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维尔干巴巴地说：
“贵族嘛！”
“她可是个好人。”
他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里含着嘲笑，说道：
“您这话没错！”霍霍尔也表示同意，“不过她不明白，对她来说，从事这种事业，是理所应当，而对我们来说，从事这项事业，是我们出自内心的愿望，而且我们能够将事业干到底。”
“说得对，大妈！您的眼力不错！巴维尔，你说是吗？”
他们又争论起什么问题，可母亲听不懂。
霍霍尔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还发现萨申卡对她儿子的态度最严厉，有时甚至冲他叫嚷。巴维尔只是含笑不语，用以前看娜塔莎的那种温柔的目光看着这个姑娘的脸。这也使母亲感到不快。
“萨申卡干吗那样厉害！老是发号施令，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
有时，令母亲十分惊讶的是，一种狂喜的情绪，突然友善地弥漫在这伙人中间。通常这发生在某些晚上，当他们在报上读到有关外国工人新闻之际。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显露出喜悦的神情，大家都变得有点反常，仿佛都沉浸在孩子般的幸福中，只听见一片欢乐爽朗的笑声，大家互相亲热地拍着肩膀。
有一次，她不满地撇着嘴对霍霍尔说：
“德国的同志们真是好样的！”有人好像被喜悦所陶醉，大声喊道。
后来，这个危险的名词在同志们的口头一再使用，母亲听惯了，也觉得它不那么刺耳了。它和其他几十个她不懂得的名词夹杂在一起，经常进入母亲的耳朵。可是，她对萨申卡还是不很喜欢，她每次来，总使母亲感到不安，一见到她，母亲的动作就不自然……
“意大利工人万岁！”有一次他们高声呼喊起来。
“这个孩子是不会做任何坏事的！他决不会！”
他们竭力要把这呼喊声传送到很远很远的远方，要让远方的朋友们听到。那些异国他乡的朋友与他们素不相识，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似乎深信，这些与他们素昧平生的人一定能听见并理解他们的欢呼。
他用平静而严肃的声调对母亲讲了许久。她望着他的脸，心里想道：
霍霍尔说话时，两眼炯炯发光，心里充满了对大家的热爱：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要是写封信给他们就好了，对吗？让他们知道，在俄国也有他们的朋友，也有和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抱着同一目的的人，而且，正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呼呢！”
巴维尔在屋子里走了走，用手摸摸脸颊，微笑着说：
于是大家如醉如痴地、脸上带着微笑、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像谈论自己的朋友一样。他们觉得这些远方的朋友是自己的知心人，他们敬仰这些朋友，与他们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巴夫卢沙，真是这样吗？要知道，他们反对沙皇，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呢。”
这个房间虽然狭小简陋，可在此时此刻，其中产生了全球工人精神上有血缘关系的感情。这种感情把大家融合成一个灵魂，也感动了母亲；她虽然还不了解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却使她从屈辱状况中直起腰来，她感到，这种感情中有一种欢乐、年轻、令人陶醉和充满希望的力量。
母亲深深叹了口气，垂下眼睛问道：
“你们真行！”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所有人都是你们的同志，亚美尼亚人，还有犹太人、奥地利人都是，你们为所有的人忧伤和高兴！”
“是的！”他说道。站在母亲面前，像平常一样，语气直率而坚定。“怎么啦？”
“为所有人！大娘！为所有人！”霍霍尔扬声说道，“对我们来说，没有国家，也没有种族之分，只有同志，只有敌人。所有工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所有财主、所有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用善良的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当你看到我们工人是那样多、那样强大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充满欣喜，就会像过一个大节日一样，无比高兴！大娘，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只要他们看看周围的生活，他们也同样有这种感觉，意大利人也一样会感到高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这母亲就是世界各国工人都是兄弟这一不可战胜的思想。她使我们感到温暖，她是正义天国的太阳，而这个天国就在工人的心里，不论是谁，不论他把自己称作什么，只要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永远是信念一致的兄弟，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久是这样！”
“巴夫卢沙，难道你也是社会主义者吗？”
这种孩子般的、然而却是坚定的信念，越来越频繁地在他们中间萌动，越来越增长，发展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当母亲意识到这种信念的时候，不由得感到世界上的确产生了一种事物，像抬头可见的天空中的太阳一样，伟大而光辉灿烂。
散会后，母亲问巴维尔：
他们常常唱歌。唱那些大家都熟悉的普通歌曲时，他们总是高声愉快地唱，但有时候，他们也唱些调子特别和谐却又悲壮和不平常的新歌。唱这些歌的时候总是放低声音，非常严肃，好像在教堂唱赞美歌似的。唱的人有时脸色发白，有时情绪高涨，在响亮的歌词里，使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
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2]。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还年轻，当时她听人们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他们立誓杀掉沙皇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现在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
其中有一支新歌[3]，特别震撼和激动着母亲的心灵。在这支歌里，听不见那种受尽凌辱因而在引发伤感和疑虑的幽暗小径上独自徘徊的灵魂的阴郁沉思，听不见被穷困折磨、饱受惊吓、缺乏个性、毫无光彩的心灵呻吟。在这支歌里，既没有慌乱地渴望自由力量的忧愁悲叹，也没有不分善恶摧毁一切的好斗蛮勇的挑衅呐喊。这支歌里，完全没有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进行建设的那种复仇和报怨的盲目感情——在这支歌里，丝毫听不到旧日人奴役人的世界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当母亲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她在无言的惊愕中定定地注视着这个小姐的脸。
这支歌中语气尖锐的歌词和严肃的曲调使母亲不大欢喜，但是在这些歌词和曲调的后面，有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力量盖过了曲调和歌词，它在人们心中激发起预感，使他们感到还有一种为思想所没有达到的广泛境界。这个境界，母亲在青年们的表情和眼色里可以看得出，她在他们的胸怀中可以感觉到。她被这支歌曲的歌词和声调所容纳不下的旋转乾坤的力量所征服，每逢他们唱起这支歌时，她总是比听别的歌曲更注意，比听别的歌曲感动得更深。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他们唱这支歌的时候，声音总比唱别的歌曲要低，但听起来这支歌却比任何歌曲都要强劲有力，它好像三月天——即将到来的早春第一天的空气，拥抱和抚慰着一切人，温暖他们的心田。
萨申卡头一个激动地高声说：
“现在是我们到街上唱这支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科夫愠怒地说。
从城里来的还有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一个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的高个子小姐，她的清瘦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大家管他叫萨申卡[1]。她走路的姿势和举动有点像男人，两道黑色的浓眉总是生气般紧锁着；说话的时候，她那鼻梁很直的鼻孔，不住地颤动着。
当他的父亲又因为行窃坐牢的时候，他满不在乎地对同志们说：
有时娜塔莎有事缺席，代替她从城里赶来开会的是个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男子，他戴着眼镜，蓄着亚麻色的山羊胡子，谁也不知道他是远处哪一省的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噢”、“噢”的特殊口音。他一举一动都有点远方人的味道。他的话通俗易懂，说的都是些平常事物——家庭的生活、孩子、生意、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他都要谈到。可是，在这许多事情里面，他能发现虚伪和纷乱，指出人们总干蠢事，有些事甚至令人笑破肚皮，而且又是明明对人们不利的。母亲觉得，他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另一个国度。在他自己国内，人们过的是诚实、轻松的生活，而一到这里——他和一切都格格不入，不习惯这种生活。他觉得，这种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简直令他厌恶，并在他的心里激起了一种沉着而顽强的愿望，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重新改造一切。他脸上的肤色略呈黄色，两眼四周有不少细小的辐射状的皱纹，他说话声音很轻，两手总是暖乎乎的。他和弗拉索娃打招呼时，常常用他那有力的手指攥住她整个的手，这样握手之后，母亲的心里就会感到轻松和平静得多。
“现在可以到我家开会了……”
每次会上，一碰到争论开始变得激烈甚至达到不可开交的程度时，霍霍尔总要站起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身子，用响亮的有如钟鸣的声音讲几句简单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变得平心静气，稍稍严肃些了。维索夫希科夫经常露出心情阴郁的样子，仿佛要催促大家去干什么似的，他和那个名叫萨莫伊洛夫的红发青年，总是首先挑起争论。还有那个叫伊凡·布金的，则常常附和他们俩，此人圆颅方趾，头发呈淡黄色，仿佛被咸水洗过一般。至于那个肥胖的衣冠楚楚的亚科夫·索莫夫，说话不多，声音低沉而严肃，他和前额宽宽的费佳·马津在辩论中总是站在巴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几乎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总有同志到巴维尔家里来走访。他们一来就开始看书，从书里摘抄一些东西，忙得脸也顾不上洗，吃饭喝茶也手不离书。母亲觉得他们说的话越来越难懂了。
“愿上帝保佑他！”母亲想着，独自微笑着。
“我们要出一份报纸！”巴维尔常常说。
……巴维尔发表议论的时候越来越多，他参与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而他这个人也瘦多了。母亲感到，当巴维尔与娜塔莎交谈或者注视着她的时候，他的严厉的目光就焕发出柔和的光辉，说话的腔调也亲切一些了，此时此刻，他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质朴了。
生活变得匆忙而狂热。人们更加迅速地读完一本书接着读另一本，就好像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那样。
“我太老了，不宜参与这项事业，又目不识丁……”
“别人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科夫说，“我们可能很快暴露……”
一种近似羡慕的感觉，触动了弗拉索娃的心田。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悲哀地说道：
“是鹌鹑就不要怕落网！”霍霍尔说。
“要是你懂得……要是你了解，我们在做着何等伟大的事情，那就好了！……”
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当他叫她“大娘”的时候，这称呼就好像儿童的一只嫩手在她的脸颊上抚摩。每逢星期日，要是巴维尔没有空闲，霍霍尔就来劈柴。有一次，他扛来一块木板，拿起斧头，迅速而熟练地把门口台阶上腐朽了的板子换了。还有一次，他也是不声不响地修好了坍倒了的栅栏。他一面干活，一面吹着口哨，吹得非常好听，但是有点悲伤。
她的脸显得很洁白，蓝色的眼睛突然射出明亮的光芒，用低沉的嗓音富有深情地说：
有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噢，不！有时我感到很快乐，很幸福！”
“叫霍霍尔来咱们家里作房客好吗？你们两个也会方便些，省得互相来回找。”
姑娘忽然把头一扬，伸出一只手来，好像要推开什么。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呢？”巴维尔耸着肩说。
“啊啊，我不幸的孩子！”母亲悲伤地摇着头说。
“嗨，瞧你说的！我已经麻烦了一辈子，不知道为了什么——为好人麻烦是可以的！”
“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无关紧要，我父亲是个脾气很坏的人，哥哥也是一样，而且都是酒鬼。姐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一个非常有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妈妈真可怜！她和你一样是一个老实纯朴的人。像小老鼠一般地瘦小，而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有时我很想见见我妈……”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儿子回答说，“要是他搬来，我会很高兴的……”
“啊，想不到您的身世原来这样凄凉！”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幸福，”她不善于用言词完满地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便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默然地望着娜塔莎的脸，不知为什么，在她的心中，忽然萌生了一种对姑娘的感恩之情。她坐在娜塔莎面前的地板上，姑娘低着头，脸上带着沉思的微笑。
这样，霍霍尔就搬到他们家来住了。
说着，她把手一挥，指着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
[1]她的名字叫亚历山德拉，萨申卡是昵称。
“我过去有一个保姆——心地也像您这样善良！说起来也怪，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做工的人们过着这样困难、这样屈辱的生活，但是比起那些有钱人来，他们倒更有良心，更纯朴善良。”
[2]指民意党人1881年3月1日在彼得堡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事。
不断有一些新同志前来开会。由于人多，弗拉索夫家的小屋渐渐显得又狭小，又气闷。娜塔莎也常来，她虽然冻得发抖，疲累不堪，却总是显得格外开心，生气蓬勃。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还亲自替她穿在她的小脚上。娜塔莎起初笑着，但是过了一会儿，忽然闭口不语，她沉思了一会，低声说：
[3]指《工人马赛曲》。歌曲作者是P.L.拉甫洛夫，写于1875年，以《新歌》为题，发表在1875年7月1日《前进报》上，用的是法国《马赛曲》的曲子。
日子像数念珠一般，一天接着一天，从手中滑过去，串成周，串成月。每星期六，同志们都要到巴维尔家里来聚会。每次集合都像一个长梯上的一个梯级——这梯子坡度平缓，慢慢把人们引向高处，通往一个遥远的未知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