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是一片令人不可思议的静寂——昨天还有那么多的人在街上喧闹叫喊，而今天都躲进了家中，在默默地回味着那不同寻常的日子。
她记起还没进行祷告，就站了起来，走到圣像前面，默默站立了几分钟后，又坐了下来——内心十分空虚。
突然，一个还是在她少年时偶然见到的场面涌进了她的脑海：在古老的扎乌萨伊洛夫家的花园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长着茂盛的睡莲。在秋天一个灰暗的白天，她在池塘边走过，见到池塘中央停着一只船。池塘显得灰暗而平静。小船仿佛是粘在被黄色的落叶浓密地覆盖着的黑色水面之上。这条既无水手又无桨的小船，孤零零一动不动地停在那灰暗的水上，停在那枯叶之中，这个强烈的印象在她心中引起一种莫名的哀伤。那时，母亲久久地伫立在池塘边上，想：是谁把这只船推离了岸边？为什么？当天晚上她才知道：扎乌萨伊洛夫家管家的妻子——一个长着一头总是散披着黑发而动作敏捷的小个子女人，投在这池塘里自尽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母亲用手抹了抹脸，思绪却仍因昨天所留下的印象而不寒而栗。饱含着这种思绪，她长久地坐着，目光盯着那已经冷却的泡了茶的茶杯上。而在内心深处却燃起了一种想见到一个聪明而纯朴的人，向他询问许多问题的强烈愿望。
她站起来，脸没洗，祷告也没做，开始收拾房间。在厨房里，落入她第一眼的是一根带有红旗的木杆；她愤愤地把它抓在手里，想把它塞进炉子底下去。但是，她叹了口气，将红旗从木杆上取了下来，仔细地将它折好藏到口袋里，把木棍顶在膝盖上折断，扔到炉子前的小台上。然后，她用水将窗户和地板抹了一遍，搁好开水壶，穿好衣服。在厨房的窗口前坐下来之后，一个问题又重新摆在了她的面前：
仿佛是回应她这一愿望一样，午饭后，尼古拉·依凡诺维奇出现了。但当她见到他时，她突然又感到惊恐不安起来，连他的问候也没回答，就低声说道：
她吓醒了。仿佛有一只不知是谁的粗糙而沉重的手抓住了她的心脏，恶狠狠地玩着，慢慢地挤压着。催人上工的汽笛在不停地吼着，她清楚地知道这已经是第二遍了。房间里书籍和衣物杂乱无章地散落着——所有的东西都被搬动了，拆散了。地板脏得一塌糊涂。
“哎呀，我的兄弟，你不该来这里！你太大意了！要是别人看见了你，你也会锒铛入狱的！”
他尽量放高声音唱着。母亲跟在他后面走着。突然，她绊了一跤，飞快地跌进一个无底的深渊；而深渊悲号着朝她迎面扑来……
他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扶了扶眼镜，将脸凑近母亲，匆忙地对母亲说：
“放声唱吧！”霍霍尔说道，“生活就是这样！”
“您知道吗，我跟巴维尔和安德烈已有约在先：如果他们被捕了的话，我在第二天就要把您转移到城里去住！”他亲切而又担心地说，“您家里被搜查过吗？”
街道很脏。人们从房屋的窗口里探出身来，吹着口哨，喊叫着，挥舞着双手。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人们无处躲。
“搜查了。什么都翻遍了，摸到了。这些人既无羞耻，又无良心！”她大声说道。
“他们派给了我这么重的活……”
“他们懂得什么羞耻？”尼古拉耸耸肩膀说道，然后开始向她解释：为什么她应搬到城里去住。
她弯下腰，抱起婴儿，放在木板车上；尼古拉推着车慢慢地走着，哈哈大笑地说道：
母亲听着他那亲切和关怀的声音，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望着他。她听不懂他的忠告，却为自己对这个人竟抱有一种亲切的信任感而感到惊讶。
霍霍尔唱道，将手放在背后，微笑着。
“如果这是巴沙的心愿，”她说，“而又不妨碍您的话……”
基督死而复活了！
他打断她的话：
“别扔下孩子！抱起他……”
“这您就不必操心了。我一个人住，只有姐姐偶尔来来。”
“抓住他们！”站在教堂中央的神父突然吼道。法衣从他身上消失了，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部灰色的威严的胡须。人们往四面八方奔逃。助祭将长链手提香炉扔到一边，双手抱住脑袋，跑起来。他很像霍霍尔。婴儿从母亲的手中掉到地板上，掉在人们的脚边。人们绕开婴儿跑着，惊恐地看了一眼婴儿裸着的身体。而她跪在地上，朝人群喊道：
“但我不愿白吃饭。”她大声说出了心里的话。
基督死而复活了！
“只要您愿意，总能找到事做的！”尼古拉说道。
助祭正摇炉散香，朝她鞠躬，微笑着。他的头发呈鲜亮的棕红色，一张愉快的面孔，就像萨莫伊洛夫。耀眼的阳光从教堂的圆顶上像一块毛巾一样直泻下来。唱诗班的孩子们正在小声地合唱：
对于她来说，所谓事的概念，已经与儿子、安德烈以及他们的同志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了。她走近尼古拉，看了他的眼睛一下，问道：
基督死而复活了！
“能找到吗？”
她走过路旁的小丘，看着儿子。在蔚蓝色的天空的背景映衬下，他的身躯显得既鲜明又单瘦。她羞于走近他，因为她又怀孕了，而在她手中还抱着个婴儿。继续往前走下去，田野上有很多孩子在玩球。孩子们人数很多，球也是五颜六色的。婴儿从她手中向他们探过身去，高声大哭起来。她把他抱在胸前转过身来往回走。这时山丘上已站了很多士兵，都把刺刀对着她。她飞快地往耸立在田野中央的教堂跑去，朝这座又白又轻的仿佛是由云朵建造的无比高大的教堂跑去。那里，正举行谁的葬礼，棺木又大又黑，顶盖紧紧地盖着。神父和助祭们穿着白色的法衣正沿着教堂走着，唱道：
“我的家务活不多，单身汉嘛……”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群众……
“我说的不是家务活，不是这种事！”她低声说道。
她梦见了通往城里的路旁沼地后面那黄沙堆成的小山冈。在它的边上，通往深坑并且堆集着沙子的一小块地方，站着巴维尔，而安德烈的声音在低沉而嘹亮地唱着：
她忧伤地叹了口气，他竟不能理解她，这深深刺痛了她。他近视的眼睛微笑着，沉思地说道：
母亲没脱衣服躺到了床上，很快地，像坠入深渊一样，她就被噩梦所包围了。
“要是您见到巴维尔的话，您问问他那些需要报纸的农民的地址……”
“佩拉格娅！你睡了吗？我不幸的苦命人啊，快睡觉吧！”
“我知道他们！”她高兴地叫了起来，“我能找到他们。只要您吩咐，我一切都能办到。谁会想到我身上会带有被查禁的报纸呢？以前我往工厂里带过呢——感谢上帝。”
宪兵们走了。母亲站在窗口，双手抱在胸前，目不转睛地漠然地久久地看着前方。她眉宇高抬，紧咬着牙关，颚骨紧绷，以致不一会儿就感到嘴唇生痛。灯里的煤油已燃尽，灯光摇曳着，即将熄灭。她索性吹灭了它，自己呆在黑暗之中。苦闷和空虚的乌云充塞着她的胸口，沉重地压迫着她的心脏。她依然长久地站着，以致腿和眼睛均感到非常累。她听到了玛丽亚在窗口下面用醉醺醺的嗓音在喊着：
她突然渴望肩上背着口袋，手里拄着棍子，沿着大路，经过森林和乡村，往一个地方去。
“野蛮人！”
“您，亲爱的，就让我干这件事吧！我求您了！”她说道，“为了你们我哪儿都可以去！走遍全省，哪条路我都能找到！我将像一个朝圣的女人一样不分冬夏地走着，一直到死——我这样做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你写的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写？”军官带着厌恶的神情喊道，然后冷笑着说：
当她想像着自己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朝圣的女人，站在农舍的窗下，以基督的名义向人乞求施舍的情景时，她顿时感到一种悲伤。
“工人的遗孀佩拉格娅·弗拉索娃”。
尼古拉小心地抓住她的手，用自己温暖的双手抚摸着。然后，他看了看表，说：
当军官命令母亲在审讯记录上签字时，她用那不熟练的手在纸上写上了一串工整的印刷黑体字：
“这事以后咱们再谈吧！”
“谈有关女人之间的事，尊敬的军官先生！”玛丽亚惊恐地低声答道。
“亲爱的！”她喊道，“孩子们是我们最宝贵的心头肉。他们能献出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毫不遗憾地去牺牲，而我，作为母亲，该怎么办呢？”
“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军官望着她正在搜身的屋角严厉地喊道。
尼古拉的脸一下变得煞白。他亲切而关心地望着母亲，小声地说：
“哎呀，一群狗，啊？”
“您知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她满脸通红地在母亲的连衣裙里仔细搜查着，低声道：
“我能说什么呢？”她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悲伤地摇摇头，说道，“要是我能够把做母亲的心里话说出来……”
“怎么样，解开衣扣吧，佩拉格娅·弗拉索娃……”
她站起身来，胸中产生出一股振奋的力量。这股力量也使得她脑海里因充满愤怒的语言而兴奋不已。
军官跺着脚，大喊大叫起来。玛丽亚垂下眼皮，悄悄地问母亲：
“很多人听了都会哭的……甚至凶狠的人、没良心的人……”
“尊敬的军官先生，我不会干这个！”
又一次看了一下表后，尼古拉也站了起来。
他们命令她去搜查弗拉索娃。她眨巴眨巴眼睛，然后睁大了双眼望着军官，害怕地说：
“就这么定了——您搬进城去，上我那儿？”
“什么也不跟他们说！”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哼，你给我闭嘴！”军官气得抖动着胡子命令道。她顺从地弯着腰，飞快地朝他伸出拳头，将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间伸出来，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然后悄悄地对母亲耳语道：
“什么时候搬？您最好尽快搬！”他请求她，并温和地补充道：
“不知道，尊敬的军官先生！我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女人，做点小本生意，蠢得很；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然我会替您担心呐，真的！”
玛丽亚·科尔苏诺娃也具有和母亲一样的感受。她和母亲站在一起，但没瞧母亲一下。当军官向她提问时，她急速地凑近他，千篇一律地答道：
她惊奇地看了他一眼——他跟她有什么关系呢？他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站在她面前——驼背，近视，穿一件普通的黑上衣，身上的一切和他的为人很不相称。
这时，军官急速而生气地讲开了某些道理，但他的话除了话音在周围飘荡之外，没对母亲起任何作用。
“您有钱吗？”他垂下眼睛问道。
“我说：孩子们是法官！”她叹着气重复了一遍。
“没有！”
“你说什么？”军官叫喊起来，“大声点！”
他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打开后递给她。
“是的，孩子们是我们的法官。他们依据我们把他们逼上了这条道路这一铁的事实审判着我们。”
“给您，请拿吧……”
她沉默不语，用干涩的舌头舔了舔嘴唇。军官滔滔不绝地说教着。她感到这个人似乎以说话为乐。但他的话既没打动她，也没妨碍她。但当他说到“如果你不能教会自己的儿子尊敬上帝和沙皇的话，那么，大娘，这就是你自己的过失了……”时，她站在门旁，瞧也没瞧他，闷声说道：
母亲不觉笑了笑，摇了摇头，说：
“喂，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吧，啊？”
“一切都按新的规矩办。钱也不值钱了，人们为了钱连灵魂都可以丧失，而您，却把它看得很轻！您带着它仿佛是专门为了施舍一样……”
傍晚，宪兵们来了。她见到他们既不激动也不害怕。他们闹哄哄地进来了，看样子他们感到既愉快又满意。那位黄脸军官吧嗒着嘴唇说道：
尼古拉悄悄地笑了。
“是的，是的！”母亲小声说道，摇了摇头，展现在她那一动不动的眼睛前面的，仍然是那伴随着巴维尔和安德烈的离去而已消逝了的过去的一切。她哭不出来，心头发紧、发干，双唇也发干，口里发涩，双手发抖：背上的皮肤也在轻微地颤动。
“钱——这是个非常不好、非常讨厌的东西。无论是拿钱还是给钱，都使人觉得很不好意思……”
“啊哈！”她听见玛丽亚尖着嗓子在喊，“人民受了伤害！工厂起义了，平地一声雷，一切受压迫的阶层都起义了！”
他抓住她的手，紧握着，再次请求道：
科尔苏诺娃来了。她挥舞着双手，喊着，哭着，激动无比，跺着脚，口里嘟嘟囔囔地像是祝福着什么，许诺着什么，又像在恐吓着谁。这一切并未触动母亲。
“那么您尽快来吧！”
“现在该怎么办呢？……”
说完，就像以往一样悄悄地走了。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窗户边坐了下来，看了看街上；然后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抬起眉头，颤抖着，环顾四周，茫然地像在寻找着什么。她喝了口水，但未能止渴，亦未能驱去胸中的忧愁和委屈。生活像被突然截断了一样——刚刚开始有了丰富的内涵，而现在这些内涵都从生活中消逝了，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片凄凉的荒野。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总在脑子里飘游：
送走他之后，她想道：
一天的剩余时间都在有如五彩斑斓的烟雾般的回忆中度过，整个身体和思维都处于极度的疲乏之中。她仿佛看见小个子军官像一个灰色的斑点一样蹦跳着；巴维尔古铜色的脸熠熠闪光；安德烈的眼睛充满着微笑。
“对这样善良的人，人们都不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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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弄不明白——这使她不愉快呢？还是只使她感到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