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是个好人……”
巴维尔走到她身边。
他说着转过脸去。母亲的身体颤抖了一下，好像被这句轻轻的话烧灼了似的，然后用手按在胸口上，珍惜地承受着儿子的夸赞，走开了。
“你看，连我也懂得你说的真理了……”
夜里，母亲睡了，巴维尔正躺在床上看书，几个宪兵上门来了。他们怒冲冲地搜遍了屋里屋外，连阁楼和院子也不放过。那个蜡黄面孔的军官和第一次来时一样，用侮辱和讥讽的口吻说话，以欺凌别人为乐事，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极力要刺痛人家的心。母亲坐在屋角，默默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的脸。巴维尔尽量不流露出自己的激动情绪，可是，当军官狞笑的时候，巴维尔的手指古怪地颤动起来。母亲觉得，儿子很难不回敬军官，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嘲弄。现在她不像第一次搜查时那样恐慌，但更加恨这些靴上带着马刺、身穿灰色军衣的夜客——这种憎恨压过了她的恐慌心情。
“他们应当懂！”他高声说。
趁他们不注意，巴维尔赶紧悄声对母亲说：
“你要耐心等待！他们今天不懂，明天是会懂的……”
“他们是来逮捕我的……”
母亲看着他的愁云笼罩的脸，想安慰他几句，于是轻声说：
母亲凑过身子，小声回答：
“我还年轻，少不更事，没有力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不信任我，不愿跟着我讲的真理前进，就是说，我还不会现身说法！……我很难过，为自己感到屈辱！”
“我知道……”
然后他突然低声说：
她知道，他们抓儿子去坐牢，是因为今天他对工人们讲了话。但是，他讲的话，大家都赞成，所以大伙一定会出来为他辩护，这样就意味着——他在牢里不会呆很久……
“不，不需要！”
她想拥抱着儿子哭一场，但是军官站在旁边，正眯着眼睛盯着她。军官的嘴唇在哆嗦，胡须也在颤动，弗拉索娃感到这个人正在等着她流泪、乞求和哀告。她鼓起全身力量，尽量少说话，握住儿子的手，屏住呼吸，慢慢地低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连忙回答：
“再见，巴沙。要用的东西全拿了？”
“那你躺下吧，我去请医生……”
“全拿了。别想念我……”
“头痛。”他若有所思地说。
“基督与你同在……”
“你怎么啦，巴沙？”
他被带走后，母亲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闭上眼睛，低声哀号起来。她像丈夫生前自己不顺心时常做的那样，把背靠在墙上。她的心中充满了忧伤和对于自身软弱无力的屈辱感，她仰着头，一个劲儿哭了很久——在哭声里，倾吐出受伤的心灵的哀痛。在她面前，那个长着稀拉拉的唇髭的蜡黄面孔，好像一个斑点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那双眯缝着的眼睛，似乎在洋洋得意地看人。母亲对那些因为寻求真理而从母亲身边把儿子夺走的人们充满愤恨和憎恶，这种感情好似一团黑乎乎的乱线缠绕在她的心头。
整整一天，巴维尔都是在愁闷、疲惫和心神不安中度过的。他的眼睛冒火，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母亲见他这样子，小心地问他：
天气很冷，雨点咚咚地敲着玻璃窗。似乎在这个黑沉沉的夜晚，房子周围有一些穿灰大衣的身影在走动着、窥伺着，这些怪物长着宽阔的红脸、没有眼睛，但手臂很长。他们的确在游走着，几乎可听见他们脚上马刺的铿锵声。
“空洞的理论，人们是不相信的，一定要卧薪尝胆，亲自吃点苦给大家看，只有血洗过的话语人们才相信。”
“不如把我也抓去算了。”她心想。
雷宾脸色忧郁，说话的声音异常颤抖。
汽笛吼叫着，要人们去上工。今天汽笛的吼声喑哑、低沉而又犹豫不决。门打开了，进来的是雷宾。他站在母亲面前，用手掌擦着胡子上的雨滴，问道。
“这是豺狼的道理，豺狼常吃同伴……”
“师娘，他们把人抓去了？”
“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是有道理的。”巴维尔说。
“抓去了，那些该死的东西！”母亲叹口气答道。
“对，你们还是去死吧！”雷宾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现在就已经不是人了，是油灰，只配拿你们去填墙缝。巴维尔，你可看见，是谁嚷着要你做代表的吗？就是那些说你是社会主义者和暴徒的家伙呀！就是他们！说什么你一定会被赶出工厂——赶走了活该。”
“真不像话！”雷宾苦笑了一下，说，“我也被搜查了，是啊，到处都翻遍了，他们还恶言恶语，张口骂人……不过，他们没有侮辱我的人格。这么说，巴维尔被捕了！厂主眨眨眼，宪兵把头点——人不就没有了吗？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一帮家伙挤人民的奶，另一帮抓住角……”
他走了。
“你们应该去营救巴维尔呀！”母亲站起来高声说，“他是为了大伙才被抓的。”
“我们这些老年人该到坟墓里去了，尼洛夫娜！新的人正在成长。以前我们过的叫什么生活？跪在地上爬，老是要鞠躬到地。如今的人，不知是觉醒了，还是误入了歧途，总之，和我们不同了。你看，年轻人跟厂主讲话，可以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是啊！再见！巴维尔·米哈伊洛夫！你是个好兄弟，今天敢于站出来捍卫大伙的利益！愿上帝保佑你，兴许你能找到办法和出路的，上帝保佑！”
“谁去救他？”雷宾问。
西佐夫对母亲说：
“大伙呀！”
“你说得很好，但是没有拨动人们的心弦，问题就在这里！一定要说到他们的心里去，在心灵深处点燃火花。用理性说服不了人，大脚穿小鞋，进不去！”
“看你说的！不，这是办不到的。”
他走回家去，忧心如焚，疲乏不堪。跟在他后面的是母亲和西佐夫，雷宾和他并排走着，在他耳边嗡嗡地说：
他一边苦笑着，一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他严酷而令人绝望的话增加了母亲的痛苦。
巴维尔没有答话。在他面前，晃动着一张由人群组成的巨大的黑色的面孔，它有所求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的心在忐忑不安地跳动着。弗拉索夫觉得，他刚才说的话，在人们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犹如稀稀落落的雨点洒在久旱的干土上，没有什么作用。
“万一要打他，要拷问呢？……”
“别组织罢工吧！”雷宾走到巴维尔身边说，“大家虽然舍不得出钱，但是胆子小。大约有三百来个人支持你，不会再多了。这么一大堆肥料，光有一个叉杆，无论如何也叉不起的……”
她想像着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身体，这时，恐怖像一大块冷冰冰的东西，压在她的胸口，使她感到窒息，眼睛也觉得疼痛难忍。
周围的群众用低沉的声音议论开了，相互争吵着，激动着，叫喊着。
她没有生炉子，没有煮饭，也没有烧茶喝，直到很晚的时候，她才吃了一块干面包。躺下睡觉的时候，她觉得有生以来日子从没有这样孤独、单调。近几年来，她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对某种重大而善良的事物的朝夕向往中。那些年轻人在她周围喧嚷地，生龙活虎地转来转去；儿子严肃的面孔总在她眼前呈现，儿子是这种令人惶恐不安然而却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现在家里没有了他，一切也都没有了。
巴维尔走下铁堆，和母亲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