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里很久了吗？”
“我这口音比俄罗斯口音还好听呢！”客人乐呵呵地点了点头。“我是霍霍尔[2]，生在卡涅夫城。”
“在城里住了快一年啦，一个月前才进了你们这里的工厂。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出色的人——包括您的儿子，还有别的一些人。在这里，我打算住一段时期！”他一边说，一边捻着胡子。
“可您说话似乎不是俄罗斯口音！”母亲陪着笑解释说，她听懂了他的玩笑话。
母亲对他产生了好感，为了酬谢他称赞她儿子的话语，她乐意招待他：
“目前还不是[1]。”
“喝杯茶吧！”
那人把腿抖了一抖，张开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连耳朵都快退到后脑勺了。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怎能独自享受您的招待？”他耸了耸肩，回答说，“等客人来齐后，您再泡茶不迟……”
“我没有生气，不过这个问题您也问得太唐突了……这是我那死去的男人给我留下的礼物，愿他的灵魂在天国安息！你是鞑靼人吗？”
他说到有不少人会来，又使她回复到了刚才担忧害怕的心境。
他那坦率的态度使母亲消除了成见，她寻思道，自己如此生硬地回答这个怪人的问题，巴维尔也许会生她的气的，于是，她赔礼地笑了笑，说道：
“但愿来的人都和这个人一样才好！”母亲急切地盼望着。
“不要生气，这有什么难为情的！我的养母头上也有一块伤疤，和您的一模一样，所以我才这样问问。您要知道，她是被同居的鞋匠用鞋楦头打的。她是洗衣女工，他是鞋匠。在收养我做儿子后，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上了这个酒鬼，给她造成很大的不幸。您要知道，他经常打她！简直叫我毛骨悚然……”
过道里又响起脚步声，门很快打开了。母亲又站起身来，迎接另一个不速之客。但使她大吃一惊的是，走进厨房来的不是一个彪形大汉，而是一个娇小的姑娘。面孔像乡村姑娘一样纯朴，留着一条亚麻色的粗辫子。她轻声问道：
他俯身向着她。
“我来迟了吧？”
“这跟您有什么相干，我的老爷？”
“哪里，不迟！”霍霍尔从房间里朝外望着回答，“是步行来的？”
他问得很亲切，眼睛里带着明显的笑意，但是，这是一个使女人感到屈辱的问题。母亲紧闭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冷淡而有礼貌的口吻反问道：
“当然，您是——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母亲？您好！我叫娜塔莎……”
“谁在您的额头上留下这道伤疤，大娘？”
“请问您的父名？”母亲问道。
他沉着的态度柔和的声音和朴实的面孔，使母亲放心一些了。这人用坦率、友好的目光看着她，他的清澈的眼睛的深处闪着愉悦的火花，他身材瘦削，背微驼，一双腿很长。这副模样有点令人好笑，但也讨人欢喜。他穿着蓝衬衫和肥大的黑裤子，裤脚塞在靴筒里。母亲想问他是谁，从哪里来，是不是早就认识她的儿子，但是，他忽然把身子晃了一下，先开口问母亲道：
“瓦西里耶夫娜。您呢？”
“是吗，我正在等他呢。”大个子平静地回答说。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
“巴沙一会儿就回来，请等一等。”母亲轻声央求说。
“好，我们从此就是熟人了……”
“房子可不怎么样！”他评论道。
“嗯！”母亲轻轻嘘了口气说，含笑打量着姑娘。
“是租的！”
霍霍尔帮她脱下外套，问道：
母亲坐到他的对面，回答道：
“冷吗？”
“这个小房子是你们自己的还是租的？”
“旷野里很冷！风大……”
这人慢条斯理地脱下皮外套，抬起一只脚，用帽子掸掉靴子上的雪，然后以同样的动作掸掉另一只脚上的雪，把帽子丢在角落里，摇摇晃晃地，迈着一双长脚走进房间里。他走近一把椅子，仔细看看它，直到相信这把椅子很牢靠，最后才坐了下来，一面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呵欠。他的脑袋呈正圆形，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两颊刮得很干净，长长的唇髭往下垂着。他用又大又鼓的灰眼睛朝屋里仔细打量一番，架起二郎腿，在椅子上摇摆着身体，问道：
她的声音清脆，说话明白易懂，一张小嘴圆鼓鼓的，甚至她整个身躯都是壮实滚圆的，像花朵般娇艳。她脱了外套，用冻得通红的两手使劲地揉揉绯红的脸颊。她快步走进房间，鞋后跟在地板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巴维尔不在家？”
“连套鞋都没穿！”母亲心里想道。
母亲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
“真冷呀，”姑娘哆哆嗦嗦，拖长声音说，“我简直冻僵了，真够受的……”
“晚安！”
“我给你们烧茶炊去！”母亲急忙向厨房走去，“马上就好……”
门开了。最初往房间里伸进一个戴着大皮帽子的头，然后，慢慢钻进一个弓着背的颀长的身躯。进房后，这人挺直身躯，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大声地喘了口气，用浑厚的低音说：
她觉得自己似乎很早就认识这个姑娘，并且对她怀着一种慈母的怜惜和疼爱。她呆在厨房里，脸上带着微笑，倾听着客人在房间的谈话。
过道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母亲战栗了一下，紧张地竖起眉毛，站了起来。
“您心中为什么烦闷，纳霍德卡？”姑娘问道。
忽然传来吹口哨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一片寂静中突然响起，婉转回荡，犹如涓涓细流，凄切而动听。它似乎在沉思，在黑暗的旷野里徘徊不定，又好像在寻觅着，由远而近。这声音又仿佛钻进了木墙，突然在窗下消失了。
“唔，没什么，”霍霍尔低声回答，“这位寡妇的眼睛长得很美，我想，或许我母亲的眼睛也长得与她的一样呢。您要知道，我常常思念母亲，我总觉得她还活着。”
她感到，在室外的黑暗中，有些衣着古怪的居心叵测的家伙，弯着腰，东张西望，从四方八面朝这座房子走来。他们十分小心，不弄出一点儿声响，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在房子的周围走动，用手在墙上摸索。
“您不是说她死了吗？”
这时已是十一月末。白天在冰冻的土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干雪，因此，现在呆在屋里的母亲，听见雪在刚出门的儿子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浓重的黑暗一动不动地紧贴在窗玻璃上，怀着敌意向屋内窥伺。母亲枯坐着，双手支在凳子上，眼睛盯着门，等候着这些不请自来的陌生人……
“死了的是我的养母，我现在思念的是我的亲生母亲。我觉得似乎她在基辅的什么地方乞求施舍。她爱喝伏特卡，喝醉了，警察就打她的耳光。”
“不。为什么要回避呢？”
“唉，怪可怜的！”母亲想着，叹了口气。
这句话使她感到委屈。她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说道：
娜塔莎说起了什么，声音急促而热烈，但是很低。接着又传来了霍霍尔洪亮的声音。
“或者，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走走吧？”
“嗨，您还年轻，同志，还没有尝过人生的艰苦！生孩子固然不易，但要把孩子教育成人就更难……”
她软弱无力地坐在长凳上。儿子皱着眉头，看了她一眼，提议说：
“哦，他说话多在理！”母亲在心里赞许着。她正想对霍霍尔说几句亲切的话，这时，门慢慢开了，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走了进来。他是老贼达尼拉的儿子，是全工人区有名的不合群的人。他总是阴郁地躲着别人，因而大家都讥笑他。母亲惊奇地问他：
“要是有客人来，就说我马上回来。请你不要害怕……”
“尼古拉，你有什么事吗？”
星期六晚上，巴维尔从工厂里回来，洗罢脸，换了衣服，又要上哪儿去。他没转过眼睛看母亲，说道：
他用一只宽大的手掌擦了擦大颧骨的麻脸，也不打招呼，闷声闷气地问：
接连三天，她的心都在战栗，一想起那些可怕的不速之客要来，她就神情呆滞，不知所措。正是他们给儿子指出这条危险的道路，使他义无反顾地向前……
“巴维尔在家吗？”
他走了。
“不在。”
“你得原谅我——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他瞧了瞧房间，径自往里走，说道：
他的口气和缓了一些，低声说：
“同志们，你们好……”
“别发火！叫我怎能不怕呢！我怕了一辈子了——心中充满担忧害怕的事情！”
“这个人也是？”母亲甚为不快地想道，她十分惊奇地发现娜塔莎向他伸过手去，态度亲热而欣悦。
母亲伤心地哭着说：
随后又来了两个还是孩子模样的小伙子。其中一个母亲早就认识——是厂里老工人西佐夫的侄儿，名叫费多尔，尖尖的脸，高高的额头，一头卷发。另一个头发梳得很光，举止温文尔雅，母亲不认识他，但觉得他并不可怕。最后进来的是巴维尔，身后还尾随着两个小伙子，她都认识。两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儿子亲切地对她说：
“我们就毁在这害怕上头！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就是利用我们的害怕，奴役我们，他们还要更加厉害地吓唬我们，使我们不敢反抗。”
“茶炊烧好了？谢谢你啦！”
他俯身对着母亲的脸，像他父亲当年一样，怒冲冲地说：
“要不要买点伏特卡？”她提议道，她十分感激儿子，因为他让她接触到这么多她还不甚了解的事物，但她又不知道怎样向儿子表达这种感激的心情。
“我怕！”她承认说。
“不，这样做是多余的！”巴维尔对她亲热地微笑着答道。
“你害怕吗？”
她忽然想到，儿子故意夸大这次集会的危险性，是为了跟她开玩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出来了……”
“这就是——那些危险人物吗？”她悄悄地问。
“唉，妈妈，这又是为什么？”巴维尔困惑地大声说。
“就是这些人！”巴维尔一边向屋里走，一边回答。
“有客从城里来？”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抽泣起来。
“哎，你这个人哪！……”母亲在他后面亲切地叹了一声气，心里体谅地想道，“还是孩子呢！”
“星期六，城里有客人上我家来。”
[1]帝俄时代俄罗斯人歧视中亚的少数民族，将其统称作“鞑靼人”，这里客人对母亲一本正经的问话作了一个诙谐的回答。
有一次，在一周中的一个休假日，巴维尔临出门时对母亲说：
[2]帝俄时代对乌克兰人的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