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婚，张允和周有光就一起去日本留学。后来因为允和怀孕，又匆匆回来了。1934年4月30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在上海出生。正好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第二年，女儿小禾也出生了。儿子用的是周耀平的“平”字，女儿用张允和“和”的同音字。
就这样，他们成了张家姐弟中第一对结婚的，他们的生活转向了新的天地，从此，他们要过着三餐温饱、一枕甜梦、夫妻白头的日子。
当时在上海，周有光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又在银行工作，张允和在上海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因为写文章是她的兴趣，她又有着天然的才气，就兼了个为报纸编副刊的差。新婚的生活顺遂圆满，又得一儿一女。不久，他们举家搬回了苏州。
婚礼在上海举行，他们把桌椅布置成马蹄的形状，因为只要是马走过，就会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婚宴上，四妹张充和演唱了一折“佳期”，而他们未来的大姐夫顾传玠为其吹笛伴奏。
新婚的生活在他们两人的回忆中都是美好的，可以从他们的文章略见端倪：
家里的保姆也闲不住，拿两个人的生辰八字给算命先生看，谁知先生一口咬定：“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算命的先生怕是已经作古了，他们却都活过了耄耋之年。
“抗战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苏州一个大家造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房子没有人住，就租给我们。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苏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打仗以后，苏州就不行了。水乡的苏州也没有了，城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水。不仅是苏州、杭州，江南城里都是以水路为干线，以陆路为支线。我们家是后门在水上，前门在岸上，因此有许多桥，苏州有两百多座桥。……”
1932年，张允和从上海光华大学正式毕业。第二年，相识相知相恋8年的两个人终于决定要结婚了。他们准备举行一个新式婚礼，为了方便朋友参加，就特意选了一个周末。喜帖刚印好足足200张，却在选日子时出了岔子。张家最年长的大姑奶奶看到喜帖上的日子，发现是个阴历的月末，也就是所谓的“尽头日子”。喜帖只好作废，日子只好重选，谁知第二次选的是阳历4月30日，这才是真正的尽头日子，无奈喜帖已经发出去了。不过永远豁达的允和相信：旧的走到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只是，无法自定旅程的人生常常如风卷的浮云，变幻莫测，然而旧式的读书人自有嶙峋骨，断不会因时代的风云而让自己堕下去的。
“以后，不是一个人寂寞的走路，而是两个人共同去探索行程。不管是欢乐，还是悲愁，两人一同负担；不管是海浪险波，不管是风吹雨打，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远享受人间的和谐的幸福生活！”
抗战开始了，十年间，他们全家辗转在芜湖、合肥、官亭、圩子、汉口、重庆、成都、宜宾、江安、南溪、西安等地避难。然而尽尝颠沛流离还不算，父亲去世，爱女夭折，儿子被流弹打中，仿佛命运将世上最难的题统统交给了他们。
在结婚前，周有光写信给张允和，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连忙写了一封回信，足足十张纸，她说：幸福都是要靠自己创造的，不是靠别人给的，女人要独立，不用依靠男人。而张氏夫妇的思想也很开放，完全支持他们的自由恋爱。
一个人的千回百转，只是爱，只有两个人共同经历千回百转，才是爱情。在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后，抗战终于结束，他们的生活也渐渐安定，所有的伤痛也渐渐平复，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携手相依。
花谢花开是一年。他们的爱情之树早已经结满了果实。果熟离枝，便是走进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1946年底，在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被派驻美国，张允和便随他一同前往美国。工作结束后，他们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开始了他们的“环球航行”，从美国出发，再到英国，然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缅甸，最后到香港。直到上海解放后的第八天，他们才乘轮船回到了祖国。
他们约会还常常碰到趣事、奇事。有一次，他们要去灵隐寺。谁知上山途中被一个老和尚跟踪了，他们走，老和尚也走；他们站住，老和尚也站住；还不时地打量他们。当他们坐在树根上休息，老和尚也坐了下来。最后老和尚终于忍不住，指着张允和，悄悄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周有光神秘一笑，忍不住逗他：“已经三年了。”这时，老和尚的好奇心才得到了满足，恍然大悟道：“难怪中国话讲这么好！”因为鼻梁高，皮肤白皙，而且穿着时髦，张允和在外面经常被人当做外国人。
“我活在爱的光里，我活在你的光里。”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日军炮轰吴淞口，为了安全，也因为周有光要在杭州教书三年，张允和就从光华大学转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两个人同在这个有着“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的美丽城市，见面、约会也方便了许多。虽然两个人身穿洋装，口吐洋文，满脑子新思想，行事作风果敢，内里却都是格外腼腆害羞的人。即使美景在目，爱人在侧，心中充满了甜蜜，却依然不敢牵手并肩，始终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解放后，周有光在复旦大学和上海经济研究所担任教授，张允和在上海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后来因她写了一篇关于修改历史教材的长论被辗转送到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就聘她过去做编辑。
二年级时，张允和转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书。这时，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至少要教三年。两人分隔两地，见少离多，却从没想过要通信。直到有一次，周有光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着问姐姐的情况给张允和写了第一封信。接到信之后，张允和的第一感觉是“吓坏了”，她一点主意也没有，只好先把信拿给同学看。正是在同学的鼓励下，他们才开始通信。
但是直率固执的性格让她无法适应这份工作。“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她被莫名其妙打成老虎。整天就是写检查,不吃不喝不睡,患上了齿槽骨萎缩,一口好牙全掉光了。从此“快嘴张允和”变成了“掩口葫芦”。
从那天起，他们正式开始了两人甜蜜的爱情之旅。据说，人世间有一种节奏是两人正面相遇，却无言语，但依然能一起走长长的路。就像是张允和在文中写得那样：“两个人携手跨入了人生旅途。不管风风雨雨、波波浪浪；不管路远滩险、关山万重，也难不了两个人的意志。仰望着蓝天，蔚蓝的天空，有多少人生事业的问题要探索；面对着大海，无边的大海，有多少海程要走啊。这一刻，天和海都似乎看不见了，只有石头既轻软又温柔。不是没有风，但是没有风；不是没有云，但是没有云。风云不在这两颗心上。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既然工作无以为继，她就下岗回家，做了46年的家庭妇女。1955年，周有光被邀请参加国家拟订汉语拼音方案及文字简化等工作，张允和就随周有光来到北京定居。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张允和后来回忆说:“‘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半晌，静悄悄地，其实并不静悄悄的，两个人的心跳，只有两个人听得见。他们俩人听不见海浪拍打石堤有节奏的声音,也听不见吴淞江水滔滔东去的声音。他放开她的左手，用小手帕擦着她有汗的手。然后他擦擦自己的鼻子，把小手帕放回口袋里。换一个手吧，他小心握她的左手，希望她和他面对面，可是她却把脸更扭向左边，硬是别过头去不理他。他只好和她说悄悄话，可是没有声音，只觉得似春风触动她的头发，触动她的耳朵，和她灼热的左边面颊。可是再也达不到他希望的部位。
好巧不巧的是，当他们来到北京才发现“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在同一个院子。旧地重回，那些受过的委屈也一起回来了。她吵着要走但是没走成，没想到这次“塞翁失马”,却让她结识了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也是她最尊重的恩师——俞平伯。也算是因缘际会，1956年，张允和与俞平伯共同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从此，她潜心研究昆曲艺术，记昆曲日记，编昆曲灯谜，还不时登台表演。自幼热爱的昆曲艺术成了她一生的事业。
“这里是天涯海角，只有两个人。是有风，风吹动长发和短发纠缠在一起；是有云，云飘忽在青天上偷偷地窥视着他们。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于两个恋人相见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文中洗尽了罪恶！’(大意)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着她的左手。她不理会他，可是她的手直出汗。在这深秋的海边，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怎么会出汗？他笑了，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的小手帕，塞在两个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
日子就这样流水般淌过，不快也不慢，无风也无浪。1959年国庆节，他们的孙女出生，取名周和庆，既有“举国同庆”之意，又是对失去的女儿小禾的暗自纪念。
“走啊走，走上了石堤。他勇往向前，她跟在后面。谁也不敢搀谁的手。长长的石堤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才找到一块比较平坦而稍稍倾斜的石头。他放下一块洁白的大手帕，风吹得手帕飘舞起来，两个人用手按住手帕的四角，坐了下来。因为石头倾斜，不得已挨着坐稳当些。她坐在他的左边。
1993年，他们的重孙出生，取名周安迪，小名安安。
“周围是那么宁静，天空是那么蔚蓝。只有突突的心跳，淡淡的脸红在支配宇宙。
四代人，四个名字：周晓平、周安迪、周有光、周和庆，连在一起正是“平安有庆”，所以张允和写家书的信末常常会落上“祝平安有庆”。这四个字寄托了她心中对家人的祝福和希望。
“吴淞江边的草地，早已没有露水。太阳还没有到海里躲藏。海鸥有情有义地在水面上飞翔。海浪不时轻柔地拍击着由江口深入海中的防浪石堤。这是地被年深日久的江水河海浪冲击的成了一条长长的乱石堆，但是还勉强的深入海中。没有一块平坦石头可以安安稳稳的坐人。
“人得多情人不老
“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黄昏，不是清晨；那是个1928年的星期天。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他们没有手搀手，而是距离约有一尺，并排走在江边海口。他和她互相矜持的微笑着。他和她彼此没有说话，走过小路，穿过小红桥，经过农舍前的草堆。脚步声有节奏弹奏着和谐的乐曲。
多情到老情更好”
长长的拉锯战，你追我躲的游戏进行了好久。终于，周有光的浪花攻破了张允和的石堤。他们有了第一次正式的约会。79岁的张允和写了一篇名为《温柔的防浪石堤》的文章，详细地记述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情形：
一个人和自己相处了几十年的人能相伴得这样好，不仅仅靠智慧，更是一种难得的幸运。遭遇过丧女之恸，抗战时又差点失去了儿子，在批斗最紧的时期，她也好几次频临绝境。虽然张允和的人生是四姐妹里最坎坷的，但她却有着七十年举案齐眉的幸福陪伴。
初见面，周有光便爱上这个人群中独自美丽的女孩。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意，总去学校找她，也希望她能够被他打动。但张允和总是避而不见，还吩咐管理员说张小姐不在。痴情的周有光次次铩羽而归，正因此，同学们还给张允和起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
周有光说：“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
16岁那年的暑假，张允和到同学周俊人家里去玩。就在周俊人的家里，她见到了同样放暑假的周有光。当时周有光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里读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
他们两人生活中逸事多多，因为他们心中存着爱和希望，对彼此，也是对生活。
“夏天放学后，周先生走在五卅路上，我怕太阳晒，走在先生的影子里，穿长衫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把我完全罩住了。”
周有光93岁、张允和89岁时，他们两人补拍过一次婚纱照，周有光在照片上题了一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张允和则在旁边题上“多情到老情更好”，这两句话写尽了他们多情的一生。
别看她一副“弱柳扶风质”的身量，却是侠肝义胆，隐隐有一股英气。再加上她为人爽利，语速快，声音洪亮，行事作风利落，颇有侠女的风范。
张允和有一个著名的“三不原则”，即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与老伴的“三不原则”相唱和，周有光有个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因为长得瘦弱娇小，常有人形容她是“林黛玉”，每次她听到都会厉声纠正：她不要做病歪歪的林黛玉。这具小小身体里住着一颗勇敢倔强的灵魂，一种嫉恶如仇的英雄情怀。她从不做女孩子那种绮丽的软绵绵的梦，也不喜欢看戏里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她心中装的都是那些性格鲜明、壮怀激烈的英雄，如项羽，如关公。
1999年，90岁的张允和先后出版了《多情人不老》、《最后的闺秀》和《张家旧事》三本书，一时掀起文化圈内人士热议的浪潮，各类读者也对张家和他们的爱情津津乐道。她曾自豪地说：“我现在比周有光还有光！”也许真的像张允和说的，她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人，要“晚”到90岁时才能“成”。
再大些时候，她依然瘦弱多病，但是性格开朗，聪明伶俐，更是个了不得的“急性子”：腿勤、手急、眼快、话多。她常常说自己看书能“一目十行”，但是依然快不过能“一目十二行”的爸爸。
“总有一天，我要在别的世界的晨光里对你唱道：‘我以前在地球的光里，在人的爱里，已经见过你。’”
小时候的张允和瘦得像韭菜叶子，她自称“除了大脑发育得好,其他哪里都没有发育健全”。她除了体弱多病外还特别爱哭，整日“无事干”就是哭。虽说是人世间最难养的那种孩子，依然得到了祖母和父母的宠爱，别的人都不敢惹她，听她哭闹也只能忍耐。
1906年1月13日：他出生；
四姐妹中，结婚最早的是二姐允和。人们都说四姐妹中性子最急的就是“二姐”。确实，这个二姐从出生就是个“急性子”呢！在娘胎里不安分,才七个月就急急地要出来，这可把一群大人吓坏了。谁知她一出生还不足4斤，而且脐带绕颈，一张小脸憋得发紫。奈何祖母坐镇指挥，让仆妇们一定要把这个婴儿救活。后来幸得一个胖女人对着她喷了足足108袋水烟，她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也开始了她奇迹般的一生。
1909年7月25日，她出生；
“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
1925年相识，她16岁，他19岁。
四姐张充和，才华最全，诗词、书法、丹青、音律、昆曲皆通，嫁给了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1928年相恋，她19岁，他22岁。
三姐张兆和，《人民文学》编辑，嫁给了作家沈从文。
1933年4月30日结婚，她24岁，他27岁。
二姐张允和，善诗书格律，嫁给了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1934年4月30日儿子出生，她25岁，他28岁。
大姐张元和，善昆曲，嫁给了昆剧名家“传字辈”小生顾传玠。
1959年孙女出生，她50岁，他53岁。
张家姊妹兄弟共十个，前面是四个女孩子，就是鼎鼎大名的张家四姐妹；后面有六个男孩子。张家四个女孩子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即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是要走出家门的；而男孩子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宝盖头”：即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是要留在家里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传奇的张家四姐妹纷纷嫁给了传奇的四个男人，各自走出家门，演绎了一段段传奇的人生。
1993年重孙出生，她84岁，他87岁。
放眼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上，没有哪家会像宋家三姐妹一样，站在中国权利巅峰的旁边；也没有哪家姐妹能像张家四姐妹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历久弥新。而叶圣陶在当时曾说过一句话：苏州九如巷里的张家有四个姐妹，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2002年7月，她93岁，他97岁。
“苏州九如巷里的张家有四个姐妹，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2002年8月，张允和心脏病发，安然离世。
他们相携走过70年的爱情传奇，正是“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的完美印证。
棺材中的她身着她最喜欢的紫衣，盘了二十多年的发依然一丝不乱，闭目安睡，神色平和。她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镇观涧台山中，在那里还种了一棵小小的枫树。因为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
漫画家丁聪曾给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画过一幅名为《新潮老头，白发才女》的漫画。画面上，周有光脚下蹬着一辆三轮车，笑得一脸开朗；三轮车后面坐着他的夫人张允和，头发一丝不乱，手持曲笛，笑容浅浅，气度雍容；画中的二人有着一种不知老之将至的怡然自得。
张允和走后，周有光在她的遗著《浪花集》出版后记中这样写道：“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
现在，她走了，把多情带入另一个世界；他还在，每天喝茶、读书、散步，还要不断地推出新著，正如他在《百岁新稿》的“自序”中所言：“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最后一本书。”如今他以109岁的高龄坚定驻守在这片土地上，保持自己清醒的目光和声音，和她在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
愿天下其他的读书人能像他们一样：心无二心，意无二意，明始明终，了己了人；愿其他的有情人也能像他们一样：长相厮守，不负斯土。
周有光 张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