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里玩乐队。”
他大笑起来：“天哪，托比，他们会抢着要你。你还会别的吗？下棋？音乐？”
“真了不起。你玩什么乐器？”
“老鹰级。”
“小鼓。”
“你是个童子军？太棒了！希望越来越大了。你是什么级别的？”
“好的，继续保持好成绩，好好游泳，当个出色的童子军。”杰弗里告诉我，他会给我寄一份申请学校清单，里面有投递地址和截止日期。他告诉我得耐心点儿，这很难一蹴而就。“我不希望那家伙再打你了，”杰弗里说，“你觉得自己还能在那儿坚持一段时间吗？”
“我们学校没有游泳队，我加入的是童子军的游泳队。”
我说可以。
“很好，他们喜欢会游泳的。你加入学校游泳队了吗？”
“我要跟老头打电话说说这事儿。他可能会出些主意。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都要带你逃离那里。”他让我向母亲转达他的爱意，让我继续写作。他说他真的很喜欢那篇关于狼的小说。
我告诉他我会游泳。
母亲这段时间陷入了人生低谷。之前竞选期间，她在山谷跑上跑下，参加会议，与她的偶像共度时光。她结识了约翰·F.肯尼迪。现在选举结束了，她只能回到厨房端端盘子。她怀念那些让她激动、兴奋的日子，但她的悲伤不只是因为这个，不只是因为无聊和疲惫。她告诉一个共同参加竞选活动的男人，她想离开奇努克，他提出可以帮她在东部找找工作。德怀特不知从哪儿听闻此事。有天晚上，他们从马布尔芒特驾车回来时，他开上了一条伐木用的道路，将她带到偏僻的地方。她让他开回去，他却一声不吭。他就坐在那儿，开了一瓶威士忌。喝完了酒，他把猎刀从车座下抽出来，抵住她的喉咙。他就这样要挟了她好几个小时，让她求饶，让她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如果她敢离开，他说，他会找到她，并杀了她。无论她去了哪儿，无论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她，他一定会杀了她。她觉得他会说到做到。
然后他谈了谈自己的想法。他说，他以前就读的预科学校——乔特罗斯玛丽中学——每年都会发放一定数量的奖学金。既然我成绩名列前茅，他觉得我有机会获得其中一项奖学金。虽然希望不大，但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应该同时申请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圣保罗中学，父亲以前在那边上过学。或许还有别的一些学校，他们喜欢运动员。他问我是个运动员吗？
我知道肯定出事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母亲不肯告诉我。她担心我知道以后，事情会变得更糟，会再次激起德怀特的怒火。事实上，她既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去。如果是一个人，她还可以一走了之。但现在还得照顾我，她放心不下我。
我列出了课程：乐队、手工技能、代数、体育、英语、公民教育和驾驶。杰弗里听上去不太满意。他问我成绩如何，我告诉他都是A等级。“那很好，”他说，“这给了我们一些希望。很显然，你在努力做到最好，他们就想看到这一点。”
我告诉她我跟杰弗里打过电话了，她的眼里顿时噙满泪水。她可是很少哭的。我们俩就坐在餐桌旁，我和她单独在家时，总喜欢坐在这儿聊天。最近杰弗里也给母亲写了信，不过自从离开犹他州后，他们俩就一直没说过话。她想听听他的声音，想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想了解各种各样我忘了问他的事情。母亲变得忧郁起来，只要一聊起杰弗里，她就会这样。她担心让他和父亲一起生活是错误的决定，担心他会因此记恨她，因为这件事，因为离婚，因为她跟罗伊在一起。
“康克立。老天，他们都教些什么？”
我提到杰弗里建议我去乔特罗斯玛丽中学，说我有可能在那里或者在其他学校获得奖学金。我担心她会反对，我以为她会因为我想离开而感到受伤，但没想到她还挺赞同这个主意。“他真的觉得你能申请上？”她问道。
“康克立。”
“他说他们会抢着要我，这是他的原话。”
“不，你不会想和那个老头住在一起的，相信我。”杰弗里说，他还有些别的想法，本打算下次写信时再提及。他问我奇努克的学校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到下游64千米处的康克立上中学，他问道：“在哪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想。”
“那如果和爸爸一起住呢？”
“我成绩很好的。”我说。
“不行，”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这倒是真的，你成绩不赖。他还提到了哪些学校？”
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过去跟他一起住。
“圣保罗中学。”
“就这么定了，”杰弗里说，“你必须离开那里。”
“这是给你规划了远大前程啊。”
我说他打过——“一直都这样。”
“迪尔菲尔德中学。”
“等等，”他说，“他无权这样打你。他以前也打过你吗？”
她笑了。“他们会认出你的姓氏的，我想你的父亲应该是他们劝退的唯一一个男生。”她接着说，“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只是想给你打个电话。”我说。
“杰弗里说，他会和爸爸谈谈。他说也许爸爸会出些主意。”
杰弗里沉默了片刻。他再次开口时，语气变得沮丧起来。“托比，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敢肯定他会的。”她说。
“她在工作。”
杰弗里寄来了他之前提到的学校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另外三所学校——希尔中学、安多福菲利普斯中学和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我去了学校的图书馆，在万斯·帕卡德的书籍《身份追求者》中查了查这些学校。这本书解释了上层阶级如何保持自身的长久发展。据说这本书推崇民主，通过揭露秘密来抨击权贵，颠覆上层阶级。但我没把这本书当成社会批评专著来读。在我看来，追求身份地位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每个人都这么做过。那些买书的人肯定也在这么做，他们与我有着相同的目的，他们读这本书并非为了批判阶级分化，而是为了跻身上流阶层。
“妈妈在哪里？”
无论帕卡德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他的书都为那些想往上爬的人提供了绝佳指南。他列出了你应该居住的地方、应该上的大学、应该加入的俱乐部以及应该皈依的信仰。他列出你应该光顾的裁缝店和商店，还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可能暴露你出身的种种举动。在游艇俱乐部聚会上穿一套蓝色哔叽西服。把沙发说成达文波特(8)，把生病说成欠安，把有钱说成富裕。给房屋墙壁涂上鲜艳的颜色，把姜汁汽水与威士忌搞混。舞跳得过于曼妙。他向我们展示了盒子里套着盒子，圆圈里还有圆圈。你当然会去上一所常春藤盟校，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关键不在于哈佛，而在于哪种哈佛？提到哈佛，人们其实谈论的是坡斯廉俱乐部、弗莱俱乐部或AD俱乐部(9)。”他指出，决定一个人上哪种哈佛、哪种耶鲁、哪种普林斯顿以及人生道路走向的，其实是预科学校。“上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还不够。去精英预科学校才最重要……”
我说是的。
帕卡德说美国有三千多所私立学校，只有极少数能达到他的精英标准。他列出了一份简短的清单，与杰弗里列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在康克立中学的图书馆里琢磨了一下这些学校，开始明白它们所许诺的精英生活意味着得将大多数人赶出去，赶到高墙外，赶到糟糕的裁缝店里。我不想被排除在外。既然我已经看到了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别的生活就只会让我感到压抑。
杰弗里一直默默听着，没有打断我。等我说完，他便问道：“让我先把这个搞清楚。他是因为一点点芥末就动手打你吗？”
帕卡德特意指出，外人几乎无法考上这些学校。但他也提到，这些学校都会提供奖学金，其中一大部分会授予那些“家道中落的校友后代”。我不禁想到，或许迪尔菲尔德中学正等着我到来呢。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讲完整个故事。“芥末”这个词听上去像是玩笑话，在我开始讲来龙去脉时，我担心杰弗里会觉得荒唐可笑，因此就将事情描述得比实际更严重些。
我给学校去函，索要申请表。这些学校很快就给了回复，从措辞生硬的申请表里，我竟然能感受到学校求贤若渴。迪尔菲尔德校长寄来的短笺，其内容十分友善，他叫约翰·博伊登，就是他的父亲把我父亲劝退的。他说今年学校已经收到了无数份申请表，因此建议我申请其他学校。他列出的清单上都是我熟悉的学校。他在手写附言中补充道，他还记得我父亲，祝我一切顺利。他的口吻十分亲切，我把这当成是他对我的偏爱。
“他打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打你了？”
表格全部收到之后，我刚准备填写，就碰壁了。从表中列出的问题能看出，且不提获得奖学金了，单单是想要被录取进任何一所学校，我起码得像之前跟哥哥描述的那样优秀，或许还得更出众一些。我说什么杰弗里就信什么，但学校可不吃这一套。每份申请表都要求附上推荐信，他们希望看到老师、教练、辅导员和本校校友的推荐信。他们让我描述社区服务经历，那里留下很大一片作答区域，真是令人气馁。运动成就、国外游历和语言能力这几项都要求这些长篇大论。我知道这些自述与推荐信内容必须一致。他们想要康克立中学出具的正式成绩单。最后，他们还要求我参加预科学业能力测验，该测验将于1月在西雅图的湖滨中学举行。
我也想说“你好”，但这个词卡在喉咙里发不出声。每次我想讲话时，喉咙都会变紧。这并非因为我感到自卑，而是因为听到自己哥哥的声音，还因为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但这些根本没法解释。杰弗里一直在问我怎么了，等到我能发出声音时，我把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件事告诉了他——德怀特打了我。
这可把我难住了。一看表格，我就感到绝望。这一大片空白就像环境恶劣、广袤无垠的撒哈拉沙漠。我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白天，我想了很多浮夸的言辞，每句话都可以绕上十八个弯，但是到了晚上，我实在无法写下这些愚蠢的论述。表格上依然一片空白。母亲催我早点把申请表寄出去，我就把它们转移到学校的储物柜中，告诉她一切都已妥善处理。我没有麻烦老师帮我写溢美之词，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愿意的，也没有把我那满是C等级的成绩单寄出去。我已经破罐破摔了——就像人们喜欢说的那样，我变得现实了。这让我十分痛苦。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我看不到任何出路。
他越过桌子，扇了我一巴掌。他没有下狠手，但声音很响。珀尔开始朝他大喊，他也大叫起来，我便起身离开了屋子。我四处闲逛，自哀自怜。随后，我决定去主仓库装货坡道上那台贩卖机里买瓶可乐。坡道上还有个电话亭，在我喝可乐时，我突然想到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接线员被我的无助逗笑了，认真地引导我。她从普林斯顿大学信息台那边要到了杰弗里的电话，她说这是要付费的，我顿时就慌了，她又安慰我。“钱就由对方出吧。”她说。我听着受静电干扰的含混不清的信号声。我全身都在发抖。接着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已经六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了，但一听就知道是他。他接起电话说道：“你好，托比。”
我父亲打电话来了。那天晚上德怀特和珀尔都不在屋里，实在是幸运，因为母亲接电话时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她变成了一个少女。我马上意识到是谁打来的，站到她旁边，费劲地从压低的声音中分辨爸爸在说什么。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讲话。母亲笑着摇摇头。她不时狐疑地笑着说：“以后再决定吧。”以及“我不知道。”最后她说道，“他就在这儿”，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
“是的。”我说。
“嗨，小兄弟。”他说道，我能感觉到他就在身边，看到他那熊一般魁梧的身材，闻到他身上散发的烟味。
“好了，”德怀特说，“你看看——这罐子之前是空的吗？”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
我尽可能地把芥末都搞出来。餐盘边上多了一块棕黄色斑点。
“你哥告诉我你考虑申请乔特罗斯玛丽中学，”他说，“我个人认为，你在迪尔菲尔德中学会过得更开心些。”
早在斯基珀提到他要去上工学院的时候，我就违心地宣告了同样的雄心壮志，附和他那严肃的计划，希望能增加印象分。说多了就好像变成了真的。我对工程专业的细节既没有钻研的兴趣，也没有学习的天赋，但我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我也挺喜欢这个词的发音。
“嗯，我刚刚申请了，”我说，“不一定能录取。”
他又问了我一遍罐子看起来是不是空的。我的眼睛被熏得发疼，只好回答“不，它看上去还没空”。他把我放开了。“弄干净。”他说。他把罐子递给我。我拿刀在芥末罐里刮擦，他就在边上看着。过了一会儿，他坐到了桌子对面。里面有些条痕真的很难弄，尤其是在颈口那块，刀子根本没法够到。德怀特变得不耐烦了。他说：“如果这种小事儿你都做不好，就别指望成为一名工程师了。”
“噢，像你这样出色的男孩，肯定能被录取。”他复述了一遍我告诉杰弗里的事情。
“爸爸。”珀尔叫道。
“我不知道。好多人申请这所学校。”
我没回答。
“你肯定能申请上的，”他严肃地说道，“问题是，你要选择哪所学校。我只是觉得迪尔菲尔德中学的规模可能会比乔特罗斯玛丽中学更适合你。说实话，你已经习惯了在小池塘里当大鱼——在乔特罗斯玛丽中学你可能会迷失方向。当然了，选择权在你。如果你想去乔特罗斯玛丽中学，看在老天的分上，那就去乔特罗斯玛丽中学！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一所该死的好学校。”
“再看一次。”他说道，并将罐口对准我的眼睛。我往后闪，他就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推回罐子前面：“你觉得这是空的吗？”
“好的，先生。”
我说我也觉得罐子是空的。
他问我还申请了什么学校，我就给他念了遍清单。他十分赞成，补充道：“多说一句，安多福菲利普斯中学其实就像工厂一样。我不确定是否要送自己的儿子去那儿，到时候我们再谈。现在我来跟你说说我的打算。”
“好吧，但它的确是空的呀。”她说。
按他的计划，我中学毕业后就马上去拉荷亚。等杰弗里毕业后从普林斯顿飞过来，我们仨就一起度过整个夏天。在我预习迪尔菲尔德中学的课程时，杰弗里会进行小说创作。如果我们想休息一下，就可以去“风与海”沙滩那儿游泳，沿着公寓旁边的街道往下走就到了。过段时间，等母亲觉得一切进展顺利时，就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会一家团聚。“我过去犯了些错误，”他对我说，“我们都犯过错误，但都过去了。对吧，托比？”
“我没问你。”德怀特对她说。
“对的。”
珀尔说：“在我看来，这就是空的。”
“我敢打赌这肯定能成，我们将开启新生活。对了，别再管自己叫杰克了。你可不能用杰克之类的名字去迪尔菲尔德中学读书。明白了吗？”
他把罐子凑到我的脸旁。罐子的颈部和底部凹槽中残留着一些芥末酱。
我说我明白了。
“因为它已经空了？你觉得这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吗？”
“好孩子。”他问我继父打我是不是真事。听到我的肯定答复，他说道：“下次他再这么做，你就毙了他。”然后他让我把话筒递回给母亲。
“因为它已经空了。”
她挂断电话后，我告诉她父亲跟我说的话。
“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
“听起来真不错，”她说，“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告诉他我扔的。
“他说你也会来。”
一天下午，我和珀尔正吃着我弄的热狗时，德怀特进了厨房。他注意到垃圾桶里有一罐法国芥末，把它捞了起来。“谁把这个扔掉的？”他问。
“哈！这就是他的馊主意。我疯了才会这么做。”她接着说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杰弗里想见我，这是显而易见的。多年来，我总想和他见上一面，但在此之前，即便我早已制订好与他会合的计划，我也不敢确定他是否想见我。在大多数方面，我们都不了解对方。但他是我的兄弟，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对他来说似乎也很重要。他信里的口吻不再装得高雅客气，而是变得简朴友善。我随身带着这些信件，兴高采烈地阅读它们。
母亲开车送我去西雅图参加考试。早上我参加完语言考试，就开始扬扬得意起来。词汇和阅读理解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我发现这里面都狡猾地设置了陷阱，误导我们去选那个错的答案。这些花招展示了出卷人的自以为是，这激怒了我。我想驳倒这些骗子，表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愚蠢。当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孤独，就好像吵得正欢的时候，对手转身走了。
杰弗里还随信附上了父亲的寄语。他和妻子离婚了。他已移居加利福尼亚州，并在康瓦尔宇航公司找了份工作，这么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去上班。事实上，杰弗里写道，他们一直都过得很坎坷。等见到我时，他会告诉我更多实情，他希望在他出国前我们能见上面。咱们已经太久没见面了，他写道。
其他参加考试的男孩都聚集在走廊上对答案。他们似乎都相互认识。我没有走近，只是仔细地观察着他们。他们披着皱巴巴的运动外套，穿着宽松的法兰绒裤子，白色袜子搭棕色乐福鞋。我是唯一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孩，这是我八年级毕业时买的黑白相间西装，现在穿着就太小了。我还是唯一一个留着“普林斯顿”发型的男孩。别人的长发都大概分一分，从额头上垂下来，几乎快垂到眼睛那边。他们不时甩头，把掉下来的头发弄回去。如果只有一个人这样，还可以当作随意之举，但他们所有人的动作风格都很一致，就难免引起我的注意。我还留意到他们交谈的方式——讽刺他人，也自我嘲弄。我觉得这很有趣，很刺激，有些时候，我不得不憋住笑。他们说话时会露出嘲讽的笑容，站着晃来晃去，像嘶鸣的马一样甩头。
杰弗里回信说，他喜欢我写的故事，希望我再给他寄些。这封信情真意切，还带来了新消息。这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一年了。他希望毕业后能搬到欧洲去写小说。但也有可能去土耳其教书。普林斯顿待他很好，他写道，等我选择大学时，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普林斯顿。
吃完午餐后，我逛了逛校园。这儿的学生还在家里享受圣诞节假期，校园里一片寂静。我找到一张长凳，坐在那里俯瞰湖面。湖面上雾气笼罩，灰蒙蒙的。在数学测验开考响铃之前，我就一直这么坐着，跷着二郎腿，假装自己是这里的学生，假装这些漂亮的老建筑就是我的家，建筑上爬满了真正的常春藤茎蔓，挂着一些棕色叶子。
我觉得这小说写得真好。我无法像杰弗里一样大胆地写作。我给他寄去我自己写的一篇小说，讲述了两匹狼在育空地区搏斗至死的故事，但我知道他写的那篇更好，还考虑过将他的小说当成作业提交给英语老师。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干了，要不然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亚瑟很讨厌手工技能课，但在康克立中学，这是男生的必修课。大概做完第八或第九个雪松木盒后，他不干了。作为交换，手工技能课期间他愿意去学校办公室干活。我以为他会帮我忙，但他生气地拒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愤怒。我没意识到他也想逃离这里。我放弃了，没有再提起此事。
哥哥给我寄过他写的一篇小说《一团头发、一块骨头》。故事中，一名美国人因杀害妓女而被监禁在意大利。他父亲很有钱，但这个年轻人拒绝向他求助。他与父亲以及其他所有人都疏远了。他彻底脱离了社会，甚至都不愿表达他对杀死女孩的悔意。其实他很愧疚——当时他喝醉了——但他对这个社会太过鄙夷，说什么也不肯求饶。这篇小说描述的监狱生活细节十分真实，比如厕所每隔几分钟就会自动冲洗，而且囚犯们还会用锡杯敲打牢房。
但几天后，在自助餐厅里，他朝我走了过来，往桌上放了个马尼拉文件夹，又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我站起身，把文件夹拿到澡堂，把自己反锁在一个隔间里。什么东西都在里边，我想要的一切。五十张带着学校抬头的信纸、几种空白的成绩单以及一沓学校的官方信封。我将它们又装入文件夹，回到了自助餐厅。
接着我转向了她，露出热情的笑容，问道：“您叫什么名字，太太？”她走到桌前，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双手拿着钱包。她像之前在药店里一样穿着白色毛衣和格子裙。最初的震惊过后，我就不再慌手慌脚了。我知道她不是尾随我到这儿来的。很显然，她儿子也是童子军，很显然，这男孩也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的。她看了看我的胸牌，上下打量着我，当她确定自己搞错了，确定那不可能是我的时候，她的脸重新舒展开来，表情安详。她也对我笑着，告诉我她的名字。我从名单上看到她两个儿子都是荣誉协会的成员。她已经开始寻找他们了，环顾四周，往嘈杂的大厅里瞅着。她拿起自己的胸牌，用手臂挽着门口的男孩，走进了宴会厅。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填写了成绩单和申请表。现在，填写申请表变得容易多了，我知道推荐信会写得十分详尽，于是自述就尽量写得简洁而谦逊。写完这些后，我开始弄推荐信。我手写了粗略的初稿，然后去了学校的打印间，用不同的机子在带着学校抬头的信纸上打下了最终版本。我写初稿的时候很小心翼翼，划掉了很多内容，又用铅笔添了很多，但不再像之前那么犹豫不决了。现在，这些话轻轻松松就能写下来，就好像有人将它们吹入我的耳朵一样。我感觉有好多话不吐不快，这些真相憋在心里很久了。这就是我自认为在写的——真相。这是只有我才知道的真相，比起那些相悖的事实，我更相信我写下的这些。虽然没有证据，但我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确是个全优生。同样地，我相信自己是一名老鹰级童子军，是一名强壮的游泳运动员，也是一个正直的男孩。这些是我矢志不渝的信念。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然后我就发现她排在一对老夫妻的后面。我抬起头，看见她正盯着我。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所幸最终站稳了。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我核对过这对老夫妻的名字，说了些善意的俏皮话，逗得他们发笑。
我没有写下那些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的论述。我没说自己是明星四分卫或者校橄榄球队运动员，原因在于，虽然我每年都会参加橄榄球比赛，但我对愚蠢的橄榄球精神实在无感。篮球也是如此。我无法在最后一刻绝杀，就像埃尔金·贝勒在美国大学体育总会季后赛中为西雅图队效力对阵旧金山那样。同样的还有校园政治，有些人总是忍不住要检验自己受欢迎的程度，真是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想的。
距离年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但大厅里已经挤满了戴着荣誉协会肩带的童子军，他们四处打量别人。我把小旅行包寄存起来，向其他部队的熟人问好。其中一位负责摆放椅子。他请我帮他一起弄，完成这项工作后，他又让我和其他几个男孩在门口站着，迎接来宾。我们仨心有灵犀。当人群开始鱼贯而入时，我们已经准备好如何机智应对了。与来宾谈笑之间，我已核对好受邀名单，第二个男孩在胸牌上写下宾客的姓名，第三个男孩则陪同客人走到对应的餐桌。
我并不想成为这类人，我也不想误导别人这么以为。
从刚才逃离药店到现在返回药店，才过去了不到十五分钟。一辆空警车停在药店外面，警灯闪烁着。我镇定自若地看着正前方，走过药店，走到举办年会的那家酒店。
我不会说自己是橄榄球明星，但我虚构了一支康克立中学游泳队。教练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我的老师和校长也写了推荐信。他们并没有夸大其词。他们只是如实描写一个正直的天才男孩，他默默地成长进步，学校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渐渐无法满足他了，他们把能做的都做了，现在他们希望他能去其他地方接受更好的培养。
我背上小旅行包，离开了餐馆。
我写这些的时候并没有过于激动或夸张，如果老师真的像我一样这么了解自己，他们也会这么写的。这就是他们写的推荐信。从这个活在推荐信里的男孩身上，从这个承载了我所有希望的华丽幻影身上，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自己的面庞。
我靠在门上。我就这么站着，让自己平静下来。汗水流到了我的眼睛里，灼得生疼，衬衫也湿透了。我的喉咙很痛。我把头凑到水龙头下，让水流进嘴里。接着我脱掉上衣，用纸巾擦身子。擦干之后，我脱下裤子，将它与衬衫和眼镜一起塞入小旅行包。我拿出了自己的童子军制服，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摊开穿上。我用湿纸巾擦了擦鞋子，站直审视了一下自己。我穿戴十分整齐，围巾系好了，皮带卡扣对准了皮带头，帽子戴正了，两条肩带自然垂下。一条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授予的肩带，它亮白色的背景上有个红色箭头，另一条是功绩徽章肩带，充分证明了我的实力。那年夏天，我在营地里无所事事，疯了一般地收集徽章。我现在是一名“生命级童子军”，只要再得到一个功绩徽章，我就能升级为“老鹰级童子军”。这徽章叫作“国家公民义务”。我已经满足了许多项要求，包括参加陪审团依法办事，但德怀特不肯帮我递交申请书。他不愿多做解释，只是说我还不够格。我们俩为此争执不休。
我和亚瑟的谈话变得越来越尖锐。一开始只是在开玩笑，但后来却变得不留情面，有时候甚至开始推推搡搡、嘟嘟囔囔，我们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在这种时候，我们都镇定自若地笑着，显示自己只用了很小的力气。一天放学后，我们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又这样扭打起来。本来我们打闹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但别的男孩兴致盎然，在一旁大声喝彩。这就引起了米切尔先生的注意，他在马路对面大叫道：“拉开他们！拉开他们！”他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拉开，好像我们就快激动地扑到对方身上了。
小巷的尽头是条街道，街对面是家小餐馆。街道正在整修中。路上没有汽车，只有几个行人。我歇了一会儿，喘了口气，然后穿过街走向了餐馆。餐馆里几乎没人。我进来时，收银员咕哝了一声，头都没抬，继续写着记账簿。我往后走，把自己锁在男卫生间里。
“好了，”他喊道，“到底怎么回事？”
我在街区尽头转了个弯，这下她就跟丢了。我之前攒的力气似乎全在此刻爆发了出来。我冲到下一个街角，拐过去，跑过半个街区后再拐弯，穿过一条小巷。直到那时，我才敢放慢脚步向后看。她不可能跟上我的，我只是确认一下。她不在后面。我把她甩掉了。我以为自己把她彻底甩掉了，但其实不是。
我们俩都没有回答。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说了什么，都无济于事。
人行道上很拥挤。如果周围的男男女女认为有必要拦住我，肯定就会这么做的。她只要大喊一声：“小偷！”我就会被当场围攻。他们一定以为这只是家庭私事。他们肯定和我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听到一位母亲想要靠近她的孩子。
“你们不能在学校里打架，”米切尔先生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俩有积怨，我有一块地方可以让你们对决。”他拿出笔记本，写下我们的名字，祝贺我们成为男性集会志愿者。
我开始走下过道。她喊道：“等一等，托马斯。”我走到门口时，转过头看了看，发现她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一路跟着我。“等一等。”她说道，用眼神挽留我，她眼里流露出和刚才的声音一样的——悲伤。我打开门，走到街上，速度飞快。我走过了几家商店，又听到她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托马斯！”我加快了脚步。她紧跟不舍，一直喊着我的名字。我转过头看了看。她跑起来了，动作缓慢而笨拙，但的确是在奔跑。我用手肘夹住小旅行包，猛地跑起来。我们俩在街上跑着，大约相距6米，慢慢变成了7米。我没有跑很快，只是步子迈得很大。“托马斯！”她喊道，“托马斯，等一等！”每次她喊我，我都会感觉自己被这关切备至的声音拉了回去。我觉得她看透我了，看透了我的愚蠢和苦恼，只想抓住我，帮我走上正轨。
早在几年前，米切尔·哈德先生就开始组织仅限男性参加的社交集会，以展现几个男孩的拳击天才和他作为拳击教练的能力，但创设伊始，这就是一门大生意了。每张门票三美元，几天之内就卖光了。之所以会这么热门，并不是因为拳击赛的质量提高了，而是因为拳击手打得越来越差。没有人想看轻量级拳击手灵动地跳上跳下，轻轻地抖动肩膀，飞奔过去，迎接对手科学的爱抚。他们想看的是好勇斗狠的彪形大汉针锋相对，将对方砸成肉泥。他们想看到鲜血，他们想看到痛苦。
然后我就看到她颤抖起来，快要哭出声的样子，我就知道她背叛了我。我又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处方台，说道：“那啥，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待会儿再过来。”
米切尔先生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集会变成了斗殴。再不登对的两个人他也能给匹配到一起，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身高和体重问题。实力悬殊和势均力敌都一样有趣，甚至更加有趣。你会情不自禁地看着布尔·斯拉特这种摇摇晃晃的胖子——他被大家称为“大膀胱”(10)——是如何保卫他那宽阔的边界，抵御像霍夫这种恶毒无情的侏儒。招式并不重要。观众想看到搏斗的场面，整晚的高潮就在仇敌对决。
“那就好。我也喜欢，这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好。”
仇敌对决是全场的压轴戏。米切尔先生给比赛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燃起全场的激情，提醒拳击手奋力置对手于死地是件光荣的事。大多数男孩并非真的仇视对方。也许他们就像我和亚瑟一样，只是捉弄对方过头了，或者在自助餐厅里向对方炫耀自己的肌肉，或者碰巧在同一天双方脾气都很差。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幸被米切尔先生当场抓住。
“挺好的。我是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米切尔先生总是睁大双眼寻找仇敌对决的候选人，当他逮到几个不错的人选时，便会当场记下他们的名字。哪怕他们之间没有多少仇恨，或者距离下一次集会还有很长时间，通通没有关系。我和亚瑟很幸运，我们只需要等待三个星期。名单中有些男孩自9月以来就一直在等着，都快忘了彼此之间具体有什么嫌隙。但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想都没想过这一点。不管等多久，他们的怒火都没有消散，到了那一天，他们就像人们所希冀的那般搏斗起来，穷凶极恶，满怀恨意，仿佛要把对方从地球上除掉似的。
“目前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呀？”
我和亚瑟尽可能地避免碰面，狭路相逢时就恶狠狠地看着对方。仇敌对决双方不能变成朋友，否则就有失体统，极不明智。为了搏斗集会，我们必须心存敌意。这对我来说并不难。既然现在有需要，我发现自己心里的怨怼还不少。
“大概六个月吧。”我说。
我们曾经亲密无间。以前有多亲密，疏远之后就有多难受。自从读高中以来，我和亚瑟就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亚瑟努力成为一个好公民。他从不惹事，成绩很好。他在“德尔通斯”乐队里弹奏贝斯，这是一支相当不错的乐队，我曾经想在里面当名鼓手，但被傲慢地拒绝了。他在康克立的朋友都是优等生和奋斗者，而这种人在我们班上很少见。他甚至谈了个女朋友。可惜我太了解他了，知道这些得体的举止都是在表演，演技太做作了。不论他的新朋友身上有多少优点，都掩盖不住他们的无趣。为了融入他们，他必须谨言慎行，避免做出古怪的行为。他不得不表现得很沉闷，他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只是努力装成这样罢了，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么觉得，反正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那你在这里住了多久啦，托马斯？”
他的表演中最拙劣的部分在于与女友贝丝·马西斯的相处。贝丝并不漂亮，但也不是吓人的蛇发女妖，从亚瑟对待她的方式中就能猜到。他们在教室走来走去时，亚瑟会握着贝丝的手，但他从未和她说话，甚至看都不看她。相反，他只是不耐烦地盯着路人的面庞，仿佛在观察他们是否露出怀疑或嘲弄的神情。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这样，但我注意到了。我为此很苦恼。这太奇怪了，我决定什么也不说。
我朝商店后面瞅了瞅。我没看见那个老头。
但我知道他不是好公民，他也知道我不是亡命徒——我并非铁石心肠，并非毫无规划，更不会瞧不起别人的观点。当他看着我和狐朋狗友厮混时，我能看出他也知道这一点。他看穿了我，这令我很困扰，就好比我看透他道貌岸然，他发现之后也很苦恼。我们日渐疏离，但我倒觉得无所谓。大部分时候，我还挺喜欢这样的状态的。但我不能接受他居然知道我是装出来的，枉我装得那么辛苦。我们都无法原谅对方看穿自己，直到我们都愿意接纳真实的自我。
她把我购买的东西放进袋子里，我们就这么站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我手头通常不会带那么多现金。”她终于开口说道。
我的力量不仅仅源于自己内心的敌意，还源于身边的人。他们很支持我，还给我出主意。有的男孩不喜欢亚瑟，但其中大多数只是指手画脚，虚张声势。他们不停地给我打气，讲解演示他们自创的无敌招式，让我拿去用。德怀特也踌躇满志。他打扫了杂物间，当作决斗场所，重新训练我。毫无疑问，这次不能再偷袭亚瑟了。我需要新的策略。德怀特想知道亚瑟是如何挥拳的。
一位矮小瘦弱的老人穿着白色夹克，从处方柜台那边慢慢走下过道。她递给他支票和借阅证。她盯着他，刻意地说：“阿尔伯特，这位年轻人给了我们这张支票。请收好。”他先是狐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做出心领神会的样子。“好的，”他说，“我会保管好的。”他走下过道。我跟着他走，但她说：“他马上就会回来的，托马斯。请在这里等会儿。”
“下手很重。”我告诉他。
她点点头，看着我。她仰起头，大喊道：“阿尔伯特，你能来一下吗？”
“好，但具体是怎么挥的？”
我完全忘记了借阅证上写的住址。我站在那儿，傻傻地眨了眨眼，然后靠在柜台上，从她指间抽出证件，说道：“就写在这里呀。”我读了遍地址，将证件递回给她。
自从四年前在马路上打过那一架后，我和亚瑟就再也没有真正搏斗过，但我们在体育课上打过几个回合，我也看过他和别的男孩练习拳击。“大概像这样。”我一边说着，一边学亚瑟抡拳。
她透过眼镜看着我。“你家地址是哪里？”
“也就是说他的手臂就像风车叶片一样。”德怀特说。
“什么？”
“他的速度要快得多，”我说，“下手也要重得多。”
她认真研究了借阅证，就像刚才研究支票那样。“你住在哪儿呢，托马斯？”
“不管他下手有多重，都没关系。只要他还像风车一样挥拳，就必败无疑。你赢定了。”德怀特告诉我，当亚瑟扑过来时，我先侧移一步闪开，再往他下巴来一记上勾拳。就是这么简单：侧移一步闪开，再来一记上勾拳。
“当然。”我应道，再次把手伸进后裤兜。然后我停了下来。“该死的钱包，”我说，“我的东西都在那里边。我不确定，也许我带了别的东西可以证明一下。”我翻遍所有口袋，假装松了一口气，拿出了借阅证。“找到了，”我说，“这样就搞定了。”
教我搏击时，德怀特总是保持特有的耐心，几乎变得温柔起来，在集会前还同我练习了几次。虽然我学会了这招式，但并不觉得能派上用场，就像别人教我的动作一样。我认为只有忘掉策略，变成亚瑟那样的大疯子，我才有万分之一的胜算。
她研究了一下。我在一旁等待，耐心地微笑着。她开口了，但声音不知怎的好像变了。“托马斯，”她说，“你带身份证了吗？”
每场比赛都有三个回合，每个回合持续一分钟。所有拳击手都在更衣室里待着，等着米切尔先生叫名字。更衣室里灯光昏暗，我们都不说话。除了那些真正的大块头，我们其他人都外强中干，戴着大手套，穿着鼓鼓的超大短裤。一些男孩躺在长凳上，用前臂挡住眼睛。剩余的人都弯腰抱着护膝，盯着地板，听着体育馆里的喧闹声。吼叫声不断地传来，机械性地重复似的，只有在回合间隙才会减弱，但在特别激烈的回合中分贝又会上升。每到这种时候，就像有人凑在我们耳边嘶吼似的。我们会仰起头，等声音变弱了再垂下头。间隔五分钟左右，门就会打开，叫两个男孩出去，他们会经过大汗淋漓、喘着粗气的可怜虫身旁，这些人刚刚结束战斗。
她看着我填写支票。我看过德怀特写这个，知道些小窍门，比如在金额这一栏要写上“五十美元整”。我用花体字签了字，把支票递给她。
我和亚瑟等了很久。我们坐在更衣室的两端，都不看对方。男孩们来来去去。我突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我开始神思恍惚起来，困惑不解。接着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跳了起来，跑到体育馆里，亚瑟就跟在我身后。灯光闪得我眼花缭乱。我看不清观众台上的人，只觉得五颜六色的。我们跑出去时，看台上的观众呼喊着，声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这是令人兴奋的喧嚣，我顿时不再恐惧了。我们走到了各自的角落，米切尔先生介绍说我们俩之间有血海深仇，到现在为止的确是这样的。听到我的名字时，我举起了手套，看台上再次传出呼喊声。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是无敌的。我要狠狠揍他一顿，把他打得灵魂出窍，我迫不及待了。
她犹豫了一下：“五十美元应该可以。”
铃声一响，我们俩就扭成一团了。
“太好了。”我拿出从银行取来的支票，放在柜台上。“可以的话，我就写五十美元。”
那天晚上载我回家的时候，母亲几乎一言不发，她太震惊了。她不相信我不得不搏斗，不相信我逼不得已。整个集会场面把她恶心到了，主要是因为我居然参与其中。她说她感到无地自容，不得不用手捂住脸。我讨厌她这样。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可以排第二名，德怀特也这么认为，他赞扬我把所学的都用上了。
“当然收了。”
事实上，我还没怎么发挥出来呢。第一回合中，我按计划行事，像疯子一样战斗。亚瑟扑到我身上，他比我要更加疯狂。他那戴着手套的手就像风车叶片似的，有两次直接捶在我头上，把我打得跪倒在地。第二回合中，他又把我打倒了。我站起来后，他冲了过来，我未加思索便侧移躲开，给他来了记上勾拳。他顿时愣住了。他就站在那儿，摇了摇头。我又揍了他一下，接着铃响了。
我准备将商品放回货架，她说不必，让我不要担心，这种情况很常见。我向她道了谢，转身要走，又折了回来。“我可以给你一张支票，”我说，“你们这里收支票吗？”
在最后一回合中，我又用上勾拳袭击了他两次，但都没有像第一次那样震动他。那一招打得实在是太棒了。我用脚尖蹬地，用尽全力，把他揍得浑身颤抖。我能感觉到这股力量直直地穿过他的身体。我能感觉到这次真伤到他了。我的老朋友一被击中，头就猛地往后缩，我突然扬扬得意起来，体会到一种紧密地联结，不是与他的联结，而是与德怀特的联结。我清楚地知道德怀特就在周围喧闹的人群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使出这一招欣喜若狂，感觉到他充满了自豪，看到他正低头冲我微笑，脸上满是赞赏和喜悦，似乎还带着一丝慈爱。
“我想这些就够了。”我答道。我把手伸到右后兜里，皱了皱眉。我继续皱着眉头，拍了拍其他口袋。“谁能想到呢，”我说，“我好像把钱包落家里了。该死！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我在西雅图参加的那场考试中获得了好成绩。但得知成绩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安多福菲利普斯中学的拒信，接着圣保罗中学也拒绝了我，然后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这些拒信的措辞都很客气，说了些抱歉的话，并祝我一切顺利。我从没收到过乔特罗斯玛丽中学的回音。
她算了算总金额，问我是否还需要别的东西。
拒信令人失望，但反正我也没多指望这些学校。我主要想去迪尔菲尔德中学。收到该校回信时，我独自一人走开了。我走到河边坐下，读起了这封信。我读了很多遍，起初是因为我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没法消化信的内容，后来是为了找出某个单词或语调，来推翻信件中所说的其他内容或者起码给我一线希望。但是写这些信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如何关上门，不留一点缝隙，不透一丝亮光。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很棒，”我说，“棒极了。”
大约一周后，学校秘书把我从课上叫到办公室去接电话。她说听上去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我以为是哥哥打来的，甚至还有可能是父亲打来的，但没想到居然是住在西雅图的希尔中学的校友打来的。这位先生叫霍华德。他说希尔中学对我的申请“挺感兴趣”，请他与我见面交谈一下，只是随意地聊聊天，他说他一直想参观我们州的这块地方，正好借此机会来逛逛。我们约好第二天放学后在康克立中学外边见面。霍华德先生说他会开着一辆蓝色的雷鸟汽车。他没有提出要会见我的老师，真是谢天谢地。
我拿起几份《星期六晚报》和《读者文摘》，在货架过道里寻找其他成人用品。我拿了些“老香料”须后水、镀铜指甲刀、梳子和一包烟斗丝。当我走近收银台时，她笑眯眯地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太过张扬。”我告诉母亲这通电话时，她这样说道，“做你自己就好。”
我在大街上逛了一个多小时，仔细观察商店和柜员。我在寻找值得信赖的人。我在商业区角落的一家药店(7)里找到了她，就沿着这条街走，在“瑞典水手之家”前方不远。我来来回回走了几分钟，透过药店橱窗观察她。接着我就走了进去，站在杂志货架旁边，假装看书，紧张不安地把小旅行包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她满头白发，但面部光滑，像年轻女孩一样诚恳直率。这是一张忠厚老实、可爱亲切的面庞。她戴着半月形眼镜，一边望着顾客，一边用收银机计算购物总额。算完后，她与他们寒暄起来，大部分时候她都是倾听者，但偶尔也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她的笑声柔和悦耳。她让商店变得宾至如归。
当霍华德先生问我哪儿可以聊聊天时，我建议去康克立药店。我知道学生们会去那边。我想让他们看到雷鸟停靠在店前，我跟这个男人一同下了车，这男人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而且显然不同于康克立药店里出现的其他男人。虽然霍华德先生看上去并不幼稚，但他内心仍住着个男孩。他走路时会轻轻地蹦跶。他那张窄脸神采奕奕，像狐狸一样。他满怀期待地环顾四周，似乎在留意周围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如果真的感兴趣，他也允许自己表现出来。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们中学的男老师也穿西装打领带，但一点儿也不轻松自如。他们总是拉扯袖口，手指在衣领和脖子之间来回滑动。那副模样简直令人窒息。同样西装革履，霍华德先生就表现得很自然，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穿着西装。
图书馆就像银行一样容易糊弄。我只需要把名字和住址报给图书管理员就行，住址是我从电话簿中随便抄来的。我等待的时候，她就把借阅证打印出来了。
我们坐在后面的隔间里。霍华德先生买来了奶昔，喝奶昔的时候，他问我在康克立中学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很喜欢所学的课程，特别是那些有挑战性的，但最近我感到有些厌倦了。很难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在公共图书馆主馆，我成功拿到了托马斯·芬顿的借阅证。之所以选择“托马斯·芬顿”这个名字，是因为暑假期间我曾与叫这个名字的男孩共同担任营地辅导员。他是来自波特兰的老鹰童子军，是个说话很温柔的运动员，身材健壮，和那些来营地探望弟弟的女孩处得很好。我们一起教游泳，但后来我被降职到了射箭场，在那儿我没有好好教课，而是为年轻人组织比赛，每场比赛收参赛费25美分，我差点因此丢掉了工作。
“噢，别这样，”他说，“这很容易解释，你就是觉得课程太无聊了呗。”
我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的成员，我们的年会将在贝灵汉举行。那天下午，我与其他成员一起开车过去，到了之后我就与他们握手告别。我先去了一家银行。进银行之前，我戴上了母亲给我买的角质框架眼镜，当时买来是为了让我能看清学校黑板上的字。戴上眼镜之后，我就变得斯斯文文的，就是有些显老。我穿过银行，走到一张桌子旁，从便利支票簿上撕下一张支票。我排队等候了一会儿，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打了个响指，转身走掉。
我耸了耸肩。我不会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他们可是给我写了推荐信的。
我想着搭便车去普林斯顿，然后找杰弗里帮我打点一切。我没有钱付路费。为了搞点钱，我打算伪造一张支票。那段时间里，我被银行的天真无知惊到了，他们居然就那么放心地把支票簿留在客服台上。人们从街上随便走进银行，写下自己想要的钱数，然后就腰包鼓鼓地走出去了。我完全可以拿一些空白支票，回来再填写。我绝不能在奇努克或康克立兑现支票，别人会认出我用假名字的，但如果在别的小镇，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兑现支票了。
“你在希尔中学肯定不会感到无聊的，”霍华德说，“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不过你可能会遇到其他困难。”他和我分享了“二战”前他在希尔中学上学的那段经历。他在西雅图长大，是学校里的佼佼者。他以为自己能轻松融入希尔中学的生活，但并非如此。那里的学业任务要比之前繁重得多。他想念家人，讨厌宾夕法尼亚的冰雪寒冬。希尔中学的男孩和他家乡的朋友并不相同，前者性格更内敛些，更关心金钱和社会地位。他感觉学校里没有人情味儿。但在最后一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同班同学们居然紧密团结起来，以至于称兄道弟，超越了朋友关系。理由很简单，他说，因为他们好长时间都生活在一起。这让他们变得像家人一样。这就是学校在他心中的地位——学校是他的第二个家。
我决定到普林斯顿去。母亲忙着为杰克逊参议员和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的竞选出力。德怀特称肯尼迪为“教皇候选人”和“罗马参议员”。他不喜欢肯尼迪，可能是因为肯尼迪对母亲影响太大了，母亲为肯尼迪的远大前程激动不已，甚至还有点爱上他了。她总是出门，德怀特也就更加随意使唤我。他并没有真的打我，只是总威胁说他随时会动手。我讨厌和他单独待在家里。
但在此之前，他吃了不少苦，有些男孩甚至都没法走出困境。他们郁郁寡欢，在边缘挣扎。如果这些男孩留在家乡，可能会过得更好。一所预科学校本身自成一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融入这个世界的。
我和哥哥已经六年没见过面了。离开盐湖城之后，我跟他就失去了联系，直到我在康克立中学的第二年秋天，他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还寄了件普林斯顿运动衫过来。我走到哪儿都穿着那件运动衫，搭便车的时候，遇到陌生的司机，我就说自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要回家探亲。我甚至还剪了个“普林斯顿”发型——头顶平平，两边长发往后梳。
如果他说这些是为了让我打退堂鼓，那可就失策了。当然了，男孩们肯定会关心金钱和社会地位；当然了，并非每个人都能习惯预科学校的生活——否则，学校的意义何在？
的确不光彩，但那天晚上我过得很开心，听着他们到处找我，听着他们喊我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找不到我。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喜滋滋地躺在那好地方。透过上方的蕨叶，我看到了浓黑天空中的月晕。冰凉的水珠顺着蕨叶滑落到我脸上。我只能隐约听到山上那场比赛的声音、啦啦队的加油声和看台上的跺脚声。我怀着虔敬的心情听着。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能找到我，陪伴我的只有比赛所带来的轻微兴奋感和一些声音，那些声音喊着康克立、康克立、康克立。
但我装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表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我解释说，我的父亲和哥哥曾给过我类似的忠告，但为了接受良好的教育，我愿意忍受这一切。
他自顾自地笑了，我就知道他会这样。他给我上了一课，教我醉酒后怎么办，而母亲穿着浴袍，站在洗手池那边，静静地听我们对话。德怀特放过我之后，她就跟着我走过大厅。她在我房间门口停住了，双臂交叉，等着我看她。她终于开口说道：“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霍华德先生似乎被这个回答逗乐了，他问我父亲和哥哥都经历了什么才给出这些忠告。我告诉他，他们俩都上过预科学校。
我答道：“我喝醉了，跌下了悬崖。”
“真的吗？在哪里上的？”
我进门时，德怀特正坐在餐桌旁。他上上下下打量我，然后说道——声音很轻，他知道这次抓我个现行了——“昨晚你去哪儿了？”
“迪尔菲尔德中学和乔特罗斯玛丽中学。”
我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主干道，搭便车回家。我的衣服弄湿了，破破烂烂的，不过除了背部有点痛，我并没有受伤，只是在地上躺了一晚，骨头有些嘎吱作响。
“那我懂了。”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他对我表现出了别样的兴趣。尽管霍华德先生并非势利小人，但我能看出他担心我可能无法适应希尔中学的氛围。
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还是四脚朝天。我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回答。我躺在一大片蕨丛中，厥叶上的雨滴闪闪发亮。我上方的厥叶围成了斜格图案。呼喊我的声音离得越来越近，但我依然默不作声。躺在这里挺开心的。周围的灌木丛中有动静传来，我听见他们一遍遍地喊我的名字。我咬住脸颊内侧，以免笑出声暴露自己的位置，最后他们走掉了。
“我哥哥现在在普林斯顿上学。”我补充说。
我四仰八叉地躺着，无法动弹，无法呼吸。我感觉自己被掏空，提不上来气，身体没办法根据大脑发送的信号做出反应。黑暗从我的眼底浮现出来。我正在失去知觉，然后我就真的昏过去了。
他问了我父亲的事。我说父亲是一名航空工程师，霍华德先生顿时来了精神。原来战争期间他曾当过飞行员，很熟悉我父亲协助设计的那款战斗机——P-51野马战斗机(11)。他本身没有开过这架飞机，但他认识开过的人。这让他回想起了身着制服的时光、与他一起服役的飞行员以及他们干过的那些疯狂事。“我们当时只是一群小毛孩。”他说。看他说话那口气，好像没把我当成小孩，而是当成可以理解他的人，当成他的同道中人，甚至亲人。他双手叠在桌面上，头微微低着。我倾身向前，这样能更清晰地听到他在说什么。我们特别聊得来。然后霍夫就出现了。
我没有感觉到自己跌落在地，但我听到风从自己身旁呼啸而过。我双手仍插在口袋里，滚向了山坡侧面，像木头一样滚来滚去，在陡峭的坡段上越滚越快。由于下方的泥土被冲走了，混凝土地面出现了断层。我从边上飞出，在空中旋转着，重重地摔在地上，顺着蕨丛往坡下滚动，撞到岩石和倒下的树木就弹跳起来，蕨丛发出沙沙的响声，然后我就撞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冷不丁地停了下来。
霍夫有着独特的尖嗓门，还带着鼻音。虽然我背对着门坐着，但能听到他走了进来，和另一个男孩坐到我们后边的隔间里，那男孩的声音我不熟悉。他们俩正在讨论上周末围观的那场搏斗。康克立有个家伙打断了对手的鼻子，后者来自塞德罗伍利。
我踩着树的枝干走，就快走到山谷边上的混凝土斜坡了。他们都抬头看着我，大喊大叫。这群傻瓜，我的平衡感可是很好的。我在枝干上一边蹦跳，一边拍手。然后我把手插到了口袋里，沿着枝干漫步，直到枝干断裂了。
霍华德先生不再讲话了。他身子往后靠，略微眨了眨眼，好像刚刚打盹了似的。他不说话，我也不吭声。我不想让霍夫知道我在这里。霍夫打招呼的方式十分特别，我很想躲开他，如果他察觉到碰面会让我难堪，就绝对不会放过我。他会把我的黑料都抖搂出来的。因此，当霍夫和另一个男孩谈论这场搏斗以及双方为之争风吃醋的那个女孩时，我低下了头，闭上了嘴。他们谈论起另一个女孩。他们谈论起下流的事情。霍夫就这个话题发表看法，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经常听到男孩子这样夸夸其谈，我自己也老这样做，但我想现在还是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比较妥当。我皱了皱眉，摇了摇头，低头盯着桌面。
我仰面朝天躺着，而霍夫跪在我身上，抽打我的脸颊。他说：“说话啊，”我应道：“嗨，霍夫。”大家都笑了。霍夫的蓬帕杜发型没弄好，长长的发丝垂到了脸上。我笑着说：“嗨，霍夫。”
“我们走吧？”霍华德先生问。
“别撞到树。”
我不想暴露自己，但别无选择。我站起身，走过霍夫所在的隔间，霍华德先生跟在我身后。虽然我把脸别到另一边，但确信霍夫肯定看到我了，我走向门口，一直等着听他大喊：“嘿！傻瓜！”但却始终未听到他的声音。
我说我不会的。
带我回学校之前，霍华德先生载我在康克立转了一圈。他对混凝土厂感到好奇，但我对厂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令他有些失落。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应该知道吧，男校是一个很乱的地方。”
他举起了双手，手在流血。“别撞到树，杰克。好吗？”
我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哟，咯咯笑(6)。”
“我不是说他们行为粗暴。”霍华德说，“而是说男孩们会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使是在希尔这样的学校，晚上也不一定能听到男孩子围坐谈论莎士比亚。他们会谈论别的东西，性啊什么的。他们可是一点都不客气。”
“狼人(5)。”
我一声不吭。
“我知道。我知道。”
“你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能成为……你懂的，那种老鹰级童子军。”
“沃尔夫，你的牙齿太大了。”
“我没这么想过。”我说。
“哟。”
“我只是说，男校的生活可能会让那些娇生惯养的小孩受到惊吓。”我正准备回话，霍华德先生又接着说，“我再啰唆一句。你在这里显然表现得很不错，你成绩这么好，样样出色，以后应该可以进入一所优秀的大学，我不确定预科学校真的适合你。可能会弊大于利。你得慎重考虑一下。”
我和查克一起待在学校顶楼。他看着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沃尔夫，”他叫道，“杰克·沃尔夫。”
我告诉霍华德先生，我并没有娇生惯养，而且我下定决心要接受比现在更好的教育。我忍住不大喊大叫，只是让自己听起来很愤怒。
霍夫递过来一罐混有伏特加的夏威夷饮料。他管这个叫“猩猩之血”。我觉得喝这个可能会反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闷了一口。酒慢慢到了肚子里。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味道的，喝上去和夏威夷饮料很像。我又喝了一口。
“不要误会，”霍华德说，“你是个优秀的男孩，我会如实向学校汇报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速度很快，好像在背诵一样。他接着补充道，“你胜算很大，但也应该知道现在竞争激烈。”他说明天他会写信给学校，只能拭目以待了。据他了解，挺多男孩和我争这些候补名额的。
康——克立！康——克立！
“我想你也申请了别的学校吧。”他说。
他们无法击败哪支球队？
“另外只申请了乔特罗斯玛丽中学。但我更想去希尔中学，希尔中学是我的首选。”
康——克立！康——克立！
车停在学校门口。霍华德先生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说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他。他让我不要担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向我道别之后，就开车离开了。我一直盯着雷鸟从山上开到山下，一直开到主干道，就像一个男人看着萍水相逢的女人离开了他，本来她给他带来了改变生活的希望，现在这希望也落空了。雷鸟朝主干道南面驶去，消失在了树林后面。
他们最怕碰到哪支球队？
我一边把木板推向桌上的锯子，一边和旁边的男孩开着玩笑。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剧痛，低头一看。我左手的无名指在往外喷血。原来我把手指最末端的关节给切断了。那一小截指头就躺在旋转的叶片旁边，连带着指甲啊什么的。一直和我聊天的那个男孩和我一起望着它，他嘴巴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然后转身走掉了。“嘿。”我喊道。手工技能课上很嘈杂，没有人听到我的叫声。我跪了下来。有人看到了我，开始大喊大叫。
查克他们运气还算不错，总算把我灌醉了。虽然我不会喝酒，但他们非常有耐心，一再尝试，等待时机成熟。事情终于在篮球比赛的时候出现了转机，这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早些时候下了点雨，空气湿漉漉的。学校的窗户是敞开的，我们站在山谷里，还能听到啦啦队队员们调动看台上观众的情绪，而球员们则在进行上篮训练。
霍斯菲斯·格里利带我去看医生。他请另一位老师开车，他自己则问了我一些诱导性的问题，如果最后闹到要上法庭，我的回答将保护他。我知道他什么意思，就给了他想要的答案。我觉得这起事故完全是我自己的错，把他卷进来是不公平的。我是个傻瓜，我居然割断了自己的手指。现在最重要的是表现得大度一些，这是我唯一的救赎了。
如果——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同龄的女孩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会变成一个花花公子。
手指伤得很严重。母亲准许医生带我去弗农山的医院做手术。那天下午我就挨刀子了，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发现绷带从手腕一直缠到剩余的手指头上。本来我在医院待上三天就够了，但医生担心我感染，所以我躺了差不多一周才回家。那段时间里，我对吗啡上瘾了，吗啡是护士免费给我的，因为如果没拿到吗啡，我就会大声尖叫，吵得病房不得安宁。一开始，我只是用吗啡来减轻疼痛，疼起来真是要命，后来我希望吗啡能给我带来宁静。我并不担心吗啡的副作用，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就像灵魂出窍一般，做着美梦，像海鸥在温暖的上升气流里翱翔似的。
我给她写了一封辞藻浮夸的长信，但后来又撕掉了。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想象着命运会怎样使她落到我的股掌之间，这样我就能展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让她爱上我。在大多数想象中，劳埃德·斯莱要么死了，要么危重难治。
离开医院时，医生给了我一些药片，但没啥效果。我手指本来就疼，现在还得忍受没有吗啡的痛苦。这只是轻微的毒瘾，但对我来说要戒掉却很困难，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种痛苦终将结束。知道一切终将结束，这是人生经历馈赠的礼物，能让我们得到心灵的慰藉。在抵达终点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当下，并把未来想象成更多的当下。幸福是无穷无尽的，不知其终将逝去。痛苦也是无穷无尽的。
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抱着她，和她一起跳舞，呼吸着她的头发的气息。我只拥有了她三分钟，然后就永远失去了她。那晚接下来的时间里，大男孩们都在陪她跳舞，我没有勇气再上前约她。大约一周后，她与篮球运动员劳埃德·斯莱在一起了，他有一辆酷炫的车。就连我们在大厅擦肩而过时，她都没认出我来。
如果我家附近有人交易毒品，我一定会去买的。我会不择手段拿到毒品。但我身边的人都不吸毒，他们想都没想过这一点。勾人毒瘾的惊悚电影从未在康克立放映过。
“诺维尔的那些大男孩玩的那才叫派对呢，”她说，“我可没骗人。”
我不愿再装得乐天知命了，我对什么事都感到不满。我抱怨学校，抱怨药物没用，抱怨自己吃穿不便。我想要舒适的生活，又处处挑刺。我会顶嘴，存心找碴儿，特别是冲着德怀特。借着这次受伤的机会，我斗胆对德怀特说了一些以前从未说出口的话。
她声音低沉嘶哑。我都能在胸口感觉到它。
我忽然想到酒精可能会让我好受些。我偷了一些德怀特的老鸦酒，但刚喝一口，我就呛住了，只好用纯净水把酒瓶重新装满，又放了回去。过了几晚，德怀特问我是否动过他的威士忌。那里面掺了水，他说。他问这个似乎只是出于好奇。如果我承认，他顶多只是警告一下，就放过我了，但没想到我居然回答：“我可不是这屋子里的酒鬼。”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们都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派对。”
“不许这样跟我说话，先生。”他说道，用手指杵了杵我的胸膛。
瑞亚来到康克立后，我在体育馆举办的一次派对上邀她共舞。她点点头，跟着我到了场上。这是一曲慢舞。当我转过来与她面对面时，她真诚而热烈地投入了我的怀抱，从没有女孩对我这么做过。她紧紧地贴着我，我感觉快要融化了。她配合着我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双腿紧靠着我，脸颊紧贴着我，手指轻轻拂过我脖子后面。我知道她并不认识我，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新来的女孩易犯的错误。但我觉得自己趁机占点便宜也没什么错。我们认识得正是时候，彼此坦诚相对，这个年纪还没遇到什么挫折。
他并没有杵得很用力，但我顿时失去了平衡。我往后踉跄，被自己的脚绊住了，当我跌倒时，我打算用手撑着缓冲一下。这一系列动作似乎发生得很缓慢，接着我就坐到了手指上。
这是天方夜谭，因为我爱的女孩从来都不知道我爱她。我不愿跟她表白，担心她会觉得这种情感很可笑，甚至带有侮辱性。她的名字叫瑞亚·克拉克。在我刚读高一的时候，瑞亚从北卡罗来纳州搬到了康克立，接着读高三。她有着及腰的亚麻色长发和娴静的淡棕色眼睛，金色的皮肤就像蜂蜜一样闪闪发光。她的嘴唇饱满，显得有些诱人。她穿着紧身裙，走路时臀部一扭一扭的，让人看得分明，她那淡雅的毛衣紧贴身体，袖子卷到手肘处，露出奶白色的内臂，美得令人心醉。
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在地板上疼得打滚，听到周围不断传来尖叫声，还有其他声音。然后我就坐到了沙发上，浑身是汗，母亲正尽力安抚我。一切都结束了，她说。到此为止，这是最后一次。我们要离开这里。
查克他们认识很多像维罗妮卡这样的妇女，也结识了那些即将变得和维罗妮卡一样的女孩。他们试图撮合我和一两个女孩子，但我总是临阵脱逃。我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想要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令她们失望。她们都是单身，想到这一点，我就心生怯意。我不喜欢这种肮脏、赤裸裸的关系，何况还是跟一个陌生人。我希望和我爱的女孩在一起。
我先离开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要逃离此地，现在终于实现了。母亲与查克·博尔格的父母交谈了一番，他们同意让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和他们住在范霍恩，直到这一学年结束。到那时，母亲希望自己能在西雅图找到工作。一旦她开始工作并找到住所，我就会搬过去跟她同住。起初，博尔格先生很不信任我们。他怀疑查克干的疯狂事儿我也难辞其咎。但查克已经这样野了很多年，聪明的博尔格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心地善良，不忍心拒绝我们的寄宿请求。当然他也提了些条件，我得去他的商店帮忙，和他的家人去教堂；我得服从他的权威，我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也不能骂人。
我们整个下午都泡在这屋子里，要么玩纸牌，要么阅读维罗妮卡的推理杂志。有时候我想和这两个小女孩一块玩玩游戏，但她们老是闷闷不乐的，没办法假装或想象任何东西。三点钟的时候，我走回康克立中学，搭公交车回家。
我拍着胸脯答应了。
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们挤进查克那辆1953年的雪佛兰里，到处乱开，找找看可以抽走哪辆车的汽油。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将那辆车里的十几升油倒入查克的油箱中，整个上午都沿着消防车道往山上飙车，一般要花半天时间。午餐时间前后，我们常常开回康克立，去拜访阿奇的姐姐维罗妮卡。以前在康克立读中学时，她和诺玛是同班同学。她的鼻子还像以前一样小巧玲珑，眼睛也依然又大又蓝，只是不像从前当选返校节(4)“皇后”那么耀眼了，由于酗酒，她的脸上长满斑点，皮肤也变得松弛了。维罗妮卡嫁给了一个锯木工，他在埃弗里特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家。她有两个胖乎乎的女儿，总是穿着内裤在乱糟糟的屋子里跑来跑去，哭闹着寻求母亲关注，她们还会吃薯片，经济优惠装的薯片袋几乎和她们一样大。维罗妮卡超喜欢查克。如果查克兴致索然，她就会穿着短裤和高跟鞋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或者坐到他腿上，让他心情好起来。
查克开车来接我了。德怀特坐在厨房里，查克、珀尔还有母亲帮我把东西搬到了汽车上。我们要离开时，德怀特走到外边看着我们。我能看出他想跟我和好。他在营地中早就声名狼藉，如果家里人这样逃离，他会觉得更加丢脸。他知道我会将他趁我行动不便来欺负我的事情传出去。虽然母亲没说她也计划离开，但他肯定知道，我不在这里的话，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拖住她了，他只能通过威胁来留住她。
阿奇·库克也跟我们混在一起。阿奇待人随和，头脑简单，常常自言自语，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大喊大笑。他的脸瘦长，两颊平平。查克告诉我，阿奇很小的时候被汽车碾过。这可能是真的。霍夫曾经对他说：“阿奇，如果那个家伙在往后倒车前去看撞到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不会被弄成这样。”阿奇是霍夫的堂兄。
我能看出他鼓起勇气想上前来。他终于走过来，说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当这一刻来临时，我本打算说些伤人的话，但最后只是摇了摇头，不再看他。我与母亲吻别，跟珀尔说学校见。接着我就上了车。德怀特走到车窗前说道：“好吧，祝你好运。”他伸出手。我情不自禁地与他握了握，并祝他也一切顺利。但我们都不是真心的。
接下来介绍杰里·霍夫。霍夫挺帅的，就是爱噘着嘴，迷迷糊糊的。女孩子都喜欢他，殊不知，遇到这种人是倒了大霉。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强壮有力，爱慕虚荣。他的虚荣心就像他那浮夸的蓬帕杜发型(3)。他是个恶霸。他会在卫生间里闲逛，嘲笑其他男孩，踩着他们的白鹿皮鞋，抓住他们的脚踝，将他们头朝下吊在抽水马桶上。恶霸通常欺软怕硬，但霍夫是个例外。他谁都欺负，甚至敢骑在那些打过他的人的头上。
我们互相厌恶。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剩下的只有怨恨。这让我也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回忆在奇努克度过的岁月时，我一直在寻找朋友的面孔、朋友的声音和宾至如归的房间，但我总是看到德怀特的脸，听到他的声音。当我生气地与自己的孩子吵架时，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得和他一样了。孩子们也觉察到了，惊讶地看着我。我最小的孩子曾经问：“你不再爱我了吗？”
当疯子抓走那只猫时，查克也在一旁。他们站在康克立药房外面，猫向他们走来，开始往他们腿上蹭。疯子拎起那只猫，打算揍它一顿，但当他看见猫颈圈上的名字时，突然计上心来。这只猫是一个寡妇的，她的亡夫在镇上有家汽车经销店。疯子认为她肯定很有钱，便决定勒索她一把。他用公用电话打给寡妇，告诉她猫在他手里，要拿二十美元去赎，否则他就杀了它。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把猫举到话筒旁，拽了拽猫的尾巴，但猫一声不吭。最后，疯子将话筒拿回来靠在自己嘴边，学道：“喵，喵。”然后他让寡妇拿上钱，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他碰头。查克想劝他别去，但疯子骂他傻。结果寡妇没出现，其他人倒是在那里候着他。
我离开了奇努克，一点也不留恋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我们开过通往营地外的那座桥时，查克伸手在座位下拿出一罐专门为我调制的“猩猩之血”。我接过来喝，而查克啜了啜一品脱装的“加拿大俱乐部”。我仍记得这种写有两个C(12)的小麦色标签，记得查克倾斜酒瓶时眯起眼的样子，记得他把瓶子再次放低时晃了晃酒。我记得他嘴角有酒滴在闪耀。
查克的父亲不仅在范霍恩附近开了一家大型汽车配件店，还同时担任五旬节教会的牧师。查克喝酒的时候，就会自说自话地讲起黑暗宗教这类东西。他满面愁容，放荡不羁，但态度却很温和，甚至展现出了手足情谊，起码把我当兄弟看待。因此我感觉他比别人更好相处些。我相信他是有底线的人。别的人就不一定了。有个人进过监狱，先是因为偷了链锯，后来是因为绑架了猫。这人是个傻大个儿，为人古怪。大家都叫他疯子，他也任人这么叫着，就像享受假期那样。
(1)自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部分企业地处偏远，生活不便，企业小镇（company town）便应运而生，企业负责建设住宅，提供就业、购物等服务。
每天早晨，我们都在学校后面的浅谷里抽烟，等到钟声响起，我们就往山下走去，穿过蕨丛（蕨类植物太高了，我们就好像在其中游泳似的）走到路边查克·博尔格停车的地方。
(2)《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是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的长篇叙事诗，塑造了印第安民族英雄海华沙的光辉形象。
我只需要去上上课，有时候我连课都不去上了。我和一些臭名昭著的康克立老油条混在一起，他们发现我是个从未喝醉过的小男孩，对我十分感兴趣，所以愿意带我一块儿玩。对此我很感激。我想要变得与众不同，但我搞不懂怎样才能受人敬仰。如果不能成为体面的公民，我就去当草莽英雄。
(3)蓬帕杜发型（Pompadour）指将前额头发往后上方梳得很高，据说源自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蓬帕杜夫人的发型。
一开始我总跟家里人说我成绩很好。其实我在骗他们——从奇努克乘坐公交车上学的途中，我拿别人的作业来抄，我从一个又一个班级门前走过，利用在走廊上的时间复习考试内容。第一次阶段考后，我懒得再这么做了。我彻底不学了。于是，我的成绩等级从A变成了C，但家里没人知道我的成绩下滑了。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成绩报告卡居然都是用铅笔写的，我自己手里就有一些铅笔。
(4)返校节（Homecoming Week）一般在每年秋季举办，庆祝时间长达一周，各校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宣扬校园精神。
霍斯菲斯·格里利教手工技能课。每次上新生入门课，他都要表演将五十磅的铁块砸到脚上。他这样做既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也是为了炫耀他的钢面鞋——鞋面是用钢筋做的。他认为我们都应该穿钢面鞋。我们在商店里买不到这种鞋，但可以托他帮忙订购。在我来到康克立的第二年时，一个鲁莽的新生试图接住朝着霍斯菲斯鞋面坠落的铁块，结果把手指压伤了。
(5)狼人（wolf-man）与姓氏沃尔夫（wolff）很相似。
霍利汉小姐给我们上演说课。她采用了几年前的演说理论，该理论主张“往下捞”词语，而不仅仅是说出来，仿佛这些完美的措辞表达都已经放在我们的肚子里了，只等着像鳟鱼一样从蓄水池中被捞出来。我们应该让词语“逸出来”，而不是仅仅动动嘴唇。这很难掌握。霍利汉小姐坚信一步一个脚印，因此我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根据她独创的合唱形式，哼着《海华沙之歌》(2)。她非常喜欢这首诗，春季还带我们去弗农山参加演说比赛。比赛在露天场地举行，我们正围坐成大圆圈高声朗诵着，突然下起雨来了。我们都穿着印第安服装，它是用装洋葱的粗麻布袋制成的。麻布袋湿了之后，就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大家都闻到那股臭味了。但霍利汉小姐不肯让我们中断朗诵。她绕着圆圈走来走去，悄声说道：“往下捞，往下捞。”最终，我们因超时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6)咯咯笑（chuckles）与姓氏查克（Chuck）很相似。
米切尔先生还教体育。他创设了学校的拳击课程，他每年都会组织一场男性集会，数百人花大价钱来观看我们这些男孩是如何把对手打得“灵魂出窍”的。
(7)（美国的）药店（drugstore）兼售化妆品、家居用品、饮料、小吃等。
米切尔先生上课时非常依赖视听辅助工具。有些电影我们都看过好多遍了，比如战争纪录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制作的警示片，后者讲述了中学生是如何被骗加入美国安妮镇的有关基层组织的。在我们的期末考试中，米切尔先生问道，“你最喜欢的一项修正案是什么？”我们早有准备，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携带武器的权利”——除了一个女孩回答“言论自由”。由于她太过放肆，这个问题她得了零分，整场考试她也没能及格。她辩称，从逻辑上而言，并不能判定她答错了。米切尔先生怒气冲冲地命她滚出教室。她去找校长告状，但无济于事。班上的大多数孩子都认为她自作聪明，我也这么觉得。
(8)达文波特（Davenport）指坐卧两用长沙发。
米切尔先生给我们上公民教育课。他曾担任过陆军部队的非官方征兵人员。就像他喜欢吹嘘的那样，“二战”期间他在“欧洲战区”服役，而且真的杀过人。有时候，他会把从尸体上拿走的各种东西展示给我们看，不仅有奖章和刺刀——这些在任何当铺都能购买到——还有德语写的信以及夹有家人照片的钱包。每当我们想分散米切尔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忘了收集我们还没写的论文时，我们就会询问他当年是怎么杀人的。米切尔先生会蹲伏在桌子后面，往外张望，随后滚到教室中间，跳起来大喊“嗒—嗒—嗒”。
(9)坡斯廉俱乐部（Porcellian Club）、弗莱俱乐部（Fly Club）和A.D.俱乐部（A.D. Club）都属于哈佛大学的精英俱乐部，只招收男性成员。
学校里有的老师很不错，大多数是年长的妇女，她们不在乎是否会因为背诵诗歌或在描述凡尔登战役时哭泣而被嘲笑。但这类老师并不多。
(10)大膀胱（Full Bladder）与布尔·斯拉特（Bull Slatter）英文发音相近。
山谷周围的孩子都来这所学校上课。他们的父母是农民、服务员、伐木工人、建筑工人、卡车司机或流动工人。大多数男孩都会去做兼职，他们工作并非为了攒钱，而是为了养车和养女朋友。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没毕业就结婚了，辍学去找了全职工作。有些人参加陆军部队或海军陆战队——从来没有人加入海军战队。有些人则成了小罪犯。康克立中学的男孩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上大学的料。
(11)P-51野马（p-51 Mustang）是“二战”期间最出名的战斗机之一，被公认为是性能最优秀的单座单引擎的活塞式战斗机。
康克立是孤星混凝土公司建设的企业小镇(1)。由于混凝土厂的粉尘太多，这里的街道、房屋和汽车都变成灰色的了。在无风的日子里，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粉尘团，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因此而取消镇上的橄榄球训练。康克立中学建在山丘上，俯瞰着小镇，斜坡上铺着混凝土，避免山体滑坡。我刚到那儿上学时，学校刚建成不久，混凝土斜坡却已经开始破损滑落，露出有夹层的细铁丝网。
(12)加拿大俱乐部（Canadian Club）英文名里两个词首字母均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