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万多块钱，还有张银行卡，里面应该也有一些钱。”我在厨房接了两杯水。
“你还真是穷困潦倒啊。”她说。
“不错，可以在市区买半个厕所。”她走到沙发上坐下来，揉了揉膝盖。
“厕所的门也没问题。”
我说：“我买了只口琴。”
我费了一些力气推开房门，她进屋后，环顾四周，走到卧室，朝里面看了一眼，说：“卧室的门还算正常。”
“诶？”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但毅力不够，中途就坐上车了。”她说。
“也许是坏的，一个音节也吹不出来。”
“你想跑步过来。”我说。
“不会是坏的，是你不会吹。”她说。
我回家吃了药，然后站在楼底下等王沛。等待时，我看着远处树林里飘过来的雾气，偶尔还会有奇怪的鸟叫声，令人心情极好。她从一辆出租车里走下来，穿着一身宽松的运动衣，手里拎着一个购物袋。
我从卧室把口琴取出来，她看到我的手，说：“新的伤口。”我点点头。
“那就晾衣服吧。”
她把口琴接过去，摸了摸，说：“铃木C20，这是很好的入门口琴。”
“领带给我，只能拿来晾衣服了。”
她在袖子上擦了下，琴孔贴在嘴边，吹奏了几个单音，然后开始吹一首曲子。我坐在一把靠墙的椅子上，手里握着杯子，不时喝口水，她一直专注地吹着，没有看向任何地方。
“我去找你吧。有个人做完手部护理，非要送我一条领带，他说他收到过很多条领带，送不出去。”她说。
在她吹完后，我说：“好听。”
“正要回家。”我说。
“以前练习了很久，谱子只能找到吉他版的。”她低着头说。
“你在哪儿？”她说。
“可以演奏的水平。”我说。
出了医院，我接到王沛的电话。
她喝了口水，沉默了下，低着头说：“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去了一家医院清理手上的伤口，医生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很多人都这样，不知道怎么身上就多条口子，但你是丢了点什么。”我取了两盒消炎药，现在手指末端已经开始浮肿。
我想了想，说：“我在大学学了个没有用的专业。上学期间，我把十岁时的一件事告诉我妈，就没再联系上她。有个合作开网吧的朋友，他因为回家照顾瘫痪的父亲，所以把烂摊子留给我，我还了半年的债。”
从白楼出来，我骑上车往市区赶去，天色暗淡，马上要进入夜晚。在高速公路一旁的田野上，有橘红色的篝火，周围都是藏青的冰冷的颜色，有人影矗立在篝火旁，如同插入到土地中，一动不动。气温越来越低，那一小堆篝火看起来很温暖，它像是深海里的某种东西。当卡车从身旁驶过时会有一阵带着发动机温度的风，同时发出可以传到远处的噪声。这让我想起王沛来，她跟我在一个夜晚来到休息站，在雨水中，我看到她苍白的手捂在一杯热饮上，杯口萦绕着稀薄的蒸汽，她说，远处都是雨水和猪。那是我最近到过最好的地方。
“什么事？”
“怎么都一样。”他说，端起碗，吹着气喝泡沫碗里的面汤。我又确定了一些推测。
“我在家门口的大理石上铺了一层雪，我爸端着炸猪肉条在上面滑倒，去世了。”
我站了起来，说：“如果你在这个项目里负责开发设计之类，那过得实在太惨了。”
“为什么要铺雪呢？”
“听谁说的？查资料吗？不要一知半解。”他说。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很让人厌恶的人。”
“在处理过程之外，污水不需要回流，都是单向的。我不是什么都不懂。”我说。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厌恶的人，于是你在大理石上铺了雪，想滑倒他，然后摔倒的是你父亲。”
“那是回流用的，污水处理过程中的交换和回流。”他说。
“是这么回事。”我说。
“看第二条管道。”我说。
我还在尝试整理有什么可说的，但没有想到别的。
他笑了一下，说：“看什么？”
“你认为自己有罪吗？在这件事情上。”她说。
我打开手电筒，移动着光源，直到照亮他的泡面，面条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在这个暗沉的房间里像鱼群。我说：“我去下水道里看过了。”
“人生来就有罪。”
“总要有人来修，我不是一直住在这儿，所有人的房间都差不多。”他说。
“我问的不是普遍，是你，你在这件事上有罪吗？”
“看样子，你在这里住了有几年了。”我说。
“我有恶意。”
他低下头继续吃面。过会儿，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负责管道维修。”
“恶意在你的眼里算是罪恶吗？”
“他写信告诉了我一些。”
我想了想，说：“我一直认为，罪恶是一种本能，跟侵占一样。世界运行的动力就是侵占，死亡侵占生，生侵占死亡。在这个原动力下有了食物链，阶级，这些规则侵占每个个体，说是衍生出罪恶，其实这是最自发的。恶意就是在不需要侵占的生活里，发泄这种本能。”
他吃了一口面，抬起头，问我：“你是谁？”
她说：“但本能应该被克制。我猜情况可能是这样，你的父亲不是因为滑倒去世，你的恶意是一方面，他自己也有一方面的原因，如果他是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人，不会因为摔了一跤一切就结束了。你懊恼，但你从一开始就宽恕自己了，甚至美化出了别的事情。我记得你不吃炸酥肉，把父亲的死当作自己的一个节点，好像都是注定的，用命运的借口宽恕自己，用恶意美化罪恶。”
“你都告诉张翰什么了？”我说。
“我不认为自己美化了这件事，我也是受害者。”
“不方便说。”他掀开泡面的盖子，用塑料叉子搅拌了一下。
“每个人都是活着的受害者，这只需要承认就可以了。但你把父亲的死用会飞的炸猪肉条来代替，看起来很特殊，就好像美化你所有的挫败一样，这就是一种叫作躲闪的东西。”
“为什么住在这里？”
“你为什么突然讲这些？”我把水杯放在桌子上。
“维修管道。”他说。
“因为你上次吻了我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你带我去了两次其实无滋无味的地方，你自己可能认为还不错，对于你，有某种意义，于是在我没有表达看法的情况下，你觉得我接受了。你一无所有，但是还可以带一个女人，去两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地方，你陶醉在其中，默认我也陶醉在其中。是这么回事吗？”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
“我不知道。”
进去之后，我摸了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坐下，这个房间似乎只住了他一个人。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们见过一次，他是知道的。
“你为什么认定我会接受你亲我呢？我们只见过四次面，有两次，是在我的生活有了转机之后。你不该认为自己可以吻我，但你这么做了，而且丝毫不觉得有问题。”
在二楼，有三间住着酒鬼，其他房间住着工人。我在其中一间屋子，果然找到了那天遇到的戴眼镜的人，他正安静地坐着，等待桌上的一份泡面。
“问题现在有了。”
我来到了白楼，在门口听到电视里放着真人秀节目，就径直走了进去。我悄悄推开一楼的每一扇门，有的锁了，在能够打开门的房间里，我看到穿着工装的人，每间屋子可以睡四到六个人，在走廊尽头的房间最大，可以住十个人。
“不是现在，问题一直就有，所以要搞清楚这些。”
我骑上摩托车走了，因为左手食指出了问题，只能用其他三个手指捏离合器，手指比平时更酸胀。
我盯着自己的左手看着，想着要说什么。
我已经在管道里注意到了一些事情，这里面多出一条副管道，结构上感觉还有别的用处。
她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从某个时刻开始，就觉得这个世界糟糕透了。那么，我究竟是在抵抗世界，还是抵抗无力的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认为世界侵占了自己，那么罪恶就来了，做罪恶的事只是缺乏契机。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用恶意替代了。道德建立在对自身的衡量上，不认为是外界的侵犯，而是自我的约束来顺从另一种规律。你不是一个道德的人，也不属于罪恶的人，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中间摇摆不定。”
“谢谢你。这玩意儿捞鱼可不好使。”他说。
“这大部分人，只是缺乏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下，所有人都会归属到罪恶的一边。”我说。
小孩拎着我的鞋子走过来，我说：“这把铲子送给你。”
“你说的只是一种趋势，并不是全部，人的情感复杂得要命，并不完全受情境控制。你想说的是，人在受侵占的情况下，会浑身都是冒犯的念头，对吗？”她说。
“帮我个忙。”我说。
“差不多。”
我看到另一个小孩拎着一双鞋出现在不远处，他看到我，扔掉鞋子就跑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罪恶就不再是罪恶，而是世界规律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这种情况下，罪恶有了一个借口，就是生命的延续，但人可以选择另一种抵抗，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的抵抗，是对自身的。说到底，延续生命这回事，对个体的意义真的有那么大？”
“大人就是很坏。但是以后我会打得过他们。”他说。
“也许都谈不上意义。我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在问自己在做什么，其实只要不考虑这个问题，行动就是当下的意义，即使我思考了，并且有了一个答案，就真的算是有价值了？根本不可能。”我说。
“如果你去问别人，他们都会说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去抓。”我说。
“你有答案了吗？”
“那你怎么证明里面有鱼呢？”他说。
“没有。”
“没有。”
“没有答案，就不能对结果下定义。”她说。
“你找到了吗？”
我说：“那我有了一个答案，就是我根本不如一块石头，不管是站在石头的角度，还是我的角度。它的存在一样充满波折，但我会在波折里迅速消失，它的意义在于它还在这里，但我已经消失了，答案就是这个。”
“有的，但要找。”
“你证明了自己不如一块石头，那又怎样呢？”她说。
“里面有鱼？”他双手原本撑在膝盖上，这下直接站了起来。
“我没说要怎么样。”
“抓鱼。”我说。
“不如一块石头之外，还会让人有一些别的想法，就是终于可以让自己蔑视周围的人，蔑视很多规律，蔑视他人的道德。是这样吗？”
他看了一眼我的四周，发现了那双胶鞋，还有铲子。他说：“你到下面做什么？”
“我最蔑视的是自己。”
“我没有把它们挂在脖子上，是自己不注意。”
“你蔑视的怎么可能是自己？下意识地判断周围事物都是不可救药的，毫不自知的，而自己清醒地知道自身毫无价值这一点，也就高于周围。活着的动力就是这一点点自知，随时随地都可以借此让自己自由，只因为知道了这一点点事情。”
“这可说不定。你不生气吗？”他说。
“我不自由。”
“没关系，没有人会买那双鞋子的。”我说。
她有些气愤地说：“怎么会不自由呢，你可以做很多事。”
“他去废品站了。”他说。
“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从出生就设定好的，你不能认为自己此时可以打碎一个杯子，也可以选择放下这个杯子就叫自由，这什么都算不上。因为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为什么要打碎一个杯子。我抵抗不了任何事物，包括自己，也是事物规则的一部分，依然抵抗不了，所以我做不了任何事。”
“他在哪儿？”
“你可以借着做多余的事来嘲讽一下。”
“被王猴拿走了。”
“也许现在就是这样。”
“对，我放在草丛里了。”我说。
王沛放下剩了半杯水的杯子，说：“我不责怪父亲逃避，也不怪母亲懦弱，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接受了，但没有什么事情变得更好。也可能你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才会觉得到一个休息站看一卡车猪也不错。我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特殊的，或者奇异的地方，但是比工作本身要好。外部环境的改善，没有让我感觉更好，很多时候，还不如一卡车猪出现在美甲店带来的满足感更大。会让你觉得，天啊，生活还有救。但除了难过，也许就没有其他的了。”王沛眼睛恍惚地看着地面，她伸手摸着那个口琴。
“你的鞋子是不是丢了？”他说。
“我去买点吃的。”我说。
我在草地里擦了擦胶鞋，脱了下来，坐着等身上的衣服和胶鞋晾干。过了十分钟，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走了过来。
我走出房门，但并没有觉得更舒服，一直走到天桥底下，许多出租车停在这里，有人坐在驾驶室抽烟。我买了两份卤煮，这些卤煮看起来脏乎乎。
走到下井的位置，我把脑袋探出去，观望了四周，没有人，便直起身体，爬了上去。等到了地面，我才感到腰部好像被斧子劈过，酸痛难耐。而草丛里的鞋子不见了。
回到家的时候，王沛正拿着那把剪刀，她放回茶几的第二层，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剪刀？”
我沿着下水道往回走，里面闷热潮湿，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有汗水流淌进眼睛，但神经已经坏死，没有清晰的刺痛感。我很怕记不清井口的位置，如果它被封起来，这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密闭空间，并且不知道下一个出口在哪儿。
“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说。
隔着口罩，我还是闻到了带点腐蚀性的味道，一股淡淡的酸味，还有走在市区的大街上，只要靠近井口就可以闻到的那股臭味。
“在美甲店里，这是最大号的了。”她说。
这两根巨大的管道，中间是衔接在一起的。下面那根管道明显要小一些。衔接部分的颜色也不太一样，是暗黄色，其他部位是深绿色。这些管道看起来都很新，只有一两年的样子。我曾经见过十几年的管道，像是得了癌症一样，表面常年覆盖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放下卤煮，说：“你说过美甲圈很小，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很高瘦的男人，手指很细长，非常白净。”
我移动着手电筒，仍看不到它们连接的地方。我把折叠铲接好，开始沿着这个松动的裂口往下挖，因为长期浸泡，这个裂口有蔓延的趋势，再加上这不是混凝土，而是一种本身就不太结实的砂石。挖了有半小时，我半个头可以伸过去。我把手电筒叼在嘴里，看向里面。
“这个特征不可能认出来，还有别的吗？”她说。
向前走了大约有半公里，我看到一个分岔口，过了分岔口没几米，就到了一个有水阀的地方，那是一根异常粗大的管道，看不到上下两端，也就是说，它的直径至少在三四米以上。旁边有一个裂口，我蹲了下来，用手电筒朝下方照去，在隔着四五米的地方，我看到了另一条颜色暗沉的管道，它的材质跟上一条管道不太一样，位置就在第一条管道的下方。
“他拔了我一根指甲。还有一只眼睛。”
口罩阻挡了大部分气味，不过这应该是个雨水管道，里面的水没有想象中那么浑浊。这个下水道高度有一米五左右，我弯着腰朝前走，并打开了手电筒，在经过一个拐口以后，手电筒开始探不到头，它照亮的四壁像一个万花筒。这里面没有老鼠，没有任何虫子。
“有点像我们店的经理。”她停顿了一下，说，“不是角膜炎。”
水深大约有十五公分左右，在缓慢地流淌。
“你的经理具有拔人指甲的样子吗？”
按着图上的标示，这条管道是周围直径最小的，从结构上看也不是主要的管道，所以我猜测里面不会有太过汹涌的污水。我坐在井口旁，换上胶鞋，把鞋子藏在旁边一个草丛里，然后下了井。
“他的气质像一根钢丝。”
我在污水处理厂西侧两公里左右发现了一个井口，这个井口盖着井盖，我在折叠铲的另一端捆上铁丝，缠绕，并做了个钩子的形状，勾着井盖口打开。
我说：“有照片吗？”
一个小时以后，我出了门。在五金店里，我买了双胶皮手套、大功率手电筒、折叠铲、一圈铁丝、口罩，还有一双胶鞋。我去了复印店，扫描那两张染血的红色信纸，并做了处理，让上面的下水道草稿更清晰一些。这张草稿上没有记录很多详细的东西，但整个东城连接下水管道的设施，它们的大体方位都画在上面，在中间有几个复杂图形的方块，应该是类似污水处理厂的地方，上面也有标注。
“没有。”
想起来，这便是我们全部的青春了。
王沛注视着我的左眼，皱了皱眉。“他已经几天没来过了。”
“要全力以赴啊。”他兴高采烈地说。
“因为他也受伤了。”
“我能凑出一部分，但即使你要到一笔钱，我们其他的资金也要借，不过两年以后应该就能还上，到时候这家店我们也不需要再管了。”我说。
“还不赖，记得上次你只有挨打的份。”
“我可以跟家里要一笔钱，小时候父母把我送去奶奶家养，他们觉得亏欠我，一定会支持。”
“这次进步了，不想只挨打。”
“听起来不错，我两三年前就考虑过这件事，但一直没什么动力。”我说。
“算是。”她说。
他迟疑了下，说：“跑啊，不过跑得短了。”他表情认真，对我说：“我们可以在大学附近开一个网吧，只需要一笔启动资金，这样我们就可以挖到第一桶金，然后开始做别的。”
“算是，突然一个念头，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
“等你去外面混一圈再回来跟我说这句话吧，你还长跑吗？”
“我可以去店里要一张照片。”她说。
“别这样，人要全力以赴地活着。”他说。
“那很好。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一直用围巾蒙着脸。”
“你没有好事情，我也没有，你的好事情就是买了个硬币大小的摄像机。”我说。
我打开了窗户，一阵冷风吹进来。王沛打开饭盒，我去厨房拿了两把勺子出来，我们坐在沙发上吃卤煮。之后我们没有再说话。
“你就是让我来看摄像机的。”我不太高兴地看着他住的地方，有三块道具背景墙把他的床和别的空间分开，从外面倒也看不到里面是怎么回事。毕业时我有几个包裹留在他那儿，此时他穿着我的一件棉袄。“我有一件好事情。”赵乃夫说。
她走的时候，我取了一件外套给她，送她到街口。路面开始泛起潮气，等到出租车以后，她上了车，冲我摆了摆手。
他喜欢说，人要全力以赴地活着。在他快毕业的时候，因为受到宿舍人的打扰，他搬到了一栋教学楼的小角落里，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两年。他的学校，在校园西侧有栋教学楼，一楼是大厅，二楼有两排不怎么用的教室，他在二楼拐角口的空地上用两条长椅拼了张床，上面是床旧被子，他叫我过来，给我展示新买的头戴式摄像机。
我看着出租车驶远，就回了家。觉得说了太多话，口干舌燥。
我把冰箱重新搬到厨房，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突然想起了赵乃夫，如果不是在极其窘迫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起他，《红圈》与赵乃夫，总是指向相同的状况。
她最后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那就好。我可不是担心自己。”他说。
我关上窗，看到在前方，后半生里一团巨大的虚无还矗立在那儿。
“没有。”
现在看来，所有人想要参加牛蛙的婚礼，有一个核心的情感，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女人很可怜，所以要亲眼见证一个可怜女人的婚礼。这是同其他虚假情感一样令人恶心的，我吃完饭，站在街口，听到两个行人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之后，就把一天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他们也觉得很恶心。同情这种事，连看到别人呕吐感到恶心的真实都不如。
“买到枪了吗？”他说。
在这几天里，我去找了那间破旅馆的前台经理，告诉他我被打得很惨，指甲也被拔了，眼睛也完蛋了。他听后掩饰着自己的喜悦，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这样做，是为了套出我想知道的事情，关于剪刀与凶手的真相。在我去过两次之后，已经了解到一些事情，然后我对着前台经理狰狞地一笑就走了，他当时有些吃惊。
“我没有打算告诉你，是要你传达给他母亲。”我说。
周二的时候我去了王沛家里，和她睡在了一起。
“你怎么知道的？”他说。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陈嫣，问她怎么联系张乔生，并告诉她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听起来好像很伟大的样子，她也非常吃惊，但我也没有急于告诉她。
“他应该被人关在东城的某个地下室里。”我说。
我从陈嫣口中，却得知张乔生已经住在医院里，恶化得很严重。他在两年前就检查出了肺癌，几天以前，在他还在忙碌着绿色工程之时，病情终于无法再让他继续装模作样了，就住进了医院。其实在我见到他时，就已经察觉到了，但没想到会如此突然。
我拨了花衬衫的号码，电话很快就被接起来。
现在，我已经知道杀害牛蛙的凶手，剩下的就是去找张乔生，没准可以拿点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