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不算钱的，输了的从楼上跳下去。”王沛说。
“不算钱的，算钱我会吃亏的，你俩会合伙。”王伟斌说。
“你敢跳吗？就会耍嘴皮子。”王伟斌说。
“来来来，打牌吧，打完牌可以过下一天了。”我说，“底牌十块钱。”
“好了，就这么定了，谁输了就从楼上跳下去，‘农民’跳两个，‘地主’输了一个人跳。”王沛说。
“你威胁得了谁？”王伟斌说。
我们开始摸牌，最后出牌的时候，发现有六个三。我说：“你把计分牌和牌混在一起了。”于是我们重新分牌，等到出牌的时候，又出现了七个五。王伟斌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得不重新分了一次扑克牌。但这次K又出了问题。
“不要再招惹我。”王沛说。
“最终还是什么都做不好的一天。”王沛说。
“你还有别的开心事，就是你爸很搞笑地出了一本股票书，所以你既没考上研究生，也什么都没学会，你想想就会觉得好笑，等老了想起来还是会笑。”王伟斌说。
王沛最后还是塞了一个红包给王伟斌，说会抽时间看看侄子，我们下楼送走了他，然后沿着那条紧贴公园的沥青马路走着，上面坑洼不平，有的地方裂着长长的缝隙，下水道井口的臭味稀释在空气里。除了汽车头尾灯外四周一片漆黑。快到家时，王沛站在楼下说：“没想到住在一起了居然是这个样子。”
“笑一年都不算什么，等我老了，想起来，还会笑，我活得就剩这点开心事了。”她说。
我一直拿着张乔生给我的纸条，上面写着“闸口”，然后是一个地址，根本看不明白，我在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叫着李宁跟我一起去这个地方。我到杂志社去找李宁，他的同事告诉我李宁这种外聘摄影记者是不来上班的，他们说李宁在一个葡萄酒展览会上。我在展览会的大门口找到李宁，他坐在台阶上抽烟，胳膊上已经不用挂板子了。
“这种事笑一年，你才可笑。”王伟斌说。
“你有什么事？倒霉蛋。”他说。
“不止呢，可以笑一年。”王沛说。
“只是来看看你。”
“是吧，很好笑，可以笑一星期。”王伟斌说。
“不可能。”他说。
王沛看着扑克牌，突然笑了。王伟斌说：“你笑什么？”王沛捂着嘴，说：“你刚才被狗追，鞋带开了。”
“我的家已经被那些人抄了。”我说。
他从刚才拎回家的超市购物袋里，掏出扑克牌，打开扑克牌的纸盒，对着一副说：“这是计分的牌，我们来打斗地主。”
“那好事是你躲了过去，不然你也跟着全军覆灭了。”李宁那只受伤的手蜷在那儿，他相当宝贝这只手。
“我当然知道，但这没什么。”王伟斌说。
“这个词压根不是这么用，你不能把家具也算在我的队伍里。”我说。
“她需要赚学费，还要抽出精力管她妈。”我说。
“可以的，拖把、扫帚、脸盆，都是你的好朋友，跟你站一个队伍。”
“你说服得了自己吗？因为你爸被人追讨过，所以自己没把自己弄好。”王伟斌说。
“我知道了很多，包括那个蒙脸的是谁，谁杀了牛蛙，而且张乔生要死了。”
“没有，顶多几十遍。”王沛说。
“他怎么了？”
“这话你已经说过一百万遍了。”王伟斌说。
“在医院里挂营养液和吗啡，看起来就快要死了。”
“但我明明更倒霉啊，如果不是我爸，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学会一项技能。”她说。
“我听人说了，现在他老婆管着所有事。你看，我说出这些事，好像我跟他很熟，或者跟这个城市里掌控资源的人似乎还能产生点联系，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听一个喜欢吹牛的瘪三说的。我也不关注这个，但我知道这是你的终生诉求，一旦这个地方的某个拖把，或一台游戏机遭遇了重大危机，你一定会首当其冲，你一点也不奇怪，所有不该活着的人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久了，你没有一份工作持续超过半年，都跟你这些龌龊的想法有关系，你喜欢看别人倒霉。”王伟斌说。
“我要去干活了。”李宁站了起来。
“我会救你的。”王沛说。
看着李宁走远，我在这个人头济济的大厅入口看到了张翰。
“那我不就被它们咬了吗？”
他带我来到一个咖啡馆，他身上恢复了那种趾高气昂的东西，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容光焕发是一个多么恶心的词语呢，只要想到就会让人头皮发麻，而面前这个人便是容光焕发，这差不多是每天可以遭遇到的最为恶心的事情了。看着他，我丝毫想象不出那三封信跟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
“鞋带开了，比较容易摔倒。”王沛说。
“我很感激你。”张翰说。
“因为你鞋带开了。”我说。
我看着他被抹亮的头发，说：“你现在可真他妈的恶心。”
“我被狗追你们为什么要笑？”回到家之后，王伟斌生气地说。
“哪里出问题了？”
我们从湖边往出口走去，路上突然窜出一条狗朝我狂吠，我跺了跺脚要吓走它，接着又跳出两条狗，我和王沛往前跑，三条狗去追落在后面的王伟斌，王伟斌跑得鞋带都开了。我们停在前面哈哈大笑，见狗又接近了，我们就又跑了。这让我想起大约在两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和赵乃夫从电影院出来，当时下了雨，一个男人拎着超市购物塑料袋和他的小孩走在人行横道上，突然滑倒了，拖鞋甩出去两米。我立在那儿看着，等着看那男人怎么爬起来，再怎么去捡塑料袋。他的儿子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来，接着去帮他捡东西。等他重新站起来，走了两步，突然抽了儿子脑袋一下，然后走远。我和赵乃夫开怀大笑。这件事我笑了整整一年，几乎每一次，即便我在冬天的冰地上突然滑倒，也会想起那个突然摔倒的男人，心里充满由衷的喜悦，并且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除了这件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也就是在我的人生里，有一整年都是快乐的。
“哪儿哪儿都是问题。”
“你只能开这种玩笑了。”王沛说，她看起来心情糟透了。
“问题不在于我，在于你，你就看不得别人好，难道我就非得像个乞丐一样再出现，就是好事情了？”
“我是开玩笑的。”王伟斌说。
“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你说。你直接告诉我张乔生要干吗吧。”
“但这不是野林子，你只不过捡了别人吃剩下的瓜子，还沾沾自喜。”
张翰用粗胖的手指搅动着咖啡杯，杯子里漂起了白沫，像是烂塑料袋浮在上面。
“我比你好太多了，如果这是一片野林子，我还能活下来，不至于被蚊子咬得抱怨，你就完蛋了。”他说。
“他快要死了。”
“你不如我。”她说。
“所有人都知道。”
“我收获了两粒瓜子，你收获了五个蚊子包。”王伟斌说。
“我因此捞到很大的好处，这样说你喜欢听吗？”他说。
“我胳膊已经有五个包了。”王沛说。
“喜欢，但凡掩饰一点都会让人显得极其龌龊。”
“这里蚊子太多，回家吧。”我说。
“反正他的计划也都要完蛋了，所以也没必要告诉你了，是一个特别无聊的老头，特别无聊的想法。”
他又举起一粒瓜子，说：“这是我今天最后的收获了，我们现在去做点什么？”
“你怎么知道要完蛋了？”
“那不行，扔在地上的肯定都是吃过的了。”王伟斌努着胖嘴说。
“已经没有人管这些了。”张翰第三次看了看手表。
“我不需要，地上还有花生，你也可以找一找。”王沛说。
张翰露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嘴脸。他好像在告诉我这没什么。并且，除了他妈妈，没有人会关心他为什么会消失，被关在哪儿，遭遇了什么。
“你要吗，我可以给你也找一粒。”王伟斌用手翻着石桌。
“他后半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用环保工程做幌子，利用下水道，把整个城市用大粪淹了。”张翰抿了一口咖啡，嘲讽地说。
“你就像个乞丐。”王沛说。
我终于可以把所有事情都串联起来，井盖，下水道，两条管道，牛蛙的婚礼。
石凳和石桌上摆满了盛着食物残渣的塑料袋、果皮，和一堆瓜子皮，是别人野餐后剩下的渣滓。王伟斌用手拨着桌子上的瓜子皮，翻出一粒似乎还有瓜子仁的，掰开吃了。
“你现在接管了他的事，你打算怎么办？”我说。
“都一样了，主要是我老婆想去看，很多人都去，又是节假日。”他说。
“我当作没有这件事，这就是一个，反正我说不清楚，太傻的事情。”他一副得意的神情，配上那冒着光的头发，简直像一条剑鱼。他接着说：“至于蠢不蠢的问题我就不说了，这根本上是反人类，这是有人格障碍的人才会想的事。他从几年前开始做，那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一个精神病。但我心态比较好，虽然他折磨了我这么多年，但我不会把他送到看护所的。我其实在几个月前就发现不对了，我知道在东边有个不正常的地方，我也被关在那儿，其实我是去查一查看一看。这个结果我刚开始也不敢相信。”
“是牛蛙。”王沛说。
我说：“那张乔生现在在哪儿？”
我们三人看了一会儿别人放风筝，后来风筝线被树勾住了。我们就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了一会儿。王伟斌说：“下周那个大型婚礼你们参加吗？那个女人跟一只青蛙结婚。”
“在医院一个特别看护所，很特别的。你最后干得不错，我妈妈没想到你能查出是她，把张乔生气坏了。你需要我给你点奖励吗？”
王沛不喜欢这个表哥，午饭她煮了三小碗粥，还有一包花生米，我们仪式一般把这些东西吃了，然后又不能立即轰他走，于是就去了那个公园。
“不用了，你已经给过我了。”
有一天，王沛的表哥来找她，叫王伟斌，问王沛为什么不去参加他儿子的满月庆典。满月庆典，听名字就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像头猪的表哥生了一头小猪，过了一个月，还要举办一个庆典，然后从每个人手里捞点钱。当然在他看来不是这样，能扯上赞美新生命之类的，只是这个作为旧生命的父亲，看起来都是令人悲伤也根本不值得庆祝。
“那这个事情就算是结束了，我会不遗余力确保婚礼举行。”他玩弄着咖啡杯的勺子，弄得丁零零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