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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他又急促而粗鲁地笑了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当时我是一头自命不凡的小野兽,我想。我生长在一个过分奢侈的家庭里,被他们娇养宠爱得什么似的,以致我就当这世界是由粉红色的棉毛和糖包的杏仁制成的了。后来有一天,我发觉我所信任的一个人曾经欺骗了我。怎么,你这么吃惊!这是怎么回事?”

“非常简单:我在这古老国家的家庭里,生活原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后来我逃走了。”

“没有什么。请讲下去吧。”

“你可否跟我谈谈,”她迟迟疑疑地问,“怎么你才二十岁就会单身流浪到那种地方去的?”

“我发觉人家施用诡计使我相信了一个谎言,当然这种事情是很普通的;但是,正如我刚才告诉你的,当时我又年轻又自负,总以为凡是说谎的人都要下地狱的。所以我就从家里逃出去了,逃到南美去过流浪的生活,口袋里边没有一文钱,嘴里又说不出一句西班牙话,除了一双白嫩的手和爱花钱的习惯之外,并没有一点本领可以赚饭吃。这样,那自然的结果就是,我深深地陷入了真正的地狱,来矫正我对于假地狱的想象。这一下可陷得真深——整整过了五年,才由杜普雷探险队把我救出来。”

“是的,可是一个人只要曾经达到那个限度,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几时还会再达到这个限度了。”

“五年!啊,太可怕了!难道你没有朋友吗?”

“任何人的忍受肯定都有一定的限度。”

“朋友!我——”他突然转过脸来狠狠地对着她,“我是今生今世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朋友的!”

“我指的是,我曾经落到勇气丧尽,到头来发现自己是一个懦夫的那个事实。”

随后他似乎觉得那样的激动有点不好意思,就急忙接下说:

“我……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你用不着把这些话看得太认真,说不定我是把恶劣的情形说到极点了,实际上开头那一年半里面并不怎么坏的。我年轻力壮,因而日子倒也过得还好,一直到那个拉斯加在我身上留下他的标志为止。从此以后,我就找不到工作了。想起来真也奇怪,只要运用得法,一根拨火棒就会变成那么有效的一种工具,而人一旦成了瘸子,就没有人肯雇用的了!”

“难道你以为我不说就忘得了吗?那就越发糟。可是你不要以为使我这样念念不忘的是那事情的本身,不,这只是我曾经丧失过自制力的那个事实。”

“你干过些什么工作?”

“如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怕你回想起来会觉得非常难受。”

“什么都干。有时是打零工,给那些黑人在甘蔗地里搬搬东西,跑跑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说到这些,我就又想起人类生活的一种怪现象来了:凡是奴隶,总想奴役别人。当时那些黑奴最喜欢的就是欺凌一个白种奴隶。但受欺负也没有用,那些监工还是常常要把我赶出去。因为我腿瘸,走不快,也扛不动重东西。而且那时我常常要害发炎症,或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病症。

“你要我说下去吗?”停了一会儿他问。

“过了些时,我流浪到银矿场里,想在那儿找工作,结果一无所得。经理们以为要收留我这样一个人,简直就是笑话,那班矿工呢,甚至要跟我拼命。”

他咬着嘴唇,又扯下了一根床毯穗子。

“怎么会这样?”

她抬起头来,用深沉而恳切的眼光看看他。“请你不要这样说吧。”她说。

“啊,我想那是人类的天性吧。他们看出我只有一只手可以还击嘛。我受尽了折磨,终于不得不离开那儿再往别处去,可又不晓得到底上哪儿好,只是到处流浪着,指望有机会碰上什么运气。”

“唔,然后我才往内地走,看能否在什么地方找到工作——如果再在利马待下去,那简直要使我发疯了。我一直流浪到库斯科[5],到了那边——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拿这些过时的经历来向你啰嗦,这是连有趣两个字都说不上的。”

“徒步走着吗?用那条瘸腿!”

一阵长久的沉默。

他抬起头来,突然显出一阵可怜的喘不出气的样子。

“哦,后来——我勉强可以起来,就爬走了。不,你不要以为这是因为我太体贴人,觉得不好意思再受一个老太太的赡养——我早已顾不得这些了。我之要走,只是由于那个地方实在让我受不了啦。你刚才不是说我有勇气吗?你还没有看见我当时的情景呢!最厉害的痛照例是在傍晚发作的,就是黄昏时分。每天下午我总独自躺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太阳一点点地低下去——啊,你不会明白!现在我一看到太阳下山就要觉得难受!”

“我……我当时是饿着肚子。”他说。

“后来呢?”

她的头稍稍转过去,一只手托着下巴。沉寂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但声音愈来愈低:

“我不能详细告诉你了!一个人碰到这样的事情,照例是有几天什么都记不得的。可是当时附近船上有一个外科医生,大概他们看看我还没有死,就去把他请了来。他就把我大致缝补起来了——列卡陀以为他缝补得很马虎,不过那也许是由于同行嫉妒。总之,等我恢复知觉的时候,一个本地老太太就发了基督教的慈悲把我收留下了——这话听起来奇怪,不是吗?那老太太老在茅屋的角落里缩作一团地坐着,衔着一个黑烟斗,向地板上吐着痰,一个人嘀咕着。她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她告诉我说,我尽可以平安地死去,没有人会来打扰我的。但是我当时的反抗精神相当强,终于选择了活下去这条路。但爬回活路上来可真不容易,有时我也想到,单单为了要活下去而费这样大的劲,似乎有些犯不着。但无论如何,那老太太的耐心是惊人的,她留我躺在她的茅屋里——有多少日子?将近四个月。我常常像一个疯子似的说胡话,又像一只肿了耳朵的熊那么凶。那痛是厉害的,你知道,而且我的脾气又是从小就娇养坏了的。”

“是的,我走了又走,一直走得我快要发狂,还是什么工作也得不到。我走到厄瓜多尔境内了,可是那边的情形更糟。有的时候我给人家补补锅——我是一个很不错的补锅匠呢,有的时候就给人家跑跑腿,或者是打扫打扫猪圈,有的时候我也做——啊,我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这才到最后,有一天……”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那只瘦弱的棕色的手在桌子上突然紧紧捏起拳头来,琼玛抬起头,焦急地望了他一眼。当时他正侧面向着她,她看见他的太阳穴上有一根血管在搏动,像一柄锤子在急速而不均匀地捶打一般。她将身子俯上前,用一只温柔的手按抚着他的臂膀。

她战栗起来了。

“不要再讲下去,这种事情讲起来太可怕了。”

“旁的人?那些赌客和赌窟里的人吗?怎么,你竟不明白!那都是些黑人呀、华工呀,还有天知道一些其他什么人呀!而且我是他们的仆人——他们的财产哪!当然,他们都围拢来看热闹。在那种地方,这类事情是当好玩的呢。那也的确好玩,只要你自己并不刚巧就是那玩物。”

他怀疑地注视着那只手,摇摇头,这才又不快不慢地讲下去了:

他抬起头来望望她,爆发了一阵大笑。

“于是有一天,我遇到一队走江湖演杂耍的。你总还记得那天晚上的那个班子吧,唔,就是那样的东西,只是更粗俗,更下流。那些混血种的人,可不像文雅的佛罗伦萨人,如果不是猥亵和野蛮的玩意儿,他们是不会理你的。当然里边也有斗牛。当时他们已经在路旁搭起帐篷准备过夜了,我就到他们的帐篷旁去乞讨。唔,那天天气很热,我又已经饿得半死,所以……我在帐篷门口晕倒了。当时我已有一种突然昏过去的毛病,正如寄宿学校里那些胸脯束得太紧的女学生一般。他们把我扛进帐篷,给我白兰地,吃的,等等。然后……第二天早晨……他们就要我担任……”

“哦,可是旁的那些人呢,他们不出来干涉的吗?难道那么些人还怕一个拉斯加?”

又是一个停顿。

“显然他想一下子就送掉我的命,可是他的活儿干得有点草率——那些拉斯加做活总是这么草率的,因此他竟没有把我完全砸碎,让我还留下一口气刚够活下去。”

“他们需要一个驼背,或者是一个无论什么样子的畸形人,可以让孩子们扔桔子皮和香蕉皮……惹那些看客发笑……那天晚上那个驼背小丑你是看到了的……不错,我就是那样子……做了两年!

他停了一下,向她偷偷望了一眼,才接下去说:

“这样,我得学会那一套把戏。我并不怎么畸形,可是他们有办法,用人工装起一个驼背,又尽量地利用我的这一只手和这一只脚——好在那些看客并不吹毛求疵,只要有一个活的东西可供糟蹋就很容易满足——还有那套花花绿绿的愚人衣,当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是——让我想一想——大概是十三年前在利马[1]的时候。我刚才说过,秘鲁是一个住家最快乐的地方,可是你要碰到手头没有一文钱,像我当时那样,那就有些不妙了。我曾到过阿根廷,后来又到过智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流浪和饥饿中度过的,后来我受雇做临时工,从瓦尔帕莱索[2]坐牲口船到利马。我在利马找不到事情,就闯到码头上去——你知道,那些码头就在喀拉欧[3]——想去碰碰运气。当然,那些港埠里都有那种下流的场所,是一般以航海为生的人聚会的地方;过了不久,我就被那儿一家赌窟雇去做仆人了。我得烧饭,在弹子台上记分,给那些水手和他们的女人送茶、送酒,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这并不是很愉快的工作,可是我能找到它还是高兴的。那儿至少有得吃,并且可以接触到人类的面孔和声音。你也许以为这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当时我刚害过黄热病,曾经孤零零地躺在一所破旧荒废的茅屋旁边的棚子里,那种情形实在把我弄怕了。有一天晚上,赌窟里边有个喝醉酒的拉斯加[4]在那儿吵闹,因为他上岸把钱输光了,正在没有好气。赌窟的老板命令我把他撵出去,我如果不愿意失业而饿死的话,当然不能不服从。谁知他的气力比我大两倍——当时我还不到二十一岁,又是病后,衰弱得像一只猫。何况他还有一根拨火棒!”

“唯一的困难就在我常常生病,不能出场。有时碰到班主发脾气,即使我正害着发炎症,他也要强迫我上场。碰到这样的夜场,我相信观众们是特别欣赏的。有一次,我记得表演到一半就痛得晕过去了……等到醒过来,那些观众已经把我团团围住……呼啸着,叫嚷着,用果皮扔着我……”

他摇摇头。“不,”他说,“我的勇气也是后来跟其余的东西一起修补好的。当时,它打得粉碎了,跟一只砸碎了的茶杯一样;那是那桩事情里面最惨的一部分。啊——对了,唔,我刚才是说那根拨火棒。

“不要讲了!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停止吧,看上帝的份上!”

“还有你的勇气。”她轻声插进来说,“可是你也许是把它列在那些打不碎的东西里面的。”

她用两手掩着耳朵站起来。他把话截住了,抬起头,看见她眼睛里含着晶莹的眼泪。

“你怎么不坐下来?请你把椅子挪近些。我很抱歉不能替你挪。真……真的,现在想起来,那次伤假使是列卡陀给我诊治的话,他一定会把这个病案当成一个非……非常好的宝……宝库。他对于打碎的骨头具有一个真正外科医生所特有的爱好,而我相信,当时我身体内部凡是打得碎的东西,是全都打碎了——只除了我的脖子。”

“真该死,我是怎样一个白痴啊!”他低声说。

她茫然骇然地凝视着他。他举起那簌簌发抖的手,把头发往后掠开,抬起头来对她微笑着。

琼玛走到窗前向外面张望了一会儿。等她转过身来,牛虻又已靠在桌子上,用一只手遮住眼睛。显然,他已经忘记她在那儿了,她就默默地在他身边坐下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她才慢慢地说:

“意外事件?哦,那次被人家痛打?对啦,这并不是一桩意外事件,那是一根拨火的铁棒。”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关于那次——使你瘸腿的意外事件或者别的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因此而感到烦恼的话……”

“什么?”他仍旧不动。

“我忘……忘记了,”他讷讷地表示歉意说,“我刚才正……正要跟你讲……讲……”

“你为什么没有自杀呢?”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她又抬起头看了看他。他正将他的左臂支在他身边的小桌上,拿他那只残缺的手遮着眼睛,她看到他的手指有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手腕上那个疤痕也正在掣动。她走近他,轻轻唤了声他的名字。他猛地惊醒过来,抬起头来。

他显得十分惊异地抬起头来看着她。“我料不到你也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想,我的工作怎么办呢?谁能代替我去做呢?”

琼玛默默地放下手里的编织物。这个粗鲁、神秘、并不可爱的男人,突然要把自己的秘密,向一个他不很了解而且显然也不喜欢的女人倾吐,在她看来,这里面一定有着某种很可悲痛的原因。

“你的工作——啊,我明白了!你刚才说起丧失自制力的话,唔,如果你经历了这样的处境而仍旧能保持你的决心,那你就是我生平所遇见的最最勇敢的一个人了。”

“老实话!”他抬起头来,那条扯下来的床毯穗子已经在他手里了,“你要我跟他们讲老实话吗?那我宁可先割掉我的舌头了!”他很不自然地羞怯地突然接着说,“我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现在可要跟你说了,如果你要听的话。”

他又遮住了他的眼睛,一面热情地紧紧握住琼玛的手。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沉默笼罩在他们的周围。

“你宁愿让盖利高兴,而不愿意讲老实话吗?”

突然,一阵清越而娇嫩的女高音从下面花园里传上来,唱的是一首鄙俗的法国民歌:

“可是你有什么办法?你总知道你们英国自己那句俗语:‘不去多问人家,就听不到人家说谎。’我并不喜欢拿谎话去愚弄别人,可是别人问我怎么变成残疾,我总得有句话回答他们呀。既然如此,我就不如索性编得好听些。你看盖利听了多么高兴。”

喂,毕洛!跳舞吧,毕洛!跳一会儿舞吧,我可怜的若诺!永远跳舞和欢乐吧!享受我们美丽的青春吧!如果我哭泣,或者叹息,如果我想到悲伤——先生,那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哈,哈,哈,哈,先生,那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难道你不觉得编造这许多谎话浪费精力吗?”琼玛问着,“我以为这是犯不着的呢。”

牛虻一听到歌声,就把他的手从琼玛的手上抽回来,同时轻轻地哼了一声,把身子往后退缩。琼玛用两只手抓住了他的臂膀,牢牢地揿住它,好像揿住病人让医生施行外科手术似的。那独唱的歌声中断后,接着又是一阵大笑和掌声所组成的合唱从花园里传上来。他抬起头来望着她,那双眼睛像是一只被拷打的野兽。

“每一桩事都是谎话。我根本没有参加过那次战争。至于探险的事,当然我曾冒过几次险,那些故事也大部分是真的,可是这都不是我受伤的原因。现在你已经揭穿了我一个谎话,我想我倒不如把它全部都揭穿。”

“是的,那是绮达和她那些军官朋友们。”他慢吞吞地说,“那天晚上列卡陀还没有来的时候,她就想到我房间里来。如果她来碰着我,我是一定会疯的!”

“那战争的事也是吗?”

“可是她不知道啊,”琼玛温和地抗议,“她料想不到她会使你难受的。”

“你说的很对。我是一直在这儿瞎说的。”

“她就像一个西班牙混血种的女人。”说着他颤抖起来,“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把那小叫化子抱进去的时候她的那副表情吗?那就是西班牙混血种女人发笑时的嘴脸。”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刚才你讲的是假话。”她静静地回答。

又是一阵大笑从花园里传上来。琼玛站起身,打开了窗子。绮达头上风骚地缠着一条金色花边的围巾,正站在花园的小径里,手里高高举起一束紫罗兰,三个年轻的骑兵军官好像正在那儿抢。

“你不相信我刚才说的是真话吧?”他说。

“莱尼小姐!”琼玛叫着。

琼玛抬起头来。牛虻正在扯那床毯边上的穗子,眼睛一直低垂着。

绮达的脸上顿时罩上一层乌云。“什么事,太太?”她转过身子抬起头,带着一种挑战的神色说。

“波拉太太!”

“能不能请你那几位朋友说话稍微轻一些?列瓦雷士先生很不舒服呢。”

足足有半个钟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然后牛虻很低声地说:

“滚出去!”[6]那吉卜赛女郎把手里的紫罗兰往地上一掷,向那三个吃惊的军官说,“我讨厌你们,先生们!”[7]

“请喝吧。”她用一种温和的命令语气说,就又坐下去做活。牛虻柔顺地服从了。

她慢慢地走出园子。琼玛关上窗子。

琼玛跟着两个人走出房间,不一会儿就端来一碗牛奶冲鸡蛋。

“他们都走了。”她回转来对他说。

“是的。走吧,盖利,我们要太晚了。”

“谢谢你。我……我很对不起,麻烦你啦。”

“啊,没有这回事,多亏得我所咒……咒骂的你那止……止……止痛的药。你预备走了吗,玛梯尼?”

“倒也没有什么麻烦。”牛虻立刻发觉她说话的口气有些迟疑。

“不是又发作了吧?”盖利着急地问。

“‘可是’?”他说,“太太,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心里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来的‘可是’在那儿。”

琼玛抬起头来,朝牛虻看看。他的脸突然涨得绯红,把话截住了。接着是暂时的沉默。

“既然你看到了人家的心坎里,那么你对人家心里的话就不能够生气了。事情当然跟我不相干,可是我总觉得不懂——”

“是的,”牛虻回答,“那是——”

“不懂我为什么这样讨厌莱尼小姐是不是?那是只有碰到……”

“我相信,”盖利说,“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完全自由的生活,比任何风景都更能吸引我。一个人到了那儿,就一定会感觉到个性的解放和人类的尊严,那是在我们这种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永远感觉不到的。”

“不是的。我不懂你既然这样厌恶她,又为什么要跟她同居呢?照我看起来,这是对她的一种侮辱,对于一个女人的侮辱,也就是对于……”

“我想我在秘鲁和厄瓜多尔的时候是最快活的,”牛虻说,“那才真是一个壮丽无比的地方。自然啰,气候是很热的,特别是在厄瓜多尔沿海的区域,谁都会觉得有点儿受不了,可是那儿风景的美丽是使人想象不到的。”

“一个女人!”他粗鲁地爆发出一阵大笑,“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一个女人吗?太太,那不过是开玩笑罢了!”[8]

“这可真算得一段辉煌的生活了!”盖利真心羡慕地叹了一口气,“我真不懂你怎么舍得离开巴西的。经历了那样的生活,到别的国家一定觉得平淡极了!”

“这是不公平的!”她说,“你没权利对任何人这样说到她——尤其是对另外一个女人!”

他就这么一件又一件地喋喋不休地说下去:一会儿提起阿根廷的战争,一会儿谈到巴西的探险,一会儿又谈到打猎时的野宴,以及遭遇到土人和猛兽的冒险故事。盖利像孩子听神话似的感到津津有味,不时提出问题来打断他。因为他具有那不勒斯人那种易于感受的特性,喜欢一切动人心魄的东西。琼玛从篮子里拿出编织物来,一面做活一面低头默默倾听着。玛梯尼皱起眉头,有些坐立不安了。他觉得牛虻讲故事的神气有些存心夸张和做作。过去一个星期,他看到了牛虻能有那么惊人的耐性去经受肉体的痛苦,虽然不由得十分钦佩,可是他实在不喜欢牛虻,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和作风。

他转过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躺在那儿,注视着窗外正要下山的太阳。琼玛拉下了窗帘,关上了百叶窗,不让他看见;然后她在另一个窗前的桌旁坐下,又开始编织起来。

“啊,并不坏!当然我们得把苦乐扯平来看,可是大体说来,那是一种辉煌的生活。就像捕蛇……”

“你要点灯吗?”过了一会儿她问。

“那一定是一次有趣的经验。”

他摇摇头。

“啊,是了!刚才盖利问起我在南美时的生活,太太,我正跟他谈到我左臂受伤的经过。那是在秘鲁的事情。当时我们是涉过一条河去打美洲狮的,我一见到那家伙就开了一枪,谁知那一枪发不出子弹,火药给弄潮了。自然了,那家伙不会坐在那儿等着我把枪收拾好的,结果就是这些疤痕了。”

及至屋子里暗得看不见了,琼玛就卷起她的编织物,放到篮子里。她叠着两只手坐了好一会儿,默默观察着牛虻那一动不动的形象。黄昏时模糊的光线照在他脸上,似乎把那种粗鲁的、嘲弄的、自负的神情融化掉了,同时却加深了他嘴边那种悲惨的皱纹。当时琼玛由于一种奇特的联想,记忆里面忽然浮出一个大理石十字架的鲜明形象来,那是她爸爸为了纪念亚瑟而竖立的,上面刻着的一行铭文是:

“唔,列瓦雷士,”盖利说,“把那打美洲狮的故事讲完吧。刚才才开了一个头呢。”

所有你的那些波涛和巨浪都已经在我的头上消逝了。

她在桌旁坐下来,先修剪了花梗,然后把花插在花瓶里。

整整一个钟头在连续的寂静中过去了。最后,她站起来,悄悄地走出房去。回来的时候带着一盏灯,在门口停了一下,以为牛虻睡熟了。当灯光照到他脸上,他才回过头来。

“当心,里面是新鲜鸡蛋。今天早晨卡蒂到奥列佛多山那边去找来的。列瓦雷士先生,这儿有几枝圣诞玫瑰送给你,我知道你是爱花的。”

“我给你煮了一杯咖啡。”她一面说,一面把灯放好。

“我还可以再待一刻钟。我来把你的披风放到隔壁房间里去。要不要把篮子也拿过去?”

“暂时把它搁着吧。请你过来一下好不好?”

“你当然不用起来,我又不是来做客的。西萨尔,我来得稍微早一点儿。我以为你们也许急于要走的。”

他把她两只手统统握住了。

“屋子里干净吗,玛梯尼?干净的?那么请你开开门。太太,你太好啦;我不能起来,请你原谅。”

“我正在想,”他说,“你的话很对,这的确是我生活里一段丑恶的纠葛。但是你得记住,一个男人不是每天都能遇到一个可以……可以爱恋的女人的,而我……我是一个曾经陷溺过的人。我害怕……”

有人敲了一下门。

“害怕……”

“哦,那是打美洲狮的时候得来的。你知道,当时我已经开了枪……”

“我害怕黑暗。有时我是不敢单独过夜的。我需要一件活的……结实的东西在我身边。我怕的是外在的黑暗,那会……不,不!并不是那种黑暗,外在的黑暗不过是一个只值六便士的玩具地狱罢了——我怕的是内在的黑暗。那儿并没有哭泣或咬牙的声音,只是寂寞……寂寞……”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会受到这么多的伤,除非你曾经在野兽群里冒过险——譬如说你左臂上面那一串疤痕。”

他的眼睛发愣了。她静静地站在那儿,屏住呼吸,直到他重新说话。

“唔,自然啰,在那样荒蛮的国度里,少不得要冒几次险,”牛虻轻松地说,“而且不见得每次都是令人愉快的。”

“这一切对你都很神秘,是不是?你是不能理解的——可是幸亏你不懂。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尝试独自过下去,我是很可能会发狂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宽容,请你不要对我过分苛求责备吧,我到底不是你可能想象到的那种恶毒的野兽呀。”

“啊,对了,那是在进行科学探险的时候。你可以扣上你的衬衫,我已经给你统统弄好了。我看你在那边过了一段险恶的生活。”

“这我可不能替你判断,”她回答说,“我不曾吃过你那样的苦。但是——我也曾经深深地陷溺过一次的,只是方式不同。因之我以为——而且敢断言——如果你因为有所恐惧而竟干起一桩真正残忍的、不公道的或者是不宽厚的事来,你到将来一定要后悔。至于别的——如果你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我知道我若是处在你的位置一定会全盘失败——早该怨天恨地而死了。”

“是的,我在那儿受过几处伤,后来在那些野蛮地方打猎的时候也受到一些,另外还有这样那样的事。”

他还是握着她的手。

“不错,可是你那种说法是为格拉西尼太太编造的呀。说正经话,我想你是跟巴西人打仗的时候受的伤吧?”

“告诉我,”他非常温柔地说,“你生平曾经干过一桩真正残酷的事吗?”

“喂,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这是秘密土牢里的事,而且……”

她没回答,但已经把头低下来,两颗大大的泪珠滴到了他的手上。

“随便谈谈吧,”他说,“你是怎么会受到这许多伤的?在战场上,是不是?”

“告诉我!”他热情地低声说着,把她的两只手捏得更紧,“告诉我吧!我已经把我的一切苦恼统统告诉你了。”

他用左手接过药杯,盖利一看见手上那些可怕的疤痕,就又记起刚才说的话来了。

“是的……有一次……在很久以前。而且我是对我在世界上最心爱的人做出来的。”

“我的好……好先生,如果要再痛的话,它是一定要痛的,这不比牙……牙疼,可以用你们这种蹩脚药水吓退它。对我这种病来说,这套东西的用处就好比拿一支玩具水枪去救火。虽然如此,我想你们还是非要我吞下去不可的。”

握着她的手的那两只手起了剧烈的颤抖,但仍旧没有放松。

“为的是要你不再痛。一会儿波拉太太来了,要是你再痛得那样,以致她不得不给你吞服鸦片,那有什么意思呢!”

“他是我的一个同志,”她继续说,“而我竟听信了一种诽谤他的谣言——由警察所捏造的显而易见的通常的谎话。我竟把他当作一个叛徒打了他一个耳光,以后他就走开,而且投水自杀了。两天之后,我发觉了他是完全无罪的。也许,这比你记忆里的任何事情都还要难受。假如做过了的事情可以取消,我情愿砍掉我这右手!”

“这该死的药!”牛虻已经到了一个很容易发怒的康复阶段,存心要使他忠心的护士们为难,“现在我已经不痛了,你们为……为什么还要硬给我吞……吞……吞服这些可怕的东西啊?”

他的眼睛里面闪出一种迅速的、危险的光辉——这是她从来不曾见过的。他突然弯下头来,吻了她的手。

“现在,列瓦雷士,趁她还没有来的时候把你的药吃下去吧。”盖利拿着一只药杯走近沙发说。

她惊惶失措地往后退缩。“不要这样!”她可怜地嚷着,“以后请你再不要这样了!这要使我伤心的!”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套臭礼节的?”列卡陀笑着问,“我的好人,波拉太太是我们全体的看护长呢。从她穿短外套的时候起,就已经在看护生病的同志了,而且看护得比我所知道的哪一位护士小姐都好。她不愿意进你的房间!怎么,你是在说格拉西尼的那个女人吧!玛梯尼,如果波拉太太要来的话,我就用不着留什么服法说明了。哎呀,已经两点半了,我得走了!”

“你以为你没有使你所杀死的那个人伤心吗?”

“波拉太太!”牛虻用一种惊惶失措的声音重复说,“怎么,玛梯尼,那绝对不可以!我绝不能让一位太太为着我和我的病来麻烦。而且,叫她坐在哪儿呢?她是绝不愿意进这儿来的。”

“被我……杀死的……那个人……啊,西萨尔已经回来了!我……我得走了!”

“只到三点钟为止。盖利和我得到圣米涅亚多去一趟,可是波拉太太就来了,她要一直等着我回来接班。”

玛梯尼走进房时,只见牛虻独自躺在那儿,旁边放着一杯没有动过的咖啡,还是那样懒洋洋地、没精打采地自言自语咒骂着,仿佛对那杯咖啡不满意似的。

“可是事情偏偏是这样,亲爱的朋友,我不要匕首,我只要绦虫。玛梯尼,我得赶回去。现在这个淘气的病人该你负责了。”

[1]秘鲁首都。

“唔,绦虫跟匕首一样要杀人的呀,而且随时都可杀,又不如匕首好看。”

[2]智利一港口。

“谢谢你,我并不像你那样喜欢这种杀人的家伙。”

[3]利马一港口。

“呵呀!我怎么会想不起来的!她一定会把我当作意大利的殉难烈士,和我大谈其爱国主义。我可以扮演得很逼真,告诉她说,我曾被人家在一个地下土牢里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又乱七八糟重新拼凑起来;她一定要仔细问我,在那支解拼凑的过程中有一种怎样的感觉。你当她不会相信吗,列卡陀?我愿意拿我那把印第安人的匕首跟你医室里的那瓶绦虫来打赌,她一定会把我所能捏造得出的最荒唐的谎话也一口咽下去的,这笔生意便宜呀,你赶快跟我赌吧。”

[4]东印度群岛的土著水手。

牛虻用演悲剧的姿势把两手握紧。

[5]秘鲁一古城,11世纪初是印加帝国的首都,距利马约有600公里路程。

“你倒不如去找格拉西尼夫妇换换口味吧,”他又继续挖苦地说,“我可以保证,这位太太一定很高兴见你,特别是现在,因为你那副尊容苍白得很有意思。”

[6][7]原文均系法文。

牛虻的病很快就痊愈了。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下午,列卡陀见他已经穿着一件土耳其式的睡衣,躺在沙发上跟玛梯尼和盖利聊天了。他甚至说起要下楼去走动走动,列卡陀听了只是对他笑笑,还问他第一趟出门是否就越过山谷到菲琐尔去远足。

[8]此句系法文。这是牛虻引用绮达唱的法国民歌中的最后一句,因为是对琼玛说的,所以把“先生”换成了“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