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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门角》

“我不会惹上任何麻烦的,我保证。你以为会看到什么血腥场面啊?”

“你保证?”

我们谈起了别的事情。不管怎样,她还是挺为我高兴的,不想太追究运气的成分。

“不会。我不会惹上麻烦的。”

她自己也有个好消息。她在西雅图找了份工作,去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当秘书。按照计划,再过一周她就得开始工作了。她认识的一位女士愿意给她提供住宿,直到她找到新的住所,这样缓解了她的压力,她不必去租自己不满意的房子。她可以轻轻松松慢慢来,再加上6月我就要去加利福尼亚州了,不用过去和她住在一起。父亲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她说。他已经安排好一切了。等学校放假了,我就乘大巴去拉荷拉,杰弗里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就来跟我会合。

“你会惹上麻烦吗?”

“那你呢?”我说。

“惹上麻烦。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会惹上麻烦吗?”

“你也会来吗?我是说以后,一切顺利的话。”

“谢了,妈。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去的话,我就是个傻瓜。”她闷闷不乐地说道,好像知道自己注定会干这种蠢事。

“你肯定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们聊起了德怀特和他的小花招。他会熬夜计算房子里的糖果数,看看那天我吃了多少糖;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客厅,把手放在电视上感受它是否还在发热;他会买上一打真空吸尘器的滤网袋,在每个袋子上写下间隔一个月的日期,这样就能刚好用上一年。母亲说,自从她开始找工作以来,他就表现得规规矩矩的。他不想让她离开。现在她找到工作了,他就使出浑身解数讨好她。有点像在追她,她说。他十分友善,让珀尔成天巴结她。他甚至申请调到西雅图去工作,这样就可以待在她身边。

“我的考试成绩很好。”

“我不明白,”她说,“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只是想维持婚姻。这太奇怪了。”

“别装了。”

母亲接着说她有话要告诉我,一听她的口气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消息。是跟我的钱有关的,她说,我当报童挣的钱都被德怀特拿去存起来了。她知道我打算用这笔钱来支付奖学金未涵盖的学费。问题是,德怀特并没有真的把钱存起来。钱不见了,一分都没有。她问过他,但他迟迟不回答,避而不谈,最后他被逼得没办法,他只好承认这笔钱没了。她在营地厨房赚来的钱也没了。银行账户里是空的。

“你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我和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只是申请了一下而已。”

“我会凑齐五百美元的,”她说,“你放心。”

一天下午放学后,母亲来接我,还带我去康克立买可乐。她无法相信我真的获得了希尔中学的奖学金。她一直好奇地看着我,然后笑了出来。“行吧,”她说,“你都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招生办主任给我寄了张表格,让我填写一些简单的信息。我没有马上寄回去。我随身携带了几天,然后才开始填写。有个地方需要我填写自己的名字,我希望这名字能出现在学校通信录上,我提笔写道:“托拜厄斯·乔纳森·冯·安塞尔——沃尔夫三世。”

“我们也无能为力。这笔钱已经没了,你就忘了这回事吧。”

这些笔记有好几页,有些上面附着男士的照片,他们自信地微笑着,或穿着西装,或穿着白色网球衫,或穿着打高尔夫的服装。简报最后一页上全是宝宝的照片——都是男孩,都是校友的儿子,所有的宝宝都穿着白色的小毛衣,胸前印着大写的H。1978年和1979年的入学名额都被这些小孩占满了。

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抹去这份记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总共有1300多美元。事实上,我感到难过,并不是因为丢了钱,而是因为我为此白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整整两年半,我每天下午都去送报纸。大部分时候,我吃过晚餐后会再次出门,找订户收取费用,同时努力招徕新客户。人们不愿意付钱给我,就连那些老实人也一次次拖款,还有那些赖账的,他们要么声泪俱下地告诉我支票丢了或者看病花了太多钱,要么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关掉灯和电视,窃窃私语,从百叶窗往外偷看,等着我放弃然后离开。冬天的时候,我的鞋子总是湿漉漉的,头重鼻塞,鼻子干裂发红。我烦得快发疯了,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之一就是反复从头到尾算着自己总共赚了多少钱。

“现年46岁的R.S.K.昂斯沃斯·圣约翰,最近被任命为新兴产业市场研究总监。干得太棒了,昂斯沃斯!”

我问道:“钱都去哪儿了?”

“1952年生的R.T.‘切普’·布莱兹韦尔最近与老接力搭档R.霍顿·‘豪迪’·艾默生四世还有他的妻子‘诺迪’(波特小姐,1955年生的)听到了午夜钟声。豪迪和诺迪在风城(9)组建家庭,豪迪还想了些办法来帮助阿穆尔把斯威夫特追到手。隔天,切普似乎和某位茜茜·肖瓦尔特-普里斯小姐(马德拉,1955年生的)在橡树公园谈了些‘正事’。他们计划在6月结婚。自从他们宣告要结婚的消息以来,格林威治的居民就听到一大片哭泣声和咬牙切齿的声音。嗯……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纳夫说,祝你好运,茜茜!(提示:最后一次见到切普时,他正把球传给豪迪,就在东瓦克大道和湖岸路的拐角处,诺迪紧追不舍……)

母亲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呀。”她想要岔开话题。大部分时候她都非常耐心,但她不喜欢爱哭鬼。听到我哭哭啼啼,她就变得冷冰冰的。

简报背面还有课堂笔记。

我没有就此住口。“那是我的钱。”我说。

我如痴如醉地读着这封信,揣摩着校长和十年级这些措辞。招生办主任还随信附上了一份校友简报,里面是各种照片,拍了翠绿草坪上的哥特建筑、秋天的大树、操场以及各种各样的男孩,他们对工作、崇拜的概念和体育追求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面还有更多值得细细品味的词。如长曲棍球、壁球、欢乐合唱团。这些学生看起来和我过去认识的男孩有所不同,不只是衣服和发型不同,那更像是一种群体性差异——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质、仪容举止和一系列标志性表情。我仔细看着这些照片,就像看着《国家地理》中拉普兰人(7)和库尔德人(8)的照片一样。有的面孔很神秘,我看不出这些男孩真实的一面;有些面孔则给人一种大大方方、毫不设防的感觉。我把每张面孔都认真研究了一遍,想知道他是谁,以及他是否会成为我的朋友。

“我知道。”她说。

学校的信函到了。我每年能拿到2300美元的奖学金,而每年的学费是2800美元。招生办的主任说我在学校里的履历和考试成绩都非常优秀,他和校长都欢迎我加入希尔中学。不幸的是,我在康克立所学的课程很少是学术型的,导致我学分不够,没法直接在希尔中学读十一年级或者说高中三年级(6)。于是他们把我招进来读十年级。不必为此担心,他对我说。有些学生以前读的公立学校偏重职业教育,让他们留级一年是常见的做法。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多出来的这一学年里,我可以慢慢适应希尔中学的生活,为自己的履历增光添彩,再申请大学。

“他偷走了它。”

他会回电跟我讨论更多细节。“我替你感到高兴。”他又说了一遍。我几乎全程一言不发。霍华德先生挂断电话后,我回到了听不懂的代数课上,这堂课剩下的时间里,我就看着老师的嘴巴动啊动。

“他可能打算偿还你。我不知道,钱不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了我会付学费的。”

霍华德先生说有很多事情要跟我商量。他想进一步跟我讲讲希尔中学的情况,帮我做好准备。还有衣服的问题,我需要一个宽大的衣柜,来装下学校规定的制服,这些衣服的剪裁和质量都得满足一定的要求。他倒是希望希尔中学的男孩不在乎这些事情,可惜他们非常在乎,全世界的男孩都是一个样儿。霍华德先生不愿让我感觉格格不入。如果我母亲同意,他就带我去西雅图的裁缝店挑选全副装备,他自己就是在那里定做衣服的。他想让我转达母亲,告诉她,他非常乐意效劳,前提是得到她的允许。

我拉下了脸。

他说,他坚信我能得到奖学金,他对这种事情一向很有把握。但他当时认为还是不要让我抱太大希望,毕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当然了,”他说,“我都给你写那么好的推荐信了,要是你没拿到奖学金,我可要大跌眼镜了。”

“这里面可能也有我的一点失误。”她说,她早该清楚让德怀特打理财务不是什么好事,应该坚持自己开设一个联名账户的。但德怀特觉得掌管财务大权挺威风的,她不想让他为此发脾气。她希望我们能和平相处。

在这期间,我在学校里又接到了霍华德先生的来电。他在电话另一端喊得很大声,好像担心我听不见似的,但其实信号相当稳定。他告诉我,我已经获得了希尔中学的奖学金。那天早上他刚和招生办的主任谈过。过几天我就会收到一封正式的信函,但他还是想亲口告诉我,告诉我他有多为我高兴。他真的很高兴。我能从他声音里听出来,他打电话来仿佛是为了告诉我有关他自己的好消息。

我们喝完了可乐,沿着街道走到汽车边上,母亲走路轻飘飘的,好像如释重负。她忧郁的时候,就会戴上面具,满脸苍白,缄口不言。之前那段时间里,这张面具都快变成她自己的脸了。现在,这面具不见了,她看起来年轻漂亮。天气暖和,雾蒙蒙的空气中飘着混凝土粉尘。伐木车驶过我们身边,隆隆作响,齿轮摩擦,喷出黑色的尾气。我们边走边制订未来的计划,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重新相依为命——躁动不安,精心筹划,准备逃离此地。

夜晚,当他开始在被窝里哭泣时,我不再幸灾乐祸了。我本来想用胳膊搂住他,说些安慰的话,就像曾经为母亲做过的那样。但这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何况我也知道他正努力地压抑着哭声,不想被人听到。

当我告诉查克奖学金的事情时,他向我表示了祝贺,但我小心翼翼的,不敢表现得太嘚瑟。留给他考虑的时间不多了,他大概很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气超好,但他却抽到一手烂牌。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这么想。但他可能完全没想过这个。他对我想要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比起我来,他更关心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查克没有屈服。他害怕进监狱,但他绝不肯跟蒂娜·弗拉德结婚。单单这个提议本身就让他觉得受不了。被父亲恫吓完,他从主屋回来,双眼冒火,满脸流汗,像发烧了似的。在我看来他应该逃掉,跑去参军,但他不愿这么做。他动弹不得,没有劲儿奔向未来了,只剩下一点力气来拒绝可怜的蒂娜·弗拉德。

警长最后一次来到查克家。他已经一周多没来过了,那天晚上离开的时候他很恼火,他受够了查克的犟脾气。他给查克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乖乖听话,要么死路一条。如果查克在某天没有打电话给他想要的回复,就要将他绳之以法。查克没有给警长他想要的回复,他压根儿就没给他打电话。

警长原本以为查克过几天就会做出让步。但事情并不如他所愿,于是他开始放狠话了。弗拉德先生等不及了,他说。从现在开始,他随时可能提出指控,一旦案子提交到了法院,查克就没有获得缓刑的机会了。警长希望查克明白这并不是在吓唬他。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上床是一回事,但三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女孩上床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查克和他的朋友们都是成年人了,法院会按照衡量成人的标准来量罪定刑。

我们听到巡逻警车的声音。我们现在对这种大型发动机的声响已经特别熟悉了。查克穿上鞋子,等着博尔格先生来接他,一起走去主屋。他离开后,我时不时走到窗前,瞅瞅外面。我总有种不祥的感觉。

查克还坚持着梦想,仿佛那已然成真。他甚至不惜为此锒铛入狱。蒂娜·弗拉德和她肚子里的宝宝对他而言并不是真实的,它们只是他所犯的错误之一,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他将来的浪子回头才显得更具戏剧性,他那完美的婚姻生活也将弥补这些错误。

查克回来时,我正坐在床上出神。他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然后轻轻地关上了身后的门。他蹦到地上,开始用拳头捶打地板,好像小家伙在闹脾气似的,但他并没有哭泣,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捶了一会儿,就站起来,在房间里踉踉跄跄。他满脸通红。他抓住我的肩膀,拉着我在房间里跳舞。“狼人!”他喊道,“狼人!”

他想过上好生活。他为自己所设想的好生活,和我为自己设想的一样传统,只不过少了些史诗般的浮夸。我早已不抱希望,查克却依然满怀憧憬。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我现在的生活一团糟,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运气太差了,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好运气的光临,但好运气又偏偏不来。

“哟,咯咯笑。”

查克不肯那样做。他没有向霍夫、疯子乃至父亲解释原因,但是到了晚上,在他感到四面楚歌而形单影只时,他跟我吐露了一切。他费了好大劲才阐明自己的想法,听到从自己嘴里说出的这些话,他似乎有些惊讶。我也觉得惊讶。说白了,查克之所以不愿娶蒂娜·弗拉德,是因为他要跟别人订婚。虽然他喜欢四处鬼混,但他内心深处有位梦中情人,非她不娶。他能清晰地勾勒出她的模样,等他终于遇见她时,他会跟她结婚,白头偕老。查克心心念念的是电视剧里那种完美的妻子,可爱、时髦又虔诚。他们的婚后生活就像是情节暖心的电视剧,有许多深情的戏码。这部电视剧里也会涉及宗教,为了命中注定的那位妻子,查克很想成为一个知错就改的丈夫。永远不碰酒,永远不赌博,永远不出轨,永远不和年少轻狂时结识的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结婚后,他们会生孩子,会生很多个。他会永远节制、忠贞。吃晚餐时要优雅,周日则要休息个够。

“我爱你,狼人!我太爱你了!”

霍夫和疯子也希望查克和蒂娜结婚,但他们的理由比博尔格先生的更为简单。如果查克不娶她,他们俩都得跟着他一起进瓦拉瓦拉县(5)的监狱。这似乎没有必要,也并不公平。查克咬紧牙关忍几年,再甩掉她不就得了。

我一边说“棒极了”,一边小心观察着他。

博尔格先生肯定是把自己的看法埋在心底了。他固然大度,但自尊心也很强,在劝说儿子娶“那股洪流”时,他不可能不觉得丢面子。可是他还是选择牺牲原则,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听我说,狼人。听我说。”他凑到我面前,“就要举行一场婚礼了,狼人。古老的婚礼钟声即将敲响。你怎么看?”

博尔格先生要他跟蒂娜·弗拉德结婚。查克本人也承认了,他跟那个女孩上过床。至于她是否也跟另外两个男孩抑或是一百个男孩上过床,这都不是重点,既然查克与她上过床了,他就得为后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负责。再苦再难,他也必须承担责任。之前,他干了些大人才干的事,现在是时候当个真正的男人了。

“我不知道,”我说,“你怎么看?”

没有人像我这样捍卫他。霍夫和疯子没有这样做,就连他父母也没有这样做。博尔格太太痛苦到无法跟他说话。她不停地哭泣,几乎没有踏出房门一步。博尔格先生对她的关切、担忧,化作对查克的熊熊怒火。他把查克数落得很惨,在没批评他的时候,他也一直怒目而视,尤其是在用餐时间。吃晚餐的时候是一天中最糟糕的时段。没有人说话。刀叉敲击瓷盘的声音、咀嚼吞咽的声音和椅子吱吱呀呀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都被放大了,显得十分骇人。查克的姐妹们风卷残云般地吃完饭,就赶紧出去了。我也是如此。查克不得不留下来,等其他人都走了,他父亲开始恫吓他。

“我怎么看?我觉得这真好啊,狼人,你觉得我该怎么想?”他走进储物间,拿了瓶“加拿大俱乐部”。“敬新娘。”他说。他喝了一口,把瓶子递给了我。“现在敬幸运的新郎,”他说,“继续啊,喝起来。”

我告诉他我也不会愿意的。我给了他一些鼓励,但内心里其实幸灾乐祸,不仅是因为这会减轻我的压力。当我陷入麻烦时,他抛弃了我,我到现在都感觉很受伤。现在换查克备受煎熬了,我正好有机会展示一下,作为朋友,我比他要称职得多,为此我挺高兴的。我会坚决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

他把瓶子拿回来,问我:“婚礼结束后你打算怎么称呼蒂娜呢,狼人?”

查克说他不会跟她结婚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天晚上查克从主屋回来,坐在他床上,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他还告诉我,他并不想娶蒂娜·弗拉德。他也告知警长了,表示他选择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警长让他不要太匆忙地做决定。他会先稳住弗拉德先生,让查克再好好考虑一下,与他的朋友们讨论讨论。但查克拒绝蒂娜会带来什么后果,警长讲得很明白。他会被判入狱。这种指控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铁证如山。

“你打算怎么称呼她?”

警长与蒂娜交谈了一下,根据她的意见,他说服她父亲先别急着提出指控。蒂娜说她不想指控任何人,她只想让查克娶她。然而,弗拉德先生想将他们全都送进监狱。不过他肯定知道这对他的女儿一点帮助都没有,他也肯定知道,如果蒂娜能嫁入像博尔格这样的家庭,那将是天大的运气,大家做梦都想不到这等好事会发生在蒂娜身上。因此他接受了警长的建议。他只是在等查克的回复。

我说我不知道。

有天晚上,警长来到主屋里告诉博尔格夫妇,查克将被指控犯有法定强奸罪(3)。霍夫和疯子是共犯。那个女孩在康克立中学读书,跟我同班——她是那群歇斯底里、脾气乖戾的女孩之一,她们穿着紧身的衣服闲逛,脸上化着浓妆,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在课堂上讲话,竭尽所能吸引男孩们的注意力,这些男孩肯定不怀好意。她怀孕了。她想要保守秘密,可是她变得太胖了,怀孕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发现了。她叫蒂娜·弗拉德,但大家都称她为“那股洪流”(4)。她十五岁。

“叫她霍夫太太怎么样?”他说。

到了周末,博尔格先生告诉我,他与韦尔奇夫妇交谈过了,但他们拒绝我的帮助。“他们不肯让你去。”他说,他表现得很严肃,为的是让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终极惩罚,比起这个来,去他们农场辛勤工作根本不算什么。他真的让我感到失落了。但我缓过劲来了。

“叫她杰拉尔德·卢修斯·霍夫太太怎么样?”他看到我的神情,就举起右手说,“老天在上,狼人。我可不是在跟你扯淡。”

现在正是春天。我们俩被这春色迷住了,忘记了我们本要离开。我们像同一类动物一样,待在一块儿。我们突然惊醒过来,恢复了神志。卡尔神父给了我最后的忠告,我说我会做得更好的,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商店。

“霍夫?霍夫要跟蒂娜结婚了?”

不过,我们并没有马上离开。我们凝视着水面。河水径流量大,水位上涨。在岸边,绿得发棕的河水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离岸较远的地方,河水在长满苔藓的巨石和盘曲的树根之间翻腾。水声起伏变化,但河底总是传来深深的叹息,如果你仔细聆听,这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到后来你就感觉天地间只剩下这个声音了。鸟掠过水面,沿岸的颤杨树上新叶闪耀。

查克正准备回答,突然弯下了腰,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的。酒从他鼻子里流出来,我拍拍他的背。我听到自己像乌鸦般发出刺耳的叫声,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奔涌,那是一股狂暴无情的喜悦之潮。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我的脸抽搐着,浑身发抖,有一种如释重负和幸灾乐祸的感觉,因为说实话我既不喜欢霍夫,也不为蒂娜感到可惜。对我而言,她只是“那股洪流”,现在我看到霍夫被困在洪流之中,有气无力地在宽阔而起伏的水面上扒拉着,被人捶打,被按在水里几近窒息,他沉入了水底,用毛茸茸的手臂搅着水,在别处冒出他那闪闪发亮的蓬帕杜头。

他把手中的树枝丢掉了。他还在盯着我,我知道他识破我了。他根本没有真正“触及”我的心灵,因为我总是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站在这儿面露歉意、信誓旦旦的人是个假货,真实的我并不在这里,卡尔神父也知道这一点。

我母亲离开后,珀尔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也替她难过。有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吃午饭,毕竟我们还挺聊得来。我没脸没皮地奉承她,她也听之任之,我坦率地指出她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变得更加可爱,更受欢迎,她默默听着,没有反驳我。其实她长得不太丑,尤其是在我母亲带她去医生那里去除秃斑之后。她体格瘦削但有力,但我体会不到这种美。我觉得她很可悲,她也这么觉得。

我没有马上说话,担心答应得太过爽快。我想装作认真地在思考他所提的问题。“好的,”我说,“我试试看。”

5月一个温暖的周五下午,我们将午饭带到了高高的橄榄球场看台上。别的孩子在我们周围成群结队地吃东西和抽烟,盯着翠绿的草坪,仿佛那里有场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聊七聊八,珀尔提到德怀特打算那天晚上开车去西雅图,表面上是要去和诺玛共度周末,但实际上是要去见我母亲,计划把她劝回来。他会带上珀尔,一起去买些弹药。

“这不是猜出来的,杰克。你就是在伤她的心。”他看着我,“那你为什么不停下来?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听到这一消息我很生气。第二天查克会开车送我去西雅图,我可以和霍华德先生共进午餐,去挑选一些合身的衣服,我本来还希望返程时去见见母亲。但既然有可能遇到德怀特,我就放弃这个计划了。

“我猜是的。”

但那天晚些时候,我突然想到该怎么办了。查克愿意帮我的忙,但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午夜一点左右,我们把查克的车推到主干道上,沿着山谷开到了奇努克。查克保持着最低车速,也不碰酒了。

“很好。这就是你的愿望之一,对吗?”我同意了,他接着说道,“但是你现在让她伤心了,对吗?”

营地里一片漆黑寂静。当我们靠近房屋时,查克就关掉大灯,关掉引擎,滑行后慢慢停住。没发现德怀特的福特车。为了确认一下,我下车环顾四周。查克待在车里。我们俩都认为,只要他不进屋子,也不触碰任何物品,就算我被抓到了,他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当然。”

和往常一样,门没有上锁。我戴上预先准备好的手套,溜进杂物间。虽然我知道自己应该赶紧干正事,早点离开这儿,却还是信步走进了厨房。冰箱快没电了。我弄了个花生酱三明治,倒了一杯牛奶,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握着它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打开电灯,整个屋子里瞬间灯火通明。

“那好吧。你想让她开心吗?”

珀尔的房间里有一股香水味儿。我坐在她的书桌旁,阅读她的日记。自从我上次偷看以来,她还没有写过什么新的内容。我站起来,沿着走廊走到了我的旧房间。两张床都光秃秃的。斯基珀的床旁边还有一些东西,像旧靴子啦,渔具啦,汽车杂志啦,而我只有一套童子军制服挂在橱柜里,这是我住过的唯一痕迹。

我一声不吭。

我去了德怀特的房间。虽然我知道他不在,但还是屏住了呼吸,慢慢地转动门把手,将门打开。床上乱七八糟的,房里一股馊味。我打开灯,到处乱翻。在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我发现了一条“骆驼”牌香烟,从中抽了两包。我还找到了一沓童子军官方表格,包括童子军团长发送给总部的表格,报告男孩们为了晋升军衔和获得徽章而完成的任务。我拿了几张表格。既然德怀特不肯把我提拔为老鹰级童子军,那我只能靠自己了。

“好吧,可这就是你现在干的事情。”

我走回厨房,把玻璃杯洗了洗,放回柜子里。然后我关掉了屋子里的所有电灯,将几支靶向步枪带到了汽车上。查克走过来打开后备厢,朝我发出嘘声。“你在干什么?你到底去哪儿了?”我能看出他情绪失控了,所以并不打算回应他。我回到屋子里,又拿了两支猎枪。我现在手里拿着马林步枪和加兰德步枪。刚才那一趟,我把蔡司双筒望远镜、彪马猎刀和德怀特专门为马林步枪买的压花皮鞘都装起来带走了。他原本打算在骑马猎杀麋鹿时佩戴这个皮鞘,却从来没派上过用场。

我摇了摇头。

查克把这些东西摆放到后备厢里,拿沙袋把它们盖住了,沙袋本来是下雪时用来增加车轮对地面的附着力的。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查克气还没消,但他现在紧张兮兮的,一句话也不说。他继续保持着最低车速,故意摆出一副安全驾驶的模样。我们不再像刚才那么恐惧了。真正令我们烦躁沉默的是怎样处理这些东西。我们抽起烟来。我们听着广播,喧闹的音乐声渐渐远去,山峦和田野交错更替。我们望着窗外山脉的紫色淡影,望着河流,望着蜿蜒的荒径。每次会车时,查克都会条件反射地调暗灯光,放慢速度,仿佛他之前超速了似的。他太局促不安了,任何一个懂行的巡警都会当场命我们靠边停车。

“不是吗?”

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顺利回到了家,把汽车从车道推进去,上床睡了几个小时,直到博尔格先生派他一个女儿过来喊我们去吃早餐。博尔格先生心情很愉悦,他心情这么好不是没有缘故的。早晨空气十分清新,查克仍然是个自由的单身汉,而且再过几周我就要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火腿、玉米粒和鸡蛋,博尔格先生则在桌上铺了一张地图,标出我们到西雅图的路线。虽然没明说,但他想让我们知晓这次旅途是证明自己的新机会。我们必须一路开到西雅图,办完事后直接回家,不能顺道去别的地方游玩,不能让别人搭便车,不能喝酒。博尔格先生在下达命令时努力装出严肃的样子,但不难看出他其实很乐意送我们出行,他觉得这是我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这的确是我们的“高光时刻”,只不过跟他想象的有些出入。

我说不是的。

我在码头旁边的伊瓦尔多亩蛤蜊餐馆与霍华德先生碰面。他妻子也来了,她个头很高,身材匀称,她那头黑发里夹杂着白发——这几缕白发衬得她剩余的头发更加乌黑发亮。她那双黑眼睛深邃而警觉。即使在她微笑时,我也感觉到她在打量我,对我充满了好奇。这不是那种傲慢的好奇心,她只是想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凝视令我很不安,我担心她会看穿我,担心会因此暴露自己。我一直注视着霍华德先生,他表面上说是为了提醒我在希尔中学生活会遇到的一些陷阱,其实是借此机会兴奋地回忆他自己的那段岁月——他在那里结识的朋友和他们干的蠢事,比如让宿舍里水漫金山,打开窗户让水结冰,然后在房间里打曲棍球。我能看出他觉得某些事件太过火了,实在无法说出口。每到这时他便会心一笑,摇摇头,接着讲别的话题。他的言辞越来越尖刻。他的脸上不知不觉露出傻笑,他似乎变得越来越年轻,谈论年少岁月仿佛真让他返老还童了。

他坐在一根木头上。我犹豫了一下,在离他有点远的位置坐了下来,凝视着河面。他拿树枝戳着地面,问我是否要让母亲伤心。

霍华德太太不再审视我。我对着菜单,不知道该点什么,她帮我做了决定。我们聊起我正在阅读的英文版《尤利乌斯·恺撒》,她提到她曾经为西雅图剧团筹过款。

我打算搪塞过去。我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我说。

她自己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女演员,霍华德先生说道。

我无言以对,在我看来,卡尔神父所希望的那种救赎,与我想要的救赎完全不同。他信仰上帝,而我追求名利。

她做了个鬼脸。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心知肚明。但我确信自己的回答会越发激怒他,我是个大俗人,他则截然相反。我无法想象卡尔神父想要金钱,想要一大堆商品,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世界的尊重;难以想象他会和我一样想要这些东西,他如果知道了肯定不屑一顾。

“哟,这可是真的。”他说。我可以看出他很仰慕她,他希望我也能仰慕她。他们俩伉俪情深,令人暖心。

“想!你肯定有想要的东西。你想要什么?”

我们的桌位就在临水的角落处。海鸥在外边的栏杆上昂首阔步地走着,甩着羽毛,朝我们这边转过来。空气里有浓浓的杂烩羹味。阳光照亮了银餐具,照亮了我们眼镜上结的冰块,桌布也被照得像雪地一样明亮。我感觉慵懒而舒适,就像我们餐具垫上早期拓荒者所写的歌词那样:

“什么?”

我不再是野心的奴隶,

“你想要什么?”

我嘲笑着世界和它的伪装,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一些了,“你知道的。”他捡起另一块石头,抛进河里。

想想自己如此幸福,

“我不知道。”

被数英亩蛤蜊包围!

“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他问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回答我!”

吃午饭时,霍华德先生沉默不语。他安静地吃了一半,然后将剩余的食物堆在盘子里。他礼节性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却没有仔细听我的回答。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让我警觉起来,他说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谈一谈。很严肃的事情。

眼看他就要动手打我了。我决定闭嘴。

我心里一沉。

“别说废话!”他喊道,“别说废话!”

他支支吾吾了一会儿,问我是否需要再考虑下去希尔中学这个计划。现在改变主意还为时不晚,他说。关键在于,我根本不必担心会令他失望或沮丧。他反而忧虑自己可能干涉太多了,可能推着我做出了一个本该由我自己所做出的决定。这毕竟是我人生的一大步,如果我不想这样做,那就不该这样做。我在康克立中学表现得特别棒,特别出色。去希尔中学有点冒险了。我不一定会喜欢那里,我甚至有可能表现得不好,过得比现在更糟糕。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我想我把事情搞砸了。”我说道,悔恨地摇了摇头。

他放松了下来。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

“看看你自己,杰克。你在干什么?跟我说说你认为自己在干什么。”

我看着他。他其实很想听听我的答案。我告诉他,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了,我决定去希尔中学。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甚至都没打算要回答。

“你母亲怎么办呢?”霍华德太太问,“我想这对她来说有点难以接受,你们俩分别这么多年。”

他问我我以为自己是谁。

我承认这对她来说很难接受——非常难,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次。我说,母亲愿意让我去希尔中学。事实上,她对此表示赞同,甚至可以说她非让我去不可。

但是卡尔神父没有对我做这种布道。他不可能这样做。他的信仰之路充满艰辛,他并不打算运用什么文辞技巧来巧妙地谈论宗教。他的父母是犹太人,他们俩都在集中营遇害了,卡尔神父也差点没命。战后不知何时,他改信了基督教,随后成为牧师。他讲话仍带有东欧的腔调。他长得黝黑,十分俊朗,但他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不得不对付虚伪轻浮之徒,他就不再显得体贴,而是变得严厉起来。我以前就曾被他训过,现在又要挨训了。

“她心胸宽广,”霍华德太太说,“希望等那一天到来时,我也能这么大度。”

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走到河边。一路上,卡尔神父默默不语。他捡了块石头丢进水中。去年夏季童子军开营当天,牧师给每组新生都做了布道,我不禁愤世嫉俗地揣测道,卡尔神父也会做一模一样的布道。夏令营的那位牧师会走到湖边,随便抓起一把石头,将其中一块投进水中。“只是一小块鹅卵石。”他会若有所思地说道,仿佛这是他刚刚才想到的,“只是一小块鹅卵石,但是看看它所激起的涟漪,能够扩散得那么远……”到夏末的时候,我们所有营地辅导员都公然鄙夷他。我们管他叫涟漪。

她和霍华德先生互相看着对方。

一周将尽,卡尔神父来了。他在储物间与博尔格先生聊了几分钟,然后把我叫了出去。“我们去散散步吧。”他说。

片刻之后,他说:“这么说来,你下定决心了?”

博尔格先生那周太忙了,没空安排我去韦尔奇农场帮忙,但我对此并不知情。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商店,等着他叫我到外面坐车过去。我走进商店,踌躇一会儿,如果没人发话,我就悄悄地走进后屋,穿上围裙,干些杂活。以前我和查克常常一起干活,一起交谈,互开玩笑,互扔抹布,拿扫帚柄戳对方的屁股。但现在我们各干各的,谁也不搭理谁。我会胡思乱想。有时候,我想象着自己待在韦尔奇农场,被沼泽地吞没,周围都是谴责的面孔。每当这个念头出现时,我都不得不闭上眼喘口气。

“是的,先生。”

她开车把我送了回去。把我放下车之后,她就迅速离开了。

他喊道:“太好了!”他鼓起掌来,我知道不这么回答的话,一定会伤透他的心的。

我告诉她博尔格夫妇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当我们走进裁缝店时,柜台后面有三个男子在叠衣服。其中一个走到我们面前,他的皮肤是灰白色的,喉结像甲状腺一样肿起,我忍住不去盯着它。霍华德先生向我介绍他是弗朗兹,向他介绍我是沃尔夫先生,这听起来没有什么讽刺意味。弗朗兹点了点头,但没说要跟我握手,也不跟我说话。他眼睛浑浊。霍华德先生告诉弗朗兹我们的需求,霍华德太太则坐在一张红色皮革椅上,这套座椅下边铺着破旧的东方地毯。已经有两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白发男子坐在那里,他们俩都抽着雪茄,将烟灰敲到装满沙子的圆柱形黄铜烟灰缸中。店里铺着深色木板,高高的镜子之间挂着猎狐版画。木地板很有光泽,上面到处都是衣服边角碎料和线头。

她看看我,又看看车窗外面。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疏离过。就算我抢了银行,她也不会抛下我不管,但这次情况不一样。她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听上去心不在焉的。

其中一位男士跟霍华德太太说了些话,她也回了几句。他望向我。他长着紫红色的蒜头鼻。“你就要去希尔中学了,是吗?”他问。

我告诉她我做不到。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不向那些人道歉?”她问。

“我曾经和你们的校友摔过跤。强大的团队,希尔。名副其实的巨头。”他只说了这些。过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位男士把雪茄按灭,离开了裁缝店。

她不理我。她看着方向盘,说博尔格先生希望我跟卡尔神父聊聊。他希望卡尔神父的宗教信仰能够感召我,博尔格先生认为比起他所布道的,卡尔的布道与我从小熟悉的宗教信仰更加类似。母亲说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跟博尔格先生回去,要么收拾行李走人。现在就得做出抉择。而且,如果我决定走人,就得想好下一步计划,因为我不能和她一起回家了——德怀特不会让我进门的。她在西雅图找的工作似乎有点眉目,但得过一阵子才能确定,等定下来了,她还得花时间熟悉工作内容,找找住处。

霍华德先生带我去照镜子,弗朗兹跟在后面,抱着一大堆夹克。霍华德先生不停翻着,直到找着一件顺眼的。他让我穿上,然后站到我身后,眯起眼看着镜中的我。

我说我不想这样做。

“你们这里有没有颜色深一点的花呢夹克?”

她告诉我她的哀求打动了他们。博尔格先生最终同意让我继续留在这儿,只要我答应放学后去韦尔奇家的农场打工,将功折罪。

“有。”弗朗兹重重地说。

“我不得不哀求他们。”她说。

“拿来看看。”

第二天母亲开车过来了。她与博尔格夫妇私下交流了几个小时,然后开车带我去兜风。起初,她一言不发。她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下巴的肌肉也绷紧了。我们沿着这条路开了好几千米,一直开到卡车停靠站。母亲驶入停车场,关掉了引擎。

弗朗兹拿来了另一件夹克。霍华德先生让我转转身,扣上扣子,再解开扣子。“袖子很长。”他说。

我决定去参军。

弗朗兹测了测袖子的长度,在随身携带的账本中做了记号。

博尔格先生对我彻底失望了。这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告诉我,他和博尔格太太曾希望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我们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比我和继父在一起时要幸福得多,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总而言之,他觉得我继续待在这儿毫无意义。他说当天晚上就要打电话给我母亲,安排她来把我接走。我没有跟他争论,我知道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霍华德先生让我去更衣室试穿了一套西装,接着又试穿了另一套。弗朗兹测量了尺寸,别住袖口,但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就连表情也丝毫没变。他安静地待在一边,而霍华德先生翻遍他拿来的成堆的衣物,扔掉十件才能挑出一件,停下来再看一看,或者用手指摩挲摩挲。霍华德先生把那些看不上眼的衣服扔到一旁时,动作十分霸气。他眯起眼睛,脸颊泛红。霍华德太太高兴又骄傲地看着他。

我又说了一遍我想道歉来着,但就是做不到。

我担心他最后可能连一件喜欢的都找不到,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自己弄这套装束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生存,这些衣服是一种微妙的语言,在我即将踏入的新世界中,男孩们一眼就能读懂这种语言并以此来评判我,我也会根据制服来评判这些男孩。

“你答应要道歉的,杰克。你做出承诺的。”

我安安静静的,照他们说的做。霍华德先生一会儿让我去更衣室,一会儿让我站在镜子前。弗朗兹拿着别针和卷尺站在一旁等待,霍华德先生则为我调整裤腿的长度,一会儿调高,一会儿调低,直到裤脚长度正好到鞋子处。他拉了拉我的袖子,让我转身,帮我摆出直角肩,好像在对我进行雕刻一般。如果他对某件衣服很满意,就会对弗朗兹点点头,弗朗兹便把它放在一边。衣服堆得越来越高。两件夹克,一件是多尼戈尔花呢的,另一件是哈里斯花呢的;一件运动夹克,一套西装,几条华达呢和斜纹布的裤子,一打牛津衬衫,领带,一件雨衣,还有灯芯绒裤子和法兰绒衬衫,霍华德先生说了,这些是用来“闲逛时穿的”。一双便士乐福鞋、一双正装皮鞋和一双布洛克短鞋——也是用于闲逛时穿的。三件毛衣,接下来这一堆是天气暖和的时候穿的,还有一堆是运动时专用的。他们让我两周后再来店里试穿一次。衣服剪裁完毕后,霍华德先生会将它们收好,8月的时候将它们寄到希尔中学,这样等我到那里时,就能见到这些衣服了。

“是的,先生。”

我还需要一套周日穿的深色西装。霍华德先生让我试了四五套,我感觉都差不多,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套觉得还可以的。他在我旁边蹲下来,调了调裤腿的长度。他站起身,看着我在镜中的样子,把我拉来扯去。现在我已经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了。霍华德先生走到我身后,他在我脖子上打了条领带后,就站着不动,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若有所思地盯着镜子。

“这么说你同意自己应该向韦尔奇一家道个歉。”

“他需要一件大衣。”霍华德太太说。

“我想道歉来着,”我说,“但就是做不到。”

“对!”霍华德先生说,“一件大衣。我就知道还缺了点什么。”

他继续追问。

弗朗兹走到衣架旁,取下一些大衣,让霍华德先生看看。他直接拿了件人字纹黑色大衣。“试试这件。”他对我说。我接过来。大衣手感丝滑,就像猫毛一样。“等等。”我正准备穿上,霍华德太太突然说。她走过来,伸手要拿外套。我心里有些不乐意,但还是给了她。“嗯,”她说道,“是开司米面料的。”她把我转向镜子,把外套像披肩一样搭在我肩上。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有那么一会儿,她什么也没说。接着她开口了:“还需要一条围巾。”

博尔格先生让查克出去一下。查克走后,博尔格先生坐到另一张床上。他表现得很有耐心,想要了解我为什么没有道歉。我只能告诉他我做不到。

“要海军蓝的。”霍华德说。

“查克道歉了,”我说,“但我没有。”

她摇了摇头。“那样会看上去像个殡仪服务员。要深红色的。”

查克没有回答,博尔格先生就盯着我。

弗朗兹递给她三条围巾。她用手抚过围巾,扭了扭手指,像在挑巧克力似的,选了一条围在我脖子上。它跟之前那件外套同样丝滑。霍华德太太帮我拾掇了一下,让围巾自然垂落在大衣的翻领之间。她又瞥了我一眼,再往后退了退,让我独自一人站在镜子前。镜子里那个优雅的陌生人正疑惑地望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既然他已经被召唤出来,他就开始寻找迹象,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等着他。

查克沉默着。我们的关系就要破裂了。我以前没办法像他一样放浪形骸,现在也没办法像他一样忏悔道歉。

他认真地看着我,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

查克没有回答。自从我们离开韦尔奇家,他就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了。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没有道歉而瞧不起我,但我无法向他解释我的感受,我甚至都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我觉得,解释和借口是一码事,怯懦的人才会找借口。感受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复杂的感受。我没有承认这些感受的存在,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有这些感受。

他很走运,不懂得评判别人。如果他看到了我性格中的缺陷,他就会料到自己将会遭遇什么,他就会知道自己将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或许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已经灰心丧气了。

到家后,博尔格先生敲了敲我们的房门。这个礼貌的小动作里透露着希望,他进来时,我能看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宽恕我们。但我知道自己不配得到他的原谅,心里十分难过。他朝我们点头致意,问道:“怎么样?”

但他压根儿没觉得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他向前迈了一步,双手插在口袋里,昂首挺胸。他神气十足,有点像舞台上的骑士,他笑得那么友善,那么满怀希望。

韦尔奇先生对查克说了些什么,我听不见,接着查克就走到一边去了。我知道韦尔奇先生已经接受了他的道歉。韦尔奇先生在等着我过来道歉,看他等待的样子,我就知道这对他来说很痛苦。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但我仍待在原地,看着韦尔奇家的男孩们挖出泥土。我没法动弹,也没法开口。我只能继续站在那儿。当查克意识到我不打算说些什么时,他低声道别,握了握韦尔奇先生的手。我跟着他上了车,没有再回头看。

那天下午查克去看了两场联映电影。我们在剧院外面碰头,开车去了先锋广场。我让他等了我一个多小时,但他一心想着正事还没干,所以也没顾得上说我什么。我感觉他的耐心快被我磨光了。他紧绷着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像个老式正派人似的开车,时不时重重地叹口气。

把别人当成符号,是一种幼稚或者说糟糕的想象。我不认识韦尔奇一家子,我无权这样定义他们。我只能谴责自己,但无权感到恐惧、怜悯或厌恶。但我又确确实实有这些感觉。我有点慌了。我没法好好呼吸,只想走开,逃离此地。

我走了三家当铺,才找到愿意抽空和我聊一聊的店主。第三家当铺是个女老板开的。她和我一样高,有一头硬挺的金发,睫毛尖尖的,脸蛋像打了蜡一般光滑,跟玩偶似的。当我说要卖东西的时候,她正忙着整理货架上的商品。她的手又红又大,戴着绿松石饰品。自始至终,她都没正眼瞧过我。

为什么杰克和他的兄弟要往地上打洞呢?如果在那里竖起篱笆,不就与庭院四周原有的篱笆平行了吗?韦尔奇家里根本没有圈养动物——重新围篱笆毫无用处,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多年后,当我等待一条船载我过河时,我看到两名越南妇女有条不紊地用棍子砸着废弃的卡车轮胎。她们就这样砸了好久,我过河的时候,她们仍在这么做着。她们就是我所做的梦的一部分,我在这些失败之梦、诅咒之梦里觉得韦尔奇一家似曾相识,庄严地进行认真而无用的操作。

“都是些什么东西?”她想知道。她的声音低沉而平淡。

韦尔奇农场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单单是因为这里的房屋与我在西雅图住过的房子很像,还因为整个视野、整座房屋、整片泥地和它们带来的寂静感觉,男孩们一会儿拿起打洞机,一会儿又放下。我在这里重新体会到了什么叫一败涂地。

我对她说,有四支步枪,还有两支猎枪,以及其他一些物件。

无须看到韦尔奇先生的眼泪,我就知道自己干了件无耻之事。初次来到这个农家庭院时,在大白天看到这个地方时,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接下来看到的一切令我更加羞愧难当。这些人过得很惨淡,他们已经在悬崖边上了,而我还把他们往外推,没有推很远,但肯定让他们更濒临边缘了。归还汽油并没有改变这一结果。我们所造成的真正伤害在于,他们意识到有人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动手,但选择了放过他们。这肯定让他们觉得自己卑微渺小,孤苦伶仃——这就是我们造成的伤害。有些是我想明白的,有些则是我感受到的。

“你从哪里拿到这些东西的?”

韦尔奇先生看着他的儿子们,没有说话。查克说完后,韦尔奇先生转过头看着我们,动作缓慢而吃力,不难看出他觉得与我们对视很痛苦。他满脸胡茬,两颊凹陷,脸上沾着些泥点子。他那棕色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好像哭了很久,又好像将哭未哭。

“我爸爸留给我的,”我说,“在他去世之后。”她什么都没说,我又补充了一句,“我妈妈需要钱。”

我们看了他们一会儿。接着查克就走到韦尔奇先生身边,开始低声说话,说他为我们所干的事儿感到抱歉。他没有辩解,也没有提到我们昨晚喝了酒。他表现得严肃而真诚,几乎带有悲壮的意味。

她咕哝了一声。一般听我说到这儿,别的店主就会叫我滚开。“把你的赃物拿走。”第一个店主这么说。

韦尔奇先生正坐在一堆木材上,看着杰克和另一个儿子。他们离得有点远,轮流拿工具在地上打洞以插桩。韦尔奇先生的头都快秃了,他那稀稀疏疏的棕色头发被风轻轻一吹,就飘起来了。他穿着一件崭新的深蓝色工装式连衣裤,看上去很硬挺,脚踝处沾满了泥。我们走到他身边,把罐子放下。他瞅了瞅这些罐子,又回头望着他儿子。他们俩边工作边盯着我们,不是威胁的眼神,只是为了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能听到机器在泥面吱吱作响,就像昨天晚上我们的鞋子踏入泥泞的声音。查克朝他们挥手致意,他们俩都点了点头。

我看着她把东西拿拿放放,包括唱机、单簧管、烤面包机和照相机,等等。当铺又长又窄。电吉他吊在天花板上,步枪和猎枪挂在墙壁远端的架子上,管子上吊着一排闪闪发光的西装,都是清一色的宽松翻领。

韦尔奇太太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她的丈夫。我们在泥泞中跋涉时,两边手上拿着的汽油罐不停地晃动,查克骂道:“该死,该死,该死……”

“我准备关门了。”她说。她又补充道,仿佛我哀求她似的,“好吧,要不我看一眼。”

“我怎么都想不到居然是你们干的。”她说。她看看我,又瞅瞅查克:“你刚才道歉了。嗯,我也感到很遗憾。韦尔奇先生也是如此。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查克把后备厢打开又关上,我则负责把东西拿到当铺里。他看上去像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他面色惨白,像受惊的马似的,眼珠子转来转去,留意着过往的行人——乞丐、水手、戴着牛仔帽的印第安人以及迈着醉步的酒鬼,他们正朝着自己幻想出来的敌人大喊大叫。我也担惊受怕。然而,只有一个男孩抱着武器,是无法吸引这些公民的注意力的。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

“对不起。”查克说。他露出羞愧的表情,就像早上在厨房里表现的一样。

我在当铺和汽车之间来回走动时,店主完全不理睬我。我把所有东西都摆在柜子上,等着她发话。

“我很吃惊,”那个女人说,“我必须承认我很吃惊。”

“就是这些吗?”她说。

查克敲了敲门。一个女人开了门,在门口站着,后面跟着个小女孩。她们俩都是一头红发,瘦瘦的。小女孩对查克笑了笑。查克也苦笑了一下。

我说就是这些。

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我抬起头,发现天空如此湛蓝澄净,不免感到惊奇。

她从柜台后边走出,去把门锁上,然后她又走回柜台后边,马马虎虎地扫了一眼货物。她拿起双管猎枪,拆解开来,将枪管置于光线下,眯着眼依次检查。后来她又猛地把枪合上了。看着太难受了。我对那支猎枪很熟悉,也很熟悉另一支猎枪和那些步枪。这些枪我都用过,我很敬重它们,又不仅仅是敬重。我不想看着这个女人那样摆弄它们,她粗暴地拍打着,撬开枪支,使劲按压,好像想把它们砸碎一样。但我什么也没说。她那双强劲有力的大手和那不动声色的娃娃脸令我不安,最主要的是,她一直都不正眼瞧我。她越不理睬我,我就越渴望她能看看我。她让我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她才是强势的那一方。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把每支猎枪和步枪都拆解开来,检查枪管,检查击发装置,再将其迅速组装起来,动作跟我一样快。

韦尔奇的农家庭院里一片泥泞,简直就像猪舍。里边什么都没种,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猫,没有鸡,没有跑过来挑衅我们的小狗。他们的房子很小,是灰白色的,破烂不堪。房瓦上长满了苔藓。没有走廊,只是从一面墙上拉了块防水帆布,遮住带有轧液机(2)的洗衣盆,遮住晾衣绳,绳上挂着大大小小颜色暗淡的法兰绒衬衫和劣质床单。

她检查完所有的东西,耸了耸肩说:“我不需要这堆东西。”

以前暑假的时候,我在几个农场干过活,帮忙收割牧草,然后晒干。这些农场位于马尔布芒特上游河谷地带。它们邻近河流,但又不至于靠得太近,它们排灌良好,土壤肥沃。农场主都混得不错,他们买了最新的设备,还给房屋和谷仓涂了油漆。他们的院子里长满青草,周围有一圈花坛,点缀着喂鸟器、马车车轮和大型陶瓷松鼠。

“但你说过会看看的。”

我们开进韦尔奇家的车道,静静地坐了片刻,才下车。

她转向身后的架子,又开始搬东西。“我已经看过了。”

我和查克把罐子放到车上,开到了韦尔奇农场。从田野走过去倒不远,但要开车的话,我们就得开到主干道上,再拐上未铺砌的蜿蜒小路,昨天下雨了,地上还有些泥泞。查克开得很快,所以车没有陷进泥里。泥浆嘭嘭地砸着车厢底板。我们穿过威忌州松林,松林后面时不时露出一间房子或者放牛的空地。一路上查克都在不停地骂脏话。

我死死盯着她的背。

我们站起来握了握手。博尔格先生明确表示,他不想对我们指手画脚。他希望事情快点结束,越快越好。博尔格太太没有站起来。我能看出她仍为我们所干的错事感到不安,但我本人倒没有这种感觉。

她说:“或许你可以把它们典当掉。”

查克和我照例装出羞愧的模样,博尔格先生也照例发发火,但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都知道。整个早上,我们都待在餐桌旁,商定补救计划。查克和我得把汽油还回去,我们昨天太累了,都还没有将这些汽油倒入查克的油箱呢。我们得向韦尔奇先生道歉,并保证再也不喝酒了。没有人提及我们违背的诺言。我们同意博尔格先生提出的条件,除了一个——我们不愿告诉他还有哪些共犯。他反复询问他们的名字,但在我看来,这显然只是仪式的一部分,起码我们不会出卖朋友,这一点想必让他很开心。反正他早就知道共犯是谁了。

“典当?典当的话可以拿到多少钱?”

博尔格先生点了点头,我知道事情好办了,他坚信酒精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智。我们没有拿喝酒当借口,而是坦然承认喝酒是不对的,事情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博尔格先生就方便为我们开脱了。

她耸了耸肩:“五美元一支。”

我们承认昨晚的确在喝酒。

“五美元?这也太不公平了!”

他分别瞅了瞅我们俩:“你们喝酒了吗?”

她没有回答。

“没有,先生。”

“外面的牌子写着你这里可以交易枪支的。”

“杰克呢?”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不买。”

查克说没有。

“它们值更多的钱,”我说,“要比这多得多。”

博尔格太太在抽泣。博尔格先生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你有什么要为自己开脱的吗?”他问查克。

“那你就去别人那里卖更好的价钱。”

我抬起头,发现博尔格先生正在观察我。对上视线时,我们俩都赶紧望向别处。

“我会考虑一下的。”我说,但我心里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也知道,如果查克看到我原封不动地拿着这些枪走出大门,他一定会抛下我溜之大吉的。“那就每支二十美元吧。”我说。

“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博尔格太太问,“对韦尔奇全家做这种事?”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买的。如果你想典当,最多只能每支五美元。”然后她又说,“好吧,算上其他东西,咱们成交吧。”

我们跟着博尔格先生走进厨房。博尔格太太坐在早餐桌旁,用手帕抹着眼泪。她眼眶红了,苍白的额头上有条凸出的蓝色静脉。“坐下。”博尔格先生说。我坐在博尔格太太对面,看着桌布。博尔格先生说,韦尔奇先生刚刚来过,想必我们都很清楚他来所为何事。我沉默不语,查克也不说话。博尔格先生等着我们开口,但我们仍然一言不发。为了避免我们傻乎乎地否认,他直接挑明说我们硬生生地踩出了一条路,甚至都不需要亲自到场核实——从这里就能看到那条路。

“你的意思是每支二十美元?”

第二天早晨,博尔格先生把我们叫醒了。他只是把头靠在门上,叫道:“起床。”但他的声音不太对劲,我“唰”地一下坐起身,彻底清醒了。查克也是。我们看着对方,一声不吭地下了床。博尔格先生在门口等着。我们穿好衣服之后,他说:“来吧。”然后朝主屋走去。他大步流星地走着,头往前伸着,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一次也没有回头看我们是否跟在身后。我瞥了一眼查克,他正盯着他父亲的后背。他一脸茫然。

她犹豫了一下,说道:“十美元,这些东西加一起总共六十美元。这是最高价了。”

查克往罐子里装满了汽油,我们就起程往回走了。这比来的时候要艰难得多。我们现在走的是上坡路。我们轮流将这些罐子往前推,跌跌撞撞地跟在后边跑。罐子太重了,害得我们陷入泥泞,失去平衡,越挣扎越往下掉。等回到住处的时候,我们身上全是泥巴。铁丝网划破了我的衬衫。由于拉拽罐子,我的一只手臂已经麻木了,另一只手的手指头被柱子蹭伤了,一抽一抽地发疼。我累极了,其他人也是如此。没有人再提去贝灵汉的事儿了。查克开车送霍夫和疯子回家,我则去洗了个澡,瘫倒在床上。

“双筒望远镜的价钱可不止这么多,”我说,“单单这一样东西就不止六十美元。”

我们走了足足1600米才到达韦尔奇农场。我们在外屋里闲逛了一会儿,才穿过院子,走到韦尔奇先生的卡车旁边。我和霍夫监视着房子,查克则负责从油箱里抽汽油。我以前从未来过这里,但我在学校里就认识了韦尔奇家的男孩们。他们一共三兄弟,总是满脸忧愁,穿得破破烂烂,安静得跟哑巴似的。其中一个男孩也叫杰克,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看上去很孤独,身上有股难闻的气味,像一个活得毫无尊严的老人。因为我们俩名字相同,所以米切尔先生总让我们在体育课上结伴练习拳击,他觉得这样很好玩。别的男孩会围着我们大喊:“上啊,杰克!抓住他,杰克!杀了他,杰克!”但杰克·韦尔奇对此兴味索然。他迟疑地举起手套,仿佛觉得这些手套会掉转过来打他似的,每次米切尔先生催他动手时,他都会向我投来满怀歉意的目光。想到他就在那座黑咕隆咚的房子里睡觉,闭上了他那忧郁的眼睛,而我在外面放哨,这种感觉真奇怪。霍夫用树枝刮擦鞋子时咕哝了一声。空气里都是汽油味。

“典当的话,就不是这个价格。”

白天下了场大雨,所以空气中仍弥漫着水雾。刚刚耕种过的土地十分松软潮湿。我们的鞋子陷了进去,拔出来的时候脏兮兮的。疯子穿的乐福鞋老是掉。最后他放弃了,转身要走回去。我们其余的人继续前进。每走几步,我们就能听到疯子在后面怒吼。

我一直盯着她的后背。她站着不动了。她知道我会屈服,我能感觉到她知道,所以我决定不屈服。我拿起了猎枪,但我又把它们放下了。“好吧。”我说。

一天晚上,疯子和霍夫过来玩扑克牌。他们和我一样没钱,所以我也加入了游戏。我们喝着酒,拿火柴当钱币,慢慢地感到无聊了。接着我们想到,开车去贝灵汉是个挺不错的主意。查克车里剩的汽油不够一个来回的,但他说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搞到汽油。他拿了几个五加仑罐子和一段软管,我们四个人就准备横穿田野了。

我离开时,她就把门关了。啪的一声锁上了。正如她知道的那样,我将典当票丢在了阴沟里。

所有人都喜欢查克。在他清醒的时候,他友善淡定,慷慨大方。我很喜欢他的一件毛衣,他就送给了我,后来还把我们一起跟着唱的巴迪·霍利专辑也送给了我。不在教堂时,查克还挺喜欢唱歌的。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往树上撞,第二天早上却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博尔格夫妇无法接受自家儿子会发狂的原因。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在主屋里晃来晃去,与父亲谈论商店的事儿,帮母亲洗碗。他的小妹妹像西班牙猎犬似的讨好他。查克仿佛是全世界最悠然自得的男孩,在这些时候他也的确如此。他并不是在表演。因此,另一个查克——那个坏查克——干蠢事时,相当于从博尔格夫妇的盲区进行袭击,将他们痛扁一顿。

(1)阿门角(The Amen Corner)是指教堂的右前部座位,坐在那儿的教徒领祷高呼“阿门”。

查克从不找我麻烦。即便他喝得酩酊大醉,狂发脾气,他也只会自残。我算是十分走运。查克虎背熊腰,身体壮实,有着发达的胸肌。我不可能打得过他。只要别的男孩不去惹他,他一般不会主动去找碴儿。他对待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很温和——不是像他父亲那样,他们那种庄重的男人总是轻易表现出绅士的模样,而是像他母亲一样,要费点劲才能显得温文尔雅。他长得也跟他母亲比较像。他的皮肤是乳白色的,两边脸颊上都长着红色冻疮,一头黄毛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变成了白色,额头宽大。他的眼睛跟他母亲一样是淡蓝色的,听别人说话时,他也像母亲一样眯起眼,低头望着地板,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会点头赞同。

(2)轧液机(mangle)是过去用于压去已洗净衣服水分的机器,通常将衣服置于两根滚轴之间挤压。

这是一种危险,另一种危险来自音乐。在博尔格先生的教堂里,音乐充满激情,与我在盐湖城里听到的正值更年期的天主教的赞美诗并不相同。人们忘乎所以地唱着这些圣歌。他们边哭泣并拍手,他们高声呼喊,摇摇晃晃地走上过道,朝阿门角走去。有时候我也想这么做,但我忍住了。查克总是伴我左右,沉默如石。他就动了动嘴唇,没有跟着唱出声。他从未走到过阿门角,我担心我去的话,他会嘲笑我。因此,虽然煽情的音乐和讨好他人的念头诱惑着我往前走,但我还是克制住了。做完礼拜后,我总是很高兴自己没有往前走,因为我知道博尔格先生会识破我,会对我产生反感。

(3)法定强奸罪(statutory rape)指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

博尔格先生小心翼翼,从不向我施加压力,但我知道他是个渔夫,而我是池中的小鱼。这也许不是无上光荣的事,但起码是合法的。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他会逼迫我做些什么,而在于我会为了取悦他而强迫自己。博尔格先生是高个子,体面、庄重。他的脸长长的,眼神总是很忧郁。我与他交谈时,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导致我有时候都忘了自己在说什么。我觉得他看透我了。他对我彬彬有礼,但没有流露出一丝感情;他似乎总是在压抑着什么。我希望他对我有好感。

(4)在英语中,“洪流”(Flood)与姓氏“弗拉德”(Flood)谐音。

我不习惯跟那些对待宗教信仰十分严肃认真的人相处。我母亲不信教,德怀特则是热爱科普的无神论者。每隔几周,圣公会的卡尔神父就会驱车来到奇努克认真传教,有些我还觉得挺有道理的,但他一离开,我就把他讲的东西都给忘在脑后了。

(5)瓦拉瓦拉(Walla Walla)是西雅图市下属的一个县。

在回家的路上,查克吓到我了,他开着车在马路上迂回行进,开始讲些下地狱受永世煎熬的布道词。他声称是在模仿他父亲,但其实他是在自说自话。博尔格先生可不是这样布道的。查克可以模仿父亲的语调变化和说话节奏,但学不来他那悦耳的声音。相反,他表达的全是他自己害怕下地狱的恐惧。

(6)美国的义务教育分12级,小学阶段是1—6年级,初中阶段是7—8年级,高中阶段是9—12年级。

博尔格夫妇每晚九点三十分准时上床睡觉。十点钟左右,如果查克还没醉倒,我们就将他的车子推一段距离,启动起来,开到维罗妮卡家。阿奇和疯子通常都在那里,有时候霍夫也在。他们喝着小酒,玩着扑克。我没有钱玩,就坐在地板上与维罗妮卡一起看深夜秀。维罗妮卡告诉我的明星八卦,毁掉了我看电影的乐趣。她有关系能搞到好莱坞内幕。她知道某个男演员——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实际上是个只会流口水的植物人,还知道某个女演员只有出动整个橄榄球队才能满足她的欲望。她对男演员的评价尤其刻薄。在维罗妮卡看来,他们都是一群同性恋,从他们做广告时的小暗号和手势就能看出来。他们点烟的方式、手帕放在胸前口袋里的位置、他们瞥手表或调整帽子的方式——这些在维罗妮卡看来都是证据。即便她不说话,我也能感觉到她正盯着屏幕上的男演员,随时准备揪住他们的把柄。

(7)拉普兰人(Laplander)是北欧地区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挪威北部、瑞典北部、芬兰北部和俄罗斯科拉半岛,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

查克的父亲在当店主和牧师之前,曾经营过一家乳牛场。这家农场现在仍归他们家所有,只不过将牧场草地和谷仓租给了邻居。博尔格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住在主屋。我和查克两人住在数百米以外的改建仓库里。博尔格先生觉得,对我们多一些信任,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这道理是没错,但效果不佳。

(8)库尔德人(Kurds)是西亚地区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土耳其南部、伊朗西北部、伊拉克北部及叙利亚北部地区。

我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就懒得配合他了。他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他对我很失望。

(9)风城(Windy City)是美国芝加哥市的别称。

查克几乎每晚都会喝醉。在某些晚上,他兴高采烈。在其他一些晚上,他则陷入愤怒,脸涨得通红,从他嘴唇抽动的方式能判断出他所呼喊的词句。在暴怒之际,他会撞向那些不可动摇之物。他会用肩膀撞向一堵墙,往后退几步,再往前撞。有时候他只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用拳头哐哐砸墙。到了早上,他会问我前一天晚上他都做了些什么。我不太相信他是真的忘记了,但我还是配合他的演出,说他昨天喝醉了,完全失去了控制。他摇了摇头,仿佛那是陌生人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