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塔子沟不久，二姐发觉自己怀上了小孩，而那让她回城的消息却迟迟不来。二姐只好到公社来找主任，主任只催她快去把肚里的问题先处理了，闭口不提回城的事。急了的梅二姐就说要去告状，不料那主任却一点不怕，说真要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他就说她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到头来看谁的下场更惨！已经在那信息闭塞的山沟里呆得有点迟钝的梅二姐害怕、又有点顾及自己的声誉，在主任的哄骗和威胁下去了另一个公社的卫生院。
公社革委会的主任把她安在一间空屋里，要她等到几天，因为梅二姐的家庭背景复杂，情况特殊，这样的子女想要回城就不那么简单，所以要研究研究，这研究的时间没有几天是不够的。再说这几天公社的其他干部都不在，要研究就要等人回来齐。就在梅二姐到来的这天夜里，那个主任把二姐糟蹋了。他对二姐说，只要有了这回事，她回城的事他就给她包了。二姐欲哭无泪，投诉无门，在公社那间屋里关了几天后，公社主任要她回去等消息。
心灰意冷的梅二姐又回到了塔子沟，她不相信还能等到什么消息，可她又不能不等，一直等。正在她觉得回城是不会再有希望了的时候，主任带话来要她赶快来公社。带口信的人是塔子沟的村民，说完了，还向二姐表示了祝贺。二姐随身的东西不多，收拾好了就急忙去了公社。
本来，梅二姐以为自己就会在这塔子沟里呆上一辈子。但过了几年，连村里人都在劝她，说别的地方，那些“知青”都走完了，回城里去过拿薪水吃饭的日子了。梅二姐心动了，就去公社上找领导问问这件事。
来到公社时天已黄昏，不想一见到那位主任，主任却把脸一沉，喝问她怎么就把行李都打好了？接着说，他让她来，不过是把有些情况再作些深入了解，以便在研究时来说服别的领导们。发了一通火，就让二姐还是住进那个小屋子里去。同时又对二姐说，不巧的是公社的人们出差的出差，下乡的下乡，又是他一个人守办公室。二姐一听，什么都明白了，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却被主任拖进小屋里，说是天太晚，住一宿明天再走。
梅二姐到了水坝乡就被独自一人分去了塔子沟。塔子早让人们在破“四旧”时给推平，只有地名留了下来。这里还不通公路，村里的人们都很和气，才来时人们有点惊讶二姐的蓝眼、白皮肤和黄头发，几天以后也就习惯，不再惊奇，善良的村民们在那几年里给了梅二姐很多的照料，让二姐渐渐忘记了心灵里的痛楚。
那一夜，屋外大雨滂沱，那一夜，雷鸣电闪和狂暴的大风几乎就没有停过。那一夜，二姐明白了绝望真正的含义，她麻木地任随强健得如同种公牛般的主任摆布，用泪水洗了一夜的脸。
梅二姐自然而然成为了“黑五类”子女。但是在那时，只要是学生，都必须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只是，人家是到农村牧区去是为了“大有作为”，梅二姐也要到农村牧区去，却是要“永远接受教育，洗涤自己肮脏的灵魂”。这是在临走时，在学校的“工宣队”队长、还有居委会那个说不清是胖了、还是浮肿了的邻居老太婆对她说过的话。
天刚亮时，二姐悄悄离开了公社的院落，她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无意中，她听到了正在涨水的河流发出的咆哮如雷的吼声。
“顽抗到底”的阿妈注定了只有“死路一条”，她交不出密电码，也交不出电台，她也交不出同那个“姓梅”的法国人的联络方式。那是一个漆黑的夜，风是那么的大，雨是那么的急，早已被人剪断了电线的房屋里伸手不见五指。也是那一夜，夜夜睡不踏实的二姐睡得特别不踏实，可浓浓的睡意还是让二姐神志不清。在朦胧中，她仿佛听到阿妈咬牙切齿地喊着：“梅莫特！梅莫特……该死的蓝眼睛、该死的黄头发……”啜泣着，梅二姐昏然睡去。在天亮时，她才看见了她的阿妈已经永远地睡了。阿妈是把自己的手腕割了一条口子，让那红得发黑的鲜血流了个痛快之后去了西天的佛爷处，或是去了仁慈的主的天堂。
丁富强的手艺活只是会把圆圆的木料用锯子锯为木板，他是一个连家具也不会做的木匠，人们喊他“弹簧”，因为他随时到处走；人们说他是“黑人”，因为他没有户口。求碗饭吃不容易，他从不在乎人家喊他什么。他头天晚上在一家人那里结了工钱，这天早上起了个早，背上他找饭吃的“立马锯”就上了路，他是想到塔子沟去，听说那里有一户人家在找木匠。
陈旧、狭窄，但原本十分温馨的家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也被撬了起来，除了泥巴，除了石块，还是没有电台、没有密电码！更没有手枪、炸弹。阿妈被剃成了“阴阳头”，没有了头发的那一半，每次批斗以后总是让人淋上蓝黑墨水、红墨水。二姐打来水，帮阿妈洗干净头、头发，娘儿俩就依偎在一起默默流泪直到天亮。
沿着河岸正走，突然看到波涛里有人在挣扎。水里的人没有发出求救的声音，一头浓密的黄头发飘的波涛上很显眼，一双不断在水里拍打的手，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求生、本能的愿望。
在那段日子里，惊惶失措的梅二姐看见受苦、受罪的阿妈，看着自己身边横眉瞪眼的人们，有时竟会自己怀疑自己是一个魔鬼，不然，原本是“城市贫民”怎么会一夜间变成了“专政对象”？不然，那么多平时本来很熟悉、很要好的人、包括好多同学在内一下子都不敢接近自己了？不然，自己的黄头发、蓝眼睛怎么样就成为了别人取笑的话柄，成了阿妈受罪的根子？
好像连想也没有想，丁富强丢掉“立马锯”，把身上的布包一扔，就跳进水里去抓水里的人。丁富强后来说，幸亏他从小是在沱江边长大的，多少还识点水性。他说，水野都不怕，就是那水太冷，浸骨头，把人拖上岸了，才晓得冷得站都站不稳了。
真也就是一夜的功夫，街坊邻居觉悟了，警惕性一下就提高起来。梅二姐的阿妈成了“特务”，要她交出电台来、交出密电码来。里通外国的证据之一就是梅二姐那雪白的脸庞、深蓝色的眼睛、那一头浓密的金黄色头发！
丁富强搭救起了梅二姐，活过来的梅二姐就如见到亲人那样，把肚子里的苦水竟痛快地吐了出来。丁富强不断地叹息着、咒骂着，他对二姐是真的好同情，可他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俩人商议来、商议去，到后来也有了主意。他俩没有去公社，也没有再去塔子沟，而是转身就回到了小城。
二姐十七岁那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正好在高中一年级读书、那时的梅二姐对未来充满了幻想。女同学悄悄地学她把头发盘起来，男同学偷偷地给她写纸条。梅二姐正在为自己竟然有如此迷人的魅力有点高兴的时刻，却在一夜间什么都变了。
丁富强没有资格在小城里上户口，他也没有想要在这里上起户口，梅二姐要上户口又没有回城的手续，幸好还有一间破旧的老房子。把房子分成两间，丁富强住外面那间，两个人煮饭吃饭都在这里。二姐住在里面一间，过了好几年，费了好多神，二姐重新上起了户口，俩人这才到民政局去办了结婚证，丁富强也就住进到了里面那间房里。
熟人就开玩笑说梅二姐“太惯适”这个男人，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找钱，男人潇潇洒洒，百事不过问。梅二姐说，患难夫妻，计较啥？不是他，我连命都没有了。虽说没有子女，梅二姐和丁木匠是恩爱的两口子，这是邻居们都清楚的，他们俩的经历多少也有些耳闻。
梅二姐回到城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在塔子沟劳动了几年，二姐早已能吃苦，她到处找事情做，修河堤，她背过石头，修马路，她砸过碎石，上山砍柴，卖给烧砖瓦、石灰的窑厂。她成了这个小城里凭自己劳力吃饭的人。丁木匠照旧四处奔波，不同的是小城有了一个他能落脚的窝。两个人省吃俭用，居然手里有了一点积蓄。
煮好了，通常是他自己先在家里吃了，然后才把饭送到距离自家住处还要走好长一段路的铺面上来。不等二姐吃完，照例是几句话一说，他便哼着不成调的川剧，有时是哼着好多年前的“样板戏”，摇摇晃晃去了街头的小茶馆，这么些年来，他总是在那里打麻将，每天的输赢都在一元钱左右。无忧无虑，天天过得逍遥自在，虽说丁富强比梅二姐要长十来岁，可看上去倒比二姐年龄还小些。
梅二姐说，两口子过日子，是你在“惯适”我，我在“惯适”你。在屋里，丁木匠对自己“惯适”得很呢。
已经有十多年了，梅二姐在这个小城还算热闹的地段，租了一个门面，开着一个专营化妆品的小店，生意不是那红火，可也还算过得去。二姐的丈夫姓丁，名叫富强，是解放以后才来小城的外地人，丁富强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单位，是一位不会做细活的木匠。仗着二姐铺面那点收入，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什么事也不做了，每天只是在家里煮两顿饭。
又过了好些年，梅二姐才开了这间化妆品的专营店。她不再去把自己的头发染黑，她的黄发，白脸成了绝好的宣传广告。小城里追时髦的姑娘们就来问，是不是用了这些化妆品，脸就能变得同梅二姐的脸一样白。梅二姐的回答总是模糊不清，就看买化妆品的人自己去理解。
年过五十的梅二姐，皮肤还是比别人白，只是脸上有了好多纹路，眼袋也显现出来了，虽然没有了少女的妩媚，却又有了女人步入中老年时才有的富态像。她的眼睛也好像也不如年少时那么蓝，很少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只有头发倒是仍然金黄，可已经稀疏得多了。
奇特的事还在发生，过去对自己满头黑发从不在意的大小伙子们也在一夜间对自己的黑发讨厌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弄成了黄色，白色，有的干脆让自己的头发有黑、有黄、有白，头顶上却飘扬了一绺红色的头发。
年轻时的梅二姐身材高挑，人们都说这就像她的母亲。她有一双大大的、蓝色的、会说话的眼睛，人们又说这又像她那个没见过面的法国父亲。梅二姐的皮肤白，她那张脸，在雪白中又略微透出一点胭脂的嫩红来，就显得格外妩媚。她那一头金黄色的、自然卷起来的披肩长发，引得与她年岁差不多大小的小伙子们、甚至年纪比她大出好多的男人也失魂落魄。梅二姐更让她年少的女伴们妒忌不已！不过，这都是在她年青时候的事了。
梅二姐感慨。如果这些人晓得黄头发会给一个人带来麻烦，他们还会把头发弄黄吗？同那时比，现在的一切都变了。哪个还在头发颜色这样的事情上无事找事做？梅二姐的头发现在一点也不显眼，如她这个年龄的人头发颜色同她的头发颜色都差不多。不同的是，那些人隔三差五要去染，而她的头发不用染。
那个法国人，也跟着梅二姐的阿妈到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寺院里去磕头、烧香。在那段日子里，他们俩人过得很快活。梅二姐的阿妈讲，那个“姓梅”的法国人，高大健壮，一头金黄色的卷发，浑身的皮肤雪白，白得晃人眼。特别是他那双深蓝色的、会说话的眼睛和那头金黄色的头发，让梅二姐的阿妈在弥留之际也还不住的念叨。
这么多年了，丁富强的口音一直有些笑人，他说“黄”是“房”，说“头发”是“头华”。他说，光是用不着去把“头华染房”，家里的开支就省了好多钱。他这一辈子，娶了个“房”头“华”的女人，是缘分，也是自己的福分。那年，浓密的“房”头发在水里飘浮的时候，就像“房金”那么耀眼，先看到头“华”才看到了人。
那个法国人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梅莫特?卡斯塔尼埃”，当年在小城的时候，就居住在那个被小城人称为“修道院”的工房里。梅二姐的阿妈原来是信仰佛教的，就是在认识了他以后才改信了“新教”，也是从他那里学会了在吃饭前要祈祷，星期天要去教堂里做“礼拜”。
梅二姐说，原来你是想从水里捞金子，不是想救我？丁富强说，原本是那么想的，没想到捞起来一个比金子还管钱的婆娘。梅二姐就扬起巴掌打他，丁木匠就用他那改不了的老家口音，夸张地喊道：莫打，莫打，打坏了，没得人给你煮“换”。
在说这个故事时的梅二姐早过了“知天命”的门槛，她虽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哪一个月、哪一天的生日，但她清楚记得她的阿妈不止一次对她说过：她是在“民国三十八年”出生的，阿妈还说过，就在前一年，她的生父——一个法国人也离开了小城，回他的“法兰西”去了。
他又把“饭”说成了“换”。
其实，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头发，而是一个关于头发颜色的故事。本来，颜色是头发的附属，但是头发的颜色有时比头发本身更重要，不论本人愿意不愿意，弄不好就对一个人的生活、乃至一生都有影响。正在发愁拆了旧房屋能往哪里搬迁的梅二姐，对头发、头发的颜色就有一肚子的感慨。