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认为自己是咎由自取。她觉得自己并不比阿希姆好多少，她也只是出于算计而结的婚——主要是为了居留许可，其次是因为那辆哈雷摩托，这辆车在她眼里就象征着自己的青春，象征着自由，象征着向一个刚刚对她敞开大门的世界进发。现在这辆旧摩托车也挪了地方，它停在夏洛滕堡区一个闷热的后院里，一如既往地上不了路。娜斯佳向阿希姆提出，她可以出钱修理这辆车，但他用一串含混的咕哝拒绝了。此外她也早已和巴黎、罗马、地中海告了别，她与阿希姆最长的旅行就是在周日下午跑去柏林郊外几公里处的一个芦苇丛生的小湖。他把奔驰车往那儿一停，用塑料桶打来湖水，开始动手洗车，直到把它擦得锃光瓦亮。娜斯佳则坐在岸边，透过芦苇丛望着她心爱的湖水，望着水面上披着阳光翩翩起舞的蜻蜓。约莫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又驾车打道回府了。
而他是这里的看守和督工。他一觉睡到中午，然后就开始四处巡视，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这里换掉一个坏灯泡，那里拧紧一个螺丝，跑到地下室检查一下暖气，维护一下电梯，一路上对所有他看不顺眼的人骂骂咧咧。他很容易跟别人发生争执，因为他觉得所有人都在攻击他，都在区别对待他。整幢大楼里的人都害怕这个好斗的、爱惹是生非的、全身上下只看得见头发和皮革的矮子。
冬天来了，娜斯佳面临着她在签合同时怎么也想不到的挑战。在过去的几年里柏林很少下雪，乌克兰也早就不再有她童年记忆里那样的冬天，不再需要一大早在门前挖出一条路才能走出家门。但现在，就在她并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份大楼管理工作的第一年，老天爷仿佛打定了主意，要让她彻底屈服于自己的冬日淫威。阿希姆最多只在白天清扫一次积雪，那个时候娜斯佳正忙于自己的清洁工作，但雪通常是夜里积起来的，所以她还必须赶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前把积雪清理干净，否则楼里工作的员工们就进不了自己的办公室了。
娜斯佳不再相信阿希姆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她现在已经肯定，他就是想找一个像她这样愚蠢的女人，通过剥削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她反抗，拒绝把家政女工的收入交给他，他就会立刻用离婚进行要挟。他知道她只能作为他的妻子留在德国，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她就是他的奴隶，他的牲畜，一头会吐金币的驴。
娜斯佳是一个畏寒的人，哪怕在夏天都时常觉得冷，三十度以上的气温才能让她感觉自在。只有夏季的克里米亚才有适合她生活的温度。但现在，她必须在德国隆冬零度以下的清晨里铲掉大楼门前的积雪。娜斯佳很有力气，只不过她的力量并没有储藏在她那双细长而纤弱的手里。吸尘、掸灰、拖地、熨烫她都会干，但握着沉重的铲子铲起更加沉重的积雪对她来说实在是一项过于艰辛的工作。她买了毛皮手套来御寒，但戴上之后握不住铲子，她只好重新换回旧羊毛手套。要不了五分钟，她的手指就会失去知觉。她用围巾绕在夹棉外套的风帽外面，挡住自己的脸，但她的牙齿仍在围巾下咯咯打战。尽管她穿着有衬里的厚实雪地靴，但站在雪地上没多久，她就感觉不到双脚的存在了。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刮来，雪穿透周遭的黑暗刺痛她的皮肤。繁重的劳动让她汗流浃背，但同时她的身体又比她毕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冷。
虽然她只是签了形式上的雇佣合同，但她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大楼管理员。打扫大楼办公室的工作由一家外包的公司负责，但每天清扫和拖洗五个楼层的楼梯间、清洁两部装有镜面的电梯、打扫每层楼的厕所，以及保持院子整洁、及时倾倒院里的垃圾桶和玻璃回收箱，统统归大楼管理员负责。这些活每天要花掉她三四个小时，但因为她并不想放弃自己已经完全胜任的家庭清洁工作，最终她每天的工作量几乎达到了十二个小时。做完这一切，她一头栽倒在床上，那感觉比在基辅最困难的时候还要劳累。第二天早上六点，她又必须准时起床打开前门，然后再睡上一个小时，出发去做她的第一份清洁工作。而被阿希姆收入囊中的不仅是大楼管理员的工资，娜斯佳做家政女工的报酬也被他索走了一半，因为他现在不仅需要偿还债务，最要紧的是要把它们投入新的公司，根据他的说法，新公司很快就能让他们摆脱所有的烦恼。
而且她陷入了新的恐惧。乌克兰的情况她是了解的，谁要是在积了雪的人行道上摔倒，责任全在他自己，不会有别人来替他承担。但阿希姆告诉她，德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在办公楼前的人行道上摔倒受伤，负责清理该路段的人员就必须承担责任。工作合同上签署的是她的大名，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得由她，娜斯佳，来承担事故责任并且支付赔偿金，说不准要赔上一辈子。她一寸一寸地铲着人行道上的积雪，断臂瘸腿的路人、拄拐杖坐轮椅的伤员等各种形象不断从她脑海中冒出来。这个所谓走个形式的签名，让她在不知不觉中背上了如此重任。在这个离选帝侯大街不远的繁华地区，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办公楼前积雪覆盖的人行道上踏过，她必须对每一个人的安全甚至生命负责。
阿希姆绝不相信这个大楼管理员的职位就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他觉得这只是个过渡，他有自己的远大计划。成为高薪起重机操作员的梦想，他已经放弃了，他转而开始创业。他像鼹鼠一样一动不动地窝在放着电脑的黑漆漆的小隔间里，忙着经营一些神秘的生意，他向娜斯佳保证，这些生意很快就会带来大笔收入，然后他们就能辞掉这个管理大楼的活儿再去购买一套宽敞的公寓。他一心一意地筹备自己的公司，根本就没有时间履行他的管理职责。他反复向娜斯佳许诺，要不了多久他的公司就会步入正轨，但眼下，做完清洁工作回到家的娜斯佳，还得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
铲雪并不是工作的全部，她还得在门前撒满融雪盐。那些看起来和糖没什么分别的粉红色盐粒十分重，她的小桶每次也装不了太多，所以她只能迈着冻僵了的双腿一次次到院子深处的大桶前取盐，直到用一把小铲子把整段路都撒满。干完这些，她就跑回小鸡房子，花半小时冲个热水澡让自己暖和起来，然后飞快地擦干身子穿好衣服，灌下三杯黑咖啡，重新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匆匆奔赴这一天的清洁工作。
娜斯佳一直相信，不会有哪个地方的生活条件比乌克兰更糟糕的了，但现在，在德国首都的市中心，她找到了，过去的她一直都错了。不过这个通了电、通了水，也配备了集中供暖的新居所，与她曾经和罗曼住过的老货车相比，仍旧可以算得上豪华。她见识过生活更恐怖更苛刻的一面，远非这个只是让人直不起腰的小鸡房子能比。
阿希姆现在拥有三台昂贵的电脑和好几台打印机。他声称自己未来的业务需要用到这些设备。他对新技术和奢侈品充满热情。他用娜斯佳给他的钱订购过价格不菲的数码相机、功能复杂的放映机，为他那辆几乎不怎么上路的奔驰车配真斑马皮座椅套，给自己买带有镀金表盘的劳力士。所有这些都是从那笔据说很快就会赚到的巨款里预支的，他不厌其烦地说服娜斯佳，他们马上就会有花不完的钱。娜斯佳不知道自己外出工作时他究竟在家里忙些什么，她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隔着一团烟雾坐在自己的技术设备前，像一个炼金术士造出的矮人，又像一只待在自己洞穴里的有攻击性的长毛动物，不知疲倦地努力孵化着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罐头水果和冰淇淋是他唯一的粮食。他几乎不再离开公寓，因为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只有不快和敌意。他只是每天去探望他的奔驰车，确保它仍然完好无损地待在原地。
这间屋子的缺陷不止这一点。它建在办公大楼后面一个一丝阳光都照不进的庭院里，每扇窗户都很小，所以就像嵌在山脚下一般，必须整日里都开着电灯。院子里两台老掉牙的风扇全天候地嗡嗡作响，源源不断地把酒店厨房的油烟吹进逼仄的庭院，餐厅锅碗瓢盆里美味佳肴的气味一直陪伴娜斯佳进入梦乡。酒店和电影酒吧的垃圾箱就放在小屋子的窗子下面，不断发出叮叮咣咣的声音，电影放映的间歇还有观众跑到院子里抽烟。
娜斯佳几次三番想一走了之，想直接逃回基辅，但每次她都得提醒自己认清那个事实：那里已不再有她的容身之地。再说和一个德国人结婚满六年才有可能拿到永久居留许可，而她还没坚持到一半。她还得熬上三年才能考虑离婚。到那时她才是一个自由的人，在那之前都不是。
有一天，娜斯佳在街上遇到了曾经的大学同学及同事安德烈。她没想到他也在德国。在基辅的那段日子里，婚姻之外的情感冒险对于娜斯佳来说已经成了常态，而安德烈就是她的外遇对象之一。安德烈，一个高大挺拔、长相英俊的男人，机智，幽默，举手投足也十分潇洒。娜斯佳一直以为他早就移民去了以色列，现在，他竟然出现在了柏林的大街上。就在她眼前。这样的偶遇同样也让安德烈十分意外。他们已经快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但还是立刻认出了对方。安德烈在乌克兰就患上了青光眼，如今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这个并不明显的瑕疵是他那张五官匀称、棱角分明的脸上唯一的缺陷。
他们是在一家咖啡馆门口不期而遇的，自然就走了进去。娜斯佳在柏林只下过两三次馆子，往咖啡馆里走的时候还带着轻微的局促，她不知道在一个德国咖啡馆里怎样表现才算得体。
这段时间里，娜斯佳的日子也变得更加艰难。阿希姆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不过他没有重新做回报酬颇丰的起重机操作员，而是在选帝侯大街附近给人看管楼房。雇主是一对好说话的老姐妹，她们并不反对与职位申请人的乌克兰妻子而不是他本人签订雇佣合同。阿希姆给娜斯佳的说法是，这不过是走个形式，因为如果他在合同上签了字，他就会失去失业救济金，换成她来签，他们就能保住三个收入来源：他的失业救济金、大楼管理员的工资以及她做清洁工的收入。就这样，娜斯佳在德国拥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她名义上领着一份工资，钱却被转入了阿希姆的银行账户，她还得负责缴纳税款以及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的保费。
他们在一个安静角落里找了张桌子落座。娜斯佳还记得，在乌克兰的时候安德烈就不怎么喜欢吃蛋糕。他点了一杯啤酒，她要了一杯浓咖啡和一小块贵得吓人的覆盆子蛋糕。今天就算是庆祝她的乌克兰之日了，庆祝这个与老朋友、与覆盆子重逢的日子。她想起了度假屋前的小花园，那儿到了夏季就会结满覆盆子，她总是用手把这些红色的小果子从枝条上抹下来，一把一把地塞进嘴里。
他的尸体是在秋天被发现的，那时距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茂密的树林在那时变得稀疏了。他并没有坠落山崖，而是在失去知觉之后，驾着他那辆红色的日古丽神不知鬼不觉地滑进了山坡一侧的小树林里。也许是在德国那几年的繁重工作在他身上埋下了病根，也许他在格鲁吉亚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也许他的心脏承受不了那样的喜悦和兴奋，也许就在他思念着塔里科、畅想着他在乌克兰的新生活的时候，他的生命时钟因为某种不为人知晓的原因走完了最后的刻度。人们在汽车驾驶座上发现了一具干枯得如同木乃伊的尸体，他的头搁在方向盘上，手腕上挂着一只金属表带的手表。事故现场没有任何暴力痕迹，他的死因永远成了一个谜。
过去在基辅，她常常和安德烈一起开车去度假屋，共度几个小时的二人世界，现在他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上，彼此都显得有几分尴尬，毕竟二十年过去了。安德烈仿佛不会变老，看上去还和当年一样，只是一头乌发染上了银霜，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少年人。两个乌克兰人在国外狭路相逢，场面总会显得有些古怪。他们穿行在西边的人群里，似乎和周围人没什么两样，谁也看不出他们的出身，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从世界上哪个不被注意的贫穷角落来到这儿的，但他们都骗不过对方的眼睛，骗不过那双能看到真相的乌克兰眼睛。他们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装模作样，仿佛同时陷入了一场骗局。
在我的想象中，他兴高采烈地开着车，大声哼唱着歌曲，贴着蛮荒的格鲁吉亚峡谷边缘一路下行。也许他的遭遇就和《恐惧的代价》里的情节类似，电影中，主人公驾驶着一辆满载着易爆的硝化甘油的卡车，穿过危机四伏的山间土路完成了运送任务，把高额的酬劳收入囊中，却在返回途中，因极度亢奋而失去了对卸空了的卡车的控制，最终坠下了山崖。我凭借着想象不断在脑中重现萨沙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无可挽回的那一刻。他被锁在车里，不受控制地冲向深谷，这一刻的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而他再也没有机会把它公之于众了。
他们的关系结束之后，娜斯佳就不再会经常想起安德烈了。对于情人们来说，她不是一个忠诚的爱人，她的心一直只属于罗曼。现在，它不再属于任何人了，它悬在空中，它陷入了沉睡，它成了一颗古怪的无人认领的心。娜斯佳对自己在德国的困窘处境闭口不谈，她羞于在安德烈面前提起这些，她只想听他说说他的事。于是他给她讲了一个曲折又悲伤的故事。
起初，人们猜测他肯定是因为随身携带了从银行取出的钱，而遇到了谋财害命的歹徒，但后来他们在他床边的一个大塑料袋里发现了这笔钱。格鲁吉亚警方搜寻了好几个星期，他们怀疑他的汽车从没有加固的陡峭山路上坠下了山崖，但不管是出动直升机从空中寻找他的踪迹，还是派出潜水员在山间湖泊打捞他的尸体，全都一无所获。
他在乌克兰离了婚，然后带着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年轻俄罗斯女人，以及他第一段婚姻里的女儿加林娜，一起移民到了以色列。他指望以色列的医生能挽救他的视力，因为青光眼已经开始袭击他的第二只眼睛。手术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他和妻子玛莎也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国家，仅仅是那炎热的气候就让玛莎无法忍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待了两年，希望情况会有好转，但最终他们也没能适应那里。他们递交移民德国的申请后没多长时间，就获得了批准。那个时候柏林墙刚刚被推倒，他们在柏林有不少朋友，这座城市也因为那条即将彻底从世界上消失的东西轴线而显得格外诱人。说到这里，安德烈一时语塞。“要是我们一直留在以色列就好了。”他叹了口气。
这三年里萨沙攒下了很多积蓄。他计划回乌克兰，在基辅买一套公寓。只要没有重大的政治灾难卷土重来，他就可以在家乡安享晚年了。回国前一天，他把账户上超过二十万马克的存款全部取了出来，然后开车前往附近的一个村庄与那里的朋友告别。可是就在这段路上，他失踪了。
德国的新生活开始得非常顺利。安德烈的妻子在一家俄罗斯旅行社找到了工作，他自己为在德国发行的俄语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十五岁的加林娜报名了德语课程，她打算参加德国的高中结业考试，然后选择摄影专业。他们对斯潘道区的宽敞公寓非常满意，透过家里的窗户直接就能看到哈弗尔河。他们常常在城市里漫游，看着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一头扎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里。他们并不富裕，但同时他们从未感到如此自由，他们在柏林找到了自己的乐土。只是加林娜的情况渐渐令人担忧起来。之前不管是在乌克兰还是以色列，她给人的印象都是个对人充满信任的开朗少女，总能飞快地交到新的朋友，总是满怀好奇心和求知欲地投入向她敞开怀抱的新世界。但是在柏林，她变得与以往不同了，一开始难以察觉，后来慢慢露出了蛛丝马迹。她常常很晚回家，一言不发就把自己关进房间。安德烈在她身上看到了不安和疏离。
多年来，萨沙过得如同一台没有任何欲望和感情的包裹投递机，终于有一天，他被做梦也想不到的机会砸中了——一家德国公司聘用他前往格鲁吉亚负责一个大型建筑工地，每个月发给他的钱比他之前投递一年的包裹挣来的还要多得多。他几乎成了“一夜暴富”故事的主角。接下来的三年，他一直在格鲁吉亚的一个偏远山区工作，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靠着一台电视机与外界保持着微弱的联系。他的一日三餐一概由女房东负责，房东女儿叫塔里科，常在院子里一边唱歌一边晾晒衣服。女孩的歌声飘进开着的窗户，唤醒了他内心被遗忘的渴望。但他除了不声不响地与她交换几个眼神，不敢有任何其他举动，因为他听说不久前镇上有一个陌生人因为接近了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姑娘而被人杀害了。
本来她一直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跟爸爸特别亲的孩子，与安德烈心意相通，不论什么心事都愿意向他倾诉。而现在她只会粗暴地打断安德烈的所有提问。几乎一夜之间，她就失去了原先的稚气和温顺，仿佛变了一个人。安德烈绞尽脑汁猜测她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哪个德国男孩伤透了她的心？是这样的拒绝让向来都沐浴在家人的爱意和接纳中的她尝到了被逐出天堂的滋味吗？起初她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外表，这样的表现似乎可以证实安德烈的猜想，要知道这在过去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她经常长时间不洗头，套着的衣服又皱又脏，体重明显下降，脸色也越来越苍白。安德烈千方百计劝她去看医生，但都遭到了拒绝。她变得更加封闭自我了，总是躲着安德烈和她的继母，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有的时候，她确实好像又做回了原来的自己。她重新变得活跃起来，和大家在一个餐桌上吃饭，和父亲下棋，定期参加德语课程并且又开始鼓捣她的照相机。安德烈很欣慰，他以为自己的女儿回来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短暂的好转已经无法蒙骗他了。他已经可以确定，有一个恶魔会周期性地侵扰他们，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猜不出这个恶魔的名字。有时他甚至希望，毁掉他女儿的就是乌克兰人的通病——酗酒，这样的话事情似乎还有转机，但他不得不一再清醒地意识到，她身上从来都没有酒气，而且她的行为举止也与酗酒者完全不同。
马克西姆的弟弟萨沙对卡巴拉不感兴趣，犹太身份是他来德国生活的凭借，这就是血统对于他的全部意义。他离过两次婚，住在动物园站后面一栋不知名的高层建筑里，他的单间公寓就和集装箱差不多大小。这是一个沉默寡言又有些固执的男人，他坚决不接受德国政府的资助，靠为一家快递公司投递包裹自力更生。从清晨到深夜，他开着自己的送货车穿梭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无数次提着包裹在楼梯上飞奔，一刻也不停歇——一来是因为他的车只能停在泊车位外侧，必须在短时间内离开，更重要的当然还因为这是一份计件工作，投递包裹的多少决定了他收入的高低。要是找不到人签收，他就得往一个地址白跑好几趟。深夜回到自己的集装箱公寓，他总会喝上一碗上个周日就提前熬好的汤，然后倒头就睡，第二天一早又夺门而出。他有一个儿子，跟着他那领社会救济金的前妻生活。所以他不仅要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还得留出一部分作为儿子的抚养费。
安德烈在德国的生活原本如此美满，现在却变成了一场噩梦。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却完全找不到症结，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的女儿需要医生的帮助，但她执意不肯去，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他该把她绑去诊所吗？为什么她会突然如此彻底、如此无情地对他封闭了自己的内心？安德烈自责不已。他觉得，如果当初留在乌克兰，待在那个国家接受自己的命运，不去试图扭转事情的走向，放弃追寻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是他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了根基，或许那个已经不存在了的苏联并没有在当时的宣传里危言耸听，他本该警惕西方国家的污染和败坏。
马克西姆每天都去一个俄语的卡巴拉学校上课，与那里的移民一起探索神圣的奥秘。对于这份学业他非常认真，从不缺课，他已经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他遵守安息日的律法，一有空就去犹太教会堂祷告，移民德国后的他在犹太信仰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父亲的职责，十岁的女儿就是他的一切。他每天乘地铁送她上学，接她放学回家，给她做饭，为她读俄语书。负责挣钱的是他的妻子塔玛拉，那位钢琴老师，她是一位勇敢果断的意第绪母亲，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着他们。而且她是家里唯一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人，是全家人的语言顾问，不管是谁在语言上遇到了任何困难，都得向她求助。
另外，他有一种与几乎所有讲俄语的移民一样的病症：他的机体排斥德语。如果他们还在乌克兰，他一开始就会去加林娜的学校打听她的表现，会去拜访她的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但在这里，他能做什么呢？他的女儿生活在一个他不认识的世界里，他与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结，他无法用俄语与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人交谈。他也下不了决心在加林娜离开家的时候偷偷跟踪她、监视她。这不是他的风格，他觉得这样做自己就会彻底失去她的信任，如果她对他还有一丝信任的话。
塔尼娅的儿子马克西姆到了德国就开始反思自己的犹太血统。他和他的弟弟萨沙过去都是工程师，就和他们的小姨娜斯佳一样，但到了德国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了。这也难怪，因为他们对待德语的态度与他们的母亲一模一样：充耳不闻。实际上他们仍然生活在乌克兰，就和大多数苏联及后苏联公民一样，尽管他们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但他们的灵魂都留在了被他们憎恨的故乡。
后来的某天，他终于鼓起了勇气，手里拿着一本词典，来到了加林娜学习德语的学校。他不需要借助多少语言知识就从那里的老师口中得知，他的女儿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上课了，远不止几个月。她几乎已经被人遗忘。
后来塔尼娅告诉我，战争结束后，这里建起了大型工厂，人们拓宽了峡谷，用来收集工业废水。就这样过了九年，这个洼地一直被恶臭的废渣填满，直到1961年3月13日早上，也就是基辅历史上的“黑色星期一”，年久失修的大坝垮塌了，汹涌的泥石流涌向城市，冲进了过去遍地木屋、现在林立着现代板式装配楼的库雷尼夫卡老住宅区。洪水威力无穷，所到之处，房舍、汽车、电车甚至整个体育场，顷刻间全被吞没。而这个时候娜斯佳还在大约十二公里外的学生宿舍里睡觉。她的姐姐塔尼娅前不久才随着家人搬进了库雷尼夫卡的新家，当时正在去食品店买新鲜面包和酸奶的路上。在最后一刻，奔涌而来的泥浆已经到了她的脚边，她才爬上了一栋未完工的大楼，两股战战地从三楼俯视着下面地狱般的景象。在那一天之前，她从未听说过二十年前发生在巴比亚尔峡谷的惨案。她不知道，在咆哮着滚滚而来的黑褐色污水中漂浮着大量遗骸，被枪杀、继而被焚烧、被捣碎的遗骸。过去二十年，它们一直默默地躺在峡谷底部，浸没在臭气熏天的有毒污水之下，不被任何人记得，如今，它们又似乎成为导致大坝决堤的罪魁祸首。它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裹挟着工业废水和灰烬，翻腾起海啸一般吞噬一切的巨浪，从库雷尼夫卡席卷而过，向世人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对于在洪水中丧命的人数，并没有确切的统计，只有一个一百四十五到三千的概数。负责维护废水处理设备的工程师为此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不久之后，安德烈就接到了警方的来电。一个男声在确认了加林娜·某某是他的女儿之后，便通知他去某某街的警察分局领她回家。赶到那里的他看到自己的女儿毫无生气地瘫坐在椅子上，对自己的父亲视而不见。她脸色惨白，双眼凹陷，里面的光仿佛完全熄灭了。现在，他终于知道了敌人的真面目：他的女儿在科特布斯大街因购买海洛因被捕。
至于巴比亚尔也就是娘子谷大屠杀，要不是纳粹的滔天罪行意想不到地引发了一场时隔二十年的“余震”，塔尼娅仍然对此一无所知。娘子谷是基辅外围一条深达五十一米的浪漫峡谷的名字。1941年，德国占领者以疏散为借口，把城里能找到的所有犹太人，连同吉卜赛人和战俘，全都赶到了这个山谷，两天不间断地用机关枪射杀了三万六千人。没过多久，为了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他们驱使集中营里的囚犯把已经填埋了的尸体又挖了出来，架在浸了汽油的铁路枕木堆上点火焚烧。三百多个囚犯一遍遍地捣碎烧焦的骨头和其他残留物，然后掺着灰烬一起混进沙子。在完成这些任务后，他们也被枪决灭口。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十万到十五万人陆续在这个峡谷里被纳粹杀害，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从那天到加林娜最终死去，中间隔了将近半年。她的毒瘾并不是从使用入门毒品逐渐发展起来的，她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落入了海洛因的魔爪。她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继而开始偷窃，开始出卖自己的身体。她以前从来没和男孩交往过，她的第一次性行为发生在公共厕所里，对此她的记忆几乎是空白。她犹豫了很长时间才走出了卖淫这一步，这个时候她的戒断症状已经非常剧烈了，以至于她几乎感觉不到陌生人对自己做了什么。自那之后，做男人的生意就成了家常便饭。她非常漂亮，她那年轻的身体总能吸引到愿意花钱的人。很快，她就落到了每天都需要最大剂量的地步，她生活的全部就是不断地弄钱好度过下一次的戒断反应。
塔尼娅最终能够勉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要归功于家里的一位朋友，一个五十多岁的犹太数学教授，他爱上了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并且娶了她。她不喜欢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她讨厌他发黄的牙齿和无药可救的叨唠，但她无法拒绝他。她与他结婚二十多年，生了两个孩子，最后，在丈夫突然心脏病过世大约十年后，她回到了一切不幸的肇始——德国。这里生活着她的儿子们，而她在乌克兰能领到的遗孀抚恤金也只够买些面包和面条。德国的三年强制劳动把她的整个人生毁掉了，但我从未听她谈论起那段经历，有时我甚至觉得，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回到了那个在小时候曾把她掳走的国家。
安德烈倾其所有想要找回来的那个加林娜已经不存在了。她在诊所接受了戒毒治疗后，立刻就复吸了。她已经被彻底摧毁，沦落为海洛因的奴隶，或者说完全被得不到海洛因而产生的症状所支配。安德烈再也救不回他的女儿。他试图带她回基辅找她的亲生母亲，好让她远离柏林的毒品圈，但再次遭到了她的拒绝。她住进了另一个瘾君子的公寓，通过为他赚取毒资来支付房租。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德国。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很少有人能在年轻时逃过“二战”期间被送往德国的命运。那个时候娜斯佳还是个小孩子，但十六岁的塔尼娅就和无数乌克兰青少年一样，被送往希特勒帝国参与强制劳动，我的父母也在其中。她先是在图林根州的一个农场里劳作，不得不和猪在一个食槽里抢食。之后，她又被送去当时德国领土上三万五千个强迫劳动营中的一个，为军工厂做手榴弹，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三年后她被送回了家乡，严重营养不良，身体被彻底摧垮，成为战后不再被需要的数百万奴隶劳工中的一个，还被身边的苏联人视为敌人的走狗和德国人的妓女。不少从德国回来的人直接被枪毙或者被送去了古拉格，而塔尼娅虽然躲过了这些惩罚，但和大多数强制劳工一样，她成了不再被社会接纳的人。她不能去读大学，也没有机会工作，无论她如何努力，都不会有人愿意雇用她。她就像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只会连累与她有干系的人。她别无选择，只能借住在父母那里，依赖他们生活，尽管他们同样一无所有，和战后的大多数人一样忍饥挨饿。
安德烈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黑夜里的街头。她从来没有给过他自己的地址，只同意在大街上这样的中立地带与他见面。安德烈等在一小块绿地前的约定地点，不敢相信眼前朝他走来的幽灵就是他的加林娜。才十七岁的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太婆。曾经令人艳羡的丰盈黑发，如今暗淡油腻地一绺绺垂在肩上，手臂细得像火柴棍，浑身疮疤，声音也变得嘶哑而陌生。安德烈恳求她跟自己回家，他保证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永远陪在她身边，会和她一起渡过所有的难关，他甚至向她许诺，如果实在别无选择，他会替她去买海洛因，只要她答应跟他回家，但加林娜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大约十天后，她因使用受污染的注射器感染了败血症，最后死在了医院。
和姐姐塔尼娅在一起的时候，娜斯佳经常感到百无聊赖，她们能做的就是一起看电视或者玩纸牌。从外表上看，两姐妹截然相反：塔尼娅沉稳、冷淡，很难有什么事情能打破她的平静，而娜斯佳冲动、热络，常常为这为那而情绪激动。尽管塔尼娅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但这个国家对她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她就像是在一艘潜艇里过日子，偶尔才会短暂地浮出水面，连潜望镜都还没来得及伸上来，就又消失在了海底。她走出家门，不是为了探望住在城市另一头的儿子，就是去阿尔迪超市买一些她大约在乌克兰也买过的食品。她家门口那条街的另一边就是东柏林，但她从来视而不见，对她来说，即便柏林墙已经倒塌，那儿仍旧是苏联的延伸。可她不知道的是，现在的米特区到处矗立着施工机械，新造的楼比哪个地方都多，往日的东边氛围几乎不复存在。与好奇的娜斯佳相反，她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家里，玩俄语填字游戏，在电视机前消磨时间，或是翻看几本她已经读过无数遍的俄语书。她小小的藏书和镶了框的家庭老照片一起，摆在一个架子上。她似乎根本接收不到德语，或者说德语在她听来就是来自外太空的渺远呢喃。
安德烈说自己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一个睁眼瞎，对早已充斥在自己周围的诸种迹象熟视无睹。他曾经在女儿的房间里看见过一次性注射器，也早就注意到她只穿长袖衣服来遮盖被针扎得惨不忍睹的手臂，甚至当他发现她从自己钱包里偷钱的时候，仍旧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他之所以对毒品如此无知，是因为他来自一个缺乏相关教育的国家，一切与理想社会图景格格不入的东西在那里都被扫到了桌子底下。毒瘾在乌克兰从来都不在公众的讨论范围之内，实际上他甚至都不确定，世界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现在，她在晚上下班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越来越频繁地往威丁区的姐姐家跑。阿希姆既不问她为什么晚归，也不打听她周日出门是要去哪里。这倒是给了她意想不到的自由，她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来去。阿希姆根本就没指望顿顿吃她做的饭整天享受她的服务，这对娜斯佳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乌克兰，她那代妇女就是丈夫的女仆，她们的丈夫被年迈的母亲无缝转交到年轻的妻子手里，永远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同时代的乌克兰男人相比，连衬衫都会熨烫的阿希姆简直是白象一样的珍稀动物了。而且，他和乌克兰男人明显不同：他不酗酒。娜斯佳当年能遇到罗曼已是十分幸运了，他只是偶尔会喝过头，而她认识的大多数乌克兰女人都吃足了酒鬼男人的苦头。酗酒的男人就是乌克兰女人的灾难。在与阿希姆的婚姻里她好歹躲过了这一劫，他只是想要她的钱而已，仅凭这点她基本上就该心怀感激了。用这些钱，她不仅买到了留下来的权利，还免除了自己作为妻子的所有义务。
加林娜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能做的只是盯着家里的墙壁发呆。但半年后的某一天，他买回来一本德俄大词典，并且报名参加了针对外国人开设的在线德语课程。一年之内，他不仅自学了德语，还读遍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有关毒品的文献。他开始参加讲座和研讨会，与专业人士取得联系，最终自己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之后他在一家戒毒咨询中心工作了几年，领着微薄的薪水，担任全德俄语客户的联络人。虽然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仍旧无法理解，但他在这份工作中得到了救赎，他向沾染毒瘾的青少年的父母们提供指导，以免自己过去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他对后苏联世界里毒品问题的现状也有了深入的了解，那儿的人们仍旧对此讳莫如深，吸毒成瘾者不被视为病人而被当成社会渣滓、当成罪犯，父母们只能竭力隐瞒孩子的情况，背负着耻辱默默独自承受一切。对于国家的干预，他们从根里就极度恐惧。
阿希姆令人不安的敏感易怒源于极度脆弱的自尊心，娜斯佳不明白这一点，她无法想象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一个德国男人身上。但就在那一天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她发觉自己已经落入了他的掌控，她在德国的居留权和她与阿希姆的婚姻紧紧绑在一起，一旦他提出离婚，它就会立刻失效。想到这里，跟着亲戚一起逃离这间公寓的冲动，就烟消云散了。她成了他的囚犯，而且——现在她也隐约明白过来——为了留下来，她还得源源不断地给他打钱，就像她以前向彼得打钱一样。也许她用自己挣来的钱偿还的这笔债务根本就不存在，也许他根本就没在找工作，也许他从一开始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她依赖他，然后利用她。
打消父母的疑虑也属于安德烈的工作范畴。在这些移民德国的求助者中，绝大多数是忐忑不安、惊慌失措的母亲。他必须首先消除她们的不信任，必须让她们相信，德国的咨询机构保证履行保密义务，不会泄露任何数据，不论是警察、雇主，还是学校或是其他单位，都不会得到信息，他们的孩子不会有坐牢的危险，家人们也不会遭受到任何报复和制裁。他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让一个斯拉夫母亲摆脱传统的行为模式。她们的过度关怀、自我牺牲和无限忍让，她们眼见亲骨肉受罪时的那种极度强烈的感同身受，与无节制的抱怨和责备，只会让她们与毒瘾的斗争变得更加艰难。他必须教会这些母亲，面对被毒瘾缠身的孩子，除了对他们严厉无情别无他选，而这绝非易事。
娜斯佳不用去工作的周末，她的姐姐塔尼娅常常会来看望她，有时也会带上她的儿子和那个当钢琴教师的儿媳妇塔玛拉。终于能够再次与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人们齐聚一堂，用俄语交谈，暂时摆脱令人羞耻的语言困境了，每天被迫在外语的海洋里游泳的娜斯佳简直喜出望外，以至于完全忽视了一旁的阿希姆，忘记礼貌邀他加入他们热络的聊天。每当那个时候，他就会阴沉沉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似乎成了自己公寓里的一个陌生人，一个被边缘化的人，一个被忽视的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于是，在某个周末，当这些乌克兰亲戚再次在娜斯佳家里团聚的时候，阿希姆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满脸通红地大喊大叫。娜斯佳僵住了，她之前多次在他眼里看到的恨意似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她心想，这一刻真的来了，他终于要对她动手了。但阿希姆只是把她做的一碗俄式土豆沙拉砸到了贴着壁纸的墙上，客人们吓得纷纷逃跑告辞。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允许亲戚们来探望娜斯佳了，当然，他们在这次意外事件之后也不会再登门了。阿希姆把他们叫作“乌克兰害虫”，说再也不想在他的公寓里听到俄语“扯淡”。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德语并不流利，就和不久前的安德烈一样。他们需要安德烈，不论是作为翻译员，作为启蒙老师，作为通往医生、戒毒诊所和其他援助机构的桥梁，还是作为日日夜夜的陪伴者，作为无助而绝望的父母们的心理治疗师。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付出远远超过了他的酬劳，与杀害他女儿的那个魔鬼作斗争已经成为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情结。
几个月过去了，在这座被看成欧洲最大建筑工地的城市里，阿希姆仍旧没有找到一个起重机操作员的岗位。他坐在他那台电脑前搜寻各种工作机会，写各种申请，但始终没有人打算雇用他。他的债务似乎也看不到头，他欠的钱非但没有减少，不知为何反而还在增加，娜斯佳感觉自己正在填补一个无底洞。此外阿希姆还病痛不断，有时背疼，有时腿脚不舒服，为了拿病假津贴，他三天两头跑诊所，让医生开病假条。
安德烈和娜斯佳交换了电话号码，之后他俩便会时不时见上一面。娜斯佳不能邀请他去自己家，因为阿希姆肯定会像对待她的亲戚一样把他赶出去，再说“小鸡房子”也不适合接待客人。考虑到他们的过往，安德烈和他妻子的公寓也不是一个理想的会面场所，尽管那些事发生在久远的过去，完全属于另一段已经过去的人生。说来也奇怪，一回忆起她与安德烈的幽会，娜斯佳记得最清楚的竟然是当时的那种羞耻感。让她感到羞耻的并不是赤身裸体，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尽量快速而不引人注意地脱光衣服，永远在黑暗中，永远心照不宣地背对着自己的情人。他们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脱衣服的样子，也不愿让这样的景象映入自己的眼帘。因为当时所有人都穿苏联式内衣，无论男女，那种东西似乎是专为妨碍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做那件事才生产出来的。内衣是性爱的幽灵：娜斯佳在乌克兰度过的大半辈子里，让她感到羞耻的从来都是她衣服底下的内衣，而绝不是她想要取悦的男人的目光。
后来，宣告判决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她甚至不必出席法庭。听证会是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缺席判决的结果是：她有两个选择，在社会机构服务一个月，或者缴纳一千马克罚款。这个选择对她来说并不困难。如果她放弃一个月的清洁工作，她的损失显然会超过一千马克。于是她选择缴纳罚款。仅仅一个半月之后，她就拿到了自己申请的一年期居留许可。问题解决了。她在德国的新生活终于合法了，至少在接下来的这一年。
娜斯佳和安德烈通常约在大街上见面。她让他轻轻地挽着自己的胳膊，领着他走过柏林的大街小巷。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每天坐车去戒毒咨询点工作。他在这条路上走过太多次了，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不过偶尔还是会撞到灯柱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障碍物，有一次他掉进了一个建筑基坑，直接摔断了腿。对上帝的忠诚混杂着斯多葛主义，构成了一种令人钦佩的力量，支撑着他默默承受着这一切，包括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会到来的彻底失明。
娜斯佳每天都在等待判决结果。长这么大她还从来没有和法庭打过任何交道。尽管律师反复向她保证，她不会面临任何严重的惩罚，但这一天天临近的逃不开的审判还是引发了她本能的恐惧，她仿佛麻痹了一般，在这种恐惧面前失去了所有行动能力。她驯服不了自己的想象力，只能由着它时刻在脑子里描绘着最坏的情况。她知道这是德国，不是苏联，但她的恐惧仍旧没有因此而减轻半分。面对国家，娜斯佳从根本上感觉自己问心有愧，这是与生俱来的，从这种原罪里生出的宗教性的恐惧是无法用建立在理性上的论据来对抗的。
他在情感上对娜斯佳有一种很强的依赖，仿佛一直以来都对她保持着忠诚。他们定期在某个地方相会，然后并肩走过一条条街道，一个身材高大、几乎失明的男人和一个身材苗条、衣着朴素、背着背包的女人，各怀心事，却又深深联结，因为他们在另一个已经永远沉沦的世界里有着共同的根。
而这些时候，娜斯佳通常就躺在卧室的床上看书。很早以前她就在国家图书馆注册过，她找到了许多德国文学的俄语译本。在那里她第一次读到了海因里希·海涅、赫尔曼·黑塞、西奥多·冯塔纳、马克斯·弗里施。这些名字阿希姆从来没有听说过，对他来说普希金也只是一个伏特加品牌。他嘲笑娜斯佳只知道看书，甚至还会读诗歌，他把她叫作“乌克兰木头脑袋”。在他眼里，只有脑子不正常、神经不健全的人才会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