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神父。”我靠近屏风，小声地说，“神父，我会偷东西。”
“来吧来吧。”他声音突然变得很尖。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道：“你都偷些什么？”
我又闭上了眼睛，双手合十。
“神父，我偷钱。我母亲在洗澡的时候，我从她钱包里偷钱。”
“好的，神父。”
“你这样偷有多久了？”
“好的，”他说，“这些刚才都说过了。直入主题吧。”
我没有回答。
詹姆斯修女带我回到了忏悔室。我跪下来，再次开口：“保佑我，神父，因为——”
“嗯？”他说，“一周？一年？两年？”
我说我准备好了。
我选择了中间数：“一年。”
“很好！”她说。她拍了下桌子：“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一年，”他重复道，“这是不对的。你不能再这么做了。你想金盆洗手吗？”
我点点头，我的表情告诉她，我恍然大悟了。
“是的，神父。”
詹姆斯修女摇了摇头。“过去我总有这些可怕的想法。你懂我的意思吗？”
“认真一点。”
她低头望着桌面。“我还会在背后中伤别人。每当我和某个朋友在一起时，我就会说别人的坏话。然后一转身，我又会说起刚刚那位朋友的坏话。我也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我讨厌这样的自己，真的讨厌，但我没有改过自新。我曾经希望我的母亲和兄弟们死于车祸，这样就只剩我和父亲相依为命了，大家都会可怜我。”
“我是认真的，神父。”
詹姆斯修女往桌前倾了倾身。“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她说，“也许年龄比你还要再大一些。我父亲晚上洗澡的时候，我就去翻他的钱包。我不偷钞票，只会拿上几枚硬币，有时候只拿一毛钱。他根本不会注意到。其实我向父亲要钱的话，他肯定会给我，但我更喜欢偷。从父亲那里偷钱让我感觉很糟糕，但我还是照做不误。”
“好的。很好。你还有别的要忏悔的吗？”
“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詹姆斯修女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总会有那么一天，等你回望过去时，你会发现那些过错再寻常不过了。但你必须忏悔。如果闷在心里，只会觉得越来越糟。”她补充说，“我不是让你跟我坦白，知道吧。那与我无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是过来人。”
“我会在背后中伤别人。”
她就这么等着，等到我抬起头。我这才发现她比我原先以为的还要年轻。并不是说我之前就很关注她的年龄。我只会注意到那些拄着拐杖或者长着胡须的老修女，她们似乎脱离了时间，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和詹姆斯修女之间只隔着张反光桌子，距离很近——我开始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她。我看得出来这位与我母亲年纪相仿的女人焦急地想要帮助我，却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她的善意大大地冲击了我。我眼眶灼热，喉咙也堵住了。如果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一定会向她“投降”的。
“在背后中伤别人？”
“我忘了给你餐巾纸了，”她说，“把手舔干净吧。别害羞。”
“朋友不在我旁边时，我会说他们的坏话。”
我盯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双手。
“那也是不对的。”他说。
“也许是你往坏的一面去想了。”她说。
“的确不对，神父。”
“我知道。”
“那当然是不对的。如果你总这样做，肯定会被朋友抛弃的。听我一句劝，如果失去朋友，生活将失去意义。”
“没什么好怕的。”
“好的，神父。”
“是的，修女。”
“你真的打算改过自新吗？”
“你需要吃点饼干。”她把一包奥利奥放到盘子上，递给我。然后她也坐下了。她双臂交叉，手藏在袖子里，看着我吃饼干、喝牛奶。她终于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舌头打结了？”
“是的，神父。”
“没事的，修女。”
“很好。请说到做到，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还有别的要忏悔的吗？”
詹姆斯修女和我走进寓所厨房。我坐在钢制裁剪桌旁，她给我倒了一杯牛奶。“要不要来一些饼干？”她问。
“我有很糟糕的想法，神父。”
“我们会准时到的，神父。”
“好的。这样吧，”他说，“不如我们下次再聊？你今天忏悔得够多了。”
“我们稍后再试一次，怎么样？二十分钟后见？”
牧师为我补赎，并宽恕了我。我离开忏悔室，听到他把自己那扇门打开又关上。詹姆斯修女又朝我走来，陪我一起等着牧师。他重重地喘着气，用一只手扶着柱子才站稳了。他把另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很好，”他说，“的确很好。”他捏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是个好男孩，詹姆斯修女。”
她点点头。
她微笑着：“我知道他是个好男孩。神父。我知道。”
“没别的，就是他有点紧张，”牧师说，“他需要放松一下。给他来杯牛奶吧，或许有帮助。”
后来，罗伊送给我一把口径为0.22英寸的温彻斯特步枪，就是用这把枪我学会了射击。这款泵动式步枪十分轻巧，平衡性极佳，核桃木弹匣油黑发亮。罗伊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带着这把枪了，它现在看上去还跟新的似的。甚至比新买的还要好。经过长时间地使用后，这把枪的按压效果如丝般顺滑，如此优质的木料现在也几乎绝迹了。
“怎么了，神父？”
这份礼物并非从天而降。罗伊是个小气鬼，也不善解人意，但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决心得到那支步枪。要想独立自主，要想真正融入西部，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比如捕猎、骑马看管牧群、当兵、执法——首先得有武器。我需要那支步枪，不仅仅因为喜欢那支枪本身，还因为它让我变得完整了。
牧师很快也走出来了。他年纪很大，个子很高，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他站得离我很近，我抬头看他时，都能瞧见他那白色的鼻毛。他身上烟味很重。“我们刚准备开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说。
母亲说我不能接受这份礼物，绝对不行。罗伊把步枪拿了回去，但向我保证他会说服她的。他无法想象有人竟会拒绝他送的东西，他认为这是在故意和他作对，是虚伪的表现。平日里他总是寡言少语，但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开始不依不饶地抱怨起来了。他会跟着母亲穿梭于各个房间，不停地发着牢骚，音调刚好能让她神经紧张，最终竟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只要他能停止抱怨，她什么都愿意做。
她看着我。我能看出她很好奇，但她什么也没有问。
几天后，母亲就让步了。她让我保证，除非有她和罗伊在，否则我不能私自拿取或触碰这把枪，只有这样，我才能拥有这支步枪。好的，我说。当然了，合情合理。但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满意。她显然不乐意让我持有步枪。罗伊说，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有好几支步枪了，但母亲还是不放心。她信不过我。罗伊说现在是时候来考验我了。
“他让我在门外等一等。”我跟她说。
接下来的一周左右，我都恪守诺言。但现在天气变暖了，罗伊常常出门。到后来，放学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公寓里，百无聊赖，我便决定把步枪拿出来擦一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只是擦一擦，不干别的。只是将这把枪拆开、上油，用亚麻籽油擦拭枪匣，给八角形的枪管抛抛光，再将其置于光下以确认枪膛是否完美无瑕，这样就足够了。但我还是没忍住。擦完步枪，我又开始举着它在公寓里迈起正步，在镜子前摆出英勇的姿势。罗伊还留着一件旧军装，有时候我会穿上这件衣服，再搭配些狩猎装备——皮毛军帽、迷彩大衣和几乎齐膝高的靴子——看上去就和士兵一样。
我站起来，离开忏悔室。詹姆斯修女本来倚靠着墙，现在朝我走来。“现在感觉还行吧，是不是？”她问。
穿上迷彩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狙击手，很快我也开始表现得像个狙击手。我在前窗旁的沙发上造了个秘密窝点。拉上窗帘，公寓就变暗了，我守在自己的据点。我用枪管把窗帘拨开，视线紧紧跟着路上的行人或车辆。一开始，我模仿射击的声音——锵！锵！然后我开始扳上扳机，准备射击。
“那我们就这么做。在门外稍等片刻吧。”
罗伊把弹药都藏在橱柜内的一个金属盒里。我对公寓中所有物品的藏匿点都了如指掌，这个也不例外。盒子里有大口径子弹，也有放在底部的0.22英寸的小子弹，就像夜晚时分男人随意丢在抽屉里的几美分硬币。我拿了一些，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有了这些子弹，我就可以装填步枪了。我扳上扳机，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手指轻轻地搭在扳机上，瞄准任何走过的人……当他们经过窗下时，我有时都不得不咬紧嘴唇，忍住不笑，令我欣喜若狂的是这些人的生死都掌握在我手中，但他们却荒谬而无知地以为自己很安全。
“悉听尊便，神父。”
但渐渐地，这种无知不再令我发笑，反而激怒了我。这是一股奇怪的戾气。多年后，我与战友又感受到了这股戾气，当时我们正使唤着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而他们竟敢顶嘴。只有获得认可、让人害怕，才能感受到强权所带来的快感。无权者的无畏精神，能让当权者气得发狂。
“嗯，你刚才就是太紧张了。我们等会儿再来一次，怎么样？可以吗？”
一天下午，我扣动了扳机。我必须射击。我在街上找来找去。街道空荡荡的，只有两只松鼠在电话线上你追我赶。我紧紧盯着其中一只。等它一停下，我就开枪了。那只松鼠直直地掉到了马路上。我缩到窗帘后边，注意外面的动静，我觉得肯定有人听到枪声或者看到松鼠掉下来了。但在我听来惊天动地的声音，对邻居来说，可能不过是关上橱柜时发出的砰的一声。过了一会儿，我偷偷往街上瞥了一眼。松鼠一动不动，看上去像某人遗落的围巾。
我说：“对的。”
等到母亲下班回家，我跟她说，街上有一只死松鼠。她和我一样，都很喜欢动物。她取下装面包的袋子，和我一起走到街上，看着那只松鼠。“可怜的小东西。”她说。她把手套上袋子，然后拿起松鼠，再将袋子朝外翻，把松鼠裹住。我们把它埋在公寓后面，用冰棒棍搭了个十字架，我全程号啕大哭。
“我想你已经好好想过了吧。对吗？”
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又开始放声哭泣。最后我起床跪倒在地，学着人家做祷告。然后模仿别人得到上帝的安慰和启示。我不再哭了。我对自己微笑，心里勉勉强强涌起一股暖流。然后我爬回床上，满脸幸福地望着天花板，慢慢就睡着了。
“是的，神父。”
接下来的几天，每当我知道回家后只有自己一人时，我就会避免回去独自待在公寓。我又开始在城市里闲逛，或者和我的摩门教朋友们混在一起。其中有个男孩在开学第一天就引人注目，当老师念到“布恩”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大声喊道：“嘿！——与丹尼尔·布恩(14)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很快就念到他自己的名字了，原来他叫克洛科特(15)。顿时引发哄堂大笑，这令他很困惑。他没有生气，只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父亲幽默风趣，挺喜欢小孩的，过去常常带我们一群人去游泳，还带我们去听摩门大教堂合唱团(16)的青年音乐会。克洛科特先生后来成了犹他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正是他批准通过了加里·吉尔摩(17)的死刑请求。
“叫我神父。我是一位牧师，不是绅士。听着，不管你在这里说了什么，都不会被泄露的，这点你应该清楚吧。”
虽然我刻意不待在公寓，但我觉得自己迟早会把步枪再拿出来。我想象中的自己总是全副武装的。因为我不了解自己，所以总是沉迷于各种自我想象，无论这些形象有多怪诞，都会让我欲罢不能。我现在才看清这一点。但现在的我无法给当时的自己提供任何帮助，不管是在这件事上，还是在后来发生的其他事情上。当时的自己是触不可及的。
“是的，先生。”
有天下午，我陪一位朋友走回他家。他进门后，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就站起来开始往家走，脚步飞快。公寓里没人。我把步枪拿出来擦了擦，又把它放回去。吃了个三明治，然后再次拿出步枪。我没有往里面装子弹，但我关掉了灯，拉下窗帘，又回到了沙发上的据点。
“你似乎碰到什么麻烦事了。”他的声音深沉而沙哑。
接下来几天，我都在外面晃荡。然后又回到公寓里。我瞄准路过的人，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又开始挑逗自己，没给步枪装子弹，但却扳上了扳机，慢慢耗尽自己的耐心，就像等待一颗松动的牙齿自然脱落。我眼看着一辆车开远，又看到另一辆车从山脚下拐出来。我瞄准这辆车，把步枪放低。我不记得自己以前是否见过这类特殊的汽车，但根据车型和颜色来看——车很大，是素净的蓝色——这里面坐着的应该是政府工作人员或者修女。你可以通过车窗上映出的头饰和开车的方式来做出判断，修女通常会开得很慢，紧张兮兮的。满载修女的车会散发出一种紧张的气息，隔着很远就能感觉到。
我双手合十，闭上眼睛，等着他说些什么。
汽车慢慢爬上了山坡。靠近我们这幢公寓时，车移动得越来越慢，最后停住了。副驾驶侧的车门打开了，走出来的竟是詹姆斯修女。我把头缩了回来。等我再次向外看时，发现汽车还在那儿，詹姆斯修女却不见了。我知道公寓的门是锁着的——我把步枪拿出来的时候，总会把门锁上——但我还是走到门边，再次确认了一下。我听到她走上台阶的声音。她在吹口哨。她在门外停下，敲了敲门。听上去像在发出命令似的。她一边等着，一边继续吹着口哨。她又敲了敲门。
我听到有人在另一侧发出沉重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他问道：“嗯？”
我待在原地，一动不动，不敢出声，手里握着步枪，害怕詹姆斯修女会以某种方式通过这扇门，把我抓个现形。她会怎么想呢？她会怎么看待步枪、皮帽、制服和这个暗乎乎的房间呢？她会怎么看我呢？我担心她会对我不满，但我更担心的是，她可能根本没法理解这一切，甚至可能把这当成笑话来看。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如此靠近这样强健的一个形象，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贫乏，意识到服装和道具的荒唐可笑。我不想让她进门。但与此同时，我又希望她能进门，真是矛盾。
按照我们所学的那样，我双膝跪下，面朝屏风，说道：“保佑我吧神父，因为我犯了罪。”
片刻之后，一个信封从门下滑了进来，接着我听见詹姆斯修女从台阶上走了下去。我走到窗前，看着她弯下腰坐进汽车，一只手提起长袍，另一只手扶着座椅。她拾掇好、坐稳，再关上门，汽车缓缓地驶上了山坡。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们走到教堂，沿着侧廊走到忏悔室。詹姆斯修女为我打开了门。“进去吧，”她说，“好好忏悔。”
这封信是给沃尔夫太太（我母亲）的。我把信封撕开，看便条上写了什么。原来詹姆斯修女要我母亲给她打电话。我在水槽里把信封和便条烧掉了，又把灰烬冲进了下水道。
“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她说，“反正死不了。”
罗伊正在餐桌上绑制飞蝇饵。我一边喝百事可乐，一边看着他。他弯腰凑近，专心致志地念叨着什么。他未加思索便问道：“你想要有个小弟弟吗？”
进入神父寓所的时候，我和詹姆斯修女相遇了。她问我是否准备好了，我说是的。
“小弟弟？”
我想了想自己要忏悔什么，但我无法将自己的过错一一拆解开来。要挑出一个特定的罪恶来告解，就好像在沼泽里钓鱼，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拽着你，你一开始以为很有希望，然后慢慢地感受到了阻力，最终变得绝望，因为你意识到鱼竿已经碰到河底了。另一端是整个星球，根本不可能拉得起来。我一点想法都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最终我还是硬撑着准时到了神父寓所。如果不去，我之前的逃课经历也会一并引起注意，詹姆斯修女可能会因此去拜访我母亲。我可不能让她们俩碰面交换意见。
他点了点头：“我和你母亲一直在考虑组建一个家庭。”
复活节期间，我与教理问答课上的其他几个人一起受洗。在领圣餐之前，我们应当进行忏悔，那一周，詹姆斯修女为我们每个人都定了时间，让我们来到神父寓所，由她陪同我们去忏悔室。她会在外面等着我们，直到我们忏悔完毕，再引导我们补赎。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主意，说真的，听到这话我都僵住了。
那天深夜，我醒了，听到罗伊在以他独有的方式低声发牢骚，不同的词语连成一串模糊的长音，透过墙壁传到我这边。他的抱怨似乎没完没了。然后我听到母亲说：“购物！我当时去购物了！难道我不能去购物吗？”罗伊继续嘟嘟囔囔。我躺在床上，抱着毛绒玩具熊，其实我已经过了抱玩具熊的年纪了，也向母亲保证过等到正式改名字时，我就把这只小熊丢掉。月光洒满了我的房间，房间位于公寓的末端，没有暖气。在这样月色明亮清冷的夜晚，我呼出来的气都变成了白雾，直到再次入睡。
他抬起头，不再看着老虎钳。“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早就像一家人了。”他说。
很多次，我们吃晚餐的时候谁都不说话，那天晚上便是如此。吃完饭，母亲拿出了她的打字机。为了得到这份当秘书的工作，她撒谎说自己打字很快，以至于老板给她安排了过多的工作。这意味着她必须在晚上加班，把白天在办公室没完成的报告打完。在她打字的时候，罗伊一边擦着步枪，一边生气地看着她，而我在给爱丽丝写信。我把信塞到信封里，托母亲帮我邮寄。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我说：“我想是的。”
“我不知道你这是要骗谁，”罗伊对她说，“就连你的孩子都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他转身走回客厅。母亲闭上眼又睁开，继续搅拌着酱汁。
“我们过得很开心。”他再次低头望着老虎钳，“很开心。我们正在考虑，”他说，“这房子里再添个小家伙多好呀。你可以教他学东西，可以教他射击。”
罗伊对我笑了笑，我屈服了，我也冲他笑了一下。
我点点头。
她点点头。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他说，“不过，我还没想好给他取什么名字。你觉得叫比尔怎么样？”
“棒极了，”罗伊说，“步行回来的路上还顺利吗？”
我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是的，真不错。”
“比尔，”罗伊说道，“比尔。比尔。”他又不说话了，盯着台钳上的飞蝇，双手放在桌子上。我喝完百事可乐，就走出了厨房。
“出门的感觉很好吧。”
翌日，我和母亲一起吃早餐时，罗伊把渔具和露营装备搬到了吉普上。当我准备去上学时，他正在车后捆着什么东西。我朝他大喊：“祝你好运！”他向我挥了挥手，没想到这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等我放学回到家，发现手提箱摊开放在床上，母亲正在叠衣服，并把它们塞进箱子。另外两个手提箱已经装满了。她在自哼自唱。她脸色泛红，动作轻快而笃定，全身上下散发出欢乐的气息。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又要出远门了，我甚至都不需要通过手提箱来判断。
“忙得跳脚。”她说。她啜了一口啤酒，舔了舔嘴唇。
她问我怎么没去射箭，丝毫没有起疑心。
“忙到一分钟都停不下来，是吧？”
“老师取消课程了。”我告诉她。
“的确很忙，特别忙。”
“太好了，”她说，“我本来还打算去找你的。你去看看房间里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罗伊靠在冰箱上。“今天很忙？”
“我们要去别的地方？”
“打野猫。”母亲冷冷地重复道。她讨厌这个词。
“是的。”她抻了抻一条裙子，“我们当然要去别的地方了。”
罗伊说：“我们出去之后打掉了几个瓶子，然后我们就去打野猫了。”
“要去哪里？”
“挺好的，”我说，“蛮好的。”
她笑了笑：“我不知道。有什么建议吗？”
“箭射得怎么样？”她问道。
“凤凰城。”我立即说道。
母亲搅拌酱汁的时候，用一只手搂着我的肩膀。她旁边的柜台上放着一杯啤酒。
她没有问为什么。她把裙子放入挂衣袋里，然后说：“真是太巧了，我也想着去凤凰城。我还拿了份凤凰城的报纸，那里有很多工作机会。西雅图也是。你觉得去西雅图怎么样？”
我们进屋时，母亲正一边做饭，一边听着歌。窗户上蒙着一层水蒸气。罗伊看着我走到炉边，靠在她身上。他一直看着我，直到我回看他。然后他眨了眨眼。我知道他想让我也眨眨眼，我也知道，如果我眨眼，就是表明我跟他在同一条战线。
我坐在床上，仿佛感受到了坐飞机的眩晕感。我双腿发颤，感觉自己咧嘴笑了起来，一切都在加速。我问道：“那罗伊怎么办？”
他终于停下来了。我们就这样静坐了几分钟。当他看起来好些时，我问他是否可以回家了。他点了点头，看都不看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擤了擤鼻涕，又把手帕收了起来。
她继续整理行李。“什么叫‘他怎么办’？”
一个下午，我们把她跟丢了。大楼要关门的时候，人流涌出，但母亲不在其中。罗伊等了一会儿，仔细瞧着上面黑暗的窗户，看着门卫锁门。然后他变得惊慌失措。他立马给吉普挂挡，绕着街区飙车。他再次停在这幢建筑物前面，关掉引擎，开始喃喃自语。“是的，”他说，“好吧，好吧。”说完再次启动引擎。他又绕街区开了一圈，然后冲过附近的街道，交替踩着刹车和油门，他脸上满是泪水，像祈求者一样翕动着嘴唇。这一幕在萨拉索塔曾经发生过，我晓得这种时候最好保持沉默。我只是紧紧抓住乘客把手，努力表现得镇定自若。
“我不知道。他也要一起走吗？”
从沙漠回来的路上，罗伊会把车停在保险公司附近，那是母亲工作的地方，在得知肯尼科特矿业公司确实倒闭了之后，她便在这家保险公司当起了秘书。他在外面等着她下班。然后他会跟着她回家，在道路上闲逛，时不时把吉普开进私家车道，让母亲走在前面，与她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再驶出车道，尾随母亲，确保能看到她的身影。母亲但凡往身后看上一眼，就会立刻发现这辆熟悉的吉普。但她从没有往后望过。她像军人一样大踏步前进，肩膀挺直，头高高昂起，从不回头看。罗伊这样做，好像在和我们玩游戏。我知道这不是游戏，但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答应他会守口如瓶。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他不会一起去的。”她说希望我可以接受这一现实。
我曾把罗伊当作男人的典范。母亲肯定也有过这种想法，但那只是曾经。我觉得我应当喜欢他，也假装自己喜欢他，甚至渴求他的陪伴。他只对我发过一次火。我曾发现，母亲用的烹调油在黑光照耀下会闪着磷光，看上去像铀，于是有一天，我就把烹调油洒在我们带回家的一些岩石上。罗伊看着它们，激动得要发狂。我不得不告诉他为何我笑得这么厉害，他便不高兴了。他恶狠狠地看着我。他站了好一会儿，一直用这种表情盯着我，最后说道：“这一点都不好笑。”那天晚上，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我没回答。我怕说了不该说的话，万一他们又和好了，她会耿耿于怀。其实我很高兴能再次上路，也很高兴我们俩又相依为命了。
母亲没有告诉我她和罗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告诉我罗伊为什么威胁她，为什么动不动就施暴。在我面前，她还像从前那样，足智多谋，笑点很低。只是偶尔会有一些夜晚，她坐着哭个不停。我会过去安慰她，却从来都不知道她为何而哭。天亮后，我就把这些事儿抛在脑后。如果说还有其他异常情况，那只能是我没注意到。多年来，罗伊的怪异举止以及我们仨怪异的同居生活，对我来说早已变得稀松平常。
“我知道你们俩很亲密。”她说。
在这些短途旅行中，罗伊寡言少语。每隔一会儿，他就瞅着我笑，随后又把视线移开。他似乎总是陷入沉思，透过太阳镜望着马路，风拨弄着他那完美的波浪鬈发。罗伊很帅，是受男孩子欢迎的那种传统型帅哥。他有个文身。他上过战场，但却对此缄默不语，透着英雄气概。他举止优雅。必要的时候，他还会修理吉普，不过他更喜欢穿过半个犹他州去找一个技工来修，技工的信息是他从酒吧某个大嘴巴那里听来的。他是个专业的猎人，总是能逮到猎物。他教我和我母亲射击，他教得太好了，母亲后来甚至打得比他还准——是一个真正的神枪手。
“没那么亲密。”
罗伊没有工作。他继承了一小笔遗产，又申请了弗吉尼亚州的伤残福利金。他声称如果自己出去工作，就会失去这份补贴。在他没去打猎、没去钓鱼、没去盯梢我母亲的时候，他就会坐在餐桌旁，叼着根雪茄，透过面前弥漫的烟雾，眯着眼阅读《射手圣经》。他见到我时，总是显得很高兴。走运的话，他会在吉普里放上几支步枪，带着我开车去沙漠，对着罐子射击，去寻找铀矿石。受我母亲的影响，他也染上“铀瘾”了。
她说现在没有时间跟我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等以后有空再说。她努力装得一本正经，但其实都快笑出来了，我也跟她一样。
我们刚到盐湖城没几周，一直尾随我们的罗伊也露面了。他在小镇另一头租了个房间，但大部分时候都待在我们的公寓里，他明确表示，只要我母亲循规蹈矩，他就不会有任何怨言。
“最好检查下你的房间。”母亲又对我说。
这就是我放学后消磨时光的方式。我偶尔会感到孤独，但这种感觉并不常有。然后我就会回家去找罗伊。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我还给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笔友写长长的信，她叫爱丽丝。自学期伊始，我们班就一直和她们班相互交换信件。按规定我们每月通一次信，但我每周至少给她写一封信，每次都要写上十页、十二页乃至十五页。在信里，我声称自己养了一匹叫“斯迈利”的帕洛米诺马，每次在父亲的“雷兹必”牧场上遭遇美洲狮、响尾蛇和成群的丛林狼时，斯迈利都陪伴着我。如果我没在牧场上忙活，我要么就去喂养德国牧羊犬，要么就为几支田径队效劳。尽管爱丽丝的回信写得很简短，也不定时回复，但我相信她一定很崇拜我，我想象自己有一天站在她家门口，接受她的膜拜。
“马上，越快越好。”
一有机会，我就和学校里的男孩混在一起。但他们家里都信摩门教。除了去学习摩门教义，他们还有很多空闲时间，但他们的父母不愿让他们跑远。大部分下午，我都无所事事而且神思恍惚，四处晃荡。我走到市区，盯着商品看。我想象自己被街上的各色路人领养。有时候，看到远处一个身着西装，但面容不清的男人朝我这个方向走来，我就会做好准备，打算与“父亲”相认。然后我们会擦肩而过，几分钟后我会选择另一个人来玩这个游戏。只要有人愿意和我交谈，我就会和他聊起来。我想上厕所时，就去敲离得最近的房门，请求使用卫生间。从来没有人拒绝过我。我坐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和他们的小狗一起玩。小狗们都认识了我——它们等着我年底再来玩。
母亲打包好行李，我也喝完了一碗汤。她提着手提箱走进前厅，到拐角处去叫出租车。这时候我记起来步枪还没拿。我跑到橱柜那边，看到了罗伊的东西，他的靴子、夹克和弹药盒都还在那边。我拿着步枪走回客厅，等母亲回来。
在她身边我会感到心虚。我开始逃课，不去射箭，甚至还旷掉了几次教理问答课。母亲没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这些变化。当时我们还没有买电话，她也从未去过教堂。她觉得这样对我比较好，但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样对她比较好，尤其是她离婚后又和罗伊纠缠不清，她离开佛罗里达原本可是为了摆脱这个男人的。
“不准带走这个。”她看到步枪，冲我说道。
詹姆斯修女与此无关。这次的弓箭事件对她来说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她看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在做一些男孩爱做的蠢事。但我开始感觉她看透了我，我想她现在肯定花了好些时间在想我是多么坏的男孩。
“这是我的枪。”我说。
我突然感觉心中有愧，不知怎的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这种感觉以前就有过，我越发确信除了母亲以外的所有人都看透了我，都讨厌我。按理说我不该有这种感觉的。我以为自己已经把这种感觉留在了佛罗里达州，一同留下的还有我对于打架的恐惧和面对女孩的羞涩，但没想到它一直阴魂不散。
“别闹，”她对我说，“我受够这些东西了，我讨厌它们。给我放回去。”
詹姆斯修女正要说些什么，她的嘴巴是张开的。她先是看着瞄准她的箭头，又看着我。在她面前，我清醒过来了。我意识到自己都在干些什么。我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我终于放下了弓箭。我把箭从弓上卸下，开始为自己找借口，但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闭上了眼睛，挥了挥手，好像在驱赶小飞虫。“练习结束了。”她说。然后她转身走掉了，留我站在那边。
“这是我的枪，”我重复道，“是他给我的。”
游戏变得有趣起来了。我们所有人都曾与箭矢擦肩而过，这些经历在不断地被复述之后，就成了传奇。有一次，唐尼的钱包被击中了。还有一次，帕特里克的鞋子被射飞了。有些男孩恢复了理智，退出游戏，但我们剩下的人仍在继续。我们表现得天真无邪，从未认真思考过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事实上，就是要击倒某个人。在树林中，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把箭搭在弓上，拉开弦，专注于前方的动静，即使到了这种时候，我也从未想到自己可能会受伤或者伤及他人。那天下午，我正张弓搭箭，准备等目标一露面就开射，却听到背后窸窣作响。我转过身来。
“不行，我讨厌枪支。”
我们假装寻找掉落在靶场外面的箭，然后慢慢转移到树丛里，在那儿老修女看不见我们。游戏开始了。起初，我们只是匍匐着，设法让箭“锵”的一下射到离追捕对象最近的那棵树上。有一阵子，我们心满意足地认为这是绝佳的射击方式。但这种玩法对某些人来说太束手束脚了，于是其他人只能跟着改变规则，同样地，后来我的朋友们在用水球、石头和BB枪干架时，玩法也越来越刺激。
“妈妈，这是我的枪。”
隔壁邻居养了猫。这些猫习惯在教堂庭院里奔跑，它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从捕猎者变成了猎物——这些大印花布猫和橘猫晒着太阳，十分可爱地用尾巴缠绕着身子，脑袋歪来晃去，利箭从它们身边嗖地飞过。我们从未射中任何一只猫，就差那么一点点。最后，猫认清了自己的处境，选择退出这块领地。事已至此，我们便只好拿彼此当靶子。
她望向窗外：“不行，装不下了。”
我加入了射箭俱乐部。女孩子也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但没有人选。下雨天，我们在教堂的地下室里练习，晴天则到户外去。詹姆斯修女尽可能地看管我们；如果她没空，就由一位年长的近视眼修女来监督我们，她常常喊道“男孩们，男孩们”，想要以此管住我们。
她犯了个错误。既然她将问题具体化了，就再也无法拿原则来反驳我。“看，”我说，“装得下的。瞧，我可以把枪拆开。”她还没来得及阻止，我就拧开了固定螺栓，把步枪拆成两半。我把一个手提箱拖回到客厅，拉开拉链，将两半儿步枪塞在衣服中间。“看到了吧？”我说，“完全装得下。”
詹姆斯修女不愿让我们放学后乱跑乱窜。她担心我们会和公立学校的朋友们厮混在一起，可能会变成摩门教徒。为了让我们下午有事可干，她设立了射箭俱乐部、绘画俱乐部和国际象棋俱乐部，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加入其中一个。每周两次，不准缺勤。没有人想过违背她的要求。
她叉着手，闭口不言，看着我完成整套流程。她再次望向窗户。“那就带着吧，”她说，“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
那年秋天，每个星期我都会去上一次教理问答课，放学之后去。泛黄的落叶在窗外飘落，詹姆斯修女教导我们要过有信仰的生活。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女人。她动情的时候，就连那方下巴都在颤抖，她说话的时候，闪亮的无框眼镜背后的双眼变得炯炯有神。她根本坐不住，她总是在我们的书桌之间来回踱步，长袍碰到我们身上，窸窣作响。她既不缩手缩脚，也不羞羞答答。即便是关于性的话题，她也讲得绘声绘色、兴致勃勃。有时候她还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吹起口哨来。
外面在下雨，我们叫的出租车停住了。司机鸣着喇叭，母亲便从台阶上把其中一个手提箱抛了下去。司机看见了她，就出来帮忙，这个大块头穿着花哨的西部衬衫，身上都被雨淋湿了。我们在车上等着，他则回去把另外两件行李也拿过来。母亲开玩笑说他全身都湿透了，他也开她的玩笑，总望着后视镜，好像担心母亲突然消失似的。我们靠近灰狗站台时，他不再嬉皮笑脸了，而是低沉而急促地问了她一连串问题。我下车时，他把门给关上了，只留他们俩在车里。透过窗上的雨帘，我看到他在不停地说话，而母亲则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他们俩都下了车，他从后备厢里取出我们的行李。“你打定主意了，是吗？”他对她说。她点点头。她要付钱给他，他却说不要这个钱了，对他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但她又把钱塞给他，他就拿走了。
看到这惹恼了父亲，母亲感到很高兴，并护着我。她意识到，改名字似乎也不坏。说到底，父亲人在康涅狄格州，而我们可是来到了犹他州。虽然父亲当时很有钱——他与一位女百万富翁结婚了，早在和我母亲离婚前，他俩就同居了——但他什么也没给我们，甚至连那点少得可怜的法定抚养费也没给。我们勉强度日，没有他也照样活下去。现在我要改掉他给我起的名字，这难免会让他意识到点什么。
他开车离开后，母亲突然大笑起来。“偏偏整这么一出。”她说。我们把行李拖到大厅，母亲兀自笑着，她让我在长椅上坐会儿，由她去窗口购票。车站里只有我们和一户印第安家庭。他们所有人，就连那些小孩，都直视前方，一言不发。几分钟后，母亲买好票回来了。去凤凰城的巴士已经开走了，而下一班车要到那天深夜才发出，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几小时后有一辆前往波特兰的巴士，到了波特兰，再转去西雅图就很容易了。我装得若无其事，但母亲看出我很失望，就用一把零钱“收买”了我。我玩了一会儿弹球机，又为旅途备了些糖果，包括奶味糖豆、糖宝和爱达荷土豆片。不过，等到傍晚我们登上巴士的时候，大部分奶制品都已经进了我的肚子。别的乘客困惑而关切地望着我们。我们犹豫了一下，思考着要不要下车。但母亲拉起我的手，沿着过道走向座位，朝那些看着我们的人点点头，友善地微笑着。
他对我将要成为天主教徒也不满意。“我们家人，”他对我说，“一直都是新教徒。更确切地说，是圣公会教徒。”但实际上，他们是犹太人家族，而我直到十年后才知道这一真相。父亲极度不满，甚至让我哥哥在电话里教导我。我态度很不友善，杰弗里也并不真的在乎我是否改名，因此这事儿就告一段落了。
(1)北美洲的大陆分水岭（Continental Divide）是一系列将水系流域大致分隔成太平洋出海与大西洋／北冰洋出海的山脊。北起阿拉斯加的威尔士王子角，往南经过育空地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以及墨西哥，且实际上一直延伸到南美洲与安第斯山脉相连。
我父亲听到风声，从康涅狄格州打来电话，坚决不许我换掉他给我取的名字。他说这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名字。其实这不是真的，它仅仅只是听起来好像如此，正如他在古董店购买的家具只是看上去像是祖传家具而已，他为自己设计的盾徽也只是看上去像是来自某位骁勇男爵的，这位男爵终其一生都在与萨拉森人(13)血战，他沿着泥泞的道路冲锋陷阵，道路两旁都是农民和自由民。
(2)跳希米舞（shimmy）时，身体尽量保持不动，但快速抖动肩膀或臀部。此处的跳希米舞用来表达机动车不正常地振动。
我想管自己叫杰克，和杰克·伦敦同名。我觉得这样会让我变得和他一样强大，一样有才华。我几乎不太可能和名叫杰克的女孩当同班同学。我还很喜欢这名字的发音——杰克，杰克·沃尔夫。但我母亲却不乐意了，她既不喜欢我改名字这个做法，也不喜欢我的这个新名字。我并没有就此罢休。后来她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是我得去参加教理问答课。一旦我准备好加入教会，她就允许我拿乔纳森当教名，简称杰克。到秋季开学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别人我叫杰克。
(3)大章克申（Grand Junction）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
我来犹他州，并不是为了继续当过去的那个男孩。我想改头换面，实现“西部梦想”，梦想里混杂着自由、统治和不露声色的自立。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掉名字。在我离开佛罗里达州之前，有个新来的女插班生，她也叫托比，这让我们俩都羞得无地自容。
(4)莫卡辛鞋，是一种由鹿皮或其他软皮制成的鞋，前半部分通常有刺绣或其他装饰物，穿起来柔软而灵便。它是美洲原住民的一种传统鞋，后来移民到这里的欧洲人也开始穿着莫卡辛鞋。
因此我们继续向前，穿过沙漠。我们一边开车一边唱歌，唱爱尔兰民谣、美国民歌、大乐队蓝调。我迷上了《靛蓝色心情》。我生无可恋地反复低吟着“你不是蓝色的，不，不，不”，而母亲则盯着温度表，时刻照看着汽车引擎。我的喉咙变得干涩起来，嗓子都快哑了。反正我就是激动不已。我们的旅途就要结束啦。柏玛刮胡膏的广告和破破烂烂的里程牌都成了过去的风景。里程牌上的数字越来越小，我们靠着超大肺活量，高声喊出上面的数字。
(5)萨拉索塔（Sarasota）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县，位于佛罗里达半岛西岸，临墨西哥湾。
母亲仔细考虑了一下。最终，她从一个穷人手中买下了一个盖革计数器，这种黑灯照到有铀的地方就会发亮。随后我们出发前往盐湖城。母亲认为附近一定有矿石。从来没有人在这里找到过铀，这意味着我们几乎独享这块地盘。为了维持生计，她打算在肯尼科特矿业公司工作。不久之前，她还在佛罗里达州的时候，就给该公司负责人事的员工发了问询信，并收到此人的回复，他劝告她不要来，在盐湖城找不到工作，他自己所在的公司也即将倒闭。他回信的口吻是如此友善！母亲坚信自己会在他那边找到工作。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6)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西边，被视作财富、名利的代表和象征。
目睹卡车坠崖的次日，我们到了犹他州。我们来得太迟了——迟了好几个月。摩押(12)和其他矿产小镇已人满为患。所有的汽车旅馆都住满了人。当地居民已经对外出租卧室、客厅和车库，现在又开放了前院，为拖车式活动房屋提供停放场所，每周收取租金一百美元，这相当于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她有工作的话。但是她找不到工作，周围的人们脾气越来越坏。这地区甚至出现了凶杀案。白天街上随处可见喝醉酒的、爱挑衅的女人。盖革计数器卖得很贵。每个人都叫我们继续往前开。
(7)大崩盘（the Crash）通常指1929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盘事件，影响到众多投资者。
等母亲找到铀矿藏时，她打算好好补偿一下自己。多年来，她一直辛勤工作，先是当一名冷饮售货员，随后又去学着当秘书，有时候几乎身无分文，有时候能勉强糊口。五年前，我们的小家庭破裂了。她与一个暴力男保持了长期的暧昧关系，忍受了无尽的痛苦。她要把这些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而我是她的左膀右臂。
(8)玫瑰花车游行（the Tournament of Roses）是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于每年1月1日举行的大型新年庆祝游行，起源于1890年。每年来自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用玫瑰花与各种花朵装饰的大型花车、乐队及游行队伍，吸引了许多观众。
我们本来也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在犹他州，真的有人可以一夜暴富。并不一定非要当上采矿工程师或矿物学家才能赚钱，只需要一个盖革计数器(11)，就能致富。我们正前往铀矿，在那里，母亲将找到一份工作，并擦亮眼睛，处处留神。一旦她摸到门道，便会开始勘探自己的铀矿。
(9)杰基·库根（Jakie Coogan），好莱坞演员，无声影片时代的杰出童星，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
在我们等待“纳什漫步者”轿车降温的时间里，母亲告诉了我有关“那些汽车”的事情——我本来是可以亲眼看到那些汽车的！她老爸开的是一辆富兰克林牌旅行车。她曾被一个男孩追求，这个男孩拥有自己的克莱斯勒敞篷车，车上装有车载音乐喇叭。当然了，还必须提到她的邻居埃尔南德斯一家，他们在自家仙人掌农场底下发现石油后，就从墨西哥搬了出来。这是个大家庭。当人们以为他们会集体出行时，他们却各开各车，全是皮尔斯-阿罗牌的。
(10)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和玛莉安·戴维斯（Marion Davies）均为好莱坞影星。
一旦抵达我们梦想中的西部，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母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住在比弗利山庄(6)。她对美国股市大崩盘(7)前的加利福尼亚州有着满满的回忆，这些使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遐想。她的父亲——她管他叫“老爸”——曾经是一名海军军官，拥有百万股票资产。当时，他们一家子住在带塔楼的大豪宅里。但是后来她老爸输光了自己和所有爱尔兰裔穷亲戚的钱，躲到国外去了。在此之前举行的玫瑰花车游行(8)中，母亲与其他三个女孩被选中站上比弗利山庄的“彩虹尽头”主题彩车，而该彩车在大家的掌声中摘得年度大奖。她曾经见过杰基·库根(9)。她与哈罗德·劳埃德和玛莉安·戴维斯(10)合过影，这两位主演的电影《水手》是在她老爸的船上拍摄的。老爸还在海上的时候，她和她的母亲过着梦幻般的生活，还会一连几天扮演着姐妹的角色。
(11)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是一种专门探测电离辐射（α粒子、β粒子、γ射线和X射线）强度的记数仪器。
每隔几个小时，我们的“纳什漫步者”轿车就会“沸腾”一番。母亲花了本就不多的原本用于投资矿产的钱，但仍没有找到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修理工。我们只能等着它自己冷却下来，再继续上路，反反复复，周而复始。（母亲由此非常讨厌这台发动机，在我们刚到犹他州后不久，她就把车送给了在自助餐厅碰到的一位妇女。）晚上，我们睡在沼泽般阴暗、潮湿的房间里，车前灯在房间墙面上下扫动，蚊子在耳朵边上嗡嗡作响，外面高速公路上传来绵延不绝的车胎的嘎吱声。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占据我身心的，是母亲的自由，是她重获自由的欣喜，是她想要改变命运的梦想。
(12)摩押（Moab）位于美国犹他州格兰德县，距离盐湖城东南374千米。
夏末，我刚刚过完十岁生日，我们就离开了萨拉索塔(5)，一路向西。天空低沉，越变越暗，最终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而后又复归平静，空气湿漉漉的。我们途经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时不时在小镇上停下来，等待发动机降温。小镇上的居民走路慢吞吞的，仿佛患有关节炎似的，说话带着很浓的当地口音，并且声音短促。满口蛀牙的懒汉们围着汽车，往这位来自美国北部的漂亮太太和她的儿子手里塞花生，争论着哪一条路才是最近的。当我们驶过时，聚在花坛那里的妇女们会抬起头来，或者在门廊上看着我们；她们有时候面无表情，有时候朝我们点点头，挥扇示意。
(13)萨拉森人（Saracen）是中世纪时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那是1955年，为了摆脱那个令母亲害怕的男人，也为了开采铀矿致富，我们从佛罗里达州驱车前往犹他州。我们就要时来运转了。
(14)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1734—1820），肯塔基州著名的拓荒先驱。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她一直看着我，抚摩着我，把我的头发往后梳。我觉得是时候怂恿她买些纪念品了。我知道她没有钱买，我也一直控制自己不去索取，但现在看她心里不设防，我又忍不住了。于是，当我们离开大章克申(3)时，我成功拥有了一条印第安串珠腰带、一双镶珠莫卡辛鞋(4)以及一匹青铜马，马身上还挂着可装卸的皮雕马鞍。
(15)大卫·克洛科特（David Crockett，1786—1836），美国开发西部时代的传奇人物，曾当选代表田纳西州西部的众议员，因参与得克萨斯独立运动而战死。
等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有好些人围在卡车坠毁的悬崖边上。这辆车冲出护栏，直直跌落数百米，四脚朝天地躺在了河中的巨石之间。它看起来小得可怜。一股浓浓的黑烟从驾驶室内升起，飘散在风中。母亲询问是否有人去报警了。已经有人去了。我们和其他人站在悬崖边上，没人说话。母亲双手搂住我的肩膀。
(16)摩门大教堂合唱团（tabernacle choir）创立于1847年，在博览会、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著名音乐厅等多处演出，被称为“美国合唱团”。
气喇叭声渐行渐远，消失在风中，徒留树木在风中叹息。
(17)加里·吉尔摩（Gary Gilmore）是犹他州一名罪行累累的杀人犯，他拒绝终身囚禁，公开要求执行枪决，是美国恢复死刑后处死的第一人。这桩发生在1977年的案子引起了广泛关注，作家诺曼·梅勒据此创作了小说《刽子手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