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少诅咒乌克兰那种强制的集体生活，她还记得他们曾经像家兔一样挤作一团，可是与之相比，拥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对她来说似乎是一种更大的苛求。除了睡觉，她从来不会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完晚饭，她就会打开客厅的电视，盘腿坐在扶手椅里。电视里播放的自然也是她无法理解的德语节目，但它们至少向她展示了一幅幅画面，还在空荡荡的宽敞房间里制造出了各种声响。如果没有电视，她那种无所适从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坐在隔壁书房的电脑前，隔着走廊的门和门前的大衣柜还总能听到她的哈欠和叹息，一遍又一遍。这些哈欠声和叹息声几乎让我生理性地分担了无聊对她的折磨，唤起了我内心的负疚感，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坐在书房忙自己的事。也许她以为我们会和之前的很多次见面一样，在我的公寓里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一边喝着红酒一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或者一起在城里闲逛，甚至开车去野外。娜斯佳尤其喜欢去郊外，在基辅的时候她就住在第聂伯河畔，现在却几乎回想不起一片草地和一块河面的样子了。
每天晚上，我的公寓里就会出现一幅颇为古怪的画面：两个合住的不再年轻了的妇女，并肩站在厨房里，各做各的晚饭，然后坐到同一张餐桌上各吃各的。娜斯佳总是喝她那稀得和水一样的汤，汤里的主角一年四季都是白菜。要么她就用从俄罗斯商店买来的培根煎两个鸡蛋。她还在那里买了盐渍鲱鱼，拿回家在水里泡一天，然后配着洋葱和俄罗斯面包一起吃。有时候她的主食干脆就是几勺拌着谷粒的俄罗斯酸奶酪混合白糖和高温杀菌奶。她就那么坐在自己的猫食盘前，一只眼睛透着生气，一只眼睛死气沉沉，一言不发，心不在焉，俨然一个愁眉苦脸、营养不良的孩子，碰巧和我一同误入了德国这个无比陌生的异国他乡。
现在她终于发现，晚上她在家的时候，恰恰是我工作最投入的时刻，自然也就没有工夫来与她做伴了。这可能非常扫她的兴，就像我看到她拒绝品尝我做的牛肉卷一样。有时候我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坐到她的床边，和她一直聊到深夜。那时我们就会忘记所有的不快，重新结成亲密的盟友，恢复成像以前一样的好姐妹。当然我也会挑她休假的周末和她一起去郊游，最吸引我们的就是仍然野趣十足的勃兰登堡风光。
不仅如此，她的拒绝已经从牛肉卷扩大到了整个非乌克兰美食。在我的竭力劝说下，她尝过我给自己做的希腊焗面条配羊奶酪或者是亚洲姜汁烧鸡，但她每次都扯着嘴角艰难地咀嚼着，似乎费了很大劲才能克制住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的冲动。她也不喜欢水果和蔬菜，这些都不是她在乌克兰习以为常的食物。实际上她几乎就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唯一能给她带来味觉享受的来自德国的馈赠就是她心爱的覆盆子，这种在乌克兰只有夏天才能吃到的水果，全年都能在这里的冰柜里找到。
但大多数时候她只能自己想办法打发时间了。可缺了别人的陪伴，她什么都做不了。除了读书，她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一个人可以干的。除了她的亲戚和安德烈，她不认识任何能与她相聚的人，她在柏林的这些年里从未结下任何一段友谊。如果不想在德国电视节目前度过乏味的夜晚，她就只能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塔尼娅，但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她依然无事可做，到头来只能一起看电视。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娜斯佳会和我一起吃饭，我也做好了负责一日三餐的准备。我想让她在结束了劳累的工作后，一回到家就能看到桌上摆好的晚餐。我以为，像她这样一个永远忙着照顾他人、永远为他人服务的人，偶尔享受一下被照顾的感觉，总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再说做饭对于整天坐在写字桌前的我来说，也是一种愉悦而有效的调剂。但事实上，娜斯佳不愿意和我吃一样的东西，她根本不需要我为她做饭。她已经受够了我的善举，不想再在任何一点上去迎合什么人，她想要的是自由自在，只要她那有限的语言知识够用，她就要把自己从她的仙女教母手里解放出来。再说，对于一个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极度匮乏中的人来说，别人的善意很快就会超过她的承受限度，到了某个时刻她就不得不出于一种自我保护而拒绝这份善意，以此挽救岌岌可危的自我定位。
自从罗曼的第二任妻子柳芭因癌去世后，娜斯佳往基辅跑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最近的一次，我把她送到了利希滕贝格火车站。站在这个柏林车站的站台上就仿佛已经身处乌克兰了。离开往敖德萨火车的预定出发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周围就已经听不到一个德语单词了。车站商店的货架被洗劫一空，所有的行李车都被推走了，自动扶梯全都不堪重负，眼看着就要被人流压垮，长长的列车前挤满了乘客，仿佛一场集体大逃亡。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沙发，几乎半个家都被当成手提行李塞进了狭小的卧铺车厢。他们怎么还能在车厢里找到空隙把自己塞进去，简直是一个谜。
每次陪她办手续，我都会回想起自己童年的遭遇。我父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也总会带上我，让我充当翻译，尽管那个时候我几乎完全搞不懂那些德国官员或是警察究竟在说些什么。每次母亲走出那些办公室，我总能看到她在流眼泪，我不知道缘由，只知道她每次从那些地方回来都比先前更加崩溃，更加绝望。我的过往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再一次追上了我的脚步。娜斯佳教我学会了恐惧。我以为早已远远抛在身后的一切，我父母眼中的恐惧、他们的孤立无援、他们那种无所适从任人摆布的感觉，现在全都穿过另一扇门又绕到了我的面前。我的人生仿佛在一个环形的轨道上，通过娜斯佳我又回到了过往的阴影里，回到了童年时无处不在的恐惧中。
娜斯佳在登上列车找到自己预订的座位之前，得先向列车乘务员出示车票。乘务员的视线从票上移到了娜斯佳脸上，又移了回去，如此往复两三次，似乎在怀疑她是否是这张票的合法持有人，然后他果断地摇了下头，说道：请跟我来！娜斯佳顿时脸色煞白，仿佛对方说的是“您被捕了”，她一个字都没有辩解，只是顺从地跟在这个穿着制服的男人后面。他看起来如此高大，娜斯佳背着那只从不离身的双肩包走在他身旁，就像一只母鸡跟着一只鸵鸟。
跑一趟机关对于娜斯佳来说就如同探龙潭虎穴，还没等到约定的日期，她就病倒了。她感到冷，浑身发抖，什么也吃不下。她总是用一种私人化的立场来看待自己与机关之间的关系，她坚信，机关也是这么看待她的。她常常花好几个小时去揣测机关对自己的看法和印象，绞尽脑汁琢磨他们会向她询问什么、她该说什么、最好不要说什么。我没有办法说服她，德国和乌克兰以及苏联是不一样的，一个德国的政府部门并不拥有那样的权力。连她之前在与德国法律系统周旋中获得的神奇体验也无法减轻她的恐惧半分。
事实证明，这位乘务员并无恶意，恰恰相反，他把她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车厢里，让她独享这个舒适的空间直到目的地。为什么这趟拥挤不堪的火车上有这么一个空无一人的车厢？为什么这个男人偏偏把这个车厢提供给了她？娜斯佳的斯拉夫头脑百思不得其解，但对她来说，这段旅程反而变成了一种折磨，她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连续独处过二十八个小时。窗外是一片片了无生趣的森林和田野，零零星星的破败木屋时不时地从中闪现。望着这些，她竟有种被逮捕的感觉。她羡慕其他车厢里挤挤挨挨睡在一起的乘客，他们躺在两个板条箱的缝隙里，甜蜜地嵌在旅人的命运共同体当中。但她不敢违逆那位乘务员的好意跑回自己预订的座位。她发挥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忍耐到了基辅，但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坐火车出行了，只坐飞机。当时的一张机票对于她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开销，而她一直都是一个对待每一欧元都小心翼翼的人。
我和娜斯佳为了她在德的新合法身份奔波了一阵子。这已经是她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身份了。她必须到警察那里重新登记、申请遗孀抚恤金、办理新的居留许可，诸如此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与各个政府部门打交道对她来说究竟是怎样一种折磨。除去语言障碍的原因，曾经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她对国家机关有着发自内心的恐惧。在她的眼睛里，我曾经看见过我母亲的那份乡愁，现在我又看到了属于我母亲的那种恐惧。她们之间相隔了半个世纪，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们分享的恐惧是同一种。面对某个机关的专权，个人是完全无力抵抗的，只能任由它摆布。它拥有最终的裁定权，在它面前只要活着，只要还在呼吸就有罪，能被它允许苟活在这个世上，就已经该对它感恩戴德了。
我的公寓对她来说，可能就和那节车厢一样。她完全可以在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社群里建立起新的联系，完全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但她连尝试一下的想法都没有。我也不会像阿希姆那样禁止她把亲朋好友邀请到家里来，正相反，我劝说过她很多次要她带朋友来，但她从来不听。她会时不时地约安德烈一起散步，但她似乎也不太关心这位因为全身心地投入与毒品的斗争而快保不住自己婚姻的基辅老友。对女儿和外孙的担忧占据了她的整颗心，世界上仿佛只有这两个人才是她真正在意的。
娜斯佳默默地坐在我对面。突然间，她有了两只不一样的眼睛。一只还活着，一只已经死了。一半的脸活着，另一半没了生气。她看起来就像一只不安的幼猫，突然撞见了我，完全来不及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她的劳累和疲惫显而易见。或许是在这过去的大半生里，尤其是最近几年，她着实经历了太多，她已经心力交瘁，实在鼓不起力气再去接触新的事物，这才当着我的面让这句话脱口而出。我还以为自己可以和她开始一种称得上幸福的家庭生活，现在看来，我不仅太天真，而且还相当的自我和麻木不仁。
晚上，她通常会对着德语电视节目百无聊赖地消磨一会儿时间，然后在回卧室睡觉之前，来我的房间和我道晚安。她穿着从一元店买来的短睡衣站在门口，刚刚用牙线仔仔细细地清洁了牙齿，冰糖色的头发在头上扎成了一个有趣的丸子头。她总是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在被清洁剂伤了皮肤的手上涂抹护手霜，不紧不慢地、彻彻底底地揉搓着每一根手指。而她的书正在枕头上等待着她，即将陪伴她度过入睡前的时光。和以前一样，她办了一张国家图书馆的外借卡，一本接一本地从那里借阅翻译成俄语的现代德语文学作品。她觉得这些俄语译本里的德国与她所生活的德国完全不同。她入迷地从玛伦·豪斯霍夫、克里斯塔·沃尔夫读到史登·拿多尼、帕特里克·聚斯金德，时常充满激情地与我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想。每天晚上一到九十点钟，她就会趴在床上，用瘦弱的双手托着顶着丸子头的脑袋，沉浸在一本摊开的书里：那是一个敞开的世界，她可以任由自己徜徉其中，快乐地忘却自我。
我想象过，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一切。我甚至相信，和她这个乌克兰人在一起，我就可以弥补童年里错过的那些东西；通过与她的联结，我就可以把长久以来外部世界从我身上割裂的东西重新在我的内心聚合，收起四分五裂，把它变成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但她用“不喜欢”这三个字告诉我，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们的共同生活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我惊讶于自己的天真和轻信，还有谁能比我更清楚，东西两个世界之间潜伏着的一道道鸿沟到底有多深呢。
渴望接触、渴望交流的娜斯佳也有另外一面，她自称为“流浪者”的一面。在基辅的时候她就会见缝插针地把自己从日常的家庭生活里抽离出来，独自跑到没有人认识她的街上游荡。现在她也会一声不吭地直接消失几个小时，我就知道她又去城市里的钢筋水泥丛林里漫游了。这和那种德国式的散步完全不同，我这样一个出生在俄罗斯-乌克兰家庭的孩子也并不熟悉他们的散步方式。那是德国孩子的特权。他们穿着礼拜天的盛装跟随着父母在田园小镇的主干道上漫步，偶尔还能走进一家咖啡馆，享用那里的冰淇淋和蛋糕。
娜斯佳的出游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追随的是内心对野性、对独处的渴望，就好像暂时从一只家猫变成了一只桀骜不驯的流浪猫。我有时会想，其实她根本不需要一个住处，至少在夏天里是这样。她可以睡在草地上，或者在某张长凳上过夜。不过她极度害怕打雷，这可能是她唯一需要克服的障碍。每到雷电交加的时候，她就会变成一个瑟瑟发抖的孩子，或是一个把打雷看成天神震怒的原始人。屋顶上的避雷针也不能让她放下心来。有一次她干脆躲到了床底下，直到猛烈的雷雨彻底过去才从那儿爬出来。
我顿时感觉娜斯佳从自己面前推开的不是食物而是我本人，她“不喜欢”的对象也仿佛不是那道菜而是我，态度还是那样的决绝，毫无转圜余地。坐在我对面的她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刚刚搬进了我的公寓，却突然变得面目全非的女人。按照她原来的性格，不论我做的晚餐有多么不合她的胃口，一向那么谦逊那么善解人意的她仅是出于礼貌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突然之间，我仿佛看到一道铁幕落在了我们之间，只是当时完全不知所措的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铁幕”这个比喻是多么的贴切。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越多。她的格格不入甚至也感染到了我，让我在自己的公寓里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了。一开始我们尝试着用德语交流，但这些尝试很快就都以失败告终。她为了顾及我的感受勉为其难地学了德语，但转头就把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她甚至连我们住的那条街的名字也读不对，哪天她要是走丢了，兴许连自己的住址也说不清楚。面对德语这种旋律，她的耳朵如同失去了听觉，她没有办法给自己内心的乐器重新调音，它只会演奏俄语的调子，哪怕切换成德语也无济于事。打个比方，她就像是在大提琴上弹钢琴。
我们开始共同生活的第一天晚上，我准备了一道典型的德国菜：牛肉卷配红甘蓝和土豆团子。我想着要给她一个惊喜，也想让她先感受一下我们即将开始的德乌合璧的生活氛围。然而她拨弄着自己盘子上的食物，安静得有些反常，随后便把盘子从自己面前推开了。“我不喜欢吃这个。”她用一种我从未自她口中听过的冷漠而轻蔑的语气说了一句。
她其实很受大家欢迎，我的德国朋友们也都对她很有好感，十分愿意亲近她，但这种意愿并不是双向的。每当有人来拜访我们，她就会立刻逃得不见踪影。她不想去碰我端上餐桌的食物，她时刻为自己糟糕的德语感到羞耻，而我一旦对她的闭口不言表现出一丝急躁和不耐烦，她就更加战战兢兢了。她怪自己太笨，她说阿希姆叫她“乌克兰木头脑袋”真是一点儿都没错，这些话倒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她宁愿相信阿希姆的话，固执地不愿承认自己对德国的一切心怀芥蒂，却使我心怀歉疚地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我恳求她在有客来访的时候至少留在她的房间里，我向她保证没有人会来开她的门，我还建议她再买一台可以收到俄罗斯频道的电视机放在自己房间里，但所有这些提议她都不予理会。一旦有一个说德语的人踏进我家的大门，她就会立刻抓起自己的双肩包离开公寓。
阿希姆去世两周后，我最后一次去了小鸡房子，从那儿把娜斯佳接回了家。她带着自己的双肩包和三个大塑料袋搬进了我的公寓。我腾出了卧室，把自己的床拖到了书房，又把衣柜推到客厅和走廊之间的对开门前。我们去宜家采购了一些简单轻便的家具，她还在亚洲商店给自己挑了一款印着小鸟图案的彩色窗帘。
最后，我成了那个被赶出公寓的人。如果想见朋友，我就会到对方家里去，或者约在咖啡馆见面。一想到娜斯佳为了打发时间在黑暗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有时甚至直到凌晨两点才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地回到家里，我还怎么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和朋友相谈甚欢呢。
我家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人，况且娜斯佳本身就不是一个需要很大空间的人。不过对于她接不接受搬来和我同住我还没有把握，我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做好了与她合住的准备，不知道我们能否如此近距离地相处，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过往又一次紧跟在了我的身后。我想逃开它，但它飞快地追了上来。看着眼前的娜斯佳，我总是回想起她第一次从我家门前的台阶走上来时的样子，一个略显拘谨、还有些小姑娘模样的女人，那是我母亲去世后第一个在德国与我面对面的乌克兰人，那个时候我似乎就已经预感到，有一天我会把她接来和自己同住，最终我会成为那个在德国向她提供庇护之所的人，尽管她实际上并不需要庇护。我敢打赌，她并没有在认真考虑自己去租一间公寓，而是打算先住在威丁区的姐姐家。虽然对她来说塔尼娅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室友，但和她同住总好过独居。而我对自己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独居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同样也不适合我。
我们会反复因为语言的问题陷入争论，尽管我知道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语言。娜斯佳的拒绝只是一种自我保护，对于这种症状我再熟悉不过了，它的背后是一种似乎无法根除的“斯拉夫病症”，病根就是那种一与西边的一切面对面就会产生的无药可救的自卑情结，尤其是在德国人面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等级制度里，乌克兰民族被认为是所有斯拉夫人中最劣等的民族，削减乌克兰人口属于希特勒为雅利安优等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步骤之一。只有那些适合被日耳曼化或者能充当德国人奴仆和家畜的斯拉夫人才能留下来。我不知道娜斯佳是否听说过这些论调，不过撇开这些纳粹言论，斯拉夫民族那种无言的谦卑和自我价值的缺失感，其实深深地根植于这个向来受奴役的国家的历史之中，一早就被他们的祖先放进了所有人的摇篮。是它们驱使娜斯佳从所有那些自由、开明、民主、得体、所知甚广、会说多种语言、充满自信的人们面前逃走。他们对她都十分友善，但她只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确信，“乌克兰猪圈”的气味附着在自己身上挥之不去，这种气味来自一个黑暗、悲惨、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从来没有宽容、开明、多元之类的字眼，或者只是被人当成西方的虚伪说辞而受到嘲笑。在这个世界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一致，每个人手里都挥动着大棒过日子。她到达不了西边。那条鸿沟实在难以跨越。即使在我的公寓里她也只拥有一个自己的“小角落”，就像之前在阿希姆的公寓里一样，她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接受施舍的人，一个被容忍的人，她永远无法像我希望的那样成为与我完全平等的室友。
现在阿希姆死了，我有两个选择：帮娜斯佳找一套小公寓，或者直接让她搬来和我同住。她已经辞去了大楼管理员的工作，彻底与小鸡房子告了别。在找到一套合适的公寓之前，她打算暂时住在姐姐那里。
有时候我会叫她“我的睡美人”。在德国，我们习惯于追问自己的出身、父母、童年、个性，我们去找心理治疗师，发掘关于自己的蛛丝马迹，探索作为个体的自我，驱散那些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影。所有这一切对娜斯佳来说都是陌生的。在他们的眼里，人类是由无法改变的基因所支配的生物。她被灌输的是“心理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的论调，她不相信它会对人有什么帮助。她坚信，所有的灾祸都来自外部，来自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因为无论是谁，不管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都在他们的摆布之下。这就是她在自己国家的切身体验，那儿的人们咒骂着国家政权，同时又无意识地对权力抱有非理性的深深信仰。在这种集体的无意识中，他们的灵魂也仿佛在大我那永远不会松开的拥抱中，和他们狠心的母亲乌克兰一起沉入了睡美人的长眠。
好几年前，我把自己从一场灾难般的婚姻里解脱了出来，自此一直一个人生活。至少在离婚后的第一年里，我每天都在为恢复自由之身而庆幸，享受那种无牵无挂完全独立的幸福感。但每种欢庆都有结束的一刻，自由开始变得百无聊赖，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我便时不时地萌生出换个地方住的念头，中途看过至少五十个合租公寓。有一次，我差点就搬去和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住在一起了，她参与了一个自称由各种天赋异禀的人组成的互助团体，需要找人与她分担施泰格利茨区豪华七室公寓的租金。还有一次，一个不怎么成功的女艺术家，愿意向我提供她位于小马赫诺的房子里的一整层，她用画笔描绘巴赫的音乐，靠父亲的遗产过活。像这样诱人的机会还出现过好几次，但到了最后一刻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旦想到要布置一间新的公寓，一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总是涌上我的心头。住在这里还是住在那里，对我而言似乎都是偶然的、任意的，我找不到任何发自内心的理由来做决定。
最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事，是去城外郊游，比如在施普雷森林里或者在梅克伦堡湖区徒步。我们在迷人的风景里流连好几个小时，沿途经过草地、田野和河道，穿过似乎仍旧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城镇，看着花园里的树木把挂满梨子或是苹果的树枝伸出栅栏。我们坐在寂静的森林湖泊旁歇脚，看着光与影在碧绿的湖水上舞动，我们偶尔也会遇到雷雨，或者不得不踩着倒下的树干走过沼泽。傍晚时分，我们仿佛结束了一场漫长的旅程，吸饱了新鲜的空气一般，陶醉在那种微醺的感觉里。
搬家和布置新居娜斯佳都来帮忙了。她为那么多德国家庭打扫过公寓，总觉得走进那些公寓就像走进了宫殿，而现在我也住进了她眼里的宫殿。我们当时已经成了朋友，她继续为我打扫公寓，但不再打算从我这里收取报酬，不过我还是想尽办法把钱塞给她。她可以轻松地把友谊和服务分开，或者更准确地说，让这两件事十分顺畅地衔接起来。
有一次，我们在去选帝侯大街的路上经过了娜斯佳和阿希姆之前居住的街区。办公楼前的那家老式酒店还在，就是把后厨的油烟味直接吹进娜斯佳梦乡的那家酒店，只不过它已经变成了她不认识的样子。现在它有了个英语别名，看起来就和弗里德里希大街或者波茨坦广场上其他新建的装着巨大玻璃窗的豪华酒店一样。后院的门上了锁，我们没法进去查看小鸡房子还在不在那里。不过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竟然在这里看到了阿希姆的奔驰车。它还在原地，还在阿希姆最后停放它的位置，就好像时间只过去了一天，好像阿希姆下一刻就会从屋子里走出来，检查他心爱的汽车，身上仍旧套着那层黑色的皮。就连警察也展示出了足够的敬意，竟然没有把这具无主的残骸直接拖走，要知道它可是在这条繁忙的街道上停泊了两年，还占据着人人垂涎的停车位。经历了一个个季节的风吹雨打，它的轮胎瘪了，半趴在地上，散热器格栅上的幸运马蹄铁和瓢虫都生了锈，它就像一个幽灵，阿希姆不死的核心部件。不过他的继承者，也就是德意志银行，显然对它毫无兴趣。我本来极力建议娜斯佳卖掉这辆车，我跟她说，出了任何事都由我来承担，但娜斯佳一想到又有可能成为德国司法系统的目标，就感到极度恐慌。现在，她看到至少三千马克就这样在路边腐朽成了一堆破烂，十分可惜，这笔钱够一个乌克兰人生活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了。和它一样渐渐朽烂的，还有阿希姆在小鸡房子里的全部遗产，那些记录着他十一次婚姻的文件夹或许也在里面，布谷鸟每隔一刻钟还会从它的黑森林小屋子里跳出来报时，而阿希姆和他那些同样来自柏林的兄弟姐妹已经长眠在了那位“老妈妈”的身边，超然于这时间之外了。
我是在1992年与娜斯佳相识的，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前东柏林的一栋废弃房屋里，房子背后的窗户对着一片荒地，夜里那儿会传来猫头鹰的叫声，隔壁半塌的房子里还有喜鹊穿过破碎的窗户进进出出。后来我就被赶出来了，然后被安置到了所谓的中转公寓，这些公寓当时是借助参议院补贴在柏林建起来的，针对的就是像我这样因为房子翻修而被迫搬离的租户。不少人不为所动，继续占着房子，以此抵制新的投资者和想在房产市场上捡漏的人，但在我住的那栋房子里，每个房客都顺从地搬走了。事实证明，这次不得已的搬家实际上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填写了一份详细询问居住意愿的问卷，在里面的很多选项上都打了钩：三间房间、安静的位置、绿色的后院、镶木地板、阳台、高挑空、对开门，等等，总之，相对于我能承受的租金来说，这些描述只会存在于童话故事里，但当时的柏林就是一个童话世界。作为一名所谓“迁居者”，我在一栋已经翻修好的房子里得到了一套符合我每一条描述的公寓，离我之前的住址不远，租金低到荒唐且十年内不得上涨。
作为德国人的遗孀，娜斯佳现在拥有了永久居留许可。她那灾难般的婚姻最终给她留下的遗孀抚恤金折合成新德国货币价值七百欧元，再加上她做清洁工作的收入，每个月她都可以往乌克兰寄一大笔钱。而她自己仍旧几乎没有任何开支。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无欲无求的人。她只有两双鞋，一双夏天，一双冬天，还有两条牛仔裤，一整年替换着，她最贵的衣服就是一件用来御寒的羽绒上衣，穿着它她才第一次在冬日的街头不再感到寒冷。此外，她的必备品就剩下咖啡、香烟和她的书了。一道彩虹或者一次日落就能让她心醉神迷，但消费世界的吸引力多年以来都无法动摇她半分。
娜斯佳喜出望外。现在她连小鸡房子都用不着清理了，那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她只需把所有的废物抛在身后，去公证处签署一份拒绝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然后她就可以背上自己的双肩包，啪地甩上房门，直接奔向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最后她从德意志银行的财产里偷拿了一样东西，一个骷髅装饰的小沙漏，她带走了它，带走了与阿希姆这段婚姻的纪念。
连德国的医学对娜斯佳来说也毫无意义，尽管它那传奇般的名声早就传到了东边世界。她根本就不需要看医生，也完全不相信医学。除了一些小孩子躲不过的疾病，还有年轻时因为一次眩晕症导致的右耳失聪（所以在大街上我总是走在她的左边，不然她就听不到我说话），她一直都非常健康。唯一困扰她的是低血压，但她每天用高浓度的黑咖啡来应对这个问题。早上洗完冷水澡做些轻松的体操，是她保持了大半辈子的习惯。她的身体似乎也不用承受多少负担，因为她只喂给它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它对那些单调的、说不上有多健康的食物也并没有什么意见，就像它丝毫不介意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那渐长的年岁到目前为止也几乎没给她设置过任何限制。她继续在基辅郊外的度假屋花园里爬树摘苹果和樱桃，她可以倒立好几分钟，还能侧手翻。她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向右手边翻，而是向左手边，因为她是左撇子，她用左手的习惯在苏联学校里一直没有被矫正过来，为此她没少受惩罚，因为那里不能容忍任何偏离规范的行为。她的父母都是药剂师，但她在过去的大半辈子里连一片头痛药都没吃过，也从没有让当医生的前夫为自己诊治过什么病症。我相信，在相当遥远的某一天，她也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毫无病痛地死去。当时她的母亲已经超过九十岁了，她是坐在基辅女儿家里的沙发上慢慢地、安详地过世的，此时的娜斯佳四十岁，看来她小时候对母亲寿命的担忧毫无必要。
我又给那位女律师打了电话，大约在四年前，是她帮助娜斯佳逃过了被遣送回乌克兰的命运。如今，奇迹再一次上演。她告诉我们，娜斯佳可以拒绝继承债务。不过，那意味着，继承人在摆脱了死者债务的同时，也放弃了继承他留下的一切。如果娜斯佳声明放弃继承，又找不到其他愿意承担债务的继承人，比如阿希姆某次婚姻里诞生的孩子，那么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德意志银行的财产。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他生前就已经属于德意志银行了，包括他藏在地下室里的整个仓库，他购置的电脑、奔驰车、抽屉里的餐具、他的壁柜和里面的上千本色情杂志。其实连阿希姆本人也属于德意志银行，只不过他的死亡结束了这种状态。
圣诞节又到了。娜斯佳从不庆祝任何德国节日，和我的父母如出一辙，所以我小时候一到圣诞节总是沉浸在无尽的悲伤里。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专为所谓流离失所者建的营地里。“流离失所者”，这个称呼专指战争结束后被释放的第三帝国强制劳工。每当我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在结了霜的没有路灯的街道上，抬头看见别人家窗户背后被装饰得满满当当闪闪发光的圣诞树时，那种被整个德语世界抛弃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娜斯佳做梦也想不到，在她的有生之年，会欠德意志银行十五万马克，她感觉自己简直不能更富有了。现在她只需在德意志银行找上门之前尽快从德国消失就行了。背着十五万马克的债务回到乌克兰，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如今，我早已对当下的圣诞节消费狂欢嗤之以鼻，完全没有兴趣参与其中，但每到12月24日，童年的陈旧悲伤还是会悄然而至。离婚后的这些年里，这一天我总是独自度过，因为我所有的朋友在这个日子里都有各自的家庭义务。尽管我有过两次婚姻，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这些义务，尤其是我从未扮演过母亲的角色。我本来打算和娜斯佳一起在花瓶里插几根松枝，再做一只圣诞节烤鹅，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到了圣诞节这天，娜斯佳似乎也忧心忡忡，尽管这一天对她来说没有任何特别，因为乌克兰的圣诞节是根据儒略历庆祝的，比德国晚了整整两周。但她只是躲在一本书后面，一言不发。她的右眼又失去了所有的生气。
他的第一任妻子确实是一个来自施瓦本的面包师。排在娜斯佳之前的一任是一个波兰女人，好几年里一直在与阿希姆进行激烈的离婚大战。争端的起因永远都是钱，不是女人们向阿希姆索要钱财，就是阿希姆向她们伸手，但显然没有一个女人像他的第十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娜斯佳那样愚蠢，任由阿希姆肆无忌惮地剥削自己。她的档案也是最薄的，除了他们在基辅的结婚照，几乎就没有什么了。阿希姆完全放弃了对新克尔恩-布里茨的简陋新公寓的记录，就是从那儿开始，他踏上了以死亡为终点的下坡路，最后在夏洛滕堡的小鸡房子里走到了尽头。这个过程中，娜斯佳始终在他身边，她可能是他人生中唯一一个向他展示仁慈和怜悯的人了。
我从来没有烤过饼干，烘焙向来不是我的专长，但今年的圣诞节我决定尝试一下。平安夜这天，我把一盘烤得相当成功的肉桂星星饼干端上了桌，用来搭配我们分头吃完饭之后一起喝的热茶。娜斯佳用尖尖的手指捏起一块饼干，咬了一小口，立刻把剩下的放回了盘子。她的整张脸扭成一团，就像刚刚吞下的不是饼干而是毒药。我猛地站起来，披上了挂在走廊里的外套，在身后甩上了房门。
接下来是重头戏，也就是这些记录的核心——筑巢。每换一任妻子，阿希姆不仅会搬去新的公寓，还会把那些本来就簇新的家具全部换掉，但风格始终保持不变：旧德式的壁柜，黑色皮革家具，法式大床，琳琅满目的家居装饰品和小摆件，比如玻璃心形串成的风铃、花瓶、桌布、灯串、动物雕像，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从不同距离拍了照，包括十分用心的近距离特写。年轻的马来女人性感地在大婚床上舒展开四肢，俄罗斯女人坐在皮沙发上温柔地依偎着阿希姆，罗马尼亚女人温顺地站在布谷鸟钟下。这台钟每次都挂在公寓客厅的中央位置，看来它是阿希姆唯一一个每次搬新家都会带走的物品了。
空荡荡的街道上，鲜艳的圣诞节装饰在家家户户的窗户和阳台上熠熠生辉，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城市见过如此华美盛大的节日景象。我朝着俄罗斯朋友莱娜的公寓走去，她就住在隔壁街，今年没去黑森林的公婆家过节，而是打算往节日五花八门的庆祝派对里再添一场，并且也给我发了邀请。莱娜当初是作为交换生从莫斯科来到东德的，意外地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遇到了她的德国丈夫，最后留了下来。她几乎是娜斯佳的反面：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在柏林生活得和在家里一样自在。她在一家德俄合资的电影公司工作，还在一个德国妇女组织里担任志愿者，与她在莫斯科的大家庭也关系密切，并且拥有一大群德国朋友。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他们的家庭聚会上总是集结了不同背景的客人：基督徒、犹太人、无神论者、西德人、东德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等等。桌面上摆满了他们带来的各式菜肴，而莱娜最常做的是乌兹别克手抓饭和俄罗斯苹果海绵蛋糕。我们在派对上齐声唱了几首歌之后，还有客人自告奋勇一展歌喉，一对年轻的波兰夫妇合唱了一首打动人心的圣母之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俄罗斯姑娘出人意料地用浑厚、沙哑的声音完美演绎了亚历山大·维尔金斯基那首极具感染力的《香蕉柠檬新加坡》。在庆祝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和往常一样，随着狂野的巴尔干摇滚乐尽情地舞动了起来。
阿希姆在总共十一个文件夹里记录下了自己的每一次婚姻，凭借着这些记录，娜斯佳详详细细地了解她的那些前任和她自己。每一次婚姻的模式都相同：开端总是与东欧或亚洲婚姻中介机构的通信，或者是对某位女性的征婚启事的回复；接下来，与选定的潜在结婚对象第一次会面，通常有照片为证；到了下一个阶段，她们身上的衣服就不见了，阿希姆本人的裸照也从不缺席，照片里的他总是自豪地展示着他那跃跃欲试的男性器官。而婚礼的照片中从来见不到任何宾客，只有穿着华丽白色礼服的新娘和身着黑色燕尾服的阿希姆——这样看来，娜斯佳在基辅的那张照片就是个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