看，发现那些默立的人，都有眼泪在眼眶里打旋；就连他们旁边站立的狗也都哭了，泪水顺着眼角渗出，又从长长的鼻子那儿流下。它们也都像主人一样，定眼望着老枣树下的人。
莫芳在旁边咕咕哝哝：“你可真瘦。可惜了这么高的个子。你的腰多细，我想你大概一点劲儿也没有，除了长了一副好胡子、一对让人想多看两眼的眼睛——对了，还有一对挺好的耳朵——我总是注意人的耳朵，你的耳朵就像医院里的耳朵模型……”她还在看我，一些念头总是这么奇异和怪僻。
“大伙儿都跟他叫‘红军’，什么是‘红军’？就是那时候最早一拨出去打仗的人。这人长得不高也不壮，我认识他那会儿，他瘦得眼往里凹凹着，嘴唇没有血色，穿的裤子补丁摞补丁，露皮露肉的，天寒地冻还穿不上棉袄。起事头一回——砧山口起义他就捱上了，活下来，只活了三个，他是其中一个。左边肋骨那儿镶了颗子弹。接下去是找队伍、游击，就是那空当儿他在咱这周围山里打转。再后来他跟花儿妈成了亲，又随上队伍走了。花儿妈和村里人一块儿东躲西藏，东山里那些石板底下、河套子里，都躲藏过。上年纪的人都记得冬天在山里过夜的滋味，一夜一夜打抖，睡不着，挂记亲人哩，冻得慌哩。那一年上冻死了五六个老人，十几个孩儿，这是村里。他哩？他那会儿参加了三场硬碰硬的仗，左胳膊让刺刀挑了，流了一地血，拖下来的时候人事不省了。都说他得完，可他还是咬着牙挺过来，这是他第二次活过来。从三支队打出来，最后过海上东北，再后来又往南边一路打下去，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花儿她妈数过没？她数不完。咱这四周，谁有他打的仗多，流的血多？没有哩，他为了什么，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个一二。他打仗，不会是为他自己吧！人哪，多好多坏，那得从总里算。他这个人哪，也有自己的毛病。这不是说道毛病的时候，可我还得说道。他也有对不起村里人、对不起花儿和她妈的时候，他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不像吃苦人办的事。不过我得说，他还是个好人，替别人特别是替穷人干了不少好事。过去、如今，穷人里边也花花黧黧，穷人昧了良心的时候，下手更狠。不过呀，我要说，有哪个穷人不争气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一个人要不帮穷人那就是他的事儿了。打仗打了那么多年，打完仗又停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穷人还是这么多？说来说去，是真心实意帮咱穷人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哩！为什么要帮穷人？算个账就明白了。穷人没什么用处，帮不帮都一样，他们不识多少字，困在自己山里，要不就困在那么一个旮旯里，活就活，不活也不关别人的事。可是从穷人堆里挣出来的人又怎么个讲法哩？他要忘了穷人，穷人可真是没有指望了！我这个兄弟流了不少血，我敢说他的血可没有白流。村里人嫌弃过他，可这会儿还不是都为他送行来了？他最后还不是躺在自家大炕上？我说过，他归总是个好人，对村里事事上心，有公社那会儿，山上收红薯，有哪个图快，下镢头伤了瓜儿，他都一阵连一阵吆喝，有好几次要用巴掌揍人呢。几个娃娃在场院边上点火，他骂。他们的火烧着了场边的白杨树，好端端一棵树皮烧透了，就死了，他能不火？那些胡乱打牲口的人，往水潭里扔石头的人，都被他骂过。村东头那个人馋，养了三四年的狗想在过年时候磨磨刀杀了，他听说了，提个拐走过去，劈头就是一顿好揍，说：‘这是条好狗，秋天里看庄稼，管比什么都经心；你走哪它跟哪，像个亲生娃儿一样，你就忍心杀它？你能对它下刀，什么坏事还做不出来？’就那样，他把那条好狗保下了。还是公社时候，饲养棚里老饲养员可以做个证，那时候那些耕了一辈子地拉了一辈子车的牲口，临到最后上级批准可以宰杀了——怎么没杀？怎么在槽边给它们粮食吃？把草节切得细又细？因为它们牙口没了，嚼不动哩，你得好生喂着。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个老红军！他说：‘这都是公社里的功臣，拉不动车和犁耙了，那就在槽边歇着，好生侍候。’他说过这话没？我说他是个好人，因为光是我说不中，你们大伙儿都一件一件看见了，村里上年纪的都知道他的小名，他干了些什么也瞒不过众人眼。他是个红军，是个革命者。什么叫‘革命者’？说到底，就是他这一辈子越往上坡路走，越挂记下边的人，对人对物什么时候都有一股好心眼儿，对人什么时候也不能‘用人往前，不用人往后’。尤其是对穷人，不能这样——谁要这样，就把谁看成自己的死对头，这就叫‘革命者’！”
她继续说下去：“年轻人很少有能和我的公爹谈到一块儿去的，而你是一个例外。这就让我想起来了，任何时代里都会有些年轻的保守派，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故作深奥，到头来都挺招人恨的；特别是女人，最恨他们了，因为他们往往是些不尊重妇女的大男子主义者，自以为了不起呢。当然啦，这其中也有那么几个狼心兔子胆，也就是说……”
一开始他简单地回顾了死去这位老战友参军的情景，经历了哪几场重要的战斗、立了哪些功，还有，战争结束之后他干了些什么、最后与其交谈了些什么、他死前最看重最挂记的是什么……这些都说得很简略。但我觉得这浓重的地方口音尽管压得低低，却像是在山间滚动的雷声。他不紧不慢，仍然那么低沉，像在跟村里人面对面交谈：
我打断她的话：“算了，你的意思无非是我这种人很想干点什么，只是不敢，是吧？”
一片迎合声。流泪的眼睛都仰起，盯着我身旁的老人。他头顶的一团闪闪白发这时往下一点点滴着雨水。他擦也不擦往前走，一直走到老枣树下。我发现他一直挺着的腰板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弓了，站在老枣树下，一双瘦瘦的大手显得那么长，差不多快碰到自己的膝盖了。他的目光落在旁边那个比他矮小得多的村里负责人的肩上。这样看了一会儿，好像在琢磨什么。后来他说话了，令我有点惊讶的是他已经不用普通话了，而改用了与这个小村人完全相同的、浓重的山地口音。我发现他说的词儿都是山里人常用的，很容易听。我明白了，他在和山里人说话。他这番话就算是葬礼上的演讲了。
我鼓着勇气说出她要说的话，这一刻大概脸色煞白。我看着她的眼睛，用沉沉的目光逼视她，以压抑她的气焰。
“让红军老哥给咱说道呀！”
她嘴角缩了缩，满不在乎。后来她微微一笑，让我看到了荧光闪亮、洁白漂亮的牙齿，还有那对能言善辩的翘起的嘴唇。我的目光很快滑到旁边。
村里的负责人最后说的是：“今后花儿和她娘有什么事，就是大伙的事。眼下老哥是咱的人了，老哥回了村，就躺在自家大炕上去了，咱就把他手里的事接过来办了，是吧？我敢说是哩！好啦，老少爷们说道说道，有个说道？没有……”他的眼睛四下看看，突然大声喊了一句：
“你怎么不一直看着我？我就不信你一直这么凶！你很快就要走了，难道就不怀念我们这个地方吗？”
葬礼上没有发现上级组织的派员，连老人所在单位的花圈都没有一个。我有些不安地问了问老红军，他小声说：“这是村里人的疏忽，这儿太偏僻；不过这也好，不会有人干扰这个葬礼……”是的，这已经完全是小山村自己的事情了。
“我会想念老人的，想念在他身边待过的这些天。”
2
“我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双沉甸甸的眼睛往四周转了半圈。我不由得随他的目光看去。我发现，小娃娃、老人，走路艰难不得不拄着拐杖一步步挪来的老头老婆……围了很多，使人很难相信在这山旮旯里竟然藏下了这么多的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光是人，所有的狗也都来了。它们大概是跟着自己的主人来的，这时候神情肃穆地站在那儿，没有一个蹦跳的，都老老实实面向这棵老枣树。负责人的话刚刚落地，人群里立刻是一片不安的议论声，有人呜呜哭泣，先是老婆婆，后来是老头子。年轻人一声不吭咬着嘴唇，又抬起眼睛寻找花儿和她母亲、那两个白白胖胖的城里孩子——他们正摘下眼镜擦拭……
“你——我也不会忘记！”
于是就让我们看到了在骨灰盒旁边伫立的那两个哼哼唧唧、用力忍着眼泪的孩子。他们都白白胖胖，戴着眼镜，一眼望去，与满场的人都有极明显的差异。村里负责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瘦骨伶仃，一双眼睛老盯住一个地方，不善言词，说话简短。开始时他站在老枣树下，四下里望一望，说一句：“他去了，是咱村里的，咱大伙儿来送他。嗯，都来啦，好，一个不少。”
“那就好啊。”
晚秋时节，雨声沙沙……到后来这雨水越来越小，却仍然使人们身上湿漉漉的。这个对遗弃了结发之妻的老军人冷落了几十年的小村人，突然间都从四面八方汇来了。有的甚至是村外的人，他们得到消息也来了。人们都口口相传，说那个打过很多仗的老红军死了——这儿剩下的惟一一个老红军也要赶来参加葬礼。在这最后的时刻，小村人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事项，好像故意瞒住了官方，而且也不向那个城里妻子生下的孩子通知一声。后来可能是有人觉得这未免过分，还是在最后时刻通知了他们。
“我不会忘记的，是有一个高个子胖女人，她很孤单也很无聊，她正在设法找一味药医治自己的毛病。她认为出国也许是味好药；还有，她宁可一天到晚抱着一只肥猫，也不愿腾出手来给自己的公爹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葬礼是在那个老人死去一个星期内举行的。花儿和她母亲到处寻找一棵像样的老枣树，后来就在村子最东边、山的豁口下边、太阳一出来能够最早照亮的一个山坡那儿找到了：一棵长得歪歪扭扭、树干上满是伤疤和瘤子的异常茁壮的老枣树。据村里人讲，这棵树活得年纪最长了，而且迎着阳光望去，很像是一个挺不直腰身的老人，正不眨眼地望着这个村子。这是守护啊！这儿的人都觉得那棵老枣树和死去的老人有点相像。几乎没有什么争执，就在那片开阔地上，村里人准备埋下死者了。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冷着脸，语气艮艮的。
我提出同他一起，他默许了。
她没等听我说完就哈哈笑起来。她笑得太响亮了。看来她一点也不在乎公爹会听到，笑过之后轻描淡写吐出一个很粗的字眼。我并不介意。
两天之后，村里要开一个追悼会，老人说要举行一个葬礼——小村人决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遗嘱，也不管组织上准备怎么办，反正这次要自己干。老人说他要参加葬礼，还说要讲点什么。他说在这整个城里，和这个人在一块儿战斗过的只有他一个人了，“我们老哥俩谁也代替不了，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哥俩，他不过先走了一步”。
她说：“你怎么说都成，反正我想告诉你：我这么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个傻家伙。艮艮的，挺可爱；不过呀，我如果生了你这么个孩子，就会不停地揍他哩。”
第二天他去跟老战友告别。我随他一同去，他摇摇头。
我的脸这会儿肯定红了。这种蓄意和恶毒的挑衅，未免有些过分了。我说：“请你回自己的屋子吧！”
星星出来了，他仍然在那儿蹲着。他让我回去，我没有听。后来他只好站起，扳着我的肩膀一块儿进屋。
她蹙蹙鼻子：“你记错了，这是我们的家，或者说就是我的家。”
老人一声不吭蹲在了院墙外边，面向着那个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后消失在一溜山阴后边，他仍然那么蹲着。夜深了，儿媳莫芳走出来，为他披上了一件宽大的风衣，又走开。我站在他的旁边。
“我是老红军的客人。”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传来。老红军的老战友，那个前几天还躺在炕上的中风者，于前一天晚上零点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红军的家在干休所，这个房子是我和我爱人分来的。”
这个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间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那一丛美人蕉的叶子有几片好像被寒气冻蔫了，衰败的花朵落了一地。还有门外那大片的苔菜叶子，有的也在卷曲，路旁的毛白杨也在开始脱叶。
我一时无语。停了会儿我说：“你没看我在收拾东西吗？我很快就要离开了。”
老人说这一段故事时，给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这其中包含的什么。
她得意地哼哼着，右脚不断地颤抖、拍打地板。我想出去一下，可她故意在门口那儿站着，大块头把多半个门都堵住了。我不得不侧着身子往外走。就在我从她身边挪出的那一瞬，她竟然对我做了个鬼脸……我的心怦怦跳，一口气跑到了院子里。
老人告诉，那个老战友一生里有一个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里人。那个贫穷的小山村看起来挺寒酸，沉默寡言，实际上蛮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万不要轻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长叹，说那个老战友的事情他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那真是给人警醒的一个大故事。刚开始村里人都为自己这儿出了一个“老红军”欢欣鼓舞，走到哪里都说谁是他们村里的人；后来，自从他跟自己的结发夫妻分手后，就再也没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里，躺在原来的那个小瓦房里的大土炕上了，还是没人同情。他们都说：“活该！”他几次昏迷过去，村里人都很少来看他的，原来他们还是不能原谅他。直到前不久，都说老红军眼看不行了，这才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同辈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轻的人像来看一个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们对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感情……
我大口地呼吸，转过脸，又是那一丛开得浓旺的美人蕉。它的生命力可真强，不断有花朵蔫脱在地上，又不断有崭新的花儿绽放。天渐渐冷了，可它的叶子仍然浓绿。我盘算着：从这儿走开时，满地落叶的时刻也就到来了。在这样的时候，踏着一地落叶去老家，去寻找那个毁坏了的田园，可真不是个时候啊。可是我仍然要走去，这一路无论走多么远，一回首都能望到它的满脸悲怆。我是一个离不开老家的孩子，一个贪婪而污浊、有着奇特的欲望和时不时偷袭而来的邪魔……可是啊，我因为记住了那副悲怆的面容，才把一切勇敢地跨越了。我要走去。
老人叹息着：“我这个老伙计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个部里，部长病危时曾立下一个遗嘱，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受这个启发，也这样提出来，希望骨灰能撒到他们流血流汗、印下战斗足迹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执行部长遗嘱的时候，他亲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动这么多人，先是乘火车，然后出动直升机和船……我的这位老战友惊呼起来：‘天哪，这要花多少钱哪，这要花国家多少钱哪！’他为此特意改了遗嘱，说自己死了之后一定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向遗体告别；至于骨灰嘛，随便埋到哪棵树下都行，埋到哪儿方便就埋到哪儿吧。前几年他卧床不起后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个地方，等将来由他的大女儿花儿亲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边——最好找一棵老枣树……”
老人在他屋里一声声咳嗽。淡淡烟雾从窗子那里渗出。我想他正在抽那个又黑又大的烟斗……
老人讲这些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我想起了东部平原，还有后来去过的南部大山——那里的人只要到了五十多岁，得了病就很少往医院送了。他们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捱，顶多请几个乡间郎中来看一看。有时候数遍一个村子也找不到一个人在医院里合上眼睛。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着那个倔犟的老人，他的行为——他大概是以这种方式，替所有山里人表达一种悲凄的心情，表达自己对贫穷的抗议……我说不明白，反正他在以这种方式表达那种特殊的心绪，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极度藐视。
“老伙计走了，接上该是我……”那一天我们从葬礼回来的路上，冒着雨一前一后踏着泥泞，他就对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路上他想抽一口烟，可是一摸火柴全湿了，只好作罢。那天走了一会儿发觉身后有声音，转过身一看，原来雨地里有几个村里人在跟着我们，已经跟了一程，旁边还有几条淋得精湿的狗。
我们从那个老人身边回来不久，听说他的病越来越重了。这期间老人又跑去看了几次，每次回来都很沮丧，脸色铁青。我长时间不敢问他话，一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他讲得断断续续，什么组织上来人拉他到医院里去，他用一只手揪住被子和炕席，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过去了，人们才把他抬到医院里。他醒来一看是在医院，又嚷着踢着要回去，不吃不喝。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抬回了。再后来又是出事，没法只得在炕上看护，那儿的条件当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为得病，才坚持住到山村里，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的这个老战友比所有人都倔，战争年代的那股拗劲又上来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这样说：从他记事起，村子里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么多人能，他为什么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为什么就要到锃明瓦亮的大医院里去死？有人告诉他，现在不比过去，现在条件好了，村里的人到病危时刻也要抬到医院里。他说那好吧，就把我抬到乡医院吧！”
他们见我们站住，也站住了。我们互相透过雨帘看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