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上班的路上总会看到一个德国警察，他守在一座犹太教会堂的门口，腰带上别着武器。现在这个形象时不时就会在她脑海中浮现。她看到他日日夜夜、风雨无阻地在那里站了一百年、一千年，一个受了诅咒不得不背负着德国的罪责罚站到天长地久的哨兵。在川流不息的行人里，她根本就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现在每当她从他身边经过，想到自己双肩包夹层里放着的那本新护照，她就感觉他愤怒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仿佛他已经知道，让他站在这儿的人里还有她这个冒牌货。
当时没人会想到，这样的一次小改动会在遥远的未来对别人的命运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如果罗曼仍然是“犹太人”，他的女儿可能就不会在荷兰过着朝不保夕、见不得光的日子，而是会以犹太人的身份合法地移居德国，就像塔尼娅的儿子们那样。而她，娜斯佳，也会和她的姐姐一样，行使家庭团聚的权利，合法地跟随女儿前往德国。可现在，她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犹太人，就因为罗曼在三十年前让人把自己从犹太人变成了乌克兰人——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之后也再没人提起这件事，他的犹太血统逐渐被人遗忘，连维卡都不清楚自己有一个犹太父亲了。
我们的长谈还在继续，娜斯佳的遭遇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她从外管局取回了居留许可申请表，在精通德语的外甥媳妇塔玛拉的帮助下完成了表格，然后连同其他所需文件一起提交了上去。接下来就是等待面谈通知了。后来得知整场面谈都会有口译人员在场的时候，她一下子如释重负。她开始一遍遍地想象谈话的情景，反复揣测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尤其是她那对假冒的父母。她只知道他们这一生很可能漫长而动荡，出生证明上显示巴鲁克·卡茨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妻子七十六岁，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冒这样的风险，说明他们可能迫切需要钱。娜斯佳在脑海中不断拼凑着卡茨夫妇的生活碎片，为他们编造人生履历，这样她在接受询问的时候就不至于当场胡编乱造。不管是清洗亚克力浴缸、熨烫床单、乘坐地铁，还是和姐姐一起看电视里的俄罗斯电影，她都在不间断地接受着虚拟的盘问，她脑海中的德国官员正在用她列出的一个个问题考验她。这样的面谈到底会问些什么，其实她毫无头绪，她只觉得，到时候她就会变成显微镜下的一只小爬虫，无论她说什么，她都会在当局的眼皮底下暴露无遗。
她第一次意识到，如果罗曼没有在很久以前改过护照上的一行小字，那么不仅她的生活，还有维卡的生活，都会完全不同。当初，数不清的苏联公民为了去西边，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有犹太血统，罗曼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移民，他认为自己的归属就在乌克兰，但有着犹太血统的他不太可能得到什么好机会。虽然在官方层面上苏联并不存在反犹主义，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回事。犹太人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工作上也得不到同等的机会，而且他们时常觉察到的潜在敌意也随时可能会升级为公开的侵犯，然后发展成不断发生的遍目所及的或大或小的迫害。罗曼与犹太教本来就没有任何瓜葛，他和他的父母一样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换护照的时候，他用一小笔贿赂说服了办事员，让他相信护照上的“犹太人”（Jude）字眼只是巴赫奇萨赖民政局犯的一个错误，卡拉派成员从来也不算犹太人，这有据可查并且广为人知。这位基辅办事员恰好也来自克里米亚，对罗曼抱有几分同情心，再说他那天心情确实不坏，他那微薄的工资也需要靠这些小小的补贴略作改善，所以他满足了这位老乡的要求，划去了那个招致灾祸的词，把它替换成了“乌克兰人”（Ukrainer）。
但最终整个过程无惊无险。那个俄罗斯口译员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把她的谎言全都翻译成了德语。这位同胞的在场让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显然看穿了她的把戏，但与此同时，这又是她在这个无比陌生的德国机构里唯一可以抓住的一角，她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伸出的一角。对面坐着的官员似乎对她护照的真实性没有任何怀疑。在被问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父母的情况时，她不假思索就把答案脱口而出了。她轻车熟路地把罗曼犹太父母的情况嫁接到自己的新父母身上，有了这个策略，她就能够应付各种问题，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错。至于卡茨夫妇是何时、为何、如何来到德国的，她确实不了解，但也根本没人提起，这位官员只是想知道她的父母是怎么在德国占领者对乌克兰犹太人发起的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的，而她洋洋洒洒的叙述使得这位官员最终挥手示意她离开，显然他并不想打听得那么详细。彼得的建议是对的，在讲述中掺杂一些对于大屠杀的控诉，就不会有人再怀疑她的犹太血统了。她克服了自己的天性，编造出的谎言不仅没有破绽、有些地方还颇为精彩，简直可以媲美职业演员了。她从没想过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娜斯佳意识到她给自己招来了一个没完没了的麻烦。她要怎么跑到德国外管局对着那里的官员撒谎呢？她连用这门语言描述最简单的事实都不会，更不用说编造精巧的谎言了。尽管她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个家政女工的最基本词汇，与雇主沟通是足够了，但除此之外她仍旧是什么都说不出，几乎和她姐姐一样口不能言。塔尼娅已经在德国待了七年了，可她能说的始终只有“你好”“谢谢”“请”。不过即使是用俄语，娜斯佳也从未掌握过撒谎的技巧，她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尝试，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她的脸和眼睛只会在第一时间出卖她。
然而，她仍旧没有获得永久居留许可。就在彼得为她伪造的居留许可到期前不久，她又一次收到了外管局的传唤，然后就拿到了一张“假定凭证”，所谓的白条。这份名字奇怪的文件可以看成是居留许可的延期，也就是说她可以在德国待到自己的案件得到处理为止。又过了两个月，娜斯佳终于获得了两年的居留权。这已经大大超出她在当时可以想象的长度了。她手里拿着那张神奇的纸，走出外管局的大楼来到了大街上，第一次不再感到草木皆兵——此时离那个被耽误的离境日期已经过去了三年。之前彼得给她的假护照和假签证并不能让她完全摆脱恐惧，那张令人困惑的“假定凭证”也没法让她彻底放下心来，它是由德国外管局签发的不假，但这个名称总让她联想到一些虚假的、欺骗性的东西。但现在，直到现在，她才终于得到了货真价实、无可争议的许可，她终于真正被允许站在这条大街上。眼前的道路突然属于她了，她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在回家的地铁上，她最担心的查票突然变得令人期待，她甚至希望检票员要求她出示证件，这样她就可以向他展示自己刚刚拿到的居留许可。她感觉这个世界重新接纳了自己，她再次成为人群中的一员。
当然，申请社会救济金是又一个漫长而折磨人的过程。每一次传唤都伴随着无穷无尽的等待。狭窄闷热的走廊里站满了没座位可坐的人们，他们绝大多数一言不发，偶尔有几个会突然失去控制大发脾气，开始尖叫或者大哭。这里没有人为娜斯佳翻译了，她总是陷入无言以对的尴尬境地。她跑了一次又一次，带来的文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她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活人，而是在与不可预测、反复无常的计算机打交道。计算机前的办公人员似乎什么也不干，只会把那些不断变化的机器指令传递给申请人。
娜斯佳对还能收到彼得的消息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她想，也许他们只是合伙儿从她口袋里掏走一千马克然后平分了这笔钱。然而，实际上只过了三个多星期，彼得，一个瘦弱、跛脚、镶着金色门牙、戴着格子平顶帽的男人，就出现在了她姐姐威丁区的家里。他来找娜斯佳，把一本全新的乌克兰护照交给了她，上面盖着三个月的德国居留许可。与他先前保证的一样，写在国籍这一栏的，不再是“乌克兰人”（Ukrainerin），而是“犹太人”（Jüdin）。这个单词对于娜斯佳来说并不陌生，她和自己的姐姐一样，都嫁给了一个犹太人，她在基辅也有许多犹太朋友。小时候她就和那些逃过了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孩子一起在家乡的大街上玩耍。和犹太人相关的东西在她周围随处可见，本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当她的目光落在新护照的另一行上，她不由得感到心头一紧：她的婚前姓氏变成了“卡茨”。她还没来得及考虑到这个在身份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细节，事实上，她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突然间，她就成了一个娘家姓卡茨的人，她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背叛了亲生父母，她从自己的护照上划掉了他们的姓氏就是让他们再一次死去。她真想把这本伪造的护照还回去，但她手里还被塞进了更多伪造的新文件：她新父母的出生证明以及结婚证的公证复印件。这些证件显示，她的父亲是1914年出生于敖德萨的巴鲁克·卡茨，母亲是1918年出生于赫尔松的罗莎·鲁宾娜，他们于1941年6月在敖德萨举行了婚礼。在1972年，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对夫妇来到了联邦德国，如今就居住在柏林米特区历史悠久的谷仓区，这是一个犹太传统正在迟疑中渐渐复苏的地方。娜斯佳知道这个地方，她有一户雇主就住在那里，他们在一栋烟熏火燎、千疮百孔的房子里拥有一整个翻修过的楼层，它就像一个虚幻的豪华岛屿，漂浮在这个仿佛刚刚结束了战乱的地方。这是她所见过的柏林最阴沉的地区。
申请最终还是通过了。在外甥媳妇塔玛拉的帮助下，娜斯佳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过去在乌克兰，能开户就是件值得感激涕零的事了，如今大家宁愿放弃这份恩惠，因为存进新银行的钱搞不好就会像进了黑洞一样消失不见。与之相比，德国的银行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友好的地方了。那里的人们恭候着她，只为给她开设一个转账账户，还带着亲切的微笑送给她五马克的起始存款。
彼得要求她预付一千马克，这笔钱在娜斯佳获得居留许可后会从支付给他的社会救济金里抵扣。她可以把钱交给阿尔乔姆，请他代为转交。她这才知道，阿尔乔姆住在过去的斯大林大道上的一套豪华公寓里。他向娜斯佳保证，护照准备好后会立即联系她，他必须即刻前往基辅办理手续，整个过程需要三到四周时间。阿尔乔姆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毛衣下的肚子看起来就像一个体操球，发黑的眼窝里一对小眼睛仿佛闪耀着鬼火。他告诉娜斯佳，他正在俄罗斯边境与一名海关官员合作，后者能为他免除进口二手车的高额关税，作为回报，阿尔乔姆让他参与了自己的生意。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账户里也只有这五马克的余额。她向社会福利局提交的申请获得批准后，福利局每月会向这个账户转五百二十马克。这些钱全部被她取出，转手就交给了彼得。他从不出现在她姐姐的公寓，也不希望娜斯佳去找他。她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甚至都不清楚他在柏林是否有居所。她只是靠手机号码联系他，和他约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见面。他每次都坐在一辆银色的大汽车里等她，也不下车，只是摇下车窗，把手伸出窗外从娜斯佳手里接过福利局发放的救济金。然后他向她道谢，祝她好运，便踩下油门绝尘而去。娜斯佳就又给自己买了一个月的自由。
我始终想不通，像娜斯佳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正派人士怎么愿意参与风险如此之高的冒险。不过，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非法身份败露的恐惧之中，她或许已经濒临崩溃，而且因为签证过期，她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返回乌克兰。如今的她，进退两难。另外，在她从前生活的那个世界里，法律的存在只会让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在德国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那里只是生存的日常。要在法律的阴影之下求生，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它斗智斗勇，想尽办法破坏它、绕过它，只能永远站在法律的对立面上。遵守法律，就只有死路一条。在前半生里已经习惯了这样看待问题的娜斯佳，肯定也想到了护照伪造者的提议。背着国家耍些互惠互利的手段，再正常不过的操作了，这在她家乡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她还告诉我，她现在同时干着好几份清洁工作，每天忙碌超过十个小时，周六也不例外，有时候连周日都不休息。她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很少显出疲惫的样子。和基辅的日子比起来，她觉得眼下的生活已经近乎奢侈了。干完十个小时的活，她还剩十四个小时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在基辅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她可以一连看几个小时的书，可以和姐姐一起玩纸牌，或者干脆在外面闲逛。她的一日三餐都由整日无所事事的塔尼娅包办，有时候她也会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一份土耳其烤肉卷饼，总之她再也不用站在各种队伍里排队购买最基本的食物了，也不会在运气最差的时候连一顿晚饭也凑不成。
最后，娜斯佳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一个答应把她从日常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男人。这个叫彼得的人与为她提供担保的阿尔乔姆相熟，他说他可以为她提供一本新的乌克兰护照，国籍一栏写着“犹太人”而不是“乌克兰人”。他说，有了这本护照，再加上有效期三个月的入境签证（他也可以为她搞定），她就可以去外管局申请永久居留许可。她可以说自己的犹太父母住在柏林，年老体弱，需要人照顾，所以才不得不从乌克兰迁居于此，这就是她申请居留权的理由。顺便她还应该对自己作为犹太人在乌克兰反复受到的迫害控诉一番。一旦获得居留许可，她就可以立刻凭着它向社会福利局申请社会救济。不过，她必须把每个月转入自己账户的救济金取出来交给他，这就是这本新护照的价格。反正没有他的帮助，她本来也不可能拿到这笔钱。
凭现在的收入，娜斯佳每月可以寄回基辅一千多马克，但这操作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罗曼没有银行账户，因为娜斯佳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钱交给一家乌克兰银行来保管，但她又不想为德国私人汇款服务支付高得离谱的手续费，所以她只得去找一个“okasija”，也就是一个恰好要去基辅、顺便可以把这笔钱带给罗曼的人。早在苏联时期，人们就常常拜托一个“okasija”而不是通过邮局和银行来捎钱物。他们相信，如果不把包裹直接交到收件人手里，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在半路上被人拆开掏空，哪怕里面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毫无价值。过去信件是会被拆开检查的，尤其是来自意识形态敌对国家的信件，如今它们不会被拆了，但很有可能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遭殃，比如一个因为没有领到薪水而灰心丧气借酒浇愁的邮递员或许就会把整袋有待递送的物件一股脑儿全扔进垃圾桶。所以，人们和过去一样依赖私人关系网，出远门的人常常会为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充当捎件人。
时刻担心自己的非法居留被发现的同时，对女儿维卡和外孙斯拉瓦的牵肠挂肚也在一刻不停地折磨着她。对于斯拉瓦，她虽然没法陪在他身边为他抵挡乌克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危险，但至少还可以通过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她可以给罗曼打电话，确认一切安好，让自己悬着的心放下一两天。然而，与女儿维卡，她却失去了一切联系。她没有她的地址，没有她的电话，只能终日等着她的来电，而她打来的次数屈指可数。在两次通话的漫长间隙，她就会陷入极其低落的状态，各种念头幽灵般在她的头脑里疯狂生长。她感到内疚。她不仅抛下了外孙，也无法在乌克兰为自己的女儿创造一个适宜生活的环境。她知道维卡从小就能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到恐惧，这种恐惧源于她童年时年迈的外祖父母，后来，母亲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成了这种恐惧的来源。正是这种无法被娜斯佳掩藏的恐惧，使得维卡逃去了世界的另一边，逃离了自己母亲的目光。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她才如此憎恨乌克兰，如此憎恨这个用根深蒂固的忧虑禁锢住她的母国。
娜斯佳每次想往基辅寄钱都必须寻找这样的捎件人。虽说她自己与柏林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圈子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她的两个外甥和他们的妻子却交际甚广。一旦寻找捎件人的消息传开，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正打算回乡的人自告奋勇。你还可以在火车出发前直接跑去利希滕贝格车站，找一个看上去值得信赖的人帮忙。一般来说，即使是陌生人也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毕竟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需要帮助捎钱的人。不过，娜斯佳定期要捎回去的钱，在乌克兰人眼里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了，所以她不敢贸然求助于一个全然陌生的人。她得等待这些圈子里身份公开的人主动认领这个任务。幸好，她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在签证过期后的一年多里，她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她只在外出工作时才离开姐姐的公寓，走在大街上会不断地四处搜寻警察的身影和警车的踪迹，她根本不敢与迎面走来的路人对视，他们的眼神里仿佛都充满了怀疑。夜里她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因为她感觉有人按响了门铃。我现在终于明白过来，她为什么对能步行到我家庆幸不已，因为她最害怕的，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遇到查票。每次坐车，她都担心她的护照需要和车票一起出示。她确信自己的额头上明白无误地写着“非法”二字，她觉得自己的有效车票无法在检票员面前掩盖签证早已失效这个事实。在她眼里，检票员就是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根据她的经验，这样的人只会凭着自己的独断专权任意摆布她，任何时候都可以随心所欲。每天早上在走出家门去工作的那一刻，她都坚信自己会在上班途中被抓个正着，然后被送进监狱。
罗曼的第二任妻子柳芭曾是一家日报社的编辑，原本就收入微薄的她如今也没法按时领到工资了。为了感谢她对斯拉瓦的照顾，娜斯佳付出的回报也相当慷慨，罗曼他们的三口之家不仅不用再担心一日三餐，偶尔还能在新开的昂贵进口商店里消费几趟，那里有酸奶、法国奶酪、冷冻比萨和许多他们以前从未尝过的东西。罗曼还给自己和斯拉瓦添了新衣服，然后分出一部分钱给了其他穷困或是被病痛折磨的朋友。娜斯佳成了他们所有人的依靠。
有一天，娜斯佳突然打来电话向我告别，说她要回基辅，那个时候她已经在我这里做了三年了。我和她的故事本可以就此结束，但是我不经意地追问了她一句：“发生什么事了吗？”娜斯佳支吾着还没有说出事情的原委，我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不闻不问地从中抽身了。这是她第一次以私人名义来找我，我们一起喝了茶，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现在，握有居留许可的她经常在城里长距离地散步，即使已经工作了十个小时仍然步履轻快。她不停地走，时不时地检查一下自己的背包，看看那页使她的这种漫游变得合法的神奇纸张还在不在。她终于摆脱了那种东躲西藏的状态，可以开始留意这个自己已经久居其中的环境了。
我从来不打听她的私事。我们保持着一种十分友好但又有些疏远的关系，我是她的雇主，她是从我这里领取报酬的员工。我似乎从没对她的好心情和她有意表现出的无忧无虑起过疑心，尽管我在决定雇用娜斯佳的那一刻就已经瞥见了命运的暗影，我看到它又一次追上了我的脚步。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并不急于探索她背后的故事。当初是我自己做出决定，把清洁工作交给下一个按响我家门铃的人的，没有人蛊惑我，也没有人强迫我。我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尽管我之前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参演任何一个东边西边的故事。那样的故事我在过去的人生里已经经历了太多，我不想再与东边的一切有任何关系，它抓着我的出生地对我紧追不舍，把我拖进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悲剧。我厌倦了在生活中一直兼顾两头，不管什么事都要站在两种立场上思考，俄语的方式德语的方式，永远用两种标准来衡量一切，永远也不知道哪一种才真正属于我自己。
城市里弥漫着躁动的气氛，人们还在庆祝墙的倒塌。娜斯佳最喜欢逛的是普伦茨劳贝格区，来自基辅的她在这里看到了完全陌生的场景和人群。人们在大街上尽情舞蹈，在街头表演口吞火焰的杂技，这边有狂野的东欧街头乐队在演奏，那边走过一个穿着短裤的男人，右腿上文着自由女神像，左腿文着埃菲尔铁塔，一个年轻女人留着草绿色的长发，另一个脚蹬系带高筒靴，头上扎着打结的干草般的粗辫子。那些老化的房子看起来就像干透了的蛋糕，似乎一碰就会碎掉，墙上却刷满了图画和文字，还有些仿佛外星人留下的难以辨认的痕迹。许多房屋门前的脚手架都被住户们改造成了阳台，他们从窗户爬出去，直接坐在脚手架木板上，有的人甚至把椅子和沙发吊到了上面。手提电钻的刺耳噪音随处可闻，它们显然正在把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一个娜斯佳无法想象的新世界。
我当然记得她听到乌克兰音乐时情不自禁流下的眼泪，我也已经猜到，她的德国居留许可失效了，她需要别人的帮助。我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待她向我求助的那一天。除了我，谁还能成为她与这个德语世界的中间人呢？这是上天注定的，为她担当这样一个角色，我是最适合的人选。但她从来没想过伸手抓住这环抛向她的救生圈，她对自己的私事闭口不谈，她的骄傲她的教养不允许她这么做。在走向我家的路上她会那般愉快，这背后或许隐藏着有关她处境的秘密，那可能是我意想不到的，也可能是我无法理解的，但我一直没有追问。
在乌克兰的时候，她始终相信别处一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她现在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当时抱有这样的想法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如今，她来到了更好的世界，这种慰藉却消失了。地平线的后面没有应许，没有寄托她希望的地方，也没有她梦想中的乐土。
她每隔一周来我家做一次清洁，我很欢迎她的到来。她看起来那么美丽，苗条的身材几乎无可挑剔，举手投足都透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仿佛她从未经历过任何坎坷，仿佛她内心的平和从来没有被任何东西打破。一般说来，有个陌生人来家里打扫卫生，我总会感觉很不自在，但娜斯佳干起活来是那样谨慎，那样敏锐，几乎不会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她从来没有在我的公寓里留下任何陌生人的痕迹，恰恰相反，她似乎比我自己更清楚，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家更加舒适。她总是笑容灿烂地对着我，告诉我来这里工作的日子对她来说就是节日，因为她可以和我用俄语交谈，而且我住得离她姐姐家很近，她可以直接步行过来。这个说法一直让我觉得奇怪。我能理解她喜欢和我用母语交谈，但她完全可以随时享受步行三公里的乐趣，不必非得到我这里来打扫卫生。为什么这段步行路程对她来说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
不过眼前的景象还是令她欣喜不已。她总是讶异于街上有这么多的孩子。他们被妈妈们——也有一些爸爸——用彩色的布条绑在身上，或者坐在婴儿车里，坐在自行车架上的儿童专用座椅里，坐在自行车拖行的小车厢里。大一些的孩子满地乱跑，他们把木头转轮踩得呼呼生风，或者追着一只四处游荡的狗和它一起玩耍。这样的狗到处都是，没有人害怕它们。这些在乌克兰是不可想象的。乌克兰人提心吊胆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不间断地看管着他们，不让他们吹到一丝风，不让他们跌倒，不让他们做任何不被允许的事情。到了外面，母亲们更是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一刻也不放松。平时的街景中根本就看不见孩子的身影，因为日常出行中没有什么人会带上孩子，基辅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人闲逛，因为街道只通往诸如地铁、商店之类的特定目的地。而这里，大街上满是只为消遣的人，他们闲逛，聊天，穿着随意，甚至显得不修边幅，他们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在小块的绿地或者家门口的椅子上享受日光浴，还有很多人捧着书本。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对别人微笑，就好像彼此熟识并且共享着某个秘密。楼房底层的窗口出售啤酒、夹馅面包和蛋糕，街边小店的橱窗往往被脚手架挡住，里面陈列着娜斯佳从未见过的各种水果蔬菜和她叫不出名字的新鲜香草，红脸蛋一般完美无瑕的苹果闪闪发光，就像上过了清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