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反正都一样——死两次不可能，死一次又免不了……”
“他为什么说这些？”台阶旁那个农民低声问。那个蓝眼睛农民慢条斯理地答道：
人们默默地站着，皱着眉忧郁地看着雷宾，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沉重地压在他们头上。
“农民弟兄们！”雷宾尽力高声地说道，“相信这些书报吧！现在，我因为这些书报可能会死。他们打我，折磨我，想要我说出这些书报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还将拷打我，但这一切我忍受得了！因为这些书报里有真理。而真理对我们来说，应该比面包更为珍贵！就是这样！”
县警察出现在台阶上，摇晃着身子，醉醺醺地吼道：
人们阴沉地怀疑地望着他，默不作声。在人群的后面可以听见窃窃私语的声音。
“这是谁在讲话？”
她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她从台阶上清楚地看见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那满是伤痕的黝黑的脸，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她为了使雷宾能看见自己，踮起脚，尽量伸长脖子看着他。
他猛地跑下台阶，揪住雷宾的头发，一前一后地推搡着，喊道：
“他们害怕了！”母亲不由自主地想道。
“是你在讲话，狗崽子，是你吗？”
“听见了吗？”另一个农民顶了顶蓝眼睛农民的腰，小声问道。后者没有答话，抬起头，又一次注视着母亲的脸。那一个农民同样也看着母亲的脸——他比第一个农民年轻些，留着稀疏的黑胡子，瘦削的脸上满是雀斑。随后，他们两个离开台阶到一旁去了。
人群骚动起来，响起一片嗡嗡声。母亲在痛苦的无奈中低下了头。但雷宾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人们把雷宾围得更紧了。他的声音沉着镇定，从容不迫。这使母亲渐渐清醒起来。
“善良的人们，你们看见了……”
“乡亲们！你们听说过有写我们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的书报吗？就是因为这些书报我才遭罪的！这些书报是我散发给大家的！”
“给我住嘴！”县警打了他一个耳光。雷宾身体晃了晃，耸了耸肩膀：
两个乡警在人群前停了下来。人越来越多，但都默不作声。突然，人群上空响起了雷宾宽厚的声音：
“你们将人家的手捆住，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
“您就看吧！”那个农民答道，然后转过身去。这时又来了个农民，站在旁边。
“乡警们！把他带走！大家散开！”县警像一只被拴在一块肉前的狗一样，在雷宾面前蹦来蹦去，用拳头打他的脸、胸口和肚子。
“这是怎么回事？”
“别打！”人群里有人喊道。
她清醒过来，嘘了一口气——台阶旁站着一个留有浅色大胡子的农民。他的深蓝色的眼睛盯着母亲的脸。母亲咳着，用吓得发软的手擦着喉咙，好不容易才问他：
“为什么打人？”另一个声音附和着。
母亲茫然若失，目不转睛地看着；雷宾口中在念念有词，她听得见他的声音。但他的言语在她那阴暗、颤抖而空虚的心里消逝了。
“我们过去吧！”蓝眼睛农民点了点头，说道。他们两个不慌不忙地朝乡公所走去。母亲用善良的眼光目送着他们。她轻松地舒了口气。县警又笨拙地跑上台阶，挥着拳头，歇斯底里地吼道：
当她走到台阶上时，一股寒气直扑她的眼睛和胸脯。她呼吸急促，双腿僵直：雷宾双手被反绑着走在广场中央。两个乡警和他并排走着，棍子在地上有节奏地敲着。乡公所的台阶上站着一群人，在默默地等待着。
“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说……”
姑娘看了外面一眼，然后跑出了房间，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母亲哆嗦了一下，把自己的箱子往凳子里挪了挪，把围巾往头上一披，急忙往门口走去，并克制着突然产生的要尽快离开或逃跑的莫名其妙的愿望……
“不行！”人群中响起了一个有力的声音。母亲知道，这是那位蓝眼睛农民在说话。“不能让他带走，弟兄们！带到那儿，他们会打死他的。然后又把这推到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打死他的！不能让他们带走！……”
母亲看着窗外；广场上出现了一些农民。有的慢条斯理地走着，有的一边走一边脚忙手乱地扣着短皮袄的扣子。所有的人都站在乡公所的台阶旁，往左边什么地方望着。
“农民弟兄们！”雷宾洪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难道你们没有看见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懂得你们是怎样被人掠夺、被人欺骗、被人喝干你们的血吗？一切都靠你们支撑。你们是天下最有力量的人，但你们有什么权利？除了饿死之外，你们什么权利也没有！”
“不知道！”姑娘重复答道，“我只听说抓了人，乡公所的门卫跑去找区警察所长了。”
一呼百应，农民们突然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
“他干了些什么？”
“他说得对！”
“不知道……”
“把所长叫来！所长在哪儿？”
“是个什么样的暴徒？”
“县警骑马去叫去了……”
“刚才抓住了一个暴徒，就要带来了！”
“那个酒鬼！”
姑娘在桌上摆着盘子和茶具，突然激动地说道：
“找头头不是我们的事……”
“您好！”
吵闹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你好，聪明的姑娘！”母亲亲热地说。
“说下去！我们决不让他们打你……”
周围又静了下来。马蹄在松软的地上刨了两下。一个还未成年的姑娘进了屋。她脑后梳着黄色的短辫，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双可爱的眼睛。她咬着嘴唇，伸手端着一个边上碰得凹凸不平的大托盘，托盘上放着餐具。她弯着腰，向母亲频频点头行礼。
“给他松绑……”
忽然，一个县警骑马飞奔到了广场上。他在乡公所的台阶附近勒住了枣红马，挥舞着马鞭，朝那个农民吼叫着。叫喊声震动了窗户上的玻璃，但听不清他叫些什么。农民站了起来，用手指着远处。县警跳下马来，摇摇摆摆地走着，把缰绳丢给农民，两手抓住栏杆，艰难地走上台阶，走进乡公所的大门，消失了……
“小心，可别闯祸！”
沉重的乌云在天空互相追逐着，纷飞着。四周一片寂静、昏暗和孤寂。生命仿佛已躲向不知何处，并且消失了。
“我的手痛！”雷宾平缓而洪亮的声音盖住所有的声音，“农夫们，我不会跑的！我不会离开我们的真理去躲起来的！真理就在我的心里……”
中午过后，又冷又累的母亲到了尼科尔斯科耶这个大村庄。她走进驿站，为自己要了份茶，在窗前坐下，把沉重的箱子搁在凳子下面。从窗口可以看到一个小广场，上面像地毯一样铺着踏平了的枯草。还可看见乡公所那栋黑灰色的房子，屋顶已经倾斜。台阶上坐着一个秃顶长胡须的农民。他只穿件衬衫，在抽烟。一头猪正在草里行走。它不满地煽着双耳，用嘴在地上拱着，不时摇晃着脑袋。
有些人低声交谈着，摇着头离开人群，四散走开了。但穿着破旧衣服匆匆跑来的神情气愤的人却越来越多。他们围着雷宾，像黑浪在翻腾。而他站在他们中间，宛如森林中的教堂。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挥舞着，对人群说：
她给了他一个硬币。他把硬币在手上掂了掂，以同样的声调对母亲说：“三戈比用来喝伏特加，两戈比吃面包……”
“谢谢！善良的人们，谢谢你们！我们的手应由我们自己来解开！就应该这样！有谁会来帮助我们呢？”
“给我五戈比吧，让我哪怕喝上一口也好！”
他摸了摸胡须，将一只染了鲜血的手又举了起来。
车到驿站，他解开缰绳，用一种绝望的声调对母亲说：
“这是我的血，是为真理而流的！”
“富人在天堂里还会嫌挤——事情就是这样！……他就会压迫别人。官家是他的朋友。”车夫在座位上摇晃着，拖长声音说着。
母亲从台阶上走下来。但从平地上她看不到被人群紧紧围住的米哈依洛，她又上了台阶。她的胸膛里热乎乎的，一种模糊的喜悦使她的心在“咚咚”地跳。
车夫带鼻音的说话声，驿马的铃铛声，风的呼啸声和簌簌声，汇集成一条蜿蜒曲折、微微颤动的小溪，在田野的上空不断地流淌着。
“农民弟兄们！你们去找书报看吧！别相信官府和神父们的话。当他把一些人称为坏蛋时，那些人恰恰是给我们带来真理的人。真理在大地上神秘地流传着，它在人民中扎下了根！而在官府眼中，真理就是刀与火。他们不能接受真理，真理会杀掉他们！烧死他们！真理对你们来说是善良的朋友；真理对官府来说，则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就是真理必须避开官府的原因！……”
周围的一切在摇摆着缓慢地后退。灰色的乌云在天空中艰难地互相追逐着向前浮动。道路两旁潮湿的树木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梢一闪而过。田野向四面八方延伸，山冈时隐时现。
人群中又爆发出几声叫喊：
母亲像做梦一样听他说着。近些年来她所经历过的一连串事件呈现在她的记忆之中。她回忆这些事件时，处处都见到了自己的身影。以前，生活是在很远的什么地方创造的。是谁为了什么而创造的，均不得而知。而现在，很多事情是她眼看着发生的，自己还出过一把力。这些在她心中引起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对自己既怀疑，又满意；既困惑又有些惆怅。
“乡亲们，听着吧！”
“嗯，他少分给我了。我一看，没给我什么东西！”车夫说道。
“唉，老弟，你要完了……”
秋天肥胖的乌鸦忧心忡忡地在已收割了的田野上走着。凛冽的寒风吹在它们身上。乌鸦侧身对着风头，风吹着它们的羽毛，使它几乎站不住脚。它们只好让步，懒洋洋地拍打着翅膀，飞向别处。
“谁出卖你的？”
“驾！在玩呀，你他妈的混账东西！”
“神父！”一个乡警说道。
他突然朝左边的马抽了一鞭子，凶狠地喝道：
两个农民便破口大骂起来。
“我跟他，也就是我兄弟，说‘我们分开过吧！’我们就这样分家了……”
“小心点儿，弟兄们！”有人提醒地叫道。
清晨，母亲坐上驿站的马车，在秋雨冲刷过的路上颠簸着。潮湿的秋风拂面，泥浆飞溅。车夫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侧着身子，用带着鼻音和沉思的声调对母亲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