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厨房，蓬着头，面容疲乏，仿佛没睡醒似的，但他内心中挺高兴的。“早上好，大妈，睡得怎么样？”
“太阳升起了，”霍霍尔说道，“还飘着云彩呢。今天，这云彩，可是多余的……”
母亲走到他的身边，低声说：
“我们起床了！”巴维尔高兴地答道。
“安德留沙，你可要和他并排走啊？”
“茶炊烧好了！”母亲喊道。
“那当然啦！”霍霍尔小声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到哪里也要并排走，你尽管放心吧！”
他们俩不知是谁光着脚板在地上走动，又不知是谁甜甜地打了个哈欠……
“你们在那儿嘀咕什么？”巴维尔问。
“巴维尔，听见了吗？”
“没什么，巴沙。”
屋子里面，传来霍霍尔洪亮而清楚的声音。
“大妈对我说，脸洗得干净一点，姑娘们要看咱们的。”霍霍尔说着，走到过道去洗脸。
第二遍汽笛拉响了，与第一遍相比，声音比较低，也没有那样坚定，而是微微颤抖的，粗声闷气的。母亲觉得，今天汽笛响的时间比以往要长。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巴维尔低声唱起歌来。
初升的太阳光快乐地嬉戏着，朝窗户里探望。母亲把一只手放在阳光下面，灿烂的阳光照着手上的皮肤。她沉思地、亲切地微笑着，用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阳光。过了一会，她站起来，取下了茶炊上面的拔火筒，极力不弄出声响，洗了脸，开始做祷告，虔诚地画着十字，不出声地动着嘴唇。她的脸上露出喜色，右边的眉毛时而慢慢扬起，时而又突然垂下……
太阳愈来愈明朗，风吹散了浮云。母亲在安排喝茶的用具，她一边摇头，一边思索，这一切多奇怪：早上，他们还乐呵呵地开着玩笑，可是到中午，谁知道会出什么事情？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镇静，几乎是欢天喜地。
“茶炊生得太早了，水都要烧干啦。今天让他们多睡一会吧，两个都折磨得够受的了……”
他们喝茶喝了很久，设法子打发这段等待的时间。巴维尔按平素的习惯，拿起茶匙，从容而仔细地搅拌杯子里的砂糖，十分均匀地把盐撒在一块面包上——这是他最爱吃的带硬皮的面包。霍霍尔的一双脚在桌下动个不停——这也是他的习惯，他从来不能一下子就把两脚放得舒服一些。他望着被茶水反射的阳光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来回摇晃，讲起了往事。
在淡淡的蓝天上，片片雪白和粉红的薄云，好像被汽笛的厉声怒吼惊吓的鸟儿一般，很快地飘浮着。母亲端坐窗前，仰望着朵朵浮云，在倾听自己的心声。她的脑袋昏昏沉沉，由于整夜的失眠而充血的眼睛非常干涩。但眼下她的内心却出奇的平静，心脏也跳动得很均匀，想的都是普通的事情……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岁，有一回我想用茶杯捕捉太阳。我拿了一只茶杯，蹑手蹑脚地，往墙上的太阳的影子猛力一扑！结果呢，茶杯破了，割伤了我的手，还挨了一顿打。刚挨过打，我走到院子里，看见水洼里太阳的影子，我恨极了，拼命用脚踩它，哪知太阳没踩着，自己却溅了一身泥浆，又挨了一顿打……你猜我怎么着？我对着太阳大声骂道：‘我一点都不疼！红毛鬼！一点都不痛！’不停地向它做鬼脸，伸舌头，这样，总算得到了一点心理上的安慰。”
汽笛像往常一样，很早就鸣叫起来，声音蛮厉，无比威严。一晚不曾安枕的母亲，听到汽笛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生着了昨晚已预备好的茶炊。她想和平常一样去敲儿子和霍霍尔的房门，但考虑了一会儿，她挥了挥手，竟独自在窗边坐了下来，用手托着腮，面容愁苦，好像牙痛似的。
“你为什么骂它红毛呢？”巴维尔笑着问。
……五月一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家对门住着一个铁匠师傅，他长着火红色的头发，胡子也是火红色，是个又快活又善良的汉子，我觉得太阳的样子很像他……”
“有道理，但并不能令人高兴。”——这句话经常从他的嘴里听到，它含有一种广泛概括的特殊含义，有一股又苦又辣的滋味。
母亲忍不住插嘴说：
“有道理，但并不能令人宽慰。”霍霍尔阴沉着脸，回答说。
“你们最好还是商量一下今天怎么组织游行吧！”
“朽木一碰就碎！”
“这件事的细节早已商议妥当了，再谈论只会把事情搅乱。”霍霍尔心平气和地说，“万一我们都被抓去了，大妈，你也别着急，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会来找你，他会告诉你怎么办的。”
“这事别再提了，安德烈！”巴维尔毅然说，母亲也低声补充了一句：
“好吧。”母亲叹了口气说。
“他们不仅不爱惜老百姓，就是对那些供他们当走狗驱使，用来追捕我们的人，也看得一钱不值。他们爱惜的不是忠实的犹大，而是银币……”
“我们现在到街上去走走，好吗？”巴维尔怀着理想的激情说。
当伊萨被打死的案子渐渐很少人提起的时候，他厌恶而痛心地苦笑着说：
“不用忙，此刻最好在家里呆着。”安德烈回答说，“我们何必无缘无故地让警察看着讨厌呢？他们对你了解得够清楚了。”
霍霍尔的模样变得很厉害。他的脸瘦了下来，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耷拉到鼓鼓的眼睛上，把眼遮住了一半。他的脸上，从鼻孔到嘴角都爬上了细细的皱纹。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他谈得越来越少，似乎对之不屑一顾，但是，他的感情越来越激昂，他畅谈未来——畅谈自由和理性凯旋得胜的美好光辉的日子，沉浸在使大家如醉如痴的欢乐之中。
费佳·马津跑来了，脸上充满了光辉，腮颊上现出两片红润。全身因欢喜而战栗，使他们因等待而产生的烦闷心情一扫而空。
“哪里抓得到凶犯呢？那天早上，大概有一百来人见到过伊萨，其中至少有九十九人会给他一耳光。七年来，他把所有人都得罪遍了……”
“开始了！”他说，“群众出动了！大家拥到街上来了，人人的面孔都像锋利的战斧。维索夫希科夫、瓦西里·古谢夫、萨莫伊洛夫都站在工厂门口，向群众发表讲话。许多人都没有上工，回家去了。咱们去吧，时候到了！已经十点钟了！……”
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和母亲聊天时，话里透露出警方的意图。她也爱交结警察，就跟她爱交结其他阶层的人士一样。她告诉母亲说：
“我要去了！”巴维尔斩钉截铁地说。
奇怪的是，暗杀考勤员伊萨的案件再也无人过问。当地警察局对嫌疑犯搞过一两天侦讯，但审过十来人之后，便失去了对该案的兴趣。
“等着瞧吧，”马津预言道，“晌午一过，全厂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的！”
巴维尔和安德烈几乎每夜都不睡觉，他们回家时已是汽笛快拉响催人上工之时，两人都十分疲乏，嗓子嘶哑，脸色苍白。母亲明白他们晚上是到树林中的沼地里开会去了。她也十分清楚的是，在工人区的周围，每晚都有骑马的警察到处巡逻，还有潜伏的暗探到处活动。他们拘留和搜查单独在外面活动的工人，驱散街头集结的人群，有时还要把人逮走。她明白，儿子和霍霍尔每夜都有被捕的可能，但她又似乎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因为她觉得这可能对他们的危险性要小一些。
他说完就跑了。
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热烈议论着传单上令人激动的号召。生活在沸腾，今年春天的生活对所有的人都更有意义，给大家都带来些新的东西。有些人因此大动肝火，怒骂那些谋反者，另一些人产生了隐约的不安和模糊的希望，第三种人——只占少数——则无比欢欣，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唤起民众的中坚力量。
“瞧他多着急，像一支迎风的蜡烛，燃烧得很炽烈。”母亲目送马津出去后，轻轻地说道。她从桌旁起身，走进厨房，穿上自己的外衣。
“他们忙得团团转，到底在干什么呀，喂？”
“大妈，您到哪里去？”
号召工人庆祝五一节的传单，几乎每天夜晚都贴在各处围墙上，连警察局的大门口也贴了传单，工厂里就不用说了，天天都可见到各类传单。每天早晨，警察们来工人区巡视，口里怒骂着，气急败坏地把墙上的标语撕去，刮掉，但是一到中午，那些传单又满街飞，在行人的脚下翻滚。城里派来了密探，他们站在街道的转弯处，监视回去吃饭或者吃过饭来上工的那些愉快而兴奋的工人。对于警局的措施不能奏效，大家都觉得有趣，连上了年纪的工人都在嘲笑地议论着：
“和你们一同去。”她说道。
天刚破晓，工厂的汽笛就刺耳地鸣叫着，催促工人们去上工。儿子和安德烈匆匆喝完茶，胡乱吃点东西，就进厂去了，把一大堆事务留给母亲来办。她整天像松鼠蹬转轮似的，忙得不可开交，又是烧饭，又是熬印传单用的紫色油墨，又是煮贴传单的糨糊。还不断有人跑来，把一些字条塞到母亲手里，托他转交给巴维尔。这些人来去匆匆，但他们的激昂情绪也感染了母亲。
安德烈朝巴维尔看了一眼，揪着自己的胡子，巴维尔以迅速的手势整了整头发，走到母亲跟前：
“但愿那一天早点来吧……”
“我什么话也不和妈妈讲……妈妈也不要和我开口，好吗？”
日子一天跟着一天飞快地过去，母亲连考虑五一节的工夫都没有。只有当夜深人静之际，她躺在床上，休整一下她的因白天的喧闹和忙碌而疲惫不堪的身体的时候，她才对即将发生的事感到隐隐担忧。
“好的，好的，愿基督保佑你们！”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