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除了我的母亲，她是我在德国遇到的第一个乌克兰人。我的母亲是在1944年作为强制劳工来到德国的。她和数百万被强征到第三帝国的苏联人一样，如同奴隶一般被迫为德国的军事工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战争的最后一年，她生下了我，十一年之后，享受不到任何权利，向前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她，溺死在了德国的河水里，落进了各种野蛮力量的磨床，被它们彻底碾碎。而现在，近四十年过去了，从死去的母亲到眼前这个属于当下的乌克兰女性，我的思想和情感都需跨越一段过于漫长的路途。何况在我眼里，娜斯佳的形象本身就缺乏真实感。西方和东方世界之间的界线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在我的内心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所以它在外部世界的消失反而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一个乌克兰女人在我柏林的公寓里掸去家具上的灰尘，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然后楼梯上就走来一个身形瘦削、看起来有些拘谨的女人。她的年纪在五十岁左右，却有一副小姑娘的模样。下身的牛仔裤，背上的双肩包，乍一看与普伦茨劳贝格的街头风光十分相称，但细细打量之后就会从那洗得发白的老式小衬衣和规规矩矩的发夹上看出端倪：她来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她告诉我她叫娜斯佳，来自基辅，她说，遇到像我这样能与她用俄语交谈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唱片机里放了一张很久以前购于莫斯科的紫胶老唱片，上面灌的是乌克兰的民间音乐，忧伤的、带着头腔共鸣的清唱，来自我母亲诞生的那个世界。这样的乌克兰，是作为口译员的我在仓促的差旅中所无法感知的。那个时候娜斯佳来我家已经两三个月了，我本想用它给她一个小小的惊喜，但一向内敛又看似快活的她却突然泪流满面。
我和她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从她的泪水里，我一下子又看到了我母亲的那份乡愁，那种无边无际、无从医治的情感，它是我童年里猜不透的谜，是关于我母亲的秘密，是一种打我记事起就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她的暗无天日的重病。几乎每一天我都会看到她在流泪。我一直觉得，面对这种叫作乡愁的东西，我根本没有丝毫胜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沉溺其中，越陷越深。她正在逐渐消失，总有一天会彻底离我而去，留下的就只有她的乡愁。
我们是在同一时间来到柏林的，我从南普法尔茨一个充满田园风情的葡萄种植小城来，娜斯佳则告别了当时已经濒临破产的乌克兰，离开了位于首都的家。那是在柏林墙被推倒后的第三个夏天，她手握一张旅游签证踏上了旅途，而我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在柏林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我很早以前就不堪重负的脊柱对搬家这件事反应十分强烈，所以我不得不考虑雇一个人帮我拆开那一个个打包好的搬家纸箱，然后把公寓打扫干净。
娜斯佳出生在乌克兰西部一个犹太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乡间小镇，那时离战争结束还有三年。在很久以前，在还没有革命、还没有战争、乌克兰还被称为欧洲粮仓的时候，这个地方被一望无际的麦田包围，散落其间的小村庄和城镇仿佛被麦浪淹没。这片金黄如今还闪耀在乌克兰的国旗上，上蓝下黄的配色便是天空和麦田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