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
“妈妈，你别激动！”巴维尔握着她的手，说。
“原来你是母亲！”看守叹了口气说，“顺便提醒一下，你们分开一点，探视人与犯人之间要保持距离……”
“你好……你好……”
看守说完，没精打采地打了一个哈欠。巴维尔问母亲身体怎样，家里如何……她希望儿子还问些别的重大问题，于是在儿子的眼神里找来找去，但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儿子与平素一样头脑冷静，只是脸色苍白，眼睛似乎变大了。
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恨不得这个看守走得快一些，她很想在看守背上推一下，催他快走。他们进入一个小房间，巴维尔站在房间当中，含笑伸过手来。母亲握住他的手，喜笑颜开，不断地眨着眼睛，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只是不断低语着：
“萨莎向你问好！”她说。
“跟我来……”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
巴维尔的眼皮颤动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些了，他微微笑了笑。一种尖锐的悲酸感，刺疼了母亲的心。
一个留着修剪成正方形红胡子的胖看守，叫了母亲的姓名，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遍，对她说：
“他们什么时候才放你出来！”她难过而又气愤地说，“为什么叫你坐牢呢？那些传单不是又出现了吗……”
谈话变成了一场大家参与的讨论，气氛活跃起来。每个人都急于想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只能压低嗓门，悄悄议论。母亲感到这里的人身上都有一种陌生难懂的味道。在家里，谈话可不是这样，要简单明了得多，而且声音很大。
巴维尔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喜悦的光芒。
“完全是这样！”退伍军人说，“太不像话，最后，应该下一道坚决的命令：‘莫谈国事！’就应当这么办。坚决的命令……”
“又出现了？”他很快地问道。
“是啊！”秃顶小老头儿很快地说，“忍耐是有限度的……大家都很气愤，都在叫嚷，所有东两都在涨价。相比之下，人却更不值钱了。现在和解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
“不准说这些事！”看守懒洋洋地说，“只许谈家常……”
“我的有九个多月了！”老妇人说。弗拉索娃感到，她说话的声音里有一种类似骄傲的奇妙情绪。
“这难道不是家常话吗？”母亲反驳说。
“六个多星期了……”
“我不知道，不过这是禁止谈的。”看守冷漠地坚持说。
“没有听说过，蹲了很久了吗？”
“妈妈，就谈家常吧，”巴维尔说，“你近段时间在做什么？”
“弗拉索夫。”
她感到自己身上充满了青年人的激奋情绪，回答说：
“姓什么？”
“我把这些东西挑到工厂里去……”
“也是个儿子，是个工人。”
她停了一会儿，带着微笑接着说：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很快地高声回答，“您呢？”
“菜汤，粥，玛丽亚做的快餐，还有别的食物……”
“在这里面坐牢的是你的什么人？”弗拉索娃悄声问她。
巴维尔理解了她话中的含意。他的面孔由于想忍住笑而颤动起来，他搔着头发，用一种母亲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亲切声调说：
弗拉索娃旁边，坐着一个身段矮小的老太太。她的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睛却像年轻人，炯炯发光。她转动着细脖颈，倾听着室内的谈话，用异常激奋的目光望着大家。
“妈妈有事干，太好了——就不闷得慌了！”
这里的一切，寸地尺天，平静得出奇，单调得令人难受。似乎所有人都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安于自己的现状；一种人安安静静地坐牢，虚度光阴，另一种人懒洋洋地看守着，第三种人按时但又厌倦地来探视犯人。母亲的心由于焦急不耐烦而不断颤抖。她茫然望着周围，这种沉闷的单调气氛使她感到惊讶。
“那些传单又出现后，他们也开始搜查我了！”母亲有点自豪地说道。
有时，进来几个囚犯，穿着一个式样的灰色衣服和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昏暗的屋子，眨着眼睛。有一个犯人的脚上发出了脚镣的锵啷声。
“又谈这个！”看守生气地说，“我说了，不准谈！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就是要让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可是你还要信口乱说！——这儿什么话不准说，你应当明白。”
“东西越来越贵，人的火气也越来越大！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嗯，妈妈，不要说吧！”巴维尔说，“马特维·伊凡诺维奇为人忠厚，别惹他生气。平素我们和他相处得很好。他今天监视我们的会见，是偶然碰上了——平常总是副典狱长来看守的。”
一个秃顶、身材矮小的男人，在办公室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的胳膊很长，腿很短，下额突出。办公室内只听见他的忧虑的声音在叽哩哇啦地讲个不停：
“会见时间结束！”看守瞧着表，宣告说。
“唱诗班都是些顽皮小家伙！”
“那么，谢谢妈妈！”巴维尔说，“谢谢，好妈妈。你放心吧，很快就会放我出去的……”
一位身穿退伍军人制服、上了年纪的人大声地咳嗽着，说道：
他紧紧抱住母亲，亲了亲，母亲非常感动，觉得很幸福，不禁哭泣起来。
“你们听说了吗？”一个脸上肌肉松弛、膝头上放着手提包的胖女人说，“今天做早弥撒的时候，教堂的领唱把唱诗班一个男孩子的耳朵扯破了……”
“分手吧！”看守说。他领着母亲出去，嘴里还在咕哝着：
母亲终于得到探监的许可了。星期天，她态度谦恭、一声不响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这间又小又脏、天花板很低的办公室里，除母亲外，还有几个等候探监的人。看来，他们不是第一次到这儿来，互相都认识。这些犯人家属都神情倦怠、动作迟缓，他们之间的聊天也非常浅薄，像墙角的蛛网似的零零碎碎，东拉西扯。
“不要哭！会放的，全都要放的……这里关不下了……”
“他们都不是人，都是打人的榔头、当局的工具。官厅利用他们来整治我们的弟兄，好叫我们变成服服贴贴的工具——人家指挥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母亲回到家里，笑容满面，兴奋地耸动着眉毛，对霍霍尔说：
“上次来我家搜查的那个警官，可没这么乖巧，”母亲比较了一下，说，“一看就知道是条走狗……”
“我巧妙地跟他说了，他是个聪明人，一听就懂了！”
“是啊！”霍霍尔说，“他们也有寸善片长——样子没话说，和蔼可亲，总带着微笑。要是有人对他们说：‘喂，这是个聪明正直的人，他对我们有危险，把他绞死！’那么，他们也会笑一笑去把他绞死，然后，他们又满脸堆笑！”
接着她又伤感地叹了口气。
“挺温文有礼的，”母亲若有所思地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
“一定是懂了！不然，不会对我那样亲热的，他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的身材圆滚滚、胖乎乎的，使母亲不禁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许多日子、发霉长毛的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尖尖的黄牙签剔那口小小的白牙。浅绿色的小眼睛温存地微笑着，他的声音显得殷勤而友善。
“哎，大妈！”霍霍尔笑了起来，“人各有所求，而母亲要的总是亲热……”
“大婶子，过一个星期吧，提前是不行的！等过一个星期我们给你想想法子，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不是，安德留沙。我是说，人真怪！”母亲突然很有感触地扬声说道，“人们真容易适应现实！人家把他们的孩子抓走，关进监狱，可是他们仍旧心安理得，若无其事，抽空前来探探监，坐在那儿，等着接见，还有心思聊天——是不是这样？要是有教养的人都这样麻木不仁、容易习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老百姓不是更不必说了吗？……”
母亲已经去过监狱三次，要求和巴维尔会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将军拒绝了。将军是个白头发的小老头，脸颊呈深红色，长着一个大鼻子，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委婉：
“那是当然的，”霍霍尔带着他特有的嘲笑神态说，“不管怎么说，法律对他们要比对我们更宽大些，而且，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法律。因此，司法部门在他们的额头上敲一下，他们不过略微皱一皱眉，不会有更厉害的反应了。用手杖打自己人，总要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