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尼娅为她准备了乌克兰罗宋汤和肉末馅饼，配上面包和酸奶油。娜斯佳已经说不出她上一次吃到这些是什么时候了，她也几乎忘记了自己心爱的加糖黑咖啡的味道。饭后她喝了三杯咖啡，抽了两支烟，洗了个冷水澡，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美妙的咖啡香气还在她的鼻尖缭绕。
第二天一早，她就穿上绽了线的乌克兰麻底鞋，迈着少女般轻盈的步伐，和姐姐一起从维滕贝格广场走到了选帝侯大街。塔尼娅带她参观了卡迪威百货商店、纪念教堂、著名的克兰次勒咖啡馆，但比起这些标志性建筑，路边的景象才更加让她印象深刻。街边的红色遮阳伞下，人们坐在露天餐桌旁大快朵颐。一个女服务员为其中一桌端来了大银盘，上面的烤肉堆积如山。娜斯佳还在纳闷，这餐桌上的四个人怎么能吃掉分量这么惊人的烤肉，但随后她意识到，这并不是四人份而只是一人份。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在最好的年景里，你也永远不会在一家乌克兰餐馆吃到这么大分量的肉。一个人能吃得下这么多，在她看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乌克兰流传着五花八门的关于西边的传言，但她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的人食量如此之大。像这样的一份肉，再配上炸薯条和一大盘沙拉，足够她和她的外孙吃上一整个星期了。
塔尼娅住在威丁区，过去东西柏林的交界处。就在几年前，她从自家的窗户往外望，还能看到那道被涂得五颜六色的墙，墙只有朝向西边的这面是彩色的，背后则是另一个世界的延伸，那是一个灰暗而无望的世界，她曾经就属于那里。再往前，还能看到一栋房子破败肮脏的背面，上面的窗户被东德用混凝土封了起来，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人就看不到墙另一边的西边世界了。
第二天，她就让姐姐陪她去了夏洛滕堡区的一个地址。在柏林的这段日子里，她要每天到那里做五个小时的清洁工作。那个俄罗斯二手车经销商阿尔乔姆不仅为她做了担保，还给她介绍了这份工作。在乌克兰的时候，她从来不会和一个俄罗斯寡头有什么交集，现在她就要在德国见识到他们的生活了。这家人住在选帝侯大街支路上的一栋豪华旧别墅里，里面有私人的橘园、游泳池和三间配着金色水龙头的大理石浴室。这些人在俄罗斯混乱的转型时期成功地从国有资产里抓走了丰厚的一块，从中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他们过着革命前的俄罗斯封建领主一样的生活，把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视同自己的奴仆。
火车站离地铁站不远，一路上娜斯佳看到的都是她在家乡随处可见的板式装配建筑，她仿佛只是从乌克兰的一个“Obolonj”搬到了德国的“Obolonj”。不同的是，这里矗立着许多被脚手架包围着的高楼，整条道路都在手提钻的轰鸣声中震颤，远处还林立着把巨型手臂伸向云端的大吊车。在尘土飞扬的空气里，娜斯佳也嗅到了几丝家乡的味道：那是东欧汽车排出的废气味，它们气喘吁吁地颠簸着从她身边驶过，而闪亮的西欧汽车则静静地漂浮在沥青路面上。行人必须不时绕过建筑基坑，还得留心遍地都是的狗屎。人行道上老化开裂的焦油沥青被发烫的正午热浪烘烤得发软。那年夏天似乎是很多人记忆里最热的一个夏天。眼前的所有东西都仿佛与娜斯佳隔着一团雾气。她感到精疲力竭，整个人浑浑噩噩。在火车上的二十四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有合过眼。
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大部分时间独自住在别墅里。她的丈夫总是在各地出差，或者在莫斯科处理生意。这对夫妇在莫斯科大名鼎鼎的卢布廖夫卡拥有一处住宅，那里是最受新贵们青睐的住宅区，里面的每栋住宅都自成一体高度戒备。在德国，他们雇了一名管家和一名司机，娜斯佳则负责一些琐碎的工作。她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别墅的两个楼层完整地打扫了一遍，然后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她还得花好几个小时把厨房和浴室的金属配件擦亮，用吸尘器清理一张又一张的地毯，梳理地毯边缘的穗子，爬上梯子掸去枝形吊灯的灰尘，把上面的每一块水晶擦得晶莹剔透。此外，让所有瓷砖时刻保持光亮如新，整理堆放着大量陌生电器的厨房，也都属于她的职责范围。而她最最害怕的要数杂物间里的三门橱柜了，那里堆满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清洁用品。在基辅的时候，她只用苏打水和家事皂来打扫卫生，而这里的每件物品都配有专门的清洁剂。娜斯佳站在一瓶瓶贴着德语标识的容器前，仿佛面对着一片神秘的森林，每次她都会迷失。女管家玛法是个和善的人，但也帮不了娜斯佳太多，她几乎不会德语，还要忙自己的工作。她必须为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和她的客人们做饭烤点心，清洗熨烫衣物，喂两岁的尼娜吃饭。尼娜是个专横的小女皇，每天都打扮得像橱窗里的人体模特，每次玛法把盛着胡萝卜泥的勺子伸到她的嘴边，都会被她打落在地。
1992年7月里一个炎热的日子，娜斯佳在基辅火车总站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她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是背上的一个双肩包，和她平日里的旅行没什么分别。过了利沃夫，就出了苏联的地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离开这片土地。进入德国的第一站是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第二站是柏林-利希滕贝格。她从等候在站台上的人群中认出了自己的姐姐塔尼娅，她在德国的这些年里圆润了不少，花白的头发剪了一个波波头造型。她们已经六年没见过面了。姐妹俩的关系从来都称不上亲密，两人不仅年龄相差很大，性格上也没有太多共同点。
当娜斯佳和玛法在家里忙碌、司机在外面奔波或者去采购的时候，玛丽娜·伊万诺芙娜通常都在打电话。她经常整日里披着长睡袍、踩着高跟拖鞋走来走去，一边抽烟一边和她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以及德国的俄国朋友们谈天说地。这个时候她就会露出自助吧台女服务员那种略显粗俗的口吻。就在几年前，她还在莫斯科一家公司的食堂里工作，很可能和娜斯佳一样住在板式装配楼或者破旧的集体公寓里，三天两头遭遇停水，穿过走廊的时候还会撞到室友挂在墙上的自行车。
但是如果不解决旅费问题的话，所有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于是她向每个朋友都借了一小笔钱，所有人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仿佛娜斯佳正代表着他们所有人前往一个对他们来说仍然如同传奇一般的世界。而照顾斯拉瓦的任务，在这段时间里就落到了罗曼的身上。
娜斯佳总想躲开玛丽娜·伊万诺芙娜时刻监视的视线，因为在这位女主人的眼里她永远都在犯错。她总是遭到训斥和百般挑剔，有一次甚至差点被掌掴，只是因为她在一张价值不菲的玻璃桌面上喷洒了水垢清洁剂而不是玻璃清洁剂。最后，这位女主人从她那天的报酬里扣了十马克，并威胁她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立刻把她扫地出门。
娜斯佳收到了从莫斯科寄来的担保声明后，便带着它去了德国驻基辅大使馆。在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之后，她把签证申请递交了上去。几周后，她又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全身被倾盆大雨浇了个透，终于拿到了盖了签证的护照。她获得了许可，可以在德国停留四个星期。这个小小的印戳，以及这张贴着她照片的不起眼的小纸片，就是她跳往世界的另一边所需要的全部，而她长久以来已经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了。
娜斯佳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和贬低，她在苏联生活的时候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俄罗斯暴发户妻子的女仆。屈辱、羞耻、愤怒在她的内心不断灼烧。每天她都发誓，宁愿再次挨饿，宁愿死掉，也不会再跨过这栋房子的门槛，但赌咒之后她总会想起斯拉瓦需要一件新的冬季大衣，想起他连一双合适的鞋子也没有，想起她生病的朋友达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许诺从德国带回去的药物上。她回想起自己在基辅毫无指望的乞丐般的生活，她现在每天为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工作五个小时挣得的三十马克，兑换成乌克兰过渡货币库邦后，足够让斯拉瓦和她自己在基辅生活一个多星期，也就是说，在玛丽娜·伊万诺芙娜这里多熬过一天，她和她基辅的外孙就可以多活一周。所以尽管眼下她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和痛苦，但第二天一早她仍然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坐车回到夏洛滕堡去服她的苦役，回到那块从她那已经解体了的故乡延伸出的领土——她原先对它一无所知，现在却在柏林一睹它的真容。
她与住在柏林的姐姐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她得筹到去柏林的火车票钱，同时她必须找到一个能为她在德国的居留提供担保的人，比如她在德国生病了，那个人就要承担她的治疗费用。她的姐姐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她自己也靠社会救济维生。她外甥们的物质条件也相当有限，所以他们提供的担保同样不会被接受。不过他们认识一个俄罗斯人，在做跨境贩卖二手德国汽车的生意。这个叫阿尔乔姆的男人拥有德国永久居留权，他可以证明自己的收入非常丰厚，也愿意为他朋友的小姨提供担保。
塔玛拉是她的外甥马克西姆的妻子，她在基辅完成了音乐学院的学业，眼下在柏林潘科区的一所音乐学校担任钢琴教师。她私下里还收了一些学生，为他们上门授课。有一天，她打电话给娜斯佳，说自己学生的家长正急着找人来顶替休病假的家政女工。
过去，德国不仅接收犹太人，还接收每一个越过边境的苏联公民，因为他们都被视作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如今，这个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人再会扣留已解体了的苏维埃帝国的公民，他们可以随时离开，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但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任何地方允许他们进入。不过娜斯佳还是听说了不少传闻，比如有人在成功拿到了德国的旅游签证之后去打了几个星期的工，回来时便揣着一笔钱，这笔钱足够在乌克兰生活半年。
不久，娜斯佳便踏进了德国人的家门，生平第一次。这户人家的男女主人同为眼科医生，家里有两个孩子，礼貌而友好。娜斯佳终于不用时时刻刻在雇主的眼皮子底下干活了，她的报酬也从每小时六个德国马克涨到了十马克。这里虽然没有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家的富丽堂皇，但也让娜斯佳大开眼界。仅仅是客厅就比她在基辅的整个公寓还要大，另外还有五个布置舒适的宽敞房间、一个大厨房、一个储藏室、一个露台和两间可供四人使用的浴室。女主人非常友善地带她熟悉了家里的情况，向她解释了吸尘器的用法，给她看了需要洗烫的衣物，然后就留她独自一人在家。这完全超出了娜斯佳的意料。他们就这样爽快地把整间公寓托付给了她这样一个陌生人，一个异邦人。她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她也说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哭，或许是眼前的这间德国公寓，把她在基辅始终无法摆脱的对失去安身之所的担忧反衬得尤为触目惊心，又或许是这两个德国人表现出的信任和关怀，让早已习惯了玛丽娜·伊万诺芙娜颐指气使的她一时难以接受。
一个计划在她的心里渐渐成形。她的姐姐塔尼娅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好几年。因为塔尼娅嫁给了犹太人，他们的两个儿子以犹太人的身份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丈夫去世后她通过家庭团聚程序和孩子们一起定居在了德国。战争和大屠杀结束后，苏联的犹太人处境得到了暂时的改善，但反犹主义苏联向来就有，很快，反犹就死灰复燃。伴随这种歧视产生了一个吊诡的有利条件：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在一些人试图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以避免歧视的同时，另一些人却拼命想在自己的家族历史中找到一位犹太祖母或曾祖母，凭借家谱中一个哪怕十分不起眼的犹太分支，他们就能跑去西边。
过去，娜斯佳并不怎么把家里的清洁工作太当回事，但现在她干起活来非常认真细心。在雇主眼里，她动作麻利、为人可靠，几乎找不到比她更出色的家政女工了。所以那家德国人又把她推荐给了别的家庭，她就这样接到了一份又一份的新工作。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当然不愿意放她走，但这已经不是她可以左右的了，于是她只好换成一副乞求的嘴脸，突然亮出了自己无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娜斯佳总害怕受到德国人的歧视，但她在一位俄罗斯寡头的妻子身上尝到了这种滋味，而今她终于可以摆脱这个噩梦，不用再依赖这个女人了。在德国人家里工作时的失语状态虽然令人痛苦，但没有一个德国女人会把她看成渣滓，更没有人责备她或是羞辱她。她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但几乎称得上是快乐的，做家政女工赚的钱也大大超出了她的想象——直到她第一次在柏林翻开护照发现，她的签证前一天刚刚过期。
眼下她经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想起西班牙宗教大法官和基督之间的对话，又一次降临世间为人们带来自由的基督第二次被判处死刑，因为宗教大法官认为，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以忍受了。是这样吗？她，娜斯佳，有生以来终于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她如此渴望的自由，难道就意味着丧失任何一种保障、割断任何一种联系、是生是死都不再与任何一个人有关吗？
也许忘记这个期限的存在并不完全是无心之举。或许就在她踏上旅程的那一刻，要把这个日期从记忆中抹去的念头就已经沉睡在她的心底了。她永远不会有胆量蓄意做出非法居留的决定，她只是不知不觉地听从了这样一种想法：对于斯拉瓦来说，一个为了给他挣生活费而不得不缺位的外祖母远远好过一个陪他一起挨饿的外祖母。她害怕回到一贫如洗的状态，她不由自主地在这种恐惧中屈服着，这一刻，她才大梦初醒。她盯着签证上已经错过的离境日期，另一种恐惧开始浮现。这是她这样一个在独裁统治下出生的孩子在呼吸第一口空气的时候就嗅到的恐惧：害怕事情败露，害怕受到惩罚。她惊恐地环顾四周——已经有人在跟踪她了吗？他们是来逮捕她、把她送进监狱的吗？
幸好罗曼还在。虽然他也没办法再按时领到工资，但至少可以不时地接济娜斯佳一些钱，让她给孩子买酸奶和碎荞麦片。有的时候，她就只能寄希望于一份慷慨的施舍了，或是指望朋友们发出晚餐的邀请，但他们同样一无所有。所有人都在砸锅卖铁。娜斯佳卖掉了自己的刀叉、餐盘、书籍，还有她那件漂亮的狐狸领外套。据说有人甚至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这才有钱来购买食物。
她一天天地拖延着，每多停留一天，她的罪恶感就加重几分，也就更加不敢去面对出入境检查。她和罗曼通过了电话，斯拉瓦的事用不着她操心，他的外祖父显然会把他照顾得很好。罗曼的新婚妻子自己没有孩子，对他的外孙也始终疼爱有加。娜斯佳的家乡并不需要她，而她留在这里的理由却非常充分，她在德国赚到的钱可以帮助她的同胞渡过难关，可以用来资助她最贫穷的朋友。而她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却极其有限。一天几杯浓浓的黑咖啡用来对抗低血压，几根万宝路用来替代口感苦涩的俄罗斯普瑞玛，还有一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需要的月票和交给负责一日三餐的姐姐的伙食费，这些就是她所需要的全部了。
“生意”这个词成了新的咒语，未来属于创业者。娜斯佳试过卖小馅饼，她把林子里采来的蘑菇做成馅料。她也尝试过裁缝活儿，她拆开自己的旧裙子，照着法国时尚杂志上的衣服样子，用缝纫机踩出一条新裙子。她甚至真的把自己做的一件成功卖了出去。买家是过去的一位同事，她和丈夫开了乌克兰的第一家复印店，靠它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但后来娜斯佳听说，某天早上，这对夫妇发现两个持武器的陌生男人等在自家的店门口。那两个人对他们说：“回家去吧。这家店现在属于我们了。”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警察是不会插手的，他们已经被收买了。所有人都被收买了。这个国家现在属于那些自称寡头的人。
就这样她拖过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半年之后，已经没有哪一种清洁剂是她不认识的了。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遭受和女儿同样的命运。她一直盼望着维卡有一天能回到家里，而她自己现在却像女儿一样流落到了西边，沦落成一个非法移民。在这座野蛮生长着的新德国东西交汇之城里，躺在姐姐家沙发上过夜的她，成了那无法估量的非法移民灰色数字里的一个。
娜斯佳做好了接受任何工作的准备，无论它多么低贱，报酬多么低微。她跑遍了整个城市，愿意为任何人效劳，但没有人需要她。所有行业都濒临崩溃，到处都在裁员，没有地方雇用新人。与她风风雨雨共事了二十五年的同事大家庭也渐渐瓦解，所有人都自顾不暇，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