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答得倒挺爽直：
“你就永远这样生活下去？你如果真离了婚，你对自己的将来有没有什幺设想？”
“‘女人终究得找一个丈夫。’——这可能就是你想说而没说出来的吧！谢谢你的关心。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可能碰到一个理想中的知己，结为朋友，或成为夫妻。但如果碰不到，我宁愿独身。不会再找一个李锁柱、王锁柱、张锁柱什幺的，自讨苦吃了。一个人找不到知己，找不到爱情，找不到自己所爱的人，不如独身。为什幺男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单身汉，女人独身就要受到非议？比如我，我可以找个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业余时间可以上夜校，可以自学，有许多事可以做，有什幺不好？我不会像现在有些女孩子为了贪图享受，去嫁给一个有房子、有钱、有彩色电视，而唯独无话可说的男人。我只想有一个言语能够相通，感情能够交融的伙伴。当然这一切必须有个前提，就是与赵锁柱离婚！”
于是，我们沉默下来。说实话，刚刚这一番谈话，是我来时不曾料到，没有任何准备，又似乎是难以驳倒的。我再点上一支烟，想理一理自己纷乱一团的思绪时，她正呆怔怔瞧着窗外。外边的雨比刚才紧了一些，密密地细细沙沙有声了，而且听到屋外什幺地方有沉重的滴水声。不知由于天亮了些，还是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屋里的光线，此刻小屋内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得以细细端看：她的小床前放了一张方木凳，代替床头柜，堆满了书报杂志，上边还散乱地放着不少张写满字的纸，有的掉落到凳子后边去。凳子腿旁遗落了一支廉价的、没有笔帽的圆珠笔。小屋只有一盏灯，从屋顶中央垂吊下来；一根长长的灯绳是用麻绳和塑料条接起来的，由屋顶直扯到她的床边，末端拴在床背的栏杆柱上。其余的便是破箱子啦、柳条包啦、纸盒子啦……一堆竹竿、木条、烟囱和杂七杂八的东西竖在屋门后。屋里像样的东西唯有一件老式的五屉柜，也蒙着一层尘埃，上边放着一个竹壳暖瓶；玻璃杯里隔夜的剩茶根儿变成焦黄颜色；还有一块吃剩下的面包头摊在半张信纸上。四壁空空，没有一样装饰物，没有画儿，只有满墙剥落的墙皮和大大小小的钉子眼儿；还有一个打卷儿了的蝇拍挂在秃壁上，大概自去年秋天蝇蚊绝迹后一直挂在那里的。墙下半边糊了一圈报纸，想是为了隔潮，却早浸染上一圈圈发黄的湿渍……处处显得拮据、清贫、狼狈、无精打采，这里便包含着她目前生活面貌的全部内容了吧！难道在这里她生活得反而更自在、更快活、更温暖、更幸福？在凡人的眼里，一个向往着自己的精神目标的人的生活往往是不可思议的。她撇下自己的亲生骨肉，却在这一方天地中为了某种追求而甘于寂寞，情愿吃苦，这就不觉引起我的同情，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敬重了。但她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吗？我禁不住问她：
“你所说的这样的人也许能找到，或许根本找不到。依我的生活经验，现实是不依顺于人的想象的。你现在自恃年轻，有股冲动的劲儿，可以靠着幻想生活一段时间，好像风筝被风吹得高高的，但风筝不可能总在天上。现实常常与你的幻想相反，而且它有无限的威力，迫使你依照它的逻辑办事，并叫一个个违反它逻辑的人碰了壁。”我说。我认为我的话中有不可反驳的真理。
“哈！那就请大队、公社和县里派个参观团来看吧！我就这间小屋。原来的房子住了人，成了既成事实，搬不回去了。我家是落实了，发还的家具东西就剩这些！我爸爸没钱，只落了一身病。人过六十，落实了也就退休了。至于人们再怎幺想、怎幺猜、怎幺说，就由他们说去好了。在人们的闲话里，大概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总是更坏一些，而不是更好一些。弱者会在闲话里畏首畏尾，最后被搞得神经衰弱。我不管他们怎幺说，因为那是他们吃饭后信口说的。谁都知道，议论一个普通的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她听了却淡淡一笑，说：
她一听这话，可有点儿动火，手指向四下一扫，说：
“感谢你这番教导。但我觉得，我的可贵之处，就是我还不那幺‘实际’。人的精神没有想象，就会像沙漠那样索然无味；一个人过于实际，他生活的天地便仅仅是视野内那一点点儿现存的地盘而已！”
“我想再问你一句。据我所知，你父亲已经落实政策了。你不怕有人说，你离婚是要甩掉农村的乡巴佬，回城追求享受？”
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自己无话可说。在这个有着一整套成熟的条理、清晰的见解的女人面前，我那素来被人称道又颇为自诩的三寸不烂之舌，此刻似乎变得短了、薄了、软弱无力，好像一片发蔫的叶子，没有生气地含在嘴里。尽管我还没来得及细细揣摩她讲的一切，辨清此中的是非，但我承认，我已经被她的道理折服了。她的道理像一把尖刀，刺进我那些早已成形的、固化了的、似乎天经地义的成见中。这些成见还没有拿出来，就在自己的口中粉碎了，更提不到对她有任何说服力，倒是她把我说服了。是啊！像她这样，敢于面对自己，不惜牺牲自己现成的一切，宁肯叫自己暂时陷于困难的境地，不顾世人的飞短流长，大胆地追求理想中的生活，我为什幺还要说服她，让她的后半生在过去所遗留的社会悲剧里，一直到死充当一个活着的悲剧演员，整天咀嚼昨天的苦果？难道我的职责，就是说服她听从生活对她的不公平的、甚至是荒谬的安排？不，我不能那样做……
“同志。你的问题好厉害！孩子的哭声会使走投无路、决意投河的母亲回过身来。母子的感情是切不断的最坚韧的绳索。但这一切我早都想过了。因为对于我，这绳索是锁链，会一辈子牢牢把我拴在赵锁柱身边。我下了决心。孩子归他归我，一人一个，怎幺都成。决心不可能再变。我年轻时曾经有过的怯弱、顺从、害怕孤独、依赖性等这些弱点，已经叫我吃尽苦头。现在应当结束了，而且只有我的决心才能使它结束。至于你——同志，如果你是了解情况来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如果你是来做什幺调解说服工作的，就请你不要再抱任何能够见到成效的希望。我没话可说了！”
我站起身说：
她听了我这话，沉吟良久。谁想到这位口齿伶俐、颇有主见的女人一下子变得踌躇和犹豫了。可是她像黯淡下来的烛火突然爆了一下火花，重新闪出光焰，她说出了溢满决心的话：
“我该回去了。现在正巧十点钟，有一班回去的汽车。”
“如果你们真的离婚了，孩子就不能生活在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身边。你是否想过，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以至性格的形成都会有影响？”
她看看我，没说什幺。她拿张纸给她爸爸留一个条子，然后从门后拿起一把天蓝色塑料雨伞，对我说：
她提到“孩子”，我禁不住问：
“我送你走。”
“人的感情是多种多样的。严格地说，虽然我们共同生活了七年，却不存在夫妻应有的那种感情。他不叫我下地干活，人很老实，能吃苦，是个好人。他养活了我和两个孩子；我呢？给他做做饭，缝棉衣，照看家里。这只能说我们之间互相照顾得很好，但这谈不上我喜欢他，更谈不上爱他，自然也谈不上我们之间存在着夫妻感情。因为我与他在精神上格格不入。我们只像两个星球一样，各按各的轨道运行，谁也不犯谁，但互相是沉默的，毫无共同的相通之处。我的全部精神生活，就是到城市里探亲时，找老同学借几本旧书带回去看看。一旦有了想法，只能把自己分作两个人，自己对自己谈。有时，在村里看电影回来，对他谈谈感受他也不懂。我要认真对他谈起来，他最多只会皱着眉头说两个字：‘啥呀！’他没上过学，会写的字超不过一百个。当然这并不能说他不好，没有文化并不是一个人的过错，但与我共同生活就不合适。或许他以为这种日子过得挺好，但我受不了！我以为，夫妻不合适，可以各择其路，为什幺偏偏要硬凑在一起？像一根线拴两个蚂蚱，死了也拴得结结实实的。你那位姓吕的同事说我的离婚理由‘不能成其为理由’。我又惊奇，又气愤。我问他到底什幺理由能‘成其为理由’？为什幺夫妻一方没有生育能力就可以离婚？难道夫妻生活就是温饱加上养活孩子？”
“不，不，不用了。”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七年，能说没感情吗？”
“不！外边雨大。车站离这儿并不远。”
“我感激他可以用别的方式，难道必须像赎身那样跟随他一辈子？”
她执意要送我。看得出，她是那种固执而心地不错的女人。
“那个时代，人的生命如草芥一般，别的事还谈得上什幺轻率不轻率。别忘了，我是一个‘反革命子女’，他出身贫农，大概反而会有人认为他娶我才是轻率的呢！”她说到这里沉吟片刻，声音降了半度似的低沉下来，“你知道，我答应嫁给他的前一天，哭了整整一夜。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嫁给这样一个人，我曾经对生活美好的幻想、我的志向、我的追求，等等，一切全完了。只剩下一个四肢活动的躯体，跳动着的心脏，为了填饱肚子而每天张开三次的嘴巴。但现实是霸道的，它逼迫你抛开自己的一切去服从它。我那时毕竟年轻，简单，没办法，有软弱的一面，只好乖乖地服从了。因为这个男人能叫我活下来，除此我再没别的出路。
开开门，外边的雨真不小，我没带雨具，也就不再客气了。
“就这样嫁给他，你不觉得有些轻率？”
我俩走出来，她把张开的雨伞半举在我们头上。一路只听密雨纷纷落在雨伞塑料布上的均匀而不间断的声音，我俩都没说话。到了车站，我买了票，将上车时，我问她：
“没什幺好谈的。也没什幺可谈的。我没有别的出路。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步，有条路，不管通不通，也得走下去。我那姑妈、姑父又再三劝我嫁给他。说他已经答应了，结了婚，不叫我下地。我的户口在农村，回不来，又有病……你要问我当时到底怎幺想的，我也不好说。反正我总得活着吧！他要娶我，我肯嫁他，然后我往他家一住，就算成了亲，多幺简单！”她说着，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冷笑，好像讥笑自己。
“你有什幺事要我帮助吗？”
“你们经人介绍后也没好好谈谈？”我插问。
她对我这句非公事的问话，先是惊奇地一扬眉毛，随后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受感动的目光——这是我们两个小时来的接触中我头一次见到的。这样便一改刚才谈话中她留给我的生硬的、孤傲的、强者的印象，而显出了女性本身的那种特有的感觉。她犹豫片刻，竟用一种恳求的口吻，吞吞吐吐，一字一字地对我说：
“对，我在队里生活这半年，常常见到这个人。比我大八岁，个子高一头，长得很壮实，浑身都是力气。但我除了看他在地里从早到黑不停地干活之外，不知他怎幺生活的。我只听说他是条单身汉，二十岁死了爹娘，没有兄弟姐妹。由于他小时候摔过一跤，脑门留下一道疤，村里人说他破了相，一直说不上媳妇——我听说是他就答应嫁给他。”
“我希望您，别叫我再回到过去了！”
“赵锁柱吗？”
听她这句话，想到她年纪轻轻，不平凡的遭际，忽觉一股火热的激动情感填满自己胸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
“是的。我可以告诉你当时的情况。因为我看得出，你不像你的同事——那个来找我几次的姓吕的——那幺愚蠢。我嘛——唉，简单地说吧！从小就死了母亲，我是独生女，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搞‘冷冻’设备的。首都体育馆的人造冰场就是我父亲参加设计的。那时的生活自然挺不错，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跟一场美梦差不多。紧接着的是比噩梦还可怕的现实。七一年，父亲因为叔叔的问题，受到牵连，给抓起来。我的家被抄了，家里的东西被我父亲单位里的一些人作为‘查抄物资’分得一干二净。我被赶进这间小屋，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那年我刚好高中毕业，学校和街道居委会天天来逼我下乡。我去找姑妈。她再三鼓动我下乡，大概她怕我沾上她。我姑父家的一个远亲在大榆树大队当会计。他们就通过这个会计把我送到乡下。这地方离城里不远，总比那些到天涯海角去安身的知青强。我还得感谢我那姑父和姑妈呢！哼！可是好事总与我无缘，倒霉的事却常常和我碰面。我在乡下干了一年多就得了肾盂肾炎，腰疼得直不起来，下不了地。生产队又没轻活，队上只要给我找点儿轻活就会招来别人的闲话——这些乡下的事你会比我更清楚。我回城来又找我姑妈。人的自私往往最可利用。她怕我沾上她，就会为我加倍地卖力气。他们办得可好，很快就给我找了一条出路——就是托我姑父那个当会计的远亲，在队里给我找一个丈夫！”
“我会帮助你的。”
显然我的话深进到她的心里，拨响了她心底的弦。每人心底都潜藏着一根弦，轻易触不到，长久默不作声，但一旦碰响了它，就会颤动不已地发出真正的心声……我留意到，她的眉毛轻轻地下意识地一扬一扬，嘴角时而微微抽动一下；她的一只手无意识地在床单上划来划去——这便是她内心翻腾的情绪流露在外的征兆了；她直怔怔望着我的目光也再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硬、警惕和轻蔑的神气了。我感觉她好像要对我说什幺更深一层的话了。
“谢谢。”她低着头，低声说。声音是恳切的、由衷的、被感动的。我完全听得出来。
“你为什幺强迫自己？”我说，“我看得出，即使七八年前你也是个有主见的姑娘。是不是因为当时家庭、社会，或者你自己的处境所迫？我明白，有时外界的压力是不可能抗拒的，尤其是看不到希望时，只能屈从生活强加给你的……我说得对吗？”
车喇叭响了。快开车了。我从她举起的雨伞下面钻进车门。这当儿，我无意间瞥见她右边的肩膀被雨水打得湿淋淋的。原来她一路上为了我不被淋湿，尽量把伞举向我这边……
她的话愈来愈使我惊奇莫解。如果单听她这句话，会以为她在故弄玄虚，但她的表情却告诉我，这句话后边隐藏着难言的沉重的内容。她一会儿埋下头去，好像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后颈上，半天抬不起来，只能看见她蹙紧的眉头；过一会儿，她又仰起头来，绷紧嘴唇，眼里放出硬充强者那样狠巴巴的光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甩开缠绕在心上的痛苦的绳索。
“你快回去吧！”我说，一边摆手叫她快走。
“我。自己强迫自己。”她说。
我在车上找到座位，见她仍然没动，也没对我招手。在蒙蒙的雨雾里分明看见她那种痴呆呆的目光。车很快就开了，不知为什幺，她还是直条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车走动起来，我和她的距离愈来愈大。透过雨水“唰唰”流下的车窗玻璃，只能看见一块淡蓝色渐渐变得模糊，那是她的雨伞。
“谁强迫你的？”
我被深深感动了。我想，我应当想办法去说服赵锁柱和她离婚。但我怎幺去说服赵锁柱？我从来还没见过这个人！
这使我十分惊讶：
二 赵锁柱
“不，我是被迫的。”她的声音低沉，口气却肯定。
转天一早，我就骑车奔往赵家屯公社的大榆树大队。
“那你为什幺要嫁给他？你又不是被迫的！”
这趟路可不算近，也不好走。昨日淋湿的路面，给一夜春寒冻得又硬又滑。我又忘记戴手套，手冷得攥不住车把。再说这种弯弯曲曲累人的乡间土道，在雨天里被沉甸甸的大车轧起一条条棱子，过后又凝结住了，骑车走在上面最危险，我有好几次前轱辘陷进土棱子缝里，差点儿摔得人仰马翻。
“不，从来没吵过架。有时我倒想和他吵吵架，因为我寂寞得难受。但偏偏他脾气很好。一句话可以对你讲明，我们没话可说。想想吧！如果让你和一个跟哑巴差不多、只知道下地干活的人共同生活一辈子，你受得了吗？”
进了大榆树大队，找到了赵锁柱家。从他家那用石块和土坯垒成的矮墙上望进去，可以看到一连三间青瓦顶子的规规整整的北房，窗玻璃闪闪发光。院里扫得干干净净，笼罩着墙里墙外几株尚未发芽的大榆树的树影。此刻院里、屋顶、树上，落着一大群麻雀，正吱吱喳喳叫得热闹，反而使这院落显得分外清爽和宁静。我一推开眼前一扇荆条、木杆和粗铁丝编扎的小门，鸟儿“呼啦”一下全都飞跑了。我进了院子，把车子靠在墙边，一边往里走，一边叫着：
“为什幺？你们吵过架？”
“锁柱同志在家吗？”
“几乎没有。不仅婚前，直到现在。七年吧！”
没人应答。我走到屋门前才发现两扇木板门中间穿挂着一条链子，上了锁头，中间露出一条门缝。他没在家？我扒着门缝往里张望一下，竟使我吃了一惊。我想，任何人见了这情景也会吃惊的。这屋里迎面是张四条腿的八仙桌，对角的两条粗桌腿上竟用麻绳各拴着一个娃娃。显然这就是卓乃丽和赵锁柱的双胞胎儿子！我把嘴对着门缝刚要朝里边喊话，问问他们的爹到哪儿去了，却又停住口。因为我发现这两个娃娃都睡着了。一个倚着桌腿，两条小腿儿曲着，膝盖儿架住垂下来的脑袋；另一个斜卧在地上，面朝着从窗子射进去的暖烘烘的阳光，小脸儿上分明带着哭过和抹过而留下的花花的泪渍。他俩睡得正香甜哪！斜卧在地的这个娃娃打着轻匀的鼾声，从嘴角流淌下来的一道涎水，给阳光照得像蛛丝一样亮。在他们周围乱七八糟地放着盛粥的小碗、小勺、饽饽、山芋、撕碎的纸片和涂得红绿色、一吹就响的小泥猴。这是赵锁柱给孩子们预备的，显然他走了半天，孩子们吃了、玩了、哭了、累了、都睡了……我心里暗暗一揪。虽然我还没见赵锁柱，但眼前的景象已经告诉我他过的是一种什幺日子。
“什幺？你们没交过朋友？没谈过话？”
我转身刚要去找赵锁柱，只听身后的院门“吱呀”一声。扭头一看，门外走进一个大汉，肩扛着重重一袋粮食。这袋粮食遮住他的面孔。他直朝我这边走来，步子稳健，显得很有力气。
“不了解。”
“您就是赵锁柱同志吧？”我问。
“你与他结合之前难道不了解他？”
他听见我的声音，随即把肩上的重袋子轻轻撂在地上。噢，多魁梧壮实的汉子！高高的个子，厚厚的大手，一身夹棉衣裤也遮盖不住全身肌肉隆起的壮美的形体。他的容貌虽然与英俊无关，不大的微微吊梢的长眼睛，神情有些呆板，方方一张大脸盘上找不到一点儿聪慧伶俐的影子，而且在额头上有一道又长又深的疤痕，但他却有一股憨朴厚实的气息。在北方单调而平静的田野间，人影寥落的村道上，不出名的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农民，就像柳树一样平常。他们好穿黑布衣服，腰间扎一根粗布带子，夏天里大都剃短平头，不爱说话，却很少空着手。不是干点儿什幺，就是背着扛着什幺重重的东西。他们那憨直的脾气和个性几乎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任何机灵的目光、优雅的风度、文气的举止出现在他们身上，都会显得不调和而马上破坏了他们所特有的气质、破坏了他们固有的美和完整感似的。此刻，他没戴帽子，大概扛着这袋粮食走了不短的路，一缕缕热气从他那又黑又短的头发楂子里冒出来，汗津津的额头闪着光亮。
“当然是以后。因为任何结论性的想法都产生在事情发生过后。”
“俺就是赵锁柱。啥事？”他说。一边拍打肩头上的白色的粉末和碎屑。
她停顿一下，说：
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他什幺话也没说，只略略皱皱眉头，就提起粮袋，招呼我进屋去坐。当他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门上的锁链时，里边忽然发出一阵哭声。显然是开动锁链的声音吵醒了孩子们。受了委屈的孩子都是用哭来欢迎亲人的。
“我们暂且不议论你的理由。我很想知道，你这些想法是早在同赵锁柱结婚之前就有了，还是以后才有的。”
我俩进了屋，屋里倒是暖烘烘的。赵锁柱叫我上炕去坐。一边忙去解开那捆缚孩子的绳子。放开的孩子就像开笼放出来的小鸡那样快活，又蹦又跳，满屋乱跑。赵锁柱弯腰从灶眼里掏出一块烤得冒着热烟儿的山芋，掰成两半，一个孩子一半，然后说：
我忽觉手指热辣辣的，原来烟卷已经烧到了根儿。我扔了烟头，重新点上一支烟，抽了两口，把话题转到更关键的地方：
“去，当院玩去吧！”
她听到我的问话，微微一怔，开始用一种郑重和认真的神情打量我，仿佛在分辨我是怎样一个人。刚才眼里射出的恼怒、昂愤、过激、咄咄逼人的光芒，好像水面上强烈的反光，一下子掠去了。只剩下一双幽幽深潭般的眼睛，陷在她凹进去的发黑的眼窝里，异常冷静，上边好似还罩着一层淡淡的寒雾。她慎重又好奇地注视着我。一瞬间，我明白地感到坐在我对面这年轻的女人有着沉重的心事。凡是性情乖僻的人，大都是由非凡的经历和特异的环境塑造成的；有如一件破损了的古物，其间必然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磨难……
两个模样几乎一样的孩子，用同样胖胖而污黑的小手捧着山芋，带着泪花的小脸儿美滋滋地笑着，随后便一前一后欢叫着跑了出去。那八仙桌的两条桌腿上还都拖着一根不太长的麻绳。
“如果我个人认为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呢？”我突然问她。我也不知道为什幺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我说这句话时似乎有些冲动，是不是给这女人颇有些真知灼见的话打动了？
赵锁柱给我斟满热水，也从灶眼儿掏出几块烤熟了的热山芋捧给我吃。在北方农民的家里，主人都是直来直去的，不会客套，实心眼儿，用不着推推让让，说许多没用的客气话。我对这些人的脾气秉性早已习惯，自管动手拿了一块山芋吃起来。再喝几口热水，倒是蛮舒服的。
“不，我的理由并非什幺高深的道理。你们的脑袋里也不乏思维的成果，不乏见地，但你们办起事来就不依靠自己的大脑，而是依赖条文、成规，还有传统的概念。传统就是正统；正统就是天经地义、不可违背的。你们早已习惯成自然，从来就不去验证一下那些传统的概念是否合乎人情事理，而是硬要把生活扭曲了，装进那一个个固定不变的套子里去！”
这时我掏出烟来，让给他一支，他也不客气。不过看他那用食指和拇指捏着纸烟的架势，他是不习惯抽纸烟的。而且，他一捏，就把烟卷捏瘪了。看来他的手挺重。
“你可真爽直！”我说，“你认为我们没有头脑，不会思索，什幺都不懂吗？”
我同他先扯了几句闲天，然后言归正传。我把昨天与卓乃丽分手后所想到的话全说了。我的目的，是想说服他答应卓乃丽的离婚要求。我认为自己的话说得很有说服力，用词得当，讲得充分，逻辑性又强——我说这些话时，他低头抽烟一声不吭，也毫无反驳我的意思。可是当我谈到：“你们没有共同的感情基础，谈不上来……”他突然头一抬问我：
“直到老，到死；或者社会进步了，人的一切受到应有的尊重；精神生活变得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承认它在夫妻之间是第一位的；你们这些办理离婚案的人也都不是循规守旧的和事佬，我的状况或许会得到改变，但我不抱希望。”
“啥？啥叫‘基础’？谈个啥？”
“你……你这幺下去，要到哪一天？”
这时我看他眉头皱紧一个结结实实的肉疙瘩。顿时我觉得，自己刚才那番煞费苦心、头头是道的劝说全是白搭。听他的问话，说明他根本不知道我说的是什幺。
“我问你，什幺是生活？生活驾驭人，还是人驾驭生活？如果有两种生活：一个是自由自在、依照自己的志趣安排每天的二十四小时；一个是整天跟毫无共同之处的所谓的‘爱人’吃饭、忙家务、睡觉，你选择哪种？”
“我说，你们这种夫妇的精神世界是完全不相通的！”我解释道。其实平常我也不用这种语言与农民谈话，大概是昨天受了卓乃丽那些理论影响太深之故。但赵锁柱听了，睁圆眼睛，好像我说出一句什幺怪异惊人的话语。他问我：
“那你怎幺生活？”
“啥？精神世界？”
“我永远不再回到赵锁柱那里去，一直在这儿待下去。”
“精神……”我只得耐心向他说明，使他听懂，“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理想、爱好、趣味、追求……”
她瞅了我一眼，说：
“啥？啥？你说的啥呀？！她还要‘求’个啥呀！”他突然叫起来。显然他根本听不懂我的话，却仿佛感到我的话不利于他似的。他有些急了。
“那幺你想怎幺做？！”
他这几个“啥”字却叫我无法再做解释了。事先，我想好的那些话都变得空泛而无力。刹那间，我强烈地感到这两个人——卓乃丽和赵锁柱好像是不同世纪、不同时代、不同天地、不同社会进程的两个人，好像砖块与云彩——它们有什幺关系呢？怎幺能结合在一起？这就更使我深信和偏向卓乃丽的离婚理由。一时，不免对这个外表憨朴、内心无知的农民产生一点点儿轻视，不觉说：
“嘿！”她冷冷笑了一下说，“你放心，我不会轻生的。如果我有这个意思也不会对你表示出来的，那不是用‘死’来威胁政府机关了？再说，我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也很自信。我离婚也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你何必叫她忍受一辈子，痛苦一辈子！你们完全是两码事！”
“难道你……”
“啥！”这一声表示他发火了，额头上那道疤痕也变得红起来。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真实的情绪，而是明显地表现出对我的不满，“你又没跟俺们一起过，你咋知道她苦？凭啥说俺叫她吃一辈子苦，你甭问别人，就去问她好了，她在俺家七年了，俺是缺她吃，还是缺她穿了？你再问问她，自她到了俺家，俺叫她下过地吗？她娘儿仨，连俺一共四个肚子，还不是俺赵锁柱一个人卖力气填饱的？你要不信就随俺到房前房后转转去。缸里不缺水、囤里不缺粮、窖里不缺菜，鸡鸭猪牛都是俺起早摸黑喂大的。天天还有她的鸡蛋吃……人总得有良心！良心还得摆在胸口当中，不能偏，不能歪。这话俺赵锁柱说了还不算，你到队里挨个儿问问去，有谁说她在俺赵锁柱家吃苦、挨饿、受欺侮，俺立时就跟她离婚，绝没二话。再说，俺赵锁柱当初不是抢婚，是她自己情愿嫁给俺的——这事你也可以问问大队的赵会计去！”
“那是我的事。我有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
听着他这番冒着肝火的话，单凭直觉，我就相信他的话里没有半点儿虚假的编造，全是真事。以我与农民相处的经验所知，他们就说实事，很少谈感受。他们的道理也都靠事实为证，任你妙言巧语也驳不倒。我便拍了拍他硬邦邦的肩头，笑呵呵地说：
“你怎幺做？”
“锁柱同志，你先别急。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卓乃丽要求的不是这些，不是吃饱穿暖，她要的是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你懂吗？”
她听了，似乎冷静下来一些，咬了一下嘴唇轻轻说了一声：“明白。”随后，她再次又恼火又冲动，手一摆说，“他是无法理解我的离婚理由的。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更坚持离婚……我，我有自己的办法。如果法院不准我们离婚，我会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
“啥感情不感情的。俺是个粗人，不讲名词儿。俺对她娘儿仨好，不亏心就是了。反正俺没打过她，骂过她，没和她拌过嘴。家里的事一切都由着她。她要买什幺，写个条子，俺就骑车进城跑一趟，跑折了腿也把东西给她买来。俺也不知道，她过得好好的，为啥翻了脸，非要离婚不可。人一走四个月，孩子也不管。俺天天下地，就把孩子拴在桌腿上……”
“你说离婚是你个人的事，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因为所谓‘离婚’，总有个对方，就是赵锁柱。对于法律来说，只有离婚双方同意，达成协议，才能被法律承认。如果赵锁柱不同意，我们不能强迫他。这一点是法律，也是常规，你总该明白吧？”
“一拴就一天吗？”我瞥了一眼桌腿上那绳子，禁不住问。
噢，听了她这一番被激怒而倾述出来的话，我初步理解了她离婚的根由，并联想到这些话在原先经办此案的老吕的耳朵里当然是莫名其妙的。我想，下面的工作是进一步了解她的想法，而且我知道，对于这样一个性格的女子，必须故意站在她对方，刺激她多说，才能更深地了解她。
“不一天也得半天。你就看那两根绳子吧！还不能太长，不能叫他俩相互摸着，怕打起来抓破了脸。俺现在是又当爹，又当娘。要说俺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指出来，俺能改。可是硬要跟俺离婚，俺可不干！离了婚，孩子归谁？俺才三十多岁，不能打光棍儿，再娶个媳妇怕孩子受后娘的气！再说俺这幺不清不白地离了婚，村里的人准得胡猜乱想，不知俺锁柱干了啥缺德的事，硬把媳妇挤走了。谁家的姑娘还肯嫁给俺？你说，往后的日子俺咋过呢？现在，村里的闲话就不少了……”他说到这儿，怒气反而沉了下去，转为一片难言的痛楚，把一双厚厚实实的大手捂住低下去的脸。
“哼！你刚进来时，我冷淡了你，心里还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呢！现在我倒很相信自己的推测，你们全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我想问一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人懂得人需要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夫妻之间起码需要共同语言？难道你们的职责就是维系着一个个建立起来的家庭不破裂，而不去理会这个家庭的基础是痛苦还是幸福？你们嘴里的唾液就像黏合剂一样，只有把破裂的家庭黏合在一起才是你们的职能？可惜，我不是鸟儿，不是田鼠，不是低级动物。是人！人需要精神生活与感情生活，而且人的最高的生活权利，就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它和人的肉体一样不容侵犯。至于离婚，那是我个人的事，我不管我的理由别人懂不懂！”
我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耳软心软，容易被人打动。可是我想，无论谁听了他这番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也不会无动于衷。就是不听他说，只看看这眼前的一切就同样会被感动。瞧呀！这三间敞亮的房子，宽宽绰绰的院落，一应俱全的用具什物，不就是他用了全副的力气，不声不响、一点点儿建设起来的吗？这难道不是疼爱自己老婆孩子的力证吗？难道爱情不在事实和行动中间，而在精彩、动听和富于见地的字眼儿里？可是他老婆走了。他养活了七年的老婆，从这暖暖和和的窝儿里莫名其妙地走了。家庭拆掉了一半。此刻这汉子心里的苦处不是从那两根拴在桌腿上的绳子上就可明白地看到吗……但是，这时我眼前忽地又出现卓乃丽那间晦暗的小屋、墙上发潮的旧报纸、柜子上的面包头儿。那个女人为什幺要撇下这个吃穿不愁的家庭、亲生儿子、疼爱她的丈夫？于是，卓乃丽坚持离家出走的那番道理也一样无可辩驳了。两个人究竟谁有理，谁更有理？他们的话便在我的脑袋里乱哄哄打起架来，绞成一团，分也分不清。
谁知我这几句话对她竟发生如此强烈的效力。她像给一根粗粗的针狠刺一下，登时霍地站起身来，脸涨得通红，但她没有对我大发雷霆，只是瞠目看着我。随后，她的表情变得相当高傲，那张发黄而端正的脸一歪，对我嘲笑地说：
“你说——”赵锁柱依旧捂着脸，他的声音呜里呜噜的，“她为啥偏要离开俺？你刚才说的俺想不通。你能不能叫俺明白明白？”
“我这次来主要是弄清楚你提出离婚的理由。你以前提出的那些理由只对你自己讲得通，对第二个人——尤其是对赵锁柱就讲不通。因此也不容易被法院所准许。”
多可悲，他自己并不知道！
但她这句话，她这不近人情的神态和能言善辩的嘴巴，却把我的能力、好强和自负都刺激起来了。刚刚身上那些拘束和困惑的感觉一扫而空，一股挺身应战似的兴奋劲儿使我精神百倍。我像诗人忽然来了灵感那样，一句单刀直入的话来到唇边，我把话锋直冲着她说：
我怎幺回答他呢？卓乃丽的道理他是无法理解的，更谈不上说服他。但说服不了他，卓乃丽那边又怎幺办？我耳边又响起昨天卓乃丽送我上车时，她混在雨声里的那句低沉的、恳切的、意味深长的话：“别叫我再回到过去了！”我此时真不知该怎幺办才好了！
“你那公文包里没记着吗？”
“她说……”我只是顺口念叨道。
不知为什幺，我开头几句话显得不够老练，缺乏准备，甚至有点儿仓促而慌张——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你们的离婚问题……是什幺时候提出来的？”这句话其实完全没必要问。于是我马上遭到她不客气的反问：
“怎幺？”他忽然抬起头来，用力捂过的脸红红的，“你见到她了？”
“你有什幺话就问吧——”卓乃丽的话打断我的思索。这时，见她已坐在归置齐整的床铺边上了。头发也像刚梳了几下，整齐些了。她的目光平静地直视着我。
我点点头。
我点上一支烟，想使自己沉静下来，对这件将要着手的事摆出一副十分认真的架势，顺眼环视了这间小屋。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破旧、凌乱、简陋，除去两张单人小床和一个柜子，其余都是些破破烂烂、零七八碎的东西了。屋里有股浓浊湿涩的气味，也许是因为阴雨的天气里地面返潮？还是她刚刚起床不久，尚未开窗通风？那窗子也不过是个二尺多见方的小窗洞，装着铁栅，方向朝北，估计在晴天里阳光对于这间蹩脚的小屋也是吝啬的。屋里四角的东西看不清，杂乱地放在身旁小桌上的一堆书倒看得一清二楚。有海明威、罗曼·罗兰的小说，有卢梭的《忏悔录》，还有黑格尔的那本厚厚的《美学》，等等。有些书我上大学时读过，有些是不曾读过的，只知道那些着作家的赫赫大名。有人说，从一个人身边的书，可以找到通往他心底最绝妙的缝隙。但我顺着眼前这些艰涩难深、绝不是一般消闲解闷的书，便发觉这女人的心绝非浅薄，而是一口莫测的深井了。我还没同她谈话，仅仅是眼前这些书，这间小破屋，就把县里那些关于她“这女人在城里有外心”“她撇下丈夫孩子回城享清福去了”等似乎可信的议论，无声而悄悄地驳倒了。那幺她——
“她说了啥？”
昨天下午，县法院的副院长找我，交给我一个据说是“十分棘手”的事——一桩离婚案。而这桩事在我们县里像什幺稀奇的新闻一样，早被闹得无人不知，自然也不止一次传进我的耳朵里。这事不归我管，我知道得并不多。只知道八年前赵家屯公社大榆树大队来了一个女知识青年，没过一年就嫁给本队一个名叫赵锁柱的光棍。大榆树大队还把这桩亲事当作“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事例报到县里。当时我正在县里当文书，这份材料经过我的手，好像还在哪个报上报道过。此后，我随县里的一些干部到赵家屯公社修了三个月的水渠，听人说那女知青和赵锁柱的日子过得蛮好，还养了一对双胞胎，都是小子。我没见过这两口子，还真有点儿想看看大城市里的姑娘和乡壤间长大的小伙子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但半年前，忽听说那女知青突然提出要同赵锁柱离婚，而且一开口就像板上钉钉子，敲得死死的。赵锁柱不同意，那女知青就硬撇下赵锁柱和两个儿子，只身回城去了，一去四个月，再也不回来。似乎不管赵锁柱干不干，就这幺长久地分开了。人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那女知青，有的说赵锁柱，说好说坏，说是说非，什幺脏话歹话都有。我向经办此案的老吕打听究竟，没料到老吕也说不清楚，看来他是赞成赵锁柱的。我问他为什幺，他却说那女知青的道理听不明白，有些“词儿”也“古里古怪得弄不懂”，甚至“学说都学不上来”。并说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对付不了那个“能说会道、胡搅蛮缠”的女知青。这个案子一直未得了结。谁想，昨天下午就落在我头上。副院长说我有口才，排难解纷最有办法，县法院里又唯有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应付一个高中毕业的女知青绰绰有余。看来这事非我出头不可了。我答应下来，昨晚在心里做了一番安排：先得做些调查，按照法院对待离婚案的常规，除去情况特殊之外，一般是尽力说服双方言归于好，将要求离婚人的理由想方设法一一驳倒就是了。朋友不打不成交，夫妻不打不算好。世界上怎幺会有解不开的疙瘩。何况同事们都说我一个舌头能顶上一个手指头呢！但我现在望着这年轻女人的背影，感觉像一扇锈死的大铁门，用寻常的力气是打不开的。
我想了想，摇摇头。
“坐吧！”她说，但并不说叫我坐在哪里，就去整理她床上揉成一团的被子。我见屋中间一张小桌旁有把高背的旧椅子，就坐下了。她却干她的事，也不搭理我，好像屋里只她一个人。此时，我便感到自己对于要办的事已经不像来时那样乐观了。
他也不作声了。停了一下，他突然问我：
她听了我的话，脸上竟做出一副奇怪得有些滑稽的表情，说不清是嘲弄、是讥讽、是无可奈何，还是别的什幺意思。然后一扭身往屋里走去，随口说了一句：“那就进来吧！”门口让开，我随她走了进去。
“你给俺写个条子成吗？”
雨沙沙地落在我的帽顶和双肩上，她居然这幺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挨淋，我有些恼怒了：“我是马鞍县人民法院的，为了你的离婚案特意来的！”假如我不是公职在身，而是私访，我会挖苦她两句然后掉头就走。
“做什幺？”
“什幺事？”她依旧那样神气，并堵着门口，丝毫没有让我进屋去的意思。
“您把她的地址写下来，过会儿有大车送菜进城，我叫赶车的给她捎一袋米去。”他指指屋子中间放着刚刚他扛来的那袋粮食说，“她就喜欢吃米。这是我一早拿面跟人家换来的。”
“我却是找你来的！你是卓乃丽吧？”我很冷静，又很冷淡，以表示对她不礼貌态度的反感。
他说这话时，那张呆板而无生气的大脸盘没有任何表情。我却陡然地感到，在这汉子的胸膛里有一颗朴实纯净的心。他没经过文化的熏陶和雕琢，不知道世上曾有过令人钦仰的黑格尔、托尔斯泰和贝多芬，不知道他脚下的地球上还存在着塞纳河、吉卜赛人和百慕大三角，甚至连一张便条也写不好。他像泥土一样简单、平常，只献出自己的一切却从来不向别人要求什幺，谁又能体会和感受这颗心啊！这颗心同样是愁苦的。虽然他远远不能理解卓乃丽那些想法，却仿佛已感到不幸在他身前不远的地方等待着……
我敲了两次门，每次三下，里边有响动，就是没人来开门。雨催逼着我快些叫开门，我刚刚举起弯曲的食指，忽然“哗啦”一声门开了，堵着门口站着一个形容消瘦的年轻女人，一张发黄却五官端正的面孔绷得像一块又平又硬的木板，还气哼哼的。莫非我的敲门声和猝然来访打扰了她？不，恐怕并非完全是这个缘故。因为她那双黑亮亮的大眼睛正在警觉而又严厉地上下打量着我。好像我身上有什幺不利于她的因素。可是我的行装再平常不过——一身普普通通的蓝布制服，旧布鞋，除去胳膊间夹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的公事包外，再没什幺别的了。但她的目光就落在这公事包上，停了一瞬，然后仰起脸朝我，略带一些傲气，很生硬地说：“我不认识你。”这完全不是对一位陌生来客应该说的话。
我给他写过条子，在无话可说的尴尬中，向他暂做告别。我推了车子，走到院门口时，他忧虑重重地对我说：
这是个临街的小门，单扇的；上边的油漆剥落殆尽，净是一条条长长的干裂的口子。毫不起眼的破门小户，难道她就在这儿？
“也许俺不该跟她成亲。她是城里人，念过书，想的跟俺们不一样。俺庄稼人想的就是不缺吃、不缺穿，把孩子养活大就成了……”
一块低沉沉的黑云飘到头上，随着湿润润的风，早春的细雨洒下来。我暗自庆幸，刚好找到她的家。
他这几句话，表明他已经看到了他们夫妻必将分开的不可挽回的结局。我却一下子找到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的分歧，他们之间难以填平的沟堑……
一 卓乃丽
在我骑车回往县里的道上，春日当头，路面、树干与地里冻结的冰霜正在融化。从漫长的冬眠醒来，从清融的雪被下袒露出来的田野，是湿漉漉的、黑黝黝的、生意盈盈的，散发着一股浓郁醉人的泥土气息，混合着清新的早春的气味，随着寒意未尽的微风吹在脸上……柳枝虽无绿意，已变得柔软；河面上却依旧封盖着薄薄的冰片，给阳光照得煌煌刺目。有时，你感到春天已经来临，心中被唤起一阵畅快的情绪，但你的目光一触到河边陡坡上那压着枯草的白皑皑的残雪，又觉得严冬依旧顽固地占据人间，不肯轻易离去……我忽地想到，我们所处的社会不也处在一个乍暖还寒、交节换气的时候吗？新旧的思想、观念、见解，都在争夺存在，争辩是非，又争得统一。但统一只是暂时的。没有新事物突破常规和成见，社会就不会前进……
人生中有许多问题是永远也解不开的方程式。
十年前一场浩大的动乱，把卓乃丽和赵锁柱这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两个人结为夫妻，犹如维苏威火山曾把岩石和树木熔为一体。这是历史的误会。但在新的历史转折中，新的时代潮流里，长期潜在这对夫妻之间的分歧就凸现出来。一个完整并不完美的家庭要拆散了。细想起来，两人的理由都是可信的、合理的，两人都是值得同情的，都是过去的社会悲剧中的人物，而且都在今天一齐把问号摆在了我的面前。显然，他们当中一方获得满足，就必须另一方做出牺牲，忍受痛苦。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已经拉开一大段距离的两个人，究竟是卓乃丽停下来，还是赵锁柱赶上去呢？但她怎幺可能停下来？他又怎幺能赶得上去？我从哪里去找答案？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给他们一个两全其美的、公正圆满的解决办法！但我力孤难支，希望找一个比我高明的人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