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捡到书的地方。”李宁嘲笑地看着我。
“信里有些线索，我们先要在这片儿找一个能捡到书的地方。”我说。
我也笑着看着他。我说：“不是可以在垃圾桶里捡到的杂志，也不是地摊上可以随手扔的书，是一本要放起来的书。”
李宁吐出一根茶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嘴里了。
“书都得放起来。”李宁继续咂着嘴，好像还有茶叶根。
“没有。”我说。
“那我们找找那个把书放起来的地方。还有别的线索。”我说。
“对，他们应该不会隐瞒，因为根本不认识张翰。如果认识早就送回市区了。”李宁说，“那现在怎么找，信里写地址了吗？”
“我看看另一条线索。”
“这年头，干各种离谱勾当的人都长得很普通。”我说。
“他去过下水道，可以沿着下水道找。”
“很普通。”李宁说。
“很好。”李宁说。
“带他走的人长什么样呢？”
我朝派出所走。李宁在背后说：“你自己去问吧，我不想让人笑话。”
“很值。”李宁说。他说完就进了那间小屋，我在外面等着。过了两三分钟，李宁走出来，我们出了派出所。李宁说：“带张翰走的人，他们不认识。张翰是从一个超市门口带过来的，躺在那儿有半天了。”
我进了派出所，看到那两个人居然还在玩那根球杆，球杆摸来摸去快要变成旧的了。
“很贵的。”
“这一片儿有图书馆吗？”我说。
“挑得好，女人其实不懂，碳素的最漂亮，还轻，她们能玩起来就觉得挺好。”
“什么？”平头说。
青年笑了笑，说：“对，特意挑的。”
“能找到旧书的地方。”
李宁走过去，看了一眼台球杆，说：“我就是一点小事。这杆好，送女友的吧？”
“你刚才不是来过了吗？”坐在平头对面，戴着警帽的男人说。
“跟谁打招呼了？”一个平头青年说。
“那个酒鬼没人认识，他也不住这儿。”平头说。
李宁直接朝一间小屋走去，那两人停下来看着他，李宁说：“打过招呼了。”
“我知道，现在想找一个有书的地方。”我说。
办公室里总共两个人，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们拿着一根光亮的台球杆研究着。
“这一片儿没有书，如果有就在我们局里，有《故事会》《天下警事》。”平头说。
我们直接到了那个派出所，把车停在草地上。李宁下车时，车门关不上，他先是爱抚了这辆车，沾了一手灰，接着他狠狠地用肩膀撞了一下才关严实。
“那叫杂志。”戴警帽的男人说。
“对，我今年三十五岁，开着辆跟我一样的车，有什么不对？”
“那就一本也没有。”平头说。
“谁都不想白跑一趟。你一说话跟这辆车真是太般配了。”
“比如有人捐赠旧书，然后别人来领走，有这样的地方吗？”
“你又不认识，我的人脉里你一个人也不认识，你就捡现成的就行，如果我今天一无所获，你就去明天那个发布会拍那个女演员挖鼻孔扣内衣带，明白了吗？我可不想白跑一趟。”
“这里是派出所。”平头说。
“谁？”
“我只是随便问问。”我说。
“给一个混蛋塞了条苏烟，我不是说了吗？”
“去年，有个偷书贼。”警帽说。
“我压根不想听你讲这些，今天出来主要是找人的，你怎么知道张翰关在哪儿的？”我说。
“什么偷书贼，在这片儿？”平头说。
“看看你这副嘴脸。”
“在你还没有因为收了几张超市卡被调过来之前。”警帽说。
“本来就是这样。”
“你接着说吧，一定要说清楚这些，我一张超市卡也没拿到，根本轮不到我。”平头晃着肩膀说。
“我能说什么？你没有见过，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失去三分之一体重的样子，就算这样，还要问自己该怎么办。就是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接受就好。我有一些混蛋同事，他们后来跟我说，不要再自作多情了，谁需要你同情？你又好到哪儿去？好像我这样想问题就是高他们一等，其实我们都很卑劣，我知道，但他们觉得这很正常，卑劣很正常，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每个人觉得卑劣很正常，所以才会有钻到车底下诈钱的，有嫖宿十几岁小孩的，这都很正常，只要你接受了卑劣是人的一部分。”他把烟朝路边弹过去。
警帽说：“偷书贼从白屋被带过来。一个酒鬼去白屋偷书，然后两个酒鬼把他领过来了。像你说的，白屋会捡一些书过去，可能用来上厕所。”警帽说。
“你怎么说的？”
“然后呢？”平头说。
“我做暗访，有个跟我妈一样年纪的人，来的时候体重有一百四十斤，几个月后九十三斤，她最后接受我的采访，说，我老伴糖尿病高血压，每天需要很多药，我有三个孩子，都在外地不管我们，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他们轰走，但他们不走，最后把那个偷书贼锁在暖气上待了半天，然后放他走了。”警帽说。
“你可以接着回去做暗访。”我说。
“听起来一点也不像真的。”平头说。
他接着说：“浪费时间的人都该去油锅里炸一炸。大部分新闻，都是一帮狗崽子，带着猎奇心去采访的。做我们这行的心里都是臭大粪，每当别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像狗一样凑过来，其实非常麻木，然后装作一副关心的样子，别人的遭遇除了让他换一篇稿子外什么都算不上。假心假意地过来，恨不得别人生出猴子来，这只猴子最好也能说两句，来，跟我讲两句，你妈什么心情，怎么想的，你觉得你未来的出路在哪儿，对得起家人吗？我这么说可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我都在干什么呢？要么就是拍某个女人挖鼻孔，或者买了新的高跟鞋，要么去发布会和一群狐臭的人挤在一起，看谁又说了哪些漂亮话。背后那几个没文化的经纪人写些蹩脚的稿子，念出来还觉得自己挺好玩的。”
“你没拿到超市卡也不像真的。”警帽说。
他喷着一口浓烟，接着说：“不知道这个新闻为什么这么火，我实在想不通，天底下的人都没事做了吗？”
“太感谢了。”我说，正打算离开。
“瞎得好。”他说，看起来他并不相信。
“你想要做什么？”平头说。
“瞎了。”
“我们要找的人欠了一笔钱。”我说。
他说：“你的眼睛怎么了？”
“估计也就是这种事，但你肯定要不回来，他只要有两毛钱都不会去白屋。”平头说。
东城区比西边要远得多，从市区出来，沿着高速又过了两条河，中间可以看到新建的高速铁轨，火车从冷冰冰的平原上穿过，李宁的左手支在窗户上，夹着一根烟，血丝在他眼睛里织出一张网。如果有风吹进来，他就眯起眼睛，远处的公路笔直灰暗，挡风玻璃上贴着几只已经稀烂的昆虫尸体。
派出所的院子里有一只野猫，趴在一块水泥台子上，它身旁是一个铝制的已经坑洼不平的饭盆，里面有混了菜汤的米饭。
接着我跟李宁碰了面，他开车来接我，这辆车像是从战场上归来，灰头土脸。我们上了那条高速公路，向着东边行驶。
李宁敞着他的车门抽烟，我开了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
“你的精力和时间，对别人来说连根烟屁股都算不上。”
他说：“现在回去正好可以赶上晚饭。”
“我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上面。”我说。
“要去白屋。”我说。
“但你没有为任何一个信息付出过任何东西。”
“为什么？”
“还不赖，这个交易很值得。”
“去看一看，反正也不会死。”
“为了知道那个派出所的位置，我送了一条苏烟。”他说。
白屋在市区和空城之间的地方，这里有一片老小区，都是五层的旧式楼房，因为拆迁，大部分人都已经搬走。旧社区里通常会有栋三层小楼做居委会，这里的白楼就是从居委会改造来的。从远处看，这栋灰不溜秋的小楼长得有点歪。
中午，李宁回复了我的留言。
社区每隔半条街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蓝色垃圾屋，里面飘出浓重的臭味，可以蔓延半条街，这样，整个社区几乎都浸泡在垃圾的气味里，我受伤的眼睛也疼痛起来。李宁从进了社区后，烟就再也没有断过。
在街上的时候，我再次闻到下水道口冒出的那股异味，比以前更频繁了，但根本没人关注这个。在陕西面馆里，我听到几个年轻人打算去参加牛蛙婚礼的讨论，他们认为和节假日重合，与其去电影院如坐针毡地看电影，不如去见识下那场婚礼到底什么样。这场婚礼的影响超出我的预料，等我来到报摊上，才看到关于这场婚礼，每天都会有报道，跟本市所有的杀人案、抢劫案一起。这说明有人在刻意渲染这件事，并且希望越多人知道越好。最终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无数的人涌向那条街，跟狂欢的性质差不多。我在泰国参与过一次泼水节，在清迈城。清迈城是一个围墙围起来的方块，方块外有一圈四方的人工河，河水污浊不堪，是浓绿的颜色，只在每年泼水节前夕注入一次新水，水面立即高涨到跟堤岸持平，颜色会略微变浅。有一半的水从那条粉绿色的河水中来。如果在街上骑车行驶，会有人抱着巨大的脸盆泼冰水，鬼才会相信这是祝福的意思，那一大盆冰水的冲击力，需要绷紧身体才能让车不摔到马路中间去。所有人从水沟里盛出带着腥臭的一盆水，向对方头顶浇灌下去，寓意为用圣洁之水洗涤灵魂。我在被洗涤过的当天就得了皮炎，手掌上生满了红疱疹。到夜晚的时候，大街上随处可见醉醺醺的人，并在凌晨两点之后，四散到遍布在整个小城的旅馆。狂欢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在我的眼里，张乔生所做的事都可以归到狂欢中，所以婚礼被渲染开大概也是在他的控制下，除了他，别人做这件事会承担风险。
“如果找不到他，你就去吃一口垃圾。”李宁说。
第二天的清早，我打电话给李宁，还是电话留言，于是给他留了信息：被牛蛙戴绿帽子的男人有了消息，现在只需要查出，他前天是在东城哪个拘留所被关了一夜，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他了，我手上还有他的两封信。
我们进了白屋，走廊已经被改造过，变得极其窄小，而且气味比街上还要过分，让人觉得空气似乎都带着某种颜色。在离入口两米远的地方有块木板隔出的小房间，中间有扇橱窗，四周贴满了小纸片。一个中年女人正在看电视，她身上是件褐色外套，脚上穿着黑靴子，上面不知道沾了什么，坐在一张半米宽的床上。我敲了敲橱窗，中年女人回过头来，看着我。
王沛打了个哈欠便挂掉电话，我最后听到的是她倒在床上的声音。
“东西放在门口，写上人名就可以走了。”她说。
“我想一想。”
“我找人。”我说。
“如果你打算约我，不要再说带我去个好地方，然后就跑到东边那个鬼城了。”
“找谁？”
“也不是没可能。”
“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略胖，这里有放旧书的地方吗？”我说。
“问了，我说的是，担心这个人哪天死在路边。”
“你找人，还是找书？”她挠了挠下巴。
“我记下了。老板没问你为什么要打听他？”我说。
“先找人。”
“上次碰面，后来我找以前的老板吃饭，问了张翰的近况。他前天给我来了电话，说张翰在东城拘留所里关了一夜，这中间，张翰给他打了电话，他过去的时候，张翰已经被别的人带走了。”她懒洋洋地说，说完呼了口气，好像解决了一件大事。
“这里没有三十岁的人。”她说。
“有过，但以后想起来也没事。”
“他告诉我来这儿了。”我说。
“你没有这样过吗，一件事，就是想不起来，接下来就什么都做不好了，睡觉也不踏实。”
“他告诉你了？那你就上去找，我不会陪你走一圈的，你自己上去。”她说完，继续转过头看电视。
“明天再说也不迟。”我说。
我们离开那扇橱窗。李宁望着幽暗的走廊，不时可以听到哭泣声、叫喊声，他说：“还要上去？”
“是啊，一直记不起来，结果就没睡着。”她说。
面前的楼梯像一块被啃过的烂骨头。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楼梯中间的拐角上，一个老头蹲在角落里，刚才哭的就是他，我们没说话，老头根本就看不到我们。李宁低声说：“还有这种地方。”
“好像刚睡醒啊。”
“如果你以后酗酒，子女不孝，也会来这儿。”我说。
“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她声音里还带着倦意。
“我还可以找个铁轨躺上去。”他说。
过了十二点，我接到王沛的电话。
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说：“你们是外面来的。”
回到家之后，我再次将牛蛙的尸体解冻，用这把剪刀对着伤口，伤口跟那奇怪的刀口十分吻合，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直觉应该就是这把剪刀了。扔剪刀的人显然比较匆忙，或者臂力不够，本想扔到河里去。这就根本不可能是那个蒙着脸的男人，以他的臂展，这把剪刀可以扔到楼顶上。喝醉酒的张翰估计也扔不过去，但他为什么会找这样一把样子奇怪的剪刀？
“我们找人。”我说。
然后我沿着栅栏走，在社区南侧，听到细微的水流声。栅栏有两米多高，最上面是矛刺，虽然不算锐利，但翻过去还是容易刮破衣服。我沿着它继续走，找到中间有石柱的地方，用手攀住石柱翻了过去，这边有股野草和湿泥的气味，河水也不清澈，顺着风飘过一股生涩气息。从栅栏到河边大约有七八米，这是条人工河，只有四五米宽的样子。我在想为什么清洁工会跑到栅栏的这边，又走了没多远就看到了，河上铺着厚厚的铁板，从这里走到大路不需要在社区里绕来绕去。大概他是拉着东西过河的时候发现了剪刀。
“你带什么了吗？”中年男人说，“这里是共产社会。”
我敲了陈嫣家的门，没有人开门。我把两盆植物放在门口，就离开了。
“什么也没带。”李宁说。
“我走了。”他提了提那件往下坠的衣服，驼着背走远，背影看起来还算高兴。他住在其中一栋楼的地下室里，我看到他向那个冒着光的洞口走去。
“那你谁也找不到。”他看起来有些生气。
“很好吃的牛蛙。”我说。
“有没有一个三十岁的胖子来过？”我说。
“好吃的牛蛙？”
“我说了，你谁也找不到。”
“这是把杀了牛蛙的剪刀。”我毫无隐瞒的意思，毕竟剪刀是他找到的。
“我有五十块钱。”我说。
“在栅栏的那边，河边上，快掉进水里了。上面的血，是有什么含义吗？”他说。
他伸出手，我对李宁说：“给他五十块钱。”
“在哪儿找到的？”我说。
“为什么是我给？”
“它对我没什么用。这罐啤酒还不错。”他把啤酒放进口袋里，那件深蓝色的衣服被坠得往下滑了一截。
“我的包在你车上。”
“怎么谢谢你呢？”我把剪刀重新包好。
“你根本没有带包出来。”李宁也非常气愤，他从钱包里找出五十块，因为太匆忙，我的确没有带钱包出来。
那把剪刀包在报纸里，我一层层拨开，最后看到的是一把长相奇怪的剪刀，非常瘦长，刀刃上带着暗红色的干涸血迹。
中年男人说：“倒数第二间，住在隔壁的人死了，这个人刚来，比你们早到一会儿。”
“那算我吃点亏，我回去拿剪刀，你去拿啤酒。”他骑上空荡荡的板车。
“怎么可能？他就算在这里也是几天前的事了。”李宁说。
“但车厢里应该有罐啤酒。”
“我怎么知道。”他一把抓过钱，走了几步，又转身走回来，递过来一双筷子，说：“不要以为我是见钱眼开的小人，这里就是这样的，你可能会用得上。吃东西的时候最好不要用手，会得肠炎，搞不好会死人。”
“那没办法了。”他说。
我接过那双筷子。他踉跄着朝走廊另一头走去。
“找不到了。”我说。
“扔了吧，比手还脏的筷子。”李宁说。
“我找找，可能还留着。”我掏出钱包翻找，那张纸币找不到了。
我把筷子放进口袋里，我知道不管别人送了什么，都应该拿着，不然对方会觉得自己不受尊重，哪怕在这个矿坑一般的地方。
“当然记得，你捡到了本该归我的一块钱。”他说。
我们沿着走廊朝里走去，比想象的要长。走廊的地板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塑料瓶，天花板上挂着油脂一样的东西。走到倒数第二间房间，李宁用脚轻轻顶开门。这是很狭小的一个地方，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就占去一半空间，正对门的是一扇木框窗户，玻璃上糊着报纸，可以看到已经变脆泛黄了的透明胶带。
“你记得我。”我说。
他正坐在那里等着我们。
借着不远处的路灯，我回过头，清洁工老汉坐在他的三轮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