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以为这个计划能成功吗？”
拉了拉手后，萨莎问道：
“可谁去组织呢？大家都忙……”
“我也是这样想的。”尼古拉从门里出来说道，“您好，萨莎！”
“交给我吧，”萨莎站了起来，很快地说道，“我有时间。”
“是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计划。”姑娘慢慢说道。
“您去吧，但要胆大心细，跟其他人商量……”
“他写了个便条，要求把雷宾救出来。”母亲没看姑娘，说道。
“好，我会的，我马上就走……”
“身体很好，也很愉快。”萨莎看着自己的手，小声说道。
她用纤细的手指坚定地扣好了大衣的纽扣。
“好。”
“您应该休息一下。”母亲建议道。
“又是雨，又是风，真讨厌！他身体好吗？”
她轻轻地笑了笑，用柔和的声音答道：
“我早知道会这样。”萨莎随意地说了一句，可她的脸一下变得苍白。她解开大衣的纽扣，随即又扣上两颗，试着把大衣脱下来，但她没有成功。这时她说道：
“不用担心，我不累……”
“不同意。”
她默默地和他们握了握手，冷峻严肃地走了。
“他不同意？”当母亲打开门时，姑娘直接问道。
母亲和尼古拉走近窗口，看着姑娘走过院子，消失在大门外。尼古拉轻轻地吹起了口哨，坐到桌旁，开始写东西。
“最好由您说……”
“她去做这件事，心里会轻松些。”母亲若有所思地小声说道。
门铃又响了，不过声音没刚才那么大，仿佛门外的人也在犹豫不决。尼古拉和母亲都站了起来，一道往前走着。但到了通往厨房的门边时，尼古拉退到一旁，说：
“对，是这样。”尼古拉赞同道。他转身对着母亲，善良的脸上带着笑容，问道：“尼洛夫娜，这种痛苦您大概没尝过，恐怕不太知道思念心爱的人的烦恼吧？”
“她真可怜……”
“唉！”母亲双手一挥，喊道，“哪有什么烦恼啊？只知道害怕——生怕把自己随便嫁给谁。”
“是呀，要知道……”
“您谁也没有喜欢过？”
“怎么跟她说呢？”母亲低声问道。
她想了想，答道：
“这是萨莎，嗯！”尼古拉低声说。
“记不得了。怎么没喜欢过什么人呢？……真喜欢过什么人，只是——记不起了。”
尼古拉站起身来。这时门铃响了，他们很快地互相望了一眼。
她望了望他，带着平静的苦涩简单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我真不懂他为什么不愿意？”
“丈夫总是打我，因此，在嫁给他以前的所有事，都从记忆中抹去了。”
两人沉默了一阵。母亲突然慢慢地低声说道：
尼古拉朝桌子转过身去。她从房间里出去了一会儿。当她回来之后，尼古拉温柔地看着她，小声而亲切地追寻着自己的记忆，说道：
“最好趁巴沙还在牢里时就把这件事办成。他会很高兴的！”母亲说道。
“你知道吗，我也和萨莎一样有着同样的经历。我爱过一位姑娘。她是个令人惊叹的人，好极了！我二十岁时认识了她，从那时起就爱上了她，说实话，现在还爱她。倾心地爱她，充满感激，永远爱她……”
“很遗憾，姐姐不在……”
母亲跟他并排站着，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柔而明亮的光芒。他把两手搁在椅子背上，脑袋放在手上，眼望远处。单薄瘦长而又结实的身体向前倾斜，就像植物的茎向着阳光一样。
尼古拉沉思着低下头，咬着嘴唇，捻着胡子，坐在沙发上母亲的身旁。
“这有什么，结婚呗！”母亲劝说道。
“她会来的。每当我探视巴沙的日子，她总会来的。”
“噢，她结婚已四年了……”
“对，很好！”尼古拉答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必要告诉萨申卡……”
“这以前您干什么了？”
她想马上做点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一直走到精疲力竭为止。
他想了想，答道：
“那么，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雷宾的事吧。”她建议道。
“您可知道，我们之间不知为什么总是这样：她蹲监狱，我在外面；我刚从监狱出来，她又进了监狱或被流放。这和萨莎的处境一样，真像！后来，她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十年，真遥远呐！我甚至想跟她一起去。但她和我都害羞。她在那儿遇上了另一个人，也是我的同志，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后来他们一起逃跑了，现在住在国外，这样……”
“您儿子真是个出色的人物！”尼古拉异乎寻常地大声赞叹道，“我十分尊敬他！”
尼古拉结束了自己的谈话，摘下眼镜，擦拭着，在阳光下看看镜片，又擦起来。
她的心脏跳得很快，头因为兴奋而眩晕。
“哎呀，我亲爱的！”母亲摇着头，同情地感叹道。她可怜他，同时，他使母亲露出了温暖的慈母般的微笑。他换了个姿势，手里又拿着笔，挥舞着，像打拍子似的说：
“别谈这个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母亲断然说道，“用不着安慰我，也不必向我解释。巴沙做的不会错。他不会白白地折磨自己和其他同志，不会的！他也爱我，是的！您看，他思念我，他不是写了条子向我解释，安慰我，不是吗？……”
“家庭生活是要消磨革命者的精力的，总是要消耗的！要生孩子，生活没保障，为了糊口不得不多干工作。而一个革命者应该不疲倦地、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精力。这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永远走在大众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担负着破坏旧世界、建设新生活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因为不能战胜疲劳，或者因为被眼前取得的微小胜利所迷惑，从而导致落伍了的话，那是很不好的，这几乎是对事业的背叛。现在，我们还没找到一个能一道前进而无损于我们信仰的伴侣。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我们的任务不是那些微小的局部的胜利，而只能是获得全胜。”
“当然啦！这位同志写道：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判决已经知道了——全体流放。您看到了吗？这些卑微的骗子们把审判变成了庸俗的滑稽剧。您可知道，结论早在审判之前就在彼得堡做好了……”
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脸色发白，眼睛里闪烁着平时那种自制与镇定的力量。门铃又响了起来，打断了尼古拉的话——柳德米拉来了。她穿一件不合时令的薄大衣，两颊冻得绯红。她一边脱破套鞋，一边气鼓鼓地说：
“他能从西伯利亚逃走……能吗？”
“审判的时间已定了，再过一星期！”
“我刚接到一位同志从彼得堡写来的信……”
“这是真的吗？”尼古拉在房间里喊道。
“没什么，要审判就审吧！”母亲皱着眉头说，一股潮湿而朦胧的伤感涌上了心头。
母亲飞快地朝他走去，不知是恐惧还是高兴，总之很激动。柳德米拉跟她一道走着，以低嗓音讽刺地说道：
“您瞧，我们反正来不及了……”
“真的！法院已公开地说：判决已经准备好了。但这算怎么回事呢？政府还怕它的官员会对敌人仁慈手软吗？这么长时间千方百计地腐蚀着自己的奴仆，它仍然对这些甘当卑鄙无耻之徒的人不信任吗？”
然后他用双手遮住眼睛，扶了扶眼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说道：
柳德米拉坐到沙发上，用手掌摸着瘦削的双颊，暗淡的眼睛里燃烧着轻蔑的火焰，声音中越发充满了愤怒。
“您瞧，我感冒了……”
“您是在白白地浪费火药，柳德米拉！”尼古拉安抚道。
尼古拉迅速地转过脸去，拿出条手帕，使劲地大声地擤了一下鼻涕，自言自语道：
“要知道您骂他们，可他们听不见您的话……”
“嗯，有什么要跟我讲清楚的？我能理解。”
母亲紧张地听着她的话，但什么也没听懂，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地重复着：
母亲抬起头，小声地声音发抖地说道：
“审判，过一个星期后审判？”
“果然如此！他是这样写的：‘我们不越狱，同志们，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中谁也不愿这么做。我们不能当逃兵。不然的话将会丧失我们自己的尊严。请注意前不久被捕的那位农民。他需要你们的关怀，值得你们为他费力。他在这儿太困难了。每天都和狱吏发生冲突，被打得体无完肤。已经被关了一昼夜的禁闭。他们会把他折磨死的。我们大家都求你们帮助他，救他出狱。请安慰我的母亲，把情况跟她讲清楚，她是能够理解这一切的。’”
她突然感到：某种不可避免的严酷的事情即将临近。
星期天，当母亲在监狱的办公室里与巴维尔分手时，她感到手里有一个小纸团。她好像掌心被烧痛了似的颤抖了一下。她用请求和询问的目光看着儿子的脸，但没能找到答案。巴维尔蓝色的眼睛像往常一样微笑着。这微笑是她所熟悉的，安详而坚定。“再见！”她叹着气说道。儿子再次向她伸出了手，脸上露出了亲切的笑容。“再见了，妈妈！”她等待着，没放儿子的手。“别担心，也别生气。”他说道。从这些话和他额头固执的皱纹里，她寻到了答案。“嗯，你怎么啦？”她低下头，喃喃说道，“那么没什么……”母亲没再看他一眼就匆匆地走了。她不愿意在儿子面前露出自己泪眼涟涟和颤抖的嘴唇所表现出的感情。一路上，她觉得她那紧握着写有儿子回答的那个纸团的手隐隐作痛，整条手臂十分沉重，就像肩膀被人打了一拳似的。回到家，她把纸团放到尼古拉手中，站在他面前，等待着他打开卷紧的字条；她感到了不安和期待。但尼古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