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佐夫轻轻地碰了碰母亲的臂肘，她回过身来。西佐夫脸上现出满意而又有几分担忧的神情。他小声道：
这时，母亲看着铁栏杆后面的人，已不再为他们害怕，也不怜悯他们——对他们不应该怜悯。他们使母亲感到的只有惊奇和暖人心的爱。惊奇是平静的；爱是欢乐而鲜明的。他们年轻、健壮，坐在靠墙的一边，对于证人和法官单调的谈话，以及律师与检察官的辩论，他们都不屑于插嘴。有时，他们中有人会发出轻蔑的冷笑，和同志们说着什么。他们的脸上也会掠过一丝讥笑。巴维尔和安德烈几乎一直在和辩护人中的一位小声地交谈着。这位律师母亲前一天在尼古拉家里见过。比其他人更兴奋和激动的马津在倾听他们的谈话。萨莫伊洛夫不时对伊凡·古谢夫讲几句。母亲看见：伊凡每次都勉强忍住不笑出声来，悄悄地用胳膊肘捅一下同志的身上，脸涨得通红，鼓起两腮，把头低下来。他已经有两次“扑哧”笑了出来，而在这之后的几分钟里绷着脸坐着，努力装得一本正经。他们每人身上都奔腾着青春的活力。虽然他们在努力地克制着，但这股活力很容易冲破他们的努力。
“你瞧，他们多么坚强，这些小子，啊？多有骨气，啊？”
“你知道的并不多。”
法庭上，证人们用单调枯燥的声音在急急忙忙地叙说着。法官们则不情愿地、无精打采地说着。胖法官用肉乎乎的手捂着嘴在打呵欠。白脸红胡子法官的脸变得更苍白。有时他举起手，用一只指头使劲地按着太阳穴，悲哀地睁大眼睛，茫然地望着天花板。检察官间或用笔在纸上划几下，然后又低声和贵族长交谈着。而贵族长则捋着白胡子，瞪着漂亮的大眼睛，神气地扭着脖子在微笑。市长翘着二郎腿坐着，用指头轻轻地敲着膝盖，聚精会神地欣赏着手指的动作。只有乡长仍用膝盖顶着肚子，小心翼翼地用手托着肚皮，低头坐着。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专心听着这单调的嗡嗡声。而老头把身子埋在围椅里，就像无风天气的风标，一动不动插在那里。这种种状况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无聊呆滞的场面又重新使人感到迷惑。
母亲熟悉的那个黄脸宪兵军官站在他们面前，态度倨傲地拖长着声音，讲述着巴维尔和安德烈的情况。母亲听他讲着，不由自主地想道：
“我宣布……”老头说道，余下的词汇又被他那薄薄的嘴唇吃掉了。他站了起来。
母亲觉得所有的法官都是些病人。他们的姿势和声音里都显出一种病态的萎靡不振。他们的脸上也充满着这种病态的倦容和令人厌恶的忧郁无聊的神态。看起来：制服、法庭、宪兵、律师，以及坐在围椅上进行讯问和听取回答这些责任，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厌烦和无奈。
喧哗声、叹息声、小声的叫喊声、咳嗽声和脚步声充满了大厅。被告们被带了下去。他们一边离去，一边微笑着朝亲属和熟人点头致意。而伊凡·古谢夫轻声地对谁喊道：
“您没任何意见吗？”
“不要怕，叶戈尔！……”
老头问另一个人：
母亲和西佐夫来到了走廊上。
“我可以发言吗？”
“要不要去小馆子里喝杯茶？”老头沉思而关切地问她，“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一个律师站了起来，说：
“不想喝。”
“他也是……”
“嗯，那我也不去了！这些小伙子多棒，啊？他们坐在那里，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人，而其余的人——都算不了什么！费佳就是这样。不是吗？”
“而纳霍德卡呢？”胖法官懒洋洋地低声问道。
萨莫伊洛夫的父亲手里拿着帽子向他们走了过来。他忧郁地笑着，说：
“巴维尔·弗拉索夫是所有人的头……”
“我的格里戈里不也是这样吗？拒绝请律师，什么话也不愿说。听说没有，是他第一个想出了这个。佩拉格娅，你儿子赞成请律师辩护；而我儿子却说不愿意！这时，他们四个人都拒绝了……”
这时，一个宪兵站在法官面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他妻子跟他站在一起。她不断眨着眼睛，用头巾的一角擦着鼻子。萨莫伊洛夫把胡子攥在手里，眼望地面，继续说道：
但与此同时，一种冷漠的刺人的感觉搅动着母亲的心，使她惶惑不安。——她已模糊地感觉到了一种对她充满敌意的东西。它不吓人，也不叫喊，但不可捉摸地无条件地在扩大。它懒洋洋地、迟缓地在法官周围摇摆着，好像把他们裹在一层不透气的云层中，使外界所有一切都与他们隔绝。她看着法官们，觉得他们不可理解。他们并未如她预料的那样生巴维尔和费佳的气，也没有恶语伤人；但他们所问的一切，她感到对他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好像很不情愿地在审问，耐烦地听着回答。好像对一切早已知道，对什么都毫无兴趣。
“他们还有这么一手！看着他们这些鬼东西，心想，他们这一切打算会落空的，白白地害了自己。有时突然又想：可能他们是对的？回想一下，工厂里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他们经常被抓走，但他们是河里的鱼，总是抓不完。抓不完的！又想一想，力量或许是在他们一边？”
秃头检察官站了起来，一只手按着讲台，分条列项地很快讲起来。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可怕的东西。
“斯捷潘·彼得罗夫，我们是很难弄懂这种事的！”西佐夫说。
“您的意见呢？”老头说。
“很难，你说得对！”萨莫伊洛夫同意。
母亲困惑不解地微笑着。刚开始时她觉得这所有一切的开场白都是多余的，接着就会有一件冷酷的恐怖发生，顿时把大家都压倒。然而，巴维尔和安德烈镇静的发言，表现出如此地无畏和坚定，就仿佛是在工人小区那间小房子里谈话一样，而不像是在法庭上。费佳那激烈的举动使她振奋。大厅里某种勇敢的氛围在增长。母亲从自己身后人们的举动中猜测到：不止她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情况。
他的妻子用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
“回答得干脆，不是吗？直截了当，比其他人说得好！”西佐夫惊奇地在母亲耳边小声说道。
“这些不要命的家伙身体倒蛮结实……”
胖法官把脸凑近审判长，低声耳语了一番。白脸法官抬起眼皮，斜看着被告们，接着把手伸到桌上，在面前的纸上写了几个字。乡长摇了摇头，小心地挪动着自己的脚，把肚子贴在自己的膝上，用手掩盖着。老头没动脑袋，转过身向着红胡子法官，轻声地跟他讲着什么。红胡子法官低头听着。贵族的首席代表跟检察长正说着什么。市长擦着腮帮子在听他们讲话。审判长那毫无生气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她那宽宽的肌肉松弛的脸忍不住露出微笑，继续说道：
他坐了下来，把自己激动得通红的脸藏到了安德烈的肩后。
“尼洛夫娜，你别生气！刚才我埋怨你，说你的儿子不好。老实说，鬼才知道谁不好！刚才宪兵和密探都谈到了我们的格里戈里。他也真卖力气——这红毛鬼！”
“我拒绝辩护！我什么也不愿说。我认为你们的审判是非法的！你们是些什么人？人民给了你们权力审判我们吗？没有。他们没给！我不承认你们！”
显然，她为自己的儿子而感到自豪，很可能她自己还没能弄懂自己的感情。但她这种感情对母亲来说却是熟悉的。她以善意的微笑回报了她的话，低声说：
西佐夫轻轻地“哎哟”叫了声。母亲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年轻人的心总是离真理近些……”
“我不想回答！”费佳站了起来清楚地说道。满脸激动得通红，眼睛放着光。不知为什么把两只手藏到身后。
人们在走廊里踱步，不时围成一堆，兴奋而沉思地低声交谈着。几乎没有一个人单独面壁站着。大家的脸上明白地露出想交谈、询问和倾听的愿望。在那两垛墙之间那白色狭窄的通道里，人们好像被狂风刮着一样，一下往后，又一下往前，仿佛都在寻找着可以牢固地站稳脚跟的地方一样。
“费多尔·马津，请您回答……”
布金的哥哥，一个同样面容憔悴的高个子，挥舞着双手，匆匆忙忙地四处跑动，证实说：
“你听见他们是怎么说的吗？”西佐夫低声问道。
“乡长克莱巴诺夫不配来审这个案子……”
母亲感到坐在自己后面凳子上的那些人活跃起来。人们在交头接耳，低声谈着什么，像是要挣脱蜘蛛网似地摆脱那瓷娃娃样的人的东拉西扯的谈话。
“闭嘴，康士坦丁！”他父亲，一个小个子老头，对他说道，害怕地四处张望着。
“请回答得简单些……”老头吃力地但清晰地说道。
“不，我要说！人们都说：去年，他为了把自己管家的老婆搞到手，就把管家杀了。现在管家的老婆正和他同居——这怎么解释呢？况且，他还是个著名的盗贼……”
“我有什么罪？”霍霍尔耸了耸肩膀，像平时一样声音悦耳地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不杀人，也不偷不抢。我只是不同意这种逼得人们自相掠夺和残杀的生活秩序……”
“哎呀，我的老天，康士坦丁！”
安德烈慢腾腾地站起来，挺直身子，擦了擦自己的胡子，皱着眉头望着老头。
“是呀！”萨莫伊洛夫说道，“是真的！这样的审判很不合理！”
“嗯，安德烈·纳霍德卡！您知罪吗……”
布金听见了他的声音，很快地向他走去。一些人也跟着他走。他挥舞着双手，因为激动而满脸通红，喊道：
审判长也似乎在倾听着什么，等待着。他的同僚们开始交头接耳。这时，他说道：
“盗窃案、凶杀案，由陪审员和普通老百姓——农民与市民——来审问！反对官府的人由官府来审问，这是为什么？如果你欺侮我，而我打了你，然后由你来审判我，那我当然是罪犯了。可是，首先欺侮人的是谁？不是你吗？正是你嘛！”
法庭里静了下来。在这瞬间，母亲的耳朵里传来的只有笔尖在纸上写字时发出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
一个白头发、鹰钩鼻、胸前挂着奖章的法警，推开人群，伸出手指威吓布金道：
“这里没有罪犯，也没有法官。”巴维尔坚定的声音响了起来，“这里只有俘虏和胜利者。”
“喂，不准喊叫！这儿是酒馆吗？”
在老头的一边，坐着一个肥胖臃肿的法官。他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肥胖的身子把围椅都塞满了。另一边坐着个驼背的法官，苍白的脸上有着淡红色的唇髭。他疲乏地把头靠在椅子背上，半睁着眼，在想着什么。检察官的脸也无精打采，一副无聊的样子。法官后面坐着市长，一个威风凛凛神色庄重的胖男人；还有贵族长，一个白头发、大胡子、红脸的人，生就两只和善的大眼睛；还有乡长，穿一件腰部带褶的外衣，腆着大肚子。看来这只大肚子使他很不自在，总是扯着大衣的前襟去盖上，但前襟却不断地滑落下来。
“是的，得勋章的先生，这个我懂！您给我听着——如果我打了你，却由我来审判你，你会怎么说……”
面孔像瓷娃娃的人毫无表情地读着案卷。他那死板的声音使大厅里充满枯燥的气氛。受这气氛感染的人们，像失去知觉似地一动不动地坐着。四个律师正低声然而十分热烈地和被告谈话。他们的动作有力而迅速，仿佛是四只巨大的黑鸟。
“看我不派人把你押出去！”法警严厉地说。
母亲听着老头含混不清的提问——他问着，并不看被告，脑袋一动不动地架在制服的领口上。——她听见了儿子平稳而简短的回答。她觉得，审判长和他的全体同僚们不可能是凶恶残忍的人。她仔细地审视着法官的脸，想从中预感到什么，一面静静地谛听着自己胸中诞生着新的希望。
“带我上哪儿？凭什么？”
“唉，费齐卡，费齐卡啊！”西佐夫低声道，低下了头。
“带到街上去。免得你在这儿乱叫……”
巴维尔和安德烈坐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并排坐在第一排的还有马津、萨莫伊洛夫和古谢夫。安德烈剃了胡子，唇髭却很长，从两边往下垂着，使得他那圆圆的脸就像猫的脑袋；脸上流露出一种新的表情：从嘴角的皱纹中显出一种尖刻讽刺的神气，目光阴沉。马津的上唇上多了两条黑道道，脸胖了些。萨莫伊洛夫还是以前一样一头卷发。伊凡·古谢夫仍然是咧着嘴笑嘻嘻的。
布金环视了人们一眼，低声说道：
“首先，我要警告……”老头说。
“他们最要紧的就是不让人讲话……”
“肃静！”传来严厉的吼声。
“你想要怎么样？！”法警声色俱厉地吼道。
“他们毫不畏惧！”母亲听见西佐夫的耳语声。而右边，萨莫伊洛夫的母亲在低声地哭泣着。
布金双手一摊，说话的声音小了些。
铁栏杆后面墙上的门开了，走出一个肩上扛着出鞘军刀的士兵。在他后面走出来的是：巴维尔、安德烈、费佳·马津、古谢夫兄弟、萨莫伊洛夫、布金、索莫夫，还有五个母亲叫不出名字的青年。巴维尔和蔼地微笑着。安德烈也一样，咧着嘴，频频点头致意。他们的微笑、朝气勃勃的面孔和举止，打破了紧张、拘束和沉默的气氛。大厅里变得好像明亮、舒服些了。那些人制服上辉煌的金光暗淡了下来，不那么耀眼了。法庭里洋溢着的令人振奋的信心和生机勃勃的活力，触动着母亲的心，使她振奋起来。坐在她身后长凳上的人们，刚才还神情沮丧地等待着，现在也发出了应对式的嗡嗡声。
“再有，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旁听，而只让亲属进来？如果你的审判公平合理，那你当着大家的面审好了。你怕什么来着？”
“看！”西佐夫低声道，轻轻推了下母亲，站了起来。
萨莫伊洛夫重复地但声音已大了些地说：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
“审判不公，这是真的！”
老头把身子向前一倾，开始说话。他的第一个词吐得很清楚，但后面的话却像被他那灰色的薄嘴唇给吃掉了。
母亲想把从尼古拉那儿听到的关于非法审判的道理说给他听。但一来她也不太懂这些道理，再者有些话她也忘了。她走到一旁，以便尽力回忆起这些话。但她发现：一个留着浅色胡须的年轻人注意地看着她。他右手插在裤口袋里，因为这样，他的左肩显得低些。这一特征使母亲感到似曾相识。但他已转过身去把背朝着她。她正努力思索着回忆那些已忘记的话，所以一下子把他忘记了。
在桌子尽头一个斜面高讲台旁，站着一个微微秃顶的高个子，不时咳嗽着，翻着卷宗。
但过了一阵，她听见了一句低声的问话：
他们在桌子旁磨磨蹭蹭，好半天才在围椅上坐了下来。之后，一个制服敞开、脸刮得干干净净、懒洋洋的文官，艰难地翕动着厚嘴唇，低声地对老头说着什么。老头正襟危坐，一动不动。母亲从他那眼镜的镜片里，看见了两个没有光泽的小斑点。
“是这个？”
大厅左角的一扇大门开了，从那里摇摇晃晃地走进一个戴眼镜的老头。他那灰色的小脸上，稀疏的连腮白胡子颤抖着，刮去胡须的上唇瘪进了嘴里，高耸的颧骨和下巴架在制服的高高的衣领上，仿佛他没有脖子似的。一个高个子、脸像瓷娃娃一样又红又圆的年轻人，从后面扶着他的手臂。还有三个穿绣金制服的人和三个文官，跟在他们后面慢慢地走着。
接着，一个高些的声音高兴地回答道：
突然，有人大声说了句什么。母亲浑身战栗了一下。大家都站了起来。她也抓住西佐夫的手站了起来。
“是！”
透过高高的窗户大厅里撒满了晦暗的光线，雪花在窗外顺着玻璃滑落。两扇窗户之间，挂着装在金光闪闪的大镜框里的沙皇的巨幅画像。沉重的深红色窗幔打着垂直的皱折，稍稍遮住了窗框的两边。肖像前面，摆着一张几乎与大厅一样宽的桌子，上面铺着绿色呢绒。右边靠墙的铁栏杆里面，摆着两条长木凳；左边，摆着两排深红色的围椅。职员们穿着绿色衣领的衣服，胸前和腹部都钉着金色纽扣，静默无声地跑来跑去。混浊的空气里，飘荡着胆怯的低语声，还有一股药房里才有的气味。所有这一切——颜色、光线、声响和气味——使母亲眼花缭乱，并随着呼吸进入胸部。她空虚的心里充满了忧郁的恐惧，好像塞满了各种颜色的沉淀物。
母亲朝周围看了看。那个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的人侧身对着她，正跟自己的同伴——一个留着黑胡子、穿着短大衣和长筒靴的青年人——说着什么。
母亲看了女人一眼，认出是萨莫依洛娃。再过去是她丈夫，秃顶，五官端正，蓄着浓密的红胡须。他面孔瘦削，眯着眼睛直视正前方，胡子在颤动。
她重新不安地回忆着，但什么也记不清了。她心中顽强地燃起了把儿子讲的真理告诉人们的愿望。她想听听人们能说出什么反对这一真理的话，她想根据这些反对的话来判断出法庭的最终判决。
“住嘴，娜塔莉亚！”西佐夫板着脸答道。
“难道能这样审判吗？”她开始小心地轻声地对西佐夫说道，“他们只是问：谁干了些什么，却不问：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他们都是些老家伙。年轻人应该由年轻人来审问。”
“你儿子可把我的格里沙卖了！”跟她坐在一起的一个女人低声说道。
“是啊。”西佐夫说，“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很难！”说完，沉思地摇着头。法警打开法庭的门，喊道：
母亲顺从地坐了下来，整理了下衣服，朝周围看了看。她眼前不断地浮现着一块块红红绿绿的条纹和斑点，闪烁着一根根黄色细线。
“家属们，出示入场券……”
“坐在一起吧！”西佐夫说道，挪了挪身子。
一个阴沉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
在街上，工人区的熟人和她打招呼。她默默地点点头，挤过忧郁的人群。在法庭的走廊和大厅里，她碰见了几个被告的亲属。他们也压低了声音在讲话。母亲觉得他们的话毫无必要，同时，她也不理解他们的话。人们都被同样悲伤的情绪所控制——这也感染了母亲。她更加难受。
“入场券。就像进了马戏院！”
这种恐惧，犹如散发着潮气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霉菌，在她心里急剧地增长了。开庭的日子到了。她怀着压得她透不过气、直不起腰和脖子的沉重的焦虑向法院走去。
现在，所有的人都感到一种模糊的激动和暗暗的焦躁。他们开始随便起来，吵闹着，和法警们争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