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荷兰人跑来搭话。她并没有看中那个人，但她不能否认自己第一次尝试就抽中了大奖，要知道很多女孩要花数年时间才能找到一个能为她们进入梦寐以求的世界铺平道路的外国男人。之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最后，他在回国前向她承诺，会从阿姆斯特丹发一份私人邀请函给她。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几星期后，维卡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挂号信，信封里塞着一张荷兰语的邀请函、一份盖着两个章的俄语翻译公证件，还有一张背面用俄语写着“我爱你”的男人照片。这几个字估计就是他认识的全部俄语了，很可能就是维卡教给他的。
有一天，她套上了母亲为她缝制的深红色紧身连衣裙，穿上了她仅有的一条袜裤，踩着黑色的高跟鞋，来到了莫斯科酒店。那里只接待高级官员和外宾，而且门口有人把守，就是为了拦住维卡这种来物色外国男人然后把他们当作跳板跑去西方的年轻女孩的——后来人们把她们称为“国际女郎”。维卡试了几次，便躲过了守卫溜了进去，一路摸到了酒吧。她坐在吧台前，喝着人生第一杯威士忌，展示着线条优美的长腿，黑色的头发瀑布般披散在后背，这一切都看在那些光顾这间酒吧的西欧客人的眼里。
那已经是1988年了，维卡怎么也不会想到，要不了多久，她就可以凭借一张旅游签证离开乌克兰跑去西边，而不用借助一个荷兰男人。但那个时候，她仍然生活在铁一般的苏联法律之下，她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必须经过一道屈辱的程序才能求得释放。签证处的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迷人的年轻姑娘，这个凭着一份某个男人发来的邀请申请西边签证的女人，即使签证到期也不会再回来了。在他们眼里，她和那些心怀不轨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她们为了去西边追求新生活，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她们跟随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去的是那个完全陌生的男人的国家，最终很可能落得出卖身体的下场。
辍学一段时间后，她又一次尝试在乌克兰过上安稳日子：她结婚了，开始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开始过深居简出的生活，像待在茧壳里一样困守在家庭里。但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当她嫁给了一个十足的酒鬼，又和自己的父母、外祖母、孩子一起住在一座狭小的公寓。婚后不久她就生下了斯拉瓦，但那时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终点。她刚带着新生儿从医院回到家，孩子的父亲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如今的维卡和以前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有了一个心爱的孩子，完全没料到这个孩子会成为又一道把她与乌克兰捆在一起的枷锁。那两年半，她整天待在家里，只是照顾孩子、做家务、看书，和她的母亲一样如饥似渴地读书。像她这样不去上班的人被乌克兰人称作“tunejadka”，也就是“寄生虫”，要是娜斯佳和罗曼不收留她和孩子，她就会被塞去某个岗位上干活或者直接被送进教养所。
那个时候，通常要等上好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时间才能拿到签证，甚至有些人等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但维卡又一次交了好运——如果逃离乌克兰可以算作一种幸运的话。几个星期之后，她就拿到了签证。她等来了自己的一生所求：她自由了，她可以远走高飞了。但她必须抛弃自己的孩子，她知道这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好在她的父母向她保证，他们会替她照顾好斯拉瓦，再说，她的离开至少让他们少了一份拖累。
对于她的女儿，娜斯佳从来不多谈，有的时候她看起来似乎已经完全死心，不再指望能在有生之年与女儿重逢。维卡始终对乌克兰怀有一种难以理解的仇恨，小时候的她就把所有不喜欢的东西、害怕的东西一律称为“乌克兰”，比如幼儿园、学校、让人皮肤发痒的袜裤、妈妈做的罗宋汤，这或许可以看成是小孩子的胡乱用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维卡对乌克兰的憎恶就越发明显。她爱自己的父母，尤其是她的父亲，她跟他长得很像，都有一副瘦削的身材和一双大长腿，一头浓密的黑发和略有些倾斜的鞑靼人眼睛。为了效仿自己的父亲，她也选择了医学。但她很快就放弃了学业，因为大学生活同样令她厌恶，就和曾经的幼儿园一样，而且她也已经可以预见到，自己是不可能在乌克兰医疗系统的岗位上一直忍受下去的。在这个体制中的某个位置上工作也好，融入这个社会、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好，对她来说都是天方夜谭。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十六七年，娜斯佳已经无法在脑海中描绘出女儿的模样了。维卡隔段时间会打电话到基辅，声音颤抖地询问斯拉瓦和自己父母的情况。娜斯佳去德国后，她就把电话打到柏林，但次数仍旧和以前一样屈指可数，每次也说不上几句。她始终对自己的地址保密，她的电话永远是在电话亭里打的。电话亭里的机器咔嗒一声，一口吞掉了她投进去的硬币，往往在娜斯佳问出问题之前，就掐断了连接。维卡显然不愿对父母透露关于自己的任何情况，她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当下的真实生活，显然她过得并不如意，她说不出口。也许她在荷兰比在乌克兰过得更加不幸，但她可能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家。现在，她或许真的死了。
我查了阿姆斯特丹所有医院的电话号码，一家挨着一家地打过去，但哪儿都没有一个叫维卡的女患者，只有一家医院有个乌克兰妇女的临床表现与维卡类似，但她不叫维卡。要是我能立刻想到，维卡当然不会在医院登记自己的真名，就能为娜斯佳省去好些天的煎熬。那儿的医生也料到了这一点，他已经用流利的德语给了我相当明显的暗示。可尽管事情的真相呼之欲出，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有两个症状完全相同的乌克兰妇女同时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我就是没有反应过来。我没能及时抓住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被我找到的维卡。
连续九天，娜斯佳每天晚上都最多只睡两三个小时——在第十天，她终于等来了电话。电话那头并不是维卡的朋友，不是医院，也不是荷兰警方，而是维卡本人。她是从医院里打来的，在电话里也只能长话短说。她说她已经可以喝下一些汤水，也可以推着装有滑轮的输液架独自在短短的医院走廊里走动了。她说，她暂时还不想让母亲来找她，她的生活条件仍然很成问题。不过她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娜斯佳。
如果是斯拉瓦病了，娜斯佳至少还可以立即前往基辅，但这次是她的女儿，她现在要到荷兰的哪家医院去寻找女儿呢？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向罗曼透露这个消息的朋友身上。娜斯佳束手无策，她能做的就只有等待。她整个人蜷缩在我放在飘窗下的那张又大又旧的扶手椅里，身上的每一丝活力仿佛都被抽干了，就连头发也似乎因恐惧而凝固了。最折磨她的是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着、等待和希望，她甚至不确定，除了那个不知名的来电者，在荷兰是否还有别人知道女儿的情况。坐在扶手椅里的她退缩进了自己的世界，除了一旁的电话和膝盖上摊开的一本书，她对周遭的一切置若罔闻。我也不知道她是真的在看书，还是一直盯着同一页发呆。也许这本书现在只是一个能让她双眼聚焦的点，是她当下能找到的唯一一个支点，一个提供庇护的洞穴，一个容她躲避那难以名状的恐惧的藏身之处。她不再去工作，不再说话，不再吃东西，也无法入睡。她身上只剩下具象化了的屏息等待。她仿佛坐等着自己的刑期，一天比一天消瘦、苍白。她根本不碰我给她端去的热茶和加了糖的俄罗斯酸奶酪，她甚至忘记了抽烟。每天晚上她都会用颤抖的手指按下基辅的电话号码，但其实她心里清楚，电话无人应答就代表那里没有新的消息。她的女儿还活着吗？她难道已经躺在停尸房里了吗？她已经成了一具没有人知道来处，也没有人知道姓甚名谁的女尸了吗？
罗曼还没来得及询问维卡住在哪家医院，以及怎么与这位朋友保持联系，对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他的手机没有号码存储功能。娜斯佳也没有女儿的地址，她甚至都不知道她住在荷兰的什么地方。上一次维卡从阿姆斯特丹打来电话，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她在电话里第一次提起自己不太乐观的生活境况。她白天在鱼市里给摊主打杂，晚上在酒吧当服务员，不过她承诺，很快就能把儿子的生活费寄回乌克兰。
回想起来，她还得感谢阿希姆。她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养老金过活。身为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前高级工程师，她的退休金只够买两根如今在基辅市面上也能买到的细长的暖棚荷兰黄瓜。但作为一个德国人的遗孀，她能领到的抚恤金对乌克兰人来说却是一大笔钱，足以让身边的每个人都渡过难关，斯拉瓦，她自己，还有为了留在西边几乎付出了生命的维卡。如今，维卡或许就要重回乌克兰的怀抱了，回到这个令她如此憎恶、如此忌惮的地方。所有人或许又会重新聚在一起，娜斯佳、维卡、斯拉瓦还有罗曼。其实娜斯佳从来没有真正和罗曼分开。他们两个都走出了狭小的空间，逃离了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各自投身于新的热情，但他们从未失去与彼此的联系。柳芭过世后，罗曼一直独自一人带着斯拉瓦生活，娜斯佳知道，他已经等她很久了。他们离过婚，又都再婚。她在一个远离他的陌生世界里生活了很久，现在她要回到乌克兰了，也意味着回到他的身边，而他一直都在那里，起起落落分分合合，仍是她一生的伴侣。
在五月里一个阴冷的雨天，她最可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她女儿的一个朋友把电话打到了基辅，她告诉罗曼，维卡因为肠梗阻住进了医院。剧烈的疼痛其实已经折磨了她很长时间，但她一直没去看医生，因为她害怕自己的非法入境身份会因此而暴露。眼下她已经接受了紧急手术，但出现了急性全身性感染，医生认为她的生存几率很有限。
不久前她申请了德国国籍，但并不打算永远留在德国。她只是为以后保留一条畅通的逃生路径，以防自己家乡发生新的灾变，比如新的饥荒、新的内战或者新的独裁统治。所以她还在等待自己的德国护照，尽管下定决心之后她恨不得立马踏上回乌克兰的路。
她习惯每星期往基辅打一次电话，常常打电话的前一晚就没法安睡。接下来的整个白天，不管是在给地毯吸尘还是在擦水龙头，她的脑子里永远只盘旋着一件事，那就是晚上会在电话里听到怎样的消息。熬完这一天回到家，她总是脸色苍白，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在离开德国之前，娜斯佳实现了心中最热切的愿望——去海边。她上一次见到大海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克里米亚的黑海，除此之外她再也没在别的地方看过大海。前不久，一位朋友把他在撒丁岛的度假屋留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住上两个星期。我们经过米兰飞到了奥尔比亚，在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找到了那座偏僻的小房子。它建在山坡上的葡萄园里，一旁就是大海，娜斯佳一度不敢奢望自己还能亲眼看到的地中海。
像乌克兰这样动荡和混乱的国家，平日里便潜伏着大大小小的危险，娜斯佳最害怕的是斯拉瓦染上什么病。虽然他外公就是医生，但在乌克兰的医疗条件下，医生能做的实在有限，关乎性命的急救药品无处可寻，医院卫生条件一言难尽，有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医用敷料来为接受手术的病人包扎伤口，家人们把病人送进医院甚至不敢再奢望接他们回家。另外，斯拉瓦已经快到服兵役的年龄了，乌克兰军队也是个能把人彻底毁掉的地方。为了让自己符合征兵条件的儿子逃脱国家的控制，很多人躲去了乡下，不敢接电话，也不敢应门铃。虽然斯拉瓦距离到征兵年龄还有两年，但娜斯佳已经开始绞尽脑汁琢磨，怎么才能把他从军队里救出来。
当时是七月，撒丁岛东海岸的高温是娜斯佳在温暖的克里米亚从没体验过的。我整天在紧闭的百叶窗后面躲避着不分白天黑夜从撒哈拉吹来的热风，娜斯佳却恨不得天气更热一些。岛上的火蝾螈在烈日下一动不动，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不禁让人担心它会不会被阳光点着，而娜斯佳与它相比也丝毫不逊色。她穿着我年轻时的泳衣，躺在比她在基辅的整个公寓还要大的露台上，尽情地吸收着太阳的热度，她仿佛想用这迟来的炙热把自己的身体填满，因为她渴求这份炙热已经太久太久了，有大半辈子那么长。她眺望着铺满了耀眼阳光的地中海，海的另一端就是非洲。空气看起来亮闪闪的，好像全都转化成了水汽，随时都可能映显出海市蜃楼的幻象，比如一艘张着白帆驶向阿尔及尔的巨轮。说俄语的人把地中海称为“世界中心的海”，这是一个在她的一生里始终散发着魔力的词，现在，她终于来到了它的面前。
冬天是娜斯佳最不喜欢的季节。每天晚上，冻得双手失去知觉的她一回到家里，就会立刻脱下外套紧紧靠在暖气片上。阴暗、潮湿、寒冷的冬日令她备受折磨，也让始终笼罩着她的忧虑变得更加浓稠。她承受着各种恐惧，而她最大的噩梦永远围绕着两个人，身在乌克兰的外孙斯拉瓦和漂泊在荷兰的女儿维卡。她沉浸在恐惧中什么也做不了，最坏的想象在她的身后紧追不舍，她眼看着维卡或者斯拉瓦陷入危险自己却无能为力。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象，她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说服自己把外孙留在基辅的，尽管她知道罗曼会悉心照料他，但他已经没有了母亲和父亲，眼看着又要失去外祖母的保护和照顾。当时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
她一天里要下海好几次，每次都会游出很远，直到游进一片除了她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海域。她仿佛不愿回头，只想追着海市蜃楼永远游下去。我看着她的脑袋在我的视野里变成了遥远地平线上的一个点，只能在心里为她祈祷，希望那里没有鲨鱼出没，她的脚也不要抽筋。每次从海里回来，头发上淌着海水的她看起来都会年轻不少，就好像她把生活的重担一点一点地留在了地中海里。
但我们没有料到，他竟然衰朽得如此迅速。我们本该先于他遭遇死亡，但死神没有带走我们，而是带走了他——一个处于事业巅峰的歌唱家，俊美，富有，受人爱戴，还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一个不过十岁。一夜之间，他患有脑瘤的消息不胫而走，所有公开活动全部取消。那个时候娜斯佳已经从我家搬了出去，但我们还是通过网络一起关注着他的陨落。经过一轮放疗后，他重新登上了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饰演威尔第歌剧《茶花女》中的乔治·阿尔芒一角，在演出的最后，他沐浴在铺天盖地的白玫瑰中，几乎被花瓣淹没。此后他再次从公众视野消失，一连几个月都被一种可怕的寂静所笼罩。他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叶尼塞河畔的家乡舞台上。观众面前站着一个衰老的、被病魔摧垮的男人，手臂上缠着绷带，行动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这是一位即将陨落的神祇最后一次显现在他的崇拜者面前。他的声音几乎枯竭了，但他获得的掌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烈。掌声久久不绝，一直伴随着他唱完临别之曲《黑色的眼睛》。这是一首举世闻名的俄罗斯常青名曲，讲述了宿命般的致命爱情。不久之后，有报道称他在伦敦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他的一半骨灰被安葬在了莫斯科著名的新圣女公墓，与费多尔·夏里亚宾的坟墓比邻，而另一半被送回了他的家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等到夜里天气变得凉爽，我们就在屋前的炉灶上烤从市场买回来的鱼，还有加了调料的撒丁岛奶酪和香喷喷的白面包。她每样都尝了，胃口好得异乎寻常。翡翠海岸的景象让她惊叹不已，那里的岩石看起来就像出自艺术家之手的奇异雕塑。还有富人们建造在石头里、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宫殿，他们停靠在港口的豪华游艇，形似大教堂的阿尔巴塔克斯红岩，所有所有都让她叹为观止。她还在旅游纪念品商店里挑了一条绣着民俗图案的轻薄连衣裙。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穿裙子。她穿着那条廉价的花裙子，站在一棵被风吹乱的棕榈树前，地中海里涌来的浪花一次次没入她身后的松软沙滩。我真该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幕。等到很久以后，等到她在乌克兰依稀回忆起这趟旅行，不再分得清它是真实还是梦境时，这张照片就能向她证明，她真的来过这里，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沐浴在地中海的海风里。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后来与他一同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某本光鲜杂志上的瑞士美人，一个脸上永远挂着牢不可破的迷人微笑的女人。他定居伦敦之后，也常常回到俄罗斯演出，他说那里有他真正的观众，与富丽堂皇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相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简朴的歌剧院更贴近他。我们好几次聆听他的歌声直到晨光熹微，我们带着他和他的声音进入梦乡，而几个小时后娜斯佳就又要离开床榻赶赴地铁。他是我们共同的爱人，共同的秘密，这个男人在我们这样两个青春已逝的女人身上，最后一次唤醒了那种凡俗之人对于不朽的浪漫向往。
我们在外面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深夜。我们俯视着铺满银色月光的漆黑海面，喝着罗卡鲁比亚红酒，黑暗温暖的空气围拥着我们，清亮的蝉鸣为我们伴奏。我和娜斯佳的故事已接近尾声，这个故事的线索或许握在我母亲的手里。我相信是她把我带到了这里，带到了地中海旁，带到了这个她这辈子做梦也触及不到的遥远的地方。而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通过娜斯佳为她在德国，在这个她从未拥有过的地方，争得了一席之地。现在她可以离开这里回乌克兰了，她已经找到了医治乡愁的良药。半个世纪之后，娜斯佳和我的母亲一样，作为异乡人留在了德国，成为数以百万计的迷失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新一批流离失所者中的一员。她很幸运，在德国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小角落”，她想要的也只是这一个“小角落”而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全都迷上了俄罗斯男中音歌手德米特里·赫沃罗斯托夫斯基。他是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栋板式装配楼里走出来的，在当地的歌剧院首次登台亮相，然后在1989年的顶级赛事“BBC卡迪夫世界声乐大赛”中获得冠军，从此名扬世界。他的歌声不仅让世界各地的俄罗斯音乐发烧友都为之倾倒，他还被全世界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男中音歌唱家之一。他生着一头银发，微笑中闪耀着天赋的光芒，举手投足宛若一位魅力超凡、精力充沛的音乐帝王。他的身上完美融合了俄罗斯农夫的温暖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冷酷，融合了最为深沉的忧郁和极富感染力的生活热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既是大胆的莽汉也是羞怯的乡下人，他对围绕着自身的光环和人们向他展示的极度崇拜永不知足，同时又流露出显而易见的厌恶。
我很喜欢她，但我知道她的决定是对的，不管是于她而言，还是于我而言。我在告别的痛苦中也品出了一丝对孤独的期待，娜斯佳会回到她的家乡，我也要重回我的孤独。
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不会在流行乐上流连很长时间，而是很快转向古典乐。她喜欢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舒伯特的即兴曲和肖邦的前奏曲。叶夫根尼·基辛、阿图尔·鲁宾斯坦、伊扎克·帕尔曼等技艺非凡的音乐大师们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我对歌剧，对人声这种最原始乐器的痴迷也渐渐影响了娜斯佳。文森佐·贝利尼的美声唱法以及《游移的月亮》《圣洁女神》《为了你，噢！亲爱的你》等咏叹调是最能打动她的。我们聆听卡拉斯、恩里科·卡鲁索、雷娜塔·苔巴尔迪、特雷莎·贝尔冈扎、弗兰克·科莱里、鲁契亚诺·帕瓦罗蒂等所有歌剧男神女神的歌声时，世间万物似乎都为我们静止了。我们长久地沉醉其中，我们之间的所有分歧都在音乐中弥合。这些歌声仿佛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它们掌握着所有的秘密，它们能够回答那个永恒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声音才是唯一不会逝去的东西，哪怕一切都已消散，地球、星群、我们的银河系和我们自己，它们仍旧回荡在空旷的宇宙里，回荡在虚无之中。它们是我们消亡后的遗存，所有的讯息都包含其中，关于我们，关于美，关于渴望，关于人类这个物种的失落。
娜斯佳还在撒丁岛的时候，入籍办公室的信就已经躺在柏林家的信箱里等着她了，这意味着她的德国护照已经办好。之后，她在入籍办公室签署了一份认可德国宪法的声明，支付了二百二十五欧元，然后就在女官员一番郑重其事的祝贺中拿到了自己的新护照。娜斯佳现在成了一个德国人。至于她是怎么通过每个入籍申请者都必须参加的德语考试的，我并不清楚。看来她在背地里已经用德语生活了好一段时间了。
把我们联系得更加紧密的除了共同的文学爱好，还有对音乐的热爱。我们最喜欢一起在YouTube上的音乐丛林里到处点击。娜斯佳从小就疯狂迷恋声名远播乌克兰的“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现在她又认识了许多新的西方流行歌手，对西蒙和加芬克尔、伊娃·卡斯迪和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摇滚歌手胡伯特·冯·戈伊森（Hubert von Goisern）尤其着迷，后者那烟花般灿烂的约德尔表演令她心醉神迷。
为了增加些收入，我接了一个翻译的活儿，把一本以苏联时期为背景的俄语小说翻译成德语。娜斯佳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帮了我大忙，她对勃列日涅夫时代日常生活的细节了如指掌，能从作者那些悲喜交加的童年故事里听出最微妙的暗示。每天晚上，等她回到家，我就会把白天收集起来的问题一一向她请教。这可能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了。娜斯佳终于有机会向别人展示把浴缸擦得锃亮或者把床铺得一丝不苟之外的能力。她带我潜入了属于她的世界，带我在她的世界里遨游，整个人都焕发出了光彩，她终于握住了语言的权杖。她了解一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活在莫斯科的小男孩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从他每天早上用勺子舀着喝的稀粥，到他祖母嘴里的民间咒骂和他身上穿的羊毛紧身裤。在这一刻，她是施予者，是知情者，她拥有我所需要的东西，而我心怀感激地接受了她的赠予。而且，这个俄罗斯故事是用一种令人叫绝的狡黠而幽默的口吻讲述的，经常读得我们捧腹大笑，里面的许多说法已经成了我们日常对话中的经典包袱。
与安德烈告别，也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也险些失去自己的孩子，差一点就遭遇了和他一样的命运。不过安德烈的不幸并没有就此结束。某天上班途中，几乎失明的他没留意到路面上一块松动的巨大铺路石，重重地摔倒在地，被送进医院后诊断为肩膀粉碎性骨折。在医院里他又感染了一种细菌，健康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以至于无法再继续参与戒毒咨询工作了。不过眼下他恢复得还不错，已经可以带着他的巴哥犬沙里克慢慢走到家门口了，所以他心情不坏，他说，这次摔倒好歹挽救了他的婚姻，他还得向那块铺路石表示感谢。
她一如既往地为我打扫公寓、清洗餐具、去邮局寄信、成百上千次地为我弯腰，因为从南普法尔茨搬到柏林后我的腰椎就差不多完全毁了。她替我采购，为我处理几乎所有的日常事务。她默默地做着这一切，好像完全理所应当。被人需要对她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她的快乐来源于此，正是通过这一项项工作她才把自己从无聊中解脱出来。
接下来娜斯佳就要和她的外甥马克西姆告别了。他在卡巴拉学校与他的同乡们闹翻了，已经放弃了犹太思想研究。他的妻子还在潘科区的音乐学校任教，女儿正在伦敦攻读法学。他现在整天一个人待着，已经与东方世界失去了联系，也没有与西方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他在德国仿佛又聋又哑，头发已经花白，还有些哆哆嗦嗦。他在变得更小的家庭里操持着家务，在电脑上下象棋，读俄罗斯小说，只有妻子一如既往地爱护和照顾着他。
那晚，我回到家里已是深夜，带着些醉意的我心情相当舒畅。娜斯佳的房间已经熄了灯，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还是让我有些歉疚。要不是肉桂星星饼干和圣诞节，我们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就着热茶共同度过一天里最愉快的晚间时光。虽然她迫不得已地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道的保护墙，但还是敞开心扉接纳了我，与我结下了坚实可靠的友谊。她既不精通协调的技艺，也没有掌握应对的技巧，她与人相处时依凭的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灵魂和直觉。她总是直来直往，不加掩饰，有时她对我说一些我的德国朋友不会说出口的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容易接受，但我知道，她心里并没有怀揣什么不为人知的怨恨，也丝毫没有别的用心。她非常擅长讽刺和幽默，常常用它为我驱散心头的忧虑，而且她也愿意听我倾诉，从没流露出一丝厌烦和疲倦，就好像她为此在内心预留了无限的空间。我经常批评她，挑剔她身上的这些那些，她却能接受我本来的样子，毫无怨气地包容我内心的巨大不安、我的各种多愁善感、我的自私自利、我不断的写作危机和意志消沉，在任何情况下都忠诚地站在我这一边。之前有段时间，我的书卖得很不理想，新手稿还被所有出版商拒之门外，我感觉自己几乎陷入了绝境。这个时候，已经养活了半个乌克兰的她又一次挺身而出，说她可以“养活我”，可惜她不知道德国与乌克兰的区别，在这里，即便是过极其简朴的生活，固定开销也相当惊人，食品开支反倒是预算中占比最小的。
最后，娜斯佳和她的姐姐塔尼娅告了别。她现在住进了一家犹太养老院，已经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人生。她不再记得自己曾在乌克兰生活过，不记得自己在十六岁的时候被带到了德国，在希特勒的军工厂里做手榴弹。她也意识不到，自己又回到了这个国家，不出意外的话还会死在这里。她认不出来跟她道别的妹妹，尽管这次道别很可能就是永别。她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这里她再也分辨不出，异乡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只有莱娜成功地同时生活在东方和西方世界。她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高难度劈叉动作，简直是解开了化圆为方的千古难题。她从不以自我保护的名义封闭自己，也从不害怕触及自己的痛处，她愿意去认识，愿意去理解，她想把这两个世界融入自己的新陈代谢之中，乐于亲口品尝这种融合产生的神奇效果。也是在1992年，我们在焕然一新的柏林初次相识，莱娜为我一个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朋友捎来一封信，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很快，我就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我梦想中的那种“西东合集”，也就是我希望可以同样在娜斯佳身上看到的变化。我们每次见面总会聊到德语世界俄语世界的话题，或早或晚，常常一发不可收地深谈到夜半。莱娜思维极其敏锐，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犀利分析，为此她过去在俄罗斯的朋友圈里赢得了一个“解剖刀”的绰号。我们两个，莱娜和我，是真正理解对方的，至少没有人比她更了解我这一生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来回摆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