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后来给我看了他们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她穿着白色蕾丝上衣和黑色紧身裙，脸上带着笑，泛红的发丝被风吹起，那仿佛已经是未来的摩托车之旅中迎面吹来的风。她一只手捧着红色的康乃馨，另一只手紧紧地贴着裙缝，不愧是昔日的少先队员。她的身旁就站着那个德国男人——她刚刚成为他的妻子，却几乎对他一无所知。这个搂着她肩膀的瘦弱的小个子男人，穿着一件镶嵌着银色铆钉的皮上衣，衣服上的链条令人费解地固定在裤腰带上，使得他的整个身子看起来就像是焊接在了一起，这大概显示了一种很有原创性的摇滚范儿。巨大的太阳镜和一蓬非洲黑人烫式样的鬈发几乎让他的脸消失了。整个人一眼看去只剩头发、皮革和金属，矮小的个子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了。照片的背景是无名烈士墓，基辅的新婚夫妇都会在那里拍照留念，之后新娘会把婚礼花束摆在墓前。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样的男人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名叫阿希姆的五十八岁起重机操作员，转眼就爱上了她。而她也爱上了他那辆红色的哈雷摩托。第二次见面，他就载着她直奔施普雷河森林兜风去了。突然间娜斯佳重返二十岁，仿佛又回到了坐在罗曼身后朝着克里米亚风驰电掣的日子。阿希姆向她许诺，要载她去巴黎、去罗马、去地中海，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突然间，世界又向她敞开了大门。
她和阿希姆在基辅待了整整一个月，一桩涉及外国人的婚姻显然不可能指望在短时间内办完手续，哪怕走的是最常规的渠道再辅以额外的打点。基辅的酒店价格高昂，娜斯佳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带着阿希姆去了自己的旧公寓，与斯拉瓦、罗曼和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柳芭同住，直到办完结婚手续。两个小房间里挤进了五个人，这样的组合即使对于乌克兰人来说也不常见，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位来自西方的客人。当然，阿希姆不会说俄语，也无意与这一屋檐下的其他人建立什么联系，他可能根本不明白罗曼、柳芭和小斯拉瓦到底是什么人。他对东欧的一切有着近乎恐惧的厌恶，那他怎么会突发奇想娶一个乌克兰女人呢？始终让人猜不透。身为柏林本地人的他竟然从来没有踏上过前东柏林区域，如果去某个地方必须穿越东部，他甚至会开车绕上一大段远路，他给出的理由是，那些地方太脏了。而现在，他不得不在基辅一栋破旧的板式装配楼里住上四个星期。堵塞了的垃圾槽让整个楼道臭气熏天，叮当作响的旧电梯里弥漫着尿骚味。薄墙后面的床上躺着整日呻吟的柳芭。娜斯佳为她煮胡萝卜泥，用西伯利亚草药泡茶为她缓解疼痛。罗曼经常在外奔波一整天寻找柳芭急需的血浆，但只有运气好的时候才能在市里的某家医院高价购得。
娜斯佳考虑了几天，就来找我了，我们一起拟定了一条征婚启事。显然，“乌克兰女人”这个词就已经明白无误地透露，征婚事关德国居留权，其余都只是些装饰性的文字而已。我有些忐忑地把广告刊登在了《二手报》上，就是那个让我和娜斯佳相遇的报纸。以她现在的身份是不可能在德国登记结婚的，她必须回到基辅获取必要的结婚证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愿意在短时间里拿上自己的结婚文件和娜斯佳前往基辅，到她居住地的民政局与她登记结婚的男人，这样她就可以作为他的妻子返回德国。
娜斯佳终于又可以把自己的外孙抱在怀里了。他长高了，也变得不苟言笑了，身上再也找不见一丝孩子气。他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弃他而去，先是父亲，接着是母亲，然后是外祖母，现在他又看着那个代替母亲抚养他的女人一天天走向死亡。他知道他的外祖母很快就会再次离开，跟着那个凶巴巴、不说话、套着一层黑皮、整日坐在阳台上抽烟的男人一起。他爱她们两个，娜斯佳外婆和柳芭妈妈，他知道她们也爱他，可尽管如此她们仍然不能和他在一起。对于同样无法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亲生母亲，他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而对于自己的父亲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印象。
当我向娜斯佳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她笑了。哪个德国男人会想要娶一个像她这样的人呢，一个一无所有，甚至无法用他的母语交谈的乌克兰中年家政女工？她说得当然不无道理。对于一个打算在东欧婚姻市场上碰运气的德国男人来说，她不可能是他的“梦中情人”。这样的男人对自己手里的资本再清楚不过了，他能提供她们梦寐以求的德国身份，作为回报，他自然想要一个尽可能年轻漂亮的女人。不过娜斯佳在外貌上仍然相当有吸引力，尽管她不再年轻，但她的身材仍然堪称完美，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她只有四十岁或者更年轻。但我可以预见，在她和那些追逐东欧年轻女性的德国男人之间，多半会隔着受教育程度上的鸿沟，后者大概率是头脑空空的人，这让我感觉有些别扭。还有一点我也很清楚，娜斯佳是不可能在一个德国人的客厅里感到自在的，她生来就不适合这种地方。但除了结婚这条路，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获得居留许可。
手续完成后，阿希姆立刻返回了柏林，娜斯佳则再次前往德国驻基辅大使馆申请签证。她现在是德国人的妻子了，她觉得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但这一次，她高估了德国政府的慷慨。她发现自己被禁止入境三个月，看来这桩婚姻并不能保证她获得德国的居留许可。据说她一旦再次进入德国法域，就会因身份造假而遭到起诉。在判决结果下达之后，她才可以申请有效期更长的居留许可，第一次只能延一年，之后是两年，前提是他们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并且娜斯佳一直遵纪守法。
但回国这个选项基本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她的公寓里正住着罗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柳芭，他们一直在全心全意地照顾那个孩子。如果娜斯佳回去，就只能和这个新建立的小家庭生活在一起，成为自己公寓里的一个借住者，成为依赖罗曼生活的寄生虫。乌克兰的总体局势也没有改善。基辅街头的乞丐和无家可归的儿童与日俱增，大部分人挣扎在生活的贫困线上，越来越多肥沃的乌克兰黑土地被外国投资者收购，因为乌克兰人不具备在那些闲置的田野上耕种的条件。基辅的购买力是所有欧洲城市中最低的，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城市。
娜斯佳又给我打来了电话，第二次跟我道别。这段婚姻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用处，她绝不想回德国接受审判，更不想陷入牢狱之灾。要怎么在基辅生活，她还完全没有头绪，但至少她可以继续陪伴在斯拉瓦身边，可以为他们操持家务，帮忙照顾柳芭，为罗曼减轻负担。她感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又为给我添了那么多麻烦表示歉意，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去基辅看望她。她说，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难事，她一定会倾力相助。她甚至向我保证，到时候我可以去投奔她，虽然她那儿也不宽敞，但永远会为我留着位置。
我苦思冥想，反复咀嚼女律师所说的“争取到时间来考虑一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猜得没错，她是在暗示，我们总能找到避免被驱逐出境的方法。而我能想到的，只有最缺乏新意的一种：娜斯佳需要和一个德国男人结婚。不过我还没有详细问过她，她有什么打算，是否仍想在延长期结束后继续留在这里。也许她只是想利用额外的时间尽可能再多赚些钱，然后返回乌克兰。也许驱逐出境只是朝着她已经决定了的方向推了她一把呢？
我又给那位专攻外国人法的女律师打了电话。这次她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娜斯佳都不可能坐牢。她只需等过三个月的限制期，就可以申请签证然后安心返回德国。她顶多面临并不高昂的罚款，而且还可以分期支付。只要她入境，就一定可以作为德国人的妻子获得居留许可，哪怕最初只有一年，六年之后她还是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许可。
后来，她从过去的担保人阿尔乔姆那里得知，她在柏林有十五个兄弟姐妹。彼得是卡茨夫妇的亲戚，他搞到了两位老人的个人文件，前前后后总共给他们送来了十六个孩子，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儿子女儿们，全都拿着假护照，护照上都姓卡茨，眼下还住在柏林，或者曾住柏林。这对没有孩子的老夫妇据说对此毫不知情，事情败露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在这么大年纪突然儿女成群。但阿尔乔姆怀疑，这两位老人其实也参与了彼得的买卖，而且也从众多儿女每月上交的社会救济金里分到了一部分。头脑灵活的二手车经销商阿尔乔姆笑嘻嘻地这么对娜斯佳讲了一番。能把这个巧妙的诡计分享给别人，显然让他十分享受。至于现在正蹲监狱的彼得和他的同伙到底是怎么在德国诸多政府部门面前如此大规模弄虚作假的，他也没能说清，这仍然是一个秘密。
女律师说得没错。几个月后，娜斯佳就以阿希姆妻子的身份搬到了柏林。不过她的新生活看起来也不是一帆风顺。就在她滞留基辅等待签证的时候，阿希姆失去了起重机操作员的工作，也就承担不起夏洛滕堡三居室公寓的高昂租金了，至少他是这么告诉她的。他把她从泰格尔机场直接带到了新克尔恩区的布里茨，他在那里一个未完工的新建住宅区里租了一套小两居室。他摆在夏洛滕堡家里的时髦家具也不翼而飞。对此娜斯佳倒没有感到多么惋惜，只是觉得出乎意料罢了，但柏林郊区的荒凉却着实令她难以接受。在这个靠近勃兰登堡田野和森林的地方，扑面而来的忧郁似曾相识，她一下子就被拽回了童年的那片乡野哀愁之中。她真想一走了之，立刻回到威丁区姐姐家的沙发上去。
第二天，娜斯佳就坐车去了位于克罗伊茨贝格的律师办公室。在那里她花了五十马克服务费，得到了一份盖了章的申诉状副本。在收到官方答复之前，这张纸就形同一份居留许可。娜斯佳感到难以置信。她的这番举措，如果发生在她的家乡，尤其苏联时代，她会被送到一个异常寒冷的遥远地方，每天在伐木场做苦役，时刻挣扎在生死的交界线上。而这里的德国警察轻易就放走了她，这里的律师仿佛简单地打了个响指，就暂时撤销了一个官方决定。娜斯佳感觉自己手里仿佛又握着一份类似“假定证明”的东西，一份不完全真实的文件，尽管她犯了法，这份文件却能奇迹般地让她在德国多停留几个月。
失去工作并不是阿希姆在她缺席期间遭遇的唯一不幸。他告诉她，几年前他在西班牙度假的时候差点淹死在海里，是另一个德国游客发现了身处险境的他，在最后一刻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前不久，这个人曾来向他寻求帮助，说自己刚刚娶了一个年轻女人，打算贷款建造自己的房子，希望阿希姆能在银行为他做担保。阿希姆无法拒绝救命恩人的请求，便签了担保合同。但当他从基辅办完婚礼返回德国，却惊闻他的这个朋友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遗孀也无力支付每个月的贷款，这个责任就落到了他这个担保人头上。他对娜斯佳说，扣除掉房租和他现在每月必须向银行转账的贷款后，他的失业救济金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她得暂时助他一臂之力，用不了多久，他就会重新找到一份起重机操作员的工作，赚很多钱，到时候她就可以待在家里，不用再去做家政女工了，他们也能搬回城里，住进漂亮的大公寓；他还会兑现承诺，带着她到处旅行……
我给一个熟人打了电话，从她那里得知，她与一位精通外国人法的热心肠女律师相识。我联系了那位女律师，她告诉我，当事人有权对驱逐出境的判决提出申诉并申请暂缓离境，这样他就可以先留在德国，直到自己的申诉得到裁决。由于德国所有部门都在超负荷运转，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虽然可以预见，申诉大多会被驳回，但是当事人仍然可以继续提出申诉，如果再被驳回，他还能穷尽法律程序，一直走到终审，最终就算无法改变驱逐出境的判决，在那之前他也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一些事情。
偿还债务对于娜斯佳来说事关名誉，既然她嫁给了阿希姆，那么维护他的名誉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她不能对自己的丈夫置之不理，夫妻双方必须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好在她之前在柏林的老主顾几乎又都重新找到了她，所有人都为她的回归而感到高兴，她又有了很多工作，收入也和以前一样可观。按照她的观念，债务总应该尽快还清，所以从那时起，她往基辅寄的钱就越来越少了，她把收入的大头留给了失业的丈夫，好让他早日为已故的朋友还清贷款。
娜斯佳把这一切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来得及做出决定，与她告别，永不相见，远离这个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把我卷入的故事。我本不应该去干涉事情的走向，但我母亲的形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像之前的很多次一样。我那不受德国人欢迎、始终面临驱逐威胁的母亲，与娜斯佳的形象重叠在了一起。面对母亲，我无能为力，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孩子，但现在，我至少可以尝试为娜斯佳做点什么。
以前，住在威丁区的娜斯佳在上班路上用不了多少时间，但现在她必须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工作地点。她每天要在路上花费将近三个小时，挤进人满为患的火车站，穿过冷风飕飕的地下通道，换乘各种公共交通工具。晚上下了公交车，她还得在无人的黑暗道路上步行十分钟。那条路一直伸向田野，冬日的刺骨寒风迎面吹来，背着双肩包的娜斯佳只能把手插在棉袄口袋里，帽子拉得很低，围巾几乎把整张脸都包了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她一路连走带跑，紧紧盯着路边大楼里亮着灯的窗户，直到看见灰色防水油布下停着阿希姆的哈雷摩托，她知道，到家了。娜斯佳不在的时候，这辆哈雷摩托也遭遇了不幸：因为发动机受损它已经上不了路，但阿希姆却没有钱修理它。
没猜错的话，彼得已经暴露了。他不是一个人单干，而是属于某个干伪造护照和贩卖人口勾当的团伙，他们帮助娜斯佳这样的人获得居留许可，并将东欧妇女偷运到德国卖淫。眼下团伙成员全部落网，而娜斯佳并没有被指控为罪犯。她被认定为受害者，只是需要承担在德非法居留的责任。她惊讶地发现他们并没有逮捕她，而是放她回了家，但她必须在三天内离开德国，否则将被强制驱逐出境。现在，她收拾好了行李，买好了去基辅的车票。
除了摩托车，他还有一辆同样火红色的老式奔驰。在他的世界里，这辆车简直就是宇宙的中心。他用各种各样的幸运符打扮散热器格栅，马蹄铁、四叶草、金属瓢虫、幸运芬尼，还有一个万字符。他每天至少到大街上检查一次他的车，试试发动机还能不能启动，挡风玻璃上的雨刷还能不能挥舞，指示灯还可不可以闪烁。他绕着汽车走来走去，仔细搜罗油漆上是否有划痕，看有没有居心叵测的路人对它搞过破坏，这可比划伤他自己的皮肤还要令人心痛。他对这辆车做了能做的一切，只有一件事除外：驾驶它。
之后的某天清晨，她姐姐家的门铃响了。这一次不再是幻觉，不再是由恐惧催生的幻象，真的有人按响了门铃。她在乌克兰担心了几乎半辈子的事，如今在柏林成为现实，经典的一幕出现了：门铃在晨光中响了起来，门外站着警察。只不过警察身上穿的不是乌克兰制服，而是德国制服。很快，整个公寓被翻了个底朝天，每个壁橱的门都被拉开，每个抽屉都被倒空，她的背包也被里里外外地查了一遍。娜斯佳的护照和居留证都被没收了，她本人也必须立刻穿好衣服，跟着他们去警察分局走一趟。
唯一的例外是每周开着它去五公里外的超市购物，阿希姆会要求娜斯佳一同前往。她一生中很少坐轿车，奔驰她更是一次也没坐过，现在整个星期里的其他六天她都在为这项无法推卸的任务忧心忡忡。阿希姆经常与其他司机斗气，他把他们全都看作自己的敌人。他总是不停地按喇叭，大声叫骂，试图把其他汽车挤出车道，他不时地猛烈加速，又突然刹车，要不是安全带，娜斯佳早就被甩出挡风玻璃了。在他眼里，所有人的脑子都不好使，人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白痴，教他们如何行事是自己的责任。交通事故固然令人担心，阿希姆满腔不可理喻的仇恨更让她害怕。
有一次她甚至不由自主地从威丁区走到了米特区，找到了她所谓犹太父母的地址。在一排门铃里她真的发现了卡茨这个姓。彼得编造的故事看来是有事实基础的，确实有巴鲁克·卡茨和罗莎·卡茨这两个人。他们不会想到，一个护照上印着他们姓氏的女人此刻正站在自家楼下。从门牌排列的顺序来看，卡茨夫妇住在二楼左边的房间。那是一栋半塌的房子，剥落的灰泥下露出了被腐蚀了的发黑的里子，二楼左边的三扇窗户完全被灰尘蒙住了，看不见里面的情形，只有一株无精打采的植物把最后一片暗淡的叶子压在了无光的玻璃上。娜斯佳绕到了街道的另一边，正当她抬着头仔细研究窗户后面到底有没有住着一对卡茨夫妇时，前门突然打开了，一个提着购物袋的老妇人走了出来。娜斯佳觉得这个穿着花裙子、描着粗眉毛、趿拉着旧鞋踩在柏油路面上的老妇人很像乌克兰人。她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那就是她吗？那个被她盗用了姓氏的女人？她似乎就要转过头来，看向她，认出她……娜斯佳像被钉住一般站在原地动弹不得，然后猛然回过神来，落荒而逃。
有一次，她无意中在阿希姆汽车的手套箱里发现了成堆的色情杂志。她立刻合上了盖子，惊恐得仿佛一不小心闯入了丈夫的秘密世界，不自觉地让他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但他对此事的反应十分平淡，似乎毫不在意。反而是她，立即为自己的这种惊恐，进而为自己那落后的故乡感到羞愧——因为在乌克兰，藏着这样的小册子仍然是件见不得人的事，而对一个德国男人来说，这显然再正常不过了。
与同乡的简短交谈又加剧了几乎已经成为她生活基调的思乡之情。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斯拉瓦了，那个瘦弱、苍白、缺了两颗门牙的男孩，那个长大后想做魔术师的男孩，他总是勇敢地反复强调自己不饿，总想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外婆。她还想念她的女朋友们，想念总是戴各种滑稽帽子的施利亚普卡，想念有着古铜色鬈发和莫名其妙的口吃的索内奇卡，想念细声细气有些老派的伦卡，她看起来像十九个世纪的家庭教师，但突然之间就会说出些让大家捧腹大笑的话。另外，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到女儿维卡的任何消息了。
使她与罗曼的爱情生活渐渐失去生气的是基辅狭小的居住环境，而阿希姆让她着迷的地方，说实话，不仅仅是那辆哈雷摩托，还有他对女性身体的了解，乌克兰的男人普遍对此一无所知。阿希姆对性的开明态度和他汽车手套箱里的色情杂志，她在这两样东西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不完全经得起推敲的联系，在她看来这似乎是一回事，可能都算德国男人和乌克兰男人之间文化差异的一部分。然而，与阿希姆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很快就对她失去了吸引力。她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他陌生，进而越发排斥他。不过他从来没有强迫过她，从来没有简单粗暴地行使过他作为丈夫的权力，想到这点，她就不再计较他的其他种种了，因为这对于一个乌克兰男人来说并不是想当然的。
有时，她会碰巧在广场上或者地下通道里遇到拉小提琴或者拉手风琴的乌克兰街头音乐家，他们的曲目通常都是她熟悉的乌克兰民间音乐。一个常坐在国会大厦台阶上演奏手风琴的乌克兰人告诉她，他每年都会走一条经过波兰的非法路线来德国几次，白天在街头演奏，晚上在一家俄罗斯餐馆的后室里过夜，待满一个月就坐车回到他的乌克兰村庄与家人团聚，口袋里揣着在柏林赚的钱。这些钱可以维持一家生活上三四个月，然后他就会再次踏上那条非法的道路前往柏林。
阿希姆和她交谈总是像对幼儿说话一样，要不就是把她当成外国人来对待。他使用的语法和句法都是最简单的，永远只有不定式和第一格，而且还是一口相当独特的柏林方言。这些都加大了娜斯佳德语学习的难度。不过即便她能流利地说德语，或者阿希姆精通俄语，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相谈甚欢。撇开了语言的障碍，只会更加突出一个事实：他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阿希姆的世界里似乎只有他的奔驰、他的电脑和电视。他不是在电脑上鼓捣一些对他来说神秘至极要紧至极的东西，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美国动作片。
娜斯佳常常觉得，穿过一条马路就好像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走在柏林的街头就像游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这些国家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它们使用的是她没有掌握的语言。满眼的拉丁字母，她现在差不多都可以流利地读出来，但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她仿佛成了文盲，过着令人羞耻的生活，德语仍然毫不留情地顽固地对她板着脸，就好像它不认可她，拒绝被她放进自己的口腔。而对娜斯佳来说，对德语敞开心怀，仿佛意味着一种背叛，背叛她出生的那个世界，无论那个世界多么贫穷多么荒凉，那里永远都是她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