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厂主叫出来！”巴维尔接着说。
“弟兄们，这话讲到点子上了！”马霍京喊了一声。他把手臂高高扬起，捏着拳头在空中挥动着。
群威群胆，人群好像被一阵旋风扫过，开始骚动起来，几十个声音不约而同地喊道：
“同志们，现在是觉悟的时候了，要知道，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会帮助我们！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就是我们的规约，如果我们要战胜敌人，那就应当记住这条规约！”
“把厂主叫来！”
“唷！这人真敢说话！”一个高个子独眼工人碰了碰母亲的肩膀，说道。
“派代表去找他！”
“到底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傻瓜！”有人说。
母亲死命向前挤去，她仰起头，欣赏自己儿子的风采，一种骄傲感自心头油然而生：巴维尔站在老工人中间，与他们一起受到群众的敬重。大家都专心听他讲话，都赞同他的意见。令她格外高兴的是，儿子很有修养，说话十分有分寸，不像别人那样发怒和谩骂。
“别打搅！”从不同地点发出两个不很响亮的声音。一张张被煤烟熏黑的脸，阴沉而不信任地皱着眉头；数十双眼睛，严肃、沉思地望着巴维尔的脸。
群众中不时发出狂呼乱叫，恶毒的谩骂和诅咒，像冰雹打在铁板上一样刺耳。巴维尔站在高处望着人们，他的眼睛大睁着，仿佛在寻找什么。
“快谈谈实际的事情吧！”母亲身旁有人粗暴刺耳地喊道。
“选派代表！”
“我们彼此都是同志，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友爱大家庭，人人都怀着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共同愿望，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能争取到更好的命运！”
“西佐夫！”
巴维尔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更深中肯綮更从容不迫地讲下去。人群慢慢地向他靠近，密匝匝地合成一个有千只眼睛的黑色的身体，无数专注的目光望着他的脸，贪婪地吸收着他的讲话。
“弗拉索夫！”
“没有任何人！”有人像回声似的应道。
“雷宾！他伶牙俐齿，是舌战高手！”
“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总是在第一线干活，而生活却处于末位。有谁关心我们？有谁希望我们幸福圆满？有谁把我们当人看待？没有任何人！”
人群中忽然有几个人用不很响亮的声音惊叫道：
“说得对！”雷宾喊道。
“他自己来了……”
“同志们！”他终于再次喊道，并从这个词中汲取了欢乐和力量，使他能继续说下去。“我们建造了教堂，又修建了工厂，铸造了锁链，又铸造了金钱。我们是社会的产业大军，有生力量，所有的人从生到死都依赖我们养活，全靠我们的劳动，他们才得以过舒服的日子。”
“厂主！……”
巴维尔从胸膛中吐出这个词，他一直赋予这个词深刻而重要的意义。他感到，一股战斗的快乐造成的痉挛压紧他的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这时他恨不得打开自己的胸膛，掏出燃烧着真理之火的心，抛给人们。
人群向两边闪开，给那个留着山羊胡子、长脸高个儿的人让开一条道路。
人们推她。但这并没有使母亲止步不前，她用肩膀和胳膊肘挤开人群，慢慢挤得离儿子越来越近了，她心头只有一个愿望：和儿子站在一起。
“让开，让开！”他一边说，一边做着急促的手势，叫工人给他让路，但是他不屑于用手去碰他们。他的眼睛是眯缝着的，他正在用有经验的统治者的目光仔细审视着工人们的面孔。有人讨好地向他脱帽行礼，但他睬也不睬，径直向人群深处走去。由于他的到来，人群沉默了，有的不知所措，有的难堪地微笑，有的低声地叹息。在这些声音和表情里，可以感到一种后悔情绪，这是小孩子意识到自己闯了祸时的后悔。
“往哪儿挤呀？”
他经过母亲身旁时，用森严的目光向她的脸瞥了一眼，然后走到废铁堆前站住了。有人从铁堆上面伸手扶他，但是他不去理会，用强劲有力的动作，轻快地爬了上去，他站在巴维尔和西佐夫的前面，问道：
母亲看见，儿子的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她不由自主地拨开人群，挤上前去。有人气愤地对她嚷道：
“聚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去干活？”
“同志们！”
寂静了好几秒钟，人们的脑袋像麦穗一样在摇摆。西佐夫把帽子在空中一挥，耸耸肩膀，低头不语。
巴维尔终于在西佐夫和马霍京站着的地方露面了，只听见他喊道：
“我在问你们呀！”厂主大声喊道。
人们的呼喊声盖过了机器沉重的轰鸣声、蒸气困难的叹息声和电线耳语般的嗡嗡声，喊声汇成一股喧闹的旋风。人们从四面八方匆匆跑来，挥动着双手，用激烈带刺的言词使彼此的情绪变得更加炽烈。在他们疲乏的胸中，一直沉睡着和隐藏着不少不满情绪，这下子通通觉醒了，要寻找发泄的出口。不满像夸耀胜利一般在空中飞翔，愈来愈宽地展开黑色的翅膀，更紧地掌握住这些人，吸引他们跟在自己后面，然后，不满变成了烈火般的仇恨。在人群的上空，翻滚着煤烟和尘土的乌云，一张张淌着汗水的面孔，涨得通红，面颊上流满黑色的眼泪。在那些乌黑的面孔上，眼睛炯炯发亮，牙齿泛着白光。
巴维尔挺身站到他身旁，用手指着西佐夫和雷宾，高声说：
“弗拉索夫来了！”
“我们三个人，是弟兄们委任的全权代表，要求您撤销扣除一戈比的决定……”
“一点也不错，司炉工！”
“为什么？”厂主对巴维尔不屑于看一眼，问道。
“你说的有道理，雷宾！”
“我们认为向我们征收这种捐税是不合理的！”巴维尔声音洪亮地说。
他的话传到密集的人丛中，激起了一阵狂热的呼喊。
“你们怎么，认为我排干沼地的计划只是想剥削工人，而不是关心改善工人的生活吗？是不是？”
“我们站在一起不是为了一个戈比，而是为了正义——真的是这样！我们并不吝啬自己的一个戈比……它并不比别的戈比更圆，可是它却比别的戈比更沉重，它所含的血汗，比厂主的一个卢布里的还多——真的是这样！我们并不吝惜一个戈比，但我们珍惜我们的血汗、尊重真理——这就是我们的道理！”
“是的！”巴维尔回答。
附近某处响起了雷宾的均匀平稳的声音：
“您也是这样想？”厂主问雷宾。
“安静！安静！”几个地方同时有人喊道。
“大伙的意见都一样！”雷宾回答。
“弗拉索夫？让他到这里来……”
“那么您呢，可敬的长者？”厂主望着西佐夫。
“弗拉索夫来了！”不知是谁喊道。
“是的，我也要向你请愿！给我们留下这一个戈比吧。”西佐夫说完，又垂下头，似乎不好意思地微笑了一下。
他们沿着街市快步走着，一声不响。母亲激动得喘着气，她心里预感到一件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工厂门口站着一群妇女，她们在尖声叫骂。他们三人悄悄溜进厂院，立刻融入了激昂喧闹的黑压压的密集人群里。母亲看见，大家的头都朝着一个方向，面向铸造车间的墙壁；在红色砖墙前的破铁堆上，西佐夫、马霍京、维亚洛夫，还有五六个上了年纪的有威望的工人站在那里，挥动着手臂。
厂主缓缓地把人群扫视了一遍，耸了耸肩。然后用审视的目光定定地瞧着巴维尔，对他说：
“去吧！”巴维尔说。
“看来你是个读过几本书的人，难道您也不懂得这个措施的好处吗？”巴维尔放大嗓门回答：
“我也去！”母亲说，“他们打算干什么？我去看看！”
“如果厂里肯出钱来排干沼地，那大家都会理解。”
“女人也都跑去了，七嘴八舌，吵个不停！”
“工厂又不是慈善机关！”厂主干巴巴地说，“我命令所有人立即上工！”
巴维尔一声不响地穿起衣服。
他移步走下铁堆，一面用脚小心地探着铁块，只顾自己走稳，对谁也不看一眼。
“快去！全厂都闹起来了。大家派我来叫你！西佐夫和马霍京都说，你最会讲道理。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啊！”
在人群中响起了一片不满的嗡嗡声。
星期一巴维尔又没有去上工，因为他头痛。午饭时，费佳·马津跑来，他十分激动，高兴得不得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厂主驻足问道。
“都是些忠厚的人，巴沙！好就好在这些人都很忠厚！他们也都很尊敬你……”
大家立即不作声了，只是从远处传来一个孤零零的声音：
“你和那些人讲得来，我很高兴！”巴维尔说道。
“你自己干活去吧！……”
“我看见萨申卡了！”她对儿子说，“她向你表示问候。那个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是个朴实的滑稽鬼，爱说笑话。”
“如果十五分钟以后你们还不干活，我就下令罚所有人的款！”厂主冷漠而清晰地说。
她回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她虽然疲累不堪，可是心里很满意。
他穿过人群，但现在他身后却响起了一片嘀嘀咕咕的埋怨声，他的身影离得越远，叫喊的声浪就越高。
“巴沙，这事我懂得！”她一面穿衣服，一面说，“他们这样做是抢劫！那个人叫什么？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跟他谈没用！”
这是儿子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令她高兴的是，儿子对她坦率地说明了这件事的底细。
“什么权利不权利！唉，都是命不好……”
“好吧！”母亲说，“我这就去……”
人们转向巴维尔，对他喊道：
“是的。那里在印我们的报纸。必须让这桩戈比事件见报，一定要在这一期刊出……”
“喂，大律师，现在该怎办呢？”
“这件事有危险吗？”她问。
“你说的倒不少，可是他一来，全都白说了！”
“我求你办一件事：立即到城里去，把这张字条交给……”
“我说，弗拉索夫，怎么办？”
巴维尔没有回答，他忧心忡忡地坐到桌旁，执笔写什么东西。几分钟后，他对母亲说：
呼声变得越来越坚决了，这时巴维尔表态说：
“瞧，巴沙，连老人也来找你出主意了。”
“同志们，我提议，只要他不收回征收一戈比的命令，我们就不上工……”
巴维尔和他们说明了这种克扣是不合理的，而且指出排干沼地的主意明显对厂方有利；他们两人攒眉苦脸地走了。母亲恭敬地送他们俩出门，然后笑着说：
群情激动，声音此起彼伏。
“你们回想一下，”马霍京闪着细长的眼睛说，“四年前，他们这些骗子曾经募钱盖澡堂。那次一共募集了三千八百卢布，钱弄到哪里去了？澡堂……连影儿都没有。”
“要我们砸饭碗，哪有这样的傻子！”
“我们几个年长的人凑在一起，”西佐夫老成持重地说，“商量了这件事，结果，决定派我们两个来问问你，因为你是我们伙伴当中最明白事理的人——老板要用我们的戈比来跟蚊子作战，天下真有这样的法律吗？”
“罢工吗？”
星期六，厂主张贴了征收戈比的布告，这天巴维尔正生病，他没有去上工，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做过午祷后，仪表令人起敬的老翻砂工西佐夫和身材高大、桀骜不驯的钳工马霍京跑来，把厂主的决定告诉了巴维尔。
“为了一个戈比犯得上吗？”
工人们激动起来了。特别令他们愤愤不平的是，职员可以不必缴纳这笔新规定的税款。
“那又怎么？就是要罢工！”
工厂的后面，有一大片长满枞树和白桦的宽阔的沼地，像一个腐臭的圆圈几乎把工厂团团围住了。到了夏天，沼地蒸发出浓厚的黄色蒸气，成群的蚊子，从沼地飞到工人区，到处传播疟疾。沼地是工厂的土地，新厂主为了要从这块沼地上开辟财源，便打算弄干这块沼地，顺便还可以从沼地里挖取泥炭。他对工人们说，这一措施可以改变这一地区的环境，有利卫生，并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便下令从工人的工钱里每卢布扣出一戈比[1]，作为沼地排水和整治地形的费用。
“为了芝麻大的事，大家都挨饿……”
自从“沼地的戈比”事件之后，巴维尔在人们眼中的地位更是大大提高了。
“有谁去做工？”
在人们的心里，逐渐萌生出对这个认真严肃的年轻人的敬意。他无论谈论什么事情，总是十分大胆，但又简单明了。因为他总是细心地观察一切，倾听一切，他的注意力顽强地钻进每一宗孤立的纠纷里，他随时随地都能从那千万个牢牢地束住人们的线结里面，找出一根共同的、没有尽头的线索。
“会有人的！”
于是，来人就对巴维尔讲起警察或工厂当局干的某件不公平合理的事情。要是情况复杂，巴维尔就给来人写一张字条，叫他进城去找某位认识的律师，他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
“那不成了犹大[2]吗？”
“哦，老弟，听说你在家里常常看书，法律上的事情你一定很清楚。那你来讲讲……”
[1]1卢布值100戈比。
弗拉索夫家的灰色小屋子，越来越引起工人区公众的关注。在这种关注里，当然包含着不少猜疑、提防和不自觉的敌意，但是，人们也渐渐对这所小屋产生了几分信赖，几分好奇。有时有人跑来，小心谨慎地向四下里望望，然后对巴维尔说：
[2]指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了30块银币出卖了耶稣。
一个新生事物，是逐渐壮大和自我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