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女儿维卡是个不太容易相处的内向孩子，每天把她送去幼儿园都是个难题，因为她会想尽办法手脚并用地抗拒。那里有各种家里没有的规矩，有上嘴唇挂着邋遢绿鼻涕、又胆怯又好斗的同学，有盖在冷麦糁粥上的泛着蓝色的厚奶皮，还有令人作呕的消毒剂气味。这样的幼儿园一直留在她的记忆深处，对她来说，那就是乌克兰的缩影，一个无比陌生、令人憎恶、充满敌意的国家。甚至即便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已经成了大人的她也不愿再踏足这片土地半步。
女儿维卡出生后，娜斯佳便彻彻底底地被卷入了苏联妇女的共同命运。前不久或许还不会读写，或者在别人家当女佣的她们，现在都得到了进入大学以及几乎所有行业工作的机会，但除此之外，她们还必须继续理所应当地扮演好传统的女性角色，兼顾母亲的责任和职业妇女的身份，并且独自应对苏联日常生活中那些超出常人承受范围的、近乎《圣经》里描述的那种艰辛——在短缺经济的一败涂地中，她们永远首当其冲。娜斯佳就这样生活了近三十年。这段岁月对她来说就像一条无穷无尽、永不停止的传送带，又像一条奔流不息、一成不变的长河，灰暗无光，令人麻痹，没有任何逃脱的指望。一大早，她把哭喊着的孩子留在婴儿床里，走进拥挤得令人窒息的地铁人群，奔向办公室，化身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在八个小时或更长的工作时间里，她必须与经营不善和管理混乱斗智斗勇，还要克服材料采购上的各种难题。下班后，她风雨无阻地在商店门口排长队，欣赏着橱窗里用清一色蛋黄酱罐头堆成的大金字塔。除了面包，蛋黄酱和面条是为数不多的随时可以买到的东西了，其他任何东西都少不了排队，有时要排上好几个小时，哪怕是土豆、面粉这样简单的东西，都必须凭本事去“搞”。水果、蔬菜、糖之类通常是不能指望的，哪天碰巧能搞到花菜、西红柿或者橙子，那都得归功于运气。私人市场上倒是什么都有，但那里的价格要比国营商店高出好几倍，几乎没有人能承受得起。娜斯佳拎着沉重的袋子把孩子接回家后，就得赶紧准备做饭，去掉筋肉、磨碎骨头、削半烂的土豆、剥变硬了的卷心菜……晚饭吃完就该照顾孩子了，然后要哄她睡觉、洗碗、把尿布洗干净晾在天花板下的绳子上、熨烫、缝缝补补……活儿都在等着她，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最后她爬上窄床躺在罗曼身边读不了几页书便沉沉地睡去，五六个小时之后，一切又从头开始。大地上的空气都不再流动，所有东西都静止了，仿佛陷入了无穷无底的沼泽之中。
娜斯佳和罗曼在结婚之后立刻就在分配公寓的等候名单上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十多年过去了，终于轮到他们了。他们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下一套不大的合作社公寓。公寓在一栋板式装配建筑的第十五层，一个半房间加上一个小厨房、一个小浴室、一个小阳台。这个新建的住宅区规模庞大，名叫“Obolonj”，大约是河边草甸的意思。它和东欧的其他典型卫星城镇一样鬼气森森，从远处看，就像用乐高积木搭在地平线上的巨大模型。不过令娜斯佳非常高兴的是，她的家就在第聂伯河边，这个地方水位很高，每当对岸消失在薄雾后面，河面看起来就像是大海。
后来娜斯佳就怀孕了，临近预产期的时候，他们终于分到了集体公寓里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比货车车厢也大不了多少，但好歹配备了集中供暖，也安装了电灯。房间对面的庭院又窄又暗。每天早上，他们和邻居们一起排队上厕所，每个人手里都攥着自己的卫生纸。晚上，厨房里常常同时忙碌着五个女人，其中有一个叫罗莎·阿布拉莫夫娜的斜眼老妇人，她是犹太人，躲过了德国人的迫害从战争中幸存。每次做饭的时候，她的嘴里都会叼着一支卷烟，即便是在用小舌音咒骂整个世界尤其是她的室友的时候，那支烟也从不会离开她的嘴。
她终于在自己心爱的水边安了家。但除此之外，一想到要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她更多感到的是灰心丧气。公寓的所有窗户都朝向西南，一到夏天，房间就如同火炉，傍晚虽然可以坐在阳台上看着那颗火红的太阳沉入第聂伯河，但娜斯佳却很少有时间欣赏。到了冬天，暖气片又常常不给力，她就只能让厨房里的煤气炉子始终燃着，好歹能把手烤得暖和些。此外，断电也是家常便饭，应急照明的蜡烛属于稀缺物品。还有说来就来的停水，有时娜斯佳刚刚站在花洒下给头发打上香波，管道里就流不出水了。
他们就在这辆货车上安了家，走上一段窄小的铁楼梯就能进入这个架在轮子上的小家。过去这辆货车是用来运送甜菜的，潮湿腐朽的木头已经被甜兮兮的烂蔬菜气味浸透了，永远散发着这股味道。风从各种缝隙里钻进来，电和水当然也是没有的。还好车里有一个排烟管直通户外的锅炉，多多少少能让家里变得暖和一些，当然，前提是得在附近找到可以用来燃烧的东西。洗澡和生活用水，他们可以在罗曼工作的诊所解决。这辆报废的货车就停在诊所的空地上。商店一如既往地空空如也，娜斯佳和罗曼每天在各自的单位食堂解决一餐饭，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鼓励自由主义的赫鲁晓夫时代已经结束，一个长着粗黑眉毛的乌克兰人，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维埃帝国自此开始了漫长的冰封期。
那个时候，娜斯佳这间三十八平方米大的单间公寓里住着六个人。漂亮的维卡十九岁时嫁给了一个酗酒的混混，男方家比年轻妻子家还要局促，他只能搬来和娜斯佳他们住在一起。六个月后，夫妇俩又不得不把房间辟出一半来安放婴儿床，因为娜斯佳和罗曼的外孙斯拉瓦出生了。后来娜斯佳又把自己守寡的老母亲从外省接过来，父亲去世后她便无法独自应对日常生活了。
他们同年完成了学业，紧接着就在基辅的民政局登记结婚，然后各自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罗曼在一家诊所的外科部实习，娜斯佳在负责规划和实施全市建筑项目的市建联合企业工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白天趴在制图板上为新造的建筑设计管道系统，夜晚却和罗曼在一辆废弃的木制老货车里度过。通常情况下，年轻夫妇在婚后会和某一方的父母同住，但娜斯佳和罗曼既不想搬去乌克兰的其他地方，也不想住在克里米亚，他们只想留在基辅。在这个眼看要被拥挤的人群涨破的城市里，能留下来并且还有一个落脚之处，就已经值得庆幸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娜斯佳与罗曼渐行渐远。两个人都开始借助一段段露水情缘来逃离让人透不过气的生活环境。外界的逼仄带来内心的压抑，已经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们不再去克里米亚。罗曼的父母过世，他的摩托车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本来可以申请一张休假券一同前往克里米亚，但如果申请批准了，他们就得在为职工准备的度假屋里共度两周的时光，吃职工食堂，遵守度假屋守则，享受一片被乌泱乌泱的人群占满的海滩。
在海滩上，娜斯佳和罗曼可以在帐篷里单独相处很长时间，这在别处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基辅，他们很少能找到独处的机会，学生时代如此，工作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极其频繁地往克里米亚跑，因为那意味着奔向自由。隔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去探望罗曼的父母，他们在罗曼家里洗热水澡，吃些热饭热菜，然后就驾着车直奔野外。他们把帐篷搭在黑海边的一片偏僻海滩上，娜斯佳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冲进在轰鸣声中奔腾而来的大西洋波涛。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二人世界，还可以在国家的那只眼睛下面，在一个苏联公民平日永远无法摆脱的无处不在的权威前面，隐身片刻。
现在他们唯一共享的自由天地就是罗曼在基辅郊外的假日营地上组装起来的一栋简易小度假屋。在不那么寒冷的季节里，他们几乎每个周末和所有节假日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屋外的花园里生机勃发，肥沃的乌克兰黑土上生长着草莓、覆盆子、土豆、黄瓜、莳萝和西红柿。第聂伯河就从旁边流过。当时的河里还有很多鱼，罗曼因此成了一个狂热的钓手，常常独自在河边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太阳下山后，他们就在篝火上烤刚钓来的鳊鱼、鲫鱼和丁鲷，娜斯佳还可以跳进一旁的河水里尽情地游泳。虽然乌克兰每年都有很多人在河里溺亡，但娜斯佳对第聂伯河变幻莫测的水流和漩涡毫无畏惧，她在水里是安全的，那是她的地盘。
那个时候，去巴赫奇萨赖的路上会经过几乎未经开发的蛮荒地带，每走一次都仿佛经历一次冒险。但每当抵达这段旅程的终点，娜斯佳的冒险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克里米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明亮而温暖，她从未见过的海边的世界。她从小就特别喜欢水，总是被河流湖泊所吸引，她说自己该是一条鱼而不是一个人。拥有原始力量的大海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启示，是她最向往的地方。
她的朋友、过去的同学，还有同事、邻居，都是度假屋的常客，他们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就像家人，彼此信赖，互相支撑，共同组建成了一个大家庭。娜斯佳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有着非凡的天赋，同时她也幸运地遇到了许多愿意与她亲近、深爱着她的人。如果什么时候她独自一人在度假屋里待上一天或是一夜，儿时的那种恐惧就会再次爬上她的心头。虽然逼仄的环境会让她感到透不过气，她有时也渴望捧着一本书独处片刻，但她终究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她需要被周围人簇拥，她需要集体，需要人群。
坐着罗曼的摩托车到处旅行，是娜斯佳最美好的回忆之一。那是一台战前生产的重型摩托，罗曼就是驾着它从克里米亚来到了乌克兰的首都，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凭着直觉对它修修补补的。它会喷出蓝黑色的烟团，发出地狱般的吼声，但每当娜斯佳坐在后座，抱紧罗曼的身体，牢牢贴着他的脊背，她就感觉自己抓住了火鸟的尾翼，与罗曼一起翱翔在天空之中。他们呼啸着到处飞驰，去喀尔巴阡山区，去乡下探望娜斯佳的父母，回克里米亚的罗曼父母家。在基辅，他们很难找到机会独处，但摩托车转眼间就能让他们摆脱所有人的视线，把他们带到只有彼此的地方。
与娜斯佳的邂逅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他第一眼就认定，她才是自己一直寻找的那个人。而娜斯佳和罗曼一样受异性欢迎，她也已经把众多追求者里的某一个列为重点考察对象，但面对罗曼，她完全不需要权衡，她十分确信自己应该选择他。每个认识他们的人都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已经互许了真心。但最终，还是阿尔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她同样很快从童年的爱情里清醒过来，写信给罗曼，说她已经爱上了别人。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解脱。
现在的莫斯科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天下了，“Glasnost”和“Perestrojka”，即开放与改革之类的词语似乎为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不过当时的娜斯佳还想象不到，要不了多久她就会看到苏联的五角星、锤子镰刀符号、神圣的苏联领导人与英雄的大理石头像，全都在基辅的街道上被砸得粉碎，本来似乎永垂不朽的东西顷刻间从大地上消失殆尽。
他在以医学院闻名的辛菲罗波尔大学攻读本科，六个学期后前往基辅接受泌尿外科培训。在他的家乡巴赫奇萨赖，有个名叫阿尔苏的女孩一直在等他。他们是儿时的玩伴，从小他就想着要娶她为妻。女孩的父母是鞑靼人，逃过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起的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大规模驱逐，他们与罗曼的犹太父母一样，是幸存者。罗曼向来是女孩们暗恋的对象，但他始终保持着对阿尔苏的忠诚，对风流韵事从来不感兴趣。他的人生规划很明确，完成学业后就返回克里米亚，在辛菲罗波尔或者塞瓦斯托波尔的某家诊所行医，然后与也会成为医生的阿尔苏结婚。
1991年的苏联解体也意味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终结。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宣布独立，走上了许多人企盼已久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然而，这首先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人即将面临工资停发的困境，国库里已空空如也。娜斯佳领到的工资也越来越少，连续几个月都是白白干活。这个在乌克兰最大的建筑联合企业里工作了二十五年还多的地下工程高级土木工程师，领到的最后一笔工资，是一小袋大米。
罗曼从十年制学校毕业的时候年龄比别人要大一些，他得先服三年兵役，便应召加入了海军。据说这是苏联军队中最残酷的军种，但本应把年轻人彻底打垮的非人训练在罗曼身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变得桀骜不驯、意志坚定，抗拒任何一种权威。他与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从小就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医生。随着年龄增长，他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无关政治、不涉意识形态的职业，当了医生就可以尽可能地远离这个体制，尽管医生的薪水相当微薄，医疗水平落后的诊所里也永远缺乏治疗病人所需的一切。
当时的娜斯佳几乎失去了一切，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了，她的女儿“黑”在荷兰，她自己与罗曼的婚姻也在日常生活的风刀霜剑里破裂。许多夫妇在离婚后根本找不到别的住处，只好依旧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幸好娜斯佳和罗曼不用遭受这种特殊的折磨——罗曼遇到了另一个女人，离婚后就搬去和她同住了。娜斯佳身边只剩下六岁的外孙斯拉瓦，这是她女儿留下的，孩子的父亲在她生产后不久远走高飞。娜斯佳失去了工作：自己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怎么养活外孙呢？
罗曼的父亲是区医院的眼科医生，母亲在一家国营酿酒厂里当会计。战争刚结束时，所有食品店里都没有东西可买，大自然也已被饥饿的人们掠夺一空。罗曼不得不中断学业，替一个在附近山村靠做一点点农活过日子的姑母照看了两年奶牛。这份工作的回报就是烤面包剩下的面粉以及小份的黄油和酸奶酪。他的父亲时不时地设法从医院偷拿一些葡萄糖或者抗坏血酸给孩子们补充营养；一旦事情败露，说不定他会有被枪毙的风险。
小食品柜很快就见了底，最后剩下的只有大米。娜斯佳把它分成了很多份，每天取几份煮熟再加几滴葵花籽油，这就是斯拉瓦的主要食物了。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她那微薄的积蓄几乎一夜间成了废纸，她变得一贫如洗。作为一个苏联公民，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她虽然从来也没有感到过富足，但始终都有一份收入可以维持生计，她也从不怀疑这样的状态会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一份从摇篮到坟墓的微薄保障。但现在她尝到了自己母亲当年尝过的滋味，她终于可以想象，在战中和战后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把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哄去睡觉的。娜斯佳的外孙斯拉瓦是个勇敢的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担负起了安慰外祖母的责任，但他肉眼可见地一天天消瘦下去，贫血也越来越严重，夜里饿得实在受不了，还会在自己的小床上呜咽。商店里倒是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货品，但所有商品都是进口的，标着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的高昂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