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
“不，他比我还要小两三岁。当时是他爸让他挑着一担吃的喝的赶上队伍，才让我们吃上午饭。没想到这就捱上了战斗。战斗完了他活下来，想回也回不去了。我们还得赶紧逃命。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政委你还记得吧？”
“那个政委就在那场战斗中死了。我说调走的政委是后来的。我这儿到现在还留了一份那个牺牲的政委写下的起义手令。”
我听了心里一热：“是吗？我真想去看看他！他很老了吧？”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
“那个妇救会主任年纪大了，去世好多年了。她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不愿跟你讲她的名字，不过她的晚年过得并不好。她是活下来的三个人当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曾经分担过很重要的工作。总之这个人后来很可惜。另一个人没有文化，是真正的大老粗，一个庄稼孩子。他现在还活着，就是山南村子里我那个战友……”
回身望着山脚下的一片苔菜地，每一个叶片都像闪闪发光的金属，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我们走吧！”老人加快了步子。
我问他另外的两个人现在在哪儿？
莫芳已经做好了饭，她咕咕哝哝，大概是埋怨我们走得太久了。可老人什么也没讲，一直走进了自己那间屋子，然后掩上屋门。他继续在昨天晚上翻找过的箱子里边扒拉。我明白他昨夜在干什么了，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能安眠。
老人站下好好看了一会儿。他拍拍我的肩膀：“走吧，年轻人。”
找了好久，搬开一摞杂志又是一堆衣服，最后才拿出一个小木盒子。盒子里是一本油印的宣传小册子。看着封面上那个朱砂红的小五角星，心里热乎乎的。他像捧一件易碎品一样轻轻捧出。他打开小册子，中间掉出了一个皱巴巴的纸片：黑黑的黄黄的，上面是褪了色的墨水，毛笔写成。
我们沿着小路绕过工事往回走。后来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蓬闪着金光的金盏草。它们在草丛中那么亮，简直像一堆金子。
短短的一张起义“手令”，末尾是那个人的签名，是朱砂红的手纹印和另一枚方方正正的印章。
老人艰涩地吐出了几个字：“只活了三个，我，妇救会主任，还有一个挑饭的小伙夫。”
3
我听着。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他那个战友所在的小村只有十五华里，但走起来却非常艰难，因为要穿过五六华里的庄稼地，然后再翻过一溜小山。我不记得到过这一带，虽然它属于砧山余脉。这儿显得有点偏僻，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儿的山都不太高，但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在山的褶缝里。土地瘠薄，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贫寒之地。老人告诉：这一带的村子里出了很多英雄，他们那时都是因为太穷，没有指望活下去，就跟上拉队伍的走了。当然有不少人是跟上了坏队伍，可最后还是跟上好队伍的人多。要在村里待下去就得饿死，遇上春天闹饥荒，这儿的野菜树皮全都啃个精光，剩下的日子就是吃滑石粉，吃土，“有人听了可能觉得这是笑话，我就亲眼看见好几个吃土的人。拉队伍的人只要说一声：到队伍上可以吃上玉米饼，他们就一跺脚走了，一辈子也不回村子里来……我这个老战友家算是全村最好的一家了，春天还能吃上树叶掺稀粥——那一天他爹就让他挑着那么一担稀粥送给队伍，结果摊上了打仗……”
“一百五十多个人，你知道后来活了几个？”
山地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它们早已在初秋的时候干涸了。山上植被很差，很少能看到一棵粗一点的树木。我问老人：“过去也是这样吗？”老人想了想说：“差不多吧！”那个战友所在的村子是这片山区里最大的一个，有二百多户。不过村上人住得很分散。老人告诉，前些年本来有一个重整村落的规划，就是把一些房子尽可能地盖在一块儿，可是那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行，公社就解散了。因为要一家一户过日子、种地忙生活，所以重新规划村落也就不那么要紧了。“你看看，”他伸手指着山坡、山半腰上一个个黑乎乎的小房子，“他们这二百多户像撒枣似的撒在这么大一片山地上，一旦有个急事儿，要招呼个人都难。”
他闭了闭眼睛。
这是晌午时分，村里开始走出了人。他们挑着东西到自己的地上去，身边大半都有一只瘦干干的狗。这些狗的耳朵耷拉着，尾巴像细绳一样绕来绕去。它们比主人更早地看到了远远来到的两个人，踞在那儿，伸长了脖子注视我们。奇怪的是它们的主人对远来的生人没有一点兴趣，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只是低着头，担着东西往前。他们的狗跟上跑一会儿就要站住，远远地望着来人。
“但是起义到了第八天上，我们就有了一百五十多人！那时候我们觉得兵强马壮，是赶紧打一仗的时候了。只可惜走漏了风声，敌人有了准备……不过如果我们动手再晚点也就全完了。我们先解决了他们一个连，夺来一些武器。再后来他们的援兵到了。我们就往南山跑。就在这里，就这个地方，他们赶上来，围了半圈，另半圈是个陷阱——可不能往那边走……这一场仗打得好惨。就在你的脚底这儿，死的人像摞起的秫秸。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遭看见这些活生生的、前一个时辰还有说有笑的人扑通扑通倒在这儿，血像春天的山水那样，顺着石坡往下流，染到哪儿哪儿红……”
老人一直走得很快。看来他对这儿的每一座小山每一条小路都熟得很。他说：“时间如果来得及，我还会领你到山顶上，去东边的山看一看。看到了吧，那几个山形成一个漏斗，真是做高山水库的好地形！前些年，就是有公社的时候，几个村联合筑了一道大坝，那大坝说起来你不信，比北京的工人体育馆还要高上十米呢！要多少石料？所有的石料都是村里人一锤一锤砸出来的。妇女老人小孩，一块儿往上扛，唱着歌。冬天里飘着雪花他们也干，一直干到春天桃花开了。那些天我和我的战友实在忍不住，也参加了工地上的劳动。你不知道，他们天天唱歌，中午就在山上起火兴炊。修那个大坝的过程中，至少有十几对青年男女在谈亲事，到后来大都成了家……”
我有点吃惊。
他眼望着东南方向那个小山，激动不已。几句话描绘出一个场面，如在眼前。我问：“现在那个高山水库有水吧？”“肯定有！不要说现在，就是最旱的时候里边还有好多水呢。整个这里几百亩地、上千亩地，都靠它浇灌，不过最旱的时候，它的水就得好好节约着用了。有时候眼看只剩下了一点点水，其实还能浇很多地呢。你觉得它少，那是因为你的眼睛不知不觉要以旁边的大山做比照——实际上这水摆在平地上，会是多大的一湾呀！”
“没有那么多，只有二三十人。”
村口，一堆麦草旁边站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穿着老式棉袄，外边套了一个花布罩褂，头上扎着羊毛头绳，黑乎乎的脸庞被风吹得很糙，一双眼睛又圆又黑。她的眼睛很好使，老远就看到了我们，扬着右手。她喊着“伯伯”。这时候老红军揉揉眼睛应了一声，扯扯我的手，快步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告诉：这就是花儿，是老大！我想，这可能是他那个老战友的大女儿。看她的一身打扮，完全是一个山村妇女。
“几百人吧？”
花儿冲着老人说：“俺爹让我在这儿等你，他盘算着今儿个你能来。”
“你以为参加起义的有多少人？”
老人笑了，指指我做了介绍。
“记得。”
她喊了一声“大哥”，然后转身前边走了，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告诉什么。她说的是当地土话，我至多能听懂一半。她说爹从昨儿个起来觉得精神了些，“还要书看哪！”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砧山口起义吗？”
老人笑了，“还要书看，他不想指挥队伍打一仗吗？没跟你要作战地图吗？”
我很快明白他为什么要领我到这儿来——前边是几个地堡，它们的枪眼黑洞洞地向着东南方。地上还有一圈毁了半截的地基。当年它们曾被用心地垒起来。这儿显然有过一场战斗。老人在这些工事前久久沉默，一句话也不讲。他面向黑洞洞的射击口。我发现他的两只手端到了面前，握到了一块儿。霞光照在他的手上，让我这一会儿好好地看了看这双手。衰老，锃亮，多少带点紫红色；上面没有多少疤，脉管鼓得很高。那些脉管让人想起粗粗的生锈的铁丝。手的正面被厚茧壳包裹，有的地方已经破损，裂了口子。像一双农民的手。不知怎么，我觉得它不像是军人的手。
花儿捂着肚子咯咯笑，笑过之后说：“你别说，他还真要了一张地图呢。”
我们在山的半腰停住了。
“你那些兄弟这几天没来吗？”
老人一手撑在树干上，眼睛却在望着南方。南边是依次增高的山岭，雾气笼在它们半腰，又给太阳染得一片橘红，非常壮观。看了一会儿，我们又启步向南。这儿要沿山脊走上一会儿才能找到一条去山阳坡的小路。路很陡，尽管被人踏出了一些脚窝，但仍然得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老人显然是走熟了，他一直走在前边，走得很快。
女人不笑了，摇摇头。
整个小山上植被很好。树木至今绿油油的。各种各样的灌木和绿草覆盖了泥土和岩石。只是到达山顶的时候才有凸露出来的花岗岩和石英斑岩。在接近山顶的泥土稀薄处，挺立着一棵近三十米高的槲树。它的球果已经快要成熟了，有的开始脱落。我从地上捡着可爱的球果，久久端量。这棵树大概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我们在一个很破旧的瓦房跟前停住了。瓦房很小，石头围成的院墙也矮得很。推开院门，一群鸡见了我们赶紧闪开。满地都是鸡粪。还有一头水淋淋的小猪，像一条狗一样跑来跑去，见了走进来的生人，竟然贴上腿边绕来绕去，还试图在女人腿上蹭痒痒。女人说：“去去，小花，一边去。”
一只漂亮的黄腹山雀落在前面不远的野椿树上。野椿树叶子的背面、叶梗，都红得像胭脂，黄腹山雀就像树上开放的一朵奇花。它歪着小小的头颅，显然是看到了我们。老人停住了脚步。我们一块儿看野椿树上的那只鸟。就这样整整停了四五分钟，它才鸣叫一声飞走。
那头小猪长着黑白花。她叫“花儿”，小猪叫“小花”，我觉得真有意思。
弯弯土路在山的漫坡前向北拐去，这样绕过小山，通向了市区；在它的拐弯处却岔出了一条一尺多宽的小路，一直顺着山坡向上……我明白了，这是老人每天散步踏出来的。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往上攀。路旁有好多还魂草，就是平常所说的卷柏，它长得像一个个莲座。由于好久没有下雨了，它已经干卷了。往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卷柏属植物，像蔓出卷柏，主茎伏地蔓生，叶子比还魂草绿得多，嫩油油的。有些发黄的朝鲜碱茅中间长了很多阴地蕨；岩石的缝隙间，野鸡尾长得非常茁壮。这儿的灰喜鹊起得特别早，它们从山的阳坡飞过，一群一群落到黑松上，然后又飞到更高的光叶橘上。它们轻轻地啄食，我们走近了，它们一点都不害怕，吵闹着，在树上顽皮地翻上翻下。
4
我点点头。跟着这样一位老人往前走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他一点也不像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两腿非常有力，每一步都迈得很大。那的确是毫不夸张的“巨人的步伐”。他没有穿军装，如果扎上腰带打上裹腿，再戴一顶军帽，就会把人唤回昨天。
三间窄窄的小瓦房，中间像当地所有的人家一样，是餐室兼灶间。这儿正涌出一团团水蒸气，我们走进去，差不多面对面看不见人。屋里全是水汽，但里面的人眼睛好使，一见来人马上站了起来。这时候我们才看清，对面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小脚，满脸皱纹，头上包着一块黑头巾。她原来在那儿煮什么东西，见我们进去了，高兴得拍打衣襟，露出了一口短短的牙齿。这是一个多么和善的老奶奶，她叫老人“大兄弟”，说男人在炕上已经念叨了好久。老人笑着，笑得何等畅快。
他回过头：“想不想一直往前，走到山根那儿？”
老奶奶扯着我的衣襟，女儿花儿就对在她的耳边讲了几声。她“噢哟哟”叫着，拍着手：“多好的娃儿，也来咱家里！快屋里去，屋里去，喝茶，花儿端‘果木’！”我注意到这儿民间还保留着许多书面语，统称水果为“果木”……花儿“哎哎”应答，脆生生的。这声音在母亲面前立刻变得像小姑娘一样。她依照吩咐去端茶和“果木”——至少两种水果，一些炒花生。
我踏着苔菜地往前。前边是霞光勾勒出的那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他头顶的白发也被霞光染上了一层金色。他可能看到了我，一直站在那儿。我加快步子走过去。我们俩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太阳已冒出山口，光线变得非常强烈。不能迎着山口走，那样阳光就太刺眼了。地上，一夜的寒气凝在苔菜叶上，墨绿色的厚叶片上结了一层细小的水珠。如果天再冷一点它们就会变成银霜。走了一会儿，我们踏上了一条可爱的泥路，它顺着田垄弯弯地向前，两旁是开始脱落叶片的毛白杨。淡灰色的树皮上一个个黑色的疤瘌点缀着，很像人的眼睛，正遥遥注视着这片田野。我们哈出的气发白，天有点冷。
我和老人进了里屋，一眼看到那个异常宽大的土炕上躺着一个瘦小的老人。他看上去比老红军还要老得多，身体显然有大毛病，因为他笑着，努力想撑起身子，可最后还是没有起来。原来他中风了。老红军小声告诉我：“他害这病五六年了，全是老伴伺候，真亏了有这么一个老伴啊！”
2
炕上的老人去抓老红军的手，两双手握在一起不停地抖。老红军说：“伙计，伙计，安生躺着，嗯，安生躺着。”炕上老人呜里哇啦说什么，由于地方口音浓重，再加上发音不清，我一个字也弄不明白。我这时候看到他的右耳下边有一个很大的伤疤，那伤疤闪着亮，显然是战争中受的伤。老人穿了宽松的上衣，说话时胳膊常常要露出一截，于是我又看到他左臂上有一块刀疤。老红军见我在打量他的战友，就说：“这可称得上是身经百战的人了。人要说老可真快，前不多年，就是有‘公社’那时候，我们还一块儿到水利工地上去帮忙吆喝……”
莫芳两手插在裤兜里，多少有点遗憾地伴我走到院子，在门口那儿站住了，一直目送着我。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老战友大概听明白了，直眼瞪着他，然后呜呜噜噜喊了几句，大笑起来。只有从这爽朗的笑声中我才依稀看见了当年那个战士的风采。眼下的他简直太瘦小了，大概体重不足四十公斤，真是骨瘦如柴。老红军大着声音在他耳旁嚷：“听说你要看书还要看地图？”
我想到田野上走一走，想和那个老人一块儿，在这可爱的清晨散散步。
老战友呜呜噜噜笑着，点头。
我仔细端量了那只猫。说起来没人信，它甚至用了进口的荧光指甲油，缩在里面的爪子都给染过了。我还搞不明白的是，这屋里竟然没有一点猫的粪便气味，而且也没有浓重的香水遮掩……我最后看了一眼她的猫和那堆诱人的唱片，走出了屋子。
我看得出，他们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最高兴的时光。老人的手颤抖着，在枕边摸摸索索，这时候花儿走过来，只一下就从枕边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叠成了好几层的地图。那张地图很旧了，展开来，原来是一张带等高线的地形图。老红军帮战友展开，摊在前边，指点着一条条河、一道道山脉的走向。他的手指在上边移动，口中喃喃有声。这样看了好久，老红军才把图重新折起，放到了枕头边。他伸手在老战友肩膀那儿按了按，算是安慰和鼓劲儿：“好好养着，明年开春，你得硬朗起来啊。”
尽管两个人睡得晚，奇怪的是他和莫芳都能起得比我早。他们都有过人的精力。老人像过去一样，一早就到外边去了；而莫芳在她的屋里逗一会儿猫再去院里玩，小心地化一个淡妆。第一抹霞光照在她的脸上，整个人显得生气勃勃，没有一点熬夜带来的倦容。她邀请我到她的屋里见识一下，我谢绝了。但有一次我站在中间客厅，从门口瞥了一眼，立刻看到里边摆了很多书，这终于对我产生了吸引力。我接受她的邀请，到近前一看，这里杂七杂八的书籍可真多。她显然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不过读的坏书太多了，这都是她在三五年里搞来的。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只用了三五年的时间，印出的坏东西，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总和。多了不起！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真邪门！而眼前这个高大的女人就是这一“成果”的最好享用者。她记忆力好，能够滔滔不绝地复述那些千奇百怪的知识和见闻。她屋里有一台激光唱机，许多激光唱片和胶木唱片堆积在一个架子上，简直比书架还大。不知为什么，那只高贵的猫大清早却精力不佳，它正闭着眼睛在“床上”打盹。原来它也有一个专门的“私房”，一块绒布小垫就是安歇的床。这“床”显然是出自莫芳之手——看看这只穷奢极欲的猫，就知道这个屋子的主人是怎样一个人了。这个女人洁净、高傲，发疯地享用，以显示自己超人一等的高贵和不同凡俗。
花儿这时咕哝：“他们又来催了几次，爹不同意。”
“我提了几条建议他们睬都不睬，他们当然不会睬。他们就那么眼睁睁看着流沙把平原淤成那样，竟然敢伐掉我们几代人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几公里宽的防风林！这一来那些沙丘还不要逐年南移吗？没有防风林，起了海风，到了秋天怎么办？有个正在任职的狗东西，看起来唯唯诺诺的，有几次还冲着我合掌作揖，他把我当成了泥菩萨吗？这个狗杂种显然不是我们的同志。我找到有关部门，让组织上好好考察了一下这个人。我说这种人物必须撤换。我是在对组织讲话，对我的同志讲话。可是后来他们却把我的话一字不差地传给了那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结果后来我再到那里去，他就故意安排我住在一个又脏又冷的小屋子里，随处难为我，想把我赶走；他还在我面前说些不冷不热的话——说如今有些老东西啊，拿着他当盘菜，他是一盘菜；不拿他当盘菜，他就什么也不是！我腰里没有枪，要有，我真能把这个家伙毙掉。我这人火气大，拍着桌子说：‘你是什么意思，你给我立正站好！’他嘻嘻笑，说没什么意思，反过来还问我接待得怎么样？然后又是双手合十作揖，说：‘以前战斗过的老领导来了，俺忙不迭欢迎，安排食堂做最好的伙食，安排最好的房间，隔三差五还过来问安，有什么意见哪、看法呀、指教呀……’我说你先别扯这个，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在问你，你是怎么糟塌这个地方的？他的脸一下子沉了，气得直跺脚。他骂我搞小动作，不识抬举，到上面讲他的坏话。我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告诉他：这是我对组织上的一个建议。这家伙哈哈一笑，恶狠狠地盯住我：‘你说了不算，这个地方没你的事！这儿你做不了主，也不欢迎你来！’你听，这就是那个恶棍讲的话。我到现在仍然弄不明白的是，他自以为那个地方欢迎他吗？还有，我是冲着那片土地去的，我的老战友在那里流过血。我要他来欢迎，那我岂不是完了？那样我就连一条狗都不如！他能代表那个地方吗？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有些人就想把我挡在昨天，不让我回来，就像不让我跨出一个门槛似的。可是我这人越老越犟，偏要转回来，偏要一手扯上昨天一手扯上今天，把它们拧到一块儿去。有些人很快把什么都忘了，可那是鲜血和人命啊，那些事也能忘吗？小伙子，像你这样年纪的人，还有心思听听这些，没忘了那个叫于畔的人，我就觉得你了不起！我们这一茬人有个毛病，就是老待在昨天里。我不知道你的岳父是不是这样的人？老在那儿回忆、回忆，大门不出，这正好是一些人从心里盼望的！一个人不能忘记昨天，可是这还不够，他还要有胆子跨到今天，跨进今天的门槛里。昨天和今天中间只有一茬人能把它们接通，就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
老红军说：“他们该关心到正经地方去。他不愿意，那就不能动。”说完又回身向我解释：“是干休所和组织部门让我的老友搬回去住。他如果同意的话就到疗养院。老伴和孩子也可以带上，一块儿住。”
听着老人的话，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心头漫延开来。像眼前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他所说的那种“毁坏者”、“敌人”，我并不陌生，这一类人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他们只属于眼前，一切都从眼前利益出发，是极端的实用主义者——理所当然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毁坏者。
“那里的医疗条件也许更好一些。”
“回去过。不过我不愿做那种指手画脚的人，说后来人把什么都搞糟了。不过有些人，我一看就知道是个败家子。这样说还抬举了他们，实际上他们是毁坏我们事业的人，是我们的敌人！”
他摇着头：“这把年纪了，现在他最住得惯的还是山里这个小房子。这里的烟火味儿让他受用，”说着又低头问他的老战友：“换个地方，中不中？”
老人听着，半天没有吭气。后来他问起了岳父的名字，摇着头，说不认识，问属于哪一支队伍？参没参加“砧山口起义”？这些我知道得不多，但还是能够简单地回答几句。谈到那片平原上的事情，我们都不由得有些冲动。我说：“我怎么也想不到您对那一带那么熟悉，原来也在那些地方活动过！您现在真应该回去看看……后来您回去过吗？”
对方好像一句句都听得明白，瞪着一双大眼，慌慌摆手：“不中！不中！”
我告诉他，爱人和孩子，还有岳父一家，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亲人了——岳父也是一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打过仗，不过他现在没写回忆录，而是每天练书法，并且在那个城市竞选了“老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他还作诗，五言诗七言诗作了很多。
这个词算是让我听准了。一个老人成天躺在山村土炕上该有多么寂寞。我不知道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他能不能看？问了问，花儿小声说：“他看不清电视上的影儿，戴上眼镜也不行。广播员念得也太快，他也听不懂。好多事都是我们告诉他，不过有些事俺也不敢跟他说……”
“噢，这样……”
“为什么？”
我告诉他，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
“他会生气。像村西的那眼机井塌了，街道上那些大树被人偷着伐了，都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了，就让我们去喊村里负责人。去年他还能拄着拐下地，看见有人砍树就用拐杖砸人家的腿，结果人没打着，他自己先跌倒了……”
他大概看出了什么，垂了垂眼睛。
她这些话都一再压低了声音讲给我听，可是患病的老人在炕上看看我，看看女儿，再看看老战友，好像在认真猜度我们的交谈。也许是刚才他太激动了，这会儿疲倦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头颅垂在了一边。他的呼吸非常急促。花儿把枕头给他垫高一点，这才好了一些。但只是一会儿工夫，他又要活动身子，花儿又给他翻身。在灶间烧水的老奶奶一会儿端来了热水给他擦脚，擦身体。
我没有吭声，咽了一口。
我知道，面前的这个老奶奶是任何人也不能取代的，如果没有她，这位老人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吧。
“我记到本子上的东西，只是白天晚上想过的几十分之一。我还忘了问，你的父亲多大年纪了？”
我们在这儿待了很久。中午，老奶奶非要我们在这儿吃一顿饭不可。可是在病人面前耽搁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把你惊醒了？”他抱着一摞旧报刊，“我的嗓子不好啊，一到了秋天就这么咳嗽，其实没大病。”我看到旁边的一个小柜子上有一沓纸，上面写满了什么，不便去翻看。旁边有一杯黑色的茶水，正冒着淡淡白汽。我劝他休息，他说人老了觉少，一天如果能睡上四个多小时就已经很好了。我忍不住又瞥一眼那叠纸，问他是不是在写回忆录？他说：“就算是吧。”他说他们这一茬人个个都在写回忆录——那不过是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为了给旁人看的。我明白他的意思。
离开的路上，我对老红军建议：是否要把病人立刻转移到大一点的医院里去？老人摇摇头：组织上曾建议过，病人自己执意不肯。没办法，我们只得请最好的医生按时给他看。他坚决不到大医院，不到疗养院，从前些年就坚持这样。
老人的门半掩着，我敲一敲走进去。原来他也披衣下床，正在一个旧木箱里翻找什么。他可能被一些陈年灰土给呛着了。
“为什么？”
我下了床。
“为什么？”老人重复着我的话，看看天边，若有所思，“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心思，他没说，可是我能明白。你不知道，我的这位老战友有一年住院时，看上了一个年轻的护士。后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昧了良心，把那个一块儿吃糠、吃土长大的女娃给一脚蹬了。这就是进城的毛病。那个年轻护士小他很多岁，长得实在不错，会说一口城里话，还会照料他。可那只是刚开始，日子久了她就烦腻了，嫌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不错，勉勉强强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在男人遭磨难那几年里，我看这个城里娘们儿至少跟三五个男人有勾搭。这事我装在心里，一次也没跟老伙计讲。这个老伙计可真是太倒霉了，他比我还要时运不济，摊上了这种事。照理说那个娘们儿不该对乡下老太太动心思了吧？她不。老太太在他得病的时候送来一点花生啊，瓜果梨桃啊，几次都被那个娘们儿骂出去了。她骂得真难听。花儿当年还小，站在妈妈一边。我亲眼看见她们对骂。这样的事让我的老战友难过，他找到我哭。我狠了狠心，真想把听来的那些话告诉他。可后来我还是忍住了。我只是骂了那个娘们儿几句。后来他喝了酒，喝醉了，倒是自己讲了出来——原来他什么都清楚！他说这辈子犯了一个大罪过，不会有好下场，‘你等着看吧，我对不起花儿她妈，也对不起那个村子，我现在不敢回村里去，村里都知道出了个白眼狼。他们说原先还对他指望着哩，想不到是这么个东西，吃饱了就跑，当了大官，丢下结发妻哩！人哪，没有一个不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还说等我回山里那天，要用镢头砸断我的腿……’他一边说一边哭。他说现在不管在城里还是在山村，他都没法做人了。他是个没有好下场的人。后来他的话真的应验了，中了风，摔得不轻，一天到晚卧在床上……你不知道那个城里娘们儿活着时是怎么对待他的，她动不动就踹他，骂就更不用讲了。当着我的面对他还算好一点，都说‘我们家这个老同志’如何如何。可是我心里明白，不吃她这一套。我见了她，把大巴掌在她脸前晃动几下，说：‘你要想当个弟妹，就好好照应他；你要想当个狗娘们儿，我就用这巴掌揍你！’她听了吓得呜呜哭，去找组织，到部里去告，还找了最高领导。她哪里知道，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一手做得解气。到后来她害急病死了，死在男人前边。这也算个报应。我的老战友其实也没别的路可走，只有寻原来那个老伴去了。苦只苦了这个小脚女人哪，她为他守了半辈子寡，改嫁的事想都没想，只拉扯着花儿过。当年我这个老战友捎一点钱给她还要瞒着城里这一窝……唉，这些事真不该在他身上发生。他全身都是伤疤，立过多少大功，是个有名的勇将。你别看他个子小，可真是一个不怕死的角色。”
老人和他的儿媳常常在半夜把我惊醒。老人尽管极其小心，但还是弄出各种各样的响动。我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这一下可真找了个好人家。老人在夜里常常不停地咳嗽，听来让人怜悯。我反正睡不着，坐起来披衣读书，等待着这阵剧烈的咳嗽平息下来。后来咳嗽声更响了。
我一直听着。我说：“类似的故事好像很多，好多老同志进城之后，都在抛弃结发妻。老同志也是人，他们也要经受诱惑。有些诱惑，人是很难抵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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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有些激动，胡碴都在颤抖：“是啊，人这一辈子诱惑太多了，钱的诱惑，女人的诱惑，它们都不是坏东西——可就是这些‘好东西’，我还是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人哪，对这些要有狠心，狠到什么程度呢？就狠到像用刀子杀反革命那时候一样！诱惑啊，它毁掉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一想，想想在那些工事前边的石头上，像水一样流的血，就会拿出狠心来对付这些诱惑。这根弦不能松，一松，人就过得像狗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