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她跟着父母去首都探望了姐姐塔尼娅和她的家人。从那天起，今后也要搬去基辅生活就成了她唯一的愿望。在这座生机勃勃的大城市里，有琳琅满目的橱窗，有来来往往的电车，大街上人群熙攘，住在集体公寓里的人永远也不会感到孤单，因为可以日日夜夜听隔壁邻居日常起居的动静。她相信自己在那里就能摆脱恐惧，那里没有幽灵和魔鬼的容身之所，人们会把它们扫地出门。
娜斯佳的父母很大年纪才有了她，是个意外。她比姐姐塔尼娅小十五岁。她很早就意识到，比起其他小孩的父母，她的父母更为年老。所以担心失去双亲的恐惧始终纠缠着她，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紧紧揪住了她那颗还很稚嫩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恐惧的阴影蔓延到了所有与她亲近的人身上，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担惊受怕。她非常害怕独处，根源也与这份恐惧有关。年幼的她清晨时分在厨房后面的小卧室里醒来，屋子里还没有任何动静，只有花园里那棵沉默的酸樱桃树从窗口向里张望着。她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面目怪怖。她的父母是不是已经死了，此刻正在铺着朽烂地板的窄走廊对面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远处传来的鸡鸣也没能让这个早晨热闹起来，反而加剧了她内心的恐惧和被抛弃感。从前一直睡在她身边的姐姐塔尼娅已经不在了，她结婚了，搬到了基辅。娜斯佳独自和父母住在一起，而父母每分每秒都可能撒手而去。他们年纪太大了，常常被误认为是她的祖父母。她是他们最疼爱的老幺，她母亲生下她的时间太晚了，所以在他们看来，她不像是自然的结果，倒更像是来自上天的馈赠。这样一个得于高龄的体弱孩子，也许生来就在基因上有些不足，还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吃，所以并不只是娜斯佳担心她的父母，她的父母同样为她担忧不已。
进了学校，她就像所有的苏联一年级学生一样，成了一个“oktjabrjonok”，也就是小小十月革命者。学校告诉她，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美丽、最自由、最幸福的国家，斯大林是每个孩子最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外面玩打仗的游戏，乌克兰人对战德国人，红军对战白军，他们在饱经霜冻和热浪摧残，又遭战争破坏的老街上你追我赶好几个小时，躲进沟渠里，躲在灌木丛后，假装开枪击毙扮演敌人的小伙伴。
她的父母都是药剂师，经营着镇上唯一一家药店。店里只有一些最最基本的药品，可就连这些都时常备不齐货。药店的收入也并不能让全家人每天都吃饱。所有人都在挨饿，所有人都在灰头土脸地艰难度日。一个名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格鲁吉亚人坐在莫斯科的权力宝座上，他统治着庞大的苏联帝国，不断索要着活人用来献祭，不断寻求着必须铲除的新的敌人。一个叫瓦西里·布洛欣的男人或许是他手下最兢兢业业的处决执行人，他不辞辛劳地处理着斯大林每天签署的死亡名单，夜里在莫斯科某个铺着瓷砖的地下室里用他的军用手枪射杀两百五十个人，也可能更多。子弹不够的时候，他会把两颗脑袋精确地前后排布好，然后用一颗子弹射穿它们。整个苏联，数不清的人消失在了集中营，在乌克兰的一些省份也会看到邻居突然被抓走，之后再无音信。娜斯佳时刻能感受到弥漫在大人中间的那种恐惧，就和她父母眼里的恐惧一样。所有人都沉默着，低着头，只有在厨房里，才会偶尔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还有许多人相信，莫斯科的利维坦连厨房里的悄悄话也不会放过。
在学校里她永远是优等生，班级里的尖子，不仅帮助后进的学生完成家庭作业，还会照顾班上被孤立的孩子，那些在教养院长大的孩子，或是酒鬼、罪犯以及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后代。其他学生都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尽管大家从小就被教导要乐于助人、要摒弃私心、要团结成比“小我”更重要的“我们”——这些论调与娜斯佳对集体的强烈渴望倒是一致。她热切盼望着加入少先队，甚至为了尽早戴上红领巾修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这样她就可以在假期前往少先队营地，在秋天去乡下参与集体收割了。她还是当地图书馆的常客，如饥似渴地读了所有她在那里能找到的书。小图书馆的藏书并不丰富，不少书被她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在她关于未来基辅生活的畅想里，气势恢宏的国家图书馆正在静候她的到来，她会读遍那里的每一本书。她立志要成为一个把读书当成职业的人。
战时和战后初期食不果腹的滋味在她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那些年里的饥饿体验并没有激发出她对食物的强烈渴望，反而让她对吃东西彻底失去了兴趣。小时候她就对那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全无胃口，差点因此丢了性命。她吃什么都味同嚼蜡，光是闻到食物的气味就足以让她反胃。即使在几十年后，她的饭量也还是和一份猫食差不了多少，她的身体已经永远戒除了对更多食物的渴望，口腹的享受一直是她所无法理解的。大概是因为她一直在饮食上极度节制，她的身材才始终如少女般清瘦，她那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健康和活力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要归功于此。
后来，为了谋生，她成了土木工程师。她原本的志愿是去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修读文学，但这是一条几乎走不通的路。要搬去苏联的首都必须先取得迁居许可证，这就已经难如登天了。更何况这个庞大的国家还处于战后的重建阶段，在列宁提出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鼓舞下，正致力于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就需要大批能干的年轻人从事技术行业，同时也鼓励尽可能多的妇女参加工作。纳入行动纲领的妇女解放运动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女拖拉机司机、女建筑工人、女冶金学家，当然还有女科学家和女医生。娜斯佳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里所有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科目，响应号召去了基辅科技大学攻读地下工程。为了应对灾难性的住房短缺问题，当时的乌克兰首都到处都在兴建大规模的板式装配楼住宅区，娜斯佳的专业就是为这些建筑工程规划地下部分。这并不符合她的志愿，不过，和文学一样，科学技术中同样蕴藏着让她感兴趣的奥秘。更关键的是，她终于可以搬去基辅了。
娜斯佳的父亲在战争结束后从前线回到了家，那时，她才第一次与他相认。一个身着制服的高大陌生男人就这样突然站在了三岁的女儿面前。他向她伸出手，她瑟缩着边向后躲边带着哭腔细声细气地说：“我不认识你。”至少后来别人是这么告诉她的。
从第一天起，她就在这个振奋人心的学生大集体中找到了家的感觉。在宿舍里，她和另外三个女孩分享一个不大的房间，两张上下床并排放在狭小的空间里，但娜斯佳丝毫不觉得逼仄，正相反，她快乐得像回到了窝里的鸡雏。她和大学期间结识的许多朋友都成了一生的挚友。
红军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之后，娜斯佳的母亲曾在花园的醋栗丛里发现过一个躲藏着的德国士兵，那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一个穿着制服的孩子。他害怕得浑身发抖，哭个不停。她心软了，不想把他交给红军，但她这样做就是为战争中的敌人提供庇护，善良可能会让她付出生命的代价。还好那个男孩第二天就从花园里消失了，没有给娜斯佳的母亲带来麻烦。
学校食堂的一日三餐显然谈不上可口，品种也十分单调，几乎每天都是卷心菜、甜菜根汤或者荞麦糊，但娜斯佳许是受到了周围那些总也填不饱肚子的大学生的感染，胃口变好了不少，她原本棱角分明的瘦削身体也逐渐显出了更加女性化的线条。每天晚上，她都躲在被子下面打着手电筒看书。神圣的世界文学档案馆的大门终于向她敞开了，家乡那条供她汲取知识的涓涓细流现在已经变成了汪洋大海。她读柏拉图、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儒勒·凡尔纳、萧伯纳、E.T.A．霍夫曼，等等等等。当时正值尼基塔·赫鲁晓夫执政下的所谓解冻期，他在1953年取代了斯大林，结束了后者的恐怖统治。大学生们个个跃跃欲试，每个人都感觉套在自己脖颈上的绳索似乎松了不少。
娜斯佳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塔尼娅住在郊外的一栋小房子里，那里的炉台在冬天还会当作床用。虽然当时已经通了电，生活用水还是得依赖外面的水井。战争期间有三个德国兵驻扎在他们家，吃饭穿衣全靠她的母亲照料，不过据说他们很友善，还会塞给家里一些面包之类的食物。与此同时，德国人在这个小镇里建起了集中营，一年之内就有大约一万三千人被杀害，其中主要是乌克兰犹太人。他们在东欧建立起的由犹太小村庄构成的世界在这场战争中被彻底摧毁。一辆辆封闭的卡车驶过没有铺柏油的泥泞道路，那就是移动的毒气室。打着疏散的幌子，他们把犹太人集中起来，赶进这些卡车，运到小镇外面，然后用排气管的废气把他们全都毒死在卡车里。
在第三个学期，她与未来的丈夫罗曼相识了。当时他正在医学院学习，和她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罗曼相貌英俊，一头黑色鬈发，是个克里米亚卡拉派犹太人。战争期间，德国人占领了克里米亚，杀害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部分种族归属尚未明确的卡拉派犹太人。罗曼一家幸运地躲过了大屠杀，但也和其他千千万万家庭一样，接连经历了革命、内战、财产征用、大饥荒、斯大林的灭绝恐怖统治和德国人的入侵。德国人把黑海边最大的克里米亚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变成了废墟和瓦砾，更名为忒奥德里克港（Theoderichshafen），企图使它成为德国人的定居点。最后，赫鲁晓夫把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半岛连同它的大量人口一起，送给了兄弟民族乌克兰。对于当时十六岁的罗曼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他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他都仍旧是一个苏联公民。但这一历史性的转让将在很多年后让他切身感受到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乌克兰从俄国独立出去后，弗拉基米尔·普京索回了赫鲁晓夫的慷慨赠予，强行把克里米亚圈回了俄罗斯版图，乌克兰政府便禁止自己的公民前往这个被俄罗斯吞并了的半岛。从那时起，住在基辅的罗曼就再也回不去自己的家乡了，而他的亲戚朋友都还居住在那里。
娜斯佳对战争没有任何记忆，那时候发生的事都是她从别人的讲述中得知的。德国人在这个小镇只投下过一枚炸弹，它击中了一栋规模不小的住宅楼，住户们全都死在了燃烧的废墟中。只有一个老妇人幸免于难，因为她正巧去了屋后的木头旱厕，空袭的时候不在楼里。
1938年，罗曼出生在巴赫奇萨赖，嵌在克里米亚山脉宽阔山谷中的一座富于传奇色彩的小镇。那里的山坡上生长着用来酿制著名的克里米亚起泡酒的葡萄，还有漫山遍野的伏牛花丛和梨果仙人掌。他和弟弟妹妹从小居住的房子就在童话般的可汗宫对面，这片建筑群曾经属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统治者，大名鼎鼎的泪泉就在里面。近两百年来，石头喷泉上的两行水滴不间断地滴落在玫瑰花上，那是可汗对年轻亡妻的哀悼，被凝固在了大理石里，永不磨灭。除了那几扇能看到鞑靼人宫殿的窗户，罗曼家的房子就和绝大多数的苏联老房子没什么两样了，楼里有几间破旧的集体公寓，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年轻的罗曼在离开克里米亚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在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都睡在一个大衣柜后面，衣柜上面堆着木箱和手提箱，一直顶到天花板，这样他就仿佛拥有了自己的房间。他的两个弟弟妹妹睡在房间的另一头，用一道帘子隔开。父母的窄床就摆在房间的中央，白日里的家庭生活就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