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呸，满嘴胡言，你不是已经改过一次名了吗，没错吧？”
“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不想改。”
“是的，先生。”
他把叉子放下了。他的鼻孔气得都张大了。“为什么不想？”
“那你最好把姓也改掉，来个彻底的。”
“不想，先生。”
“但这是我的姓氏啊。”
“你不想改姓吗？”
“噢，看在基督的分上。你觉得会有人在乎你姓什么吗？”
“我不想改掉自己的姓氏。”
我耸了耸肩。
“事情还没完，”德怀特说，“还没完。”他看着我。“你为什么不去？”
“不要再纠缠不休了，”母亲说，“他都已经下定决心了。”
母亲点点头。“那就这么定了。”
“我们谈论的可是巴黎啊！”德怀特大喊道。
“他可以自己做选择。”珀尔第一次站在我这边，“不是吗，罗斯玛丽？”
“这是他自己做的选择。”她说。
“见鬼了才不去。”德怀特说，“你必须去。”
德怀特用手指戳了戳我。“你必须去。”
过了一周左右，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宣布我决定不去巴黎了。
“他自己决定。”母亲说。
就算母亲不告诉我她的想法，不给我任何暗示，我也确信她希望我留在她身边。她装得深不可测，肯定是为了掩饰这一点。后来她承认的确如此，但或许那时候她的想法没这么简单。她应该还想着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那场婚姻。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婚姻再次失败。但她可能也梦想过逃离和自由——无拘无束，身无长物，甚至连我也抛下。和别人一样，她一定也想过鱼与熊掌兼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黑暗森林。
“你必须去。”他重复道。
这些并不是我思考出来的，而是凭直觉。我还相信自己的其他直觉，譬如一听到舅舅形容他家里“纪律森严”，我就警觉起来。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口吻。
除了亚瑟，别人对我不去巴黎这事儿并不关心。他们可能一直以为那就是我编出来的又一个故事而已。有段时间亚瑟一直叫我法国佬，后来看我提不起兴趣，他也意兴阑珊，但其实私底下我还会想象着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和绿色的屋顶，想象着咖啡馆，在那里，长着一副烟嗓的女人快活地唱着歌，唱着她们对过去的选择毫不后悔。
每次别人让我好好想想时，我的大脑就会变得一片空白。但这一次我根本用不着思考，因为我早就知道答案了。我是母亲生的。我不可能变成别人的儿子。在我还小的时候，写字不利索，母亲就连续几个晚上坐在餐桌旁，手把手地教我写二十六个字母，再教我写单词和句子，直到这些书写都有了灵魂，部分来自她，部分来自我。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到现在都不可能学会提笔写字。我也不可能学会游泳或者唱歌。我可以想象离开她的感觉。我知道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我绝不能称另一个人为母亲。
德怀特说他曾经在火车的餐车上见过劳伦斯·韦尔克，他一直走到韦尔克身边，说他是他最喜欢的指挥，这或许是真的，毕竟他对劳伦斯·韦尔克香槟音乐的喜爱程度远超其他音乐。德怀特收集了大量劳伦斯·韦尔克的唱片。当电视上播出《劳伦斯·韦尔克秀》时，他希望我们也一起安安静静地观看，只有在中途播放商业广告期间，他才允许我们站起来。德怀特把椅子拉得离电视很近。他会俯身向前，盯着气泡在香槟乐团中升起，劳伦斯·韦尔克登上舞台向各个方向行额手礼(17)，用他那瑞典卡祖笛(18)似的声音讲些谦恭之语，这声音矫揉造作，令人头痛欲裂。
德怀特倒是有很多要说的。得知可能不只一年内见不到我，甚至可以说永远都不会再见到我了，他便开始疯狂地诱导我，要挟我，给我洗脑。他说，如果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那如果他们要我叫他们爸爸妈妈怎么办？如果有机会住在巴黎，叫他们耶稣玛丽他都愿意。我害怕离开母亲吗？好，每年夏天他都会带她飞去巴黎，他向我保证，说话算话。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催我快点想正经事儿，别胡说八道的。
德怀特睁大了眼睛，欣赏小比格泰尼·利特尔那高超的演奏技艺，他能够一边弹奏拉格泰姆钢琴曲，一边转过头来看着相机。德怀特纯情地凝望着可爱的香槟女士爱丽丝·朗，她唱歌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怯生生地笑着，后来她被炒鱿鱼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可爱的香槟女士诺玛·齐默尔。他得意扬扬地看着可爱的小列侬姐妹唱歌，就好像她们是自己的女儿一样。当劳伦斯·韦尔克无情地嘲笑流口水的爱尔兰男高音乔·费尼时，他也跟着哈哈大笑。乔·费尼是香槟乐团的最新成员，如履薄冰，尤其是看到爱丽丝·朗被解雇，而小比格泰尼·利特尔也被另一位拉格泰姆钢琴大师乔·安·卡索取代，乔·安·卡索使劲地敲打着琴键，就像屠夫正试图把肉捶得更加软嫩。乔·费尼唱歌时，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他唱得十分投入，几近落泪，唾沫横飞。你能感觉到乔·费尼是在用生命歌唱。
我问母亲她想让我怎么做，但她不告诉我。她说这是我的决定。她很少这样，面无表情的，让别人看不出她的想法。她什么也不说。就算我死死地盯着她，她也镇定自若，我无法对她连哄带骗，无法撕掉她的面具，然后傲慢地假装自己早已知道她没有说出的话。
演出进行到约一半时，德怀特会拿出他那把老旧的康塞尔默萨克斯，跟着电视里音乐的节奏及时切换指法。有时候，如果他过于陶醉，就会忘乎所以地狂吹乱奏，发出刺耳的声音。
“这是个好姓氏。我以前也是这个姓。”
诺玛从康克立中学毕业后，就搬到了西雅图。她在一间办公室工作，遇到一个叫肯尼思的男人，他开着奥斯丁希利跑车，载她去长途旅行，还想跟她结婚。诺玛老给我母亲打电话，寻求一些建议。她该怎么办呢？她仍然爱着鲍比·克罗，但鲍比一事无成。他甚至连份工作都没找到。肯尼思则野心勃勃的。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没人会喜欢肯尼思的。他十分强势，还是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19)。不过这么说有点过分了。肯尼思只是性格不太讨喜而已。
“他们的姓氏？也就是说我还得改姓吗？”
后来诺玛又打电话过来，说她要嫁给肯尼思了。她不愿解释为何这么做，只说就这么定了。她想邀请肯尼思来奇努克跟家人见见面，时间定在圣诞节期间，届时斯基珀也将回家。
她叫我考虑一下。他们很慷慨，她说。他们愿意与我共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姓氏。
那一年，德怀特意气风发。他在门上挂了个花环，客厅里装饰着松树枝。圣诞节前几周，他开车载我进山里砍了棵树。那天下午我们去得很早，冷雨飘落。在树林里四处搜寻时，德怀特喝了560多毫升酒。我们在空地中央发现了一整棵漂亮的蓝色云杉，德怀特让我把树砍下来，自己则继续喝着瓶子里的最后一点酒，眯眼看着周围云雾缭绕的山峰。把树弄倒后，我们就奋力将它弄出这片密林，回到泊车的消防车道处。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距离，路很不好走。德怀特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时，我能听到他喘着粗气，嘟嘟囔囔。我一直在等着他吼我，但他自始至终都没骂我。他心情就是这么好，因为诺玛要回家了。
“哦，真棒。那就让他们收养我好了。”
那天晚饭后，德怀特拿着一罐喷漆走进客厅，开始摇晃罐子。他十分细致周到，在使用喷漆之前，严格按照使用指南进行操作，保证将漆液充分摇匀。来回摇动罐子时，能听到里面的搅拌器咯咯作响。我和珀尔在餐桌上做功课。我们假装没有偷看他上漆。母亲不在这儿，要不然她就会质问他这是在干什么，甚至有可能阻止他这么做。
“不一定。”
德怀特不再摇动罐子了，他把树移到客厅中央，绕着它走了两三圈。接着，他开始自上而下地给这棵树喷白漆。我以为他只是随意喷几下，当作装饰的雪花，没想到他把整棵树都喷白了——不只是树干，别的地方也都白了。松针把油漆都吸收了，又变回浅蓝色。于是德怀特又往上喷了一层漆。他整整用了三罐油漆，树才彻底变得白苍苍的。
“谢谢您嘞。那我去巴黎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吧。”
翌日，我们装饰圣诞树时，松针已经开始脱落了。只要触碰到一根，就会掉下一大片，像瀑布一样。大家都默默无言。母亲往树上挂了几个小球，然后坐下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树。
“因为这是真的。如果不告知这一事实，就贸然把你送到那儿，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松针还在不断掉落，轻轻地敲打着树干周围的白绉纸。等诺玛和斯基珀到家时，树已经处于半裸状态了。他们俩是从西雅图一起开车回来的，肯尼思还得工作，不过明天他就会过来了。
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我不守规矩。
诺玛一定跟鲍比·克罗说过她要回来了。那天晚餐后，他出现在我们家，显得忧郁不安，斯基珀想跟他开玩笑，他却沉默寡言。他把诺玛带到某个地方去，几小时后又开车将她送回家。但她没有立马下车。我们都坐在客厅里，看着树上闪烁的灯光，畅所欲言，就是不提诺玛和鲍比·克罗待在外面的事。小灯泡不像星星那样一颗颗交错闪烁，而是全部亮起来，如同路边酒吧的霓虹灯牌一齐明明灭灭。
他们知道这封信里的信息量有点大，我们需要好好消化一下。他们无意施压催促，但想必我们清楚，他们也需要些时间做好准备来迎接我，毕竟夏季就快到了。
我去床上躺下，突然听到诺玛进了屋子，跑到她自己的房间，哀号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此我十分震惊，预感到场面会很难堪。我听到珀尔在尽力抚慰她，随后母亲也加入其中，我听到母亲在说话，比珀尔还要低声细语，她们俩有时候轮流发言，有时候同时讲话，喃喃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斯基珀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没有被吵醒，渐渐地，诺玛不再哭喊，我也进入了梦乡。
但他们仍想伸出援手，并相信在国外的游历、好的学校教育和纪律森严的家庭将会使我受益匪浅。因此他们提议让我跟他们住上五年，直到读完中学为止。为了确保我真正融入新家庭，他们想把我当成亲生的孩子。说白了，他们就是想收养我。他们将收养当作一切计划的前提，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了，母亲随时都能来看我，但收养必须具有法律效力，而不是摆摆样子。从此以后，我就是他们的儿子了。
翌日下午，肯尼思来了，还没等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都讨厌起这个人了。他知道我们不喜欢他，他很享受这种感觉，甚至追求这种效果。他一走出奥斯丁希利跑车，便开始抱怨这个营地太偏远了，行车不便，诺玛给他指的路线也不准确。他的语气透着挑剔和委屈，薄嘴唇上透着失望。他戴着高尔夫球帽，戴着从手腕处扣上的微孔皮手套。他一边发牢骚，一边优雅地拽松一根根指套，再摘下整个手套。他以同样的方式慢吞吞地脱下另一只手的手套，全程小心翼翼，然后转向了诺玛。“不吻我一下吗？”
总而言之，他们预见到了很多问题。
她往前倾啄了啄他的脸颊，但他用手捧住她的脸，覆上双唇，吻了很久很久。显然他在跟她法式热吻。我们就站着看他们亲嘴，就像刚才到外面来欢迎他时那样傻笑着。
他来信写道，他和妻子重新思考了一下之前的计划。如果让我离开家人，来到另一处社区和学校，重新学一门语言，来年还得再来一遍，简直是折腾。而且要熟悉像法国这样复杂的国家，一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还有服从权威的问题。他们了解到我不太守纪律。我连自己母亲的话都不听，自从知道自己年底要离开家了，就越发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怎么能指望我在巴黎当个乖小孩呢？
肯尼思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三明治，德怀特请他喝上一杯，这可犯了大忌。“哦，天哪，”肯尼思说，“我想你对我不太了解。”他说觉得自己有必要声明一下，还真的就这么做了。
按计划，我读完七年级就要前往巴黎，这样一整个暑假我都可以用来学习法语，在秋季开学之前熟悉熟悉环境。母亲为我预订了从西雅图到纽约，再转机到巴黎的飞机票。当舅舅改变主意时，她正要带我去弗农山申请护照。
“我不了解，”德怀特说，“偶尔喝杯酒，我觉得没啥坏处。”
我对巴黎的印象都来自美国电影，里面每个人都戴着贝雷帽，穿着条纹针织衫，围坐着抽烟，电影的背景音还是用手风琴演奏的。我在母亲的皮雅芙(16)唱片中也听过这种乐器声。但我不知道这是手风琴。我以为是口琴，以为在巴黎人人都会吹口琴。于是我也买了一把口琴，霍纳牌的，在路上边走边吹，心不在焉地模仿着《玫瑰人生》和电影《红磨坊》的主题曲，为自己在巴黎的新生活做准备。
“我敢肯定你不了解，”肯尼思说，“我敢肯定，瘾君子也会说，偶尔来一针，没啥坏处。”
珀尔气炸了。她无法相信我居然要去巴黎生活。我表现得傲慢自大，这让她更不高兴了。对于亚瑟和其他朋友，我也摆出一副屈尊的派头，仿佛他们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如蒸汽一般消散，成为过去式了。在学校，我获准从常规学习中抽出部分时间，来研修一系列有关法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的“特别项目”。
他们就这样争辩起来了。我母亲介入其中，强颜欢笑，让我们别待在厨房了，到客厅去看看，她一定想着那里的圣诞树和礼物会提醒我们为何团聚在一起，唤回我们心中的温情。但肯尼思还在直抒己见，真是没完没了。最后斯基珀说：“嘿，肯尼思……你为什么不闭嘴呢？”
德怀特双手赞成我去巴黎。一想到我不久就要离开，他内心变得十分柔软，开始怀念起过去。他说，战争期间的游历刷新了他的人生观。他教我如何更好地与法国人相处，并建议我面对法国人时要胸怀宽广。我听说法国人很爱吃青蛙，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人都管法国人叫“青蛙佬”的原因。德怀特拿出以前在庭院拍卖会中买的那套“一战”前的英文百科全书，给我读了书里对法国展开的长篇大论——包括法国历史（政局动荡、暴君专制，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高卢人的阴谋和背叛）、法国文化（洋溢着高卢人的机智风趣和昂扬斗志，但大多都是陈腐肤浅的论调，毫无新意，也不信仰上帝）以及法国的民族性（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高卢人的热情和魅力，但措辞过于煽情、感性，总体而言并不可靠）。
“你在害怕什么呀，斯基珀？”
“千万别说关于支票的事。”母亲说。
“害怕？”斯基珀的睫毛扑动着，好像在确认这难以置信的画面。
我想冷静冷静，她也想冷静冷静，可最后我们俩还是对着彼此傻笑了起来。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肯尼思说，“但你太容易惊慌失措了，一点儿也不淡定。嘿，没必要这么害怕——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
“他有些地方说得还是挺在理的。如果能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对你来说将是个很棒的经历。我也能缓一缓，看看这里态势如何。”
“你以为自己是谁呢？”德怀特说。
“我不知道。你呢？”
肯尼思笑了。“继续，这吓不倒我。”
她点点头：“感觉怎么样？”
诺玛想要引开话题，但肯尼思能够从每句评语里找到破绽。只要他一说话，就难免和人论辩起来。如果你不认输，他就会自鸣得意地笑着，并向你表示怜悯，因为你是如此无知，误入歧途。他毫不犹豫地对我们展开了人身攻击。很快德怀特和斯基珀开始了反击，我和珀尔跟着推波助澜。侮辱肯尼思能带来极大的乐趣，想必他自己也这么觉得，言语越刻薄，越难反驳，他那苍白的脸就越兴奋泛红。听着他不停地说“如果你以为这会困扰到我，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不好意思，再试一次呗”以及“比这更难听的我都遇到过”，我们气得都想揍他了。
“巴黎。”我说。
就这样争吵了好一会儿。当我们故意激怒肯尼思时，他只是诡秘地笑着，叼着一只黄木烟斗，里面没放烟草，后来他告诉我，这样做是在通过抵制吸烟诱惑来增强意志力。
她说：“就想象一下。你在巴黎的感觉。”
诺玛沉默不语。她和肯尼斯紧靠着坐在沙发上，她盯着地板，他则心不在焉地抚摩着她的后背。他每触碰她一次，我就会感到一阵绝望。最后，母亲从厨房走进来，建议诺玛带肯尼思出去逛逛。诺玛点点头，站了起来，但肯尼思说他不想现在就离开，好戏才刚开始呢。
“我不知道，”我说，“巴黎。”
诺玛用恳求的双眼望着他。
“你怎么看？”母亲问。
他终于跟她一起出门了。他走之后，我们交换了又喜又羞的眼神。我们都沉默不安，一个接一个地溜到其他房间去。
舅舅提到他随信附了一张支票，说很抱歉无法再多给了。他希望我母亲好好考虑一下他提的计划，他似乎觉得这计划还不赖。以后他希望她最好能自己给他回信。
但到吃晚饭的时候，又吵起来了。肯尼思管不住自己的嘴。就算他表面装得很安静，也好像在蓄势待发。只有电视能让他闭嘴。打开电视时，肯尼思就不说话了，静静地盯着电视，仿佛树上的猫头鹰。
尽管如此，他和妻子仍想尽其所能帮我们一把。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希望我们考虑考虑。他们认为，我应该独自去巴黎，跟他们同住，和我的表亲们一块儿上学，其中一位叫凯茜，正好与我年纪相仿，能帮我结交朋友，融入学校生活。我和他们住一起，母亲就能无后顾之忧地离开德怀特，自己去找份工作。一旦她安顿下来，真正地安顿下来——比如说一年左右——我就可以重新回到她身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母亲说服我们每个人都花些时间和他单独待会儿，增进互相了解。后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提议，有些人你最好永远都不要深交。不管是谁，只要跟肯尼思一起外出散步或者开车游玩，都会早早地返回家，以吼叫和摔门告终。多年后，母亲还告诉我肯尼思曾对她图谋不轨。
“读一读这个。”她说道，递给我一个蓝色信封。里面是斯蒂芬舅舅的回信。他对我们的悲惨遭遇表示震惊和同情，但紧接着解释说，他没办法开展我所提议的那种大型救援行动。他们那边没地方给我们俩住，找工作的机会也很渺茫。我和母亲都不会说法语，就算会说法语，也没有哪家公司愿意要我们。何况我还得上学呢。整个提议都很荒谬。
我们都看得出来诺玛其实并不爱肯尼思。但她还是待在他旁边，忍受他那火暴的脾气，从不说他坏话。最后，她甚至嫁给了他。在此之前，德怀特曾以自杀作为要挟来阻止她结婚。德怀特几乎每周末都开车去西雅图，有时候带上我们一起，但通常独自一人去劝诱她离开肯尼思，每次去都摆出新的理由，但从没奏效过。他会在周日深夜或周一清晨回到奇努克，由于开车时间过长，他眼球充血，疲惫而困惑，甚至都没力气闹腾了。
我说我在她书桌上看到了那封信。她摇了摇头，望向水面。“我只是想帮帮忙。”我说。
诺玛与肯尼思结婚后，有了孩子，搬到了博塞尔附近的联式房屋。每次我们去拜访她，她都装得高高兴兴的，从不抱怨。但她看上去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懒洋洋的少女了。她的脸太苍白了，映衬得绿眼睛格外闪耀。她开始学会抽烟了——只在小露台上抽，这样肯尼思回家时就不会闻到气味——在我们拜访期间，她总说不好意思她要出去一下，然后走到露台上贪婪地抽着烟，跺跺脚，一会儿抬头望着天空，一会儿透过自动玻璃门回望我们。
“一定写了很糟糕的事。”她说。我没回答，她继续问道：“你怎么知道他地址的？”
大约一年后，我刚到康克立读中学的时候，就碰到了鲍比·克罗。他和其他一些人（大多数是印第安人）站在卡车旁边。鲍比的橄榄球戏法在当时还是很出名的，我觉得如果同行的两个男孩知道我和他熟识，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于是当我们走过卡车时，我喊道：“嘿，鲍鲍，最近怎么样？”这些人安静下来，看着我们。鲍比盯着我。“你和谁说话呢？”他说。他的眼里冒着想杀人的怒火。
我说我不太记得了。
平安夜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在看电视。等天黑了，德怀特就把屋里的灯关掉，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圣诞树上的灯光。中途我们去吃了个晚饭，然后又回到电视前。当《劳伦斯·韦尔克圣诞节特辑》播出时，我们呆住了，下巴也惊掉了，因为演出实在是太过精彩。香槟乐团演奏了圣诞节热门歌曲串烧，雅俗共赏，气氛活泼欢快，随后有人穿着膝裤，戴着三角帽，扮演起弗朗兹·格鲁伯，而劳伦斯·韦尔克自己则当起了吟诵者：“奥伯恩多夫小镇迎来了平安夜，雪簌簌落着，手风琴家弗朗兹·格鲁伯正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向小教堂，这座小教堂不久后将名扬四海……”饰演格鲁伯的那人在教堂台阶处停下了脚步，他突然抬头，眼里闪着灵感之光，旋即冲进教堂，弹奏起《平安夜》。他反复推敲一些音符，弄好之后，就转入香槟乐团的管弦改编曲，曲子终了，乔·费尼还泪眼婆娑地来了段无伴奏清唱。
有天下午，我刚送完报纸回来，发现母亲在台阶上等着我。她说想要和我一起散散步。离房子不远处有一座横跨河流的人行桥，我们走到那里时，她停下来问我到底给她哥哥写了什么。
舞台切换了场景。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优雅的房间，在微光闪烁的树下，可爱的小列侬姐妹唱起了独家串烧曲。她们的脸上映照着火光。雪花缓缓飘落在她们身后的窗户上，钢琴伴奏也随之响起。她们唱到《篝火上烤着栗子》的时候，德怀特轻轻推了我一下，示意我跟他出去。他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现在是时候吃些栗子了。”他说。
我等了几天回信，后来就忘了这回事儿。
那些栗子。自从我给它们剥壳储藏以来，已经快两年了。这两年来，没有人提起过它们。除了我，别人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我也什么都不说，因为我不想提醒德怀特再给我派活儿。
那天晚上，我给舅舅写了一封长信，极力形容我们在奇努克的噩梦般的生活。我感觉自己写得很逼真，但其实有点夸大其词了。在信的结尾，我恳求舅舅把我和母亲带到巴黎去。我写道，如果他肯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很快就会在那里立足。我们会找份工作，偿还欠他的钱。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一切都取决于他。我往信封上贴完邮票，便寄了出去。
我们爬上阁楼，一直走到之前存放箱子的地方。阁楼里十分逼仄，一股霉味。我能听到下面客厅传来的微弱歌声。德怀特带路，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摸索。找到箱子时，他就停了下来，用手电筒照着。硬纸盒四周全是霉菌，盒子顶部也长满了霉菌，就像烤面包盘里的面团开始发酵一样。霉菌表面黑黑的，看上去像固体，就如花菜一般沟沟壑壑、皱皱巴巴，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德怀特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箱子，又照了一下浴缸，里面那只被腌制的海狸被遗忘了两年。只剩下一团肉浆了，上面也长满了霉菌，但与栗子上的霉菌不同。这种霉菌是一簇簇白色透明的丝状物，在浴缸上方60厘米左右的高度开出一团花。就像棉花糖一样，但更松散些。当德怀特用手电筒四处照时，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霉菌当然是没有固定形状的，但其轮廓以某种方式还原了被腐蚀的海狸——一只蹲伏在空中的海狸。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我就会去窥探大家的私事。有一天，我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封信，是她那住在巴黎的哥哥斯蒂芬写来的。整封信都在描述巴黎这座城市和住在那里的乐趣。我读了好几遍，抄下薄薄的蓝色信封上的地址，再将其放回抽屉中。
不知道德怀特是否注意到了，反正他什么也没说。我跟着他回到楼下客厅。母亲上床睡觉了，其他人仍在看着电视。德怀特再次拿起萨克斯，与香槟乐团一起无声演奏。树一闪一闪的。我们的脸也跟着忽明忽暗。
他载着我们急速转弯，悬崖下边就是河流，轮胎呼啸着，大灯一会儿照到悬崖，一会儿照回道路，我们越哀求他开慢点，他就故意开得越快，只有在太靠近悬崖时，他才会稍稍放慢车速，笑一笑，表明他并不害怕。
我刚到康克立中学读书时，就已经在弹药箱里藏了八十多美元。有些是订报客户给我的小费，其余则是我从别的客户那里偷来的。八十美元好像还蛮多的，够我逃到阿拉斯加了。
“拜托了，德怀特。”他说。
我打算用假名字独自闯荡。等我安顿下来之后，就把母亲接过去。不难想象我们在小屋里会面的场景：她会感动得落泪，啧啧称赞起挂满毛皮的墙壁、满架的枪支和趴在火炉前打盹的那群家狼。
“拜托了，德怀特。”我说。
每年11月，我们的童子军部队都会前往西雅图参加“部落聚会”。早上，我们会与其他部队比赛。下午，所有童子军都去格兰维尔游乐园玩，当天包场。德怀特总是先跟一些童子军团长去喝酒，再过来格兰维尔接我回家。今年他得等很久了。他得等很长时间，得一个人开很久的车回家，得在进屋时好好向母亲解释为何我没跟他一起回来。
当我们进入第一个弯道时，我感觉珀尔手指都快掐进我小臂的肉里去了。
我只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亚瑟一个人，就算我曾经出卖过他，他也还是会帮我保守秘密的。他喜欢这个计划。他对此推崇备至，甚至要求跟我一起去。一开始我拒绝了。计划的精髓就在于我要独自一人出逃，何况亚瑟身无分文。但是在“部落聚会”前几天，我告诉他我改变主意了，就勉强让他一起去吧。我告诉亚瑟这一消息时，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好像是在帮他大忙，但其实只是因为我不敢一个人出发。
“拜托了，德怀特。”他模仿道。
亚瑟的父亲考尔在发电厂负责操作涡轮机。他觉得我非常风趣，因为我总能跟他开新的玩笑。我的笑话都是从报纸头版中缝的《今日笑声》中学来的。每次我去他家，考尔都会说：“嘿，杰克鲁尼，今天又带什么笑话来啦？”
“拜托了，德怀特。”她说。
“一个女人买了三百磅重的钢丝球，说要去编一个炉子。”
直到德怀特从小酒馆里走出来。我们就关掉收音机，缩回各自的角落。德怀特向汽车走来，母亲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他，双臂交叉着，眼睛盯着地面。她现在看上去可不像个赢家。德怀特身上有波旁威士忌的味道。母亲站在车外。她说除非德怀特给她钥匙，否则她不会上车的。他就坐在那里不动，过了一会儿她进来了。他把车开出停车场，母亲咬着下唇，看着面前的路。
“编一个炉子！你是说她要去编一个炉子！噢，这太幽默了，太好笑了……”考尔笑得不能自已、来回晃动，而亚瑟和盖尔太太厌恶地望着他。
我知道这些曲子的歌词。珀尔也知道。车里一片黑暗，音乐流淌着，我们忍不住跟着唱起来，一开始各唱各的，后来就唱到一块儿去了。珀尔歌喉不佳，但我从未因此嘲笑她，否则就好像嘲笑她是个秃头一样无耻下流。再说了，我们心爱的这些歌曲对嗓音要求并不高，重要的是掌握时机，唱得抑扬顿挫。珀尔懂得这些，她会伴唱，会和声。要唱好和声，就得靠得很近，从对方的点头、突然眯起的眼睛和吸气中得到暗示，要顺利唱完，就必须微笑。没有办法不微笑。有些歌我们合唱起来很好听——《理解他就是去爱他》《我的幸福》《布鲁先生》以及埃弗利兄弟的大部分歌曲——我们像唱给彼此听似的，全程面对面微笑着。
他是一个简单又阳光的人，在营地中很受欢迎，甚至连小孩子都直呼他考尔。我从未听过有人叫他盖尔先生。有一次，我在他们朋友的海滨别墅里，说服考尔同意我带亚瑟去坐帆船兜风，声称以前在佛罗里达州的时候，我就经常驾驶小船。我们的帆船差点就被海浪掀翻，最后在离房子1600米处搁浅了。亚瑟走上海滩，找考尔帮忙，但考尔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硬生生地把船从拍岸激浪中拖回来。他费了好大一番力气——狂风肆虐，海浪汹涌——但他还是全程笑个不停。
当我对此也感到厌倦时，就回到汽车上。现在我也感到寂寞了，想要找人聊天，但明面上，我和珀尔是互相厌恶的。我们俩坐在各自的角落里，望向窗外，直到我忍无可忍，然后我会往前倾，打开收音机。珀尔警告我不要这样做，但她只是说说而已。她和我一样也很想听广播。我们俩都是美国音乐台和本地西雅图电台的狂热粉丝。她在家里会看这些节目。我送报的时候，会在沿途的小孩家里和他们一起看这些节目，听完一首歌，我就赶紧冲到下一个客户家，奔跑着把报纸举过头顶甩出去。
亚瑟和盖尔太太的性格则要复杂得多。他们俩本身就很复杂，在一起就异常复杂，仿佛一对拟声吟唱(20)的爵士歌手，在隐晦的爵士重复乐段你唱我和了好久，又突然停下，故意一言不发。他们善于将沉默变成伤人的利器。这让考尔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死死盯着他，而他只是微笑着眨了眨眼。这似乎加剧了他们对他的无声指控。
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如果感到无聊了，我就下车沿着马路散步，走得不远不近，刚好可以看到小酒馆，而珀尔又看不到我，我希望她以为自己被遗弃了，从而惊慌失措。我站在路边，竖起衣领，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来往车辆的灯光。我想象自己是个流亡的杀人犯，是个等着寂寞女子来热情相拥的浪子……
盖尔太太自以为高人一等。她和考尔属于最早进入该营地的那批人，完全不想和跟进者有所往来。盖尔太太觉得自己是被骗上贼船了，才降低了生活质量。她没有明说自己是如何被骗的，但据了解，应该归咎于考尔，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归咎于亚瑟。盖尔太太过得很失意。为了缓解愁绪，每隔两周，她都会与同为营地先行者的朋友利兹·登普西去弗农山购物。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享用了丰盛的午餐，还买了东西。多数情况下，她们买的是盖尔太太所说的“针头线脑”这类无用之物，但有时候，她们也会买些重要的东西。有天晚上，我待在亚瑟家，看到盖尔太太带着一盏昂贵的灯回来了，灯的底座是一辆人力车，由一个咧嘴笑的苦力拉着，一按下他的帽子，他的腿就会跟着疯狂摆动起来。
我和珀尔在车上等着时，故意惹得对方心烦意乱。珀尔哼哼唧唧的。这不是在哼曲子。它没有任何旋律或节奏，只是不断重复，我则把指关节掰得咔咔作响，以此来惹她恼火，我们俩都一样幼稚。咔咔。咔咔。
这两个女人带着我和亚瑟去疯狂购物了好几次。我很喜欢听盖尔太太谈论营地里的其他人，她总能一针见血，后来我再见到这些人，免不了回想起她那诡异的评价。她知道我很欣赏她的口才。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我哥哥杰弗里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她对我很有好感。她经常用温柔的口气说着“常春藤联盟”这个词。我本人也十分自命不凡，所以我们俩很处得来。
德怀特指控我这样那样，都是为了给我下定义。这些定义起的作用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反着干。在过去，即使没做错事，我也总觉得自己一定犯了什么罪。现在我真的做了亏心事，反倒无所谓了。
面对人生失意，亚瑟则表现得更加叛逆。他拒绝承认考尔和盖尔太太是他的生身父母。我努力去相信他所说的话，相信他是被收养的，相信他的生身父母是跟随俊美王子查理(21)流亡法国的苏格兰大臣的后裔。我和亚瑟读的小说都是一样的，但我假装没注意到小说情节和他人生故事之间的相似性。同样地，亚瑟也不会质疑我的人生故事的真实性。我告诉他，我的家人是普鲁士贵族的后代——“容克”，我就像老学究一样咬文嚼字——可惜战后他们的地产被没收了。我是从《普鲁士人》这本书中获得灵感的。书里到处都是照片，展现了十字军战士、国王、城堡、英勇的骑兵进攻滑铁卢、冷静的冯·里奇托芬站在他的三翼飞机旁边。
德怀特称我为骗子和小偷并没有错，但这些指控伤不了我，因为我从来不这么看自己。不过，他的另一项指控深深刺痛了我——他居然说我是娘娘腔。我最好的朋友是个彻头彻尾的娘娘腔，我担心其他人会因为我们的友谊而认为我也是个娘娘腔。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总是习惯性地在背后嘲笑亚瑟，模仿他讲话和走路的样子，甚至泄露他的秘密。我还跟别人打架。我没有再和亚瑟搏斗，但别人侮辱我的时候，我也学着像他一样歇斯底里地发疯。我知道被打几次不会死，而打我的人——就连德怀特——也会在打架后的几天内给予我一定的尊重。当然，这也让其他男孩学会了三思而后行，懂得为自己的话负责。
亚瑟的故事讲得极好。讲着讲着，他就陷入幻想，仿佛每个细节都是真的。他会复述古老的谈话录。他会描绘桨柄支在桨架上咯吱作响的情景。他会学小农场主的土腔调，也会像叛徒一样可耻地哀号。在亚瑟的故事里，雾气从湖上升起，风笛开始演奏；被人们传颂的英勇事迹，以身相许的诺言，我通通信以为真。
有时候，我听到德怀特又开始责骂母亲了，我就把温彻斯特步枪拿下楼，但他只是惹人厌烦，并没有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她不尊重他，她瞧不起他。都是我们毁了他的幸福生活。她以为她是谁啊？……我想毙了他，主要是为了让他安静下来。
我们是彼此最忠实的见证者。我们对贵族谋权篡位的故事深信不疑，每次重述，这些故事都变得越发荒谬而复杂。但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在说谎，我们都认为，这不堪的现实才是最大的谎言。
我打算等偷到足够的钱就逃离这儿。我准备不择手段地除掉德怀特。我甚至想过杀了他，在他故意刁难我母亲的某个晚上，把他毙了。
我们总是回头看，陷入回忆。我们都喜欢看老电影，我去他家借宿时，盖尔太太允许我们整夜整夜地看老电影，这些电影多是采用贵族题材，满足了我们愚蠢的迷恋。比起新车来，我们更喜欢旧车。我们爱讲古早的俚语。亚瑟弹得一手好钢琴，只有我们俩待在他家时，我们会唱起老歌，颤抖的嗓音中透着失落：
我的确是个骗子。就算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底细，我还是忍不住会编些自我介绍，有时候是兴之所至，有时候是因为之前的版本失灵了。我也的确是个小偷。德怀特说我是小偷，是因为我未经允许就私自拿了他的猎刀，仅此而已。但其实我偷的东西可不少。最开始，我从住在单身公寓的订报客户家里偷糖果。这些人家里大多都放着糖果。我就养成了坏习惯，常常在这家拿一块，在那家再拿一块。后来我还从他们那里偷钱。我本来只偷些零钱，用来买可乐和冰淇淋，但慢慢地我偷起了五十美分硬币，甚至美元钞票。我把这些钱都藏在某个营房底下的弹药箱里。
我今日上山去漫步，玛吉，
他驶入停车场，踩下刹车，滑过松散的砾石。他下了车，又将头伸回车里，给我们下了最终判决，然后“砰”地关上车门。母亲跟我和珀尔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她面无表情地望着小酒馆。她从来不哭。最后她下了车，也进了酒馆。
眺望山下景致……
就这样，在我们到达马布尔芒特之前，他不停地抱怨，说她无视他与她这种带着拖油瓶的女人结婚所做出的牺牲，更不用提还得忍受我这个骗子、小偷和娘娘腔了。如果母亲反驳几句，他就指责她不忠；如果她不吭声，他就愤愤自语。只有看到了马布尔芒特小酒馆，他才会安静下来。
看呀，小溪流水潺潺，磨坊锈迹斑斑，玛吉，
“德怀特。”他学着母亲说话，但模仿得十分拙劣。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坐在那里(22)。
“德怀特……”她说。
我们俩的关系变得越发亲密，每当我们感觉太过亲密时，就会开始互相找碴儿。很容易就能找到嘲笑亚瑟的理由。他嗓子哑得像鸭子似的。他每天都要洗两次澡，却洗不掉身上的氨性荷尔蒙气味，那是成长和焦虑的气味。他什么运动都不参加，这么大的人了，至今还只是个二等童子军，真是可悲。只要不触及“娘娘腔”这个敏感词，我就可以把他损得体无完肤。
当俱乐部在其他小镇举行比赛时，德怀特还会带上我和珀尔一起去。这些比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母亲赢了，德怀特输了。他假装不在乎，但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就开始生闷气了。他沉着脸，噘着下唇，脑袋耷拉着。珀尔和我在后座上一言不发，如果我俩有谁突然忘乎所以地哼起了歌，或者说了些话，德怀特就会怒吼起来，母亲便不得不说些安慰的话。他开始非难她，说据他了解，他还算是一家之主吧，但不知她是否另有备胎。
我身上也有很多弱点，亚瑟对此了如指掌。他像猫一样漫不经心，只需用一个词就能让我目瞪口呆，跌跌撞撞地逃掉。有时候他会拿佩珀来对付我。佩珀在街上追着要咬我的脚后跟，而亚瑟就站在他家门口给它鼓劲，因为他知道我太喜欢这个小笨蛋了，不可能进行自卫。
母亲在射击比赛中表现不错。她喜欢当赢家。获胜之后，她兴高采烈的。她的射击服上满是徽章和绶带，但德怀特的外套上却啥也没有，因为他总是败北。他声称自己买的雷明顿狙击步枪平衡性太差。他又买了一把，可那把也不好使，于是他又买了第三把。他依旧打偏，但这并非练得太少的缘故。他每周都会花两三个晚上在俱乐部练习，还把我们家长长的走廊当作空发练习场地。他将靶子固定在一端门上，然后从另一端瞄准，手臂跨进枪背带里，脸颊靠在枪柄旁。吸气，呼气，开枪。吸气，呼气，开枪。当我送完报纸回家时，老是发现德怀特举着新枪管对着我，他这样做违背了武器使用法规，就算枪里头没子弹也不能这样对着人呀，真是令人发指，在我走出射程范围之前，他丝毫没有要把枪放下的意思。
我们经常像这样大吵大闹。我们会连着几天不见面，然后亚瑟会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他家，我也就答应了。
母亲加入步枪俱乐部时，还召集了其他几位家庭妇女，日子一天天过去，更多的夫妇加入其中。俱乐部里原本都是些爱喝啤酒的懒汉，只喜欢对着罐子射击，但现在不同了。一些新会员射击起来非常认真，当别的俱乐部开始抹黑这个俱乐部时，老会员们要么变得认真起来，要么就退出俱乐部。
“部落聚会”在西雅图郊外的一所中学里举行。我要参加的是游泳比赛。我拿了个小旅行包，装上泳裤和毛巾，还把我和亚瑟开溜时要换上的衣服也塞了进去，到时候就不必穿着会暴露身份的制服了：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就离开格兰维尔，搭上便车，一路向北。
可是我又让她回来了。我别无选择。后来，每次听到雷·查尔斯唱《我无法停止爱你》时，我都不得不停下来，悲伤一会儿。
在聚会期间，我与亚瑟始终保持距离。我刻意不跟他说话。他的制服松松垮垮，上面一枚徽章都没有，他还装得那么傲慢自大。他只会站在赛场边上，说些风凉话。他看上去并不像一个正儿八经的童子军。但我跟他不一样，我可是星级童子军。我穿了件新制服，上边挂了很多东西，包括军长徽章、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23)勋章、饰有多个功绩徽章的腰带。看看我的功绩徽章，你就会觉得无论何时，无论把我丢在何地，我都能立马搭个帐篷，钻木取火，捕只猎物来当晚饭；你就会觉得我能靠观察星座的位置来进行导航，能叫出树的名字，在任何地域，都能一眼找到可食用的植物，将它们做成令人垂涎的沙拉。
后座一片黑暗，我身体僵直，安安静静地坐着，想象着自己痛揍诺玛，抽她耳光，辱骂她。我带走了本要送给她的蓝色敞篷车、皮草和时髦衣服。我把她赶出了豪宅。
事实上，我也的确有能力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虽然一得到徽章，我就渐渐忘记了具体的操作细节，但毕竟还是掌握了基本的求生技能，在丛林里活下来不是难事。这可是无价之宝。不过我当时没想这么多。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全身挂满徽章，显得自己聪明能干，在我看来，我的确做得不赖。
诺玛关上车门，又坐回鲍比旁边。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挂挡启动汽车，开始慢慢开出停车场。车内又闷又热。诺玛舒展身体，摆弄着收音机，玩着鲍比脖子上的头发。她叫他鲍鲍，这是她对他的爱称，还说些话逗他笑。她声音很低，动作也慢悠悠的。我看着他们。车开动后，我就一直看着他们。我很警觉，疑神疑鬼，却不知道自己在怀疑什么。然后我突然一下就明白了。并不是思考出来的，而是生理反应提醒了我。我以前从未真正想过，他们单独相处时都做些什么。我知道他们鬼混在一起，但我以为他们就只是普通朋友。她对我是绝不可能这么亲密的。
游泳比赛是在早晨举行的。经过两次预赛，我就被淘汰了。这让我十分诧异，但其实我早该预料到了——我总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每次刚开始比赛，我都认为自己肯定能赢，结束时坚信自己本该赢的，毕竟自己是这里最厉害的泳将。惨败之后，我去澡堂洗了很长时间，心情低落，洗完后就跑去观看别的比赛了。
“下次再来。”鲍比说。
在今年的聚会上，最为轰动的是密集队形操练比赛。一支来自巴拉德(24)的部队很吸睛，他们的童子军团长戴着黑色的军便帽，帽上镶有银色绲边，军服上挂着战功绶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制服，也是最后一次。童子军的裤脚都塞进油光发亮的黑色靴子里，他们也戴着黑色军便帽。这支部队在学校后面铺设沥青的场地上来回踏步，声音十分响亮。童子军团长粗声粗气地发号施令，凶狠傲慢地看着他的部队。
“他们赢了。”
我们部队里没有一支专门的仪仗队，大多数部队都没有。只有五到六支部队里有仪仗兵，但他们显然都比不上巴拉德部队。这些巴拉德男孩都一本正经——干脆利落，身板挺直，面无表情，只听从童子军团长的指令。他们吸引了大批观众。我看到德怀特在院子另一头，若有所思地摸着他的下巴。
“哪个队赢了？”诺玛问。她为我打开门，往前倾了倾身子，我挤进车里，坐到后座上。
“真是一群傻瓜。”亚瑟说。
诺玛和鲍比迟到了。他们开车进来接我时，停车场几乎空无一人。
我不理他。
他们大获全胜。当蜂鸣器响起时，他们的教练冲上球场，带着球员朝我们欢呼三声。
他们输掉了比赛，因为帽子和靴子不合规范。观众们向裁判们发出一阵嘘声，巴拉德部队本可以轻而易举赢得比赛。他们的童子军团长勃然大怒。他责骂裁判，将帽子扔在地上，但裁判们仍不让步，于是他带领部队离开了比赛场地，拒绝列队参加颁奖典礼。
比赛继续进行，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人群安静了，场上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当对方球员抢到球时，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声礼节性的加油；当他们进球时，也几乎没有掌声。整个体育馆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身上。我歇了歇，找到节奏，慢慢融入比赛。我仍然没法控制自己的脚，但当我摔倒时，再也没人发出嘲笑声了。现在观众都站在我这边，对方球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打球时毕恭毕敬，仿佛欠了我们什么似的。我开始想象我在观众台上看自己打比赛，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高贵，多么勇敢，感情也受到了触动。我摔了一跤，稍微扭到了膝关节，我顺势装出跛脚的样子，赢得了大家的同情，但又不至于让裁判员叫停比赛。我在场上一瘸一拐的，对方球员也放慢了脚步，表明他们不愿乘人之危。
后来，我在自助餐厅里碰见了巴拉德部队的三个男孩。他们穿着制服，看上去很彪悍。我和他们坐在一桌，我说我觉得他们被坑惨了，他们十分赞同我的看法，就这样跟我聊起来了。我已经参加过许多次类似的聚会和会议了，懂得怎么像大会代表一样夸夸其谈，跟其他部队的男孩打好交道，“建立联系”。我会详细打听他们住在哪里，仿佛他们是从格陵兰或萨摩亚远道而来一样。我做完自我介绍，会询问他们的姓名，并记在字条上，塞进钱包里，钱包鼓得就像拳头一样。
馆内人声鼎沸，但我特别清楚地听到一个女人的叫声，可以说是全场最尖锐的。就像那种疯狂的配景笑声(15)。一旦注意到了，这声音就总是萦绕在耳边。我心灰意懒，动作甚至变得更笨拙了。只要我一滑倒或摔跤，她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尖更响，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就没停下来过，声音变得沙哑，都快喘不过来气了，丝毫不像在笑。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声音的人。体育馆里慢慢安静下来。最后，馆内只剩下她的声音在回荡着。她还在不停尖叫着。教练喊了暂停，我们就到场边擦擦汗，喝点水。看台上的观众骚动起来，都抬头望着她。她就站在看台最顶排，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女人，她膀大腰圆，戴着卷发夹，穿着紧身裤。她用手捂着脸，还在吼叫着，肩膀也跟着一抽一抽的。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脸颊涨得通红，双目低垂，正拉着她的手肘往外走。他们从最后一排走出来，下了台阶，穿过体育馆比赛场地，迈向出口，通过那女人的手指，仍然看到她在不由自主地吼叫着。
我把这些巴拉德男孩迷得五迷三道的，很快就像老友重逢一般畅谈起来。我给他们讲了一些奇闻逸事，比如那个逃脱的疯子在鲍比·克罗的车把手上挂了个钩子，他们也和我分享精彩的故事。
刚开始进行上篮热身训练，我就知道自己完犊子了。这鞋子是德怀特买来给我搭配学校制服和童子军制服的，鞋身重，鞋头方。我跑起来的时候，鞋子发出重重的踩踏声，光滑的新鞋底踩在清漆地板上，就好像在滑冰一样。比赛还没开始呢，我就摔倒了两次。开场跳球的时候，对方学校那群孩子早就开始嘲笑我了。我都不想上场了，但那天晚上我们队总共才五个人，我绝对不能临阵脱逃。我在球场上来回乱跑，鞋子重重地踏在地板上。有时候球会传到我手里。我运了一两次，又扔给另一个穿红衣服的队友。看到别人都跳起来时，我也跟着跳。我在场上跑来跑去的。如果猛地停下来，我就会摔倒。
实在没故事可讲了，我们就开始讲笑话。银色马鞍啦，玻璃假眼和木制假腿啦。其中有个人问我会不会抽烟。
第一场比赛对阵范霍恩球队，当时我穿着休闲鞋。鲍比和诺玛在校门口把我放下，便驾车离开了。来的路上，他们俩就闷闷不乐，都快吵起来了。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毕业了，可两人对未来的规划并不一致。
“我抽烟吗？”我说，“你这就好像在问，狗熊信天主教吗？教皇会在树林里拉屎吗？”
鲍比骨架小，身材修长。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他像他的混血母亲那样脸窄窄的，还遗传了他内兹珀塞族血统的父亲的黑色眼睛和皮肤，据诺玛说，他父亲是约瑟夫酋长的直系后裔。鲍比没在康克立中学打过篮球，但我听取了他的建议，绞尽脑汁记住各种技巧，这样就能更好地打比赛。鲍比说话声音很轻，因而显得隐秘，甚至有点鬼鬼祟祟。
“那我们走吧。”
我们都是在晚上打比赛的。没人在家时，母亲通常会开车送我去，但如果她很忙，诺玛就会让鲍比·克罗开车载我去。当然了，诺玛也跟着一起去。这是他们偷偷约会的方式之一。在路上，鲍比跟我说了关于传球、射门、假动作等一些技巧。鲍比说话时，我就坐在副驾驶位上，很懂行似的点点头。鲍比曾在康克立中学打过橄榄球。他是校队的四分卫，也是队里个子最小但最厉害的球员，他比其他球员强太多了，在场上简直无人能敌。这种鹤立鸡群，让他显得既帅气又悲壮，因为你知道，他所使出的任何奇招，队友都接不上。他悄悄地把球传给中卫，可中卫是个“黄油手”，他来了个精准的长传球，结果后卫也没接住。不过，鲍比真正出神入化的是突破散开防守区的带球：急速冲刺，突然停止，从侧面绕过去，用脚跟转个身，像女孩儿似的扭动臀部，甩开穷追不舍的彪形大汉，灵活地穿来穿去，像一条鳟鱼在巨石遍布的溪流中游动。
我们四人走到外面，坐在橄榄球场边的树下。我注意到亚瑟朝我们走来。他在门柱旁停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居然尾随我到了这里。巴拉德男孩也注意到他了。“那是谁？”其中一人问。
要不是因为要打篮球，我也不会对运动鞋这么在意。奇努克初等学校里，男孩数量很少，参赛人数远远不够，这意味着我必须参加绝大多数体育比赛，并穿上时髦的比赛服——红色缎面，带有白色条纹。我猜，如果配上棕色休闲鞋，这套赛服就会逊色不少，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就是个人呗。”我说。
我不断长高，鞋子很快就穿不下了，仅在七年级我就换了两双鞋子。德怀特大为光火。他觉得我是故意长这么快的。他迟迟不肯给我买第三双鞋，直到我实在没法走路了，他才同意带我去买，还强调这次不会再给我买运动鞋了。要等到我不再长高了，脚的大小固定了，他才愿意和我商量买运动鞋的事儿。我想用自己送报纸存下的工资来买运动鞋，但德怀特拒绝去银行把这些钱取出来。
“是你们部队里的吗？”
在斯基珀复述故事的时候，我绕着汽车转圈，看看整辆车损坏得有多严重。我打开了驾驶室的车门，把头伸进里面看。车里铺了白色地毯。座椅、侧面板、车顶和仪表盘上都包着白色皮革。光照到车里，它们看起来就像奶油一样甜腻。我坐到驾驶位，关上了门。我嗅着皮革散发出的气味。我用手指抚摩着座椅，接着把一只手放到了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则靠着变速杆。轻轻地，这样就没人能听到我的动静，我模仿发动机的声音，手动换挡，透过覆满沙尘的挡风玻璃望着路旁树木的模糊轮廓。如果不是因为装得太夸张，我差点就相信自己是真的在开车了。
我点点头。
斯基珀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装潢完汽车后，他与雷一起奔赴恩塞纳达(14)，返程途中，他们遇到了沙尘暴。风沙太大了，能见范围不超过0.6米。他们不得不在路边停下，等着沙尘暴停止，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沙子把发动机搞得又脏又破——回家的路上，斯基珀就一直在修修补补。他开玩笑似的讲着整个过程，但其实他就快哭出来了。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可能是为了在雷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但一回到家看到家人，他就卸下了盔甲。他没有哭出声，但已经有些哽咽了。
“他叫什么名字？”
这辆车看上去好像经过了喷砂处理。油漆表面坑坑洼洼，失去了光泽。轮毂盖、保险杠以及雷克排气管上的油漆也都脱落了，甚至开始生锈。看上去很惨的样子。
“亚瑟。”
我看到他另一次哽咽，是他从墨西哥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外面响起了引擎声，毫无疑问是斯基珀回来了，珀尔、诺玛和我都跳了起来，跑到门外去。德怀特和母亲很快跟了出来。房子另一侧的那户家庭走到外面，其他一些邻居也走了出来，他们看到汽车，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跟国王亚瑟同名？”
那个男人不知道的是——当然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陪审团裁定他自卫无罪。这个意外结局其实在上一小节中就有所暗示，每次唱到这里时，斯基珀都会垂下眼睛，悲伤地摇着头。
我们都笑了。
因为如果蚊子没有围攻他，鳄鱼也会吃掉他。
巴拉德男孩拿起一沓《流行歌曲排行榜》。“嘿，亚瑟，”他大喊，“来根烟吗？”
但他最好一路向前，不要停下，
亚瑟摇了摇头。他把手插到口袋里，移开了视线。过了一会儿，他又慢悠悠地走回学校了。
也不必惧怕狂吠的猎犬，
我们抽了几根烟，又返回学校，准备坐车去格兰维尔，约定在过山车那儿相见。我一上车，德怀特就开始谈论巴拉德仪仗队有多么厉害，说我们的部队也需要这种精气神，才能够与之抗衡。一路上他都在谈这个。到格兰维尔后，我下了车，他还在喋喋不休，说等会儿来接我。他看着小旅行包。“你拿这东西干啥呢？”他问。
哪里可供人藏身，永远不被发现，
“不干啥。”我搪塞了一句，就赶紧走开了。我以为他会喊我回去，但他没有。
斯基珀只离开了短短几周。他回到家里，打点行囊，第二天早上又不见人影了。在那之后，我很少见到他，只有在他回家过感恩节和圣诞节或者我们去西雅图看他的时候，才会偶尔碰上一面。他跟几个男的在小公寓里同住了几年，然后就结了婚，在电力公司新找了份工作。婚礼前的那个晚上，我和他围坐在一起。他哽咽了，我这辈子只见他哭过两次。这一次，他悲情难抑，不是因为想到自己从此失去了自由，而是因为新买的高保真音响所播放的那首歌曲——金斯敦三重奏乐队的《大沼泽地》。故事中，为争夺一个女人，那个男人在搏斗中把情敌杀死了。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便走到林间空地。
那三个巴拉德男孩已经在排队等着坐过山车了。这一天，所有游乐设施都是免费的。除了吃的东西和赌博游戏，其他都是免费的。在我们排队等候的时候，我们想入非非地比较了巴拉德女人和康克立女人，讨论了我们所知的各种过山车的事故率。亚瑟一直站在远处看着我。他终于走了过来，问我想什么时候走。
西雅图。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一直坐到西雅图。我说我要去康克立，这在当时看来已经够远了，可刚到马布尔芒特的时候，我就害怕起来，请求司机让我下车。过了一会儿，我又搭上另一辆便车回到了奇努克。这是我第一次搭便车。暑假的时候，我沿着山谷越走越远，搭别人的车到过康克立、伯德斯埃、范霍恩和塞德罗伍利，有一次，就在开学之前，我一直坐到了弗农山。我会在这些城镇的街道上闲逛几分钟，期待能发生点什么事，没有的话，我就会回到马路上去搭便车。等到德怀特和母亲下班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家了。从没有人发现我溜这么远。我偶尔会和亚瑟一起去，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独自一人的话，我可以更肆无忌惮地撒谎，能遇到更多的机会。我想着有一天，某个人会停下来对我说：“最远可以载你到康涅狄格州的惠尔通……”
“等一会儿。”我说。
有一天，送完报纸后，我将报童包折起来收好，走过通往营地外边的桥，竖起拇指求搭便车，我就这么等啊等，终于有辆车停住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是大坝上游的建筑工人。我坐上车，他问我要去哪儿。他补充说：“最远只能到西雅图。剩下的路你得自己走着去。”
“我觉得我们应该现在就走。”
自从见证斯基珀成功地对福特进行了改装，我就开始对汽车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我送报纸时，会想着怎么拆解我看到的那些汽车，把它以更有趣的方式重新进行组装，比如降低整个车身、加装百叶窗、降低车身前部、降低车顶和底板(13)。我阅读报纸上的二手车广告，比较了我现在赚的工资与这些车的价格之间的差距。我想象着自己拥有汽车，直接开了就走。
“等一会儿。”
但该来的还是会来。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是完美的。他只存在于我的梦里和回忆中。记得有一次，我去康涅狄格州拜访父亲和继母，坐在那座漂亮老房子的厨房里，看着他把一整盒武器都摆到桌上。那些都是致命的非法重武器。继母正在训他。她想知道他打算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他把一堆樱桃炸弹(12)推给我，说道：“炸了它们，亲爱的，炸了它们。”
有个巴拉德男孩给亚瑟留了位置，但他摇了摇头，转身走开了。我从过山车上下来时，他还在等着我，当我和巴拉德男孩又开始排另一条长队时，他依然在等着我。他等了我整个下午，跟着我们从一个游乐设施到另一个游乐设施。他看着我请别人吃点心，高兴地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张钞票。我们朝娱乐场走去，他也跟着我们，一个巴拉德男孩正在投掷飞镖时，他再次走到我身边。
这种思维方式相当奏效，直到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比预产期早了三周出生，当时我不在家。我刚到医院婴儿室时，一位护士正要从他身上采血样。她找不到静脉在哪里。她不停地刺他，每一针都好像扎在我自己身上。我越来越不耐烦，她也就更加手忙脚乱，另一位护士不得不过来接手。等我终于能抱着他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刚从狼群中把他救出来一样，我的内心开始变得柔软，比以往更强烈地体会到活着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我感觉到了一层阴影，略微心寒。我有点不安，我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直到那天晚上，我又体会到了这种尖锐的感觉，差点哭出声，我才反应过来这与我父亲有关，他已经过世十年了。好几天来我都处于分裂的状态，一边是被这种悲愤交加的情绪左右着，主要是感到愤怒，另一边则为儿子的出生和自我的重生感到高兴。
“我以为我们要出发去阿拉斯加了。”他说。
我也想念我的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向我抱怨过他，但德怀特有时候会讽刺这位沃巴克斯老爸，这位高高在上的勋爵。他想要诋毁我父亲，说他富得流油，却住得那么远，跟我毫无往来。但是，所有这些特质，就连最后一种——或者说尤其是最后一种——却让父亲变得更加有魅力了。他总是缺席，我也就永远无法发现他的缺点。我可以把他塑造成我想看到的那种形象。我可以赋予他各种优秀的品质，并想出很好的理由——甚至是浪漫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关心我，为什么他从未写信给我，为什么他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在我还懵懵懂懂时，我替他找了各种借口。后来，当我变得更加成熟时，我决定不再去想是他将我遗弃了。我去越南的时候，顺道拜访了他，返程时又跟他见了一次面，就这样跟他成了朋友。他不是什么大坏蛋——他也有自己的苦衷。说到底，只有爱哭鬼才会整天抱怨父母。
“我们是要去呀。”
斯基珀和我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最小的房间。我们俩用同一张书桌、同一个梳妆台、同一个橱柜。我们的床只相距30厘米。不过，直到斯基珀出发去墨西哥了，我才意识到这地方有多逼仄。他之前占的大地盘现在空荡荡的，总在提醒着我他已经离开了，这又不免让我想到，他和他的朋友雷正在路上奔驰，像鸟儿一样自由。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被困在这小地方了。我认为斯基珀应该带我去，而不是带雷去。先来后到嘛，是我先问他的，而且说到底，我还是他弟弟呢。这对我而言挺重要的，但我发现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我和这个哥哥并不总是相处融洽，四年来我们甚至都很少见面，但我仍然很想念他，并开始想象他会对我多么多么好。
“好，那什么时候走？”
“嘿，我们就快走了，好吗？真是的。不要那么着急。”
珀尔让他带顶草帽回来送给她。
我自己也投了一些飞镖。我还投圆环。我还将排球砸向装满了奶的牛奶瓶。玩这些游戏时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然后我在断电亭前停了下来。
“下次再带你去吧。”斯基珀说。
我没玩过这个游戏，但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花上二十五美分，就可以拿到一块分区域标着不同符号的木板，以及三个刻有符号的金属圆盘。如果圆盘上的符号能以某种方式与木板上某区符号相互匹配，就可以将圆盘放到该区域上。根据圆盘在木板上的布局，获得相应的积分，再拿总积分来兑换摊位背后排列的奖品：底层是烟灰缸、镇纸、丘比娃娃、牛头犬陶瓷摆件，再上一层是棒球手套、毛绒动物玩具、看上去像手枪的打火机、时钟收音机、匕首、定制手镯，就这样一直排到顶层的大奖。顶层是便携电视机、双筒望远镜、相机、戴小指上的镶钻金戒指、钻石金链、金表。而且，每件奖品上都系着条“丝带”，那是一张卷起来的百元大钞。
“这是具有争议性的。”德怀特说。这是他喜欢重述的话之一，掷地有声，类似的还有“这是具有学术性的”。
柜台后面那两人发现我们盯着奖品。斯莫克和瑞斯蒂，这是他们的名字。瑞斯蒂很瘦，紧张兮兮的。斯莫克是个笑容满面的胖子，牙缝很大。原来斯莫克也当过童子军，因此，为了友谊能够地久天长，他允许我们每人免费玩一次游戏。瑞斯蒂想说服他不要这样做，但斯莫克非要坚持。这游戏玩起来的确简单。两个巴拉德男孩赢得了镇纸，我赚的积分够兑换一个定制手镯。瑞斯蒂正要把手镯拿给我，这时候斯莫克随口说道，如果我们再玩一局，他愿意让我们把这两局的积分合并到一起，兑换更值钱的奖品，瑞斯蒂听到这儿就不开心了。巴拉德男孩没有钱，所以他们只拿走了烟灰缸，我又掏出二十五美分，告诉斯莫克再来一局。这次的总积分几乎可以换时钟收音机了，就差一点点。“我可以再保留一次积分吗？”我问。
“对不住，兄弟，”他说，“实在没办法带你去。”他肯定发现了这些话对我冲击很大，便赶紧解释，说他的朋友雷打算跟他一起出门。为了省钱，他们得在车上睡觉，这意味着车上容不下第三个人了。
斯莫克和瑞斯蒂互相看着对方。“没门儿，”瑞斯蒂说，“老板会杀了我们的。”
我点点头。
“去他的老板，”斯莫克说，“老板又不在这儿。”斯莫克又把我套进去了。我以为已经赚够了足够的积分，但斯莫克说：“运气太差了，杰克。两边都有星星。”
“没开玩笑吧？我真的说过吗？”
“两边都有星星？”
我看着他，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并没有明确同意要带我去墨西哥。“你说你会考虑考虑的。”我对他说。
“对，两边都有星星。看到这块区域有颗星星了吧？在那块区域也有一颗星星，也就是说两边都有星星。这样要倒扣40积分的。真可惜啊，你差点就赢了，杰克老弟。”
“哈？”斯基珀叫道，“我说过吗？”
我问他能否让我再试一次。
“斯基珀说我可以去。”我告诉她。
斯莫克从柜台上往外倾，四处张望着娱乐场。“我没看到他人影。你觉得怎么样？”他问瑞斯蒂。
“杰克，是真的吗？”母亲问，“你跟别人说你要去墨西哥了？”
“好吧，但得快点，”瑞斯蒂说，“如果被他抓个现行，我们就真完了。”
“他说的。”德怀特答道。
“你最好玩翻四倍的。”斯莫克对我说。
母亲笑了：“墨西哥！谁说要去墨西哥？”
“翻四倍的？”我打开了钱包。斯莫克抽出一美元，说道：“就是这样。你玩一次就能拿到四倍的积分，可以早点拿大奖。”
珀尔说：“如果他去了，我也要去。”
这次我赚了好多积分，时钟收音机只是小意思。总积分几乎能兑换双筒望远镜了。斯莫克欢呼起来，但瑞斯蒂吸了吸腮帮子。“你这是要把所有东西都送出去的架势吗？”他说。
我告诉亚瑟我要走了。我还把这消息告诉了其他几个孩子，以及一些订报客户。有一天，我们正吃着晚饭，德怀特说：“嘿，先生，听说你要去墨西哥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看着我。
“我可以再玩一次翻四倍吗？”我问。
我以为他是认真的。我以为他真的会考虑带我一起去，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带我去的理由，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拒绝我，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我仿佛真的看见自己坐在斯基珀旁边的副驾驶位上，我们俩开着这辆漂漂亮亮的红色汽车，风驰电掣，一路探险，拯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会希望我们留下来，但我们永不止步，他们望着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渐渐远去，车后扬起了尘土。在我看来，墨西哥是个贫瘠的地方，默默无闻的小号手在不显眼的街头游走(9)，那里很遥远，开过去得花很长时间。
斯莫克说可以。他还说，我愿意的话，可以同时玩两块木板，第二块木板的积分跟我现在操作的那块一致，这样我就有机会拿到两个大奖品了。
我问他是否可以带我一起去，他说考虑考虑。
“去你的，斯莫克。”瑞斯蒂说。
车整洁得跟从没开过似的。唯一还需要整修的就是内部了。斯基珀告诉我，他手头剩的钱只够把汽车开到蒂华纳(8)，在那儿给座椅装上软垫。他要装白色的皮垫，严丝合缝，光滑平整，印制花纹。
我瞅瞅自己的钱包。斯莫克从里边抽出了几张一美元钞票，数给我六个圆盘。巴拉德男孩凑到我旁边观赛。“我赢了！”我大喊。
上完漆后，斯基珀给车装上了崭新的白壁轮胎，套着如镜面般闪光的铬合金轮毂盖，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带把手的轮毂盖。在两侧车门底下，他挂上了雷克铬合金排气管，排气管的末端略微弯曲，好像是为了排烟时不那么显眼。他在车前装了个重新镀铬的保险杠，在车后装了大陆式箱体——后保险杠特别长，附带内存备胎的后备厢。
斯莫克摇了摇头：“就差一点啊，哥们儿。你这块月亮被没收了。没有月亮本来得扣50积分的，我勉强就扣你30积分吧。你觉得怎么样，瑞斯蒂？”
车身看起来完全无法修复。外壳凹陷，毫无光泽，由于斯基珀摘掉了一些装饰件，车上变得坑坑洼洼的。他把洞补上，用玻璃纤维填充凹处，涂上一层底漆，涂抹平整后，再涂上十六层太妃糖苹果色红漆。每涂完一层，他都要细细打磨，再开始涂下一层。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等到完工之日，车身已经变成了深红色，油光发亮，就像色泽浓厚的红冰。车身线条流畅，干干净净，事实证明，他把那些装饰件摘下来是对的。
瑞斯蒂嘟嘟囔囔的。最后他同意了。按照斯莫克的建议，我打开另一块木板，这次筹码不是翻四倍了，而是翻八倍。
德怀特还是不肯罢休，斯基珀就礼节性地笑了笑，很无所谓的样子，继续干他自己想干的事。后来，夏天快过去的时候，汽车开始像斯基珀说的那样变得完整起来。那天晚上，他和朋友们在安装改造后的发动机，我也在棚子里看着。斯基珀新装了个赛车化油器(7)，加大了气缸，提升车子动力，还给它镀上铬。这辆车挺漂亮。斯基珀让他的朋友们用滑轮组把发动机放进去，不到一小时，车就隆隆启动了。
“当心老板过来。”斯莫克说。
斯基珀本该在9月就到华盛顿大学上课，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走的意思。德怀特开始数落他。他想知道斯基珀准备住在哪里，去哪里找钱来付学费。他想知道斯基珀都做了什么计划。斯基珀说他已经搞定了一切。
“快点。”瑞斯蒂说。
斯基珀毕业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奇努克，而是在电力公司找了份兼职，并且继续住在家里，这样他就可以把所有钱都投在这辆车上了。有些晚上，我去客户那边收取订报费时，会顺路去看看这车。在家里，斯基珀几乎把我当透明人，但在棚子里，他会变得热情好客起来。他会关掉当时正在用的电动工具，将护目镜推到额头上。他拿可乐给我喝，向我介绍汽车的各种零件，还展示了他的组装计划。我点点头，仿佛真的听懂了，仿佛真的相信有一天这堆玩意儿他能靠自己组装好。
“该死。”斯莫克说，“德州沙漏。就差那么一点啊，杰克。”
斯基珀那辆车是1949年产的福特，是德怀特从马布尔芒特的一个乡巴佬那里买来的。这是为了方便斯基珀带女孩出去打猎钓鱼，不必借用德怀特的汽车，但没想到斯基珀将这辆福特放到营地边缘的铁皮波纹棚子里，开始将其肢解。我搬到奇努克住时，车已经支离破碎一年多了，六个月后，当斯基珀从康克立中学毕业时，那里还是一堆零件。
巴拉德男孩为我鼓劲。我又打开了两块木板，连续五轮都玩的翻八倍。遇到卡罗莱纳雪花和巫师轮的时候，我的积分变多了，但是碰到香蕉皮、孤独之心和黑钻时，我的积分又变少了。我把钱包放在柜台上，斯莫克算着我拿了多少个圆盘，然后从钱包拿钱。我就快赢走顶排所有的奖品了，只差几分了，这时候斯莫克把钱包推还给我。“你有点缺钱了，杰克逊。”
这笑话很蠢，但我还是没憋住笑。我抚摩着毛茸茸的佩珀，它轻声哼哼着，热切地望着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之前咬过我。
钱包里空空如也。
“粗暴(6)！宝贝真棒！”
我知道巴拉德男孩没有钱。亚瑟跟着一小撮人聚在摊位旁看着我，但我知道他也没有钱。我问斯莫克能不能让我再玩最后一局。
它再次叫起来。
“抱歉，杰克。不交钱，就不能玩。”
“这个世界待你怎么样呀，佩珀？”
“就一局可以吗？求求你了！”
它抬头看着他。
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他笑眯眯地望着围观的小孩。“你们都看到了，”他说，“他差一点就赢得盆满钵满了。那边那个，胡萝卜头——对，就是你——不要害羞，快点来玩，第一次玩是免费的。我以前也当过童子军。”
“树皮(5)！”亚瑟说，“对的，佩珀。很好，佩珀，这个世界待你怎么样呀？”
“没有免费玩的游戏！”瑞斯蒂喊道，“老板会杀了我们的。”
它叫了两声。
“求求你了，斯莫克。”我说。他仍然笑眯眯的，将圆盘打乱。确切来说，他并非不理睬我，他根本就是把我当空气。
“嘿，佩珀，”他说，“树上有什么？”
“给你，”瑞斯蒂说，推了些东西给我。“随便拿点什么。”
“是哦，”我说，“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
那是个毛绒动物玩具，一只粉红色的肥猪，猪蹄是黑色的，鼻子上挂着一个圆环。我把它带到娱乐场，和巴拉德男孩一起走着，但我的喉咙好像堵住了，说不出话来。声音似乎都是从远处传来的。我神思恍惚，身体轻飘飘的，像是在飘浮。我们到处乱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几个巴拉德男孩一起去坐过山车了，我也就和他们走散了。我甚至都还没问清楚他们住在哪儿。
“它会说话。”亚瑟说。
游乐园关闭后，我和同一部队的其他童子军站在大门口。除了我之外，他们那天早上都是和父母一起来的，三五成群，他们的父母在西雅图这边有亲戚，探望完亲戚再回家。只有我和德怀特是自己驾车来的。
“当然。”我单膝跪下，伸出了手。佩珀嗅了一下。
等人来接的时候，我努力说服亚瑟跟我们一起回去。我知道德怀特肯定喝醉了，我不想和他单独待着。但亚瑟不愿与我说话。我说话的时候，他看都不看我。我没脸没皮地求着他，他终于开口说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就站在那儿，看着对方。然后他低头望着佩珀。“你想摸摸我的狗吗？”他问。
我答道：“因为我也会为你这么做呀。”
“嗨。”我说。
“哈。”他说。但我说的是真的，他是知道的。过了一会儿，他说：“演得不错啊，沃尔夫。真正的演员。”
当我们近到触手可及时，亚瑟停下来说道：“嗨。”
我们留到了最后。看到汽车驶来时，我将肥猪公仔扔给了亚瑟。我想不出要怎么跟德怀特解释。“给你，”我说，“这是你的了。”
然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送报纸，看见亚瑟在大路上朝我这个方向走来。这里离上次打架的地方不远。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继续往前走，他也往前走，佩珀在他后面迈着小碎步。我们靠得越来越近，我太紧张了，脑子没法正常思考，只是突然想到说不定亚瑟也受到他人指点，在等待时机，准备偷袭我呢。不管怎样，我按捺得也太久了，如果德怀特在场，肯定要不耐烦。
“我要这东西做什么？”
我的确让他挂彩了。亚瑟的瘀青一开始并不明显，但慢慢变得严重起来，由黄色转成了紫色，最后变成乌青。他有时候死死地盯着我，仿佛知道我和别人谈论上次打架的事时没说实话。但他没有重启战火。我们都躲着对方。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碰过面，只有在棒球比赛和童子军会议上，才会在一堆男孩中看见对方。
“快点嘛，拿着。求你了。”
那天晚上，有些客户打电话来抱怨说他们没收到报纸。德怀特接起电话，解释说这些报纸在一场搏斗中毁掉了，还补充道，他儿子杰克让这个叫盖尔的小鬼挂了彩。
他说：“嗯，今晚我们都很客气嘛，是不是？”但他还是接过去了。因此，我们迎着车走过去时，德怀特就看到了这幅景象——娘娘腔亚瑟·盖尔拿着被车前灯照得发亮的粉红猪。亚瑟仿佛早就知道德怀特日后会如何形容这番景象，他很鄙视德怀特，冲着他嘲弄地笑了笑，故意一扭一晃地走着。
我们把地板踩得嘎吱作响，脸上汗津津的，一直练到我把动作记得滚瓜烂熟。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厨房。德怀特喝了酒，教我对付亚瑟的小窍门，比如要如何等待时机成熟，确保只有我们两人在场，不要事先给他警告，等等。我能看出他把这些都当作我的权利和义务了。“要等待时机。”他告诉我。
一天晚上，我从康克立回来，发现有只大狗在杂物间的地板上睡觉。这只狗很丑。它的黄色皮毛上都是秃斑，有一边的耳朵像三角旗的碎布条。它那粉红的尾巴上几乎一点毛都没有。我正要走开时，狗醒过来了。它的眼睛是黄色的。起初它只是看着我，但我一往前迈，它就发出低吼声。我叫嚷着快来人啊。
“这不难，真的不难。你只需走到对手旁边，装出很友善甚至有点恐惧的样子，再突然踢他的下体。这是第一种技巧。第二种技巧与第一种区别不大，就只是把踢他的下体换成击中他的气管。”在德怀特看来，第二种技巧能很好地对付高个子。我们把两套动作都练了练。德怀特让我若无其事地靠近他，先说“嗨”，再踢腿或者挥拳。一开始，我担心他是故意要借此机会把我揍一顿——他肯定会说这是为了让训练更逼真些。但他没有。他只是轻轻地握住我的拳头或抓住我的脚，再把我放开，指出哪里需要更正，让我再试一次。他速度很快，力气又很大，喜欢看着我慢慢领悟打架的窍门。
德怀特把头伸到门外，狗爬起来去舔他的手。德怀特问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这只狗吼我。
晚饭后，德怀特带我去了杂物间，给我秀了一些动作。他教我站着的时候如何来回倒换脚，进行自我防御。他向我展示如何用肩膀撞对方，不放松警惕，避免让别人乘虚而入。他还告诉我如何偷袭别人。“正常情况下我不该做这种事，”德怀特说，“不过如果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对手可能会暗袭，我就得抢占先机。”招式还有很多，但德怀特只教了我两个最有用的技巧，以免搞混。
德怀特说：“好，这是它应该做的，它还不认识你呢。冠军，这是杰克。让它闻闻你的手。”
“我就这么走到他身边，像胆小鬼一样低声说：‘不好意思，请问有什么事吗？’当然，他又开始那一套了，唠唠叨叨的，他张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马粪蛋塞了进去！你真应该看看当时他脸上的表情。然后我击中这家伙的肚子，他就倒下了。我骑在他身上，捂住他的嘴，直到马粪蛋开始融化，我才站起来，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后来我为此被大骂一顿，但那又如何呢？”
“来吧，它不会咬你的。”他对我说。
“那天外面真的很冷，冷得不得了。到处都是冻成块的马粪——我们管这叫马粪蛋。我就捡起一个马粪蛋，去找这家伙，但我没有表现得凶悍。知道吗？不要表现得凶悍。要装出一副‘噢天哪，我好害怕，请不要伤害我’差不多的样子。”德怀特低垂肩膀，缩着下巴，挑眉假笑着。
我伸出手，让冠军闻了闻。
“就这样，那天放学后，他和他朋友在马路对面等着，我一走出大楼，他就朝我喊了些什么。我猜他以为我会直接回家，就当这事儿过去了。但你听我说。对付这种人，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必须让他们吃点苦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学乖。否则，他们就会骑到你头上去。相信我，我是过来人。
“杰克，”德怀特对他说，“杰克。”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德怀特让我向斯基珀和诺玛复述这个故事，接着他又讲了他自己的故事。“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说，“坐我后边的那个小孩天天聒噪得很。我管这叫‘话痨’。是这样，有一次他话实在太多了，我就让他闭嘴。哦，是吗？他说。谁让我这么做的？我让你这么做的，我告诉他。哦，是吗？他说。你们这伙人一共有几个？就三个，我说。在下、鄙人和我。”
我问德怀特这是谁的狗。他说是我的。
“那就是你不对了，”德怀特告诉我，“你肯定是放松警惕了。要不然不可能被偷袭的。”他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我可以教你一些招数，保证把小盖尔勋爵揍得眼冒金星。”
“我的？”
我避开最关键的那个问题，绝口不提谁是最后的赢家。我只是透露，我的小胜利并没有终结这场打斗，因为亚瑟又趁我不注意，打了我耳朵。
“你说过你想要一只狗的。”
“那就是给他揍成乌眼青了，”他说，“妥妥的。”
“可不是这种啊。”
我点了点头。
“反正它是你的了，你花了钱的。”他补充说。
“那有没有打肿呢？”
我问他什么意思，什么叫我花了钱，但德怀特不肯告诉我。几分钟后我就发现真相了。我的房间看上去不对劲。接着我就发现我的温彻斯特步枪不见了。我盯着自己在商店里为它定制的松木架子。我盯着架子，仿佛刚刚看漏了，只要再仔细看看就能发现它。我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客厅，德怀特正在那里看电视。
“好吧，还没到瘀青的地步。”
我冲他说道：“我的温彻斯特步枪不见了。”
“你真的把他眼眶打青了？”德怀特问。
“那只狗可是纯种的威玛拉娜犬。”德怀特说道，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电视。
他让我一遍遍地复述整个故事。每听一次，他都会大笑着拍打自己的大腿。一开始，我不情不愿地承认可能是因为我管亚瑟叫娘娘腔才引发了这场搏斗；后来，看到德怀特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就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自己说的其实是“又肥又胖的娘娘腔”。我告诉他我把亚瑟打倒了，还形容了他那青肿的眼眶。我让德怀特以为那天我把亚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我不想要它，我要我的温彻斯特。”
他直奔我的房间。当我身后的门打开时，我正盯着书桌上的作业，准备表现得若无其事。我转过身，就这样看着他。他咧嘴一笑。他走进房间，坐在斯基珀的床上。他仍龇牙笑着问：“谁赢了？”
“那可就不走运了，因为你的温彻斯特已经在去西雅图的路上了。”
五点钟，门外响起了汽笛声，珀尔走出去等着德怀特。
“但那是我的步枪！”
德怀特认为大部分麻烦都是我造成的。我的确惹了不少麻烦。我总让家人操心，甚至好心办坏事。每次我把事情搞砸，都会让家人争吵不断，这次我跟亚瑟·盖尔打架，家里免不了又要大闹一场。
“冠军还是你的狗呢！老天！我用一堆垃圾零件给你换来了一条值钱的猎狗，你看看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一直在无病呻吟，无病呻吟。”
我们也照做了。但这注定要失败，因为我们所要模仿的家庭并不存在；现实中，像我们这种麻烦多多的家庭永远不可能共度美好时光。
“我不是在无病呻吟。”
她没有认输。相反，她相信自己依然可以在奇努克创造新生活。她申请了购枪许可证，并说服步枪俱乐部的负责人接纳她为会员。她在单身汉营地餐厅里兼职做服务员。她在房子里种满了植物，把珀尔当成自己的女儿，还执意要我们像真正的家人一样共度美好时光。
“你不是才怪。从现在开始，你自己的东西自己买。”
在最初的几周里，母亲非常沮丧。她睡得很晚，以前她从不那样熬夜，当我回家吃午饭时，有时候还会看到她穿着浴袍，坐在餐桌旁，恍惚地盯着屋内那条纯白明亮的过道。我从未见过母亲认输，我也从不觉得她可能会认输，可现在看她有点要放弃的意思，我陷入了沉思。有那么一会儿，我意识到自己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可能消逝，就这样从另一个人的希望和意志中一天天被抽离出来。不过后来母亲又振作了起来，我也就不再想这个问题了。
母亲当时正在外面参加一次政治会议。上次州选举时，她为当地的民主党做了些组织工作，现在他们想让她为阿德莱·史蒂文森工作。第二天她回家时，我在门外面碰到了她，跟她说了步枪的事。
她和德怀特处得不好。两天前他们刚从温哥华度完蜜月回来，从那个夜晚起，他俩关系就一直很僵，沉默不语，表情严肃；他们把行李箱拿进房子，穿过大厅，再走进德怀特的房间，整个过程中，他们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那天，德怀特喝酒喝到很晚，后来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经常这样，有时候连续三四个晚上彻夜喝酒，周六和周日喝得特别猛。周末两天，我一般都是全家起得最早的，因为那两天报纸到得特别早。我起来的时候，总能看见德怀特在沙发上睡觉，电视刺刺作响，闪着信号测试图(4)。
她点点头，一点儿也不惊讶。“我就知道他图谋不轨。”她说。
母亲疲惫地点了点头。“你可以告诉他。”她说。
那天我回房间后，他们就这事儿争论起来。德怀特大吵大闹，但母亲逼他让步了。步枪是我的，她说。他想要别的什么东西尽可大喊大叫，但在这点上没什么可讨论的。她逼德怀特同意，当冠军的主人按约定寄过来美国养犬俱乐部(25)证书时——这证书将证明冠军的血统——德怀特就打电话给他，安排将冠军送回西雅图，再取回我的步枪。目前他还无法做到，因为他不知道那男子的姓氏或地址。
母亲让我在杂物间脱掉衣服，洗个澡。随后，她又带我到厨房坐下，在我身上的划痕处涂了碘酒，可能是我滚下山路的时候擦伤的。她努力表现得很严肃。我知道她没有生气，但也晓得如果我不装出一副忏悔的样子，她就会真的生气，因此我垂下头，向她保证，下次打架之前，我一定会三思而后行，不轻易动手。“你最好告诉爸爸。”珀尔对我母亲说。
事情以这种方式解决了，我很满意，除了一点——后来，那名男子不知怎的忘记寄证书过来了。
珀尔正坐在台阶上吃东西。我走过来时，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你完蛋了。”她说。
我们第一次带冠军去打猎是在砾石采掘场，秋沙鸭喜欢聚集在那儿。据说这种鸭子的肉不好吃，所以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射击它们。但德怀特什么动物都不放过。他是个糟糕的猎人，没有定力，眼神儿不好，声响太大，从来没有真正捕到过猎物。这让他极其愤怒；在走回车上的路上，他会杀死目之所及的所有活物。他杀死了花栗鼠、松鼠、蓝鸟和知更鸟。他在3米远的地方，用12英寸口径的枪杀死了一只很大的雪鸮，并射击低掠河面的秃鹰。我从未见他抓到过鹿、松鸡、鹌鹑、野鸡、好吃的鸭子或者大鱼。
我步履沉重地走回家。
他觉得这都怪自己的破装备。他收藏了许多打靶步枪，又买了两支猎用步枪：一支30-30马林和一支M-1加兰德，带有望远镜似的瞄准设备。他有一支专门用于射击水禽的12英寸口径双管猎枪，还有一支16英寸口径半自动猎枪，他称其为“灌木丛步枪”(26)。为了发现那些他从来没能靠近的猎物，他带了高性能蔡司双筒望远镜。为了清洗加工那些他从未杀死过的猎物，他带了把彪马猎刀。
他叫上佩珀，转身离开了。当我走回坡顶时，看到他正往家的方向走。另外两个男孩躁动不已，兴奋地比画着想象中的打架招式。他们想谈论这场打斗，但我对此意兴阑珊。我的衣服上沾满了泥。我背着脏兮兮的报童包，里面的报纸全毁了。我的耳朵很疼。
尽管他总说冠军是我的狗，但我知道它其实是德怀特用来助攻狩猎的。
我抬头看着他和另外两个男孩。他们幸灾乐祸又一脸鄙夷地看着我，但亚瑟的表情却不是这样。相反，他十分认真诚恳，我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我说道：“你不是娘娘腔。”
当我们到达采石场时，德怀特将一根木棍扔进了水中，以激发冠军的搜寻本能，看看它的嘴巴有多柔软。他说威玛拉娜犬最出名的就是它们的嘴了。“等会儿在那根木棍上，你连一点齿痕都看不到。”他告诉我。冠军跑到水里，却停了下来。它回头看着我们，呜呜叫着。它像吉娃娃一样颤抖不已。“加油，乖孩子。”德怀特说。冠军再次呜咽起来。它把一只脚掌伸入水中，又缩回来，开始朝着木棍叫起来。
“不。你得说，‘你不是娘娘腔’。”
“这狗还挺机灵，”德怀特说，“知道这不是只鸟。”
“好的。我收回之前的话。”
黄昏时候，秋沙鸭来了。它们肯定早就看到我们了，但它们仿佛知道自己的肉不好吃，毫不担心会被袭击。秋沙鸭靠得很近，都低低地飞着。德怀特朝它们开了两枪。有只鸭像石头一样坠落下来，其余鸭子急匆匆地飞上高空，嘎嘎地大声叫唤。它们绕着采石场飞着，这一会儿时间里，德怀特又装好了子弹，再次开火。这回他一只也没打中，秋沙鸭全飞走了。
“说出来。”
被他击落的那只鸟(27)漂浮在水中，离岸约6米。鸟嘴朝下栽在水里，翅膀往外张开。它一动不动。德怀特拆开猎枪，拿出了弹匣。“去把它叼回来，冠军。”他说。但是冠军没有去抓鸭子。整个岸上都看不到它的踪影，不知道它跑哪里去了。德怀特本来用友善的语气呼唤着它，后来就开始发号施令，威胁恐吓，但冠军还是没有回来。我自告奋勇，要往鸭子后边的水域扔石头，借力把鸭子冲过来。德怀特说没必要大费周章，那不过是只没用的鸟而已。
“好吧。”我说。
我们在车下找到了冠军。德怀特不得不用甜言蜜语哄了它几分钟，它才肯壮起胆子爬出来，轻轻地叫唤着，缩成一团。“它就是有点胆小，”德怀特说，“这问题不难解决。”
“收回你的话。”亚瑟说。
德怀特决定带冠军去华盛顿东部猎鹅，以期解决这一问题。他说服我母亲也一起去。他们原本计划出游一周，但三天后，他俩就很不愉快地回来了。母亲告诉我，刚开第一枪，冠军就跑到田野里去了，德怀特花了整个下午才找到他。第二天他们把它留在车上，但它在座位上拉屎撒尿。于是他们决定立刻起程回家。
我重新往上走，佩珀紧随其后。
“他把车座都清理干净了，”她补充道，“每个角落都打扫过了。我才不肯靠近呢。”
佩珀跟着我往下滑，汪汪乱叫，扑过来咬我。从我和亚瑟打架开始，佩珀就一直攻击我，哪怕只是叫着和在我周围蹦来跳去，这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连只小狗都跟我作对，真是令人沮丧。我喜欢小狗。比起人来，我更喜欢小狗，我希望它们也能喜欢我。
我根本没问她这事儿。我猜她只是觉得我会关心这个问题。
“收回你的话。”他大吼道。
我进门时，冠军并不总是朝我咆哮。它往往无视我，慢慢地等我放松了警惕，才会突然朝我吼叫，快把我吓死了。有天晚上，它又这样吓我一跳，我气得抓起海绵拖把就往它头上打。冠军怒吼起来，我就又打了它，不停地打它。它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它想要逃走，用爪子挠着木地板。最后它把头藏在热水器后面，一动不动，而我还继续打着它的身体。有那么一刻我突然累了，意识到了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就放下了拖把。
亚瑟推了我一把，我又开始往下滑。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踱来踱去，想要变得不那么烦躁，不那么内疚。我可以原谅自己做过的大多数事情，但这次我实在太残忍了。
另外两个男孩都看着我呢。我摇了摇头。
我回到了杂物间。冠军出来躺在它的毯子上了。我轻戳它的骨头，检查它的伤口。它看上去状态还行。海绵减少了它身体受到的冲力。当我检查它的伤口时，它呜咽着舔了舔我的手。我温柔地安抚着他。这下可犯了大错。它误以为我喜欢它，以为我们成了好朋友。从那天晚上开始，它就一直黏着我。每次我经过杂物间，它都会蹲下，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希望我能在那儿陪它，如果我径直出了门，它就会朝我叫，往门上撞。
亚瑟动弹了一下。他站了起来，从堤岸往上走。我跟在他后面，以为这事儿就到此结束了，没想到走到坡顶时，他突然转身说：“收回你的话。”
这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自从我上中学以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总在午夜后偷偷溜出屋子，开车去兜风。德怀特不愿教我开车——他坚信这会害死我们俩——因此我只能自学成才。自从冠军对我产生了依恋，我就不得不带它一起出去，要不然它的叫声会把整个屋子的人都吵醒。
我们滚着滚着，滚到了堤岸底端的泥潭里。我们互相摁着对方，一会儿他在上，一会儿我在上。之前我站着时，还可以拿报童包当铠甲，可现在包上全是泥巴，勒着我的肩膀。我没办法好好给他一拳。我只能紧紧地抓住他，不让他打到我。他拼命挣扎着，突然倒在我身上。他气喘吁吁的。他太重了，压得我无法动弹。我积蓄力量，使劲把他摔开。这一下我真的筋疲力尽了。我们紧挨着躺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佩珀咬着我的裤腿往外拽，低声吼叫着。
我在营地空旷的街道上慢慢开着车，冠军就坐在副驾驶位上，像真正的乘客一样凝视着窗外，或者迎风啃着它的肉骨头。我感到无聊时，就会将汽车开到离马尔布芒特还有一半车程的路段，在那里我可以将车速提到每小时160千米，还不必转弯。冠军平静地看着白线在车前灯之间来回晃动，而我像长臂猿一样叫着，流下恐惧的泪水。然后我会在路中间停下来，掉转车头，朝另一个方向飞速行驶。每次我都开得比上次要远一些。我想将来有一天，我会一直往前开，永不止步。
我爬起来时，亚瑟又朝我猛冲过来，挥舞着手臂，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肩上。他差点又把我击倒了，但我往他眼睛上打了一拳，这把我们俩都吓了一跳。他停下来，大吼一声。他那只眼睁不开了，满脸通红，涕泗横流。我看他眼睛都成这样了，不免担心起来。我想要到此为止，但他不想。他又朝我冲过来。我用手箍住他，抱着他，让他的手臂无法动弹。我们像喝醉的舞者一样，在马路上跌跌撞撞，他突然勾住了我的腿，把我绊倒，我们就从山上滚了下去，沿着长长的泥堤，用膝盖乱踢乱蹬，高声尖叫，胡言乱语。他已经疯了，我能看出来，但我别无他法，只能跟着一起疯。
有天早晨，我将车往后倒入沟中，准备掉头回家。车轮转了好一会儿转不过去，我就下车看了看。我又回去打方向盘，这下车彻底陷进去了，陷得很深。于是我放弃了，开始徒步往营地走。那时候已经快三点了，步行回家至少得四个小时。不等我回到家，他们就会发现我失踪了，车也不见了。我开始大骂脏话，但这些脏话似乎是在骂自己，而不是在骂别人，很快我就停了下来。
他的小狗冲着我的脸汪汪大叫。
冠军在我前面跑着，跑进路两边的密林中。周围的群山黑黢黢的，漆黑的夜空中繁星闪闪。大马路上，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亮。我觉得这好像是别人的脚步声。我开始觉得不是自己在走路，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变得陌生而不真实，仿佛这身体不是我自己的。我看着这具躯体往前走。我游离在外，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感到荒谬而可怕。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远远地焦急地看着它。
他一挥拳，就重重地打在我的耳朵上。我的脑袋一下子炸开了，沙沙地响个不停，仿佛有人在我耳边揉纸团一样。这种状况后来持续了好几天。他再次挥拳时，我转过身，结果后脑勺中了一击。他挥拳时就像棒球手从体侧投球，虽然用的是手腕，但不知怎的他把全身力气都使上了。这次他把我打得跪倒在地。他往后退了几步，又踢我的肚子。我包里的报纸帮我挡了这一脚，令我惊愕的是，他居然会真的踢我。看来他是不打赢不罢休了。
只听一个声音大叫道：“噢，美宝莲！”我熟悉这个声音。这是我的声音，十分响亮，我就是发出这个声音的人。我唱完《美宝莲》，又开始唱另一首歌，一首接一首。我不停地引吭高歌。有好几次我停下来，努力为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行——嘿，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但我真的是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开着车！——可是我觉得所有这些借口都行不通，于是我继续唱歌。我唱着自己听过的每一首歌，为自己居然知道这么多歌而感到诧异。我也意识到，在真正放松下来之后，我唱得还不赖——算是非常好听了。我唱了歌曲的不同部分。我会说唱，比如《扑克牌》和《三颗星》，我还会学男高音唱假声。我开始自娱自乐起来。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尽管大家私底下都叫亚瑟娘娘腔，但我还从未听过有人当他面这么说。一听到这个词，他整个人都不对劲了，面红耳赤，我意识到其中必有缘由。过去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但是我不知情。
当我听到身后响起引擎声时，距离奇努克只剩一半路了。我迎着灯光，向司机示意停车。他把卡车停在马路上，没关引擎，是个陌生男子。“那辆陷进沟里的车是你的吗？”他问。
我们就这样斗起嘴来，然后我叫他娘娘腔。
我说是的。
亚瑟还是对我微笑着。“不好意思，”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你看上去就像一堆呕吐物？”
“话说，你到底是怎么搞成这样的？”
我开始反攻，叫了他一声死胖子。
“说来话长。”我说。
我本来不打算跟他一般见识的。但我不喜欢被嘲笑，也不喜欢别人对我的手说三道四。亚瑟还说了其他类似的风凉话。他体形比我大，尤其是肚子，但我觉得那不过就是一堆脂肪。我肯定能够击倒他，绝对没问题。是他先挑衅我的，旁边还有目击者，可以把这事儿传开来。是时候让他尝尝我的厉害了。
他叫我坐上车。我开始呼唤着冠军。“等等，”他说，“谁是冠军？你刚才可都没提到冠军。”
正值春季。地上都是蓬松的积雪，天气最暖和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聆听，就会听到微弱的水蒸发的声音，不停地咝咝作响，几乎和下小雨的声音一样。树木在蒙蒙薄雾中发出新芽。熊开始出现在上边的山坡处，待在闪闪发亮的花岗岩面上，晒着太阳，借石头的热气取暖；午餐时间，人们走到台阶上，仰起脸，慈爱地望着它们。我又和母亲团聚了。栗子也全都剥完皮，放在阁楼上风干了。这种时候，我何必没事找事呢？
“那是我的狗。”
我的手不怎么发黄了，事实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我已经好几周没碰过栗子了，早就剥完了。
我大声喊着冠军过来，那个男人凝望着沉沉夜幕。他害怕外面的东西，也害怕我，这让我感到不安。最后他说：“我要走了。”就在这时，冠军从树林里蹦了出来。那人看着它。“哎呀，万能的主啊。”他说道，为我们打开了门，把我们送回车那边。开车的时候，他静默不语，帮我把车拖到公路时，他也一言不发。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就开车离开了。
亚瑟朝我们走过来，淡然一笑。他肯定知道我们在议论他。他停下了脚步，对我说：“你妈妈没教你小便后要洗手吗？”
我溜上床不久，母亲就过来叫我起床了。“我感觉不太舒服。”我对她说。
亚瑟开始对我不耐烦了。他似乎想要一些东西。有时候我注意到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好像在等我跟他坦白。我的确对他有所隐瞒。从小到大，我几乎一眼就能认出那些想和我做朋友的人，他们也能认出我。亚瑟就是其中之一。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尖酸刻薄又不失风趣、鬼话连篇，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我不敢轻易和他建立友谊，因为我担心自己会为此付出代价。
她把手放到我的额头上，看她这样担心我，我就想全盘托出，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是忏悔、坦白，而是和她分享化险为夷的亢奋心情。她喜欢听绝处逢生的故事，这些使她更加确信运气的重要性。但我知道，一旦告诉了她，我起码得保证自己再也不开车了——这我完全可以办到——但还有种更坏的情况，她可能会向德怀特出卖我。
我和另外两个男孩站在路上，报童包沉甸甸的，还有好多报纸没送，这时候，我看到他带着小狗佩珀走过来了。我们仨开始嘲弄他。他叫亚瑟·盖尔，是六年级的男孩里最不酷的一个，或许还是整个营地中最逊的。亚瑟是个“娘娘腔”。据说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给他穿女孩儿的衣服，才害他变得这么娘娘腔。他像女孩儿一样走路，像女孩儿一样奔跑，像女孩儿一样扔东西。我父亲也叫亚瑟，所以我觉得这名字还好，但盖尔(3)这个姓氏听上去就娘里娘气的。他很聪明。他把自己那俏皮而机智的声音运用得恰到好处，显得自己很聪明。每次和他交流之后，我也会变得更聪明一些。
在暗淡的晨光中，她低头看着我。“你没发烧，”她说，“但我得承认，你脸色看上去真的很差。”她告诉我，如果我答应不看电视，今天我可以待在家里不去上学。
我们开始给它涂白漆。我们用的是细刷子，这样就不会刷得太粗糙。我们给钢琴的椅子、底座以及底座与琴键座之间饰有凹槽纹的柱子上刷了白漆。我们给雕刻的涡卷形装饰涂了白漆。我们给琴键座上方的精美镶嵌画刷了白漆，画里本来是一个扎着辫子的金发女孩，她从山墙上的窗户里探出身子，听树枝上的红雀歌唱。我们给乌黑发亮的柜子刷了白漆。我们甚至给脚踏板也刷了白漆。最后，德怀特觉得古典的象牙黄和崭新的白漆很不搭，因此我们特别仔细地给琴键也刷了白漆，当然了，黑色的琴键就不必刷了。
我睡到了吃午饭的点儿。德怀特来到我的房间时，我正坐在床上吃三明治。他双手插在口袋里，靠在门口，就像哑剧演员在表演放松的状态。这让我警觉起来。
我也认为这钢琴看起来不太和谐。
“感觉好些了吗？”他问。
我也望向了钢琴。那是正宗的老鲍德温牌，用黑胡桃木做的，是他花了二十美元买来的，卖主要搬家，懒得把琴运来运去。德怀特把钢琴带回家后，开心得手舞足蹈，庆祝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他说这些愚蠢的乡巴佬不知道这架钢琴起码值售价的两倍。有天晚上，德怀特坐在钢琴前，想要施展一下才华，可弹了几组糟糕的和弦之后，他猛然盖上了琴板，宣布这架钢琴音调不准。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碰过这架钢琴。有时候，珀尔会笨拙地弹弹《筷子》，除此之外，没人再用过这架钢琴，它变成了一件普普通通的家具。在满室白漆中，黑色的钢琴显得格外亮眼。它占据了人的整个视线。
我说是的。
母亲挂了电话之后，我和德怀特把餐厅里的椅子都粉刷了一遍。然后他点了根香烟，环顾四周，手里还拿着刷子。他若有所思地盯着钢琴，开口道：“有点不和谐啊，是不是？”
“我希望你没啥大碍，”他说，“睡了一觉，对吗？”
我说我知道，但其实我觉得已经太晚了。我开始感到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注定要把这个毫无温情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把一个看到我就生气、随意践踏我的男人当成父亲。母亲告诉我还为时不晚，但我不信。我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可在我看来她这是在欺骗她自己。事情已经搞得不可收拾了。奇怪的是，正是在她告诉我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我才确信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些话听上去并非希冀之语，而更像是悼文，像是我们坠入深渊前撒的最后一个谎。
“是的，先生。”
母亲告诉我现在改变主意还不晚。她可以继续工作，找一找别的住处。难道我不知道吗，不知道现在还不算太晚？
“你一定很需要睡眠。”我等着他的下一句。
我说是的。他当时也在客厅里，正在给一些椅子涂漆，不过，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可能也会给出同样的答案。
“哦，顺便说一句，你应该没有碰巧听到引擎发出奇怪的砰砰声，对吧？”
她说自己总感觉情绪低落，只是想确认我对一切是否满意。这可是件大事儿。问我和德怀特相处得融洽吗？
“什么引擎？”
挺好的，我告诉她。
他笑了。
就在德怀特打算开车去接母亲的几天前，她打来了电话。她与他聊了一会儿，然后说要跟我谈谈。她想知道我过得怎么样。
他接着说道，几分钟前他和冠军一起去了小卖部，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男人，他认出了冠军，讲述了他和冠军凌晨巧遇的有趣经历。他问我对此有何看法。
母亲终于跟德怀特说了个日期，日期定在3月。一知道她要过来，他就开始谈论房屋要怎么翻新，但是他晚上都在喝酒，并没有付诸行动。母亲辞职前几周，他把五加仑罐装的油漆带回了家，全都是白油漆。德怀特摊开防水布，连着好几天，我们都熬夜粉刷天花板和墙壁。涂完之后，德怀特环顾四周，觉得挺好的，又继续给别的东西涂漆。他把咖啡桌漆成白色，把所有的床都漆成白色，还把抽屉柜子和餐桌也漆成白色。他把家具上涂的这种颜色称为“浅色”，但事实上既不是浅色，也不是米白色，而是鲜明、强烈又刺眼的白色。房子里散发着难闻的油漆味。
我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伟大的奥秘。
然后他就扑到了我身上。他抓我的时候，我一只手正放在被子里，另一只手还拿着三明治，我没有马上摆出自卫的架势，而是先把三明治拿开，因为我以为他是想拿走我的三明治。他左右开弓，来回扇我的脸。我把三明治丢到一边，用前臂挡住脸，但实在没办法将他的手推开。他跪在床上，双腿夹住我，拿毯子把我捂住。我大喊他的名字，但他不停地抽打着我，动作极快，我知道他听不见我的声音。不知怎的，我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挣脱开来，打中了他的喉咙。他往后一跃，喘着粗气。我把他推下床，掀开毯子，但我刚要爬起来，他又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死死按在床垫上。他接着用力捶打我脖子后面。这猛地一击让我的身体都僵住了。他把我的头发扯得更紧了。我等着他再次打我。我能听见他喘着粗气。我们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然后他把我推开，站了起来。他死死地盯着我，发出低沉的呼吸声。“给我好好收拾收拾，”他说，他走到门口，又转身说道，“我希望你能吸取教训。”
想要。
我吸取了两个教训：第一，打对方的脖子并非万能招数；第二，遇到麻烦时不要骂脏话，会唱歌的话，最好来几首。
食物。
那只秋沙鸭成了冠军这辈子见到的最后一只秋沙鸭。没想到冠军竟是杀害猫的凶手。它曾三次把死猫带回家，用它那出奇柔软的嘴巴叼着。德怀特把它们丢到河里，指责我和珀尔放任冠军出门。但冠军就此成了嫌疑犯，有一天，它溜进了某人的后院，在小女孩的眼皮子底下，将她养的小波斯猫撕成了碎片。那天晚上，营地负责人来敲门了，他告诉德怀特，冠军必须马上离开。德怀特说，他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才能为他找到一个新家，但营地负责人说，现在就是现在，他一走，冠军就得立马消失。
哥哥。
德怀特在杂物间里待了好一会儿。一阵沉寂之后，我听到他在翻箱倒柜。接着听到他说：“走吧，冠军。”我和母亲正在客厅里读书。我们面面相觑。我走到窗前，看着德怀特走进暮色中，冠军嗅着前面的土地。德怀特背着他那30-30步枪。他让冠军跳上车，载着它驶向了上游。
饥饿。
德怀特只离开了一会儿。我知道他没有埋葬冠军，毕竟他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况我家也没有铲子。
母亲允许我把温彻斯特步枪带到奇努克。当我独自一人在家时，偶尔会穿上童子军制服，背着步枪，在镜子前练习印第安手语。
我和母亲都喜欢看《铁面无私》。有一集里面，有个人让阿尔·卡彭(28)失望了。这人做了些解释，一副备受煎熬的模样，卡彭在一旁听着，看上去充满了同情和理解。然后他开口了，轻轻地说：“你为什么不和弗兰克一起去兜个风呢？”这个男人吓得眼睛都凸出来了。他看了看弗兰克·尼蒂，又转向阿尔·卡彭喊道：“不，卡彭先生，等等，我会将功补过的……”但卡彭先生开始阅读桌上的文件了。下一幕，只见一辆修长的黑色轿车在乡间小路上停住了。
童子军的官方杂志《男孩的生活》也对我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我读得出神，几乎被“蛊惑”了，以为自己真的和杂志所表彰的那种敢闯荡、够胆量的男孩没啥区别。这些男孩从西班牙帆船上收集宝藏，在空谷仓里建造作战飞机；这些男孩到北极滑雪，独自绕着好望角航行；这些男孩救死扶伤，被野蛮部落接纳，靠荒野狩猎谋生，最终进入大学。这些男孩的事迹令我跃跃欲试，热切地规划着未来。
在冠军走了之后，每当我做错事时，母亲都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和德怀特一起去兜个风呢？”
我很容易被这种战友般亲切的口吻洗脑，忘了自己其实并不够格。
(1)泥土室（mudroom）相当于玄关。以前在美国，尤其是泥泞的郊区或农村，人们进门前就把沾满泥土的鞋子和外套脱放在这个小房间里，有的还会配备花洒，方便清洗泥巴。
我喜欢所有这些数字和表格，因为它们为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手册》的口吻，既浮夸又亲切，设法让读者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男孩是很冒险的，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童子军精神可以追溯到亚瑟王的圆桌会议、探险家、先驱和战士身上，他们崇尚公平竞争，洁身自好，以此实现征服。“寻欢作乐的男人是受不住磨难的，他很快就会感到疲惫，是那种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的人。他经不起惩罚，无法东山再起。”
(2)爱畜动物园（petting zoo）指动物园里有块专门区域允许儿童触摸动物。
这些广告我都爱看。它们是《手册》的一部分，在广告页面中，“童子军精神”和“商业精神”往往随意糅合、密不可分。“有了童子军精神，在任何商业领域都能取得成功——童子军理想就意味着生意蒸蒸日上。”童子军的“日行一善”被分门别类地列出来，完成任务——如帮助一个外国男孩学习英语语法、帮助扑灭田野大火、帮助跛腿的狗喝水——就可以打钩。在这里，即便是定性的自我评定也可以化作定量问题。“如果满分100，我给自己打多少分才算是合理的？”
(3)盖尔（Gayle）与同性恋（gay）形近。
德怀特把斯基珀那本老旧的童子军手册给了我，这种男孩专属的《手册》在斯基珀那个年代就已经过时了。1942年的版本里满是图片，拍摄战争期间童子军如何小心留意纳粹潜艇和日本轰炸机。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阅读这本《手册》，慢慢寻找容易获得的一些“勋章”，比如熟悉印第安传说、学会装订书、研究爬行动物和个人健康（“向他人演示正确的刷牙方法并讨论护牙的重要性”），等等。荣誉徽章的索引后面是宣传童子军官方装备的广告，接着列出一些生产必需品的公司，包括可口可乐、伊士曼柯达、喜运来和雀巢（生产“童子军压缩食品”），最后一节是“去哪里上学”。这些学校大多是军校，校名读起来就像双管枪一样洪亮。卡森龙、摩根公园、科克伦—布莱恩、福吉谷、城堡高地。
(4)早期显像管电视的屏幕图像很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用户便可以根据信号测试图（Test Pattern），转动按钮校准图像。
但我还挺喜欢当童子军的。高贵的辞令让我激动不已，我们发誓要效忠那忠贞不渝的骑士精神。虽然我的制服宽松又破烂，但我仍觉得自己像个士兵。我认真学习，一心想着晋升军衔，雄心勃勃地追求荣誉，还做了日程表，定好期限，要从初级童子军变成老鹰级童子军。我的眼睛变得像餐厅领班一样敏锐，当我们与其他部队见面切磋技艺时，只需瞥一眼他们的制服，我就能准确判断出他们的等级。在我看来，参加童子军的主要目的是搜集符号，共享这些符号的人互相尊重，至少客客气气的，被排斥在符号之外的人则艳羡不已。完成轰动的爱国事迹和虔敬之举，学习绳索知识、急救技能和森林、高山和溪流的相关知识，在我看来都只是获得徽章的手段。
(5)狗的叫声“bark”也有“树皮”的意思。
我会说不难，下次我会记得的，但其实我并没有忘记这一步骤，我只是不想把手指伸进那个小孩嘴里，他刚吃了花生酱和饼干。如果遇到一个真正的溺水者，我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包括检查他的舌头——我只是无法郑重而高效地给面前这个男孩进行人工呼吸。
(6)狗的叫声“bark”音近似于“rough”，有“粗暴”的意思。
一回到家，德怀特就坐在餐桌旁喝“老鸦”酒，开始细数我的表现。在团长宣布事情时，我没有注意听。我总和那些坏男孩一起吊儿郎当的。我忘了在人工呼吸的时候要检查舌头。为什么我总漏掉这一步？要检查那该死的舌头！我可以为某个可怜的溺水的人做人工呼吸，让他平安回家，但如果他把舌头咬住了，就是童子军也回天乏术。这很难记住吗？
(7)化油器（carburetor）又称汽化器，是将一定比例的汽油与空气混合的机械装置，为车子提供动力。
我每周有一个晚上会去参加童子军会议。德怀特为了确保我在会议上不胡闹，确保我真的像他小时候一样认真学点东西，他主动申请要当童子军团长助理。他给了我一件斯基珀穿过的特大号制服，自己却买了新的制服和整套装备。童子军团长总是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童子军规定衬衫，而德怀特则完全不同，每次都全副武装，佩戴着徽章，饰着穗带，戴着围巾，脚上穿的鞋子还是我给擦亮的，我擦鞋油的时候他还在旁边指指点点，向我指出哪里没擦到或者哪里擦得还不够亮。团长开会时，德怀特就靠着墙，与大一些的男孩聊天抽烟，被他们的笑话逗乐。散会后，我俩就像父子一般，微笑着和别人挥手告别，然后默默地一起回家。
(8)蒂华纳（Tijuana），墨西哥西北边境城市，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州西北端。
我送报纸的时候总是慢吞吞的，胸前和背后的报童包随意晃荡。我坐在雇主家门前的台阶上，眼睛不知望向何处。我脑子里想着乘法表。我常常想象自己是个军人，做了些勇敢无畏的事情，我的想象十分繁复详尽，就连战友的履历都规划得一清二楚，我能看到他们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奋勇向前却没能把战友救下来时，我还会感到悲伤。快入夜时，德怀特让珀尔给我传信：老爸让你抓紧时间，要不然有你好受的。老爸让你动作快点，要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
(9)此处应指游走于墨西哥街头的马里亚奇音乐演奏者，又称“流浪者乐队”，通常由小号手、小提琴手、墨西哥吉他手、歌手等组成。马里亚奇音乐（Mariachi）是墨西哥的传统民歌。
德怀特的诉状并非完全捏造，但实在是没完没了。他不停地给我列罪状，很快我就破罐破摔了。在我看来，这就像是还要忍受的坏天气，伤不着我，但是离我很近，昏暗而沉重。
(10)响板（Castanets）是流传于西班牙民间的打击乐器，用于歌舞伴奏。响板由一对手掌大小的壳状物构成，多用红木或乌木等坚硬木材制成。
我会向她保证。然后德怀特就开车载我回山里，在路上，他抽着烟，若有所思，总转过头来看我，想要从我的表情中找到母亲迟疑未决的缘由。经过马布尔芒特时，他会在小酒馆停下来，喝上几个小时，再重新上路，在河上的道路左弯右绕，说我哪里哪里又做错了。
(11)《蟑螂》（La Cucaracha）是西班牙民歌，在1910—1920年墨西哥独立战争期间流传甚广。
“向我保证。”
(12)樱桃炸弹（cherry bomb）是一种圆形的炮仗，外表是红色的，每个直径大约30厘米，威力极大，1966年联邦政府出台樱桃炸弹禁令。
“好的，女士。”
(13)在改装车的过程中，“chop”指将车顶横向切开，截短四周的支撑柱，来降低车顶高度。“channel”指切割掉车的底板，缩短大梁。
我们会慢慢地走向汽车，德怀特看着我们走近。“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千万别瞒着我。好吗？”
(14)恩塞纳达（Ensenada）是墨西哥西北端太平洋沿岸港口。
“当真。”
(15)“配景笑声”又称“罐头笑声”，是指在“观众应该笑”的片段插入事先录好的笑声，这种笑声在《老友记》等美剧里经常出现。
“当真？”
(16)歌手艾迪特·皮雅芙（Édith Piaf）出生于法国巴黎，她最著名的歌曲包括《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爱的礼赞》（Hymne à l'amour），等等。
现在，只有当德怀特同意载我去西雅图时，我才能见上母亲一面。他总找借口不带我去，说我要去送报纸，要去做作业，或者说我那周又干了什么错事。如果有时候不得不带我去，他就会留意我的一举一动。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还装得乐呵呵的。他对我微笑着，把手搭在我肩上，总是提及我们一起做过的趣事儿。我只能配合他的表演。我厌恶地看着自己，对自己如此虚伪大感吃惊，但却无能为力。我也冲他傻笑着，他让我大笑我就大笑，他故意暗示我们是好哥们儿，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我也一一附和。德怀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我从不拆台。探亲结束，母亲设法和我二人独处，我却因为入戏太深而无法自拔。“怎么样？”她会问。我就回答：“挺好的。”
(17)额手礼（salaam）指伊斯兰教徒在问候别人时，一边深鞠躬，一边把右手举到前额上。
我理解母亲，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未因此而减少半分。由于她的存在，整个世界都显得很友好。而且不知何故，和她在一起时，世界真的变得友好了。她随时随地能跟别人聊起来，不论是在杂货店、购票长队还是餐馆，她总能让人们敞开心扉讲自己的故事，她则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与他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母亲从不先入为主地认为别人无聊或者刻薄，她预设他们都是可爱有趣的，他们也感受到了她的信任，大多数时候不会令她失望。从盐湖城到波特兰的巴士上，她与每个人谈笑风生，整辆车看起来像在开派对一样。有位女乘客在波特兰开了家商店，居然提出要聘她当员工，还让我们先暂住她家，直到找着住的地方为止，但母亲谢绝了她的好意，因为她觉得西雅图才是她的幸运之地。
(18)卡祖笛（Kazoo）属于管乐器中的气鸣乐器，用嗓子哼曲调，声带的振动带动卡祖笛上声膜的振动从而发声。
光线的缺失让我感到压抑。它承载了我独自来到新地方生活的缺失感，即便我不愿承认，甚至无法定义它，但这种缺失感依然很强烈。父亲和哥哥都不在我身边。朋友们也不在。最重要的是，母亲的到来似乎也遥遥无期。过完圣诞节好几周了，她还是没给德怀特一个准话。她想再确认一下，她跟我说。与德怀特结婚意味着她要辞去工作，要卖掉房子，把后路都断了。她不想太仓促地做出决定。
(19)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seventh-day Adventist）遵守星期六为安息日。
我沿着卖报路线慢悠悠地走着，尽可能地晚回家。我坐在单身公寓里，阅读他们的杂志（绅士在瓦萨学院当起了卧底！我被囚禁长达十年！）。我与同学厮混，和狗一起玩耍，把两份报纸从头读到尾。有时候我只是随便坐在栏杆上，抬头望着群山。但我只能看到它们笼罩在阴影里的样子。早上上课前，太阳还没有升到山顶，而放学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西边。我生活在永恒的暮色中。
(20)“拟声吟唱”（scat singing）又称“衬词唱法”，是爵士乐中一种不唱歌词，用拟声或无意义音节来即兴演唱旋律的演唱形式。
放学后，我去送报纸。德怀特从前任报童手中买下了这条卖报路线，几乎分文未花，因为那男孩早就厌倦了这份工作，巴不得赶紧脱手。我把《西雅图时报》和《西雅图邮讯报》送到了奇努克的大多数住宅里，也送到了单身汉居住的营房里。走这条路线每个月可以拿到五十至六十美元的工资，我一领到钱，德怀特就收走了。他说，未来我真的需要这笔钱的时候，一定会感谢他的。
(21)俊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即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是1688年在“光荣革命”中被推翻、但依旧觊觎王位的斯图亚特王朝继承人。1745年，查理王子联合法国从欧洲大陆起兵打回苏格兰祖地，次年几乎全军覆灭，只率领少数亲信逃回欧洲大陆。
因此，我晚上的时间就都耗在这一箱箱的栗子上了，油光锃亮的棒球手套戴久了，双手也染上了同样的颜色，气味难闻得要命。和我一块上学的那些男孩开始嘴里乱放炮，最后——我选择了看起来最弱的那个男孩——和他打了一架。不过那时，栗壳早就已经剥完了。
(22)19世纪60年代早期，加拿大教师乔治·华盛顿·约翰逊（G.W. Johnson）爱上了学生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昵称玛吉（Maggie）。他们于1864年结婚，但玛吉得了肺结核，在她病重期间，乔治作了这首诗《当我们年轻时，玛吉》（When You And I Were Young，Maggie）。1865年玛吉去世后，乔治的朋友詹姆斯·奥斯丁·巴特菲尔德（J.A.Butterfield）为此诗谱了曲。
斯基珀和诺玛都习惯了看我剥栗子的样子，因为几乎每次碰面我都是这副形象，在我早上醒来之前，他们已经坐着公交车去了康克立，等到他们回家时，已经是晚饭时间了。他们也就渐渐看惯了。珀尔却没有习以为常。每晚她都要找各种借口来到泥土室，在我附近徘徊差不多二十次，直到我忍不住抬起头，发现她低着头，使劲盯着我看，双眸明亮，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有时候德怀特会过来检查进度如何。他给我打气，说再过一两年，大家就会坐在一起吃我亲手剥的栗子了。
(23)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即“Order of the Arrows”，被选中的童子军都十分优异。
我处理完那些栗子，就把它们放到阁楼上。那里很潮湿，珀尔的旧玩偶乱丢乱放，在手电筒照射下，它们的眼睛还会发光，阁楼上还有一堆报废的家用电器、一摞《科利尔》杂志和一个洗衣盆，盆里面用盐水浸泡着海狸。
(24)巴拉德（Ballard）是西雅图的北欧移民聚集地。
杂物间就在前门后边。“杂物间”是德怀特自己取的名字，在别人家这其实就是泥土室(1)。大家在门口进进出出，或者要去洗手间时，都不得不从我和栗子旁边经过。斯基珀每次路过，都会严肃地点点头。诺玛会同情地看着我，有时候停下来一会儿，装模作样地问有什么能帮得上我的。他们俩都告诉德怀特这样做太过分了。德怀特让他们别多管闲事。我一直都希望他们能真的替我求求情，可他们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情。斯基珀还在改制自己的汽车。诺玛则爱上了来自马布尔芒特的印第安男孩鲍比·克罗，这男孩几乎每天晚上都开车来见她。德怀特不喜欢鲍比，但诺玛还是会偷偷溜出门，当德怀特质问她时，她就撒弥天大谎，德怀特却丝毫不起疑心。我知道她和鲍比去了哪里，他们去了村里一个又脏又乱的地方，据说是某个独臂杀手经常光顾的爱畜动物园(2)，这个杀手从位于塞德罗伍利市的州立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诺玛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她听到车外传来声响，就让鲍比赶紧开车离开。回到家后，他们发现车门把手上挂着一个血淋淋的钩子。这是真事儿，但诺玛让我保证永远不会告诉其他人。动物园里还有熊，它们混迹于垃圾之中，时不时用后腿站立起来，鼻子上套着瓶瓶罐罐。
(25)美国养犬俱乐部（AKC，American Kennel Club）是致力于纯种犬事业的非营利组织。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剥栗子，除非德怀特给我安排别的工作，冬季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给栗子去壳上。我本来可以早点把它们弄完的，但我总在做白日梦，想象自己是魔法城堡里的厨房男孩，坐着都快冻僵了，一只手握着栗子，另一只手握着工具，直到突然临近的脚步声将我从梦中唤醒，把双眼蒙眬、迷惑不解的我抛回现实中。
(26)“灌木丛步枪”（“Brush gun”）是指便于在灌木丛等狭窄区域使用的大口径杠杆式卡宾枪，枪管较短，枪身较轻。
感恩节过后，德怀特一知道我要过来与他同住，就从屋子前那些树上摘了很多栗子，装了好几箱，让我剥壳。我和珀尔吃完晚餐后，德怀特会在杂物间地板上倒一堆栗子，让我用一把小刀和一对钳子去壳，直到他认为我晚上的工作量够了，才肯让我歇息。栗壳坚硬，上面还布满尖尖的刺。一开始我戴着手套，但德怀特觉得戴手套太娇气了。他说徒手才能很好地握住栗壳，这倒是没错，但他居然骗我尖刺不会戳破皮肤。我的手指不是被割伤，就是被划破，疼得令人发狂。更糟糕的是，破碎的果壳渗出了汁液，我的手因此而发臭，皮肤都变成了橙色。硼砂也没办法给伤口彻底消毒。
(27)秋沙鸭是鸭科、秋沙鸭属的一种鸟类。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实在是太闲了。德怀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安排我当本地报童。他让我加入童子军。他让我干很多杂活，还怂恿珀尔监督我，一发现我拖拖拉拉或者马马虎虎，就要告诉他。有些杂活是可以接受的，有些则是不可理喻的，有些甚至是稀奇古怪的，就像心血来潮给寻宝者设定的那种最刁钻的任务。
(28)阿尔·卡彭（Al Capone）是美国黑帮成员，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925—1931年执掌芝加哥黑手党。
德怀特仔细地把我研究了一遍。白天他抱怨卡车和发电机引擎的时候，晚上他观察我吃饭的时候，深夜他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旁喝着“老鸦”酒、抽着“骆驼”烟的时候，他都在研究我。只要一有想法，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认为，我的问题在于，自以为什么事儿都不用做，就可以安稳度日；我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比其他人都要聪明；我的问题在于，自以为别人都猜不透我在想什么；我的问题在于，我从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