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了点头。
母亲瞥了一眼德怀特，然后又看着诺玛和斯基珀。“你今年就毕业了，对吧？”她对斯基珀说。
“而你还有一年才毕业。”她对诺玛说。
“如果你们这些小孩能够主动一些，这里还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德怀特说，“在我还小的时候，可没有你们手里的这些东西，没有留声机，没有电视机，通通都没有，但我们从不觉得无聊。我们会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我们阅读经典。我们演奏乐器。小孩子是不可能无聊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没有无聊的小孩，只有懒小孩。”
“再过一年，”诺玛说，“再过一年吧。”
“好吧，”诺玛说，“也许没有那么偏僻，只是有点偏僻。”
“这里的学校怎么样？”
“也没有那么偏僻。”德怀特说。
“这里没有中学，只有一所初等学校。我们去康克立读中学。”
“挺好，”诺玛说，“就是有点偏僻。”
“混凝土(12)？”
他们看了看彼此。斯基珀说：“挺好。”
“康克立中学。”诺玛说。
珀尔坐在前排，夹在德怀特和我母亲之间。她头靠着我母亲的肩膀，都快坐到她大腿上了。我坐在后排，夹在斯基珀和诺玛之间。他们很安静。有一次，母亲转身问：“你们呢？你们感觉这里怎么样？”
“那是小镇的名字吗？”
德怀特带我们慢慢逛着。望见村庄之后，他开车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往上行驶，车的一侧是直通河流的陡坡，另一侧则是悬空的巨石。开车时，他向我们细数在奇努克生活的好处：空气好、水好，没有犯罪，没有青少年犯罪。前门永远不必锁上，只要走出房屋，就能看到绝美的风景。可以狩猎，可以钓鱼。事实上，斯卡吉特河是很好的捕捞鳟鱼的河流之一。泰德·威廉姆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他不仅是棒球界的佼佼者，还是世界顶级的垂钓者，更是一名经历过战争的英雄——他就曾在这里钓了好多年的鱼。
“我们刚才有经过这地方，”德怀特说，“康克立。”
第二天是感恩节。吃过早餐后，德怀特载我们在奇努克环游了一圈。奇努克是“西雅图城市之光”(11)这家公司所建设的村庄。数百人居住在一排排整齐的房屋中，住在改建后的营房里，房子外面都涂成白色，镶着绿边。房屋之间的小径上长满了杜鹃花树篱，德怀特说这些花能开上一整个夏天。村庄看上去就像一个雅致又好看的旧军事营地，大家也都是这么叫的——营地。大多数人在斯卡吉特河沿岸的发电厂或三个水坝里工作。幽深急劲的河流穿过村庄，两岸都是陡峭的山脉。山峦之间隔着800米宽的峡谷，奇努克就位于其中。斜坡上森林茂密，有些树木甚至扎根在露出地表的花岗岩和碎石谷中。迷雾笼罩着树梢。
“康克立。”母亲重复道。
我无所谓呀，我说。等以后呗，挺好的。
“就在下游几千米的地方。”德怀特说。
这是不是太自私了？她问。玛丽安认为她应该结婚。玛丽安觉得我极其需要一个父亲。但她不想结婚，不太想。反正现在不行。也许过一阵子，等她准备好了，就可以结婚，但现在不行。
“六万五千米。”诺玛说。
我说我非常理解。
“别胡扯了，”德怀特说，“没有那么远。”
她说她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她觉得自己终于开始走上正轨了，不想停下来，至少不是现在。她问我能否理解她的意思。
“六万三千米，”斯基珀说，“这是确切的距离。我用里程表测量过。”
有道理，我说。
“这有什么区别！”德怀特说，“就算那该死的学校就在咱们家旁边，你们也照样会无病呻吟。如果你们只会一味抱怨，那就闭上嘴，谢谢。请闭上嘴。”德怀特说话时不停地回头看。他噘着下唇，下牙床都露出来了。车子在路上瞎转。
“他们都很好。”她说。她又躺下了。她仍在喃喃低语，说她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但感觉现在结婚有些太着急了。她不想太赶了。
“我读五年级。”珀尔说。
“他们还可以，”我说，“诺玛很好。”
没人回应她。
母亲进房时把我吵醒了。我们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她一直把枕头翻来翻去，把它拍松。她无法入睡。我问她出了什么问题，她说：“没事，去睡觉。”然后她用一只手撑着脑袋，低声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车继续开着。然后我母亲请德怀特靠路边停一下，她想拍些照片。她让德怀特、诺玛、斯基珀和珀尔站在路边，身后是皑皑的雪山。然后，诺玛抓起相机，开始对大家“发号施令”。她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我和珀尔的合照。“站近点！”她大喊，“快点！好的，现在牵手。牵手！懂吗？手！就是你们胳膊底部那个！”她向我们跑来，把珀尔的左手放在我的右手上，让我握紧，然后她跑回拍照的最佳位置，将相机对准我们。
晚餐后，母亲和德怀特出去见了一些朋友。我帮诺玛和珀尔洗完碗，斯基珀拿出了大富翁棋盘，我们玩了两局。珀尔两局都赢了，因为她对这个游戏很上心。她一边不放心地看着我们，重复规则给我们听，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她越堆越高的房契和金钱。她赢了之后，就开始说我们哪里哪里决策失误了。
珀尔的手瘫软无力，我也是这样。我们俩都盯着诺玛看。“天哪，”她说。“根本就没法儿拍。”
我们把行李拿进屋内，开始四处参观。这里本来是关押着德国战俘的营房，战后才被改造成联式房屋。房屋一分为二，米勒一家住在一侧，而德怀特他们住在另一侧，德怀特家中有三间卧室，隔着一条狭窄的走廊，对面是厨房、餐厅和客厅。房间又小又暗。母亲双手交叉在胸前，仔细地往房间里看，装模作样地夸赞着。德怀特感觉到她保留了一些想法。他往四周比画着，宣布未来的装修计划。母亲忍不住提了些建议，德怀特大为赞赏，当场就全盘采纳。
在回奇努克的路上，母亲说：“德怀特，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弹奏乐器。你都玩什么乐器？”
如果诺玛注意到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她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似乎从未对此感到惊讶或尴尬。当我们眼神对上时，她就朝我微笑。
德怀特正嚼着一支熄灭的雪茄，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一架小钢琴，”他说，“主要是吹萨克斯，中音萨克斯。”
诺玛十七岁，成熟可爱。她的嘴唇饱满而红润，总是有点浮肿，好像刚睡醒一样，她走路的时候也是跟梦游似的，懒洋洋的，经常伸展四肢。这种时候，她的上衣就会绷紧，纽扣被稍稍撑开，露出乳白色的肚皮。她有着全天下最白皙的皮肤。她慵懒地往后梳着浓密的红头发。她的绿眼睛里有棕色的斑点。她身上抹了薰衣草花水，淡淡的香气与她自身散发出来的温暖气息交融。有时候，她会和我玩闹，大大咧咧地用手搂住我的肩膀，用臀部撞我，或者将我拉向她。
斯基珀和诺玛快速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又移开视线，望向窗外。
我们走到屋前，与另外两个孩子会面。他们俩都比德怀特高。斯基珀的头部是楔形的，后边平，前边立体，双眼靠得很近，鼻子长长的。他剪着平头。斯基珀瞧了我一眼，彬彬有礼，不过意兴阑珊。他又将目光投向了我母亲，表情严肃，但极有风度地向她致以问候。诺玛只是说了声：“嗨！”然后摸摸我的头发。我抬头看着她，待在奇努克的这两天里，我一直盯着她看，除非我睡着了，或者有人从中间走过挡住了我的视线。
当德怀特第一次邀请我们来奇努克时，他提到步枪俱乐部会举办一场火鸡射击比赛，这才让我上了钩。他说，如果我想去，我可以带上自己的温彻斯特步枪参加比赛。自从离开盐湖城以来，我还没有开过枪，甚至连握都没握过。每隔几周，我就会把房子翻个底朝天，到处搜寻这支步枪，但母亲把它藏在了其他地方，或许就在她市区的办公室里。
“这是珀尔。”德怀特一边说着，一边设法让她不再缠着母亲。珀尔看着我。她没有对我笑，我也没有对她笑。
我想着等到了奇努克，我就能与步枪团聚啦。以前爱画画的时候，我画过这支步枪，还展示给泰勒和西尔弗看，但他们不相信这支枪是真实存在的。我还画过这样一个场景，我将枪管瞄准一只硕大的雄火鸡，这只火鸡有着长长的红色肉垂，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我们到家时，德怀特的孩子们出来迎接我们了。年龄较大的男孩和女孩在台阶下面等着，而与我年纪相仿的另一个小女孩则跑向我母亲，搂住了她的腰。这令我非常反感。这小女孩骨瘦如柴，头后面还有一块银圆大的秃斑。她紧紧地抓着我母亲，低声说着什么，母亲并没有推开她，反而笑着抱了抱她。
火鸡射击定于中午开赛。德怀特、珀尔、母亲和我开车到了射击场，斯基珀继续组装他自己改制的汽车，诺玛则留在家里做饭。等我们到了射击场，德怀特才终于告诉我其实这次火鸡射击比赛里不会出现真的火鸡，取而代之的是纸板——法定比赛用靶。就连奖品也不是火鸡，是弗吉尼亚熏制火腿。所谓的火鸡射击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德怀特说。他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我们与德怀特还有他的孩子们在奇努克度过了感恩节。好几天前的晚上就开始下雪了，山谷里的雪都融化了，而高山顶部的树木还被雪覆盖着，我们到达奇努克时，树被余晖染成了紫色，在地上投下了影子。当时还是傍晚时分，太阳却已经落山了。
他继续轻描淡写地说——好像这些信息无关紧要——反正我也不能参与射击。比赛只面向成人，不准小孩参加。一群孩子只能拿着枪跑来跑去。
我善于模仿，而且我懂得怎样在模仿的时候挖苦别人，而德怀特自然就中招了。他一离开我们的房子，我就开始了表演。母亲和凯茜努力憋着，但最终还是笑出声了，玛丽安也是如此，但她始终有些克制。“德怀特不像他演得那么糟糕。”她会对母亲说。母亲也会点点头。“他人很好。”玛丽安补充道。母亲会再次点头，对我说：“杰克，够了。”
“但你说过我可以参加的。”
他太努力了。他要来与我争夺母亲，这令我虎视眈眈，况且作为小孩我本来就眼尖，没有谁能比我更敏锐地察觉到他所做的努力。德怀特总是低声下气的，我能捕捉到他每一个细微举动并暗暗记在心里——他总是习惯性地舔嘴唇，他来回扫视着每个人的脸庞，看看她们是否表现出嫌弃或者厌烦之类的征兆，他的笑让人捉摸不透，别人开玩笑时，他会不懂装懂，配合地发出虚伪的笑声。大家都不愿去厨房做饮料了，都是德怀特一个人跑上跑下地在弄。大家打开门或者穿外套的时候，都要德怀特搭把手。她们甚至都不会自己点烟了，必须得德怀特给她们一支烟，再替她们点火，整个过程就像一出漫长的戏剧：他从绒布盒里取出带有花押字的芝宝牌打火机，用裤腿一蹭，把打火机盖子“啪”地打开，就这样，高高的火焰点着了香烟，香烟顶部冒出油状烟雾——然后再倒着重复整套仪式，把打火机收回去。
德怀特正在组装我的温彻斯特步枪，显然他打算拿这把枪来射击。“几天前他们才告诉我不行。”他说。
德怀特总是从山上驱车来见母亲，起初两周来一次，后来变成一周来一次，但他似乎也觉得自己在做无用功。他就像小狗一样，总在讨好母亲，好像知道自己能触碰到她的概率小得可怜，就连出现在她面前都是运气使然，为了能够继续走运，他必须时时刻刻都表现得毕恭毕敬、活力十足、积极向上、整天乐呵呵的。
我能看出他在撒谎——他早就知道我无法参加这种比赛。但我束手无策，只能站在那里看着他。珀尔则微微一笑，看着我。
我没把他放在心上。他太矮了。他是个技工。他衣服穿得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穿得不对，反正就是不对。我和母亲大老远地跑来西雅图，才不是为了跟他组建家庭的。他甚至都不住在西雅图，他家在一个叫奇努克的小村庄里，那个村庄位于西雅图北边的喀斯喀特山脉，开车过去得花上三个小时。再说了，他可是结过婚的人。他有三个孩子，都与他同住，都未成年。我知道母亲肯定不会让自己卷入这种麻烦里的。
“德怀特，”我母亲说，“你确实跟他承诺过的。”
德怀特长得不高，有一头棕色鬈发，棕色眼睛里透着忧伤和焦虑。他身上总是有一股汽油味。他有大块的胸肌，相比之下他的两条腿就显得太短了，不过弹跳力很强，他总能猛地跳起来，令人大吃一惊。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穿搭的——穿着双色鞋，系着手绘领带，夹克上绣着花押字图案(10)，胸口口袋里还装着条花押字手帕。德怀特常常来我们家，是追求者里边最殷勤的了。母亲说他舞跳得很好——他跳舞的时候节奏踩得很准。他人也非常好，十分体贴。
他说：“规则不是由我制定的呀，罗斯玛丽。”
有位海军在手指上套上几条线，给我变戏法，他似乎不愿意和母亲一起出门约会。有个男人来的时候就已经喝醉了，导致我们不得不用出租车把他送走。母亲后来告诉我，还有个老头想跟她借钱。然后就是德怀特了。
我想跟他争论一番，但母亲狠狠地捏了下我的肩膀。我瞥了她一眼，看到她摇了摇头。
我们搬进新房子后，过了几个月，玛丽安与她的海军男友订婚了。接着凯茜也与同事订婚了。玛丽安觉得我母亲也该订婚了，想替她安排安排。她张罗了一小队追求者。他们挨个儿从那条小径走来，盯着破烂不堪的前门台阶，又绕到后门去；他们走进厨房，做好准备，刻意表现得很开心，仿佛戴派对帽时那么开心。就连我都能看出他们是在强颜欢笑，他们坚信这个女人看不上他们，事实也的确如此。
德怀特搞不懂这支步枪是如何组装的，所以我就帮他弄了，他在一旁看着。“这是，”他说，“我见过的构造最傻的枪支，没有之一。”
我把偷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偶尔我会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手里翻来转去，呆呆地望着。出了商店，这些东西对我就没什么吸引力了，除了那些折叠刀，我把小刀向树抛去，刀片就折断了。
一个拿着写字板的男人朝我们走来，他是来收入场费的。德怀特付了钱，那人就准备走了，但我母亲拦住了他，掏出一些钱来。他看着钱，然后低头望着写字板。
我们还偷东西。刚开始，这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必做的坏事之一，对于泰勒和西尔弗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对我而言，偷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为了不让泰勒和西尔弗看出来我一本正经，我装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我是一个小偷，而且我自认为我是个技艺高超的小偷。我在折扣商店的过道内慢慢寻觅目标，在折叠刀和模型车旁徘徊，装得若无其事，比无辜的人看起来还要更无辜，我猜呀，这位偶尔瞥我一眼的女售货员，肯定觉得我是个诚实的年轻人，绝对没看出来我是个小毛贼。后来我终于动手偷了一次，没被抓住，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太机灵了，而不是因为这些女人站了一天，懒得和一个扒手纠缠，不想惹来一串麻烦：先是他那假惺惺的愤怒，然后是他的恐惧、他的哭泣、从天而降抓个正着的商场经理、随之而至的警察和书面材料，还有这一切结束时空落落的感觉。
“沃尔夫，”她说，“罗斯玛丽·沃尔夫。”
我们在夜里干尽坏事，白天也不肯收手，我们所到之处，总会传来玻璃破碎、小猫哀嚎和金属摩擦的声音。
他一边仔细查看写字板，一边问她是否要参加射击比赛。
警察的介入不但没让我们收手，反而令我们更加得意扬扬。我们变得自以为是，甚至狂妄自大起来。我们打破了窗户。我们砸碎了路灯。看到汽车停在斜坡上，我们就把车门打开，松开手刹，让它们撞到下方的汽车。我们把一袋袋屎丢在门阶上燃烧，屋主们本该将火扑灭，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当袋子燃烧时，他们面带疲倦地等待着，只是偶尔抬头查看窗户，可能感觉到我们在那儿偷窥。
她说是的。
我们躲过了一劫。过了一周，我们看完电影后，又回学校打破了几扇窗户，这时候突然听到一辆车驶入了停车场，我们吓得坐下不动，引擎运转了几分钟后，车又开走了。
他看了看德怀特，后者正忙着摆弄步枪。然后这人又垂下了眼睛，嘴里嘟囔着规则什么的。
那天快放学时，校长在广播里宣布已锁定犯罪团体。但是，在逮捕之前，他还是想给这些人一个自首的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仨都避免看着彼此。我们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得亏我们一整天都待在同一间教室里，否则这把戏就奏效了。我们之间毫无信任可言，一旦起了疑心，以为我们中有人先行坦白了，大家就会忙不迭地投降。
“你们是步枪协会的分会(13)，不是吗？”我母亲问。
万圣节那天，我、泰勒还有西尔弗在学校食堂里砸破了几扇窗户。翌日，两名警察来到学校，从教室里叫了几个声名狼藉的男孩出去谈话。没人怀疑我们，甚至没有人怀疑是泰勒干的，他可是有破窗前科的人。之所以没人盯上我们，是因为比起那群打架顶嘴的刺儿头，我们显得温和无趣。
他点了点头。
玛丽安则不这样认为。有几个晚上，我听到她俩因为我吵起来了，玛丽安咄咄逼人，母亲则安静温柔。“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是这样的。”她说。她认为我会长大懂事的，我一直是一个好男孩。
“嗯，我就是步枪协会会员，缴了会费的，所以我有权利参加我家所在分区以外的地区分会所举办的活动。”她十分高兴地说道。
外祖母去世几个月后，我母亲就离开了，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但她老爸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一，她对暴君般的男人总是出奇地顺从，无法反抗，近乎瘫痪。其二，矛盾的是，她对于胁迫他人的行为深恶痛绝。她从不打我。有那么几次，她试图揍我，但还是下不了手，我就嬉皮笑脸地走开了。她甚至无法抬高音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有说服力一些。她不愿与我这样相处，也不认为我需要教训。
最后他拿了钱。“你将是唯一一个参加射击比赛的女人。”他说。
她老爸不肯就此罢休。第二天早上，他全副戎装，在学校停车场走来走去，仔细查看哪辆汽车上有弹孔。
她笑了。
我母亲独自与她老爸生活在一起。她开始上中学时，他就强迫她穿灯笼裤——那种粉色花边丝绸灯笼裤。在去中国的邮轮上，他买了好几条，这种灯笼裤当时在传教士妻子中很流行。他软磨硬泡让她抽烟，这样她就不会吃太多东西了。他们去餐馆时，他只允许她吃面包充饥。他禁止她和男孩们出去玩。但男孩们不会轻言放弃。一天晚上，有几个男孩把车停在她家门前，唱起了《落基山脉的春天》。他们喊道：“晚安，罗斯玛丽！”把她老爸气得够呛。他挥动着11.43毫米口径的海军手枪跑到了街上。他们飞快地开着车离开了，她老爸朝着后座上的男孩开了几枪，男孩及时躲开了，有两发子弹嵌入了他头顶的金属车壳里。我的外祖母昏倒了，他们不得不给她喂洋地黄(9)。
他写下了她的名字。“为什么不呢？”他突然说道，有些迟疑，“不行才怪呢。”他给了她一个序号牌，然后走到另一组射击选手那边。
我的外祖母很温柔。她试图保护自己的女儿，但她心脏不好，自身难保。每当她卧床不起时，母亲的老爸都会给她读玛丽·贝克·埃迪(8)的作品，引导她认为痛苦都是虚幻的，都是她自己臆想出来的。周日驾车出行时，他不顾停车标志，在铁道口与火车赛跑，吓得外祖母心跳加速。有一次，他将人整个铲到了引擎盖上，还继续飞速穿过好几个街区，大喊着：“从我的车上滚下来！”
德怀特的序号比较靠前。他接连射了十发子弹，几乎没有停下来喘口气，但得分很低，有几发甚至连纸板都没打到。分数公布后，他把步枪交给了我母亲。“话说，你是从哪儿拿到这支大口径步枪的？”他问我。
她老爸坚信孩子不打不成才。当我母亲还在摇篮中时，他一看到她吮吸拇指，就会拍她的手。她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她老爸为了纠正她走路稍稍内八的习惯，总逼着她像鸭子一样走路。等到开始上学，她老爸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她，他的理论是，无论他是否知情，她白天在学校里肯定犯过错误。他告诉她，在全家一起吃晚饭之前，他会先打她屁股，这样她就可以在吃饭时一边听他谈论股市和白宫那群傻瓜，一边反省。吃完甜点，他又要揍她一顿。然后她还不得不亲吻他，对他说：“谢谢您，老爸，多亏有您挣钱，我们才能吃上这些美味佳肴。”
母亲替我回答了：“我的一个朋友给他的。”
凯茜和我母亲在市区工作，玛丽安则留下来看管房子、做做饭菜、照顾威利。照顾我也是她的职责之一，但放学后我总和泰勒还有西尔弗他们跑来跑去，然后赶在母亲回家前一刻到家。当玛丽安问我去了哪儿时，我撒谎了。她知道我在骗她，但她管不住我，甚至无法说服母亲来管教我。母亲很信任我，她不相信纪律那套东西，她的父亲——那个“老爸”——总打骂她，她至今也没觉得这能带来什么好处。
“某个朋友，”他说，“那东西是个祸害，你应该丢掉的。这把枪的子弹不长眼。”他补充说，“枪管里可能已经生锈了。”
我们搬家后不久，凯茜就生了个男孩，叫威利。威利是个小活宝。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像鹦鹉一样乱叫。屋子里弥漫着甜腻的牛奶味。
我说：“枪管是完美无瑕的。”
凯茜和玛丽安见到这栋房子时一言不发。她们佝着肩、板着脸，抬着箱子走过小径，没有左右张望。那天晚上，房间里发出砰砰巨响，她们又是摔又是拍的，大喊大叫，嘟囔抱怨。但最后，她们都磨不过母亲。在母亲看来，我们的房子和邻居的房子差不多，除了一些小瑕疵，等我们偶尔有空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拾掇好。我们给房子修修补补后，她还向我们描绘这座房子。在她的洗脑下，我们竟开始觉得必要的房屋修缮都已完成，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破旧老屋整修一新，然后安顿了下来。
母亲本应排在德怀特下一个的，但始终没有叫到她的序号。男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场上，而她在旁边看着。我又冷又烦躁。等了好久，我走向河边，想要跳到礁石上。薄雾笼罩着水面。我的手指都冻麻了，但我还是一直跳着，突然听到枪声停了，周围一片寂静，我感觉很孤单。等到我回来时，母亲已经射击完毕。她和一些男人站在一起。其他人则将步枪放到车上，把酒传着喝，他们驶入黄昏中，大声呼唤彼此。
这条街上的其他房子都很小，要么是过分整洁的科德角式小屋，要么就是殖民地式建筑，带有修建整齐的草坪。烟囱上爬满了常青藤。每栋殖民地式建筑的门上都雕刻着一只展翅的黑鹰。街坊邻居都走到门外，看着我们搬进这屋子。他们看上去很郁闷。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栋房子原来是该地区的原始农舍，按计划是要拆除的，但房东通过损人利己的操作，在最后一小时保住了这座房子。
“你错过了我的射击。”我走过来的时候她说道。我问她射得如何。
母亲当场就把房子买下了。价格很合理，简直像白送的，她相信那房子的潜力，这是带她看房子那人常常使用的一个词。他坚持要在晚上会面，像做贼似的带着我们穿过房子，小声地推销，说这栋房子有多么多么好。母亲眯起眼睛听他说话，摆出一副很精明的样子，表示自己没那么容易被糊弄，但她终究还是被这个人蛊惑了，以为只需稍加修整，这里就能变成一个无比温馨的家。那人用手电筒照着，母亲就在他车子的引擎盖上把合同给签了。
“德怀特带来的这位真是深藏不露啊。”其中一个男子说。
玛丽安、凯茜和母亲决定合租房子。母亲提出由她去找房源，也真的找到了。那是整个西雅图西部地区最丑陋不堪的房子。房屋侧面涂的油漆呈条纹状，原木都褪成了灰色，就像鹿茸一样。院子里的杂草都齐膝高了。屋檐凹陷下垂，仅靠高高的木梁支撑着，门前的台阶已破烂不堪。要进到屋子里，只能从后门走。房屋后面是个半倒塌的谷仓，小孩们喜欢溜到里面去，因为在那里可以捡到碎玻璃和生锈的工具来玩儿。
“你赢了吗？”
她没有回答，继续看书。我也就没有再问了。
她点点头。
“我的兰令山地车呢？”
“你赢了？不是在开玩笑吧？”
她抬起头。
她拿着步枪摆了个姿势。
“妈妈。”我叫道。
我在一旁等着，母亲和这些男人闹着玩，放声大笑，互相调笑。由于天气很冷，也由于这些人的称赞，母亲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红晕。随后，母亲和他们道别，我们朝汽车走去。我说：“我都不知道你是步枪协会会员。”
母亲正在读书。
“我会费还差着一点儿呢。”她说。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俩都很拘束。我想问她一个问题，但还是忍住了。那天晚上，我继续憋着，但这种自控只是装装样子，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意志力，最后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德怀特和珀尔坐在前排，熏火腿就放在他们中间。我和母亲坐上车的时候，他们俩都没有说话。德怀特把车开得很快，一路没停，径直回到家里，他脚步沉重地穿过大厅，回到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
她哭累了，我就扶着她上床睡觉。她开始变得有些癫狂，哈哈大笑，嘲弄自己，直到睡着了，她才放开我的手。
我们走到厨房，与诺玛和斯基珀一起忙活起来。诺玛从烤箱中取出火鸡，香味顿时溢满整个房间。当她得知我母亲赢了比赛时，就叫道：“噢，天哪，这下我们要倒霉了。他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大猎人呢。”
我轻轻摇着她，在她耳边呢喃。我动作娴熟，很高兴能安慰到她，不是因为幸灾乐祸，而是因为感觉到她需要我，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安抚她，也是在安抚我自己。
“他曾经杀死过一头鹿。”珀尔说。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母亲不在家时，我总失眠，而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夜间外出了。她回来得很迟。我听见她走上楼梯，穿过走廊，在我们的房间门口停住了。门开了，又合上了。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卧室里，坐在床上。她在轻声啜泣。“妈妈。”我叫道。她没回答，我就爬起来，走到她那边。“怎么了，妈妈？”她看着我，想要说些什么，又摇了摇头。我在她旁边坐下，搂着她。她喘着粗气，好像被人摁在水里一样。
“那是开车撞到的。”诺玛说。
“他应该来门口接她的。”玛丽安又说了一次。
斯基珀站起来，沿着过道走到德怀特的房间。几分钟后，他们俩都回来了，德怀特身子僵直，面露尴尬。斯基珀腼腆而亲昵地开着他的玩笑，德怀特并不恼火，我母亲也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德怀特又活跃起来，为他们俩调了酒，很快大家又都开开心心的了。我们坐在诺玛精心摆放的漂亮餐桌旁，吃了火鸡和它肚子里塞着的调料、蜜汁山药、杂碎肉汁和蔓越莓酱。吃完饭，我们开始唱歌。我们唱了《收获月(14)》《肩并肩》《月光水岸》《伯明翰监狱》和《远在卡尤加湖之上》(15)。所有的歌词我都会唱，大家夸我很厉害。我们为诺玛举杯，谢谢她为我们做了火鸡，我们为母亲举杯，祝贺她赢得了火鸡射击比赛。
凯茜耸了耸肩，低头看着桌子。这时候她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对别人的约会细节评头论足。
母亲依然面色泛红，侃侃而谈。关于火鸡的谈论让她想起了战争过后，她带着我和哥哥在康涅狄格州火鸡场度过的那个感恩节。当时很难租到房子，我们又破产了，所以父亲去秘鲁工作时，就把我们送去和这些火鸡养殖户同住。火鸡场里的养殖户都是新手。感恩节前，他们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宰杀火鸡，火鸡体内的血都凝固了，变成了紫色。当地的屠夫过来看了看。他建议将火鸡放在温水里泡几天——这样也许会软化血块，让火鸡变成粉红色。他们把火鸡放在我们泡澡的浴缸里。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这些凸起的蓝色尸体就漂浮在浴缸中。
“他应该来门口接她。”当她们回到厨房时，玛丽安说道。
母亲讲完她的故事后，德怀特变得很安静。然后他讲起了自己在菲律宾度过的那个感恩节，当时饥饿的日本士兵奔出丛林，从打菜的队伍里抢走食物，但没有人拿枪攻击他们。
母亲为我做饭时，玛丽安和凯茜进来了。她们让母亲转一圈看看，两人都欢呼，玛丽安把母亲从灶台旁推开，自己上阵做饭，免得母亲的衬衣沾上油污。母亲守口如瓶，不回应她们的八卦。她们笑她故作神秘，当外面鸣起喇叭声时，她们跟着她穿过走廊，为她整整衣服、理理头发，不停地叮嘱着。
那个故事让珀尔想起了中国跳棋。德怀特和斯基珀不愿参加，但我们其他人都很乐意玩这个游戏。我们先玩个人赛，再玩团体赛。最后一局，我和珀尔是一队的。我们和对手比分拉得很近——非常近。当珀尔落下绝杀子时，我们上蹿下跳，欢呼雀跃，激动地拍着对方的后背。
“那就好。”她说。她最后又望了眼镜中的自己，我们便下楼了。
翌日清晨，德怀特把我们载回了西雅图。在出营的那座桥上，他停了下来，让我们看看水里的鲑鱼。他指给我们看，岩石间的黑影就是鲑鱼。德怀特说，它们从大海一直游到这里来产卵，然后就死掉了。它们已经快死了。从咸水游到淡水里来，它们的肉都腐烂了。鱼丝从身上垂下来，在激流中漂舞着。
“嗯，我可没骗你。”
有时候，在午餐时间，我、泰勒和西尔弗会在卫生间里晃荡。我们抽抽烟、梳梳头，谈论一些少为人知的妇女秘事。
“你总这么说。”
那时候刚过感恩节不久。我对着泰勒、西尔弗以及一些常驻卫生间的“大麻狂魔”，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奇努克杀死火鸡的故事。“我是说我打掉了它的头，哥儿们——我一下子就把它那该死的头打掉了！”
房间里很阴暗。母亲起床洗了个澡，穿上蓝色短裙和露肩的墨西哥女式衬衣，戴上父亲为她买的那些精致的绿松石首饰，那时候战争还没爆发，他们驾车路过亚利桑那州时买了耳环、项链、沉沉的手镯和贝壳腰带(7)。绿松石碧蓝碧蓝的，就像她的眼睛一样。她往耳朵后边、胳膊肘和手腕上都擦了些香水。她揉搓着两只手腕，又将香水涂到脖子和胸部。她从一边转向另一边，仔细端详着自己的侧面。然后又站住不动，冷静地看看自己的正面。她一边盯着镜子，一边问我她看起来如何。真的很漂亮，我告诉她。
起初没有人回应我。西尔弗学法国人吸了一口烟，然后慢慢地将烟雾吐向天花板。“是用的0.22口径的步枪。”他说。
“不介意。”我说。我很高兴。这样一来就能把事情搞定了。
“真给你说对了，”我说，“是温彻斯特0.22口径的泵动式步枪。”
“吉尔。”她说。
“沃尔夫，”他说，“你真是满嘴屁话。”
吉尔和母亲又喝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聊，贾德和我则看着电视播放的水上飞机预选赛。傍晚的时候，贾德开车送我们回公寓。我们没开灯，就这么躺在床上，感受微风轻拂，听着树梢在外面沙沙作响。她问我是否介意今晚独自一人待在家里。有人邀请她去共进晚餐。“跟谁一起？”我问，“吉尔和贾德吗？”
“西尔弗，我才不管你怎么想。”
“太好了！”他说，“那太好了！”
“0.22英寸的子弹顶多只能在它头上打个小洞。”
我说挺好吃的。
我吸了口烟，边说话边吐烟圈：“那可能是因为只用了一颗子弹。”
“花生好吃吗，杰克？”吉尔问。
“哦。哦，我知道了——你射了好几发子弹。在它飞的时候，正好打在它头上。”
最后她放弃了。她往后靠着椅子，喝起了啤酒。我能看出来，虽然她嘴上那么说，但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总是为此争吵，而且说到底，她也很希望我能拥有一辆自行车。
我点了点头。
我母亲说谢谢，但她不能收下这份礼物。吉尔说这是给我的礼物，不是给她的。她开始和他争论起来，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动真格的。吉尔完全听不进去。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用手捂住了耳朵。
西尔弗放声大笑。其他人也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一边咒骂西尔弗，一边走到刚刚重新粉刷过的墙边，拿出梳子。那是把女式梳子。我们都随身带着梳子，梳子尾端从屁股后兜里露出来。我用梳尾在未干的软漆里写上“×你妈”，又冲西尔弗骂了声。
“知道了。”贾德说。
那两位“大麻狂魔”丢掉烟，走出卫生间。西尔弗和泰勒照做。我扔掉梳子，也跟着撤了。
“红色。很好。我觉得咱们可以买一辆。贾德，你都听到了吗？要一辆自行车，英国牌子的山地车，兰令牌，红色款。”
下午第一节课，副校长来各个教室巡察，要求找出那些在男厕所里写脏话的人。他说他已经受够了这几个害群之马，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是的，他要找出这些人的名字，即使把我们每个人都留着过夜也在所不惜。
“红色。”
副校长是新来的，很不讲情面，他说到做到。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不屈不挠，直到把我揪出来。我吓坏了。比起他的怒火，更令我害怕的是他那义正词严的模样，我的胃开始痉挛。下午的时候，胃痉挛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去医务室看病。就是在这里，副校长找上门了。
“品位不错，”他说，“追求最好的那种，就是要这样做。要什么颜色的？”
他踢了踢我躺着的那张折叠床，我疼得直不起腰，满头大汗。“起来。”他说。我困惑地看着他，问道：“您说什么？”
“兰令牌的。”我告诉他。吉尔笑了，我也笑了。
“给我起来。马上！”
他举起手：“喜欢哪一款的，杰克？”
我半坐起来，仍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学校护士来到门口，问出了什么事。副校长告诉她我在装病。
母亲身子往前倾，叫道：“吉尔。”
“我才不是呢。”我气冲冲地说。
贾德拿来了饮料。我的这杯很苦，感觉像是冰镇果汁酒。
“他真的很疼。”她对他说。
“对嘛，就是要这样说出来。山地车里你最喜欢哪一款？”
“这是装出来的。”副校长说，他解释道，我干了些令人作呕的事情，为了避免受到惩罚才使出这种花招。护士诧异地转向我。她一直都很温柔体贴，我不忍心让她以为我会故意利用他人的好心，或者在卫生间墙壁上写污秽之语。那一刻我的确不是这种人。
“我更想要英国牌子的山地车。”
我开始为自己辩解，但副校长并不理会我。“走吧。”他说。他抓住我一只耳朵，把我揪了起来：“我不是来这儿跟你扯皮的。”
“那就大胆说出来！我可不会读心术。”
护士盯着他。“等一下。”她说。
我点了点头。
他把我拉到走廊上，朝他的办公室走去，他一直紧紧抓着我的耳朵，这样我就不得不侧着走，面朝天花板，一路跌跌撞撞，歇斯底里地挥舞着手臂。
“真的吗？比起英国牌子的山地车，你更喜欢施文牌的吗？”他发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你更喜欢英国牌子的山地车？”
“我要给他母亲打电话，”护士说，“现在就打！”
“施文牌的吧，我觉得。”
“我已经打过了。”副校长说。
吉尔说：“杰克，你想要什么样的自行车？”
等我母亲到的时候，我已经与副校长僵持了近一个小时，我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我越坚持，他就越愤怒，我也就越觉得自己罪不至此。我知道，他就快动手打我了，这让我瞧不起他，他能看出来，于是就更想对我施暴，而这又进一步令我觉得自己是受伤害的无辜者。他越生气，我就越鄙视他，因为我知道他之所以还没动手打我，并不是因为自控力强，而是因为某种制度约束着他。
贾德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但我还是很怕他，他就像一只狗快要挣脱链子，朝我扑来。
然后吉尔说道：“贾德，再喝一轮吧。你去看看有没有姜汁汽水给我们这位强击手(6)喝。”
母亲走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光景。她与学校的护士交谈过了，一进来就质问副校长凭什么拽着我的耳朵走。他说这不是重点，沃尔夫太太，我们不要在这里搅浑水，但她说，不，对她而言，这就是重点。她与他之间就隔着一张书桌。她站得笔直，面色苍白，充满敌意。
“钱”这个字让周围的空气都安静下来。
重点是，他告诉她，我毁坏了学校财产，违反了法律，更别提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了。
母亲耸耸肩，笑容僵硬，她满腹心事的时候总这样。“我没钱买。”她轻轻地说。
母亲看着我。我看到她疲惫的样子，她一定也知道我很难受。我摇了摇头。
“男孩都等不及了，罗斯玛丽。男孩需要自行车！”
“你搞错了。”她告诉他。
母亲说：“要过一阵子再给他买，就这样。”
他笑了，这笑声令人不快。接着，他开始罗列事实，其中包括两个男孩的证词，当这些淫秽的字眼被写在卫生间里时，他们就在现场。
“等一下！”吉尔说，“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孩儿他妈？这个男孩居然没有自行车，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哪些淫秽的字眼？”她问。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她皱了皱眉，移开了视线。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庄重地说：“×你妈。”
“我刚刚说了——”
“这里面只有一个淫秽的词。”母亲说。
“我们等会儿再讨论这个。”母亲对我说。
他思忖了一下。他说，鉴于语境特殊，他认为“你妈”也算是一个淫秽的词。
吉尔一副惊掉下巴的样子，他看看我，又看看母亲，再看看我。“没有自行车？一个男孩居然没有自行车？”
我说不是我干的。
就像我预料的那样，母亲的笑容消失了。她冷冷地看着我，我也冷冷地看着她。只要一提到自行车，我们俩就变成敌人了。问题在于，我想要一辆自行车，但她没钱给我买。她一分钱都没有。她向我解释过很多次。我完全理解，但我实在没办法默默忍受这份痛苦。
“如果他说不是他干的，那就不是他干的，”母亲说，“他从不说谎。”
“我喜欢骑自行车，”我说，“但我没有自行车。”
“哟，我也从不说谎！”副校长往前一倾站了起来。他打开门，招呼那些在办公室外边等着的“大麻狂魔”进来。他们一齐走进来，面带愧色地瞅了瞅我，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地嘟嘟囔囔，而我则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
“好的，”吉尔说，“好的，我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杰克，再说说你吧。你还喜欢哪些活动？”
讲完后，副校长放过了他们，并送他们出了门。他现在显得很有把握，整个局势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贾德跷起二郎腿，他的腿也晒得很黑。“棒球。”他说。
“他们在撒谎。”我说。
“等一下！”他说，“你认为我只是在吹牛吗？贾德，我之前怎么形容杰克的？我说他玩什么运动来着？”
他没法再装得心平气和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给我个理由。”
母亲笑着，说了些俏皮话。她管这男的叫吉尔。
“我不知道，”我说，“但他们就是在撒谎。”
贾德坐在房间另一侧的椅子上，跟我们距离挺远。他抬起眉毛，对那个富有洞察力的男子摇了摇头。
“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母亲说，“我想我最好能和校长谈谈。”
“棒球！”他大叫一声，“贾德，瞧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副校长说由他全权负责本案，这事儿归他管，我们最好明白现在可是他说了算。
“棒球。”我说。这不完全算是撒谎。还在佛罗里达州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打棒球，而且打得不错。但后来我就没怎么玩过了。我不是运动员，看起来也不像，但我很高兴他会这么想。
但母亲不会让步。最后，我们还是见到了校长。
“这边请，杰克。多吃点！多吃点！”他看着我吃了好几把坚果，又自顾自地点点头，好像早就预料到我会这么做。“你是个运动员，”他说，“这太明显啦。看看你的眼睛，看看你的身材。你都参加什么运动，杰克，你都打过什么比赛？”
校长是个神神秘秘、脸色苍白的男人，他害怕小孩，于是整日待在办公室里，躲着我们。他这么做是对的。如果看到他这么软弱，我们就会变得更爱挑事儿，更加残忍。当我和母亲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坚持要先闲聊一会儿，就好像她只是刚好路过，来看看孩子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
“真棒！这才对呢！请坐，罗斯玛丽。就坐这儿吧。请坐，杰克，我们的乖男孩。你喜欢花生吗？贾德，给他拿一些花生过来。还有，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桌上这些瓶子拿走吧。”他和母亲紧挨着坐在沙发上，一直对我微笑着，贾德则用手指勾住瓶子，叮叮当当地拿走了，然后他带着一盘坚果回来，再拿走剩下的瓶子。
他一度俯身，盯着我的手指。“那是尼古丁吗？”他问。
“是的，先生。”
“不是的，先生。”
等我们再回到客厅时，母亲正透过双筒望远镜望着窗外。晒得黝黑的那人站在她旁边，头都快和她凑到一起了，他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另一只手拿着啤酒瓶饶有兴致地对着远处指指点点。我们进来时他转过身，冲我们咧嘴一笑。“我们的小伙子来啦，”他说，“怎么样？你吃过午饭了吗？贾德，你带他吃午饭了吗？”
“我希望不是。”他向后靠了回去。他的夹克是敞开的，里边穿着绿色的背带裤。“我来和你讲一个故事，”他说，“听不听完全由你。我不是在指控你，不过如果这个故事对你有帮助，那就再好不过了。”他笑了笑，摆出尖塔形手势，“我以前会抽烟。迫于同辈压力，我开始在大学里吸烟，不知不觉我一天竟要抽掉好几包烟。那些才是真正的香烟，没有现在这种过滤嘴。早上醒来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拿烟，晚上睡觉前我也总要来一根。
我跟着他去厨房，坐在柜台旁，贾德从冰箱里拿东西出来。他弄了个博洛尼亚红肠三明治，摆在我面前。他好像已经忘记了有汉堡这回事。我本可以提醒他一下，但我心里很清楚，就算我说了，也不可能吃到汉堡的。
“就这样，有一天晚上我又伸手去拿烟，嗐，真想不到，那包烟居然已经空了。我身上一根烟也没有。那时已经很晚了，太晚了，我不可能去把谁叫醒讨根烟。通常我会从烟灰缸里捡出几个烟头，但那天碰巧我读完书后，把烟灰缸给清理了一下，烟头都倒进废纸篓里，进了垃圾焚化炉了。所以那天睡前，我实在是找不到烟来抽。”
“来吧，兄弟。”一直在和我聊天的那个人说，“我赶紧给你弄些吃的。”
他停下来，回忆了一下年轻时自己那不像话的行为。“你知道我接下来做了什么吗？我来告诉你。我开始原地转圈，心跳得厉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不停地问自己。然后我跑到楼下的休息室里去了。那里的烟灰缸是空的。后来我开始翻拣走廊上的垃圾桶，终于发现了一个烟头。但是，当我把手伸进去的时候——伸到一个垃圾桶里——我突然想到‘哇。住手，小子’。而我也真的做到了。我走回自己的房间，从此再也没有抽过烟。”
晒得黝黑的那人喊道：“贾德，好好招待我们的朋友。”
他抬头看着我：“你知道我后来做了什么吗？每天我都会把那些本来花在香烟上的钱一分不差地存起来。就当作试验。去年我把所有的钱攒到一起，你知道我用来买什么了吗？”
这屋子像山洞似的，安静而凉爽。窗棂间镶嵌着一片片彩色玻璃。窗户是拱形的，就像那些厚重的门一样。客厅的天花板上架着高高的木梁，木梁也是拱形的。我坐在沙发上。面前的咖啡桌上摆满了空啤酒瓶。母亲走到敞开的窗前，这边靠着港口。“乖乖！”她叫道，“这风景可太美了！”
我摇了摇头。
“没问题。”他说。他挽起母亲的手，领着她穿过公园，走进房子里。我只好和另一个男人也跟着进去，他似乎觉得我很有趣。他想知道我叫什么、在哪儿上学、住在哪儿、母亲叫什么、父亲又去了哪里。不管哪个大人问我问题，我都毫无招架之力。进屋子时，我已不再闷闷不乐，我把我家的事情都告诉他了。
“我用那笔钱买了纳什漫步者(16)。”
我看着母亲，她兴高采烈，这让我更加沮丧了，因为我知道这份快乐不是我带给她的。“他喜欢吃汉堡。”她告诉他。
母亲大笑起来。
“午饭，”那人说，“没问题。你喜欢吃什么？你午饭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校长放松地靠在椅背上，笑容令人捉摸不透。母亲抽着鼻子，在包里翻找着。她找到一张面巾纸，用来擤了擤鼻涕，好像感冒了似的发出很大的声音。
“他还没吃午饭。”母亲说。
“想一想，”校长说，“这就是我要说的——想一想就行。”
我没理他。“妈妈，”我说，“我饿了。”
母亲任由校长唠叨了一会儿，然后提醒他正事还没干呢。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说，他觉得这事还是由副校长定夺比较好。
一直在与她聊天的那个男人转向我。他比另一个男的年纪要大些，高高瘦瘦，头发是姜黄色的，走路时总像是要散架了，似乎站不稳的样子。他穿着百慕大短裤和黑色袜子。他那长长的脸十分黝黑，显得牙齿格外闪亮。“让我们来问大小伙子。”他说，“怎么样，大小伙子？你想在我家那边观看比赛吗？”他指着公园边上的一座大砖房。
母亲不愿意。她告诉他，副校长在我生病时对我动粗，学校的护士都看到了。如果实在没办法，母亲说，她准备请个律师。她不想闹那么大，但有必要的话她会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母亲说，“我们可能就快回家了。”
校长认为没必要，没必要因为淫秽的字眼大动干戈。
母亲从身旁的男子手里接过一瓶啤酒。那个递给我双筒望远镜的男人感觉到了我的不安，甚至可能还看出来我很嫉妒他。他在我旁边蹲下，把我当成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孩，向我解说着这场比赛，但我摘下双筒望远镜，还给了他。
“那不是他干的。”母亲说。
两个拿着啤酒瓶的男人站在不远处。他们总转过身来看我们。然后其中一个走了过来，手里抓着双筒望远镜的带子摇来晃去。他晒得很黑，穿着白色网球衫，蓄着小胡子，留着平头。“嘿，兄弟，”他跟我打招呼，“想试试这个吗？”他把望远镜挂在我脖子上，整了整带子，还教我如何调焦距，这时另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母亲说了些什么。她回答了他，但用手挡着阳光，眯眼望着水面。我把镜头对准“狮团”和“畸人”，看着他们把对手推下船。他们好像变得离我很近，我都能看到他们那苍白的身体和疲惫的面庞。他们吼得很大声，但爬得很艰难，一遇到阻挠就从绳上脱落。每次掉到水里，他们就索性多待一会儿，划划水勉强浮着，抬头厌烦地看着那艘船，并不打算去抓住它。
尽管有些不情愿，校长还是试着提了下“大麻狂魔”的证词。母亲转向我，问我他们是否在说真话。
那是个大晴天。小贩在人群中穿行，兜售太阳镜、帽子和海洋节纪念品。女孩们躺在毯子上晒太阳。空气中有椰子油的味道。
“不是的，女士。”
母亲和其他人一起笑着。她喜欢看人们——海滩救生员、公交车站的士兵，以及洗车的兄弟会成员——不务正业。
“他从不骗我。”母亲说。
有一天，我和母亲去阿尔基角灯塔观看“畸人”和“狮团”之间的模拟海战。那是在海洋节期间，水上飞机比赛也正在举行。在公园那边可以俯瞰港口，而我们只能隐约看到两条帆船上的人影，他们互扔水球，拼命阻挠对方那边试图登船的人。公园里人山人海，只要这些登船者里有一个落水了，大家就会哈哈大笑。
校长很烦躁，他似乎就要落荒而逃了。“好吧，”他说，“显然这里有些情况还需要核实一下。”
“犹太佬！”西尔弗尖叫道，又吼了一遍，“犹太佬！”
母亲等着他说话。
红绿灯处很多人在鸣喇叭。他猛地停住车，又开动，不停地怒吼着。纸盒里还剩下六个鸡蛋，我们一人拿了两个。西尔弗跪在栏杆边上，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匆匆朝街道瞥了几眼，同时将手臂伸到身后，示意我们按兵不动，静候时机。等他开始使劲招手，我们就从后边站起来，把鸡蛋甩出去，还没来得及看到它们掉在哪里，我们就赶紧缩回来。司机正抬头望着街道对面的大楼，他从来没有朝我们这边看过。我们听到鸡蛋“啪”地掉在人行道上，“砰”地砸到汽车上。这次我们没听到抗议的声音。太安静了，我感觉很不舒服，就冲着西尔弗咧嘴笑，但他并没有笑。他脸色发紫，愤怒地抽搐着，仿佛他才是那个因被人捉弄而抓狂的人。他就要发疯了。他喘着大气，捏住自己的下巴又松开，身子探到栏杆外，双手托在嘴前，大声喊出一个词，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个词，第一次还是好几年前听到的。当时我父亲正对着一个堵着他路的人嚷嚷着。
他望向她，又望向我，再望向她。“我应该怎么做呢？就不管这事儿了吗？”她没回答，他说，“好吧。那两周怎么样？”
我们在楼顶来来回回地走了一会儿，正准备返回西尔弗的公寓房间，突然听到雷鸟汽车在街区拐角处发出尖锐的声音。我们听见司机在骂人。汽车朝着红绿灯缓缓地移动，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它经过我们这幢公寓时，我们再次越过栏杆望着它。司机来回扫视着人行道，猛然转头，动作僵硬，怒气腾腾。他似乎不知道鸡蛋是从哪里飞来的。我们又一次往下砸鸡蛋。第一个“砰”地撞上引擎盖，第二个掉在副驾驶位上，最后一个在仪表盘上炸开了。他全身都是蛋液和蛋壳，站起来大吼大叫。
“两周什么？”
第一个鸡蛋砸到了旁边的街道上，第二个鸡蛋击中了车前保险杠，第三个鸡蛋撞到了后备厢，蛋液溅到了他的肩膀、脖子和头发上。我们往下张望，一看清我们造成的损害，就赶紧把头缩回去了。片刻之后传来冲破天际的吼声。没有言语——只是一个孤独的人在难以置信地大叫。我们依然能听到他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声。红灯肯定变绿了，因为我们听到有人按了一下喇叭，接着又按了一次，有一个人大喊大叫，另一个人粗鲁地回应，发动机突然轰隆作响，盖过了歌声。
“停学。”
我们是不约而同的。只需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我们的“反义词”，在我们认真规划的未来里，我们完全不可能过上这种圆满的生活。
“停学两周？”
雷鸟汽车于1954年问世，距今才一年多，由于看上去很新奇，不大常见，大家都认为它们比科尔维特汽车还要酷一些。那天傍晚，一辆雷鸟汽车挂了空挡，在十字路口等着红灯转绿，我们站在栏杆后，可以听到车载广播中的歌曲——《越过千山万水》——还能听到发动机轰隆作响，只比音乐声小一点儿。黑色的车体就像黑曜石一样闪闪发光。蓝烟从双排气管中突突地冒出来。车的敞篷往后打开。我们看到汽车的红色皮革内饰，一个穿着无尾礼服的金发男子正坐在驾驶位上。他很年轻，长相帅气、气质清新。你仿佛可以从他的呼吸中闻到李施德林漱口水的味道，还能从他脸颊上嗅到门论香水的气味。我们正好就盯上他了。他左手放在方向盘上，跟着歌曲，击打着节拍；右手则搭在旁边空座椅的后背上，这个位置不会一直空着的。他就要去接人了。
“那就停学一周，各让一步。这样够公平了吧？”
有时候，等《米老鼠俱乐部》结束后，我们会上到顶楼去。在这幢公寓大楼的最高层，可以俯瞰整条加利福尼亚大道。虽然街上人很多，但我们也不是逮谁就朝他扔鸡蛋。大多数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扔。不过，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没能顺利通过，就像那个坐在雷鸟汽车里的男子。
她皱着眉头，盯着桌子，什么也没说。
我们都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种仪式——然后就闭上嘴，安静地看着节目。我们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们全身酥软了。我们投降了。我们好像身处俱乐部之中。泰勒完全不能自已，吮吸着大拇指，我和西尔弗决定不管他。电视里，面对高尚的计划，这些俱乐部成员很激动，冒险的过程中她们胆小怕事，不停地谈论自己的感受，但我们没有嘲笑她们。当她们说父母的好话，或者对彼此客客气气，或者当她们说“嘿，伙计……”时，我们也没有嘲笑她们。我们舍不得错过每一分钟，眼里闪着蓝光。她们唱完国歌，节目也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推销牙膏和糖果的商业广告，我们却还盯着电视不放。随后，我们会尴尬地眨眨眼，清醒过来。
他恳求地看着她。“很快就过去了，才五天。”接着他又突然说道，“好吧，这次我就不追究了。对你来说当然没关系了。”他补充说，“反正你又不用在这里工作。”
她在节目里一出现——嗨，我是安妮特！——泰勒就开始呻吟，西尔弗则用舌头舔着屏幕。“来我这儿，宝贝。”他说。
我们离开校长办公室时，已经放学了。我们穿过空荡荡的走廊，脚步声在两排长长的储物柜之间回荡。我的胃还在痉挛。刚才坐着不动还好，现在站起来走路胃疼得更厉害了，准备出校门的时候，我躲进了卫生间里。门卫已经去过那里了。他把我之前写的改成了“灌醉你”(17)。
我收到了一些官方回应，他们兴奋地鼓励我组建安妮特粉丝俱乐部。这不就是让我跟情敌竞争嘛。没门儿。随着我在信中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慢慢地他们就不再回信了。迪士尼工作室肯定在密切监控着俱乐部成员收到的邮件里一些有失分寸的柔情和表白。当我的名字不再出现在邮件往来列表时，说明我可能被列入了其他名单。不过爱丽丝早就让我懂得什么叫故作矜持。我继续给安妮特写信，想象自己在她家门前发生了一次可怕的事故，那事故差点把我害死，我幸存下来后，她对我深表同情、关怀备至，渐渐地，她越来越崇拜我，甚至开始爱上我……
现在太迟了，母亲再回公司也来不及，索性就和我一起早点回家。玛丽安嗅出有什么事发生了，就缠着母亲告诉她。我们坐在餐桌旁，玛丽安一边听母亲说话，一边来回看我们俩，重重地摇着头，但幅度不大，好像在甩干头发。后来她干脆直勾勾地盯着我，不再挪开眼神。故事快讲完时，母亲再次因为我受到粗暴对待而义愤填膺，这时玛丽安让我出去一下。
节目最后，当地电视台会给出俱乐部成员的邮箱。我开始写信给安妮特。起初，我在信里的形象和以前向旧笔友爱丽丝描绘的差不多，只是有些小改动，我的父亲不再是牧场主，而是拥有一支渔船队的“沃尔夫船长”，我则变成了大副，收线钓大鱼的技巧十分娴熟。我向安妮特详细讲述了我与一群花花公子之间的比赛。我还邀请她来西雅图，向她保证她会玩得很开心。我告诉她我家有很多房间。我没有告诉她我才十一岁。
我在客厅里听着。起初母亲据理力争，但玛丽安渐渐占了上风。这一次，老天做证，她要让我母亲看清真相。玛丽安没有抓住我的所有把柄，但她知道我干过不少坏事，足够说上好一会儿，她尽心竭力地数落我的罪行，如果说我的胡作非为是一首曲子，那她就是把自己知道的音符都敲了一遍。
到了五点钟，我们就打开电视，看《米老鼠俱乐部》(5)。我们很有默契，一看到安妮特就兴奋。这是我们为观看这个节目找的借口，但对我而言，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我想象着安妮特所处的大世界，也想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我就像渴求着初恋一样，这种渴求令人极度兴奋、无法动弹。
她不停地说啊说。我回到楼上的卧室，等着母亲回来，练习如何回应玛丽安对我的指控。但是当母亲走进房间时，她什么也没说。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揉了揉眼睛；然后，她慢慢地脱衣服，脱到只剩下衬裙，走进浴室，洗起了澡，她在浴缸里躺了很久，有时候晚上下雨，她回家后也会这样洗很久。
我们嘴里叼着熄灭的烟头，眼皮半耷拉着，研究着镜子里的自己。一绺鬈发垂在额头。裤子低垂到臀部，侧边系着白色细皮带。我们穿着衬衫，袖子卷到手臂的四分之三处。脖子后面的衣领高高立起。我们应该看起来很酷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西尔弗很瘦。他双眼凸出，喉结突起，袖子里的两只胳膊就像铅笔一样细，双手都戴着手套。泰勒长得像奶牛一样，眼睛水汪汪的，睫毛很长，宽宽的脸庞上的表情十分茫然。我长得也不算好看。但并不是因为我们外表太逊，才显得不酷。酷可不是这么显而易见的。就像国际象棋或音乐一样，酷源于某种渴望被认可的神秘冲动。不酷也是如此。我们的身上就贴着“不酷”的标签。
我已经准备好怎么回应了，但母亲什么都没问我。她洗完澡后，躺下来看了会儿书，然后为我们准备晚餐，吃完后又继续看书。她很早就上床歇息了。黑暗中，我仍在编着答案，想着如何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虽然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但就是没法停下来。
然后，我们仨臀部靠臀部，在西尔弗太太的全身镜前挤作一团，打理头发，练习扮酷。我们把两侧的头发留得长长的，梳到后脑勺，形成鸭尾发型。把顶上的头发往中间梳梳，再往前部理理，留一绺鬈发垂在额头上。母亲讨厌这种发型，不许我这么梳，也就是说，我在家里得换个发型。多亏了那一团团布奇发蜡，我才能在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间来回切换，头发亮泽硬挺，但也导致额头上长出了一些粉刺。
那个周末，德怀特来我家了。他们在一起待了很久，之后母亲告诉我，德怀特敦促她考虑一项提议，她得好好想一想。他建议圣诞节后我搬去奇努克与他同住，在那里上学。如果一切顺利，如果我真的做出一些努力，与德怀特和他的孩子们相处愉快，她就会辞职，接受他的求婚。
一开始，我们打了几个电话。我和泰勒在西尔弗太太的卧室里用分机听着，而西尔弗在主机那边讲话。他会找出那些听上去像是犹太人的名字，拨他们电话，用德语里的侮辱性词语冲他们大喊大叫。他还会为父亲和继母预订一整桌中国菜。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一些父母，这些人的孩子在学校里跟我们合不来，西尔弗就装成关心孩子的成年人——老师、教练、辅导员——声音和语气都模仿得很像，与家长取得联系，询问家里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保罗前几天在学校里表现异常。西尔弗从未笑场，也从未露馅。当他格外巧言令色、世故圆滑时，我和泰勒就不得不将西尔弗太太的床罩塞到嘴里，用拳头猛捶床垫，努力憋住笑。
听她讲的时候，仿佛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她说得好像这是一项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如果不这样去做，她就太过自私了。但首先她需要征得我的同意。我想反正也没别的选择了，就同意呗。
特里·西尔弗发誓他那个纳粹臂章货真价实，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自己伪造的。一进他家公寓，西尔弗就把藏着的臂章拿出来套上。然后他会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把我和泰勒当成仆人。我们之所以能忍受他这种行为，是因为西尔弗太太会把糖果装在水晶玻璃碗里拿给我们吃，是因为他家有电视可以看，还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俩就只能在人行道上瞎逛，无精打采地朝标志牌扔石子。
(1)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德国纳粹警察局长和军事指挥官。
但这些场面只播了短短几分钟。节目里增加这些片段，是为了假惺惺地庆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当然，我们早就看穿了这种把戏。我们知道，真正的目的是赞美时髦的制服、飞驰的梅赛德斯高级军官专车以及盛大的行军场面，成千上万只靴子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齐步踢踏，横幅在头顶飘扬，歌声十分嘹亮，我们一个字都听不懂，却感到热血沸腾；我们知道，真正的目的是看斯图卡轰炸机(4)脱离编队，朝熊熊燃烧的城市俯冲而下，看坦克把大楼炸出洞，看握着鲁格尔手枪、牵着狗的人发号施令。这些节目强化了我们早先形成的信念：无论大家怎么装模作样，内心深处依然瞧不起受害者，当个局内人总是比当局外人好，高高在上比仁慈友善强，抱团取暖也胜过单枪匹马。
(2)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德国纳粹党副元首。
那时候电视上热衷于放映德国战败的相关内容。每周荧幕上都会播出新的恐怖画面，沉郁严肃的旁白一直提醒着我们，这不是虚构出来的，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都曾发生过，如果不保持警惕，很有可能重蹈覆辙。这些节目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勾勒一番沦为废墟的柏林：咧嘴笑的美国大兵赶走了战败的德国士兵，不让他们藏身于谷仓、山洞和下水道里。希姆莱(1)死在牢房里，眼窝深陷的赫斯(2)也死在斯潘道(3)监狱里。每当播放到这些画面时，旁白的语气就醉醺醺地欢呼道：“看哪，高高在上的普鲁士鹰被击落了！”还有，“看哪，小领袖和他的走狗们夹起尾巴逃跑了，再也不敢提‘千年德意志帝国’了！”
(3)斯潘道监狱位于柏林。
我们先把周围逛了个遍。下课后，我们会跟在女孩后面走，保持安全距离，发表些俏皮的评论。我们在商店里进进出出，除了玻璃橱窗里的商品，别的东西我们都偷过。我们骑着偷来的三轮车，松开脚踏板，沿着阿尔基角灯塔周围的山坡滑行，朝停放的汽车撞过去，我们就站在座位上，最后一刻再跳下车。有时候，如果我们手里有点小钱，就会乘公交车去市区，在先锋广场附近那群无家可归的酒鬼中穿来绕去，来到当铺门外，盯着橱窗里的枪支。我们仨看中的是鲁格尔手枪，这是我们唯一承认自己热烈地爱过的手枪。一碰到这把手枪，我们就不再像往常一样推推搡搡，而是睁大了眼睛痴痴地看着。
(4)“斯图卡”（Stuka）是德语“俯冲轰炸机”（Sturzkampfflugzeug）的缩写，纳粹德国空军的俯冲轰炸机联队十分著名，尤以Ju87俯冲轰炸机为代表。
我的地盘是块禁地，特里·泰勒的住处老有人阴魂不散，所以我们通常在西尔弗的公寓聚会。西尔弗是家中独子，古灵精怪，骨瘦如柴，不怀好意，每当他那大嘴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他总是不要脸地躲到最后面。他的父亲是坎昆人，与再婚妻子住在塔科马。西尔弗的亲生母亲则整天在波音公司里工作。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连着好几个小时独享公寓。
(5)《米老鼠俱乐部》（The Mickey Club）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一档儿童表演节目，培养出了众多明星。下文提到的安妮特·弗奈斯洛便是首批走红的童星之一。
他不让我靠近他是对的。如果我们在门厅或楼梯上相遇，我就会一直盯着他，他在我的眼神中看不到同情或友善，只看到厌恶。他便总对我动手动脚。他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触碰我的肩膀、头部、脖子，就像父亲在抚摩自己的孩子，但他的眼神冷酷而苦涩，细细掂量着我有多么惊恐，而他自己好像也在被迫承受这份新的痛苦。
(6)强击手即能够将球击得很远的棒球手。
我们没法去我住的公寓。房东菲尔不喜欢孩子。他答应把房间租给我母亲，前提是母亲保证我会安安静静的，永远不带其他小孩回家玩。菲尔总是待在公寓里嚼着烟草，味道难闻极了，嚼完后还将残渣吐到随身携带的杯子里，杯上的搪瓷已有些脱落。菲尔曾在一场仓库大火中重度烧伤，皮肤上都是光滑的水疱，闪着愤怒之光，仿佛大火仍在他体内某处燃烧着。他有只手的指头都粘一起了。
(7)贝壳腰带（concha belt）是纳瓦霍人非常珍贵的饰品，通常用纯银打造而成，镶嵌有牡蛎壳、绿松石等。纳瓦霍族是美国第二大印第安族群，散居于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及犹他州。
但往往还是她们占了上风。虽然她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可重点在于，她们是女孩子呀，本来就有权利对我们指指点点。她们白眼一翻，我们就吓得直后退。我和西尔弗都很怕她们，泰勒太太和房子里的阴森气氛也令我们晕头转向。我们去那儿，完全只是为了偷泰勒太太的香烟。
(8)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是美国宗教领袖，创立了基督教科学派教会。
泰勒太太还育有两个女儿，都比特里大，这两位姐姐十分瞧不起我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噢，上帝，”只要一看到我们，她们就会这么说，“看看小猫都拖了什么玩意儿进来。”我和西尔弗对她们的羞辱逆来顺受，但泰勒总要回个嘴。“你的脸疼不疼？”他会问。“我只是纳闷，看着你的脸我都快疼死了。”“你们那毛衣是骆驼毛制成的吗？我只是好奇，我还以为那是两个驼峰呢。”
(9)洋地黄主治心力衰竭。
西尔弗和我马上察觉到这一幕极具威力，常常拿来重演，只要一说：“特伦斯！特伦斯！”泰勒的眼眶就会溢满泪水。他是个爱幻想、脸皮薄的男孩，容易哭鼻子，但总企图通过暴力破坏行为来掩盖这个弱点。他曾因为砸破窗子，而被送上少年法庭。
(10)花押字（monogram）是指将某人姓名的首字母构成图案用于衣服或其他物品上。
这种阴森森的气氛主要是泰勒太太所营造出来的。她个子很高，驼着背，眼神深邃。她终日坐在客厅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雪茄，透过落地窗凝望着外面，目光中有着无法言喻的悲伤，似乎悟透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有时候她会把泰勒叫过来，用长长的胳膊搂着他，再闭上眼睛，低沉而嘶哑地喊道：“特伦斯！特伦斯！”然后她会转过头去，眼睛睁都不睁，就决绝地将他推开。
(11)“西雅图城市之光”是美国一家公用事业公司，运营大坝，负责西雅图街道的照明网络。
我的朋友是特里·泰勒和特里·西尔弗。我们仨都跟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特里·泰勒的父亲驻扎在韩国。战争已经结束两年了，但他依然没有回家。泰勒太太在房子里贴满了他的照片，包括毕业照、穿制服和穿便装的快照——在这些照片里，他总是一个人，靠着屋前的树。客厅看上去就像一座神殿，如果你不了解情况，可能会以为他是在韩国牺牲的战争英雄，或许泰勒太太也曾这么认为吧。
(12)谐音，母亲没听过“康克立”（Concrete）这个地名，以为是“混凝土”（concrete）。
玛丽安和我合不来。后来我们俩都为此找了些理由，但其实这种反感是与生俱来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我总是虚情假意地对她说“是的，女士”“不是的，女士”，主动提供帮助，想要掩饰对她的厌恶之感。但玛丽安并没有上当。她知道我不喜欢她，也知道我这种绅士范儿是装出来的。她经常出门，有时候会在街上遇到我和朋友们——一群狐朋狗友，她一看就知道。她知道我一出门就会换掉发型，重整衣装。有一次，她开车从我们旁边经过，大声命令我把裤子穿好。
(13)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总部设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成立于1871年，是美国最大的枪械拥有者组织。
另外一个女人是管家玛丽安。玛丽安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她的胳膊和男人一样粗壮，当她捶打“汉堡肉饼”时，整个厨房都在震动。玛丽安和布雷默顿海军基地的中士在一起了，后者体形比她大，说话却更加温文尔雅。打仗的时候，他就在太平洋战区。我缠着他给我讲战场上的事，他拗不过，只好给我看了他的摄影集。大多数照片拍的都是他的战友们。多克，一个眼镜男。科里，一个秃顶男。杰克，一个蓄胡男。他还拍了一些尸体。他原本想用这些照片把我吓跑，却没想到这激起了我对战争更多的兴趣。最后，玛丽安警告我不许再骚扰他了。
(14)收获月（Harvest moon）指最靠近秋分的满月。
公寓里到处都是老人，不过有些可能只是看上去老而已。把我母亲算在内的话，总共才三个女人住在这儿。其中一位叫凯茜，是个秘书。凯茜很年轻，相貌平平，十分羞涩。她大部分时候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人们跟她说话时，她总像溺水者一般看着他们，轻声请求他们再说一次。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穿的衣服越来越宽松，能看出她是怀孕了。但这个故事里的男人始终没有现身。
(15)《远在卡尤加湖之上》（“Far above Cayuga’s Water”）是康奈尔大学的校歌，动听的旋律被全球多所学校用作校歌。
我们的房间是由阁楼改造而来的，里面放着两张行军床，中间摆着一套桌椅，桌椅上方是一扇窗户。屋内有股霉味。黄色墙纸很新，但贴得不好，边缘已经翘起来了。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电影里看到，被下药迷晕的侦探在这种房间里醒来，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嘴巴也被堵住了。
(16)纳什漫步者（Nash Rambler）：1950年，美国纳什汽车公司（Nash Motors）发布的一款紧凑型家用轿车。
我们住在西雅图西部的一间公寓里。晚上的时候，如果母亲不太累，我们就会去附近散散步，在不同的房屋前驻足，考虑将来要不要将其买下来。我们总是奔着最大、最浮夸的房子去，瞧不起农场和联式房屋，瞧不起任何低廉的房子。我们喜欢半木构造建筑，屋里有柱子，屋前有修剪整齐的灌木丛。看完后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公寓，我开始阅读有关英勇的柯利牧羊犬的小说，母亲则练习打字和速记，以胜任新工作。
(17)此处是指门卫将墙上写的“fuck you”改涂成“bock you”，“bock”指烈性啤酒，且译成“把你灌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